《历史的侧面》【连载】 ——关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制度”演变的那些事儿
《历史的侧面》（17）
按照李约瑟博士的说法，近代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发生而是在西方萌芽并且大发展，是因为一种被他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制度而导致的。这种社会制度又被李约瑟称为：“亚洲型的官僚封建制度”。【10】
而且，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官僚式”的，而非欧洲中世纪那种“封建式”的。那么这种在中国秦汉之后逐渐“取得压倒性优势”的制度，到底是“官僚式”的、还是“封建式”的呢？
其实，在李约瑟博士的著作里，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比如，在李约瑟本人的叙述当中，经常会频繁地谈到几个词，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官僚制度”、“中国式封建制度”、“官僚封建制度”等等。每次提到这些术语时，李约瑟总是出言谨慎，小心翼翼，一般都要加以特殊的注明。
尤其是针对“封建”一词，李约瑟总是给出一些定语，比如，“如果确实名副其实的话”，“假如那是恰当的名词的话”，或者“中古亚洲特有的封建制度”……这些特殊说明的话。【11】
李约瑟这样表达，显然是有他自己的道理。因为在一个外国人看来：中国自秦汉以后并没有进入到官方所宣传的那种“封建社会”里，而是进入到一种被他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官僚制”的特殊历史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秦—清），国家权力的行使“不是通过受采邑之封而又有等级之分的军事贵族，而是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官体制，即西方人所知的‘官吏体制’，这个体制不再享有世袭权，而是代代更新其成员。”【12】
按照李约瑟博士的说法，近代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发生而是在西方萌芽并且大发展，是因为一种被他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制度而导致的。这种社会制度又被李约瑟称为：“亚洲型的官僚封建制度”。【10】
而且，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官僚式”的，而非欧洲中世纪那种“封建式”的。那么这种在中国秦汉之后逐渐“取得压倒性优势”的制度，到底是“官僚式”的、还是“封建式”的呢？
其实，在李约瑟博士的著作里，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比如，在李约瑟本人的叙述当中，经常会频繁地谈到几个词，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官僚制度”、“中国式封建制度”、“官僚封建制度”等等。每次提到这些术语时，李约瑟总是出言谨慎，小心翼翼，一般都要加以特殊的注明。
尤其是针对“封建”一词，李约瑟总是给出一些定语，比如，“如果确实名副其实的话”，“假如那是恰当的名词的话”，或者“中古亚洲特有的封建制度”……这些特殊说明的话。【11】
李约瑟这样表达，显然是有他自己的道理。因为在一个外国人看来：中国自秦汉以后并没有进入到官方所宣传的那种“封建社会”里，而是进入到一种被他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官僚制”的特殊历史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秦—清），国家权力的行使“不是通过受采邑之封而又有等级之分的军事贵族，而是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官体制，即西方人所知的‘官吏体制’，这个体制不再享有世袭权，而是代代更新其成员。”【12】
《历史的侧面》（18）
李约瑟经过长期的研究还发现，中国不存在类似西欧中世纪那种典型的feudalism制度（中文对译为“封建”)。如果硬要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划出一段历史时期与这种封建制度相对应，那么先秦时期的“三代”（也就是“夏商周”时期）无疑最为典型。如果非要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也定义成“封建社会”，那么，必须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种所谓的“封建”与欧洲的那个“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军事贵族封建制度”，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相似性。
然而，调查的结果非常令人沮丧，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太大的相似性。
这就有点儿奇怪了，要知道，我们从小到大，从小学教育开始，一直到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不同的大学教育可能有所偏差），历届教科书里，向来是把秦朝以后、一直延绵到清朝的这段历史时期，定义为“封建制度”，同时又将秦朝以前、也就是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代，称之为“奴隶社会”。难道李约瑟神经错乱了吗？
当然不是，二者之间，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
那么，到底是谁错了呢？
另外，李约瑟也不同意国内历史学家的一种认知倾向，就是企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包揽一切人类文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一公式，也就是所谓的：任何国家、民族都必须依次经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僵化刻板的进化顺序，也就是所谓的“五阶段论”（这种顺序不能乱，还不能省略或者跳过）。
李约瑟经过长期的研究还发现，中国不存在类似西欧中世纪那种典型的feudalism制度（中文对译为“封建”)。如果硬要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划出一段历史时期与这种封建制度相对应，那么先秦时期的“三代”（也就是“夏商周”时期）无疑最为典型。如果非要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也定义成“封建社会”，那么，必须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种所谓的“封建”与欧洲的那个“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军事贵族封建制度”，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相似性。
然而，调查的结果非常令人沮丧，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太大的相似性。
这就有点儿奇怪了，要知道，我们从小到大，从小学教育开始，一直到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不同的大学教育可能有所偏差），历届教科书里，向来是把秦朝以后、一直延绵到清朝的这段历史时期，定义为“封建制度”，同时又将秦朝以前、也就是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代，称之为“奴隶社会”。难道李约瑟神经错乱了吗？
当然不是，二者之间，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
那么，到底是谁错了呢？
另外，李约瑟也不同意国内历史学家的一种认知倾向，就是企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包揽一切人类文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一公式，也就是所谓的：任何国家、民族都必须依次经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僵化刻板的进化顺序，也就是所谓的“五阶段论”（这种顺序不能乱，还不能省略或者跳过）。
《历史的侧面》（19）
李约瑟尤其不同意中国曾经存在过“奴隶制社会”这样的论断。
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奴隶”，但这并不能说有奴隶就一定有“奴隶社会”的存在，就一定会出现类似于古代西欧那样的非常发达的、典型的奴隶制度。因为，即使是被“广泛认为”是奴隶制度的商、周时期，中国也不曾出现过类似于地中海文明那样的“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13】。
中国既“没有类似游弋于地中海的满载奴隶的大帆船的东西，也没有类似于遍布意大利各地的大庄园的东西。”【14】
也就是说，不管在“质”上，还是在“量”上，中国的奴隶制度都无法和与地中海文明相比，甚至可以说是相去甚远。关于这一点，李约瑟甚至毫不隐晦地说：
“我要极其抱歉地说，关于这一点（是否存在奴隶社会），我与中国当代的研究者们存在着严重分歧。”【15】
而这个所谓的“五阶段论”，经过李约瑟的研究论证，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在那个流行于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教条主义风气中”形成的，并不适用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16】
李约瑟尤其不同意中国曾经存在过“奴隶制社会”这样的论断。
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奴隶”，但这并不能说有奴隶就一定有“奴隶社会”的存在，就一定会出现类似于古代西欧那样的非常发达的、典型的奴隶制度。因为，即使是被“广泛认为”是奴隶制度的商、周时期，中国也不曾出现过类似于地中海文明那样的“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13】。
中国既“没有类似游弋于地中海的满载奴隶的大帆船的东西，也没有类似于遍布意大利各地的大庄园的东西。”【14】
也就是说，不管在“质”上，还是在“量”上，中国的奴隶制度都无法和与地中海文明相比，甚至可以说是相去甚远。关于这一点，李约瑟甚至毫不隐晦地说：
“我要极其抱歉地说，关于这一点（是否存在奴隶社会），我与中国当代的研究者们存在着严重分歧。”【15】
而这个所谓的“五阶段论”，经过李约瑟的研究论证，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在那个流行于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教条主义风气中”形成的，并不适用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16】
《历史的侧面》（20）
其实，李约瑟一直在寻找中国与欧洲“充分不同”的东西，而这个“不同”恰好导致了中国的古代是如此的辉煌灿烂、而到了近代却如此贫困落后。正如他所说：
“当我们比较欧洲和中国的历史时，就会发现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中国的封建制度（假如那是恰当的名词的话）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又有什么样的不同？”【17】
所以，在破解李约瑟难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一个概念，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封建”？以及“封建”一词的原始含义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要这么较真，主要是因为“封建”一词的内涵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就相当于自然科学里的“度量衡”，交通岗上的指示灯，属于史学界里的关键性术语。如果它的概念含糊不清，制定的标准模糊不定，那么它所衡出来量的“历史事件”，也将变得混乱不堪。
这就好比一把尺子、或者一杆秤，如果它本身的标准就是歪的，那么它们所丈量出来的尺寸、或者称量出来的重量，也将没个准谱，根本不具备参考价值。
所以，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着重阐述“封建”一词的来世今生，重新厘定“封建”一词的原始本意。同时，我们还要重新审视一下“从秦朝到清朝”这段历史时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其实，李约瑟一直在寻找中国与欧洲“充分不同”的东西，而这个“不同”恰好导致了中国的古代是如此的辉煌灿烂、而到了近代却如此贫困落后。正如他所说：
“当我们比较欧洲和中国的历史时，就会发现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中国的封建制度（假如那是恰当的名词的话）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又有什么样的不同？”【17】
所以，在破解李约瑟难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一个概念，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封建”？以及“封建”一词的原始含义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要这么较真，主要是因为“封建”一词的内涵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就相当于自然科学里的“度量衡”，交通岗上的指示灯，属于史学界里的关键性术语。如果它的概念含糊不清，制定的标准模糊不定，那么它所衡出来量的“历史事件”，也将变得混乱不堪。
这就好比一把尺子、或者一杆秤，如果它本身的标准就是歪的，那么它们所丈量出来的尺寸、或者称量出来的重量，也将没个准谱，根本不具备参考价值。
所以，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着重阐述“封建”一词的来世今生，重新厘定“封建”一词的原始本意。同时，我们还要重新审视一下“从秦朝到清朝”这段历史时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历史的侧面》（21）
第二章 “封建”的百年误读
1940年1月2日深夜，寒风瑟瑟，夜雨婆娑。在上海陶家的寓所里，陶希圣一家人正襟危坐，心情忐忑不安。在他们旁边放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金银细软。仆人们早已遣散，家务也很久没有人收拾，只剩下了陶家人团坐在黑暗之中焦急的等待。
大家屏住呼吸，倾听着窗外的动静。不算大的客厅在黑暗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空旷。窗帘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蜡烛咝咝作响，在静谧的房间里清晰可闻，空气放佛凝固了一样。此时，陶家人正等待着一个决定着全家人前途命运的重要时刻。
据可靠内线密报，由于陶希圣拒绝在汪伪政府的卖国密约上签字，已经引起了汪精卫的怀疑。“七十六号”的特务正随时准备前来刺杀他，然后开“追悼会”，以掩人耳目。
在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曾经几度想到过自杀来寻求解脱，但他又不甘心这样一死了之。
他在当时的一封家书里曾经这样说过：“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
想当年，“七七”事变以后，陶希圣曾经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庐山会议（“牯岭茶话会”）。陶希圣被选举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抗战初期，陶希圣和很多懦弱文人一样，对抗战的前途充满了悲观失望情绪，一时糊涂便加入了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后来又成为汪精卫的亲信，帮助他鼓吹“和平运动”，鞍前马后，出力不少。
当时，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也是该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和陶希圣都积极赞同汪精卫的“对日和谈”主张。1938年12月，高、陶二人秘密追随汪精卫转道河内，出逃日本，然后又参与了汪伪政权的组建工作，以及与日本人所谓的“和平”谈判。
然而，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这两位在学术上有着高超的造诣，但在政治上却极端幼稚的迂懦文人逐渐清醒地认识到，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不是在救国，而是在卖国。日本人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彻底灭亡中国。
二人终于幡然悔悟。
好在，高、陶二人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虽然在大节上有亏、一时铸成了大错，但好在良心未泯，人性尚存，还不想在迷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如陶希圣后来自己所说的：
“（投降）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于是高、陶二人商定秘密逃离上海，脱离汪伪集团的控制。
第二章 “封建”的百年误读
1940年1月2日深夜，寒风瑟瑟，夜雨婆娑。在上海陶家的寓所里，陶希圣一家人正襟危坐，心情忐忑不安。在他们旁边放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金银细软。仆人们早已遣散，家务也很久没有人收拾，只剩下了陶家人团坐在黑暗之中焦急的等待。
大家屏住呼吸，倾听着窗外的动静。不算大的客厅在黑暗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空旷。窗帘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蜡烛咝咝作响，在静谧的房间里清晰可闻，空气放佛凝固了一样。此时，陶家人正等待着一个决定着全家人前途命运的重要时刻。
据可靠内线密报，由于陶希圣拒绝在汪伪政府的卖国密约上签字，已经引起了汪精卫的怀疑。“七十六号”的特务正随时准备前来刺杀他，然后开“追悼会”，以掩人耳目。
在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曾经几度想到过自杀来寻求解脱，但他又不甘心这样一死了之。
他在当时的一封家书里曾经这样说过：“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
想当年，“七七”事变以后，陶希圣曾经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庐山会议（“牯岭茶话会”）。陶希圣被选举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抗战初期，陶希圣和很多懦弱文人一样，对抗战的前途充满了悲观失望情绪，一时糊涂便加入了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后来又成为汪精卫的亲信，帮助他鼓吹“和平运动”，鞍前马后，出力不少。
当时，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也是该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和陶希圣都积极赞同汪精卫的“对日和谈”主张。1938年12月，高、陶二人秘密追随汪精卫转道河内，出逃日本，然后又参与了汪伪政权的组建工作，以及与日本人所谓的“和平”谈判。
然而，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这两位在学术上有着高超的造诣，但在政治上却极端幼稚的迂懦文人逐渐清醒地认识到，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不是在救国，而是在卖国。日本人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彻底灭亡中国。
二人终于幡然悔悟。
好在，高、陶二人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虽然在大节上有亏、一时铸成了大错，但好在良心未泯，人性尚存，还不想在迷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如陶希圣后来自己所说的：
“（投降）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于是高、陶二人商定秘密逃离上海，脱离汪伪集团的控制。
《历史的侧面》（22）
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冒险来到陶希圣家，将随身携带的两张船票交给陶希圣，让他和自己一起逃跑。
高宗武这个逃跑方案使得处于“精神崩溃”中的陶希圣如同遇到了大救星一样，二人心口为之一亮，欢天喜地地答应了高宗武的出逃计划，决定一起逃出上海。次日，高、陶二人在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安排下，悄悄登上美邮轮“胡佛总统号”，并于翌日抵达香港，回到了久违了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家庭中来。
1940年1月22日，二人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由他们冒险带出来的“汪日密约”的全文，以及自己的忏悔信，此举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投降、反汉奸、反侵略的高潮，使得一些原先本对日本抱有希望和幻想的“糊涂人士”彻底丢掉了幻想，重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中来。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高陶事件”。
我们这里引述“高陶事件”，当然不是为了高度赞扬高、陶二人能够亡羊补牢、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深明大义、不顾个人安危脱离汪伪集团的控制重新回到抗日大家庭的怀抱中来。而是因为二人之中的陶希圣，曾经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打响了某一场“论战”的第一枪，并在该论战当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而这场论战的核心议题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封建”？
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冒险来到陶希圣家，将随身携带的两张船票交给陶希圣，让他和自己一起逃跑。
高宗武这个逃跑方案使得处于“精神崩溃”中的陶希圣如同遇到了大救星一样，二人心口为之一亮，欢天喜地地答应了高宗武的出逃计划，决定一起逃出上海。次日，高、陶二人在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安排下，悄悄登上美邮轮“胡佛总统号”，并于翌日抵达香港，回到了久违了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家庭中来。
1940年1月22日，二人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由他们冒险带出来的“汪日密约”的全文，以及自己的忏悔信，此举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投降、反汉奸、反侵略的高潮，使得一些原先本对日本抱有希望和幻想的“糊涂人士”彻底丢掉了幻想，重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中来。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高陶事件”。
我们这里引述“高陶事件”，当然不是为了高度赞扬高、陶二人能够亡羊补牢、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深明大义、不顾个人安危脱离汪伪集团的控制重新回到抗日大家庭的怀抱中来。而是因为二人之中的陶希圣，曾经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打响了某一场“论战”的第一枪，并在该论战当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而这场论战的核心议题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封建”？
《历史的侧面》（23）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关键；中国社会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封建制度。”
——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关键；中国社会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封建制度。”
——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历史的侧面》（24）
语乱天下的“封建”【1】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有一句名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句话说的可是一点都不假。
所有你今天能看到的“历史”，大都是当代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的历史；也是当代人基于自己的价值取向，重新“过滤”以后的历史。
这样的“历史”你不能说它全对，也不能说它全错，只能说它更符合长久以来人们形成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到了最近又有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政治正确”。
按理说，历史的真相只能有一个，它是一道填空题，不是一道选择题。可是记载、传播、研究历史的方法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推移，其中出现一些歪曲、误解和捏造历史事实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更有甚者，有一些人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还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有选择、有目的地夹带自己的“私货”，成为历史的“发明家”。像这样的人就更可耻了！
可是，人类的天性又偏偏喜欢跟风和盲从，喜欢随大流。他们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有鬼，也不愿意相信科学家们苦口婆心的教诲；宁肯偏听偏信巫婆神汉编织的光怪陆离的故事，也不愿意认同生活中哪怕最为浅显的科学道理。
这种盲听、盲信和盲从，表现在历史常识的认知上，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一个网络语言的爱好者，那么对于“红楼体”、“梨花体”、“咆哮体”、“甄嬛体”……这些网络体例也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如果互联网能够在一百年前就存在的话，那么对于某一种体例，你也一定不会放过，就是——“封建X”体。
比如说，“封建地主”、“封建迷信”、“封建官僚”、“封建专制”、“封建帝制”、“封建包办婚姻”等等。
诸如此类的词语，我们不但耳熟能详，而且司空见惯，因为屡见不鲜，所以也就见怪不怪。
所谓“习惯成自然”，等用的时间久了，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反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到使用的时候，更是不思、不虑也不想，信手拈来，拿之即用，从来不考虑其中还有什么奥秘可言。甚至在某一些人看来，这些词汇都是由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根本没有考证的必要，就算要考证，也纯属多此一举。
语乱天下的“封建”【1】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有一句名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句话说的可是一点都不假。
所有你今天能看到的“历史”，大都是当代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的历史；也是当代人基于自己的价值取向，重新“过滤”以后的历史。
这样的“历史”你不能说它全对，也不能说它全错，只能说它更符合长久以来人们形成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到了最近又有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政治正确”。
按理说，历史的真相只能有一个，它是一道填空题，不是一道选择题。可是记载、传播、研究历史的方法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推移，其中出现一些歪曲、误解和捏造历史事实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更有甚者，有一些人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还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有选择、有目的地夹带自己的“私货”，成为历史的“发明家”。像这样的人就更可耻了！
可是，人类的天性又偏偏喜欢跟风和盲从，喜欢随大流。他们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有鬼，也不愿意相信科学家们苦口婆心的教诲；宁肯偏听偏信巫婆神汉编织的光怪陆离的故事，也不愿意认同生活中哪怕最为浅显的科学道理。
这种盲听、盲信和盲从，表现在历史常识的认知上，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一个网络语言的爱好者，那么对于“红楼体”、“梨花体”、“咆哮体”、“甄嬛体”……这些网络体例也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如果互联网能够在一百年前就存在的话，那么对于某一种体例，你也一定不会放过，就是——“封建X”体。
比如说，“封建地主”、“封建迷信”、“封建官僚”、“封建专制”、“封建帝制”、“封建包办婚姻”等等。
诸如此类的词语，我们不但耳熟能详，而且司空见惯，因为屡见不鲜，所以也就见怪不怪。
所谓“习惯成自然”，等用的时间久了，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反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到使用的时候，更是不思、不虑也不想，信手拈来，拿之即用，从来不考虑其中还有什么奥秘可言。甚至在某一些人看来，这些词汇都是由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根本没有考证的必要，就算要考证，也纯属多此一举。
《历史的侧面》（25）
殊不知，那些被“封建”一词修饰的词汇，几乎无一例外都与“封建”一词的本意无关，甚至有一些和“封建”的原始含义还自相矛盾。
比如说，“封建”和“专制”就势不两立，“封建”和“地主”也词不达意，“封建”和“官僚”相互冲突，而“封建”和“皇帝”则只能用势同水火来形容。
因为封建代表着分权，专制代表着集权。你把“封建”和“专制”放在一起，就相当于说一个男人是女人，一个公的是母的，一个很高的矮子，一个很瘦的胖子，很黑的白色，很牛的马，很丑的美女，很衰的猛男一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封建时代属于“贵族政治”，专制时代属于“官僚政治”，在封建时代压根就不会出现“皇帝”这一物种，“皇帝”这玩意儿其实是在秦朝以后才出现。
如果你有幸穿越回古代，当着秦始皇的面直接称呼他为“封建皇帝”，那么，他会气得从宝座上跳起来。因为他自诩为彪炳史册的一项“伟大功绩”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废封建，置郡县”。
爷干的就是“废封建”的活儿，你居然说我是“封建皇帝”，赶紧拉出去，腰枪毙一小时！
类似这样的说法，在史书上不绝于耳，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我在这里信口胡诌，凭空捏造，毫无理由地瞎掰，具体的证据我们会在后面一一地列举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封建迷信”、“封建官僚”、“封建包办婚姻”……，也大都属于无稽之谈，与“封建”一词儿，根本就搭不上边儿。
因为“迷信”这个东西从原始社会就有了，并且盛行于各个时代，并非封建时代所独有。而且，阵疯可以打保票地说，“迷信”这东西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一定还会有。只要人类社会不灭亡，“迷信”这东西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与人类社会共存亡，永远也不可能被彻底的清除掉。
而“包办婚姻”这种说法就更胡扯了，因为“打包处理姑娘”这种事儿，可不是从秦朝以后才开始的，而是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大量存在，甚至在原始社会就曾经存在过，并非封建时代所独有的东西。只不过到了秦朝以后，由于文化习俗的原因、以及文学艺术的发达，很多案例被记录在案，导致包办婚姻的数量达到了一个高峰，但它并非封建时代所独有的新鲜事物，与“封建”一词也是八竿子打不着。
换句话说，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属于典型的“关公战秦琼”。
可以这样说，“封建”一词自打它被滥用的那天起，就与它的本意相差甚远，成为一个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而又让人不明所以的贬义词，代人受过，无缘无故的躺枪！就如侯外庐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语乱天下”的暴行。
“封建”一词也逐渐成为落后、反动、腐朽、守旧的代名词，满满都是血泪！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如果有人在正式场合下结论说：秦朝之前是“奴隶社会”、秦朝以后是“封建社会”。那么他这个极端另类、极端怪异的学术主张，将会招来学术界普遍的嘲笑。人们不是认为他脑筋秀逗了、就是认为他疯了，要不就是脑袋让驴给踢了，或者脑残片吃多了导致大脑受损，神经错乱。反正是精神不太正常。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殊不知，那些被“封建”一词修饰的词汇，几乎无一例外都与“封建”一词的本意无关，甚至有一些和“封建”的原始含义还自相矛盾。
比如说，“封建”和“专制”就势不两立，“封建”和“地主”也词不达意，“封建”和“官僚”相互冲突，而“封建”和“皇帝”则只能用势同水火来形容。
因为封建代表着分权，专制代表着集权。你把“封建”和“专制”放在一起，就相当于说一个男人是女人，一个公的是母的，一个很高的矮子，一个很瘦的胖子，很黑的白色，很牛的马，很丑的美女，很衰的猛男一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封建时代属于“贵族政治”，专制时代属于“官僚政治”，在封建时代压根就不会出现“皇帝”这一物种，“皇帝”这玩意儿其实是在秦朝以后才出现。
如果你有幸穿越回古代，当着秦始皇的面直接称呼他为“封建皇帝”，那么，他会气得从宝座上跳起来。因为他自诩为彪炳史册的一项“伟大功绩”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废封建，置郡县”。
爷干的就是“废封建”的活儿，你居然说我是“封建皇帝”，赶紧拉出去，腰枪毙一小时！
类似这样的说法，在史书上不绝于耳，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我在这里信口胡诌，凭空捏造，毫无理由地瞎掰，具体的证据我们会在后面一一地列举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封建迷信”、“封建官僚”、“封建包办婚姻”……，也大都属于无稽之谈，与“封建”一词儿，根本就搭不上边儿。
因为“迷信”这个东西从原始社会就有了，并且盛行于各个时代，并非封建时代所独有。而且，阵疯可以打保票地说，“迷信”这东西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一定还会有。只要人类社会不灭亡，“迷信”这东西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与人类社会共存亡，永远也不可能被彻底的清除掉。
而“包办婚姻”这种说法就更胡扯了，因为“打包处理姑娘”这种事儿，可不是从秦朝以后才开始的，而是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大量存在，甚至在原始社会就曾经存在过，并非封建时代所独有的东西。只不过到了秦朝以后，由于文化习俗的原因、以及文学艺术的发达，很多案例被记录在案，导致包办婚姻的数量达到了一个高峰，但它并非封建时代所独有的新鲜事物，与“封建”一词也是八竿子打不着。
换句话说，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属于典型的“关公战秦琼”。
可以这样说，“封建”一词自打它被滥用的那天起，就与它的本意相差甚远，成为一个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而又让人不明所以的贬义词，代人受过，无缘无故的躺枪！就如侯外庐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语乱天下”的暴行。
“封建”一词也逐渐成为落后、反动、腐朽、守旧的代名词，满满都是血泪！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如果有人在正式场合下结论说：秦朝之前是“奴隶社会”、秦朝以后是“封建社会”。那么他这个极端另类、极端怪异的学术主张，将会招来学术界普遍的嘲笑。人们不是认为他脑筋秀逗了、就是认为他疯了，要不就是脑袋让驴给踢了，或者脑残片吃多了导致大脑受损，神经错乱。反正是精神不太正常。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历史的侧面》（26）
因为，但凡有一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史书上清清楚楚写着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将商鞅变法之后在秦国普遍实行的“郡县制度”推广到了全国，在全天下范围内废除了商、周时期那种典型的封建制度。
比如，《史记》上说，“今皇帝（指秦始皇）并一海内，以为郡县。”
《三国志》上说，“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
意思是说，魏国搞的那一套封建制度太不地道了，不像西周封建那样典型，中央从来不考虑让地方的藩国势力来拱卫中央，做中央的屏障，替中央挡枪子。其结果，只能被司马氏那帮孙子给钻了空子！
等到唐朝中期，大文豪柳宗元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藩镇割据势力，写下了千古名篇——《封建论》，对于当时四处泛滥的“封国土，建诸侯”之议，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按照他的说法，秦朝之前的封建并非“圣人之意”，而是形势所迫，也就是所谓的“势也”，非人力所能扭转。等到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革其制”，使“封建废”而“郡县立”，而郡县制的发端，正是从秦朝开始。
因为，但凡有一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史书上清清楚楚写着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将商鞅变法之后在秦国普遍实行的“郡县制度”推广到了全国，在全天下范围内废除了商、周时期那种典型的封建制度。
比如，《史记》上说，“今皇帝（指秦始皇）并一海内，以为郡县。”
《三国志》上说，“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
意思是说，魏国搞的那一套封建制度太不地道了，不像西周封建那样典型，中央从来不考虑让地方的藩国势力来拱卫中央，做中央的屏障，替中央挡枪子。其结果，只能被司马氏那帮孙子给钻了空子！
等到唐朝中期，大文豪柳宗元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藩镇割据势力，写下了千古名篇——《封建论》，对于当时四处泛滥的“封国土，建诸侯”之议，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按照他的说法，秦朝之前的封建并非“圣人之意”，而是形势所迫，也就是所谓的“势也”，非人力所能扭转。等到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革其制”，使“封建废”而“郡县立”，而郡县制的发端，正是从秦朝开始。
《历史的侧面》（27）
再到明清之交，鉴于那个“天崩地解”的年代，一些思想家在总结明亡教训时，开始深入探讨“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当时的大学问家王夫之说：
“封建毁而选举行。”【2】（这里的“选举”指的是“科举”，古代的科举不叫“科举”，叫“选举”）
黄宗羲说：
“封建之弊，强弱并吞，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3】
意思是说，封建制的弊端在于：国家内部比较混乱，强大的诸侯国总是想方设法吞并弱小的诸侯国，中央那位“共主”根本管不了事儿，就是个摆设；而郡县制的弊端在于：内部虽然稳定，但对外就比较弱鸡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总是在外战当中吃亏。
这显然是将“封建”作为“郡县”的对立面来看待的。
而明末清初的大儒顾亭林说：
“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4】
意思是说，封建制度的废除，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儿，即使是圣人重生，也很难复辟成功，任何大神到了这个历史节骨眼上，都只能顺应潮流，废封建，立郡县。
其实直到近代，“封建”的概念依然没有发生混淆。比如，清末民初的严复先生在谈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时，曾经说过，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乃吾国数千年来”之“大举动”，如果要“言其重要”性，无异于“周秦之际的废封建、开阡陌”【5】。
而另一位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则说的更加直接。他说：
“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6】
……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例子，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说来也很奇怪，既然古人一直认为秦朝以前的制度是封建制，秦朝以后的制度是郡县制（这几乎是一个铁案），那么，为什么到了现代，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却把秦朝以前的制度称为“奴隶制”、将秦朝以后的制度称为“封建制”呢？
难道古代人都疯了吗？或者，现代人都疯了？
好像不是。
要不就是大家集一齐都疯掉了？
好像也不是。
据阵疯的估计，大家一齐疯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其中必有一种观点是错误的。
那么谁正确、谁错误呢？
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故纸堆里将一些陈芝麻、烂谷子都刨出来，重新折腾一番，对“封建”这个词儿，进行一个粗略的考证。
再到明清之交，鉴于那个“天崩地解”的年代，一些思想家在总结明亡教训时，开始深入探讨“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当时的大学问家王夫之说：
“封建毁而选举行。”【2】（这里的“选举”指的是“科举”，古代的科举不叫“科举”，叫“选举”）
黄宗羲说：
“封建之弊，强弱并吞，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3】
意思是说，封建制的弊端在于：国家内部比较混乱，强大的诸侯国总是想方设法吞并弱小的诸侯国，中央那位“共主”根本管不了事儿，就是个摆设；而郡县制的弊端在于：内部虽然稳定，但对外就比较弱鸡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总是在外战当中吃亏。
这显然是将“封建”作为“郡县”的对立面来看待的。
而明末清初的大儒顾亭林说：
“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4】
意思是说，封建制度的废除，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儿，即使是圣人重生，也很难复辟成功，任何大神到了这个历史节骨眼上，都只能顺应潮流，废封建，立郡县。
其实直到近代，“封建”的概念依然没有发生混淆。比如，清末民初的严复先生在谈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时，曾经说过，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乃吾国数千年来”之“大举动”，如果要“言其重要”性，无异于“周秦之际的废封建、开阡陌”【5】。
而另一位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则说的更加直接。他说：
“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6】
……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例子，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说来也很奇怪，既然古人一直认为秦朝以前的制度是封建制，秦朝以后的制度是郡县制（这几乎是一个铁案），那么，为什么到了现代，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却把秦朝以前的制度称为“奴隶制”、将秦朝以后的制度称为“封建制”呢？
难道古代人都疯了吗？或者，现代人都疯了？
好像不是。
要不就是大家集一齐都疯掉了？
好像也不是。
据阵疯的估计，大家一齐疯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其中必有一种观点是错误的。
那么谁正确、谁错误呢？
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故纸堆里将一些陈芝麻、烂谷子都刨出来，重新折腾一番，对“封建”这个词儿，进行一个粗略的考证。
《历史的侧面》（28）
历史上关于“封建制”的描述，最早出现在《诗经》里。《诗经•商颂》上说：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意思是说，君王给四方的诸侯下达命令，管理地方，这是他们的福份，应该好好珍惜才是，千万不要老想着犯上作乱。
而《史记》上说：
“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
意思是说，商朝的祖先叫“契”，他是子姓，他的后代以封国为氏的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
到了宋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说：
“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这里的“三代”，指的是夏、商、周三代）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要实行封建制，是因为当时“周中央”的统治力度不够，不得已，只能因势利导，化整为零，分片包干管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公司的摊子铺得太大，事务太多，实在管不过来，只好分割成小公司，让它们自负盈亏。
当然了，历史上关于“封建”一词最有名的叙述，当属《左传》中的记载。
《左传•桓公二年》上说：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上又说：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这两句话的信息量有点儿大，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们留在后边慢慢细说，先让我们看几个大活人的例子。
历史上关于“封建制”的描述，最早出现在《诗经》里。《诗经•商颂》上说：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意思是说，君王给四方的诸侯下达命令，管理地方，这是他们的福份，应该好好珍惜才是，千万不要老想着犯上作乱。
而《史记》上说：
“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
意思是说，商朝的祖先叫“契”，他是子姓，他的后代以封国为氏的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
到了宋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说：
“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这里的“三代”，指的是夏、商、周三代）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要实行封建制，是因为当时“周中央”的统治力度不够，不得已，只能因势利导，化整为零，分片包干管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公司的摊子铺得太大，事务太多，实在管不过来，只好分割成小公司，让它们自负盈亏。
当然了，历史上关于“封建”一词最有名的叙述，当属《左传》中的记载。
《左传•桓公二年》上说：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上又说：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这两句话的信息量有点儿大，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们留在后边慢慢细说，先让我们看几个大活人的例子。
《历史的侧面》（29）
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最早出现在周秦之交，也就是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的时候。
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在新占领区内，是像西周那样把亲戚功臣都分封出去，让他们到地方上做诸侯，大搞封建制，还是像后来的商鞅那样，“废封建、开阡陌”，大搞郡县制？
这着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让这些新生代的统治者们很是痛苦地纠结了一番。
后来，秦始皇为了这事儿，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会上，以丞相王绾（是个儒生）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我们大秦帝国应该继承祖先的遗志，在封建制的老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直至天荒地老，海古石烂。
他给出的理由有二：
第一，分封自己的亲戚为诸侯，万一哪天某个乱臣贼子造了反，或者遭遇重大的社会危机，中央和地方诸侯之间，彼此还有个照应，可以互相救援。不会中央一发生变故，整个国家都跟着乱了套，然后大家一起跟着完蛋。关于这一点，特别有利于他们老嬴家“一家一姓”统治的稳定。
第二，“封建”这个古老制度已经传承两千多年了（儒家认为夏商周都是封建制度），在人们潜意识里已经根深蒂固，不是那么容易被化解掉的。而且，这种制度已经被天下臣民所熟习，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大家习以为常，很难改变。而且，就算想改变，也要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方针和路线，一步一步逐渐地展开，让新占领区人民有一个适应过程，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一蹴而就。否则的话，欲速则不达，没准还会适得其反。【7】
所以，在这一帮子儒生看来，新兴的秦帝国应该继续沿用西周的封建制度，不应该搞什么制度创新，也不应该推行郡县制度？
而他们的理论也得到了绝大多数朝臣的认可。
然而，就在此时，站在一边的廷尉李斯不乐意了。
李斯是“法家”专业毕业的高才生，一向推崇“法家”治国，对于儒家推崇的“封建制度”向来不感冒，非常看不惯。他站出来大声疾呼：空谈误国！
啊不！
是“不可为也”【8】！
那时候还不盛行空谈，“空谈”这种时髦的玩意儿直到魏晋时期才大规模流行
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最早出现在周秦之交，也就是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的时候。
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在新占领区内，是像西周那样把亲戚功臣都分封出去，让他们到地方上做诸侯，大搞封建制，还是像后来的商鞅那样，“废封建、开阡陌”，大搞郡县制？
这着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让这些新生代的统治者们很是痛苦地纠结了一番。
后来，秦始皇为了这事儿，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会上，以丞相王绾（是个儒生）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我们大秦帝国应该继承祖先的遗志，在封建制的老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直至天荒地老，海古石烂。
他给出的理由有二：
第一，分封自己的亲戚为诸侯，万一哪天某个乱臣贼子造了反，或者遭遇重大的社会危机，中央和地方诸侯之间，彼此还有个照应，可以互相救援。不会中央一发生变故，整个国家都跟着乱了套，然后大家一起跟着完蛋。关于这一点，特别有利于他们老嬴家“一家一姓”统治的稳定。
第二，“封建”这个古老制度已经传承两千多年了（儒家认为夏商周都是封建制度），在人们潜意识里已经根深蒂固，不是那么容易被化解掉的。而且，这种制度已经被天下臣民所熟习，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大家习以为常，很难改变。而且，就算想改变，也要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方针和路线，一步一步逐渐地展开，让新占领区人民有一个适应过程，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一蹴而就。否则的话，欲速则不达，没准还会适得其反。【7】
所以，在这一帮子儒生看来，新兴的秦帝国应该继续沿用西周的封建制度，不应该搞什么制度创新，也不应该推行郡县制度？
而他们的理论也得到了绝大多数朝臣的认可。
然而，就在此时，站在一边的廷尉李斯不乐意了。
李斯是“法家”专业毕业的高才生，一向推崇“法家”治国，对于儒家推崇的“封建制度”向来不感冒，非常看不惯。他站出来大声疾呼：空谈误国！
啊不！
是“不可为也”【8】！
那时候还不盛行空谈，“空谈”这种时髦的玩意儿直到魏晋时期才大规模流行
《历史的侧面》（30）
当李斯看到绝大多数朝臣都赞成封建制、反对郡县制时，赶忙向秦始皇进言。他说：西周之所以会由强变弱，由盛转衰，乃至最后亡国，其祸根就在于传统的封建制，都是这个“封建制”惹的祸！
按理说，周中央分封出去的各路诸侯，原本都是血肉相连的亲戚，大家往上捣几代都是至亲骨肉，血浓于水，本应该互利互惠、互相帮助才对。然而，过了没多久，他们的血缘关系就变淡了，出不来几代人，他们的亲情关系就疏远了。相互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女人、财富……，经常大打出手，甚至抄家灭门，互相敌视如仇人一样，一点也看不出亲情来。而他们的老大、也就是“周天子”，既无强大的军事实力捆住他们的“手脚”，也无绝对的经济能力卡住他们的“脖子”，最后只能听之任之，任其胡来。
如果我们的秦帝国不改变思路，继续走封建制的老路，那么将来势必会重蹈周王室的覆辙，最后被有实力的诸侯国干掉，就像我们干掉周政府一样。
现在我们秦国，啊不！应该称秦朝了哈。我们大秦王朝一统华夏，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江山稳固，中央强大，在如此大好的形势之下如果不趁机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废封建、置郡县”的百年大计，那都对不起祖宗，更对不起“六世之余烈”。
至于那些皇亲国戚、亲戚功臣，政府只需用收上来的赋税好好供养他们就行了，让他们吃饱喝足，做个不管事儿的王爷，不要有非分之想，更不必分封给他们土地和人口。因为只有这样做，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控制天下。如果天下人都没有了异心，你这个皇帝的宝座才坐得安稳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9】
本来，秦始皇就倾向于搞郡县制，不大喜欢封建制，听到李斯一顿抢白，连忙借坡下驴，赶紧表态说：
“李斯说得对！”【“廷尉议是”】
于是，秦朝初年这场关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辩论，最终以两票赞成、多数票反对的压倒性“少数”，“顺利”通过了实施郡县制的方案。
从此之后，中国的社会体制便进入到以郡县制为主的历史阶段。
当李斯看到绝大多数朝臣都赞成封建制、反对郡县制时，赶忙向秦始皇进言。他说：西周之所以会由强变弱，由盛转衰，乃至最后亡国，其祸根就在于传统的封建制，都是这个“封建制”惹的祸！
按理说，周中央分封出去的各路诸侯，原本都是血肉相连的亲戚，大家往上捣几代都是至亲骨肉，血浓于水，本应该互利互惠、互相帮助才对。然而，过了没多久，他们的血缘关系就变淡了，出不来几代人，他们的亲情关系就疏远了。相互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女人、财富……，经常大打出手，甚至抄家灭门，互相敌视如仇人一样，一点也看不出亲情来。而他们的老大、也就是“周天子”，既无强大的军事实力捆住他们的“手脚”，也无绝对的经济能力卡住他们的“脖子”，最后只能听之任之，任其胡来。
如果我们的秦帝国不改变思路，继续走封建制的老路，那么将来势必会重蹈周王室的覆辙，最后被有实力的诸侯国干掉，就像我们干掉周政府一样。
现在我们秦国，啊不！应该称秦朝了哈。我们大秦王朝一统华夏，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江山稳固，中央强大，在如此大好的形势之下如果不趁机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废封建、置郡县”的百年大计，那都对不起祖宗，更对不起“六世之余烈”。
至于那些皇亲国戚、亲戚功臣，政府只需用收上来的赋税好好供养他们就行了，让他们吃饱喝足，做个不管事儿的王爷，不要有非分之想，更不必分封给他们土地和人口。因为只有这样做，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控制天下。如果天下人都没有了异心，你这个皇帝的宝座才坐得安稳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9】
本来，秦始皇就倾向于搞郡县制，不大喜欢封建制，听到李斯一顿抢白，连忙借坡下驴，赶紧表态说：
“李斯说得对！”【“廷尉议是”】
于是，秦朝初年这场关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辩论，最终以两票赞成、多数票反对的压倒性“少数”，“顺利”通过了实施郡县制的方案。
从此之后，中国的社会体制便进入到以郡县制为主的历史阶段。
《历史的侧面》（31）
除此之外，历史上关于“封建”与“郡县”的争论，还出现过若干次。
例如，楚汉相争的时候，“狂生”郦食其（yì jī）（也是一位儒生）跑到刘邦那里去当谋士，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不过，这位谋士更像是一个卧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居然力劝刘邦仿造先秦制度，分封六国的子孙为诸侯，复辟封建制。
因为这样干，确实有一些好处。比如，可以让刘邦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还可以忽悠各地新冒出来的诸侯共同对付项羽。
当时的刘邦可能真是急红了眼，想都没想就接受了这个建议，还命人去制作印信，准备大肆分封。可是，这个愚蠢的建议很快被另外一位谋士张良给知道了。张良用他的“张八条”，把郦食其的建议给怼了回去。
张良说：
“今天要是复立了六国子孙，让韩、魏、燕、赵、齐、楚等国的后代光荣复国，那么天下的游士豪侠都将各安其位、各谋其职、各归其主，大家割据一方，占山为王。到了那个时候，恐怕陛下的皇帝梦是实现不了了，最多只能当一个诸侯王，还不一定排名第一。”【11】
刘邦听完这话，恍然大悟，对于郦食其的建议当即不鸟了，什么破主意？
据说刘邦当时正在吃饭，一听张良的汇报，饭也不吃了，水也不喝了，全都吐出来。
为啥要吐出来呢？
因为要腾出嘴来骂人啊。
他大骂郦食其：“该死的儒生，你大爷的，差点儿坏了老子的好事！”
然后一把火把造好的六国印信全都给烧了。【11】
除此之外，历史上关于“封建”与“郡县”的争论，还出现过若干次。
例如，楚汉相争的时候，“狂生”郦食其（yì jī）（也是一位儒生）跑到刘邦那里去当谋士，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不过，这位谋士更像是一个卧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居然力劝刘邦仿造先秦制度，分封六国的子孙为诸侯，复辟封建制。
因为这样干，确实有一些好处。比如，可以让刘邦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还可以忽悠各地新冒出来的诸侯共同对付项羽。
当时的刘邦可能真是急红了眼，想都没想就接受了这个建议，还命人去制作印信，准备大肆分封。可是，这个愚蠢的建议很快被另外一位谋士张良给知道了。张良用他的“张八条”，把郦食其的建议给怼了回去。
张良说：
“今天要是复立了六国子孙，让韩、魏、燕、赵、齐、楚等国的后代光荣复国，那么天下的游士豪侠都将各安其位、各谋其职、各归其主，大家割据一方，占山为王。到了那个时候，恐怕陛下的皇帝梦是实现不了了，最多只能当一个诸侯王，还不一定排名第一。”【11】
刘邦听完这话，恍然大悟，对于郦食其的建议当即不鸟了，什么破主意？
据说刘邦当时正在吃饭，一听张良的汇报，饭也不吃了，水也不喝了，全都吐出来。
为啥要吐出来呢？
因为要腾出嘴来骂人啊。
他大骂郦食其：“该死的儒生，你大爷的，差点儿坏了老子的好事！”
然后一把火把造好的六国印信全都给烧了。【11】
《历史的侧面》（32）
刘邦虽然没听从郦食其的建议，但张良的话他也没有全听。鉴于秦朝速亡的原因，刘邦认为有必要在边疆地区分封一些诸侯国来拱卫中央。于是，在西汉建立初期，刘邦并没有像秦朝那样，建立比较纯正的郡县制帝国，而是将两种制度混在一起，让“封建制”与“郡县制”并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行“一国两制”。
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首都长安地区及其附近实行郡县制，统治大约一半的国土，而将剩下的一半都分封出去，建立九个“同姓”的诸侯国，实行封建制。
刘邦虽然没听从郦食其的建议，但张良的话他也没有全听。鉴于秦朝速亡的原因，刘邦认为有必要在边疆地区分封一些诸侯国来拱卫中央。于是，在西汉建立初期，刘邦并没有像秦朝那样，建立比较纯正的郡县制帝国，而是将两种制度混在一起，让“封建制”与“郡县制”并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行“一国两制”。
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首都长安地区及其附近实行郡县制，统治大约一半的国土，而将剩下的一半都分封出去，建立九个“同姓”的诸侯国，实行封建制。
《历史的侧面》（33）
在这些诸侯国当中，有些诸侯的势力非常强大，甚至“夸州兼郡，连城数十”【12】，地盘大得很，而且占据了很多富庶膏腴之地，经济发达，足以和中央相对抗。结果，这种“一国两制”政策的实行，虽然让刘邦爽了一把，但是，却让他的子孙后代倒了大霉。
因为封建制度本身的不稳定性，下级封君势力很可能超过上级封君，而实力的膨胀必然会带来野心的膨胀。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几个牛逼起来的诸侯王开始蠢蠢欲动，准备武装反抗中央。
汉文帝的时候，有一个大才子名叫贾谊，也就是写《过秦论》的那个贾谊，他给汉文帝上了一道《治安策》，认为：当时诸侯国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严重威胁到中央的安全，再不采取措施打地鼠，很可能被地鼠钻了菊花。所以，他强烈建议汉文帝实行强干弱枝政策，也就是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俗称“削藩”！
然而可惜的是，贾谊的文采虽然出众，文帝也非常赞赏他的才华，但是对于他的建议却置若罔闻。唐人李商隐在感叹这一典故时，曾专门作诗一首，叹曰：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一国之君，对于裁撤封建王国这样的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对于妖魔鬼怪却很上心，有了这样的统治者，国家不出大事才怪。果不其然，到了他的儿子汉景帝时期，以吴王刘濞（bì）为首的地方诸侯王果然发动了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在这些诸侯国当中，有些诸侯的势力非常强大，甚至“夸州兼郡，连城数十”【12】，地盘大得很，而且占据了很多富庶膏腴之地，经济发达，足以和中央相对抗。结果，这种“一国两制”政策的实行，虽然让刘邦爽了一把，但是，却让他的子孙后代倒了大霉。
因为封建制度本身的不稳定性，下级封君势力很可能超过上级封君，而实力的膨胀必然会带来野心的膨胀。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几个牛逼起来的诸侯王开始蠢蠢欲动，准备武装反抗中央。
汉文帝的时候，有一个大才子名叫贾谊，也就是写《过秦论》的那个贾谊，他给汉文帝上了一道《治安策》，认为：当时诸侯国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严重威胁到中央的安全，再不采取措施打地鼠，很可能被地鼠钻了菊花。所以，他强烈建议汉文帝实行强干弱枝政策，也就是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俗称“削藩”！
然而可惜的是，贾谊的文采虽然出众，文帝也非常赞赏他的才华，但是对于他的建议却置若罔闻。唐人李商隐在感叹这一典故时，曾专门作诗一首，叹曰：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一国之君，对于裁撤封建王国这样的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对于妖魔鬼怪却很上心，有了这样的统治者，国家不出大事才怪。果不其然，到了他的儿子汉景帝时期，以吴王刘濞（bì）为首的地方诸侯王果然发动了叛乱，史称“七国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