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军官专业素质不高，指挥能力低的原因，除了当时的综合国力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连年作战，升迁太快！红军八路军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30年代，蒋曾经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了8万德械精锐。当时德国人对国军中下层军官升迁过快，影响战斗力，多次向蒋陈述观点：
一个军人如果不先人下级军官，编充排、连、营、团各职多年，必定不能于短期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即使是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


按德国顾问的观点，中共将帅之中，履历符合这个的并不多。
彭总恰是一个。

国共第二次内战，己是在打现代战争，胜负是由综合多种因素决定的，指挥官个人因素反倒变的不大了。
武器装备，后勤补给，部队训练，情报，指挥，士兵/军官素质，政治工作及士气。
国军占优的不多

训练，指挥，人员素质要能很好地与装备结合，才能真正出战斗力吧。
日军抗战末，对国军战力有个评价，认为战力最强表现最好的国军，是战初淞沪会战中的中央军德械师，而战末改装了美械的中央军，火力是强了，战斗力比德械师反有很大退步。
国民党军训部统计数据，则佐证了中下层军官素质对战斗力的影响，以中央军一步营为例，1937年，军官中军校出身达80%，而44年这个比例己降至20%。

关于大跃进对国民经济的伤害，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国内纵向比较的经济数据，没有太多与49年之前，以及邻国经济的比较。英国麦迪森数据倒是给出了一些很震撼的数据，客观性且不谈，权当大家看一下国外的数据吧

【注：《世界经济千年史》，〔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 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书中的图表，包括公元1年-1998年，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GDP,人均GDP，等数据资料。

安格斯·麦迪森是英国经济学家，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赛尔温学院荣誉院士，长期担任OECD发展中心的研究员，擅长于研究宏观经济，进行计量分析和比较研究，已出版20余种著作，是西方经济研究领域的权威。】

可以注意看下中国、印度，以及民国和解放后GDP数据变化。
基于麦迪森数据,秦晖有如下比较结论：
在当时战乱不断的情况下，只要不是碰到“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那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民国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不慢的。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其年增长率不低于自“反右”到改革前的20年和平时期。横向比较，这个增长率不比同期世界平均值低，也不比大多数西方列强低。

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而且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对印度的工业赶超：尽管中国近代工业起步比英国治下的印度晚，清末民初的水平比印度低，但是中国的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乃至人均产量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时，都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印度直到1949年也仍低于这一水平。应该说这是很难得的。尽管这个最高水平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近乎废墟的状态，使1949的印度似乎在中国之上，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

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在和平时期又超过了印度，但实际上只是回到了常态，改革以后中国领先于印度的幅度明显加大，才真正把印度甩到后面了。因为印度独立后其实也一直搞计划经济，1990年代才开始转向市场经济，比中国晚了十多年，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印对比有重要影响。至于农业，民国时期一直就比印度强，尤其是粮食，无论总产量、亩产量、人均、劳均产量和劳均折合营养热能（卡路里）产量，都远远高于印度，即便到战争废墟上的1949年，印度的相关指标也没有超过中国。
如果综合工农各业，则中印国民经济的长时段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近年来国人经常提到“麦迪森数据”，我后面要提到这组数据在前近代东西方对比方面有缺陷，所谓18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三分之一之类的说法过于夸张。但是麦迪森对整个东方（不仅中国）都有同样的夸张，因此他描绘的中印“东东比较”还是可以借鉴的。按照他的描述，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二百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其比值颇有波动。而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三倍于印度。
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麦迪森数据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清末民初则开始追赶，1936年中国已经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自然又超过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19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指数而言，麦迪森数据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年后，中国GDP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19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数又高于中国。19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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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后，中国GDP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19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数又高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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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

内战和朝战，本身没有太多可比性。

即使以内战中的战绩评价将帅的能力，也是争议很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共双方的情报信息不对称。
内战中，很多被俘国军将领不服气，认为是非战之过，概因双方在打严重不对称的信息战。

以影响战争进程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为例，这恐怕是国共内战中，中共唯一在技术上、和人员组织上完全压倒国方的一个环节。

技术情报能力方面，当时主要是无线电通讯和密码破译能力。这个能力，国共双方的技术均来自外部输入。国方主要靠美英技术，但由于国民政府组织的涣散，不严密，直至二战结束，美英从来不敢推心置腹地与国府进行技术交流，怕泄密!

而中共的无线电通讯和密码技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就苏联的全力支持下，就全面压倒了国军。当时苏区没有直接控制的出海口可以直接接济武器，但培训和分享无线电技术却没有任何问题。

按《论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情报工作一文》【注：2011年第三期《军事历史研究》】：在江西苏区时代，中共已经将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情报干部分配至红军
，国军五次“反围剿”及后来的长征中，红军对截获的电文，破译率几乎是100%！
反观国军，以军统驻西安的电讯情报机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工作队为例,直到1946年，也仅能部分破译陕甘宁边区的贸易密电，而军事电文则从未破译过！

如此导致国军在内战期间，仅能依靠无线电测向和空中侦察，来了解中共军队动态，而此两种手段，太容易被其中共军队做局欺骗了！以1948年东野南下锦州为例，当时就命令各部队电台留在原驻地继续发报，迷惑国军。

在人员情报能力方面，国军更是悲剧，被周相、叶帅在抗战期间建立起的、遍布国方高、中、低层各要害部门的情报网，完爆！

在国方内部建立地下情报网，倒不是周、叶多么能力超强，而实在是国民党一方无论是党政机构，还是军队，普遍的组织松散，政工部门形同虚设。只要一人在其中任职，则亲属、同乡、同学、均可引荐而入。
相反，国方渗透共方，尤其是机要部门，则几无可能。
这样导致，国共内战中，每有重大军事行动，国军整套的军事计划、甚至最高指挥官的一举一动，共方战区均已知晓，而国方对共方的军队动向却一无所知.

这样还不够的话，则有长期潜伏在国军内部的将领张克侠、何基沣、韩练成，廖运周等人，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入包围圈。如此，国军确实是有敢战、勇于牺牲之士，可还如何战场争胜！

这样的内战战绩，更多还是应从政略、人心方面来解读胜利之主因。

以朝战指挥部被空袭，和内战中的情况比较，就很不客观了。
一方面，美军空军远强于国军，且我军在朝鲜作战，没有任何情报优势。
而内战中，除了国军空军不强，侦察能力有限外，我军掌握情报优势。

试问，谁不知道司令部的重要性？那么，国军也有空军，彭在陕北战场，司令部被轰炸了几回？

@总机叫武昌 2017-01-26 17:38:11
即使以内战中的战绩评价将帅的能力，也是争议很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共双方的情报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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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将帅的能力还是能在共军内部评价出来
因为中共破译电报，或者地下党送来情报，中央党部是分配给各路共军的，这个不存在亲疏之别
绝不会鸦部是嫡系，就告诉鸦部内线消息，刘邓贺龙是杂牌，就不告知情报
共军中谁打的好，猫是心里有数的。
封官许愿并不一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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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能打，我也承认。但不能以内战战例，与抗战、朝战相比呀，本身对手，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朝战打二次战役，一方面，是敌后作战，比内战中的外线作战形势还要困难，另外，要达成战役隐蔽性，到底派出多大规模的部队穿插敌后，才可以避开空中，和地面情报人员的耳目，不至于暴露？指挥官也难有定论。

按彭部属们的回忆，陕北战场上，即使是内线作战，每战彭比亲自勘察地形、环境，初击外线前，也是要细致侦察了解战区情报在前。

彭总作为沙场宿将，不可能忽视侦察情报工作。
具体到朝战，客观上，彭是仓促上任，对朝鲜及美军的情况完全不了解，我想这也是他一上任，与十三兵团司令部人员匆匆会面后，就急于现行入朝的原因，彭当时在车上，对随行的参谋感慨：
“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和地形的被动情况。不过我已告邓华、洪学智通知各军要有打遭遇战的准备，那时还得要采取以运动战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的老办法去歼灭敌人。”

@总机叫武昌 2017-01-26 20:17:29
按彭部属们的回忆，陕北战场上，即使是内线作战，每战彭比亲自勘察地形、环境，初击外线前，也是要细致侦察了解战区情报在前。
彭总作为沙场宿将，不可能忽视侦察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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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师三所里穿插战的战场，彭大帅就没勘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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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兄太苛刻了，三所里是敌后呀，不是陕北老窝里，彭怎么可能有条件去实地勘察。

实战中，志司先判断敌后撤必先经三所里，通不过则会绕道龙源里，已经无可指责了。

敌后战区中穿插，什么可能都会发生，113师完不成穿插任务是正常的，而完成了就是个奇迹。

实战中，也是38军创造了奇迹，完成了内层迂回，而第42军则受阻于新仓里，未能完成外层迂回任务。这样，美军从三所里、龙源里突围无望后，就抛弃几乎所有辎重装备，轻装转向安州方向突围。此时42军未能按时插向顺川、肃川的时间，美9军得以经安州、肃川退向平壤，就很正常了。

大家新年快乐，楼中各式论剑，各位给我开了很多脑洞，纠正了我以前很多偏见。

只是彭的做法，效果是祸害了共军和根据地百姓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你的看法，与汪精卫投日的逻辑没区别。
问题是40年八路军己发展至40万，为进一步壮大，不可避免要向华北平原跃进，这与日军的根本利益是冲实，搞囚笼就是针对根据地的。

40

日军对华战略，重要性是按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依次降低，看看东北抗联的命运。
东北，华北，日军必欲建立稳定地方控制，东北肃正，华北治安，日军是用尽全力的。
华中，华南，日军只是以夷制夷，不会真用力打地方游击队，能共荣共存，不是新四强，是日军国家对华战略所致

总机，中国是个弱国，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抗战也是二战东方战场的一部分。
如果当年，中国人都是汪的思维和总机口头的聪明人，对中国而言，开罗会议只会开成第二个巴黎和会，蒋恐怕会场外旁听的资格都难!更别谈今日的五常地位，都是谁的牺牲换来的?
如果连这样当年基本的国际政治逻辑都无视，就不用讨论当年抗战中每一场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战斗牺牲的意义了，你全盘否定即可。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为7个师，其中3，4，5师是纯八路，至44年，七个师发展到21万人，其中3，4，5师总兵力占11万。
而且44年前，新四各部对日基本是歼敌几十的战斗，最后统计战绩超八路，水份太大，如无详单，怎让人信?

刘主席挺粟拜帅，稍懂八大前党内政治的人，都知道是个不靠谱的事，基本可判定是文革后，有心人编的无影之事，"挺"更谈不上。

八大前体制，五大书记就是常委，说一句管一句用。如周挺陈拜帅，打个电话就行了，杨尚昆会向其他四位转达周意见，谁会驳周?

以刘主席文革的遭际，如曾力挺粟一将失败是个党内公识，粟恐怕早就成了走资派的军内黑干将。
刘挺粟拜帅，文革后粟粉瞎编。

与周一个电话搞定陈外长拜帅，而刘力挺粟总长被否，刘应该撞墙呢，还是见了周饶着走?

粟一将元帅路上的滑铁卢，不是55年军委没提名他，而是49年1月，淮海战役后，代字未转正，哪怕双代，转正一个，比如代司令转正，55铁定元帅。
从48年5月城南庄决策后，8个月间，粟历经豫东，济南，淮海后，在书记处和军委众人眼里，只是证明了自己是个优秀将才，而非帅材。

军衔制是”四大制度"之一,尤其是”元帅“评定网上春秋演义的段子很多，其中一直有粟裕”辞帅“之说，到底有无其事？军迷间争议很大。
何谓”辞帅“？在建国初的政治环境下，严格的组织人事制度，本人”辞帅“可归于合理合法组织行为的，只有三种情况：

其一，是上级组织、主管部门领导正式通知本人后，本人坚辞不受，正式上书要求降衔者，许光达大将是此中代表者。
其二，是本人为军委委员，授衔名单的决策者之一，按规则应授予大元帅、元帅军衔者，主动提出不参与授衔，或不不授帅衔者。如毛本人，当彭、罗向其汇报评衔工作时，主动声明不参与评衔，还有如罗荣桓，徐、叶三帅是军委委员，军委初拟的授帅名单中正式提出后，本人正式写信给军委，要求不授帅衔。

其三，是本人为参与授衔具体工作的人员，如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徐立清，利用总干负责管理授衔工作的”便利“，将自己从上将放入中将行列，并向军委提交报告，最后成为中将中唯一的正兵团级高级将领。

上述将领辞帅也好、降衔也好，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是从正式渠道知道自己的所授军衔后，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上级提出正式请求！

粟排名大将第一，无疑是我军优秀的将领，但在整个评衔过程中，粟裕的名字，从未正式出现在任何一次的元帅提名中，也看不到任何粟裕自己的正式“辞帅”报告，所以粟“辞帅”之说，既无事实根据，也不符合正常的逻辑，可以肯定是粉丝们的爱心“演义”。

但确实有人著文宣称：毛泽东是要给粟裕授元帅的，是粟裕高风亮节，自己不要，把元帅让了。持此说法的包括张雄文和粟裕的秘书鞠开，但有意思的是，张、鞠能提供的主要证据只是李银桥的晚年回忆，一个老人的回忆，没有明确的时间和上下文，却涉及多个人物的活灵活现的对话，一起欣赏下故事：
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讨论解放军高级将领军衔问题，毛、刘、周、朱等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了粟裕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
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
毛泽东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
朱德笑了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么。同时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
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
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
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

看上述文字，李卫士长并未明说会议发生在什么时间，开的是军委会议，还是书记处会议。但从涉及毛、朱、刘、周等，且最后是要敲定“十大将十元帅”这样的细节，我们基本可以推测，李卫士长描述，这个会议只能是最后议定”元帅大将“授衔名单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因为刘、周不是54年新军委的委员。

根据授衔过程和官方公开的资料，李卫士长上文有两处硬伤：
一是，在征得军委主席毛首肯后，受彭总委托，9月3号，罗荣桓、宋任穷负责起草的军委提交国务院、中央终审的授衔函稿中，元帅授衔名单11人(含邓)中并没有粟裕，这样根本就没提名，“辞帅”还是“让帅”都谈不上。
二是，军委9月3号提交名单后，书记处专门为此在9月9号，9月11号两次开会审议名单，但实际上周相当时人在北戴河，本人根本未参加这两次书记处的会议。

因为按五四宪法精神，军队是国家的，军队的最高统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无论大元帅，还是元帅，还是将校，冠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元帅……。
因此，军委完成评衔具体工作，交书记处，政治局审议退过后，后面交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审核批准，签字，是在走宪法规定的法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