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班里阴盛阳衰，除了以上这些“男子精”，当然还有更多的“女客精”，譬如玉芳和宝兰。
玉芳上学的时候，已经九虚岁，比我大一岁。但她懂事早，读书用功，人也聪明，成绩优异，在老师的眼里，人见人爱，一直当我们班的学习委员。
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朗读玉芳写的作文，大约是除夕吃年夜饭的时候，她的姆妈说，不要吃光，留一点给明年吃，就是年年有余的意思。当时我们写的作文，都像“八股文”，也模仿大人的口吻，开头必定要戴上“抓纲治国”之类的高帽子，大家听了玉芳的作文，清新自然，如沐春风，不由拍手叫好。
不久，玉芳的爹因病作古，她虽非长女，但下面还有弱弟，因而变得更懂事了。五年同窗，我隐约地感到，在她娇小的身躯里面，隐藏着一颗坚忍不拔的心，从来没有听她叫过一次苦。有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她代人受过，被老师批评了一顿。我看见她手里捧着一大摞作业本，从老师的办公室回来，眼里噙着泪花，一句也没有辩解。据说玉芳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学做裁缝，认真细致。
与玉芳的文静内向相反，宝兰外向活泼，甚至有点大大咧咧，像一个男孩子。她当过我们的班长，倒不是因为读书最好，而是最懂事，也最能讨老师的欢心。
记得当时人人的书包里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我们一般按部首查字，速度很慢，而宝兰三下五去二，一下子就把生字查出来了。为什么这么神速呢？因为她会根据字形，大致判断字音，然后再用音序查字法。后来，我也改用音序查字法，果然提速不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宝兰是我当之无愧的“老师”。
有一次，宝兰从家里带来一本手抄本，内容是《孟姜女寻夫》：“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别家夫妻团团圆，孟姜女丈夫造长城……”从正月一路唱到十二月，反反复复，荡气回肠。我第一次看到课本以外的世界，原来这么奇妙，真是大开眼界，比嬷嬷从小教我的完整多了。
不过，我跟宝兰也有过不快。有一天，同学们在乒乓球桌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我看宝兰站在球桌上，就从后面推了一把，她大约是没有提防，吓了一跳，当即就坐在球桌上，哭了起来。后来，姆妈问我，是不是有个女同学叫做宝兰，因为她的姆妈在大队里开会的时候，告了我的状。

每天放学以后，大家背着书包，一离开校门，不同村庄的孩子拉帮结派，时不时干上一架。打架的工具主要是石头，飞来飞去，中彩的机会并不多。
我村的小孩常与两个村庄的孩子打仗。南面的西店村较弱，东面的枣园村较强。跟西店村打架，我村的孩子一路追赶，冲到朝西台门，直到大人出来干涉，方才骂骂咧咧地后撤。不过，老师傅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西店村一个小孩的石头击中我村一个小孩的头部，砸出一个三角洞。这个受伤的小孩子是家里的独苗，还有五个姐妹，他的爹不肯罢休，扬言：“明天要到学堂里把那个人抓起来，在他的头上砸一个一模一样的洞！”第二天，对方的爹拎着“斤头”（即“礼物”）上门，赔礼道歉，方才罢休。
与东面的枣园村打架，我村的孩子明显处于下风。因为他们住在镇里，我们住在镇外，如果今天把他们打了，明天到镇里去赶集，势必要经过他们的门口，容易被“关门打狗”，因而底气不足。每次打架，先是打口水仗，相互丑化，他们骂：“相连宅，‘麻秋’（即‘阴道’）兑大麦。”意谓我们村的女人用身体来换取食物，作风不正；我们回敬：“枣园人，不是人，馊气豆腐裹馄饨，麦秆管，抵烟筒，食食去看灯。”意谓他们村里很穷，吃的是馊气豆腐，还把麦秆当作烟抽。
对骂已毕，立即动手，相互投掷石块。枣园村的小孩赶到我们村边，一个劲地扔石块，顿时瓦片上响起一片响声“哐啷啷”、“哐啷啷”、“哐啷啷”……

到了四年级，班里突然多了一批插班生，原来是从附近的山头小学并过来的。山头小学地处山背，类似于北方的黄土高坡，其实是红壤高坡，离我们前店联校有三里路。因为这个小学只招收山头一个村的学生，同一个班里，有不同的年级，一、二、三、四、五年级的学生齐全。上课的似乎只有一两个老师，一会儿教一年级的课，其他年级的学生自学，一会儿教二年级的课，其他年级的学生自学，依次类推，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质量，都无法保证，并校乃是高明之举，虽然小孩子每天上学的时候要多走三里路。
跟我四年级同桌的，就是山头小学插班的一位女生，叫做云英。四年级的女孩子，大约已解人事，而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毛孩子。有一天，云英跟女同学说起家里的“卫生带”，我随口插了一句:“我也有一条。”惹得女生们“吃吃吃”地抿嘴窃笑。当时，我因为穿不起毛线衣、毛线裤，冬天穿的是“卫生衣”、“卫生裤”，想当然地以为，“卫生带”就是系在“卫生裤”上的那一条带子，谁知道是女孩子用的月经带！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多事之秋

一九七六年，这是一个多事之秋：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发生大地震，粉碎“四人帮”…… 这些消息到了我家所在的那个偏僻乡村，在我这个八岁小孩的眼中，有的已是波澜不惊，有的只是一点涟漪，有的依然排山倒海。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的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二月里挂春风,金匾绣的红，金匾上绣的是,救星毛泽东。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主席，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我们热爱你。”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一首感情深挚、旋律优美的《绣金匾》，道出了当年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三颗巨星相继陨落的深哀巨痛。
一九七六年，也就是我上学的第二年，除了三颗巨星相继陨落以外，国家接连发生了许多惊天大事，在全社会掀起了滔天巨浪。这些消息到了我家所在的那个偏僻乡村，在我这个八岁小孩的眼中，有的已是波澜不惊，有的只是一点涟漪，有的依然排山倒海。
春季的一天，全校师生在大礼堂里集合，校长站在司令台上讲话，至于具体讲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回到教室以后，班主任方球琳老师一脸严肃地说，全国正在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倒了邓小平。我既不知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什么 东西，也不知道邓小平是谁。
不久，学校的公告栏里贴出了画报，在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上，由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不过脸上打了一个大叉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面容。大约给周恩来开追悼会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台上，等到画报印好以后，却已被打倒了，照片来不及更换，只能在脸上打上一个红色的大叉叉，也算是新闻史上的一件奇闻。

到了夏天，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造成20多万人死亡。村人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大家都在私下嘀咕：我们这里会不会地震？当时的谣言满天飞，有人说马上要地震了，晚上不能住在屋子里，只能睡在天井上，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小孩子胆子小，我想象地震的时候，地面开裂成一个无底的深渊，人掉了进去，再合拢来，人被夹成肉饼。晚上睡在床上，我怕万一地震，屋顶要塌下来，把人砸死。
尤其是村里七老八十的老人，更是被“地震”二字吓得六神无主，偏偏有些年轻人喜欢作弄他们。记得隔壁有个大姑娘跟我的二爷爷说：“老爷爷，马上就要地震啦！”二爷爷满面愁容地叹息：“啊呀！那怎么好呢？”
唐山大地震造成的恐慌还没有过去，那年秋天，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村里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仿佛天要塌下来了。正在外地做木工的爹被生产队里叫了回来，参加追悼会。我们大队的追悼会现场，设在我家门口的天井里，大家神色肃穆，大气不敢出，惟恐出什么差错。
一会儿，从广播里传来了低回的哀乐，照例是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默哀三分钟。这套现代的追悼仪式，跟我们乡下的传统丧礼完全不同，我觉得很好奇，但又不敢说，跟着姆妈，行礼如仪。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人忍俊不禁，笑了出来。幸亏乡下人比较忠厚，无人告发，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虽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接连发生各种变故，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饭照吃，觉照睡，日子照样过。真正在家乡掀起轩然大波的，是那年底粉碎了 “四人帮”，全国各地都在清算他们的“流毒”，从县里、公社和大队，都揪出了不少“代理人”，需要“深揭狠批”。
印象最深的是，我村西边的深一大队樟桥头村的街上，贴满了揭批大队支部书记王××的大字报，除了文字，居然还有漫画，图文并茂，让人过目不忘。在大字报上，被打倒的支部书记身穿中山装，栽在脖子上的不是一颗人头，而是一只猪头，肩上扛着一根毛竹扁担，两头挑着两只金华火腿。从文字上看，这个“猪头”支部书记的罪行之一，就是挑着金华火腿贿赂上级领导。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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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小兵到少先队员

在不经意间，我从一名“红小兵”变成一名“小先队员”，懵懵懂懂，稀里糊涂。个人走了一小步，国家迈出一大步，从中折射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和社会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刚上小学，看见有些高年级哥哥姐姐的打扮与众不同，脖子上挂着一块 “红领巾”，不由眼睛一亮，那是“红小兵”的标志。
“红小兵”诞生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一九六七年。当时，在大、中学校里，红卫兵代替了共青团，意谓“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小学，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意谓“毛泽东的红色小卫兵”。
能够成为一名“红小兵”，那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参加“红小兵”组织要贯彻“阶级斗争路线”，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的，都会受到限制。我的一位同村同学，就是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一直无法加入，深以为憾。
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两年，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班主任方球琳老师说，要在我们班里发展第一批“红小兵”。当然，“红小兵”的条件，首先是成份要好，其次成绩要好， “又红又专”。我的学习成绩名列班级前茅，家庭成分是“下中农”，与“贫农”合称“贫下中农”，根正苗红。
有一天，方老师给新发展的“红小兵”领来了一叠红领巾，摆在讲台上。然后，她一脸庄严地对我们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可那时肚子吃不饱，天天咕咕叫，我觉得生活并不像方老师说得那样幸福，按今天的流行说法，是“被幸福”了。说完，她耐耐心心地给我们每一个“红小兵”挂上了红领巾。

从此，我正式成为一名“红小兵”，挂红领巾成为每天必做的功课。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尤其对于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男孩子来说，挂红领巾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低着头，弯着脖子，绕过来，绕过去，就是系不好看。长大以后，穿上笔挺的西装，还要配上一条领带，可我转学多师，学来学去，就是学不会打领带，最后还是请别人代劳。这时，不由想起儿时系红领巾的情景。
有的同学当不了“红小兵”，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挖苦“红小兵”是“积极货”，挂在脖子上的是“红尿布”。刚上小学的小孩子，虽然已记不得儿时屁股上裹尿布的情景，不过在上学之前，还玩过剃头的游戏：一个扮演“剃头师傅”，左手的手指当作梳子，右手的手指当作剪刀，嘴巴里念着“扑哧扑哧扑哧……”就算是在剃头了；另一个配角扮演被剃头者，脖子上围着一块大尿布。告别尿布还没有几年，如今又被人说是“红尿布”，而且还系在脖子上，格外难为情。为了不被人说，平时，我就把红领巾藏在书包里，快要走到学校的时候，才从里面取出来，胡乱挂上；放学了，走出校门，一把将红领巾拉下来，塞进书包里。

当了两年“红小兵”后，已习惯成自然了。有一天，老师突然宣布我们今后不叫“红小兵”，而叫“少先队员”了，全称就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一时听起很别扭。原来在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以后，决定撤销“红小兵”，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的名称。
人的思维都有惯性，从小听惯了“红小兵”、“红卫兵”的名字，如今突然改变了，还真不习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先进。如果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就是学习成绩还不错，因而屡次蒙受老师的抬举。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居然把我抬上了“大队长”的轿子，实在出乎意料。
记得当时整个学校的少先队员组成一个大队的建制，一个班就是一个中队，一个小组就是一个小队。少先队干部的手臂上，都挂了一块徽标，三道杆的是大队干部，二道杆的是中队干部，一道杆的是小队干部。自从我的手臂上挂了三道杆以后，经常有人喊我“大队长”，或许跟当年喊“红尿布”是一个道理。
说真的，我这个“大队长”纯粹是摆设。平时，少先队也不搞什么活动，只有到了“六一”儿童节，才开一个会，应一下景。我既无组织才能，也无演说才能，性格内向，怯于亮相，最怕上台发言。好在一切都由辅导员王兴育老师大包大揽，免得我结结巴巴出洋相。
记得有一次集会，司令台上只有辅导员王老师和我两个人。我虽然人站在上面，魂早已丢了，心里“扑扑扑”地跳个不停，两腿发抖。王老师讲话以后，肯定要轮到我了，我讲点什么呢？当时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正当我魂不守舍的时候，突然听到王老师一声高喊：“解散！”谢天谢地，真是救命的活菩萨！我心里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书小小2012 12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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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赶上短缺时代，是你的福气。

@pjzzzyl 129楼
历史记忆，时代的呼唤。。。弹指一挥间！忆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晨风吹，阳光照；红小兵起得早，起得早；整整齐齐排好队，大家来做广播操，伸伸臂，弯弯腰；踢踢腿，蹦蹦跳；认真锻炼身体好，长大要把祖国保。。。。。。。”哈哈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9360448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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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哥光临顶贴。

难忘的童年歌曲

听着红色歌曲出生，唱着红色歌曲上学，在红色歌曲的汪洋大海中成长的一代人，念念不忘的不是歌颂革命的歌词，而是高亢激昂的旋律，从小深深地浸入血液之中，一经撩拨，便热血沸腾，不能自已。

“东方红 ，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我的幼年，每天天刚蒙蒙亮，村里的有线广播便播出这首旋律优美的陕北民歌信天游。
上了小学一年级，音乐课老师正式教唱这首《东方红》的时候，我们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老是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成“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老师狠狠地批评我们：“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中国难道还有第两个毛泽东！”从此以后，这句歌词就烙在脑子里，再也不会唱错了。
虽然生活在沉寂的乡村，可我自幼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准确地说，是沉浸在红色歌曲的汪洋大海里，虽然内容离不开说教，可旋律倒也动听。有的壮美，如排山倒海，一泻千里，那是美声唱法的男高音；有的优美，如泉水叮咚，田园牧歌，那是民族唱法的女高音。听惯了七十年代的红色歌曲，后来再听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难怪有人觉得那是“靡靡之音”了。

当时村里虽然没有电视机，也很少有收音机，可有线广播里天天播放红色歌曲，爱听也听，不爱听也得听。我从小耳濡目染，浸淫已久。
我最熟悉的红色歌曲，除了《东方红》以外，当数《国际歌》和《歌唱祖国》了，拜有线广播所赐，每天至少听一遍。每天晚上八点半，广播里准时响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旋律沉郁低回，只是最后一句“英特纳雄耐尔”，对我们这些毛头小孩子来说，只知其声，不知其义。这时，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浦江县人民广播站，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歌唱祖国》雄壮高亢，欢快流畅，几乎无人不会：“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记得是县广播站开始中午播音的时候，必不可少的播放曲目。
此外，耳熟能详的还有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到了一九七八年，国歌有了新的版本，旋律不变，歌词变了：“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这个版本只用了四年，到了一九八二年，国歌又恢复为原先的《义勇军进行曲》。

当时的红色歌曲，从内容上来分，不外乎歌唱党、歌唱军队、歌唱社会、歌唱乡村的，还有歌唱领袖的。
歌唱党的最著名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还有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前者雄壮，后者婉转。
军旅歌曲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前者雄壮，后者欢快。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慷慨激昂，荡气回肠。
歌唱社会的有《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旋律高昂明快。
歌唱乡村的歌曲，都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乡村里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走（人民公）社”，于是便有一首著名歌唱家王昆演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六十年代开始“农业学大寨”，于是有了《学大寨，赶大寨》：“学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坚决学寨人，敢把那山山水水另呀么另安排……”这两首歌曲，似乎是县广播站相关农村栏目的片头音乐或者背景音乐，反复传唱，耳熟能详。
歌唱领袖的歌曲更是不计其数，最著名的除了《东方红》以外，还有耳熟能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有一首《北京的金山上》：“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这也是才旦卓玛演唱的，婉转动听。

等我上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教我们的第一首歌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还有一首《接过雷锋的枪》，难度要大一点：“接过雷锋的枪，我们都学习他的榜样； 接过雷锋的枪，千万个雷锋在成长……”
“四人帮”倒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于是有了《打倒四人帮》：“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王张江姚篡党夺权不自量。我们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四人帮滔天罪行要清算，要清算……”
我们小孩子唱的儿歌，也夹杂着说教的内容。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热火朝天，小学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了一些应时的节目，送到村坊。当时，文宣队的小演员边演边唱《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打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嗨！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嗨！”至于“林彪”是谁，“孔老二”是谁，什么叫“仁义”，什么叫“克己复礼”，我都一无所知。又如一些蹦跳，认真锻炼身体好，长大要把祖国保。”
朗朗上口的包含政治内容的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照得大地亮堂堂亮堂堂。哎，伟大领袖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金色的太阳……”《我是公社小社员》：“我是公社小社员来,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来。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
只有一首《大家来做广播操》，还算是比较纯粹的儿歌：“晨风吹，阳光照，红小兵起得早，起得早。整整齐齐排好队，大家来做广播操。伸伸手，弯弯腰，踢踢腿，蹦因为五音不全，长大以后，我对流行歌曲兴趣不高；而童年时代就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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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上的风景

在我的童年时代，房屋上刷满了一条条红色的标语，作为宣传的窗口，成为当年乡村的一道风景。对我来说，这是一块学习汉字的黑板，虽然还不能理解每句标语的完整内涵，却让我认识并记住了上百个汉字，受益匪浅。

在我的童年，在家乡的墙壁上，无论是学校，还是农居，无论是新屋，还是老屋，到处写满了红色的标语，门窗上张贴了红色的春联，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虽然还不能理解每句标语和春联的完整内涵，却让我认识并记住了上百个汉字，这是无意中的收获。
红色标语的内容主要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譬如在我们小学大礼堂的墙壁上，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我每天走来走去，都要看一遍。按我当时的理解，阶级斗争就是开批斗会，批判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至于什么叫“纲”、什么叫“目”，就不甚了了。又如小学大礼堂的墙壁上，写着“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再如在农居的墙壁上，经常可以看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后来才知是毛主席从明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中演化出来的。在供销社的门口，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是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的商业部门。
跟我们小学生最密切的“最高指示”，就是教室前面的标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后面的标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每当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老师就引用墙壁上的“最高指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连死都不怕，学习上的一点小小困难算得了什么！

记得涂在我家新屋墙壁上的“最高指示”，是“工农兵是学哲学的主人”、“种田人学好用好哲学”，字体是当时流行的老宋体，朱色。当时我问过爹，“哲学”是什么意思，只见他支支吾吾，半天也答不出来。
那时的红色标语，大多是中小学老师所写，这些“臭老九”总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写标语的工具，是一张梯子、一把刷子、一桶油漆、一把尺子和一支铅笔。先把梯子靠在墙壁上，人爬上梯子，先用粗铅笔和尺子画好标语的轮廓，字体一般是老宋体，再打开油漆桶，刷子蘸满朱色的油漆，把轮廓涂满即可。
当时，涂在乡村墙上的，除了红色标语以外，惟一的例外就是吸血虫病的传染史：钉螺蛳从幼虫到成虫，进入人体，危害生命，圆圈的中间画了一个正在洗澡的男人，肩上还有一块毛巾。因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爆发了一场瘟疫——吸血虫病。为了切断叮螺蛳的传播途径，疫区把家家户户的茅厕都填了，我从小到外婆家和三姑姑家，拉大便也用尿桶，很不习惯。这幅宣传画，成为那个年代乡村特有的一道风景。
墙壁上是红色的标语，门窗外是红色的对联。“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贴春联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习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不例外。

那时候，供销社里有历书出售，大小跟“红宝书”差不多。历书的前面是春联大全，可供选择，村民只要依样画葫芦就行。虽然主要是“破四旧”，不过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吉祥用语，譬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还有一些毛主席诗词，譬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当时，在很多人家的客厅里，贴着一张标准的毛主席像，上面的横批是“毛主席万岁”，两边的对联是“阶级斗争永不忘，永远跟着共产党”。
到了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夕，村里有一位初中生一脸兴奋，奔走相告，说按上面的精神，春联的内容要大变样了，有关“革命”的用语不能写了，譬如“继续革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不久，乡村里有一系列的大动作：恢复传统戏剧的演出，给“四类分子”摘了帽……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全国各地送来的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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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zzzyl 135楼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战天斗地，斗私批修！跳动的音符，划时代的主旋律，全国山河一片红。。。中国的两弹一星就诞生在那个时代！那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依然荡漾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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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的记忆，难以磨灭。

迷人的连环画

每个读书人都有自己的启蒙读物。我的启蒙读物就是七十年代打着深深时代烙印的连环画，让我增长了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少年时光。

我少年时代的启蒙读物，既不是父辈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和《神童诗》，也不是儿辈看的《小猫钓鱼》、《白雪公主》和《青蛙王子》，而是七十年代打着明显时代烙印的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因为体积小，可以揣进口袋里，又叫“口袋书”。
连环画内容通俗浅显，只有一两百页，薄薄的一册，而且价格便宜，每册不过一两毛钱，最适合小孩子。一般是64开本，只有课本的一半大小，故事中的人物画得很小，所以叫它“小人书”，再也妥帖不过了。
在我的家乡，“连环画”叫“画书”。说它是画，是因为每页都有图画，而且占据了页面的绝大部分空间；说它是书，是因为每页都有简洁的文字，串联成一个简明的故事。“画书”“画书”，既有图，也有文，以图带文，以文释图，图文并茂，形象易懂。
连环画虽然只要一两毛钱一本，但相当于一个十分工半天一天的收入，乡村孩子想买而买不起，大人不喜欢看也舍不得买。村里惟一买连环画的大人叫“王猪狗”，我叫他“猪狗伯伯”。他虽然已经五十来岁了，还是童心未泯，脸上永远挂着五岁孩子般的灿烂笑容，平时除了参加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以外，每逢临近公社的集市，都要向生产队长请半天假，去贩卖粮票，赚取差价。他喜欢看连环画，也有钱买连环画。他把连环画藏在二楼，吸引了成群结队的小孩子，闹哄哄的，争着要看，从头看到尾，再从尾看到头，翻来覆去，不厌其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