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门门下 2018-01-26 10:37:12
这一段写的精彩，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神采，有春秋左传的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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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先生过奖，令人汗颜。

@老顽童1290 2018-01-26 12: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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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此次大胜，让孙权兴奋不已，在武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让左右把吴王专用的御盖安放在陆逊的车上，从宫殿门进出。赏赐给陆逊的都是御物上珍。
其实就三国全局形势来看，此次战役并没有夷陵之战重要，还算不上涉及全局的重要战争，只是场局部战争而已。孙权之所以兴奋，除了这次行动是自己一手策划的经典之作外，主要还是这次胜利给自己称帝营造出了非常好的氛围。格外地恩宠陆逊，觉得大将军名号已不足以彰显陆逊的功勋，加为上大将军，其实也是借此笼络以陆氏家族为首的江东士族，减少称帝的阻力。
果然，就在第二年（公元229年）春，公卿百司皆劝孙权正尊号。四月，孙权在武昌城南举行郊祭，即皇帝位，改元黄龙。追尊父亲破虏将军孙坚为武烈皇帝，母亲吴氏为武烈皇后；兄长讨逆将军孙策为长沙桓王；以长子孙登为皇太子。将吏皆进爵加赏。所谓“正尊号”，就是公卿百司认为孙权即吴王位时就已经是皇帝了，此时只是正名而已。这种思维既混乱又有些妄自尊大。因为吴王是曹丕所赐，当时孙权也确实称臣于曹丕，一个皇帝怎么能封出另一个皇帝，一个皇帝又怎么能称臣于另一个皇帝？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孙权追尊孙策为长沙桓王的事情。孙权是在全面继承孙策政治、军事、行政、领土遗产，在孙策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完善，成就了帝业。孙权称帝后，没有追谥孙策为帝，仅追谥为长沙桓王，封其子孙绍为吴侯，后改封上虞侯，有亏于孙策的功绩，也有负于孙策的传位之恩，引起了史家的不平。陈寿写《三国志》时就直言不讳地说“割据江东，是孙策打下的基础，但是孙权却对孙策的尊崇不够，儿子也仅封了个侯爵，道义上是不够的。”指责孙权忘恩负义。
大概这就是帝王和文人的区别吧，陈寿只看到表面现象，没看到这件事中政治利害关系。孙权只追谥孙策为王，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而不是从人情功绩上考虑。封其为帝，其子尚在，就牵涉到继承权的问题，容易造成政治混乱，这是孙权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封其为王已是天大的恩惠了。后来果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孙绍死后，儿子孙奉继承爵位。孙皓继位为帝后，就有传言说应该立孙奉为帝，孙皓立即杀了孙奉。天家无情，历代如此，畸形的封建皇权体制是容不下骨肉亲情的。
比较一下曹丕、刘备、孙权三人称帝时的祭天文告，三人的称帝理由是各不相同的。曹丕认为汉室气数已终，魏家有受命之符，汉献帝自愿将帝位禅让于我的。刘备认为是曹丕篡汉，自己担心汉室会埋没，主动承接帝位，“祚于汉家，永绥四海”，是以汉室继承人自居的。孙权认为天意已经抛弃汉室，刘氏已经绝祀，天下已经没有皇帝了，而各种祥瑞显示上天希望我来担任皇帝，我不得不接受。三种不同的称帝形态，曹丕禅让，刘备继汉，孙权自立。
孙权称帝文告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肆诋毁曹氏篡汉，对（蜀）汉政权却只字不提。孙权有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为今后和（蜀）汉政权平等结盟留下余地。

孙权的政治智慧在称帝后的行为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在“天无二日，土无二主”的传统意识占主流地位的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并尊二帝”的思想。非常幸运的是，孙权的思想得到了另一个同样富有政治智慧的人的理解和支持，这个人就是诸葛亮。
当东吴群臣以并尊二帝来通报孙权称帝的消息时，（蜀）汉政权内大多数人都认为继续与孙权联盟已经没有意义，名义和体制上都不顺，应该表明（蜀）汉的正统立场，和孙权绝交。这时中国古代正统士大夫固有的僵化思想，不切实际地维护道统，（蜀）汉政权此时正全力北伐，与东吴绝交有百害而无一益。诸葛亮顶住压力，耐心细致地解释说：“孙权有僣逆之心已经很久了，（这个角度仍然是以（蜀）汉为正统，顺应群臣的思想）我们之所以不与他计较，是想求与他形成掎角之援。现在如果公开和他绝交，他一定会非常痛恨我们，就会找机会进攻我东部。我们和他交战，必须完全战胜他，吞并他的领土，才能重新北伐中原。东吴人才济济，将相和睦，不可能很快被打败。双方僵持不下，就会让曹魏得利，有机可乘。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以前汉文帝对匈奴低声下气，先帝优先和东吴结盟，都是因应形势变化而采取的变通之道，深谋远虑，而不是逞匹夫的一时之愤。现在大家都认为孙权的最大利益就是鼎足而立，如今已经实现了这个利益，不会和我们并力北伐，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为啥呢？孙权智力不够，只能划江自保。孙权不能过江北伐，就像曹魏不能渡江南征一样，并不是力量有余而不取利益。如果我们和东吴联合北伐，东吴上策会分裂魏国土地作为后面扩张的基础；下策是抢略百姓以扩大国境，在我们内部之间显示武力，不会一直端坐不动。如果我们现在能让孙权就地不动并且和我们保持和睦关系，使得我们北伐无东顾之忧，曹魏留在河南防备东吴的军队不能全部调往西部阻拦我们，能得到这样的好处，已经足够。因此，孙权的僣逆之罪，不方便明言。”
诸葛亮说服群臣后，立即派遣卫尉陈震赴武昌庆贺孙权登基。两国还隆重地升坛歃盟，平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四州属于吴，并、凉、冀、兖四州属于（蜀）汉，司隶校尉部以函谷关为界中分。盟约中明确提出双方共同的战略目标是联合灭掉曹魏，约定自今日起，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一致，无有二心。如果有加害（蜀）汉的，吴国就讨伐他；如果有加害吴国的，（蜀）汉就讨伐他。各自守卫自己分内的领土，不互相侵犯。并将此盟约传之后世，始终遵守。
后面的发展也确实如此，直至（蜀）汉于公元263年灭亡，三十多年间，双方从未违约，有效地维持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一份盟约能够维持三十多年不变，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汉人政权之间结盟中算是个难能可贵的奇迹。
联盟达成，孙权不再担心来自（蜀）汉的威胁，又从武昌迁都回到建业。太子孙登留武昌掌事，留陆逊辅佐，以骠骑将军步骘接替陆逊都督西陵。

孙权建国称帝后，实行的是丞相制。远有曹操任丞相专权，近有诸葛亮任丞相专权，孙权为什么不像魏国那样废除丞相制由自己直接集权呢？
这是由吴国特定的环境所决定的。
江东孙氏集团崛起之时，其活动区域和关注重点主要都在北方，集团成员也主要由孙氏家族或亲戚与北方人组成。孙策接替孙坚时，中原大地已落入袁绍、袁术、曹操、刘表等豪强之手，要想进去占据一席之地已经非常困难。凭着自身的敏锐和能力，再加上张纮的建议，孙策及时地调整战略方向，转而向南发展，迅速占领了江东六郡中的主要地区，搭上了争夺天下的末班车。
孙权接替兄长之位后，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与江东世族集团相处。
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结构是以宗族为单位，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宗法制度。和平时期聚族而居，虽然有官府的管辖，但宗族内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只要不是严重的刑事案件，还是更多地在内部解决。战乱时期，朝廷失去了管辖地方的权力和能力，社会呈现出混乱无序状态，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只得依靠宗族的力量来保护。离族而居的单个家庭，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乱时期，都更容易受到欺负和伤害。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以族群为单位活动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右北平人田畴，率领宗族避乱徐无山中，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自制刑律条令之法、婚姻嫁娶之礼，自办学堂，俨然一个独立王国。谯国谯人许褚聚集“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颍川荀彧为避战乱“独将宗族至冀州”。山阳巨野人李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原徙诣魏郡。”吴郡陆逊，本来跟随从祖父陆康在庐江，孙策奉袁术之命攻打庐江，陆康就让陆逊为族长带领全族人回到吴郡。与北方宗族势力相比，南方宗族势力受文明程度和地理环境的限制，更多的是满足于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缺乏北方宗族势力在大一统思想熏陶下形成的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地理环境上，北方一马平川，便于征伐和统一。南方丘陵地带居多，再加上江河湖泊纵横，划分出无数的山地小岛，难以征伐统一，终吴国之世，江东山越都在不停的造反作乱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三国群雄争霸时期，逐鹿中原的各方豪强势力几乎全部出自北方，连西北边陲的董卓、丁原、吕布、刘备都活跃在中原大地上。南方则只有一个孙坚。并不是南方宗族势力没有实力逐鹿中原，孙策入吴时，“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之所以居守不出，孙策一语中的“虎等群盗，非有大志。”

成点状发展的江东世族在各自势力范围内逐渐壮大，吴郡有顾、陆、朱、张四姓，三国时达到鼎盛时期。”晋陆机《吴趋行》诗中所言：
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
八姓未足够，四姓实名家。
据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考证，江东世族大致有十九姓，分别为：吴郡：吴县，上面提到的四姓外还有钱塘徐氏；会稽郡：余姚虞氏，上虞魏氏，山阴孔氏、谢氏、贺氏、丁氏；吴兴郡：武康沈氏、姚氏，乌程丘氏；义兴郡：阳羡周氏、许氏；丹阳郡：秣陵纪氏、陶氏，句容葛氏。这些宗族势力虽然可以依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维持生存，但前提是没有更加强大的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入侵。面对强大的外来势力，单个的宗族还是显得渺小而脆弱，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来保护自身安全，通常的形式是依附于某一强权，就像很多北方世族在战乱初期纷纷依附于当时最强大的袁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北方世族依附于袁绍除了求得自身安全外，还有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愿望。南方世族则更多的是只要自身安全，避免承担过多的赋税就心满意足了。如华歆任豫章太守时，海昏上缭宗族“唯输布于郡耳，发诏一人遂不可得”，只承担输布的赋税。当庐江太守刘勋借粮不成想来抢时，“宗帅知之，空壁逃匿”，干脆一走了之。
孙权承父兄基业进入江东，成为江东地区最强大的势力，江东世族也大多从反抗转变为顺从。孙权也用联姻、招抚等形式与江东世族建立联系。受封为吴王后，又采取丞相制来笼络安定江东世族。

孙权任吴王时的第一任丞相是孙邵。黄武初年（公元222年）孙权设立丞相官职，以青州北海人孙邵（一作“劭”）为相。令历代治史者困惑的是，孙邵为吴第一任丞相，居然在《三国志》中无传，确实费解。只能从《三国志》相关人物传记和《吴录》、《建康实录》里找到一些零星史料。孙邵最初为北海太守孔融的功曹，孔融称其为“廊庙才”。后随扬州刺史刘繇到江东。刘繇被孙权打败后，孙邵跟随孙策、孙权。能够见到孙邵事功的就是曾数次向孙权建议向朝廷进贡。曾任庐江太守。这点很重要，孙策打败原庐江太守刘勋后，任命李术为太守，李术不服从孙权的管制被孙权灭掉，由孙河领庐江太守。孙邵任庐江太守应该是在孙河被妫览、戴员杀害后升任的。当时太守一职很少授予宗室以外的人担任，孙邵能任此职，说明深得孙权信任并有一定能力。赤壁之战后，刘备表孙权为车骑将军，孙邵又升为车骑长史，其作用已几乎相当于丞相。孙权称吴王后任孙邵丞相，加封威远将军、阳羡侯。
在孙邵为相期间，孙权曾经尝试过另一种形式的中央集权制，即东汉时期出现的以尚书台阁为权力决策和行政执行中枢，君王直接控制尚书台阁从而实现更大限度的集权（和明朱元璋取消丞相设置六部实现集权有些相似）。具体做法是：让选曹尚书暨艳和选曹郎徐彪进行了一次吏治改革。选曹尚书是主管官吏选拔任免的重要部门，相似于后世中央六部之首的吏部。暨艳，字子休，吴郡人，其吴郡老乡时任选曹尚书的张温以暨艳为选曹郎，后升任尚书。暨艳看见朝廷机构设置混乱，人员也大多不能胜任其职，就想加以整顿，选择的整顿目标是三署中的清贵郎官。（汉五官署、左署、右署之合称，各置中郎将以统领，如曹丕曾为五官中郎将）
暨艳这次整顿非常严格，合格的不到十分之一，不合格的一律降级使用，有些被连降几级，有贪污违纪等行为的全部降为军吏，集中在一个军营里管理（非正式监狱）。选曹尚书虽然权高位重，但能够做到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员给予处分，并自设关押官员之地还是超出了职责范围，没有孙权的同意和支持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张温、暨艳甚至还向孙权弹劾孙邵，吓得孙邵赶紧辞职请罪，还是孙权下令让其复职。连丞相都敢弹劾，可见其来头不小。

@东征提督李如松 2018-01-26 15: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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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明智吴 2018-01-26 17:32:55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陆逊总有偏见，认贼做父还是不能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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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他也是出于无奈，得为宗族着想啊。

@东征提督李如松 2018-01-27 12:10:41
[d: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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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年昔逸尘 2018-01-27 12:20:08
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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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兄台捧场

@老顽童1290 2018-01-27 12:26:38
继续顶楼主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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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荒城旧梦xx 2018-01-28 14:23:31
大事不妙，我又闯祸了。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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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

@yy350414 2018-01-28 20:40:47
楼主你知道吗？我很少上天涯论坛，就是因为在天涯看见你的帖子才特意从手机下载天涯app一天翻八十遍等更新，你这更新速度也太。。。。。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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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非常感谢先生厚爱，周末在下不更新，再次请求先生谅解。先生要是不解气，可以继续讲述楼主被打死的故事，哈哈。

@东征提督李如松 2018-01-29 11: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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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

三署郎官多为朝中大臣之亲属，暨艳的行为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人四处攻击暨艳和其手下选曹郎徐彪假公济私，其中反对声最高的是陆逊、陆瑁兄弟、朱据等江东世族代表人物。从这点也可看出三署郎官多为江东世族子弟。
孙权见此路不通，为了稳定大局，只得杀掉暨艳、徐彪。孙权的集权之路受到江东世族的抵抗而失败。但孙权也借此机会废除了江东世族中张氏一门的代表人物张温。
张温，字惠恕，吴郡吴县人。父亲张允，因轻财重贤而闻名州郡，为孙权东曹掾。张温从小修养节操，容貌奇伟。孙权问朝中大臣说:“张温能与当今何人相比？”大司农刘基（刘繇之子）说:“和全琮不相上下。”太常顾雍认为不对，说:“刘基没有详细了解张温的为人。张温当今无人可比。”孙权说:“如果是这样，张允就算没有死!”于是征召张温。张温谈吐文雅对答如流，旁观者倾慕惊讶，孙权也为之改容加礼。召对完毕出宫，张昭握着张温的手说:“老夫把心意托付你，你应该明白。”孙权任命张温为议郎、选曹尚书，又迁为太子太傅，很受信任重视。
暨艳是张温引荐的，张温此时刚以辅义中郎将身份出使（蜀）汉，与（蜀）汉商谈结盟事宜回来，在豫章郡带兵。张温出使（蜀）汉回来后，到处宣讲（蜀）汉诸葛亮的德政，引发孙权的不满。孙权又厌恶张温的名声太大，受到很多人追捧，担心最终张温不会为自己所用，就起了加害张温之心。此时正好借暨艳事件来处置张温，将张温抓拿下狱。孙权亲自下令将张温贬回家乡为庶民。将军骆统上表为张温辩护求情，孙权置之不理。
张温的家人也受到牵连，两个弟弟张祗、张白，与张温一起被废为庶民。姊妹三人也受到惩罚，其中二妹本来是嫁给顾雍的儿子顾承，被官府改嫁丁氏，成婚之日，饮药而死。

西汉相权过重，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削弱相权。东汉自光武帝立国始就将大权紧紧地掌握在皇帝手中，“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曹操于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恢复丞相制，是因为汉献帝还是名义上的天子，曹操无法在天子系统内建立自己的权力构架，只能以丞相制度来集权。曹操是实际权力拥有者，在其权力结构中，仍然是按照东汉惯常的尚书台阁为中枢，只不过是以中书之名进行。（蜀）汉刘禅时期，诸葛亮以丞相之职行使最高权力，与曹操大同小异。因此，曹魏和（蜀）汉事实上运行的还是以尚书台阁为权力中枢的体制。孙权是同时代人，有这种想法和做法顺理成章，没想到会遭到江东世族的反对。只能改行丞相制来平衡、协调、笼络江东世族。
孙权为吴王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与曹魏的关系。为了击退刘备稳固江东，孙权采取缓兵之计表面上向曹魏称臣纳贡，实际上仍然保持独立，既不遣子入质，也不允许曹丕干涉吴国内政，即所谓“外讬事魏，而诚心不款”。但这种做法不可能长期有效，曹丕不断的军事行为严重地威胁着东吴的独立生存。以在北方士人中知名度较高，又能领会孙权意图的孙邵为相，有利于协调与曹魏的关系。
孙邵死时，吴（蜀）汉联盟已经结成，西边安全得到保障。曹叡刚即位，忙于安定内部，北方威胁减少。在相对平静的环境里，孙权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治理，这就势必影响到江东世族的利益。为了协调平衡与江东世族的关系，孙权以江东世族代表人物之一的顾雍继任丞相之职。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用张昭为相？
张昭是孙策指定的唯一托孤大臣，在孙权继位之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说是居功至伟。继位之后，孙权对张昭非常尊重，待以师傅之礼。孙权称呼群臣时一般是叫他们的字，惟独称呼张昭为张公，张纮为东部，（因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特别尊重这二人。并让张昭继续担任与丞相近似的长史一职。赤壁之战前，张昭主张投降曹操，引起孙权不满，从此渐渐失去孙权的信任。战后，刘备表孙权为车骑将军，孙权趁机将张昭明升暗降为车骑军师，将长史这一拥有实权的重要职位交给了张纮。（张纮死后为孙邵）
孙权最初打算设置丞相时，大臣们都认为会由张昭担任。谁知孙权以“如今事情多，做统领的人责任重，这不是优待张昭的办法”为理由任用了孙邵。孙邵死后，百官又一次推举张昭任丞相，孙权有些生气了，说：“我岂是不爱惜张昭的人？领丞相事情烦杂，但此公性子刚烈，他所说的话我要是不听从，就会心生怨咎，这不是对他好的办法。”再一次拒绝了群臣的提议，任用顾雍。
张昭是彭城人，也是北方名士，其知名度并不亚于孙邵，南渡后与北方知名士人的联系非常频繁，以至张昭自己都心有不安，好在孙策宽宏大度，才让张昭释怀。况且大家都认为张昭是最合适的人选，孙权为什么还是不用他呢？很明显，因丞相事烦，担心张昭身体吃不消是孙权的推脱之辞，并非爱惜之意。真实的原因有以下三条：
一、投降之事。对张昭在赤壁之战时主张投降的行为，孙权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到登基时还在为此事羞辱张昭。孙权在庆贺登基的酒会上，将称帝之功独归周瑜，张昭手举朝笏出来想赞美孙权功德，还没开口，孙权就说：“要是像张公之计，如今只能到处乞食了。”周瑜在孙权建国称帝的事业中确实居功至伟，但也不能因此抹煞其他人的功绩。独归周瑜，于事实不合，于其他人也不公，特别是张昭。
张昭入吴，孙策视其为比肩之人，文武大事，全部委托给张昭处理，对孙策一统江东起到重要作用。孙权继位之初，全靠张昭果断终止孙权的哭灵，带领孙权出巡军营，稳定军心。然后上表朝廷为孙权要来名分，率领群臣尽力辅佐孙权。孙权能够顺利接替孙策，稳定局势，巩固权力，张昭功不可没。
张昭是唯一的托孤大臣，没有张昭的鼎力相助，孙权的称帝之路也不会如此顺利。张昭主张投降曹操，也不是谋求私利，有孙策的遗嘱，有张昭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只不过这个判断失误了而已。孙权因为这个原因心里一直责怪张昭未免小气了点。张昭见孙权如此对待自己，也很知趣，立即以老病为由，辞去自己的所有职务，回家著书立说。（张昭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等）孙权任其为辅吴将军，改封娄侯，食邑万户，物质生活上还是没有亏待张昭。

二、性格因素。这是孙权自己在回应群臣的推举时表露出来的，即“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
张昭是个性情直率而刚烈的人，不假言笑，不惧君威。孙权有两大业余爱好，喝酒和打猎。张昭多次对孙权纵酒游猎的行为直言谏阻，甚至不假颜色，让孙权很难堪。孙权自己也说：“我和张公说话，一点也不敢乱说。”从私的角度来说，孙权对张昭有敬重，但不喜欢。从公的角度来说，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为百官之长，性情太过刚烈，容易与君王、同僚发生争执甚至引发冲突。张昭的性格确实不适宜担任丞相。
三、形势因素。就是前面所说，孙权将重心转向国内治理，需要得到江东世族的拥护和支持，张昭是北方士人，性格又太过刚烈，不容易得到江东世族的认可，其自身也很难成为江东世族的代言人，还会因为性格的原因与江东世族发生冲突，出现孙权所说的“怨咎将兴”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