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机叫汉阳 2017-03-18 20:40:02
你要用动态的眼光来衡量战役力量
O日，攻城，和打援，不能兼顾，只能选一头
0+30日，整补增强力量后，就可以攻城打援兼顾了。估计东北又运来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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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法否认的是，8月底最后确定的方案是，7个纵队攻城，8个纵队打援（加入了苏北韦吉兵团）。与最初的，让许2个纵队攻城方案，差距何止一点。

而且，粟诱敌深入当然可以，但在给自己人的电报，恐怕无需隐瞒意图吧，粟8月10日的电报，没有一点这个意思。

肯定是粟不想急着去打，而许胸脯拍的太响，与粟唱了反调，粟等人就炮制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攻城计划，让许作蜡。

毛收到粟8月10日的电文，破天荒地延迟了2天才回复。毛电文同时发给了许谭，开头如下(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
“
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

灰日四时电悉。你们所提三个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


毛很客气，强调“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

@wgljw2000 2017-03-18 21:17:53
全局输才是真的输，尽管二战四平期间有兴隆岭、金山堡战斗胜利，但它丝毫改变不了二战四平是个败仗的事实；同理，苏中战役不过是个局部胜利，它胜了，但同样改变不了华中这个全局的失败。 粟裕作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却念念不忘苏中、苏中，结果，尽管苏中“捷”了，仍然只能被迫放弃，这跟粟裕误判形势，抓不住国军攻击重点有极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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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枪不放就跑了，也说不过去，以后还会不会来？毕竟是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
中国人的文化，都是要脸的，顾面子的。
苏中七战七捷，从树立形象，鼓舞士气，留住人心上看，是有意义的。

不过今日的中国社会，尤其很多ZF单位领导，人不要脸，却还要别人给他面子，呵呵。

@wgljw2000 2017-03-18 21:33:36
@wgljw2000 2017-03-18 21:17:53
全局输才是真的输，尽管二战四平期间有兴隆岭、金山堡战斗胜利，但它丝毫改变不了二战四平是个败仗的事实；同理，苏中战役不过是个局部胜利，它胜了，但同样改变不了华中这个全局的失败。 粟裕作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却念念不忘苏中、苏中，结果，尽管苏中“捷”了，仍然只能被迫放弃，这跟粟裕误判形势，抓不住国军攻击重点有极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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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也许这是最合理的选择，尽快北上与山东陈毅会师，形成拳头！是为上策。
后续的战争进程也很能说明问题，山野、华野分开是两败，合在一起则双赢。

@ywujun1969 2017-03-18 21:44:10
嗯，也许这是最合理的选择，尽快北上与山东陈毅会师，形成拳头！是为上策。
后续的战争进程也很能说明问题，山野、华野分开是两败，合在一起则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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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叫汉阳 2017-03-19 10:37:20
蠢到家了
分与合，要看形势
战争初期，共军战斗力不如国军
你合，敌人更可以合，他速度比你还快。双方部队规模越大，这个时候跟国军展开决战将会输得更惨
南满为啥决策不去不满，不跟北满合并？就是这个缘故
山野华野合并会如何？
只要粟裕去山野指挥，马上就能扭转颓势
参见宿北战役，就是粟裕到山野司令部指挥，立马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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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大将也不支持你的看法。两淮失守后，粟就认为，只有集中兵力打大的歼灭战，才可能改变华东战场的形势。这才会有之后两军会合的宿北、鲁南战役。

“战争初期，共军战斗力不如国军”，针对这种情况，更应该集中兵力，而不是分兵几处。
战争初期，国军是进剿解放区，通常分兵数路，我军内线作战，集中兵力才可抓住机会。
况且，山东、华中本就是不可分开的一个战区。
国军是徐州剿总，共军反倒要花开两支吗？

你批起毛要求“七月分兵”是一套，忘的到很快呀。

@总机叫汉阳 2017-03-19 13:19:23

“粟大将也不支持你的看法。两淮失守后，粟就认为，只有集中兵力打大的歼灭战，”

为啥粟裕这样想？

因为两淮失守，粟裕的部队留在南线将难以获得北方的军火支持，只能是北上合并，靠在山东继续打。

军火，就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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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分兵的事不扯了？

你都知道“两淮”的重要性，难道粟裕不知道“两淮失守”，则山东、华中两个根据地就被国军分割！

但粟裕在“两淮战役”过程中是什么表现？

“七战七捷”后，本身华中粟裕也损失很重，因此粟上报中央，一面围攻海安，一面争取尽可能长的修整。
而中央批准粟围海安并休整方案的前提是，粟向中央说：围攻海安可以“吸引蒋军数个师向苏中增援，对于全局有很大利益”。
粟的目的很明确，一是苏中战役损失很大，要修整，二是不愿离开苏中北上。

但国军并不傻，苏中战役后，下一步的行动目标，是自徐州向东打通陇海线，先切断山东与华中的联系，然后聚歼华中我军。

实际上，46年8月底，国军的作战意图就明朗了。
鉴于敌情的变化，陈毅9月7日在华中局驻地淮安与张鼎丞、邓子恢研究淮北战局后，当日报军委称：“认为集中兵力在淮北大有展开的机会，”“全国战局均需要在淮北打几个胜仗。”
9月8日，军委致电陈、张、邓，明确指示：“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谭南北配合、巩固两淮、开展局面。”

两淮不保，则华中势难坚持，应是个很清楚的道理。此种情由之下，粟不是迅速北上配合陈毅，而是在9月8日致电军委：决定华中野战军主力放弃围攻海安，求得10天左右之修整时间，然后逐渐转向泗阳地区，求得给桂顽以打击，稳定华中局势。

粟的大局观在哪？只考虑华中，不愿离开华中，私心太重！

后面9月10日，粟报军委和新四军军部自己的具体安排，放弃攻占海安计划，第五旅北援淮北，第1师、第6师集结于苏中整补。

粟竟然对苏北和淮海地区的敌情变化基本不予考虑，只管自己的华中区，继续将本部主力置于华中根据地，做依托内线的作战准备，呵呵，还能怎么说！

随后，当9月11日，军委明示:粟谭率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位置，到达后如北面南下之敌已歼灭，～～～～～。

粟部还在休整，根本就没收拢！从海安至两淮约250公里，本身是水网地区，没有事先准备，大部队根本不可能在9月20日前到达战区。而粟本人乘车倒是在9月14日，就到了淮阴华中军区驻地。
国军也是在9月14日，发动进攻的。

粟一味从自身困难出发考虑问题，导致华中野战军北上时机太迟了，八月底知道敌情，就该果断主力北上。

解放战争中，粟的华野主力，军火靠东北，后勤靠山东，还对友军挑三挑四，呵呵。

本质上解放战争的关内战场是一盘棋，说不好听的，彭总也算两次救了粟裕的命！

如没有48年初西北战场的“宜瓦大捷”，微妙地改变了中原国共两军的战略态势，影响了毛的看法，已经在濮阳待命出发的粟，被叫到城南庄，就是领导诫勉谈话，“下江南”，只有毛自己改变想法后，才有想听听当事人粟的想法的意思，否则城南庄，哪有粟说话的份。

一旦“下江南”，参照华野全盛时期，金门水战、登步水战两次的表现，我真不相信粟的命就会比方志敏、项英好！

@汉风HF 2017-03-19 17:20:13
@ywujun1969 ：本土豪赏1根 鹅毛 （10赏金）聊表敬意，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我也要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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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汉风

@总机叫汉阳 2017-03-19 16:51:40
这封密电是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主要内容是揭发陈毅不会打仗。电文如下：
1946．10．4酉时张邓曾报中央
陈（毅）佳电悉。
我们对陈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当他大军屯住陇海时，桂系攻占灵城，我们建议山野移灵泗公路间歼灭桂顽，陈不听，后桂顽已占泗城，陈决攻泗城。
我们曾两电建议不应攻泗，陈决心不变，又不亲自指挥，而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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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电！华东同志间还如此暗黑。

58年军委扩大会的压力，能跟59年批彭比吗?
58年那伙人政治份量不够，毛也只要揪几个典型，要求全军与苏修划清界限即可。彭黄主军，谁实在不愿开口，既不勉强，也不追究，张爱萍，粟的部下们回忆也证实此点，感谢彭老总吧，那个开法，非彭所愿，彭也说了。

59年事涉三面红旗，领袖是赤膊上阵，人人必须表态站队，谁敢说不字谁死，保持沉默也不行。

有什么可比性。

陶勇那个调调，黄克诚也没把陶打击报复吧，黄做为秘书长，场面上该说啥说啥，就是撑个场子。
59庐山后，敢支持彭的，发言不过关的，黄克诚，万毅，邓华，洪学智，钟伟，谭政等人，是个啥下场。

“如果彭做一把，绝对是第二个朱元璋！”
“当皇帝可没那么简单。出了会打架，还得懂政治，还得有逼格，等等。彭老总，充其量就是个猛张飞而已。跟项羽都没法相提并论。”

很多朋友对彭总的认识，受文革和所谓的红色文艺作品影响，并不全面、客观。上述的看法对不？

我且贴毛年谱中一节，以资讨论。




大家可以找找十大元帅，还有谁如彭总一般，如此微观地关注底层民生？

彭在中共高层政治领袖中，之所以显的特立独行，就在于彭一方面反感传统中国政治中庸俗厚黑的做派，一方面是一个真有“大慈悲”心肠的人。

在苏中等敌占区必须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陈粟，张邓：

苏中、苏北、皖东敌占县城及要镇各县，我党必须坚持游击战争。第三、第四、第七各分区必须派部队、派干部恢复工作。只要各分区、各县能坚持游击战争，收复县城便有希望。

中　央

亥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１〕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电报。

@lc411100 2017-03-21 20:21:51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
60年代，70亿美元是多少钱？儿子孝敬老子还是孝敬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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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之上，只强调政治正确，经济、金钱就是次要的，甚至不予考虑的。
49年，美苏都在争取中共，美国联合英、法、印 缅等，准备先于苏联承认中国时，最担心的反倒是毛本人。
刘赴苏求援，苏联开价：5年，3亿低息援助的价码。美国国务院透过民盟罗隆基向中共也开出了条件：3年50亿美元贷款，美国人自己说，相当于对印度15年贷款的总和。但经济不是主要考虑，哪个时候，毛刘等人，意识形态是第一位的，在党内也是主流。
透过民盟，美国人转达的政治要求是，希望毛先生信守45年《论联合政府》的政治宣言。实际上，在蒋下野，49年4月底，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包括苏联大使罗申都迁了，而美国大使馆坚守南京不走，已经向中共表明的态度，希望谈，可以谈，愿意承认新政府。美国的底线是“民主的、联合政府”
6月30日，毛正式公开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表明态度“。7月2日，美国务院紧急通知司徒雷登，撤销访问北平计划，立即离华。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宣言：“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当时共产党人的选择如何？大家见仁见智，但完整的历史图谱，绝不是官文和党史所写的那样，49年9月，美国会批准对台特别援助案紧急拨款6000万美元。从46年7月内战开始，美国人出于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腐败涣散的失望，基本在内战中严守了军事中立。
《论人民民主专政》，从今天的角度看，即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宣言，也是毛开启东北亚冷战的“冷战宣言”，金营长是没这个文采，也没这个实力。

所以，在金营长50年，撇开中国，与苏联密议后，南下统一行动失败后，经斯批准向中国同志求援，毛即使知道内情，也毅然要出兵，就很好理解。

当然，朝鲜作为一个小国，无论南北韩国内信奉什么主义，在国际政治中，采用的都是一贯制的“事大”策略。也无可指责。

@lc411100 2017-03-21 20:21:51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

60年代，70亿美元是多少钱？儿子孝敬老子还是孝敬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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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ujun1969 11693楼 2017-03-22 11:10:00

意识形态之上，只强调政治正确，经济、金钱就是次要的，甚至不予考虑的。

49年，美苏都在争取中共，美国联合英、法、印 缅等，准备先于苏联承认中国时，最担心的反倒是毛本人。

刘赴苏求援，苏联开价：5年，3亿低息援助的价码。美国国务院透过民盟罗隆基向中共也开出了条件：3年50亿美元贷款，美国人自己说，相当于对印度15年贷款的总和。但经济不是主要考虑，哪个时候，毛刘等人，意识形态是第一位的，在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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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ljw2000 11694楼 2017-03-22 12:19:00

毛一边倒的策略，个人觉得并非单纯出于意识形态。

对于毛而言，能否从苏联手中拿回东北和新疆的权益，也是相当重要的。此时倒向美国，东北和新疆的权益，拿回来相当困难。

此外，如果此时投美反苏，北方沉重的地缘政治压力，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最后，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也是中共核心利益，中共恐怕也很难在这方面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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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是从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论述自己的一边倒策略。并断言无第三条路。
至少，毛公开的宣言，理论思想依据，是纯意识形态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1）

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为着说清我们在下面所要说的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
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在一九二○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⑴。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⑵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⑶、康有为⑷、严复⑸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⑹，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⑺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⑻。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2）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⑼的幻想。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⑽。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4）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在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5）

注　　释
〔1〕 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列宁在那里说：“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2〕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3〕 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广东花县人，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他早年深感清朝腐败，外侮日深，而吸取西方基督教教义的平等思想，开始宣传“拜上帝教”。一八五一年，他和杨秀清等领导群众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八五九年，洪仁写的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准颁行。
〔4〕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一八九五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他联合一千三百多名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任用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参预政事，试图变法。后来顽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握政权，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康有为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5〕 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福建闽侯人。曾在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中日甲午战争后，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曾译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书，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
〔6〕 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注〔27〕。
〔7〕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8〕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9〕 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12〕。
〔10〕 武松是中国著名小说《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他在景阳冈打虎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
〔11〕 这是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