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了地里长的，还要偷水里生的。炎炎夏日，小孩子最喜欢到池塘里嬉水。圆圆的荷叶上，滚动着几颗水珠，晶莹剔透。小孩子摘取一片，举在头顶，当作遮阳的笠帽。藕塘的莲花开了，粉红色的花瓣，金黄色的花蕊，喷壶型的莲蓬，躲在碧绿色的荷叶丛中，格外耀眼，摘下一个，剥开莲房，露出莲子，尚未成熟，中看不中吃。沿着长满刺的茎，潜水到池塘的底部，想挖藕吃，只是季节未到，没有长成，徒然糟蹋莲藕，划伤皮肤。
伏旱季节，池塘里的水浅了，浅到小孩子可以踩着塘底的烂泥，在水里行走。这时候，一大群小孩子，人人只穿一条短裤，手里拿着一个网兜，下塘偷鱼。七八个小孩子站成一排，组成人墙，从池塘的这边，赶到池塘的那边。这时，水里的白鲢受了惊吓，纷纷跳出水面，少数几条跳进小孩子预先撑开的网兜里，成了瓮中之鳖。一旦偷鱼被发现，又不免被大人们一阵骂。我经常看到大孩子抱着白鲢在前面逃，大人提着锄头在后面追的场景。
春华秋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野外的果实格外得多。田里的糖蔗、荸荠和番薯，都吸引着小孩子馋猫似的目光。
糖蔗田由生产队统一划定，分到各家各户，自己种植，自己养护，自己收获。糖蔗成熟的季节，密密麻麻的，像一道青纱帐，小孩子一头钻进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掰自己家的，也许掰别人家的，反正钻在里面，谁也看不到。
等泥土下的荸荠果实成熟以后，泥土上笔直的像小葱一样的圆叶子也干枯了，里面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作响，小孩子最爱捋着玩。赤着脚踩在荸荠田上，软软的，凉凉的，脚板感觉特别舒服。小孩子喜欢在上面追赶、摔跤，还可以翻跟斗、“滚葫芦”，荸荠田成为游戏的乐园。小孩子最喜欢的劳动就是掘荸荠，一锄头下去，满是希望和期待。淘气的小孩，总要到别家的地方偷挖几个，因为偷来的总觉得比自家的更好吃。
糖蔗和荸荠虽是农民的土产品，但上了水果的档次。番薯作为人的杂粮和猪的饲料，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小孩子一起去爬山，渴了，舀两口山泉水喝喝，饿了，挖两块红番薯吃吃。尤其是山上的番薯，种在由岩石分化而成的砂土中，土质疏松，只要抓住番薯藤的根部，轻轻一提，整株番薯破土而出，大大小小一小堆，活像一窝小老鼠。还有一种红芯番薯，俗称“金瓜（即‘南瓜’）番薯”，味道就更甜了。

也有个别特别嘴馋的小孩子，会偷吃一些常人看来不能吃的东西，照样吃得津津有味。春天，有的小孩将麦穗摘下来，放在缓缓燃烧的焦灰堆里，慢慢煨熟，再取出来，吹掉麦壳，将烤熟的麦子当作零食吃；夏天，有的小孩把挂满支架的长豇豆摘下来，拨开青皮，专挖里面的生豆吃；秋天，有的小孩摘下一个圆滚滚的、胀鼓鼓的青棉桃，用牙齿把皮咬开，里面还没有长好的棉絮湿漉漉的，有一丝甜味，或者折断长得特别孱弱的玉米秆，当糖蔗吃；冬天，有的小孩拔起一个白萝卜，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削去表皮，吃起来非常爽口，也有点甜味。
在漫漫的冬季里，当野外的果实收获完以后，小孩子把眼光转向了家里的坛子、罐子和瓶子。
寒冬腊月，小孩子每人拎着一只铁皮火熜，一为取暖御寒，二为煨食充饥。出门之前，背着爷娘，偷偷地在坛子里抓一把黄豆或者玉米，或者偷一条年糕，切成薄片，或者偷几根粉丝，煨在火熜的炭火里，运气好的话，还会爆裂，就更有兴味了。
我的一位老友，说起来小时候与她哥哥合作偷食的情景，至今还眉飞色舞。他们趁大人不在家或者不注意的时候，偷偷上楼，把藏在罐子里的黄豆，偷几把塞在口袋里。那时候，黄豆是很稀罕的，一般舍不得吃，只有逢年过节，才用来做豆腐，或者遇到下雨天没法干农活了，在锅里炒一点，解解馋，奢侈一回。哥哥偷了黄豆，给妹妹使眼色，妹妹心里意会，给哥哥打掩护，两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带着火熜出门了。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哥哥一脚踏进火熜，把炭火压实压平，接着掏出口袋里的黄豆撒上去，时不时拿起火熜左右摇晃，以免烧焦。不一会儿，香喷喷脆生生的烤黄豆新鲜出炉了。更绝的是，兄妹俩还把甘蔗水倒进一个小盖子，放进火熜里蒸，等甘蔗水滚烫以后，变成红色，闻起来很香很香，吃起来很甜很甜。

在我的少年时代，爷娘把零钱放在抽屉里，没有上锁，我偷一点零用，他们也不计较，而且我的嘴巴也没有一般人家的小孩子那么馋，几乎与“偷食”两字无缘。只有一次到邻村偷花生，恰恰被人家抓住。
有一天，我生病请假。吃过早饭，服了药片，到村前的田畈闲逛。一逛两逛，逛到邻村的花生田边。鬼使神差，我拔了一株花生，下面挂满了果实。正想一颗颗摘下来的时候，猛然发现有个小伙子悄悄地追上来。没有退路，我只得钻进边上的糖蔗田里，很快被抓住了。糟糕！我平生第一次偷食就失手了。
我心存侥幸，以为被揍一顿以后，就会放我走，最多吃一点皮肉之苦，忍一忍就过去了。谁知那个小伙子一脸坏笑，既不打也不骂，像猫逗老鼠一样，叫我帮他们生产队干活。当时恨不得变成一根蚯蚓，钻到地缝里去。我低头干活，耳畔时不时传来“这是某某某的儿子”之类刺耳的话语。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帮他们干了半天农活，直到中午收工，才放我走。我都不知道那半天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
第二天上学，邻村的同学看见我，脸上带着一丝神秘的微笑。我从那微笑中读懂了隐含的内容：我前一天偷花生的丑事被曝光了！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十岁成了小戏迷

人的兴趣爱好，跟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童年的环境有关。儿童像一张白纸，画什么都会留下深深的印记，甚至影响一生。培育戏曲演员，要从娃娃抓起；培育戏曲观众，也要从娃娃抓起。

一九七八年，我刚满十岁。这本是流着鼻涕玩泥巴的年纪，可我突然有了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爱好——看戏，看着戏台上演绎的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与他们同悲戚、共欢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戏迷。
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提倡“大写十三年”，从此传统戏销声匿迹。到了“文化大革命”掐缉拿，更是八本革命样板戏独占舞台。直到一九七八年，传统戏才开禁，重新登上舞台。我正好赶上看传统戏的“黄金时代”。
看戏不仅仅是当时乡下主要的娱乐方式，还是精神生活中的一桩大事，甚至还有浓重的宗族甚至宗教色彩。什么时候做戏，是大有讲究的。一种是节日戏，在春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演出，喜庆佳节。还有一种是庙会戏，解放以后改名物资交流大会，乡下叫“时节”，名异实同。譬如，我们镇上的“时节”农历二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的诞辰，其他乡镇的“时节”还有二月廿七、三月初三、三月十五、八月十三、十月二十，一个接着一个。每到“时节”，很多村庄请戏班唱戏给菩萨听，各家各户邀请亲朋好友，广开宴席。当然，还有的纯粹是为了娱乐，跟节日和庙会都不搭界。

每到做戏的日子，数小孩子最高兴。一个是有得吃，做戏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有鱼有肉，小孩子也跟着沾光；一个是有得玩，大戏还没有开始，一大堆小孩子的游戏先开始了，在戏台上跑上跑下，跑来跑去。
乡下的戏台，大多是草台(为演戏临时搭建的戏台)，很少有广场台。草台面积只有二三十平方米，设施简陋，也不结实，演员在台上跑一个圆场，台板支格支格响，台柱摇摇晃晃。只有县婺剧团备有可以拆卸的专门舞台，无论是面积大小还是牢固程度，跟农村里的草台不可同日而语。有些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村庄，三天两头要开会，逢年过节要演戏，嫌搭台拆台麻烦，干脆用钢筋水泥建造一个固定的广场台，不仅牢固，面积也大。白马公社旌坞大队的广场台，光设计费就花了三千元，在当时是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
演戏不光要给剧团支付戏金，还要招待来看戏的亲朋好友，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是每个村庄、每个人都演得起的。有的人打赌，相互激将：“你如果演得起戏的话，我用豆腐皮盖台！”所谓“豆腐皮盖台”，就是用家乡的特产豆腐皮在草台的顶棚上一张一张盖满。我们相邻的上郑村，两个村民相互激将，后来一个果然搭台演戏，另一个耍赖皮，只是在草台上象征性地盖了几张豆腐皮。

正式演戏之前，先要过几道关。第一关是敲花头台。一者展示一个剧团的音乐水平，后台的乐手或先或后，或单独或集体，都要演奏；二者营造热闹的氛围，尤其是梨花吉子一吹，顿时龙吟虎啸，地动山摇，声震乡村；三者提醒观众马上开演了，要看戏得抓紧了。“锣鼓响，脚底痒”，这时，临近村坊的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赶来，汇集到戏台前，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
第二关是踏八仙。据说有文武八仙、对花八仙、蟠桃八仙、三星八仙、赐福八仙、九头八仙等，但我因为年纪小，分不清这么多，只是觉得《文武八仙》中的“猴头精”孙悟空很好玩。在戏台中间的高台上，坐着紫薇大帝，两侧分别是文曲星孟子和武曲星关羽。文曲星的侍者是天聋、地哑，武曲星的侍者是关平、周仓。各位神仙各就各位，做出各种身段造型：关公捋髯，周仓持刀，关平捧印，孙悟空挥动金箍棒，孟子执云帚，天聋、地哑持书笔，魁星执斗拿巨笔，大家一齐唱起很难听懂的昆曲。
第三关是三跳——跳魁星、跳加官、跳财神。跳魁星是由小花脸表演，穿魁星衣，戴头壳，左手捧斗，右手执笔，祝福后生皇榜高中，光宗耀祖，尤其是那一摇一摆的魁星舞，相当滑稽。跳加官是由白面老生头戴面壳，身穿蟒袍表演，一出场就打开条幅，写着“一品当朝”、“天官赐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吉利话。跳财神，由大花脸扮成财神老爷，头戴面壳，身穿蟒袍，双手捧出大元宝，走起路来动作特别夸张，祝福村民招财进宝、四季发财，恭喜商人“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然后，村干部走上台去，将一个预先包好的红纸包放在财神捧的托盘上。这时锣鼓齐鸣，鞭炮百响，达到高潮。
过了这三关，才是正式的演出。先是一场加演，乡下叫做“剧头”，大多演一些经典的折子戏，譬如《磨豆腐》、《断桥》、《哑背疯》、《李大打更》、《送徐庶》等，一般在半个小时左右。再是演正本，时间大约两三个小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老家有一种在戏台前“推搡”的习俗。平时男女相处，授受不亲，有所顾忌，但在戏台前例外，允许男女杂处，公开“推搡”。小伙子看哪里大姑娘多，就往哪里推。戏台前密密麻麻的人头，只要这头一推，人潮汹涌，此起彼伏，涌到那头，还伴随着惊叫声、嬉笑声和谩骂声，很像大海里的波浪。一推二推，把戏台前的大姑娘吓跑了，只能逃到人群的后面看戏。后面的人推得实在太厉害了，前面的小伙子就双手紧紧扳住台板，小孩子就凌空挂在台板下面，整个戏台发出“吱吱吱”的响声，摇摇晃晃。在解放前，还有一种乡村陋习，大姑娘如果在戏台前看戏，不幸被人摸了乳房，大多不敢声张，只好自认倒霉，谁叫你抛头露面的。
一九八O年，我到公社里读初中，看戏的条件更好了。当时，公社里同时办了两个剧团：郑宅越剧团和郑宅婺剧团。我在放学的路上，经常顺路去看剧团的排练或演出。
郑宅越剧团以柔软细腻的风格见长，颇得女性的喜爱。剧团的大花旦是我哥哥的初中同学，小花旦是我外婆家的对门邻居，同名同姓，都叫“郑雪英”。为了相互区别，名字前冠以大小，一个叫“大雪英”，一个叫“小雪英”。当时，“大小雪英”都是公社里的明星，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对象，就像现在的小年轻谈论港台明星一样。我曾亲耳听到隔壁的一位小伙子说：“和越剧团的花旦眠一夜的话，死也心甘！”我放学回家，路过郑宅下街路，有时碰到“大雪英”，见她穿着一条灯笼裤，晃来晃去，肥大得有些夸张。后来，“大雪英”被余杭的专业越剧团招聘了，转成居民户口，大家啧啧赞叹。

说实在的，郑宅越剧团虽然时常在公社里演出，但我也没有看过几回，除了“大小雪英”以外，其他的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倒是郑宅婺剧团的演出，至今历历在目。记得婺剧团排练的第一本戏是《铁灵关》，此外，还有《双狮图》、《打登州》、《王庆起解》等剧目。
在郑宅婺剧团里，本来应该成为门面和台柱的小生和花旦却乏善可陈，倒是小丑的表演可圈可点。他演的经典作品，因为斧头脱了柄，有句经典台词“脱柄斧头”，便成了他的绰号。只要他一上台，观众们就会叫喊“脱柄斧头”上来了。
演老生的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后生，在舞台上弓腰驼背，步履蹒跚，两只脚要平行，从八字步改为11字步。他跟我的同班同学“小宁波”都是丰产村人。放学以后在路上偶遇，“小宁波”就去学他弓腰驼背11字步的模样。他自己看了哈哈大笑，就去追“小宁波”，两人追来追去，背后留下一串串朗朗的笑声。

民间剧团毕竟是业余的，我真正体会到戏曲的魅力，来自于专业的浦江婺剧团。每年的正月初五初六，邻近的三郑村都要邀请县婺剧团演两天两夜的戏，雷打不动。
正月初五，我跟爹到三姑姑家拜年，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点魂不守舍，吃什么馒头熓（读音wu）肉，拿什么红纸包，都不在乎。匆匆吃完中饭，只盼早点开溜，因为从三姑姑家东庄村到三郑村，还有五六里地，路上至少得花一个小时，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个子太矮了，站在戏台前，踮着脚跟，仰着脖子，也不一定看得到，有时得捡两块砖头垫脚。当时演的戏，有些至今还记得，譬如《十一郎》、《银瓶仙子》、《哑背疯》、《九件衣》。印象最深的是，《银瓶仙子》的舞台背景实在太绚丽了，民间剧团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哑背疯》中一个演员同时演哑巴和疯婆爷囡两个脚色，应付自若，天衣无缝，也颇新奇。尤其滑稽的是，疯婆唱着唱着，居然唱起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因为年纪小个子矮，既然台前不太看得清，不如溜到后台去，看演员们化妆。能够近距离接触心中的偶像，既好奇又兴奋，有一种莫名的冲动，跟后来的追星族也差不多。
那时候，戏曲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以后，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考进县婺剧团，当一名演员，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梦想，一者跳出农门，变成居民户口，二者上台演出，风光无限。所以，浦江婺剧团一招聘，便吸引了许多青年才俊。记得当时的花旦黄笑君、小生吴宪从、小丑张智慧，成了全县三十六万人民心中崇拜的偶像。我家隔壁一位大嫂，她的侄女黄红英考进了浦江婺剧团，于是她像祥林嫂逢人便说“我家阿毛”一样，开口闭门就是“我家红英”。村里的另一户人家，其外孙女是白马公社夏张婺剧团的花旦，我看她演过《断桥》里的白蛇，一身素衣，背上还插了两把宝剑，飒爽英姿，柔中带刚，让人羡慕得不得了。

除了三天两头有戏看，每天还有戏听。当时，深二大队的服装厂办在我们生产队的仓库里，安装了一个高音大喇叭，不知疲倦地播放唱片，除了歌剧《洪湖赤卫队》以外，主要还是戏曲，包括婺剧《三请梨花》和越剧《碧玉簪》。可能是乡下人的粗犷，喇叭的分贝调到最高，远在十里八里都能听到。大家都不以为吵，有的只是赞许：“某某村的喇叭有点响的！”耳朵里天天被灌输戏曲，所以村里的小伙子大姑娘都能哼上一段越剧的《送凤冠》、《十八相送》、《楼台会》什么的，反倒很少有人唱家乡的地方戏婺剧，毕竟难学难唱。
有一次，大人们说越剧《碧玉簪》很好看，可是放电影的村庄在隔壁的堂头公社，离家八里地，而且在一个小山坳里。小孩子最怕黑，最怕鬼，在黑灯瞎火的晚上，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崎岖不平的山坳里，连手电筒也没有，遇到有什么响动便汗毛倒竖。好在有一班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伴同行，一路大声说话，相互壮胆，可见我们小孩子对越剧的喜爱。
还有一次，我跟爹到邻村去看电影《尤三姐》。直到影片放映以后，才知是戏曲艺术片，唱的是传统京剧。虽然我从小经常被动地观看现代京剧革命样板戏，耳朵里只听得“咦咦呀呀”的，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对于传统京剧更是一头雾水。爹在一旁耐心地给我讲解，这个是贾珍，那个是贾琏，还有一个是贾蓉，可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纯粹是狗看花被单。不过，记住了两个姐妹：一个是懦弱文静的尤二姐。另一个是泼辣脆利的尤三姐；还记住了两场好戏：一场是尤三姐深夜陪贾珍、贾琏饮酒，脱掉罩衫，露出红袄，一屁股坐在桌子上，嬉笑怒骂，把这对心怀叵测的兄弟骂得狗血喷头，只得讨饶，真是痛快淋漓，另一场戏是柳湘莲得知尤三姐的身份以后，断定贾府里只有立在门口的两头狮子是干净的，幡然悔婚，索还先前赠与的定情之物鸳鸯剑，尤三姐为明心志，拔剑自刎，血洒梅花，让人伤感。银幕上那个性格刚烈的尤三姐，一举一动干脆利落，两只眼睛滴溜溜的会说话。等到过了不惑之年，我对京剧的感情反而在越剧之上，忘不了小学时代接下的这段因缘。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离家上大学前夕，乡村已经普及电视机，人们可以悠然坐在电视机前看戏，再也不必站在戏台前风吹雨淋。记得当时浙江电视台每周播放一次越剧，雷打不动。坐在电视机前看戏，又轻松，又免费，传统剧团走上了下坡路……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长笛之声 169楼
“一个偷字了得”说的好啊，那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除了去野外偷点吃的还能怎么样呢？我也是亲身经历过偷吃水果、甘蔗的场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有点惊险，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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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彼此彼此。

@长笛之声 178楼
我看到现在，王老师写的书中经历其实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相似的故事很多，几乎都经历过，看这本书就是对自己从小成长过程的一次美好回忆，使自己又进入了那个红色年代...哈哈，不错，这本书值得六零后的兄弟姐妹们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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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推荐。

为啥请小偷喝酒？

预防孩子偷窃，需要温暖的家庭环境，而不是靠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矫正偷窃，需要温暖的社会环境，而不是靠藤条抽打和劳动改造。为什么有人失足后，几进几出，还是终身不改？根本原因还是环境问题。

我少年时代碰到最奇怪的事情，莫过于村里人家的自行车被偷，查出小偷后，不但没有惩罚，反而奖赏，还请他到家里喝酒，真是咄咄怪事！
村里有个大后生，到江西打了一年工，赚了一百五六十元钱，买了一辆当时的稀罕物——“永久牌”自行车。那时的自行车，比如今的小轿车还要金贵，因此大后生保养得非常小心仔细。平时把塑料布剪成一条一条的，绕在自行车的三脚架上，一层一层又一层，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喷漆被尖锐硬物意外刮破，造成破相。下雨天骑车，多少会沾上一些泥浆，事后要用井水反复冲洗，擦得干干净净，纤尘不染。看起来，自行车仿佛是财主家中的少爷，主人反而是伺候少爷的奴才。我当时就想，是自行车为人服务，还是人为自行车服务？
令人惊讶的是，有一天村里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这个大后生的自行车被偷了，引起了全村的轰动。大家纷纷猜测，到底会是谁偷的呢？是本村人，还是外村人？那段时间，看这个大后生脸色凝重，进进出出，行色匆匆，寝食难安。几天之后，居然被他破了案：是村里的一个小伙子穿针引线，预先踩点，提供线索，再请邻村人下的手。自行车失而复得，大后生的姆妈天天指名道姓，把内贼骂得狗血喷头。
最令人惊讶的是，有一天，大后生家里摆了酒，请外村的偷车贼来喝酒。小偷二十多岁，矮个子，梳了一个大背头，像贵宾似的坐在椅子上，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是大后生吃错药了吗？原来，当时村民之间经常发生各类纠纷，一般不找公社干部调解，而是找强横霸道的靠山。偷车贼是大村人，有势力，是个厉害角色，日后也许用得着他，不如趁机交个朋友，也算一着妙棋。

这次自行车被盗，两个偷车贼是一时手痒，偶一为之。村里另有一个专业的小偷，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兄。他有一个悲惨的童年，在二十世纪的“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姆妈被饥饿所迫，来到池塘边刮榆树皮，不慎掉进水里淹死了。那时，他才十几岁，还要照顾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更糟糕的是，他爹是一个只顾自己大咀大嚼而不顾子女死活的人。是他爹的冷漠和饥饿的驱驶，让他走上了这条路。
第一次，他到村里一户人家的碗柜里偷吃，被人抓住，押到他爹那里，等待他的是一顿暴打。打完以后，驱驶他去偷窃的两条根子依旧，天天依旧饥肠辘辘，他爹依旧漠不关心。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就这样，越偷越打，越打越偷，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初，他终于因屡次偷窃落入法网，被判了八年徒刑。等他刑满释放的时候，大约是在七十年代末，我小学快要毕业了。他绘声绘色地向村人介绍了劳改农场里的情形，印象最深的是她说起在那里服刑的同道，高手如林，相互切磋，在“前辈”的指导下，他的“技艺”反而“精进”了。不过他从此兔子不吃窝边草，一般到外县下手。当时，他家里三天两头人满为患，热闹异常，因为有嗑不完的瓜子和吃不完的花生，正等待着喜欢沾小便宜的村人分享。那时候，村人私底下也知道他又在干老行当了，反正风险由他独自承担，那些用脏钱买来的瓜子和花生，不吃白不吃。
我上学放学，不断念书，他入狱出狱，不断劳改。虽然技艺“精进”，毕竟老师傅也有失手的时候。在我离家读大学之前，他已经是“三进宫”了，劳改农场仿佛成了外婆家。

有一年，我就读的前店联校所在的前店村，抓了一个小偷。我闻讯赶去凑热闹，只见小偷五花大绑，被绑在大厅的屋柱上。边上的一个村人怒不可遏，手中的藤条像雨点般地落在小偷的脸上，马上绽起一道道血红的鞭痕。可怜那个小偷，全身被绑，动弹不得，只有头部能稍稍转动，虽然也想躲闪，可哪里躲闪得过！奇怪的是，那小偷咬着牙关，既不讨饶，也不喊叫，始终默不作声。
据说，藤条是对付小偷的最佳刑具，可以打得人皮开肉绽，吃尽皮肉之苦，但不会伤筋动骨，更不会危及性命。还有一种说法，小偷随身携带一种叫做“草乌”的药物，眼看被抓，马上吞下。吞下这种特效药以后，藤条不打反而浑身难受，越打越舒坦，而且马上绽起一道道血红的鞭痕，以博得旁人的同情。
我不知道世上是否真有这样的药，但至今还记得那个小偷咬紧牙关、默默挨打的情形。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打麦秆扇

“一有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发芽”，浙江人创造财富的热情，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已暗潮汹涌。别看一把小小的麦秆扇，只值一毛三分钱，小产品大产业，小商品大世界，麦秆扇成为当时家乡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也为村民积累了第一桶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虽然是一穷二白的大集体时代，但我们郑宅公社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相对滋润些，因为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从事一门副业——打麦秆扇。
当时，郑宅工艺厂请来了一个工艺美术师，叫张咸镇。他来到郑宅，在小小的麦秆扇上，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设计了许许多多的新花样。
当年，麦秆扇的外销量大，只靠工艺厂的工人，远远满足不了出口创汇的需求，于是就发动全公社的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每当一种新产品设计出来以后，先教会工艺厂的女工，再教给心灵手巧的农家姑娘，最后在全公社遍地开花。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足见人民群众的智慧。
农家打的麦秆扇，主要有串扇和团扇。本色的串扇，形似南国棕榈扇，麦秆犹如棕榈叶脉，从柄端向四面辐射而出，显出脉理美，不过棕榈扇是天然的，串扇是用绣花针在麦秆中间串了几道线制成的。麦秆可以染成不同的颜色，进行不同的组合，既美观，又轻便。别看小小的一把麦秆扇，从摘麦秆、选麦秆、染麦秆开始，到串扇、包边、包柄，工序繁多，若非心灵手巧，断难做得美观牢固，自然是姑娘们的拿手好戏。

有一天，我的一位老同学的大姑姑看见两个都不会打串扇的姑娘正在教学，其中一个热心地教另一个。大姑姑就笑话她们了：“乌龟教鳖，教到田后磡才歇。”这句俗语的意思是，乌龟嫌鳖爬得慢，教鳖爬快一点，两个一起爬到田后磡，都爬不上去，半斤八两。一句话说得大家捧腹大笑，可两个姑娘都没有听懂，还是在认真地教、认真地学，可见当时姑娘们的学习热情。
打好的串扇，大多由郑宅工艺厂收购，一把只要一毛三分钱。个别有经营头脑的人，从农家少量收购串扇，运到杭州和上海等大城市，自行销售，赚取差价，也算是“投机倒把”一回了。挑着两大麻袋串扇在上海街头叫卖，有时碰见几个“小赤佬”，你也看看，他也扇扇，都说扇子很轻便，就是不掏腰包，卖主一个人管得了东面管不了西面，管得了南面管不了北面，有些扇子被人偷走了。
与串扇不同，团扇是由麦秆编的三股辫或者五股辫团转缝扎而成。所谓三股辫，就是用三根麦秆，像编辫子一样，相互交错着编织。五股辫也是这个道理，只是麦秆从三根增加到五根，稍稍复杂一点。扇子核心饰有一个小巧的绣花扇芯，再配上竹制扇柄。为了增加花色图案，有的三股辫或者五股辫中，用一两根染色麦秆，巧妙地编出各种花纹。

哥哥擅长编三股辫，常常腋下夹着一把大麦秆，编得飞快，走到哪里，编到哪里，辫不离手，手不离辫，从早到晚，孜孜不倦。麦秆是自家的，不要成本，编好的三股辫，卖给人家。有一年暑假，哥哥编了几百米三股辫，卖了十多块钱。姆妈把卖三股辫的钱，给爱臭美的哥哥买了一双“回力”牌球鞋，让他屁颠屁颠地乐呵了好一阵子！
相比编麦秆扇，笨手笨脚的我更喜欢摘麦秆，虽然动作反复，单调乏味，却简单易行。小麦杆比较硬，容易开裂，要选用比较软的大麦秆，用指甲把麦秆的第一节摘下来，不能开裂，没有折痕，颜色白净，才算是上好的麦秆扇材料。有时，姆妈叫我一天到晚摘麦秆，摘得我腰背发酸，手指发痛，头昏脑涨。
后来，电风扇取代了麦秆扇，空调又取代了电风扇。可我至今依然怀念旧时又轻飘又美观的麦秆扇，扇扇风凉，带带轻便，低碳环保。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造了一个燥水库

公社里的水库建了几年，没有多少水源，中途下马；大队里的洋瓦厂办了几年，没有多少市场，只有关门。巨大的代价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不讲科学，不讲市场，光有满腔热情，一味蛮干，终要碰壁。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县里虽然在解放以后建起了通济桥水库和金坑岭水库，大部分农田得到灌溉，旱涝保收，可我们郑宅公社地处灌区的尾部，每到伏旱季节，盼星星，盼月亮，很难盼到救命水，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怎么办？还是自力更生吧，一九七七年，公社里决定在我村东北向四五里地的小金山下，修筑一座水库，叫做“金山水库”。
那几年，村民们对这个水利工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公共场合开口闭口就是“金山水库”，似乎跟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有一位大队干部一说起“金山水库”，就眉飞色舞，唾沫横飞：“根据设计的图纸，光是水库的大坝，就要建三十三米！”并说县里的某某领导、公社的某某书记，都亲自到工地现场视察，推土机已经开进去了。
闻名不如见面。有一天，我跟姆妈来到了金山水库的工地现场，到处红旗招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宣传标语写在木牌上，插在工地上。我东张西望，根本没有看到什么推土机，倒是人山人海，肩挑人扛，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姆妈从几百米之外的地方，用扎箕挑一担泥土到大坝上，获得一根竹签，挑十担泥土获得十根竹签，记一分工分，如果一天想挣十分工分，需要挑一百担泥土获得一百根竹签，根本不可能。我在边上，与其说是参加劳动的，不如说是去玩的，最多帮姆妈划一划泥土，毕竟是十岁的小孩。当天姆妈挑了多少担泥土，我已记不得了，只觉得泥土重得要死，来回路途也不近，挣这个工分不容易。

为了修建金山水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估计钱是县里拨下来的，全公社的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都要出力，参加义务劳动。水库修在丰产大队的土地上，占用了部分农田，所以大家还要出田。从此以后，我们生产队的一丘田，就划给丰产大队种植了。
修呀修呀，金山水库断断续续修了两三年，别说是三十三米高的雄伟大坝，就连有没有三点三米高，也难说得很。后来，这个水利工程终于下马了，因为这是一个“燥水库”，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只修了一个小池塘。因为修建水库有一个前提，必须要有一定的集水面积。而金山水库的库区就是半边低矮的山坡，缺乏纵深，只有一条小水沟，水流滴滴答答的，连小溪也算不上，哪里来那么多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