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机叫汉阳 2017-03-09 17:52:23
卡尔迅讲述了4年前，在华北，那支八路军分队的故事：他作为美军观察员，与那个营一起完成了24小时的急行军，行程58英里（180华里）！
精疲力竭的卡尔迅惊奇地发现，虽然每个战士都极度疲惫，但到达目的地时却没有一个掉队者。之后还出色地完成了截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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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卡尔迅是美帝陆战队的特种兵出身，体质和训练远超过当年一般美军
结果所谓饥饿的八路军一个营，24小时跑路9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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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类比理解是，八路本身都是山民，且以山地游击战为主。
游击战，保命的功夫就是能跑，而非打得准。

八路的能跑，是先天加上后天一次次实战的奔跑中练出来的。
美军特种兵，跑的训练只是科目之一吧，这样，后天败给先天，训练败给实战，很正常。

拿一个汉民跟藏民比，汉民营养体质都好，但藏民的地盘中，就是跑不过藏民。

1958-1960年间主要工业部门“大跃进”的情况。

(一)、钢铁工业

钢铁工业可以说是三年工业“大跃进”的核心,这一时期的钢铁工业固然取得了一些发展,但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大跃进”时期,提出了 “以钢为纲”的建设方针,钢铁工业被放在首要位置,因
此,向钢铁工业的投资额迅速增加。1958年至1960年,钢铁工业部门基建投资额三年
合计达到117.36亿元,是整个“一五”时期投资额的4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79-80页。】

1957年春夏之交,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办钢铁的两个积极性,冶金工业部门提出了“二五”计划期间要搞“三大、五中、十八小”的建设方案。“三大”是指继续完成鞍钢、武钢、包钢三大钢铁公司的建设。“五中”是指把已有一定基础的太原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石景山钢铁公司(后改名为首都钢铁公司),进一步IT建为年产能力50—100万吨钢的中型钢铁厂,同时在湖南新建中型规模的湘潭钢铁厂。“十八小”是指新建18个年产能力在10—30万吨钢的小型钢铁厂。按照规划,它们是:河北邯鄰、山西临纷、江西新余、广西柳州、广东广州、四川江油、福建三明、安徽合肥、新疆八一、贵州贵阳、浙江杭州、江苏南京、湖北鄂城、山东济南、湖南链源、河南安阳、甘肃兰州和吉林通化等18个钢铁厂。这个方案受到“大跃进”的冲击,有的项目延缓了建设进度,有的项目建设陷于停顿状态,如包钢等。

1958年,在钢铁产量翻番的压力下,各地兴起了“小土群”的建设、大刮浮夸风,严重的冲击了大中型钢铁厂的建设。大型和中型钢铁厂的建设受到的冲击表现在:不顾质量,追求数量,生产了一些质量不合格的钢铁;拚设备,为了夺高产,连续三年突击
生产,设备不能按计划检修,长期超负荷运转,损坏严重,最后不得不停产检修;在产量压力下,许多钢铁厂也抢建了一批“小洋群”的炼铁、炼钢设备,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设备、材料，虽增产了一些不合格的钢铁,但最后不得不拆掉或改作他用;更为严重的是,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和冲击下,原有的管理制度受到很大的破坏。在片面追求产量的压力下,绝大多数大中企业管理松她,经济效益明显下降,产品质量差。

1959年、1960年,钢产量继续维持高指标,但是小土炉已生产不出铁水;“小洋群”生产的生铁质量不能保证,耗能又多,煤炭也供应不上。因此,1959年钢铁工业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已由“小土群”转向“小洋群”,并抓紧了“三大”、“五中”的建设,抢建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小型钢铁厂(数量己从“十八小”发展到34个,规模也有了变化)。1960年钢铁工业基本建设的主要力量更是集中到大中型建设项目上。

钢铁工业的主要问题是铁多质量差,钢和钢材生产的少,引起了钢铁生产比例失调,也加大了钢铁工业同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矛盾。1958年全国钢产量为1130万吨,好钢只有800万吨;在1947万吨生铁总产量中,含铁在90%以上的二:类铁约1300万吨,仅
占 68%。

从数量上看,1958年相比1957年年,钢增长107%,钢材增长42%,铁增长131%;从质量上看,合格的钢只增长58%,合格的铁只增长62%。1959年1-4月份生铁产量606万吨,大约有150万吨左右是不能使用的坏铁,占总量的1/4左右。而由于铁的质量低,许多铁未能成钢,钢与铁的对比中,铁的数量一直成增高之势。具体见表5




引自《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续上）
由于钢、铁和钢材比例扩大,不仅引起了钢铁工业内部的紧张状况,而且也扩大了钢铁同其他部门之间的矛盾。八大品种占钢材总产量比重有所下降,1957年为42.3%,1959年为42.9%,1960年为37.1左右。其中优质钢材占总产量的比重,1957年为9.9%,1959年为9.5%,1960年下降到8. 2%左右。

尽管如此,三年中,钢铁工业大中型建设项目尽管受到了“大跃进”的冲击,但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经过后两年的奋斗,上海建成了一批转炉,形成了近300万吨的炼钢能力。天津建成仅百吨炼钢能力，北京建设了北京钢厂和北京特殊钢厂，也有几十万吨的炼钢能力。石景山钢铁公司建成30吨转炉炼钢厂，鞍钢建成了第三炼钢厂。武钢2座高炉、5座平炉也陆续建成。太钢、重钢、唐钢和一批特殊钢厂都扩大了生产能力。

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钢铁厂,建设得快的也初步形成了炼铁、炼钢和札钢能力。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钢铁工业是调整的重点。为了把钢铁工业速度压下来,冶金部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精简职工,即停办“小洋群”,把人送回农村加强农业;压缩基建投资,停止大部分项目的建设;把钢产量指标降下来;关停并转,保护设备。通过调整,1963年以后钢铁工业重新步入正规,产量逐年增长。

总之,“大跃进”中大炼钢铁固然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但是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过于高昂的付出和所得不成比例;致使整个工业也失去平衡,显得畸形,严重影响了工业的正常发展进程。

工业大跃进的严重后果

从1958年幵始的工业“大跃迸”,是在“反右”运动和批评“反冒进”的政治压力下骤然而起,不仅打乱了原有的经济体制,而且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违背了经济运行的规律,其恶果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大跃进”期间工业的畸形生产与建设超过了农业对工业的负荷能力,破坏了工农业之间合理的比例。从1957到1960年,我国工业总产值由704亿元增至1637亿元,增长32. 5%;而农业总产值却由537亿元减为457亿元,下降14. 9%。工业与农业的产
值比例由1.31:1变为3.58:1,工业的增长越来越超过农业的负担。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20000万吨降至1960年的14350万吨,1960年粮食产量甚至低于1951年的14369万吨。1958年增产495万吨,但由于城镇人口增长迅猛,粮食需要量迅速上升,粮食收
购量提高到5876万吨,超过增产数一倍以上。1959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但收购量继续增加864.万吨,收购量占粮食产量的39.7%。1960年粮食又减产了2650万吨,收购量减少了1635.5万吨。1其后果是,一方面,城市粮食供应很不稳定,京、津、沪、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相当一部分城乡居民患了浮肿病;另一方面,严重缺粮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原料的缺乏还使轻工业产值从1960年起大幅下降。

(二)工业交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一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本来“一五”时期就有重工业偏重的倾向,“大跃进”使得钢铁工业为中心,着重发展与钢铁有关的煤炭、电力、机械等部门,而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受到挤压,出现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从1957年到1960年,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55%降至33.4%,重工业由45%升至66.6%。2三年中重工业投资达545.7亿元,而轻工业投资仅为12%左右,同时为了保证钢铁生产,轻工业所需的燃料动力、刚才、木材等原材料以及运输能力经常被挤占,使其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相对于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被严重滞后,不仅产品质量下降,市场供应也短缺,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

二是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钢铁冶炼工业的独占鳌头,造成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采掘工业是原材料工业的基础,发展需要的投资大,周期长。在“一五”时期,采掘工业占重工业投资的28.6%,原材料工业占33.8%。“大跃进”三年中,釆掘工业的投资比重降至21.7%,原材料工业增至42.3%。这种不合理的关系,致使采掘的能力跟不上冶炼的需要,FI后的钢铁工业也举步维艰。煤矿的发展同样跟不上冶炼生产的需要原煤供应紧张,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三是工业与交通运输比例失调。1957年到19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生铁产量增加3.6倍,铁矿石产量增加4.8倍,煤产量增加2. 03倍,而全国货运量只增加1. 1倍,满足不了煤、铁增长的需要。

（续上）
(三)工业经济效益低下。

根据国家计委1962年的《十年计划工作经验总结(草稿)》,可以看出,三年的工业经济效益显著下降,浪费损失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很多产品质量下降。例如生铁合格率由1957年的99. 4%下降到1960年的74. 9%,其中重点钢铁厂由99. 4%下降到85. 9%;中央直属煤矿的煤炭灰分,由第一个5年平均的21%提高到I960年的24%,等于损失煤炭397万吨。

二是劳动生产率降低。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I960年是7054元,比1957年的8005元下降12%;农业劳动生产率1960年是175元,比1957年的223元下降21.5%。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严重影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

三是成本增加,物质消耗提高。全国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的生产费用从1957年的51. 4元增加到1960年的56. 4元,增加了 10%。工业企业的物质消耗提高,浪费增加,如每亿元工业总产值平均耗用的电力,从1957年的2501万度上升到1961年的3443万度,增加38%;每亿元工业总产值平均耗用的煤炭,1957年10万吨左右,1961年21万吨,多耗用了1倍以上。此外,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霉烂变质和损坏的物资很大,损失不小。

四是铺张浪费严重。在许多生产企业中,盲目加人,窝工现象严重,不讲经济核算,大量浪费人力。在基本建设方面,过多地占用农田好地,筹建机构成立过早,人员过多;不是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非生产性建设搞的很普遍,标准高,浪费严重。

五是安全生产差,事故频繁,伤亡严重。1960年,全国各工矿、交通企业职工因事故死亡22511人，
1950年增加2.5%。其中,煤炭系统最多,死亡7081人,比1959年增加17%;冶金系统次之,死亡4556人，铁道系统死亡1595人,比1959年增加28%。此外,由于交通事故而死亡的非交通部门人员也增加，仅铁道部统计，即达5300人，比1959年增加46%.


(四)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大跃进”造成了市场供求紧张,全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明显下降。一方面粮食减产,另一方面企业职工人数迅速增加,粮食的消费量猛增。I960年粮食征购率达35.6%,当年的销售量却大于库存620万吨,全国出现紧张局面。1960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比1959年下降13.6%;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较上年的186.5公斤降到163.5公斤,下降12.3%;食油由2.25公斤降到1.85公斤,下降18%;猪肉3公斤下降到1.55公斤,下降48%。“大跃进”导致三年经济严重困难,1960年全国死亡率达25.43%。,该年人口死
亡率超过40%。省份就有5个:安徽、贵州、四川、甘肃、青海。估计前后人口减少3000万以上,造成空前严重的大饥荒。

轻工业的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日用商品,甚至如食用油、食盐、盆、锅、火柴、碗、筷之类的出现严重供应不足。至1960年9月,各地凭证、凭票供应的商品多达几十种。

如与国际上比较,三年“大跃进”,我国与世界的差距明显拉大,中日经济差距正是在这期间年迅速拉幵。1957年以前,我国的国民收入总值高于日本。当年我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369亿美元,日本为279亿美元。“大跃进”期间的大干快上造成国民经济
的混乱,之后经过数年的调整,经济增长缓慢;而日本却以14.2%的高速度增长。从1961年起,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我国,自此之后,差距逐渐加大。

“大跃进”时期工业上固然也有发展,但这是相关人员在抵制“大跃进”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上取得的,与“大跃进”运动并没有直接或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以代价小得多的方式取得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更大成就。

“大跃进”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今后应该深入研究和尊重经济规律,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经济决策过程中的民主机制和法治建设。

引用资料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闺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上卷,中H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

【注，1958-1960年间的工业“大跃进”，茅坚鑫，南京大学】

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时代，宣扬“君权神授”，皇帝自命“天子”，代天牧民。现在稍有现代思想的人，都知道这是在“愚民”。

如那首《国际歌》所言：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在群众思想觉醒之后，谁在工厂劳动纳税？谁在土地上耕作纳粮？谁养活的谁？谁施恩于谁？这本是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君与民之间，执政党与人民之间，谁是鱼谁是水，谁是父谁又是子？

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自己的人民观上，都不会翻转这个关系，即使贵为领袖也是人民公仆！

而反之，高喊“人民大救星”者，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共和的外衣，与专制皇权何异？思想上只不过是匍匐在专制皇权思想下的精神奴隶。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任何一个靠自己双手劳动，自立于天地之间的劳动者，都不需要对任何人政治人物感恩戴德！
无论战争年月，还是和平年月，都是劳动者在养活国家机器，而不是反之。

毛是伟人，但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

81版《历史问题决议》对毛的建国后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基本还是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毛这样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评价和争议非常正常，哪一个历史伟人在文明开放的社会中不受争议？

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尽可以写出关于毛泽东更好的阐述，贴出来，而不是翻来覆去说车轱辘话，给别人扣帽子、贴标签。

这种行径，体现出来的文明、理性和水平，说自己受过教育，完全是在侮辱自己父母付出的金钱和心血！还不如当文盲。


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不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每一件事都是“高举红旗”。81版《历史问题决议》就那些事毛的决策和行为是违法马克思主义，违反“毛泽东思想”，已说的很清楚。

@相对论2016 2017-03-11 07:49:26
人民的敌人不管怎么花言巧语，怎么藏头隐尾。只要恶意反毛，就被验明正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于毛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文盲率急剧降低，人均寿命大幅提升，其速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快的。
虽然人民群众也参与了这个过程，但历史证明，毛的领导，使人民前进的步伐更坚定更迅速，得到的好处更多。因而毛对每个受惠的人来说是有恩的。
人民群众靠双手养活自己，但没有毛带来大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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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说形式逻辑本身的问题。

你自诩善证明，请证下，81年最高法院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领袖之侄毛远新17年徒刑，对还是错！

人民为什么支持共产党？求国强民富。
49年建政，要达成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工业化，要工业化，就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是各国的历史经验。孙中山在1911年倡导五权宪法时，就提出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益之一，西方列强更是早就普及义务教育。马列政党还不如西方列强境界高吗？中国谁执政都的这么干，这就是历史潮流，不是谁的恩赏。

工农大众，战争年月，流血牺牲支持革命，和平年月，纳粮纳税供养政府！公共服务的每一份钱都来自工农大众，而不是神变出来的！需要向谁感恩戴德？

谁需要向工农大众感恩戴德？

马恩列斯毛政党的人民观，党政体系人员，包括领袖个人，自己并不从事劳动生产，如果不把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对供养他们的工农大众感恩戴德，与寄生虫何异！

@相对论2016 2017-03-11 11:35:28
心理阴暗者被掲露了人民敌人的真相，恼羞成怒，或无耻谩骂，或巧言狡辩。
无论如何，你们绕不过这个逻辑:
毛对人民群众有恩，毛对人民公敌有仇。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才是人的本性。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你们整栽赃毛，唾骂毛，喋喋不休于毛的缺点而不隐恶扬善。说明你们仇恨毛，你们就是人民公敌。
骂吧，骂得越狠，毛越伟大。给你们发一吨重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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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客气的说，你的观念，是带着一点封建忠君思想，结合浓厚的自我臆想的现代神学观，当代没有市场。
与历代君王比，毛的思想是伟大的，但毛是人，不是神，能想到，未必自己能全部做到很正常，你连毛思想都未深入研究，硬把自己的主观臆想按给毛，你不是“伪毛粉”，是啥？

你至少认真研读下毛的著作，对毛的立场、观点、方法有所了解，至少具备他老人家十分之一的文采飞扬后，再来以毛思想代言发帖。

你现在这个水平，代言毛，会把老人家气哭。

陈伯达倒台，很重要一个因素，是在八大和九大上，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在这个问题上，显然，陈伯达更理性正确。

怎么可能生产力没发展上去，都赖生产关系拖后腿？如毛一般，一味动用国家机器去推动生产关系的人为变革。

三年困难时期的省委大院生活（李南央）（1）

在1958年大跃进后的困难年代里，我也吃过一回香，喝过一回辣。
那是我三年级的寒假，妈妈把我送到在河南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何伟伯伯家。妈妈的许诺兑现的不多，这是少有的一次说话算话。

当我上了去郑州的火车，才真的相信这次的寒假要在北京以外度过了，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何伟伯伯是妈妈的革命引路人，他在当中学国文教员时，引导正在做学生的我的妈妈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用何伟伯伯自己的话：“你妈妈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解放后，何伟伯伯费了好大力气，找到了我妈妈，恢复了彼此间的联系。那年冬天，何伟伯伯的大儿子雪山哥哥和女儿何生姐姐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放假回家。雪山哥哥的女朋友华静姐姐也在，还有何伟伯伯的干女儿马宁姐姐，再加上一个叫大金的女孩子也天天住在那儿，真是热闹。我的玩伴儿主要是大金，雪山哥哥他们太大了，把我当成小小孩儿，偶尔逗我玩玩，我就十分高兴。

三年困难时期的省委大院生活（2）

何伟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有解放军在大门外站岗。后院是宿舍区，门口还是有解放军站岗。不要说外人进不来，就是我这个住在里面的客人，自己也不能随便出入，出去再进来就成大问题了。跟何伟伯伯的住处相比，我们家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板。我自己一人住了一间，这太让我满意了。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大极了，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好几个火眼儿，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对我来说，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有一种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我后来再也没有吃过这种做法的鱼。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
我还几乎天天晚上跟马宁姐姐一起去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得很，没有几个观众，大概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人们是没有闲情逸致看戏的。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伟伯伯他们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

三年困难时期的省委大院生活（3）

春节的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几个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大年初一，何伟伯伯带着我们去看黄河花园口。我第一次听说当年蒋介石以阻挡日寇为名，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汹涌的黄河水没有挡住日本人，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流离失所。看到黄河静静地在两边的堤岸间流动，也许是我年岁太小，没有什么很激动的感情，只是觉得河边很冷。
从黄河堤上下来，顺路去了堤边的一个村子。我们在前呼后拥下，进了一家农民的房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农民和农民的家舍。我觉得自己是在看电影，因为那房子和农民的穿着跟电影里演的解放前的乡下差不多。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省委的何书记，来看看你们，给你们拜个年。”那个老农民诚惶诚恐地伸出手来，何伟伯伯轻轻地握了握，在炕沿旁坐下和他拉家常。
老农民屋里的其他人，像看稀罕物似的盯着马宁姐姐和我，弄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好在何伟伯伯只坐了几分钟，就带我们离开了，也没有再去另外的农家。
坐在车里，何伟伯伯严肃地对我们说：“看看农民的艰苦生活，看看你们一天到晚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应该惭愧啊!”我心里很不以为然：“那些吃喝都是你给我的，我在北京其实是吃不到的。这怎么能赖我呢?我干嘛要惭愧呢?”
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鸡蛋泡牛奶，我不知该吃还是不该吃。看到何伯伯一家人仍如往常一样地吃，我也就吃了。但心里的感觉怪怪的。

三年困难时期的省委大院生活（4）
回到北京，妈妈问我在河南过得怎样。我说：“过得好。何伟伯伯对我好，孙一瑾(何伯伯的爱人)阿姨对我好。吃得可好了!”我又问：“为什么农民的生活不好，我们的生活也不如何伯伯家好呢?为什么省委书记可以天天打麻将不上班呢?”妈妈叹了口气，轻轻自语：“没想到何伟的革命意志会这样消沉。”我不懂妈妈的话是什么意思，但觉得自己似乎说了对何伟伯伯不利的话，觉得对不起他：何伯伯对我那么好，我却说了他的坏话。很久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发生过抢国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死了人。我不知当时何伟伯伯是否还在河南。但省委大院的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比我们好得多的世界这一事实，却给儿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后来何伟伯伯调到北京做了教育部部长，妈妈常常带我到他位于铁狮子坟的国务院宿舍做客。门口仍然有警卫，但是填了单子就可以进去，没有了省委大院的森严。何伟伯伯的住宅是一幢和另一家连在一起的二层小楼，气派比省委大院差远了。

【资料】何 伟
何伟（He Wei，1910年11月至1973年3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1954年至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河南汝南人。1935年开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历任全国救国会常务理事，中共武汉临时工委负责人。1939年11月至1940年5月，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主任。1942年至1943年，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1944年至1945年，延安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1946年3月，哈尔滨市委书记。1946年9月至1948年8月，牡丹江省委代理书记。1948年9月至1949年10月，东北铁道纵队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武汉军管会秘书长。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1952年8月至1954年10月，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兼市长、华南分局常委、中南局委员。1954年至1958年，外交部部长助理。1958年至1962年，驻越南大使。1962年至1964年，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1964年，教育部长。1973年3月9日去世。
来源: 《老照片》 第五十三辑

“1976年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就在那前后的日子，我又看到了彭德怀1959年上书的油印件，方知道：“‘反党’的人都是些好人啊！” 因为如果我在北京，我也就是广场上的“暴徒”；因为彭德怀上书中的话，句句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党好。我才从真正意义上有了个自己的脑子，有了真正意义的思和想。”
【李南央回忆】

四五天安门广场上群众打出来的怀念彭老总。

评论 ty_向太阳626：
“他跟你拿出貌似毛的观点来反驳你”，
你可以具体指出我说的那一句，哪一个毛的思想观点，不是毛的，是我本人捏造的？

毛泽东思想很高，我真没本事反。
毛泽东思想不等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毛泽东说的也不等于其做的。
我批驳的是毛本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具体事例。

很多网友并不很清楚大跃进期间的人民公社与大跃进之后生产队的区别，按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描述：
“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
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还强调公社生产自给，努力扩大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
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

可以看到，人民公社，实质的搞法就是军队，与南泥湾开荒种地的359旅没有区别。
而大跃进失败后，高级社改称生产大队，初级社改称生产队，这个才是原来的农村合作互助组织。

为实现工业化，采用农业补工业的做法，本没有问题，但“大跃进”的搞法，违法客观规律，以急促地方式打破原有生产关系，反而造成了现有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结局是工农也双双大崩溃。

当年的大跃进，工农业领域到底都发生了什么，正式官方资料遮遮掩掩，但61年正式向全国发表的《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最能说明问题，这两个文件，实际就是面对现实，做出的整改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