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机叫武昌 2017-01-17 17:55:10
直接说吧，猫独立指挥，打赢过哪个战斗，或者战役？
贴着朱德、彭大帅的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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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ujun1969 2017-01-17 19:18:04
这个勉为其难了，毛在军中从未当过军事主官，要么党代表，要么政委，不可能独立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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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臂残刀疲败兵X 2017-01-17 21:15:56
井冈山时，一度误传他被开除出党，当时他改任的就是师长，他起家时部队也就一个残破的团，团长等军官差不多都跑了，林彪那会才只是个排 长，他不指挥难道你指挥啊。
后来上了井冈山，手下几个团也就相当一个师，长征时他拿回兵权时，部队名头大，实际也就相当于一个师。
所以你要说他没连排指挥经历还凑和，营团师一级，他是一级级干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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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实际指挥，指挥能力到底如何，要看实际情况。
毛上井冈是27年10月，28年4月与朱德会师。独立指挥能力主要看这一段表现。而这段，毛部主要是跟井冈地区的地主武装靖卫团打，还几次被地主武装击败击溃，一团长陈浩等要率部离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实，没有与朱会师前，毛部实力如何，第一次赣敌围剿井冈山，只派出了1营正规军，如何理解？
28年4月，朱毛会师后，第二次围剿，派出的是2个团。第三次则是5团正规军。

另外，毛上山时，师就是个空架子，就是一个一师一团，且一团实际只有1、3两营。毛在朱毛会师前，军事指挥主要还是依赖以前老警卫团的军事干部。

朱毛会师时，出于互相尊重，开始朱部编为4军10师，毛部编为11师，朱毛除分任军长、党代表外，再分兼两师师长。但同年五月，4军就撤销了师级编制。军下直接指2挥团。




27年三湾改编后上井冈时，部队不足千人，番号是第一师第一团，实际只有1，3两个营上山。
毛担任的师是个空架子师，朱毛会师后，为相互尊重，朱部为四军10师，毛部为11师，

@exit2015 2017-01-18 17:29:34
海瑞精神有两方面,提倡的海瑞精神是海瑞听到嘉靖死后哭到出血的忠臣精神,民众要的海瑞为了集体利益不怕下狱和皇帝对着干的精神.
提倡海瑞精神是首倡的,吴晗的文章是冲着海瑞的后一种精神去的.
吴晗不被打倒天理不容,除非突然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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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年4月上海会议，因为大跃进已经出现很不好的败象，毛埋怨干部们对他不讲真话，（毛想没想过自身的原因，为啥对他不讲？），在批了众人一通后，出于政治需要，就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吴晗完全是迎合政治需要、奉旨创作，《海瑞罢官》剧本本身发表在庐山会议前，还特意送毛斧正过。

其实吴晗的代表作是44年写的《朱元璋传》，吴就是因为本书，进入毛的视野的。
明太祖的传记原初的写作动机，就有“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的意思，老朱几乎成为老蒋的化身。
正因为如此，解放后，毛多次与吴当面讨论此书，指示吴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还专函希望吴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加力用一番功夫”。
吴也根据最高领袖的旨意，又两次修改书稿， 根据阶级分析法再塑朱之形象。
其实，后世评论《朱元璋传》，共同的评价是：解放前的稿子带有吴晗强烈的学术个性和流动生辉般文采，而奉旨修改后的稿子，基本平庸、呆板，了无生气了。
吴本一介书生，一旦将学术作为介入政治的工具，短期效果也许很过瘾，但也把自己从此绑在了领袖的政治棋盘上了，个人命运也注定由不得自己了，座上客还是阶下囚，统统取决于领袖的一己意志和整体布局。

老三农问题专家杜润生自述中回忆与毛接触中，对毛性格的感受：
”毛是不能被激的，他认为可行的大事，你越坚持说不行，他越不相信，更加激活他极强的反向思维。”

所以周相的建国后的行为，尤其是从“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与毛激烈交锋的后果看，周相一旦看清了毛性格特征，如果他认为无法是毛交出权力的话，减少错误决策造成的灾害，最佳方法，就是不反对，实际中尽可能纠正一些吧。

毛的倔犟与死不认错的性子，在其他领导人的晚年回忆中也有记载，1986年，杨尚昆在谈及张闻天与毛的关系时，曾说过一段话：
“那时候反毛反的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支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
“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肃反他有责任。”

@ywujun1969 2017-01-20 12:53:23
毛的倔犟与死不认错的性子，在其他领导人的晚年回忆中也有记载，1986年，杨尚昆在谈及张闻天与毛的关系时，曾说过一段话：
“那时候反毛反的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支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
“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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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外私淑 2017-01-20 13:09:32
不是不认错，是不对他人表示自己错了，但错的事情还是会找机会承认、吸取教训、予以改正的
肃反时血流滚滚，到了整风时就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也承认肃反时做的过了，造成很大损失；但是肃反不提自己的事
其实这样也挺好，过去的错误接受教训别再犯，大家也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谁没犯过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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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家和政党的决策体制上，不能只依赖于领导个人修为高低、决策水平来不犯、少犯错误。
毛强调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中，又手握政治局主席的所有重大事项的最终裁决权，不肯放弃，民主集中制，制度上就没有保证了。

文革后，在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体制设计上，邓、陈两人坚决主张撤销党的党中央主席、政治局主席职位，就是鉴于以前惨痛的教训。
政治局中，只要是委员，制度上政治地位完全平等，总书记也没有特权，只是负责召集和主持工作会议。书记处负责跟踪落实。

这就是一个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制度保障，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制度的进步。

胡乔木、邓力群回忆中，对毛、周两人引发“反冒进”冲突的导火索56年4月“颐年堂会议20亿预算冲突”，都有描述记载。

胡言：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的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周说“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建设计划膨胀过快，56年2月，就几乎失控了。各种建材已极度紧张，类似于已经付钱下了订单的顾客，都没饭给供应了，因为根本就已经没有食材了。

邓力群回忆：
“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这对个性特别强的毛泽东来说，不仅因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要引起不快，而且对这种场面的出现要受不了。这样毛主席生气了，宣布散会。散会以后，一转头就到南方去了。”

但在“反冒进”一事上，刘、周是思想看法一致的。刘后面专门写了一篇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发表于6月20号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前，照例送毛审阅，毛就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但这事毛始终记着，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批周陈为主的“反冒进”，但也没有忘记刘。毛专门把刘的这一篇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且加上批语：
“庸俗的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庸俗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批语显然是过头了。

批了“反冒进”的周、陈、薄等人，58年5月，毛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注意，是“二次”，而非“二中”，这是党史上唯一一次，目的很明确，要推倒八大一中全会形成的中央决议，重新来过，此次会议，就是党史上明确的“大跃进”的开端之会。

毛心理很清楚，周、陈、薄等党内公认的搞经济、搞工业建设的能手虽认错了，却未必真服气，活还是需要人干。

“反冒进”中，虽然未批刘，但毛知道刘是与周等思想看法相同的，当然也就不放心委以重任了。

但毛就是绝对地自信，你们不服，我就亲自出马，用事实证明给同志们看看，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自信地表态：

过去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的很，认为"搞工业化不容易呀“。总之，迷信很大。

我也不懂工业，可说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
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成工业国，我看只要15年就可以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并且还要赶上美国”。

具体怎么搞，毛说：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不可以有另一种方法呢？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政治挂帅+群众运动的大跃进，就是这么出台的。

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是领袖本人亲自主持制定的，简称“农业四十条”，56年1月26日，公开在《人民日报》全文发布。

在“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一节中，有如下明确的亩产要求：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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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上述内容，结合领袖本人出身农村，又是我党最著名的农运领袖，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实践者，党内除了邓子恢等少数人，谁敢说比毛更了解农村，更清楚一亩地能打多少斤粮？

大跃进中，虚报出来的亩产高指标，从一开始，恐怕除了少年儿童外，全国没有一个成年人信以为真的。

中央领导，包括毛本人，从一开始，就一清二楚地知道基层在造假，只是刚批了周陈的“反冒进”，按毛自己的意图亲自挂帅，发动群众搞“大跃进”，那么，明知造假也就不能揭穿，考虑的只是政治影响。

因为基层造假的根子在完不成高指标，而高指标的始作俑者在中央，中央则在毛本人，这个逻辑链条谁都懂。

在明知是假的情况下，毛的态度就带有了很强的两面性和矛盾，一方面希望干部学海瑞、讲真话，另一方面，则高指标不降，希望完成大跃进，对省市大员保持高压不减。

在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毛说对完不成指标的官员要执行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用，四留党查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毛甚至说：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毛给省级官员压力，省级官员就给地级官员压力，地级官员自然而然要把压力下移。例如，广东对大炼钢铁不那么积极，中央有人打电话催问陶铸：“为什么广东大炼钢铁放不出卫星”，于是广东宣布1958年11月1日一天广东炼出生铁878吨，炼出烧结铁、海绵铁1169吨。后来验证，广东1958年动员全省一半的劳动力，实际合格钢铁产量只有4.2万吨。

毛自己的亲身考察中，也态度微妙。1959年春，毛视察湖北孝感，有人向他汇报“亩产万斤”时，毛听了一笑说，派军队站岗放哨，一亩一亩的划下来，我亲自看过秤，我才相信你这个“亩产万斤”。当一些地区向毛汇报农民瞒产，正在进行反瞒产，毛说：“要是农民手里真正有瞒产，我高兴，我怕农民手里是没产可瞒呀”。
认为毛起初不了解亩产实情，本身就是对毛这个农村专家智商的侮辱呀。

我个人观点是，毛最初没有认为基层吹牛会造成后来蔓延全国灾难。
毛的逻辑很浪漫：群众干劲鼓起来了，虽然虚报吹牛，但只要比以前粮食增产了，国家存粮多了，农民手中也余量多了，有什么不好。吹吧，我不点破。

而实际上，大跃进演变成全国各行各业的大跃进后，三年大跃进造成的是三年大浪费，取得的一些成果，远远不能抵消付出的巨大人力、资源和环境成本。

大跃进，毛责任问题争议很大。客观讲，做为领袖，决策上，毛只要没提3_5年超英，就是理智的。更何况10-15年的目标?
论毛责任大小，主要看58，59两年的高指标出台推行，毛负多大责任。出了问题，纠偏上毛负多大责任

周有光老先生112岁去世，历尽四朝，阅尽人间事，今摘先生回忆《静思录》部分…
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元老。这一百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长的风浪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二十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一个日本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旁边的人死了，我竟没有受伤。“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跟着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无意中逃过了“反右运动”。1955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弃上海的经济学教学职业。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杀了。我的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自杀了。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例外。二十年后平反，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算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账，逃过了一大劫难。“在劫不在数”！
…


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想知道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苏联瓦解以后，公开档案，俄罗斯人初步认识了过去，中国还所知极少。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由于戴高乐主义反美，共产主义反美，伊斯兰教反美，美国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可是旧纸堆里有时发现遗篇真本，字里行间往往使人恍然大悟。我把部分读书笔记改写成为短篇文章，自己备忘，并与同好们切磋。

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时候天真盲从，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做“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著名的漫画家丁聪，抗日战争时期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的六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七十岁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总机叫武昌 2017-01-23 17:06:36
现在信仰危机，就是中共过去夸大（欺骗宣传）破产的恶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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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辛亥年以来的国共两党，革了君主的命，却没革专制的命。

重竖起一个人间的领袖，权力比君主并不小，从政治制度上看，又有什么进步。

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叙事，则以党派成见、意识形态画线，互斥对方为“匪”，为“反革命”，又怎谈客观、公正。

战役指挥水平高低，靠的是司令部参谋人员的整体专业素养。
毛，蒋两人做为政治领袖，不该为战役指挥这个层面负主责。

做为现代职业参谋体制的发源地的德国，比毛，蒋高太正常，美军在执行力上，也比不过当时纳粹。
有资料说，美军建立现代参谋体制，化了14年。
国共两军都是脱胎于1925年师从苏联红军的黄埔，一直打内战，根本没时间培养足够的人才，建立完善的体制。

国共两党军事指挥官的素质，别说跟美、德比，就是跟苏联红军比，也是天生地上。

我军主要指挥官更是基本靠在战争中学战争，而20世纪恰好是军事技术、军事思想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北洋混战、北伐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是一战的套路，而抗战和解放战争则完全变了。指挥官从高层、到中层缺乏有效的学习和训练，都普遍的军事思想和专业技能跟不上日本、美国这样的对手，吃亏是必然的。

国共两军的中高级指挥员素质，比不上先进的美、德、日，即使连苏联红军也远远不如。

苏军一般军官的军事履历中，几乎一半时间在从事军事学习提高和训练呀！

朱可夫一段典型学习履历：
1923年4月，年仅26岁的朱可夫被晋升为骑兵第39团团长。1924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获得进修深造的机会。他以“狂热的求知欲”投入学习。无论是在室内进行图上作业，还是在野外进行战术演练，他总是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他还利用节假日踏勘列宁格勒附近地形。结业时，他不坐火车，骑马返回部队，历时7昼夜，行程963公里，对列宁格勒至明斯克一带的地形进行了勘察。
1924年到1930年间，朱可夫又进入著名的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进修班深造。他的同学，著名的军事家、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巴格拉米扬回忆道：“朱可夫在我们中间是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他不仅果敢顽强，而且足智多谋，有见地，学习期间，他常常提出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观点，令人拍案叫绝。他的见解总会引起很大的争论，但他又总能运用新奇的逻辑加以论证......”。

而抗战前27-37年间，国军培养基层军官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毕业生为10732人，培养高级军官、能胜任现代军队参谋的陆大才毕业不到2千人。

张瑞德有篇文章《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记载有一项军令部的统计：
1940年时全国参谋学资不合格者到1/2，至1942年减为1/3强。
参谋素质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员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

军以上的各级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只是资历有不免稍差者。
师参谋长多为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才，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凌乱欠缺，且较往日低落。
至于各级司令部驻的中、低参谋人员，偶尔也有出身短期训练班的，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与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


所以，彭总在八路军集总司，为什么非常器重左权，左参谋长不但是黄埔一期，而且在苏联伏龙芝扎扎实实，学了三年。

毛、蒋二人，尤其是蒋，对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军队的素质，有没有清醒的认识？

看现有的资料，我想至少蒋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蒋正经是在国内保定军校，日本振武学堂学习过的科班生。

38年淞沪抗战后，蒋就意识到国军指挥官的学问与专业技能远不如日本军官，蒋在总结会上坦承：

“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

一般国军将领也都认为，日军高级将领中，虽缺乏出色的战略家，但在基本战术、战略原则上，均能一丝不乱，绝少发生重大错误。

国共内战，双方半斤八两，国军中高级指挥人员素质稍高，但被其它弱点严重抵消，战场上不起决定作用了。

至于蒋的”越级“乱指挥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中国特殊的”国情“给逼得没办法的办法。不能一味说蒋的责任。

试想，如果自己部队指挥系统层级很多，且多次发生信息泄密的情况下，做为蒋，会怎么办？

国民革命军的建设过程中，曾先后师从苏联、德国和美国，三国也都对国军的缺点弊病，当着蒋的面直言不讳，很多话说的很难听，则侧面说明，至少在军事上，蒋本人很少很清醒，愿意倾听。

大革命失败后，在苏联军事顾问回国前，应蒋之请，指出国军之缺点：
“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

42年5月，史迪威也曾给蒋一份报告，认为国军军官的素质能力与其职务阶级呈反比：
“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团长的素质不一，但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军长、师长，则问题颇大。

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到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以致造成大乱。

一般的师长似乎认为只要距前线80公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的，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