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蒋介石仍然是顽强的。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蒋委员长毫不气馁，本着谁来灭谁的斗争精神，决定向所有敌人发起斗争，直到最终胜利为止。他一面处理汪精卫的后续事宜，一面在三九年一月召开了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继续研究抗日大计。

对国民党来讲，此时召开五中全会有着重要的意义，除了深化抗战精神之类表面工夫外，还在于它证明了国民党仍然是一个团结的党，哪怕离了汪副总裁、周副主任之流也照转。但在历史上，这次会议之所以声名远扬，不是因为少了汪精卫，而是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共产党问题。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总地来说是顺利的，两家经常联手作战，也取得过不少战果。然而在一年多时间里，共产党的游击区越扩越大，甚至在国军计划的游击区里也有基层政权，已经影响到了敌后的统一安排。由于国民党的群众工作经常是一片黑，基本上只会依靠地主设立保长收税，宣传上也是老话套话，政府信用又低，竞争力实在比较差。

同在敌后，别人打得风生水起，自已却窝囊不堪，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但是不管国府有多差劲，毕竟是正式机关，比八路军的杂牌地位高出几个等级，因此游击战打不好也不能怪自已，主要原因应该是客观条件不具备。为了保证共产党不来抢占有限的客观条件，蒋介石在全会上专门制定了新的内部方针，决定要“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大规模开展整顿党务的工作，并随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处置异党”，甚至沦陷区也要“防范共党”，同时为共产党人建立了大批监狱、集中营，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总之日本人是很可怕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也不再是坚定的盟友，随时可能变成第二号对手，必须提早防范、随时消灭。

蒋介石出台这些政策的时候，他正在向毛泽东发电报，让延安派叶剑英来讲课。

不管毛泽东知不知道委员长的算盘，总之叶剑英去了湖南当教员，后方的国共冲突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从相互驱逐村长县长到暗杀打埋伏，一度弄得鬼子莫名其妙，不明白游击队们为什么相互杀了起来。要知道除了情报系统的老手，普通日本人还是比较一根筋的，对源远流长的中华内斗文化并不熟悉。

好不容易热络几年的国共关系，突然变得夹生半熟，蒋介石也感到鸭梨山大。但是他实在没有多少时间感叹领导难当，因为过了不久之后，冈村宁次就又来找麻烦，这次鬼子的目标是南昌。

打完武汉大会战之后，国军在华南的地盘被分为两段，北边对应第三战区，南边则是第九战区，两个战区的连接点是南昌。南昌不仅有重要的铁路枢纽，还有空军机场，经常起飞几架小飞机搞偷袭，弄得鬼子心神不宁，严重影响军心士气。因此冈村宁次决定，手上的机动兵力再少，也要除掉这个钉子。

有过万家岭的教训，冈村宁次已经明白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他对面的九战区司令仍然是薛岳，前线指挥官罗卓英，都是不好相处的对手。在日军对面的阵地上，罗卓英摆了二十一个师，在一百多公里阵地上依托水网、山地布了几道防线，从工事专业上讲，那是相当坚固。

面对罗卓英的强大阵容，冈村宁次却没有拿出太象样的架势，他只派出去了一零一、一零六两个师团。

由于在先前的会战里，这两个师团表现都比较一般，一零六师团武运更是不大长久，主力差点被歼灭在山沟里，因此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听说他们要打重兵防守的南昌，东京大本营和华中派遣军都是大吃一惊，以为冈村工作过于操劳，智商有些捉急。

面对上司们质疑的眼神，冈村自信地挥了挥手：你们放心，我是有办法的，没办法我也坐不上这个位置！

三月八号，第九战区收到蒋介石的一封电报，认为日军即将进犯南昌，为了先发制人，应当在两天内完成攻击准备，七天后发起进攻。

看完委员长的命令，薛岳和罗卓英都是哭笑不得。九战区补充的新兵刚刚完成整训，此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两天工夫根本不够准备，于是薛岳回电，进攻最早半个月后进行。

经过武汉会战的洗礼，薛岳成了有名的愣头青司令，谁的面子都敢不给，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蒋介石对这号能打仗的手下也没办法，只好希望他动作快点，不要拖延。按照事后诸葛亮定律，显然委员长的英明指挥是正确的，因为日军确实提前发动了进攻；但我们要知道，罗卓英的看法也有他的道理，如果不经准备让部队仓促进攻，那些新兵为主的突击队很可能临阵溃散，导致更大的危机。总之，国军固然表现欠佳，可是冈村也太过凶残，实在超出了九战区的承受能力。

薛岳和罗卓英显然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在两位老将看来，南昌前线的防御布署十分严密，即使日军突破防线某一点，按照推进速度计算，也需要几天工夫才能到达城郊；这段时间完全可以调来预备队，堵住缺口并顺便打个防守反击，让冈村回去继续喝长江水。

看着薛岳的重重防守，一零一师团也有点打鼓，跑去找上级诉苦。面对部下的担心，冈村宁次十分轻松，他轻蔑地告诉一零一师团：只管放心开打，天晴的话战事或会持续七天，下雨的话一两天就可以拿下南昌了！

冈村长官会做人，让他们担任主攻任务，分一点战功光鲜门面，两个师团长都是心知肚明；但是如此信任他们的战斗力，也实在有一点鸭梨山大。好在领导很体贴，提前给他们交了底：虽然进攻的人是你们，但火力绝不止你们这一点，到时一定要按我的命令去做！

三月十七号，离罗卓英计划中的进攻还有一个星期，冈村宁次提前发动了突击。同事先想象的情况差不多，鬼子又用大炮开路，但罗司令没有想到的是，冈村的火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不好意思，电脑总是故障。

通常鬼子进攻时，会用自已部队的迫击炮、步兵炮开路，大点的战役有师团下属炮兵联队助阵。可是冈村宁次的打法实在凶悍，他竟然把十一军的重炮旅团都摆到了前沿，加上两个师团的炮兵一共两百多门大中口径火炮，直接覆盖了罗卓英的几乎全部阵地。

经过几轮凶猛的炮轰，前沿已经是一片混乱。此时从日军阵地上飞出无数烟罐，伴随着不大的爆炸声，国军阵地上飘起一股又一股烟雾，不断有人惨叫着在地上翻滚，或者捂住双眼。所有人又是一阵大乱，因为大家都知道，鬼子在放毒气。

前沿阵地出现危机，罗卓英和薛岳并不意外，毕竟手上那批兵的装备和素质如何，自已心里还是有数的，挨炮轰后出现混乱不奇怪，要是不出乱子才奇怪。根据经验，一线部队损失掉后，鬼子需要时间重新侦察进攻，此外还要把重炮兵往前线推进；由于九战区已经提前破坏了战区大小公路，鬼子工兵需要好几天时间给炮车铺路，这段时间完全可以把预备队调来堵漏，所以局面并不算复杂。

但是复杂的后果还是发生了。经过炮击、毒气后，鬼子阵地里传出一阵又一阵轰鸣声，成群结队的坦克冲出战线，直接撕开国军战场，向后方全速挺进。不少新兵看得目瞪口呆，他们连汽车都没坐过，哪里知道对付装甲集群的办法，在凶猛的攻势面前，可怜的小兵只有扔掉步枪，掉头逃跑。

事后查明，冈村宁次实在是个有才的人（虽然不是好人），他在南昌前线居然集中了七十六辆中型坦克、五十九辆轻型坦克，还有装甲汽车负责协同，如此高密度的装甲突击，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比二战时的德国名将古德里安都早了半年。罗卓英辛苦挖的工事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很快就被鬼子甩到脑后，坦克部队飞速突破，向着南昌城挺进。

接到一封又一封告急电报，罗卓英才意识到，事态可能很严重。按计划预备队还要几天时间才能赶到，但鬼子的坦克已经深入到战线后方，所有人都把情况描绘得黑暗不堪，仿佛鬼子是天兵天将，挨了子弹立马原地满血复活，而他们除了四散逃命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才开战就被中央突破，罗卓英心情坏到极点。但谁都想不到的是，当他对着地图焦头烂额的时候，鬼子的十一军司令部也是一片紧张，甚至比他心情还要沉重。

前锋攻击顺利，冈村一开始当然心情愉快，但很快他就发现，装甲部队看起来中用，其实也是不大好用的。由于坦克速度过快，步兵被远远甩到了身后，整个装甲部队已经深入战线，随时可能陷进包围圈里；更要命的是坦克部队需要烧油，而运输车队却跟在步兵后面，沿着被薛岳挖得稀烂的路面蹒跚前进，按照他们的速度，一直到坦克车队被歼灭的时候，他们也开不到前线。

装甲车队在最初的风光之后，很快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要求补充油料、炮弹以及各种消耗零件，后勤车队却还陷在泥坑里过不来。冈村宁次只好命令所有车队把油料集中起来，集中供应一小批坦克继续突击，其他人车一律呆在原地，等待步兵接应。

对面的中国军队正在源源不断地集合，坦克打开的缺口很可能被重新封上，步兵们却赶不到阵位，冈村宁次实在是紧张到了极点。他没有机械地下令回援，反而下令，能开动的坦克全速突击，继续向南昌城挺进，摆出一付有恃无恐的架势，同薛岳叫阵。

倒霉的罗卓英和薛岳并不知道冈村宁次的困境。他们得到的情报，是日本人所向披靡，坦克车队威不可挡，一线中毒的国军全部被日军屠杀灭口，鬼子已经打到南昌城下，随时可能把城防部队一口吃掉；而他们没有能抗衡的坦克，也缺少足够的反坦克炮，很可能面临着又一场单方面的大屠杀。

对薛岳等长官的估计，不少人是有不同意见的。南昌城外是宽阔的赣江，地形十分有利防守，而鬼子战线已经拉得太长，远远超出了保障能力，只要切断它的后勤线，坦克就是一只死乌龟，只能趴在原地挨打。以九战区的兵力，对付不了全付武装的装甲部队，挡一挡步兵联队还是绰绰有余的。

然而在看过战区形势图之后，蒋介石几经考虑，最终给薛岳下了撤退令。他认为，鬼子既然能从修水打到南昌城下，自然也能飞过赣江、冲进南昌城，守城的部队不管有多少人、有多少枪，都是挡不住的。

既然都是挡不住，还不如及时撤退，反正抗战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只要青山在，烧柴总会有的。

于是十几万大军放弃了辛辛苦苦修好的阵地，象没头苍蝇一般夺路狂奔，他们的背后是追赶不及的鬼子兵。三月二十七号，日本顺利打进南昌，一路上除了腿不够长的中国士兵，没有太多象样的抵抗。

得意非凡的冈村宁次扬眉吐气地进了南昌城，旁边是心怀感激的两个师团长。短短十二天工夫，他以极小的代价摧垮了薛岳十几万大军，缴获的弹药军需堆积如山，并把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一切两半，一零六师团更是一雪万家岭的窝囊历史，在跪地求饶的中国俘虏身上，找回了久违的自信。

然而在占领南昌后，冈村宁次却做了一件想不到的事：他把坦克和大炮撤了回去，重新分散给其他单位使用，并且在中国战场上，再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装甲大战。

对冈村老狼的做法，不少军事票友是不理解的。对比后来德国装甲大军席卷欧洲、横扫半个苏联的光辉战绩，分散坦克的举动未免有些小气；所以在日本战败后，无数军迷跟风起哄，认为冈村宁次军事思想不够解放，错过了闪电战的发明专利，没能把日本陆军提升到新的水平，足见他层次浅、觉悟低，成不了古德里安那样的大师级名将。

而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冈村之所以是难缠的将领，不是因为他凶残，更重要的是他的头脑非常清醒，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什么是闪电战。

神马叫闪电战

在绝大多数导演和军迷的心里，闪电战是种很拉风的东西。成群的坦克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咆哮前进，对面的步兵张皇失措，一个又一个堡垒被轰平碾碎，装甲部队消灭了所有敌人后，指挥官满脸得意地来到颁奖台，往胸前挂一枚高级别的勋章。

导演们争先恐后地拍这些场景，是因为不拍就没有票房收视率；观众们喜欢看这些场景，是因为符合他们心里当英雄的梦想；冈村尝到甜头却把坦克们退回去分散使用，则是因为他的头脑足够清醒，知道如何做好一个指挥官。

有关闪电战的研究著作已经出过很多，除了地摊文艺社之外，大都涉及到一些比较枯燥理论知识。我们还是以张三为例，假设他运气够好，不用当一个游击队长跟村长厮混，而是鸟枪换大炮，成为一个拥有几百辆坦克和大批步兵的统帅，任务是从战线发起一场闪电突击，把对面的敌人消灭掉。

很明显，以张三的实力，想要打开一个缺口是不难的，因此张三踌躇满志地准备好了大炮坦克，并运来足够的炮弹和油料。在安排作战计划的时候，参谋部对开始的突破都没有异议，但对如何安排具体的行动，一定会有很多争论。

虽然坦克是种皮厚的东西，但也有它的缺点，例如观察能力比较差，只能凭四周几个小缺口看外界，很容易开到沟里或被藏在旁边的小兵暗算，事实上步兵也经常用炸药包一类东西暗算坦克；加上一辆坦克只能装三四个人，可以攻下阵地却分不出人去防守占领，为了防止坦克成为半瞎的活靶子，必须要给它配备足够的步兵，战时帮忙观察警戒、辅助作战，打完赶紧构筑阵地搬运物资，这些步兵后来在德军，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装甲掷弹兵。

在参谋们的坚持下，张三开始修改他的布置，往威武雄壮的坦克群中间安排大批步兵。普通小兵显然跟不上坦克的速度，骑马肯定会变成活靶子，张三必须给他们配车；没钱的时候是坐无装甲的卡车，如果有钱一点，要给他们配装甲运兵车，而且车上要有小口径火炮，用来压制多如牛毛的轻火器攻击。

安排完随行步兵之后，又会有参谋提出来，守军经常会修一些坚固地堡，坦克的火炮不一定能打穿，前沿阵地可以用炮兵轰平，如果突入到敌人后方，重炮赶不来支援就麻烦了。因此张三再次决定，往装甲部队里派一些炮车，这些炮车装甲不用太厚实，但必须扛一门好用的炮，帮坦克轰平随时出现的碉堡或反坦克阵地，叫做自行火炮。

现在张三的突击群里已经乱哄哄地挤满了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步兵。在费神解决完多兵种协同问题之后，张三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突破之后怎么办。

按计划，装甲部队将一举突破敌人阵地，向后方猛烈进攻，在隆隆的车流之后，是行动迟缓的步兵。由于昂贵的车辆要优先满足装甲突击，步兵们只能靠两条腿慢慢前进；而发动突击一两天之后，一路猛进的装甲师肯定会向张三发来加急电报，要求火速补充油料、零件和弹药，否则部队将丧失战斗力，成为敌人的活靶子（冈村宁次就碰到过）。

装甲部队的消耗是很大的。在长距离越野之后，很多发动机都会故障，履带也会严重磨损，如果不想让昂贵的坦克变成一堆废铁，必须送去大量的维修配件，同时把坏的部件送到后方修理。虽然二战时大部分步兵都靠马车供应后勤（阔绰的美军除外），但装甲师是不能等马的，他们需要专用的维修拖车和油罐车，还需要大批卡车运送给养，这些车辆必须从后方满载出发，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未及占领的战场，送到前方的装甲师手里。如此庞大的工作自然不能临时安排，张三不得不在进攻前就编好车队，并给他们配上护卫队伍，防止有人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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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完所有准备工作之后，张三的装甲师终于要出发了，装甲师师长中气十足地站在张三面前，请长官指示该打哪一个目标。

虽然装甲师的使命是消灭敌人，但漫山遍野都是敌人，要坦克去碾兔子一样追小兵，显然不合适，因此张三必须选一个合适的目标，才能对得住这场昂贵的折腾。张三很自然地把目标圈定在几个重要的地方，例如敌人的后勤中心、交通枢纽之类，并要求手下的装甲师务必碾碎所有抵抗，深入到预定目标，然后同有限的步兵坚守，切断敌军的退路，等后续部队赶来接防。

于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闪电战开始了。张三的装甲大军浩浩荡荡碾过阵地，冲向预定的目标，身后则是努力跟进的步兵。在占领关键的几个目标后，他的对手通常会惊惶失措，由于后勤通道被截断，部队弹药很快跟不上消耗，成为张三笼子里的猎物。他们如果选择快速撤退，会被张三连追带打全部吃掉（德军进攻法国战役），如果原地坚守待援，会耗尽所有补给后崩溃投降（基辅战役、维亚济马战役），总之守也不是逃也不是，都将成为对方的俘虏。

真正意义上的闪电战，绝不是一堆坦克加步兵。作为战场上的高富帅，它需要大批特种车辆配合行动，还需要一支高度专业的后勤保障队伍，步兵必须以最快速度跟进，在炮兵协同下把遗漏的碉堡一一拨除，为坦克建立稳固的后勤线，保障前锋部队持续推进；但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有适合装甲部队的地形，最好是平原或公路发达的地区，如果碰到越南或者中国江南水网一类地方，那装甲部队还是不用忙乎了，赶紧叫拖车救援吧。

所以在尝试过坦克集群使用之后，冈村宁次迅速放弃了这种想法，并不是他思维不够新潮，而是装甲战需要彻底改变陆军战略战术、添置大批昂贵装备，而他连给坦克及时供油都办不到，显然这种打法不适合日军；此外中国的地形山水林立，薛岳又到处挖深沟，适合打坦克战的华北早就被占领，冈村宁次不是傻子，用步兵就可以占领的地方，硬派坦克去填沟，天皇知道了会掐死他的。

冈村的坦克平静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他们的对面，蒋介石正恨得咬牙切齿，考虑什么时候把场子找回来。

几天工夫丢了一个省会城市，十几万大军溃散奔逃，而且是输给一零一、一零六两个常败师团，如此大的失败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妥善处理，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委员长考虑再三，下令第三、第九战区秘密集结部队，反攻南昌，务必要打一场雪耻之战。

上峰既然下了决心，两个战区自然不敢怠慢，加上知道鬼子坦克已经回了家，他们要应付的只是步兵而已。考虑到鬼子沿路都修了大批据点，九战区的薛岳没有强大炮兵，于是命令部队抓小放大，普通小碉堡能拿下的就拿大，实在厚实的留下小部队监视，大部队继续前进，奇袭南昌。

薛岳的打法很快见了成效，鬼子没有料到他还会来这一手，守城的一零一师团机动兵力又不多，很快被他打到南昌城郊，靠着坚固工事死死支撑；而在另外的方向，第三战区也发起了进攻，负责指挥的，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上官云相。

在抗战历史中，上官云相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倒不是打鬼子有什么功绩，而是在两年后的皖南事变里，他率八万多国军一举歼灭九千新四军，部下还丧心病狂地轮奸女俘，后来在监狱里活埋受害人，禽兽之名永传青史，留下一个不折不扣的奸臣小人形象。

同擅长扒女学生裤子的王陵基一样，上官云相的部下擅长轮奸女俘，领导自然就不擅长保家卫国，不管委员长如何寄予厚望，他们硬是困在战线上，不能前进一步。急得上火的蒋介石当即下令，三战区作战不利，贻误军机的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就地枪毙，限上官云相五月五号前拿下南昌！

一个小小的师团，居然挡住两大战区主力，实在让蒋介石火上心头。上官云相也知道事情不妙，蒋介石给他压担子，他只好给部下压担子，命令段朗如的上级、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陈安宝去前线督战，务必突破防线，完成蒋委员长的重任。

五月六日，陈安宝遭遇日军反突击，阵亡。

作为集团军司令，陈安宝没能完成上级的任务，他的死是遗憾的；作为军人，陈安宝在驴一般的上级、猪一般的队友中间亲临一线，直至部队败退时仍然坚守岗位，他的死又是光荣的。续赫梦龄之后，他是第二位牺牲在一线的高级将领，而短短一年之后，名单还会添上第三个人，叫张自忠。

收到陈安宝的阵亡消息，蒋介石沉默了。事实上他并不是不明白国军的攻坚能力，之所以坚持要薛岳和上官云相拚命进攻，除了面子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派出了大批部队从侧翼攻击，打算切断南昌守敌的后方的联系，以便一网打尽。可是担任主攻任务的云南第一集团军显然藏了私心，每天磨磨蹭蹭，在几个据点前面不肯动弹一步，甚至还发些虚假战报回去糊弄军委会。正是因为他们吃饭不办事，鬼子才能集中兵力发动反击，把陈安宝打死在阵地上。

都是几十年打仗的老油子，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滇军的把戏，但要命的是他明明知道对方在怠工，却拿他们毫无办法。云南的龙云不久前刚刚跟汪精卫划清界限，正是需要好好笼络的时候，委员长不仅不敢处分他们，还得捏着鼻子送去所谓嘉奖令，表扬他们偷奸耍滑的精神。

上官云相再怎样废柴，毕竟还是尽力发动进攻了的，态度上非常端正。既然薛岳和陈诚都对强攻南昌有不同看法，而且已经损失了好几万人，再耗下去也不会有多少结果，蒋介石只好窝囊地下令，大军撤回阵地，以后再说。


蒋介石忍气吞声地退走了，冈村宁次却不肯善罢甘休。自武汉会战之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便频繁发动进攻。当薛岳和上官云相正在反攻南昌时，冈村没有直接援救重重包围中的部队，而是从北面的湖北、河南一带发动准备已久的突击，争取把李宗仁辖区里的国军主力一举吃掉，来一个围魏救赵，最终实现两头双赢的目标。

从战术角度上讲，冈村宁次的指挥可谓是稳准狠。他的十一军是华中方面军的机动兵力，拥有大量战车、火炮、毒气弹，非常适合进攻战，而且冈村的战术思想也有相当的进步；他不要求部队占领某个具体目标，却命令他们必须抓住国军主力加以歼灭，准备在野战中消灭有生力量。

眼看第五战区将成为李宗仁的伤心地，冈村宁次踌躇满志，决心搞一场大会战。但他想不到的是，所有鸿图壮志最终仍然成了泡影，而这一切都只因为一个人的重新出现。

自武汉会战之后，鬼子放松了军事保密制度的管理，和知鹰二的翻译官夏文运又一次获得了接触军事文件的机会。很自然地，李宗仁的办公桌上，不久就多了一份情报，关于冈村宁次进攻第五战区的情报慨要。

虽然只是概要，但对李宗仁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的事情。由于知道冈村的目的是歼灭有生力量，李宗仁很快决定，部队主力依托山区、据点打消耗战，不同鬼子争夺具体一城一池，尽量用最少的代价换取胜利。

五月一号，冈村宁次果然向湖北的随县、枣阳一带发起了进攻，在飞机大炮和坦克冲击下，日军节节深入，从左右两翼突破五战区的防线。李宗仁虽然有鬼子大致的进攻计划，兵力又占优势，无奈火力实在逊色，只能步步后退，尽量保持一条完整的战线。

节节败退，屡败屡战，李宗仁咬牙支撑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冈村宁次的左右攻势已经形成两个钳子，随时可能来个一网打尽。熬过最初的炮火和毒气之后，李宗仁集结了战区所有机动力量，准备从侧后方给冈村敲一记闷棍，而最重要的突击任务，他交给了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收到李宗仁的命令，张自忠明白，他又一次领到了玩命的差使。

五战区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川军之类还需要在战争中攒经验值，汤恩伯的中央军又不听调遣，李长官手上最好使的，自然是“戴罪立功”的张自忠。而在决定反攻的时候，张自忠的集团军已经先输了一阵，他们被日军张自忠冲破防线，两个主力师乱成一团，亟需有人坐镇指挥。

面对纷乱如麻的局面，张自忠没有浪费时间，他直接带上还能掌握的部队来到一线，向冈村发起反攻。没有坦克、飞机，也没有防毒面具，甚至连士气都低迷不堪，张司令唯一能做的，是亲自来到前沿，带领所有人冲锋杀敌，让每个人都看到，司令与他们同在。

在张自忠不要命的指挥下，奇迹终于发生了，三十三集团军（主要是黄维纲的三十八师）硬是突破冈村的侧翼防线，消灭了至关重要的辎重部队，日军的前锋顿时失去进攻力量，不得不停下脚步，开始扭转身段，回顾后方的国军。

右翼兵团大获全胜，李宗仁顿时备感振奋，立刻下令左翼的汤恩伯也全力出击，准备来个大合围，把十一军装进口袋里包饺子。

从兵力上讲，冈村宁次总共只有三个半师团，第五战区却有二十多万大军，打几个突击还是可以的；尤其是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拥有十三、八十五两个主力军，加上两个独立旅，一共近十万人。但要命的问题在于，汤恩伯集团是国军的重点部队。

所谓国民革命军，其实是个军阀大联盟。杂牌部队固然担心中央借抗日吞并自己，中央军也怕地方系牺牲主力保全嫡系。所以从一开始起，李宗仁对汤恩伯的指挥，就充满了别扭，这倒不是汤司令的人品问题，而是统帅部不让随便调动这支部队。

五战区想用汤恩伯，统帅部却怕五战区把它用光了，最后只能搞个折衷方案出来：三十一集团军分成两半，其中十三军在左翼兵团同李品仙并肩作战，八十五军则在二线。会战开始后，十三军顶在一线，打得甚是勇猛，但是兵力并不占优势；等到右翼败退的时候，整个三十一集陷入包抄危险，不得不在日军追击下紧急撤往唐河。

由于鬼子一心歼灭国军主力，三十一集更是重点关照对象，汤恩伯的行动显得十分吃力。等到反攻的时候，汤司令一面要向李宗仁负责，组织部队打反攻；一面还要向蒋介石负责，满足中央军实力消耗的心理限度，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两面兼顾的状态，决定了他的结果一定是两头不讨好，费劲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打得拖泥带水，根本达不到消灭日军的目的。

连吃败仗的张自忠能打反攻，兵精炮足的汤恩伯却没有建树，李宗仁气得肝火大旺。考虑到先前在台儿庄汤司令也是这一套，相关作风向来不改，而且有委员长背后撑腰，李宗仁只能忍气吞声，权当眼前是条狗，愿意叫就叫几声。

虽然汤司令不给力，但在李宗仁的大力周旋下，五战区还是努力打破了日军的钳形攻势。看到侧翼威胁严重，弹药也快供应不上了，冈村宁次只好决定放弃占领的地盘，全军后撤，回到战役的出发点。他一度攻破李宗仁的防线，吃掉对方两万人马，最终却在付出近万伤亡后铩羽而归，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三个多师团都没能捞到便宜，冈村宁次很恼火。经过经验总结，他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战前准备工作太多，李宗仁有了防备，所以才出师不利；因此下一轮进攻应该声东击西，向长沙下手，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很快，各处的路边社纷纷传出消息，冈村宁次大肆集中部队，说要进攻宜昌和福建，把随枣会战丢的场子找回来。按照常理，五战区和福建守军应该十分紧张，全力做好备战工作，应付冈村的下一轮进攻；但奇怪的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外紧内松，反而是八杆子打不着的薛岳紧张万分，同白崇禧吵成一片。

说到底，冈村宁次的计谋虽然高明，夏文运的情报却还是很准的，早就送出了鬼子要打长沙的消息。在知道日军动向之后，蒋介石等人都不敢怠慢，而压力最大的，当然是九战区司令薛岳，以及他的顶头上司、桂林行营长官白崇禧。

根据国军的一贯表现，想要挡住日军突击，似乎不大靠谱。白崇禧认为，反正抗战不在一城一地得失，守不住的就不守也罢，应该节节抗击、放弃长沙，然后退守衡阳。

对白崇禧的想法，蒋介石基本同意，李宗仁也觉得有理，命令最后到了第九战区，薛岳却顶了回去。在薛岳看来，长沙不仅是自已的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湖南战区的中枢，还事先知道对手的计划，应该、也一定能守住长沙，把冈村老狼打出去。本着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原则，他把白崇禧的命令扔到字纸篓里，然后带着部下大肆挖沟，准备轰轰烈烈干一场。

由于白长官跟薛岳历史上就有过节，薛司令又是广东蛮子出身，蒋介石不打算卷进他们的是非里。反正赢了大家都有光彩，输了也不怕薛岳不认帐，于是默许了薛岳的做法，只剩下白崇禧在一旁咬牙，等着看九战区的笑话。

九月十四号，冈村宁次的“奇袭”开始了。

由于防区过大，时间又紧，他分不出太多兵力，只能从三个方向分批发起进攻。最先出击的是东路一零六师团，在迂回包抄战术下，这个师团开局顺利，成功击退了九战区一整个集团军，逼得薛岳动用了预备队才堵住缺口。

薛岳的危机就此到来。冈村只出了一路兵马，他却不得不用了全力，而日军还有中路、北路大军整装待发。中路都是湖南山区，薛岳可以稍稍松一口气，北路却是冈村的主力、以第六师团为先锋的五万多大军，同守军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形势每分钟都在恶化，白崇禧终于忍不住了，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强抱怨音。但无论是蒋介石也好，白崇禧也好，都劝不动薛岳的牛脾气，总之要退长沙你们退，我一步也不走，誓与长沙共存亡，其他的看着办吧！

当日军气势汹汹逼进长沙时，薛岳正冒着被军法枪毙的危险，同白崇禧和陈诚大吵特吵。白崇禧有委员长的亲笔手令，当然不会客气；陈诚却是标准的两面派，一面说该服从命令，一面又说长沙也不妨不守，真的退到衡阳，万一广州鬼子夹击过来，还不如死守长沙。

陈诚跟薛岳一直关系不错，白崇禧心里当然有数，但最后一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在九年前的中原大战里，桂军就是被从广州北上的粤军打败的。粤军能干的事，冈村自然更加干得出来，万一真的被两面夹击，九战区将退无可退，脸就丢得大了。

于是白崇禧沉默下来，薛岳也放低了声调。陈诚趁机在中间做好人，告诉薛岳只管专心打仗，自已会去做委员长的工作，只要守住长沙，一切都好说。

有陈诚在里面讲话，自然有效果得多，加上薛岳蛮子脾气发作，非要跟冈村来一场不可，蒋介石最后也松了口，同意他打长沙保卫战，但是务必要打出新意，不能再象南昌那样一触即溃。

收到蒋介石的命令时，薛岳正忙得四脚朝天。

不管蒋介石给不给他尚方宝剑，他都必须妥善安排，精心打好开局不利的长沙保卫战。很明显，象从前那样一线死守是不行的，冈村老狼的装甲突破已经玩得十分娴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搞出新意，争取新本钱。

很快，冈村宁次的主力攻势开始了。同预想中的一样，中国守军在强大火力轰击下节节败退，日军进展十分顺利；但很快冈村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薛岳虽然是步兵司令，却很有工程兵的潜质，硬是把湖南全境都挖满了沟，平地则全部灌上水，弄得炮车陷在泥里跟不上去，连步兵也是怨声载道，认为道路条件实在太恶劣，无法快速行军。

路不好走没什么，冈村没有很放在心上，但是中国军队的打法也有点奇怪。薛岳的部队撤退时并不象从前那样夺路狂奔，而是缓步撤退，掩护转移到侧翼的山区，然后跟冈村打转，不远不近地贴在附近。

薛岳的新举动顿时让冈村紧张起来。从纯兵力上看，日军人数并不占优，全靠火力和突击取胜，现在国军实行盯人战术，搞起了贴身服务，冈村不得不小心应付，因为侧翼的国军硬拚或许不行，打后勤线还是绰绰有余的。

鬼子喜欢迂回包抄，现在薛岳也搞迂回包抄，两边相互迂回，圈子兜起来没完没了。深入腹地的日军很快发现粮食不够吃了，当地又抢不到，整个部队有断粮断弹的危险。冈村的前锋离长沙城只剩下十几公里距离，但在反复权衡之后，他还是断定前方危险、不宜前进，向疲惫不堪的部队下了撤退令。

踩着淹到小腿的满地稀泥，冈村老狼恨恨地放弃了长沙。他想不到的是，类似的过程十一军将经历几次，而三九年的这次失败，不过是开始。

当冈村宁次在长沙城下大打出手时，全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无论他拿下还是拿不下长沙城，都不算太大的新闻。从这个月起，世界将走向乱套，无数人都被卷进一场大战里，直到整个国际社会彻底洗牌，在付出几千万人生命之后，形成完全不同的新格局；而这场大战乱的开始，是一份所谓“和平”条约。

三九年八月二十三号，当冈村宁次准备向长沙城挺进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正在莫斯科，同德国把酒言欢，共同签下一份条约。在这份条约里，苏联同德国相互承诺友好，不参加任何反对另一方的集团，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家的争端。

按常理来讲，和平条约总好过战争条约，因此互不侵犯协定应该属于正能量之类的东西，至少也得算是心灵鸡汤，让人看过之后，觉得生活还有点美好。但事情关键在于，斯大林搞的东西不光是公开的和平条款，还有一份秘密协议，约好在东欧共同行动，还划出了两家的势力范围。

对斯大林来说，他签的是和平协议，而对希特勒来说，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战争保险。条约明确解除了德国侵略扩张的后顾之忧，希特勒为他的法西斯加盟店找到一个强大的伙伴，两家联手的时候，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都将显得太过弱小，只能看着他们大打出手。

然而英法几个国家是没有资格抱怨的，因为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正是他们自已。长期以来，几个国家一直纵容默许德国大肆扩张，本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精神，呆在屋里坐喝咖啡，任凭希特勒吃掉一个又一个小国。他们不仅不觉得危机，反而认为培养一个强大的德国，可以在欧洲增加一个对抗苏联的棋子，替自已养家护院，维持势力平衡甚至进攻苏联。

所以希特勒吃完能吃的小国之后，很自然地把眼光放向了苏联。在他看来，同高手对抗固然很酷，但身为政治高手，更加实用的方法是先利用一下对手。于是很快，德国就由单干户变成了加盟商，而斯大林则是他最新的合作股东。

而这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世界局势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德国先前已经同意大利、日本签了同盟条约，根据规定三家是连锁经营、共同对外，偏偏日本跟中国、苏联都有严重矛盾。德国同苏联结盟，就意味着日本被晾到了一边，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对中国既有帮助，又有牵制。

斯大林签定“和平”条约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三号，八天之后，德国四十四个师、三千辆坦克和两千架飞机集体出动，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几十万大军以装甲为前锋，在飞机掩护下包抄迂回，打了一场标准意义上的闪电战，轻松摧毁波兰的抵抗，波军不是被歼就是被俘；同时苏联从后方发起突击，两家在预定的分界线上胜利会师，并联合举行阅兵式，以纪念新时代的牢固友谊。

面对苏德同盟，波兰的盟友就差得远了。英国和法国在第二天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军，被希特勒明确拒绝后，他们也向德国正式宣战。但这两家竟然还是舍不得出一兵一卒，大军坐视波兰全军覆没，连枪都没舍得打几发。

虽然英国和法国非常“节制”（其实是自私），但他们对德国宣战后，意大利和日本作为德国盟友，也不得不向他们宣战。于是在欧洲，几大强国（意大利勉强凑数）迅速划成了不同的阵营，从程序上绝交；而在不久之后，他们会进入真正的战争状态，相互打成一团。

英国和法国本来是想省事，最后却摊上了最大的事，用一句老话来讲，叫做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而在书本里，这段历史只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冈村老狼打长沙之前，国军同日本只能算局部冲突；冈村从长沙城下离开的时候，日本已经是世界大战中的一员，委员长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国际影响，限制和束缚也就更多。但在欧洲打得热火朝天时，委员长最要操心的，却是游击区里的国共冲突。

从三八年底算起，国共两党派出的游击队越来越多，双方防区犬牙交错，还相互往对方的地盘里派遣工作队、任命基层组织，已经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早在三九年三月，山东的国军就按捺不住，伏击了过路的八路军部队，并且残杀俘虏，搞了个“太河事件”，而在华南则干脆集体暗杀了新四军官方联络处（先前明文同意设立的），然后由中央出面抚恤。陕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重庆突然改口说，委员长“从未承认”边区的存在，不断派人去边区闹事；由于正规军都调出去打仗了，毛泽东实在没办法，不得不忍痛把六大主力旅之一的三五九旅调回延安，全旅在荒芜的南泥湾烧炭开荒，养羊种地，守卫大后方。

对三五九旅突然调回陕北，蒋介石十分恼火，立刻下令他们必须回前线去；而谈判的叶剑英则答复说，国民党已经派兵进攻了边区，并且此时还在继续添兵，因此三五九旅不能撤回，除非国民党先退一步。蒋委员长倒也痛快，马上表示冲突的时候自已并不知情，但在谈判条件中却把边区的范围从十八个县“调整”到十五个，等于无形中要多占三个县。

蒋介石并不是真的缺三个穷县，他只是想挤占毛泽东的地盘而已，对这一点，延安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明知谈不拢，叶剑英等人还是耐心细致地穷耗时间，反复一个条件一个条件扯皮，并且按下葫芦又起瓢，永远也谈不到一致的地方。

纵观敌后摩擦，可以注意到一点，就是不管谁对谁错，国军总喜欢动手解决问题，而且出手十分狠辣。共军虽然搞渗透，毕竟还是本着自愿原则，其他人可以参加或不参加，而国军则完全是土豪作风，凭着官方旗号一律杀光，伤员、俘虏、官方代表全部不留，算得上简单粗暴，态度鲜明。当然，这不是因为某一方有道德或另一方没有道德，只不过在权力的对比面前，占优势的一方总会有多一点的自信。

但凡事光靠粗暴是不会解决的。很快八路军也接到命令，以后再碰到类似事件，绝对不出让任何根据地，而且要以牙还牙，尤其是在山东必须“以态度强硬为原则”。换句话说，你敢杀我的伤员俘虏，我也敢灭你的全家！

@bfd85128 2018-09-18 23:27:22
弱弱的问下楼主，这个帖子的文章，和之前的帖子的最后一篇文章，能接续上吗？———追了三年的小书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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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不上，中间有一段被天涯删掉了。你可以扫描这个公众号跟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