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机叫南京 2016-07-13 22:33:17
更何况，支持登陆作战，掩护陆军和轰炸机，需要长期滞留于敌方雷达监控区，米格15战斗满载情况下的续航能力、滞空时间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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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实木有美国支持，台湾会有雷达吗？
米格十五不会带副油箱啊？
中共空军只有米格十五一种飞机吗？？中共还有拉11螺旋桨歼击机呢。
中共不晓得勾结苏修，买来轰炸机和强击机啊？？
你嘛白痴一般的问题，提出来都是找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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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你是典型的用小学数学看战争。
按你思维，打仗根本不需要将军，用小学数学算一下兵力、兵器胜负都出来了，蠢到极点。

台海，大国博弈，就是让你两岸平衡。你白日做梦，我军找苏俄，美帝会袖手旁观。
国共的空军实力，是有美苏决定的，现在也没变。

你再别说你是粟粉了，你丢粟一将的人！

@总机叫南京 2016-07-13 22:38:28
李琦微不但年龄大彭3岁，西点毕业，同样是一战、二战，戎马一生，对现代化战争的理解，中共没一人能比，这是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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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微1917年才从西点毕业，打过一战？难以置信吧。吹牛不要太大了
二战确实打了，合计几年戎马？
有彭大帅时间长吗？
对现代化战争当然理解。
李奇微的分析能力和指挥水平，比彭大帅所谓戎马几十年都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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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实是，当时的美军指挥官，还是基层士兵，总体受教育程度，素质是高于我军很多的，单纯拿两军的军衔比较，没任何意义。

我军将帅，是在朝战中才真正接触什么是现代化战争，如此强大的火力和后勤支撑，没上朝战前，是不可想象的，只能变打边学，吃亏长经验。

你让他们成神呀。

@总机叫南京 2016-07-13 22:43:04
如你言，那51年，明知道美帝介入，粟裕还在搞60万攻台方案，就更是放屁了。
没有美国支持，三野也没有拿下金门！
打下海南岛的是四野，也不是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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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美帝干涉之后，中共见势不妙，就放弃攻台计划至今！谁1951年还搞60万人攻台？是你老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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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粟裕的1951年60万人攻台计划，你不要叫唤，自己上网查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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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兄还真是健忘呀，51年的60万人攻台计划，还真是你嘴里吐出来的！

美苏都中立，我军60万攻台，也没有这个技术能力。是另一个拿人命的冒险。

@总机叫南京 2016-07-13 22:53:50
美帝不支持台湾，1951年60万人渡海攻台，完全可能
美帝支持台湾，截止2016年中共都不敢攻台
就这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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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当然是美苏都中立！脑子清楚一点的，都无需问这个问题，这有什么好说的？

你50年的远东国际政治格局都没搞清，在这别胡扯丢人了。

杜鲁门50年1月5声明：“美国对台湾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

这里的前提是中共不结盟！

50年2月，毛赴莫斯科，很快中苏签订政治军事同盟后，美国还会傻到遵守声明吗

@总机叫南京 2016-07-13 22:45:11
彭的对手，从岗村到李琦微，无一不手握优势，却没有打败彭，这些沙场老将哪一个也没敢贬低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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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上台后，把彭的八路军杀掉一半，根据地压缩一半，人口缩小一半（也屠杀了不少）
难道不叫击败彭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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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打游击的八路，你给个击败的定义！

只要八路不投降，还在华北岗村的辖区内，还在打，还在牵制华北日军，就不叫败。

什么叫败，皇协军就是个标准，投降了！

@总机叫南京 2016-07-13 23:24:56
美苏都中立，哪个傻比说这种科幻小说
苏修凭什么中立啊？
中共本来就是苏修下属单位之一，建党，建军，和谈，内战，哪件事情苏修没有出力帮忙啊？中共哪件大事，不需要找“国际”报批或者事后追认啊？？
中立你妹的
这不，猫干爹建国登基之后，立即就去上级单位拜码头去了
事实上，即使内战中间，猫干爹都想出访，去找上级请示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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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知道美苏不可能中立，51年的攻台计划，不是放屁、冒险是什么？

金胖救了三野，你想象力还真丰富。

认真说，是中苏同盟救了三野。

@总机叫南京 2016-07-13 23:34:28
既然知道美苏不可能中立，51年的攻台计划，不是放屁、冒险是什么？
金胖救了三野，你想象力还真丰富。
认真说，是中苏同盟救了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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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嘛1951年的攻台计划，有前提
是指中共获得苏修援助，但美帝不支持台湾的条件下
1950年金营长南下，美帝支持台湾了
中共自己放弃了攻台计划至今
粟裕和三野战备了，但落空，无伤亡，无损一根毫毛，冒险个屁！
就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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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当时远东国际政治搞不清！
不是金胖南下，美帝就支持台湾，金胖算个屁！而是中苏同盟只要签订，美就会支持台湾，有没有朝战都是这样。
日本战败后，能影响远东实力格局的当时只有中国，这是政治常识。

你嘛1951年的攻台计划，有前提
是指中共获得苏修援助，但美帝不支持台湾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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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如果有这样的前提，就是个政治白痴！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24)

一个人深思熟虑后的文字，往往比其所说，更能客观全面反映其思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考察归来，了解了湖南农运利弊之实后，深思熟虑所写。此文反映大革命时期，毛是激进革命派的典型代表。《农运报告》中毛的思想看法，也在毛主政苏区时代时不同程度地体现了。
那么大革命时的彭是个什么派？显然，能在28年革命低潮时，加入共产党，毅然率部起义，彭无疑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

考察彭总的思想脉络，从早期的救贫会，到抗战时期的毛彭民主问题论战，再到建国后，对党风、个人崇拜问题的批评、大跃进运动中的争执，我们看到，在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两级分化的现状这一点上，毛彭思想是一致的。在夺取政权后，怎样进行社会改造，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认识上，毛彭思想是并不一致的。简言之，49年之前，彭是一个革命派（谈不上激进），49年后，则是一个温和的社会改革派。
按说彭的出身和经历，在社会改革思想上，应该比毛更激进才对，二人却恰恰相反，令人奇怪。

在当代中国，将毛彭等列对比，会让一部分反对，而我内心，亦不认为毛彭是同一类人。放在一起对比，是因为二人的矛盾冲突，很深地影响中国现代史。
毛彭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卓越人物！都充满了争议。但无论争议多大，毛都是一个时代伟人。而对于彭总，我都更愿意称其为一个民族英雄。

老总53年《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言：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
这是怎样的英雄气概！这又是怎样的历史使命感，百年屈辱，今朝血洗！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人再多，也不过是待宰羔羊。

抗美援朝后，彭重返中枢，毛彭之间磕磕绊绊，直至59庐山彻底闹翻，本质是革命观、政党观的分歧也。毛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时说：“三十年来，彭与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语道出了在战争年代到解放后两人之间磕磕绊绊的原委。
站在毛的角度，以自己对革命的定义，比照彭历史上一贯闹”独立性“的表现，扣给彭一顶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并不为过，其中虽不乏毛彭间的历史恩怨因素。

站在彭的角度，31年的革命战友，二人关系从兄师到领袖，彭并不认为，与毛在工作中有意见分歧，就是反对毛。彭并不接受毛的三七开的合作关系，会上彭言：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实则从延安整风开始，彭反的都不是毛，反的是媚俗之风！反的是党内日益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则认定彭59庐山就是反毛，为圆逻辑，则必定要给彭扣上野心家的帽子。而纵观彭革命生涯，何来野心家之说？

彭为什么会接受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想？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世界观是阶级意识的反映,不同的世界观反映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世界观。彭出身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垫,十岁就给地主放牛,为谋生当过窑工堤工。 彭很早就体验了底层工农受剥削之苦，谋生之不易。同样的出身使他对劳动人民自然而然感情深厚。投入湘军时，还不满18岁，彭却已在尘世挣扎求生了十年，生活的辛酸，世间的不平，养成了彭一副不安名的倔犟性格，这些人生早期经历，也使彭萌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
他后来在自述中写道:“童年、少年时期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 鞭策自己不要腐化, 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
投入湘军后的十年军旅生活,让彭从思想上成熟，他认识到：杀一两个地主不能解决问题,要真正为工人农民求解放,只有推翻旧制度，进行社会改革才行。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彭需要一个解释，对未来中国的出路，彭需要一个方法，这是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身为国民革命军青年军官，彭为什么没有选择加入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
在与段德昌的“关帝庙夜谈”中，彭回答了这个疑问。
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
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
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哪里会革命呢？”
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在彭的眼里，不是“三民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国民党这个政治团体的高层，实际行为与其嘴上鼓吹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是假革命、发革命！
回到27年，对彭而言，真是个美好的时代，也是个糟糕的时代，曾经充满希望的春天，却转瞬变为让人绝望的冬天。面对国共分裂的巨变，彭思想纠结程度，应该不亚于59庐山。

一月下旬，三十五军和第一师开往湘西北，名为肃清匪乱，实际上是镇压控制当地农运。
何键是个颇有野心和想法的人，三十五军由八军二师为基础扩编而成，何为增强对部队的控制力，到湘西北后，便学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一套，三月在临澧举行“佛法大会”，何宣称三民主义与佛法根同而枝别，要求准尉以上全体军官受戒。

何键玩这套把戏，是让各部官佐一次机会，借此向自己表达效忠。他则通过此活动，观察谁积极靠拢，谁不积极敷衍，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如果不去，则肯定是触碰政治禁忌。
按彭自述记载，接到通知后，周磐说：“去一下吧，信不信由你哪！”我说：“我既不信佛，何必受戒呢！”一营士兵会抵制了这一反革命活动。我们信仰三民主义，反对封建迷信，没有军官去受戒，也没有士兵学佛念经。
彭是长了个心眼，以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出面抵制，但免不了被何键打入”要关照“的另册。

接下来另外一件事，则进一步引发的何键对彭的高度警惕，彭自述：
”三月某日，戴斗垣旅(率团部及二、三营驻石门)打死该县江垭区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三四月间，在戴的旅司令部门外大操场上，举行追悼大会，也是盛大的农民群众示威大会，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家属。第一营全体官兵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和营政治指导员欧群化同志讲了话，把那一次反革命暴行的气焰压下去了。这对士兵教育意义是很大的，对当地农民也有鼓舞。 “
彭的参与最终迫使戴斗垣本人向农民道了歉。何键得悉第一营参加了追悼大会，经过戴斗垣了解情况后，收集彭的讲话转给周磐，要周注意彭可能左倾激进，而周磐为收彭心，则将原文给彭看了，以示对彭无猜忌。
但彭实际掌握三十五军一师一团，实为周磐手下第一大将，在国共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何着实无法放心。以后何键找周磐再说彭事。何说：彭德怀恐怕是共产党把？！周则一力维护嫡系老部下，向何保证：彭德怀不会是过激党，最多不过是个本党左派。何则提出，设法将彭调离一团，让周给彭搞个二等厘金局长当，让彭多搞些钱，也就没危险了。周了解彭的脾性，怕关系搞崩，没有同意。由于周磐保护，彭的犯禁行为没有酿成恶果。

@wgljw2000 2016-07-21 19:35:18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 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 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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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选择支持毛，说明苏俄更信任毛的能力。就不知道斯大林选择的依据是什么，照例应该就是毛、张二人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军、政表现

@wgljw2000 2016-07-22 09:34:06
据张国焘回忆，林育英给他的第一封电报是这样的：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这也就是说，张国焘是确知林育英出发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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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分兵”造成事实分裂，如摆事实、讲道理，毛彭张周肯定不占理，主要责任肯定在红一诸人，并且当时应该张还是领导这最大一股红军。除了共产国际外，没人能逼迫林育英怎么做。

在上述前提下，张被大家批倒抛弃，人品问题？人力问题？

@总机叫南京 2016-07-22 09:59:13
“草地分兵”造成事实分裂，如摆事实、讲道理，毛彭张周肯定不占理，主要责任肯定在红一诸人，并且当时应该张还是领导这最大一股红军。除了共产国际外，没人能逼迫林育英怎么做。
在上述前提下，张被大家批倒抛弃，人品问题？人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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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共普遍迷信或者畏惧共产国际

张国焘更不例外，张畏惧成分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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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分析的对，结合张国tao在南昌起义前的决策表现，张担不起中共领袖之责。

@总机叫南京 2016-07-22 10:11:56

2、即使要起义，也要拉上张发奎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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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张发奎的政治立场，人人都知道。
拉上张发奎，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张说此话，自己也不会信，等于是变相说：母猪要能上树，我就支持起义，完全成不顾实情吵架了。

张会上这么说，群情激愤，很正常。

起义之后的挫折失败，我认为是能力问题。

@总机叫南京 2016-07-22 10:52:17
ywujun1969： 2016-07-22 10:47:24 评论
评论 栀子含香：我不是指的兵的战斗力，而是起义的领导层，暴动之后怎么干，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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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按照中共正史的检讨
说什么起义军应该立即跟工农结合，赶快上山落草，发展农村根据地，走猫那种路线……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共（包含共产国际）就是外星人，估计没法搞
话说回来，即使走猫的路线，共军也是必须直接勾结苏修拿到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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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的大部分检讨，就是后世没经过战争的文人写的，就看不成。

三万精壮上山，到哪去找这样的“神山”呀！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25)

读老总自述，感触最深的是从第一章“童、少年的遭遇”起，反叛者的形象就跃然纸上。
彭的性格，一面是倔犟执拗，孤傲冷兀，另一面是憨厚耿直、急公好义，每临人生重大抉择矛盾冲突，则必奋起抗争，求得自赎。彭一生的浮沉毁誉、人生选择，肇因于此。从这点上看，彭人生的大敌就是其本人的性格。悲欢离合、兴衰生死，不过是对“性格就是命运”的诠释。

所谓反叛，就是抛弃旧世界，投身于未知。 从人性上看，普通人的反叛，或走投无路、或随波逐流。几人能为了信仰，舍弃已有的幸福和安逸？几人能无视世俗的压力、偏见和误解,坚守良知底线？
考察彭军政生涯首尾的两次“反叛”：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起义”与59年大跃进中的“上书”。前一次，他抛弃已有的荣华富贵，世俗责任，成为一个革命者，后一次，他顶着党内流俗的压力、偏见和误解坚持异议，被打成了一个反革命。
人世间有太多以美好为口号上演的悲剧。对着“皇帝的新装”，不怕成为少数，不怕误解和孤立的“反叛者”少之又少，唯其如此，才愈显珍贵。

彭的革命生涯，另一个绕不开的人是蒋介石。鲍罗廷和中共对蒋某人的看法，26年5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个分水岭。这之前，共产党人曾认为蒋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即使在发生了”320事件“后，陈独秀等还幻想“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在二届二中全会，蒋一方面策动《整理党务案》通过，另一方面接连攫取国民党中执委军委会主席、组织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中执委常委会主席等要职，撤销鲍罗廷用来发挥作用的政治委员会，以限制苏俄影响。一系列动作后，蒋已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渐成军事独裁之势。这时，中共才把蒋直接归为右派中的“新右派”。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除了苏俄的军事和经援外，已无可以制衡蒋走向独裁之力。称蒋为“新右派”、而不是直截了当叫“右派”，只是出于利益考虑，不想直接翻脸而已。
在中共无政治决策权的情况下，苏俄到底是出于什么利益考虑在《整理党务案》后，仍然选择与一个潜在的危险“反#革命”分子妥协呢？
回到苏俄建立“东方战线”的初衷：反帝和革命两项内容。从《孙越宣言》看，显然维护苏俄的国家远东安全利益是第一位的，是其远东战略的底线，而是否接受苏俄的意识形态，则是第二位的，是可以商量妥协的。
《整理党务案》后，鲍罗廷与蒋能很快达成妥协，也印证的这一点。实则，37-38年抗战初期，世界列强均袖手旁观另一个列强日本侵华之际，只有苏俄政府旗帜鲜明地军事援华。无论苏俄的出发点是什么，困难时援助是实实在在的，这一点不应忘记。
真正的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在苏俄眼中，北京政府，无论是段祺瑞还是张作霖，无论是亲英美、还是亲日，但都是反苏的。而对于蒋，不管他目前是右派还是中间派，只要他还没投靠英美日帝国主义，就可以合作利用。
在吃定了蒋暂时离不开苏援后，双方的相互妥协就迅速达成：俄/共对蒋之行为保持沉默，继续支持广州国民政府，蒋则承诺迅速北伐，推倒北京奉系政府，抑制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
于是我们看到,革命党人翘首以待多年,曾经困难重重的北伐,突然加速了:
--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执委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
--7月4日，国民党中执委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北伐理由
--7月9日，蒋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广州誓师北伐。

在刚经历一次剧烈的党内权利斗争,自己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蒋即同意率军北伐，群众的眼里，这样的一种让步，蒋表现出了足够的政治合作诚意，双方前嫌尽释，革命成功可期。精明的政治家们真会这么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无论鲍罗廷和中共，还是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后，谁都不会幻想双方还会有政治互信！ 大家很清楚，有的只是因利益的妥协结合。亲密的两党合作，只是演给全国人民的戏，是否需要啊继续演下去，就看共同的利益够不够大。
与国民党右派的合作，最能反映苏俄真实想法的就是斯大林“挤柠檬汁”策略，“要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之后再把它甩掉”。斯所谓的挤干，就是共产国际要求的：共产党人必须立即通过发展工农运动，参加政府和谋取军中要职等办法来加速革命阵营中阶级关系的变化，全力控制改组国民党“。这无异于要求弱小的中共与狼共舞，而敌人并不愚蠢。

同样，如果承认蒋也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则就不能认为，蒋同意立刻北伐就是“贸然”之举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蒋及其智囊们是如何考虑的，但熟知历史的中国精英无人不晓：战争状态，既方便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又方便便宜行事消除异己，这简直就是野心家的天堂！

共产党人应该很清醒，如不能限制和削弱蒋的独裁权利，则北伐胜利之日，必为联盟破裂之钟敲响之日。
同样，蒋本人也应该很清醒，如果丧失权利而不能自保，则北伐胜利之日，则迟早要被清算。
26年7月的北伐，竟然就在这种主要合作者貌合神离、互相提防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这恐怕是苏俄万万没有想到的结果，也不是共产党人希望看到的，问题出在哪里？
毫无疑问，蒋的崛起得益于黄埔党军。所谓党军，就是由党和党的领袖来完全控制的军队。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苏联方面投入270万元，派出大量军事教官顾问帮助建立的，其任务就是“以俄为师”建立一支不同于旧军阀部队、有思想、有主义的新型军队。
然而“320事件”表明，苏俄和中共帮助国民党建立一支新型党军的努力完全失败。以黄埔学生为基础，以苏式装备和组织体系建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竟然轻而易举地被蒋用来进行武装政变！事变中，蒋软禁了全部苏俄顾问，绑架苏俄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和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而蒋本人根本不是党的领袖。难怪在苏联人向蒋妥协让步后，汪精卫会愤而出走了。
党枪为什么轻易就成了枪党？是中国人根本没有认真学？还是苏俄的体制本身就有问题？
无论原因如何，“320事件”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从事后总结教训的角度，苏俄负责人也应该看看，当时在广州全权负责处理该事件的布勃诺夫妥协退让是否妥当？
从事后第四天，布勃诺夫提交的报告中看，蒋在事变后向他表态：对人不对俄。可以看到布当时的考虑是：如不退让，一方面，广东没有其他军事力量可以制约蒋，另一方面，则是担心不让步，会导致国共分裂，最终加剧国民革命的失败，则暂时的妥协让步就是必要的。
真正让人诟病的是之后的《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这完全是政治上缴械。期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常理，苏俄负责人应该可以想清楚双方的厉害关系。然而，事实是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带着斯大林同志的最新指示，要求中共对蒋介石采取更加容忍的态度，以维持反帝同盟。
政治和谐的要义是制衡。“320事件”的发生，暴露出共产党人和左派与右派之间在军事实力上已经失衡，在互信已失的情况下，还要在《整理党务案》上继续退让，让出党权，自我限制，这该要怎样的乐观主义精神才行！

无论远在莫斯科苏共高层如何乐观自信，身在中国一线的鲍罗廷和中共领袖们是肯定无法乐观的，蒋的军事集团已成悬在中国革命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鲍罗廷必须考虑，如何在保持同盟关系的前提下，安全地摘下这把利剑。其实真正的困难，是来自莫斯科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忽左忽右、不切实际的各类指示。
仅从苏俄领袖们自得其乐的“挤柠檬汁”策略看，他们真是太轻视古老东方民族政治领袖们的智慧了。如果蒋是一只猛虎，毫无疑问，这只猛虎就是苏俄自己养大的。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26)
1840年后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已经是融入到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简单地重复几千年来王朝更替的旧事，不改变皇权专制的革命已毫无意义，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
这样的背景下，在内忧外患、战乱不休、积贫积弱的20世纪初的中国，无论哪个党派来领导中国，都要面对两个任务：求得国家民族的独立，开出社会改革的方剂。
毛有个著名的观点：“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真实的历史中内外因却永远是互为因果的，离了谁都不行。没有合适的温度，鸡蛋永远变不成小鸡。当时的两党领袖，没谁会天真地认为，仅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民族独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是这一认识下的产物。
尽管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各方，由于领导权上的矛盾，社会改革思路上的分歧，已是同床异梦，但在借助外力反帝反封建，求得民族独立这一点上，观点却是高度一致的。
1926年7月9日，蒋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广州东校场阅军，誓师北伐。国民党人朝思暮想多年的北伐终于在孙去世两年后踏上了行程。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北伐，蒋本人起初亦无多少信心。而历史的吊诡就在，这种情况下的北伐却出人意料的顺利！
以”打倒军阀,除列强"为号召，满腔革命热情的北伐军7月克长沙，10月即在决定性的湖北战场，击败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占领武汉三镇，11月再克长沙。之后27年1月，国民革命军主力分左右两路顺江直下，进攻苏浙皖，二月克复杭州，三月攻占上海，南京。
不到一年时间，北伐军即席卷大半中国，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部，重创张作霖部。此时，再谨慎的人士也可以看出，北洋军阀已是昔日黄花，全国“统一”于民国政府旗帜之下已是指日可待。 在这种情势下，就连原本敌视广州国民政府的东西方列强，态度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只要在华的利益有保障，列强没谁喜欢直接涉足中国的内战。除非是想打破平衡，攫取更大的利益。

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权利洗牌！
自秦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一种“皇权-绅权”的二元权利结构，温铁军先生将其概括为五个字“国权不下县”，即县以上城市，以皇权为中心形成等级分明的宝塔形权利结构，县以下乡村，则以宗族为中心“乡绅自治”。这种二元结构，乡绅则实际掌握广大农村的地方权益，承上启下。 从统治的角度看，这种结构弊端在”头重脚轻“，国家很难有效整合、动员乡村社会资源，以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缓慢发展的停滞状态中。费孝通言：皇权在人们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和无为的。“
伴随着战争开展的国民革命，权利洗牌的本质未变，游戏规则却变了。“以俄为师”的国民革命，最大的变革是两点，一是发动劳工“自下而上”闹革命、二是要合法取得政权，必先掌握党权。从改革传统中国社会的角度看，北伐战争的革命意义就在第一次打破了两千年来未变的“乡绅自治”的农村权力格局，在“扶助农工”政策的支持下，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领导推动下的工农运动也蓬勃发展，迅速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造成了第一波权力洗牌。
只是在当时条件下，胜利和变革如疾风暴雨，来的过于突然，多数人根本未反映过来要怎样去适应新的权力形式。共产党人及左派国民党人却由于主导基层的工农运动，便捷足先登很容易地就控制了很多县乡的地方权力。于是，北伐战争中出现了不同以往的一幕，一方面是国民党中右派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攻城略地，占领中心城市；另一方面，则是中共与左派沿着国民革命军进军的足迹，发动和组织工会农会，接管地方乡村政权。
以湖南为例，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所展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对农村旧秩序的冲击和破坏，毛在1927年3月5日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详细的描述：
“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
”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尽管大革命中的农民运动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幼稚过激，毛一清二楚。但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高度敏感，他显然洞察到了另外的意义：一盘散沙的农民，一旦组织起来，将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力量！

在《考察报告》中，毛斩钉截铁地写到：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激扬的文字中透出毛的兴奋和自负之情，结合25年12月，毛发表的另一个名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观点，我们可以猜测到，此时的毛润之，应该隐隐意识到，自己已经抓住了驾驭中国革命这匹烈马的缰绳。

在27年，基本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产业工人不足200万，大多还都在外资工厂，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党内能独立思考的有几人？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派，聚焦在同国民党的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另一派，则专注于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除了毛，没有人意识到农民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27年的蒋40岁，已经是名动天下的革命领袖；27年的毛34岁，以自己犀利的思考崭露锋芒，27年的彭29岁，还是默默无闻。

许倬云先生总结，一个革命领袖应具备6个特点：
目光远大，坚毅果断、胸襟开阔，公忠体国，能开一代新风，能带动一批追随者。
在大革命和红军时代，中共的领导层实际是掌握在一群海龟和高级知识分子手中，毛并不缺乏才华和能力，他的不利，在其是湖南一师毕业，在知识分子堆中，其观点就颇被轻看，这种情景今天也很常见。从大革命时代和之后红军时代的表现看，与毛相比，陈独秀、张国焘是难望项背的。

25年发表的《分析》一文，是个独立思考中国革命之路的起点，27年的毛则如一把寒光四射的思想之剑，剑剑直指中国革命的要害，这把剑，等待的只是机缘，以便与合适的战争之刀结合，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吧。
实则，大革命时代，中共避免成为别人祭坛上的祭品唯一机会，就是义无反顾地组织农民，掌握农民，武装农民！舍此，再无制衡国民革命军的力量。但当时，机会就在犹疑不定的左右摇摆中，最终流逝。

@exit2015 2016-08-02 08:26:12
关于张浩假传圣旨一说,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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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组织原则比强,所以对莫斯科的指令执行,而几乎没有什么组织原则,莫斯科的指令有利就执行,没有利就拖或不执行.秋收起义就是不执行莫斯科指令的成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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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很多朋友贴出的资料显示，张很清楚，张浩的圣旨很可能是假的。
张国焘更可能是迫于南下失败，不得不北上，到了陕北后，莫斯科也不支持他了，选择支持毛。

红一，四会师后的各种改组，张最后的叛逃，说明张是个很复杂、很有野心手腕的人，并不比谁更纯一点。

@wgljw2000 2016-08-05 21:34:28
总机，封建主义的内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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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的含义，对中国要看是秦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行周制，本意是一种多元化的贵族制度。

之后所谓“封建”，行的实为帝制。

纯看政治体制，好坏都有两面性。

亚里士多德有个看法，他认为：一人统治有好有坏，好的为“君主”，坏得为“僭君”；少数统治也有好有坏，好的称为“贵族”，坏得称为“寡头”；多数统治同样也有好有坏，好的称为“共和”，坏得称为“民主”。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27)

战争的胜利没有缓和国民政府内部各方的矛盾，旧政权倒台后留下的巨大权利真空，反倒极大地刺激了各种势力之间争夺权力的欲望。
随着北伐的胜利，工农运动高涨，整个社会左派空气日益高涨。尤其26年10月攻克武昌后，随着四、七，八军的发展壮大，军事上再非一军独大。身在广州的鲍罗廷，首先看到了削弱蒋的权利、恢复左派在党和国民政府领导权的机会。对苏俄来说，这意味重新恢复对国民政府政治决策的影响力。
在各派之间合纵连横，鲍长袖善舞，很有些苏秦张仪的风范。历史上的鲍罗廷本身才华横溢，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人沟通极富魅力，对孙影响很大。实际上国民党一大宣言及政纲，均由鲍罗廷草拟。宣言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涉及民权主义部分，鲍的改动很有意思，虽然重申了孙的直接民权说，但却明确删除了“天赋人权”的人人平等自由说，强调“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细究此一改动，实则为阶级斗争变相开了后门。当时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是否真了解、还是不完全了解三民主义这一新解释？

鲍本人最终的命运是斯大林时代众多悲剧中的一个：
--1927年7月鲍罗廷离开武汉经蒙古回苏联；
--1949年受间谍案牵连入狱，流放到西伯利亚；
--1951年5月29日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改营中。

战争还未结束，蒋仍然手握权柄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削夺权利，鲍本人及左派应该深知其中蕴含的巨大危险。到底如何削权，不至引发新一轮的暴力对抗，颇为考验政治人物的手腕权谋。
鲍应该是想好了自己的底牌，然后开始策动左派和中共推动”迎汪“运动。蒋在320事件中的表现令左派的印象太深刻了。实际上，在左派和中共实力强大的广东，26年7月蒋北上后，希望汪回国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迎汪复职”呼声就日渐高涨，鲍恰好可以借这个势。
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武汉克复后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但是会议同时顺带通过了《请汪精卫销假案》，要求将党权、政权交还与汪。

但主要的，却形成了立即迁移与暂缓迁移两派，最终议而未决。
两湖为北伐军占领后,当时的客观形势是，革命势力已由南方推进到华中 , 而且还将继续向北发展 , 这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广东是革命策源地,但偏于中国南部,如中央仍留在广州,实有鞭长莫及之慨。因此迁都武汉，是适应形势发展的必然之举。
然而，对蒋过去广州的行为了如指掌的鲍罗廷等，决策时考虑的是，武汉现在还是前线，作为一个新占区域左派及革命群众力量相对薄弱，在没有掌握切实的武装力量制衡蒋系部队之前，贸然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靠近前线的武汉，则很容易被前方军事将领摆布。基于这样的现实政治考虑，左派与中共联手否决了”迁都之议“。蒋做为中执委常委会主席，理应参加会议，但因江西前线战事正酣,没有与会。
为避免过分刺激蒋，在这场”迎汪倒蒋“运动中，表示中共的参与只是出自公心，陈独秀向蒋表态承诺，中共不倒蒋，也不谋取推翻《整理党务案》，拥护蒋继续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但蒋显然不会领这个”情“。
毫无疑问，”迎汪“就是要倒蒋。蒋断不会天真地认为，革命同志会是担心自己太辛苦，而把汪请回分担自己的工作，无论他们怎么表态安抚。
蒋是10月21日收到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的电报会议通告。既然冲突已经表面化，蒋也无需再惺惺作态了，博弈才刚刚开始，蒋需要的是权衡考虑、小心出招。
他一边亲自写信给汪,劝其目前形势下勿归，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在10月22日两电广州的张静江、谭延闿,
以指导并发展湖北党务为由,提出“中央党部迁鄂”之议。
蒋在电报中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自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 而中央党部移鄂, 亦可使党务发展也。如何？请裁核为祷 !”

在致张、谭并转鲍罗廷的电报中亦提出:“政治人才大缺乏, 更不宜分散各处,广东偏于一隅,且地方界限甚深 , 如党部移鄂, 其进行必较粤为利, 如欲发展, 非速移不可。 至于国民政府, 仍设广州亦可也。”
可见, 蒋某人对国民政府迁鄂并不特别执意，而是更关心将党部迁鄂。
蒋既然敢于同意北伐，当然也是希望通过战争洗出一手好牌来。观其整理党务案中的表现，蒋很清楚新的游戏规则中，党权的重要性，这是取得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条件。
以往有军队就有地盘，有地盘就有政权的规则，大革命时代行不通了。不按新的游戏规则来，自己即便强取政权，也会变成北伐军要打倒的”新军阀“。此点认识，一如毛润之在34年红一、四会师后，两军高层权利争夺矛盾激化时，芦花会议上宁可让出红军总政委，也不让党的总书记的认识一样。法理上党权高于军权，如要反其道行之，政治斗争中就失去了制高点，非常被动。蒋、毛这样的人物，领悟政治规则的敏锐性谁都不会差。
革命领导权的激烈争夺，不能忽视的一个深层原因还是孙文去世后，中国革命突然失去了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困难时，各方还能合舟共济，而一旦大事抵定，却进入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境况。此种状况，历史上反复重演。

同样，设想当年重庆谈判时，如蒋痛下杀手，历史会如何演变？显然，中共陕北领袖，最可能演变为朱周长老会民主议政制！假使最终仍然革命成功，则49建政之初，一定就能避免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之后的内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