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上学堂，九岁做“老师”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这是我上学时的真实写照。小学语文课本里不是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是学农支农的“泥土味”，连算术课里的应用题，也是计算解放前地主如何剥削农民的账目，处处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小呀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哪，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朗里格朗里呀朗格里格朗), 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一九七五年九月，虽然千般不情愿，我这个无拘无束惯了的“小二郎”，也只有背起书包，乖乖地去上学堂——浦江县前店联校。
学校是由一个古建筑群——王氏宗祠改建的，颇为轩敞。屋宇之间，错落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花园，花园与花园之间，隔着一扇扇月亮门，煞是好看，成了我们的“游乐园”。花园里种植了两排冬青树，四季常青，有的同学抓住两棵柔韧的冬青树，翻起了跟斗，正翻翻，反翻翻，成为锻炼手劲的好地方。尤其是在春天，红艳艳的芭蕉花在绿油油的芭蕉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明艳。对于我们这些馋猫来说，芭蕉花好看倒在其次，主要是解馋，摘下一朵，吮吸花蒂，里面有一股甜丝丝的花露。

上课了，念书了。记得在小学第一册《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叫做《阶级斗争永不忘》的课文，让我终身难忘，至今能够一字不漏地把它背诵出来：“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又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朗朗上口，容易背诵，容易理解。
先从修辞上来讲，该文运用的是对比手法，“爷爷”和“爸爸”生活在旧社会，他们的命运不是讨饭，就是逃荒，无比悲惨，而“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能够背着书包上学堂，该是多么的幸福啊，自然而然地得出“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结论；而从音韵上来讲，四句顺口溜，第二句的末一字“荒”和第四句的末一字“上” 押韵，都是“ang”韵，而第一句的末一字“饭”，虽然是前鼻音“an”，跟后鼻音“ang”不同，但南方人的普通话不太标准，往往分不清前鼻音与后鼻音，所以从宽泛的角度来看，也是押韵的，念起来就更朗朗上口了；再从语言上来讲，四句二十八个字，没有一个生僻字，“爷爷”、“爸爸”、“我”和“讨饭”、“逃荒”、“上学”都是具象的，而非抽象的，明白如话。
除此之外，语文课本的时代烙印无处不在。在《语文》第一册的扉页上，赫然印着三句口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然后才是正式的课文，第一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毛主席语录；第二课“为革命学文化”，说的是读书的目的；第三课“批林批孔，反修防修”，说在国内要批判林彪和孔老二，在国外要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还读了一篇批林批孔的文章《事实打他一耳光》：“骑竹马，走四方，看看公社好风光。茶山绿，果园香，金黄稻谷满晒场。猪满栏，鱼满塘，田里机器隆隆响。路成队，树成行，白墙黑瓦新村庄。夜明珠，放光芒，家家户户亮堂堂。老人笑，孩子唱，公社大地换一样。林彪瞎说农村苦，事实打他一耳光。”

在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里，记得还有这样一些课文：“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的是在延安烧炭时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学习白求恩”，写的是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写的是坚贞不屈、死在敌人铡刀下的十五岁女英雄刘胡兰；“天上星，亮晶晶，我在大桥望北京，望到北京天安门，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写的是杭州钱塘江大桥的守桥战士蔡永祥烈士。这样的内容安排，切合当时的形势，可见编写者的良苦用心。
在整个小学阶段，除了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蔡永祥等以外，我记得语文课里还塑造了一系列“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边给地主放猪边读书的高玉宝，舍生忘死炸碉堡的解放军战士董存瑞，被燃烧弹活活烧死的志愿军战士邱少云，以血肉之躯堵住敌人枪眼的志愿军战士黄继光，跳入冰窟窿救朝鲜落水儿童的志愿军战士罗盛教，为保护集体财产献出年轻生命的刘文学和张高谦，拦惊马救儿童的刘英俊，从火车轮下救出三个幼儿的戴碧蓉，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除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以外，语文课本里也充满了学农支农的“泥土味”。记得第四课是农村常用词：“水稻、棉花、花生、油菜”等。还有一课是《颗粒归仓》：“稻子熟，一片黄，贫下中农秋收忙。红小兵，拾稻穗，要教颗粒全归仓。”第二十课的题目叫做《五七道路宽又广》，画面上是一个小孩子拎着篮子拾牛粪，为生产队积肥，记得其中的两句是“红小兵，积肥忙”。所谓的“五七道路”，现在已经很陌生了，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主席所作的《五七指示》，大意是：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工人、农民、学生也要这样做。后来，便有了著名的“五七干校”。到了三年级以后，每册的课本后面附有一张非常实用的《农村常用词表》，我从那里知道“耘田”等农村常用词汇，受益匪浅。

每年到了春夏之交，农民忙于收割麦子，播种早稻，学校里专门为此放一个星期的“农忙假”，让学生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可见对务农的重视程度。这符合“学生也要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文，也要学农、学工、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的最高指示。
我上语文课的最大兴趣，在于背书。记得当时年纪小，记性好，过目成诵。有一天，同桌的留级生神秘兮兮地拿着课本向我炫耀，我看他每课课文的题目边上多了一颗用红墨水画的五角星，很是羡慕，问了半天，他才得意地告诉我，那是语文老师画的，因为他把课文背诵了。背课文可以得五角星？那不是小菜一碟吗？我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从此就缠着当时教我语文的方球琳老师背课文，跟同学们比一比，谁得的五角星多。后来，因为好胜心切，连没有学的课文，我都预先背熟了，想背给方老师听，结果挨了她的一顿批评。
至于当时的算术课，无非是十以内的加减乘除法，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因为我从小喜欢玩叫做“推牌九”的赌博游戏，点数的计算早已了然于胸。当时的算术课，也要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记得教数学的王兴育老师经常给我们出类似的题目：“解放前，农民张大爷租了地主的4亩土地，每亩产量300斤，其中250斤要交给地主。张大爷辛苦一年，只能得到多少粮食？”答案很简单：（300-250）×4=200斤。1000斤交租了，200斤留给自己，由此可见，农民受到了地主残酷的剥削。

至于每个学期的学费，包括书费和学杂费，好像才一两元。其中书费要在开学时缴清，家庭实在困难的学生，学费可以缓缴，等家里的猪仔或者麦子卖掉了，有了出息（即“收入”），再来补缴。所以，催促学生补缴学费，成为班主任一项常年的工作。学期结束，再给家庭困难的学生减免学杂费，大多是两三角，也有大队干部的子弟，可以减免五角，当时已有不正之风的苗头。
缴了书费，不一定马上能领到课本和练习簿。因为当年纸张匮乏，有时无法按时印刷，课本也要延期，练习簿更不能保证了，经常短缺。当时，邻村的一位小学老师颇有一点商品意识，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批土黄的牛皮纸，裁成三十二开大小，装订成册，也是八分钱一本，与雪白的练习本一样的价格。虽然心里觉得不值，但能写字就行，只得将就着用。

一九七七年上半年，我念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已经认了几个字，便现炒现卖，稀里糊涂当起了“小老师”。我的学生不是别人，而是生我养我的姆妈。
当时，姆妈作为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当选为“贫下中农代表”，出席浦江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作为一个农村妇女，能够参加县里的会议，自然是无上的光荣。会议开了三天，进场时会场两边还有人夹道欢迎。姆妈住在浦江县府塔山招待所，吃的菜有三样：鱼冻、猪肉和青菜豆腐。因为一字不识，她只能做点点人头、领领馒头的工作。
也难怪，姆妈从小没有正式上过一天学，只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读过几天夜书，认得的几个字早已还给先生了。连外公、外婆都识字，当时目不识丁的姆妈痛下决心，要我教她识字。我二话没说，一口应承，似乎从小就有“好为人师”的嫌疑。
我这个“小老师”当时到底教给姆妈这个“学生”几个字，已经模糊了，似乎最初是“低语”二字，因为当时有一种练习本叫做“低语簿”，或许是“低年级语文练习簿”的意思吧。尽管姆妈这次有感而发，决心很大，但不久还是无疾而终。到底是我教得太差，还是她缺乏耐心，我已记不得了，也不重要了。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云里雾里浦 90楼
“耕田么破，运输么快，大姑娘么带，小后生么跳，小孩子么挂，老太婆么跪和拜。”——我问我妈妈，当初是否确实有这样的顺口溜？妈妈说，有。哈哈，看来这段历史是真实的。这段顺口溜，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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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乡，这就是代沟啊！

民办教师

曾经占据三尺讲台的民办教师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已然走进历史，但他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职业风范，必将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莘莘学子的心中树起一座师恩如海的丰碑。

上学以后，那种放羊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像孙悟空一样，头上被套上了一个无形的紧箍咒，而那念咒语的唐僧，就是我的小学老师。爷娘的话可以当耳边风，爱听不听，而老师的话却是“圣旨口”，“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
在我们学校任教的，除了个别公办教师以外，大多是民办教师。他们每月有二十四元工资，有的地方规定其中十元归自己，十四元上缴生产队，买工分，实质上还属于生产队社员，只是分工不同，一种是体力劳动，一种是脑力劳动。论文化，他们大多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并没有受过专业的师范教育或者业余的职业培训，也没有经过严格的选拔程序，之所以能够登上三尺讲台，往往是因为大队领导的一句话。
教一二年级语文、数学的方球琳老师，也是班主任，解放前从金华师范学校毕业，是我小学时代任课老师中唯一的公办老师。那一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到二OOO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方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描绘了实现“四化”的绚丽蓝图，对于还在饿肚皮的我来说，这个“馅饼”实在太美妙了。我在心里盘算：到二OOO年实现“四化”的时候，我三十三岁，太遥远了吧！

到了三年级，语文和数学老师就不再一人兼任了。记得教语文的是民办教师王美顺老师，大大的眼睛，按我们乡下的说法，有点像“大水田鸡”。他的教学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在我的作业本上，毫不吝啬他的赞美之情，总是写上“认真、清楚、整齐”六个字，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在他的心目中，想必我是一个好学生吧。有一回，全公社的小学三年级进行语文统考，我好像考了93﹒5分，名列第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既为我取得了好名次而高兴，也为我犯了一些低级错误而惋惜，说如果我再仔细一点，完全可以拔得头筹。
有一次，我在公社里正在建造的金山水库工地上看到了用繁体字写的标语，出于小孩子的好奇心，也依样画葫芦，在作业本上写了几个。谁知王老师在课堂上大发雷霆，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这是复辟资本主义！”当时我只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十岁小孩子，居然被他戴上“复辟资本主义”高帽子。因为那时文字改革的趋势是简化。一九五六年，国家推行第一套简体字；一九七七年，国家试行第二套简体字，譬如把“藏”字写成“ ”字，“富”字写成“ ”字，把“帮”字写成“邦”，后一套方案于一九八六年被废止。后来，我在大学里读古典文献专业，大多课本用繁体字，真有点老古董的味道了。
以后，我在任何场合碰到他，都沉默以对，“老师”二字再也叫不出来，喉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有时候，我跟哥哥在路上碰到他，哥哥叫了他，我就是不叫，这就是小孩子的心理吧。

接替王美顺老师教语文的，是身材高挑的陈宝花老师。她那时刚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小女儿还在吃奶。她的教学颇为严格，手中的鞭子也没闲着，每当要抽打的时候，总要咬紧牙关，甚至比男老师还要“凶”。有一次，她叫同学们用“如果”两个字造句，大家踊跃举手，一个后进生把手举得老高，几乎要站起来，嘴巴里还一个劲地请战：“我，我，我……”陈老师点了他，他的回答出乎意料：“老师叫我用‘如果’两个字造句。”同学们哈哈大笑，陈老师也哭笑不得，只得叫他坐下，手中的教鞭也没有落下来。
陈老师对一些不守纪律的同学特别“凶”，对我却是特别的“慈”。记得有一次她把我叫宿舍里去，拿出另一位同学的作文本，上面有一些诸如“奋不顾身”、“当机立断”等成语，相比之下，我的作文就平淡无奇了。她借此循循善诱，帮助我分析不足，希望我始终能在班里保持第一。
我小学时代的最后一位语文老师，是郑小庆老师。当时，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每篇课文都要分析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我常被郑老师选中，回答问题。记得有一次上观摩课，讲的课文是《张高谦》：有一天傍晚放羊归来，当张高谦发现歹徒偷集体的羊时，毫不畏惧，与之拼夺，终因年幼力小，遭歹徒杀害。课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都是我归纳的，被他大大夸奖了一番。
对于个别吊儿郎当的学生来说，郑老师是有名的火爆脾气，体罚学生成家常便饭，那些“老牛皮”（即顽皮的学生）都敬畏他。人家只知道他有火爆的一面，不知道他也有温情的一面。有一次，我被爷娘训了一顿，说不要我这个儿子了。那一天放学以后，我在校园里逡巡，迟迟没有回家，被他看到了，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明缘由以后，他脱口而出：“如果你的爷娘不要你，你给我当儿子好了。”我知道他膝下虽有千金，苦无公子，虽然为人师表，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落后乡村，也算是人生的一大遗憾。这虽是一件小事，却让我感动至今。
后来郑老师得了肝病，英年早逝，好像还不到五十岁。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平时肝火太旺、容易动怒有关。

小学毕业以后，我时常听到某某老师被辞退的传闻。教育主管部门屡屡对水平参差不齐的民办教师队伍进行越来越严格的筛选，按家乡的土话，是“纱筛”筛了筛“糠筛”，“糠筛”筛了筛“米筛”，“米筛”筛了筛“谷筛”，层层筛选，筛子的眼越来越大，漏下去的越来越多，很多民办教师就这样被淘汰了，留下来的部分幸运儿被转为公办教师。
教我体育课的是一名退伍军人，只有小学文化。每天上午，他站在操场的司令台上，带领我们做第五套广播体操，一招一式，有板有眼。这时，高音喇叭里传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七遍），立定！上肢运动……冲拳运动……扩胸运动……踢腿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腹背运动……跳跃运动，踏步——走！一二一（七遍），立定！”他长得白白净净，方面大耳，在乡村里可谓风度翩翩。同时，他也教我们三年级数学。后来，据说他参加上面组织的文化课考试，吃了一个“鸭蛋”，被辞退了。

同样因文化课不及格而被辞退的民办教师，还有一位林老师，是浦江中学毕业的高中生。我不知道他的全名，可以肯定不姓林，可能是名字里带了一个“林”字。林老师是一个残疾人——驼背，上身的弯曲度，几乎成九十度，外形跟砍柴、割草的钩刀相似，于是调皮捣蛋的学生在背后给他取了一个绰号——“林钩刀”。他虽然没有教过我，但我对他的教学风格早已有所耳闻，林老师以严厉著称，再吵的学生到了他的课堂上，也是服服帖帖，老老实实。他到底有什么独家武器呢？或许是如炬的目光吧，只要他一眼盯过去，再调皮捣蛋的学生也不敢与其对视，自然而然把头低了下去。
林老师多子多女，他的长女雪飞是我的同班同学，为人和善友好。他的妻子平时做一点小本生意，无非卖卖瓜子、花生和生姜糖之类。他被学校辞退后，接过妻子的小本生意，在邻村的樟桥头汽车停靠站摆小摊。
那几年，我正在县城念高中。每次从家里回校，都要在樟桥头汽车停靠站候车，但见顾客寥寥，生意清淡，他独自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留下一个弯曲而孤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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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笛之声 99楼
“耕田么破，运输么快，大姑娘么带，小后生么跳，小孩子么挂，老太婆么跪和拜。”
这段顺口溜我是亲身经历过，七十年代初，我已经上初中要到公社所在地上学，离家有七八里路，我经常爬拖拉机上学、放学，有次被学校领导知道，学校处罚我，要求在早晨做体操时向全校师生做检讨，我就每天早晨躲在学校外面，等早体操做完再进学校，结果一个星期后就蒙混过关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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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尚未上学的小孩，因为无聊，纯粹是闹着玩的。

@书小小2012 108楼
同感 我们这里也一样，治不了的病就看神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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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啊。

@何雨红 107楼
既给我们打开了历史的画卷，又给我们展示了江浙一带的文化民俗，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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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何老师鼓励。个人的阅历有限，我只不过把我经历过的记录下来罢了。

男子精和女客精

人世间最难得的是真情。小学时代男女同学的友情，没有利益冲突，没有男女之情，打也好，闹也好，哭也好，笑也好，出于天真，本乎自然，一片赤子之心。

小学时还不懂男女大防，男女同学在一起，叽叽呱呱，吵吵闹闹。可小孩子的脸，像三月的天，阴晴不定，一会儿好，一会儿恶，好的时候亲密无间，恶的时候破口对骂，女生骂男生是“男子精”，男生骂女生是“女客精”，唾沫横飞，各不相让，反正全班五十六号人都已“成精作怪”。
我虽然性格内向，很少主动交友，在班里的“男子精”当中，也有几个臭味相投的死党，尤其以国光、环宇、东晓和平泉为甚。

说起“国光”两个字，可能想到大名鼎鼎的国光苹果。国光长着一张圆脸，胖胖的，红红的，与国光苹果倒有几分相像。他精力充沛，热情好客，一说起话来神采飞扬，滔滔不绝，跟我的内向、木讷、被动正好相反。或许是性格互补吧，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成为同窗好友。加上他爹和我爹是同学，他大哥和我三哥（大伯伯的三儿子）是同学，几重缘分凑在一起，因而显得格外亲近。
当时与国光的关系，可以用“形影不离”四个字来描述。在学校，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游戏；放学了，一起玩到天黑再回家。小学的东面有一个操场，操场边上有一排杨树，他建议一起上树聊天。当时年纪幼小，身手矫健，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背着书包爬上树梢，坐在树丫上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惧怕。当然，说笑的主角自然是国光，他精神饱满，热情洋溢，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只是扮演了忠实听众的角色。太阳落山了，我们才下树，依依而别。
国光的爹以养蜂为生，哪里的鲜花开了，就把蜂箱运到那里，一年四季过着逐花而居的流浪生涯。我从小喜欢吃甜食，蜂蜜更是甜食中的佳品，再加上经常听他讲起蜜蜂的故事，心里充满了好奇。有一天，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禁不住蜜蜂的诱惑，欣然去他家玩。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排列着的一只只蜂箱，蜂箱里面的一排排蜂窝，蜂窝上面停着密密麻麻的蜜蜂，感到无比的新鲜和惊奇。他爹带着面罩，正在收割蜂蜜，给我热情介绍。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据说曾经在搬运时被蜂箱砸中，砸断了一条腿，装了假肢。
跟国光在一起的日子，阳光灿烂，其乐无穷，但在一起打算盘时除外。老师每天叫我们打算盘，而且要到讲台上去打，每次都是相同的三个人：我、国光和另一个女同学玉芳，从一加到一百，答案是五千零五十。女孩子心灵手巧，每次都是玉芳第一个打完，国光第二个打完，他们打完都回到了座位上，孤零零留下我一个，涨红着脸，站在讲台上继续笨拙地打。我没有埋怨老师，也没有埋怨同学，只埋怨自己不够手巧，像一只大笨熊。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瞥了并排而立的国光一眼，意外发现他的一个“秘密”：从一开始打，才打到一半多一点，就一下子跳到一百，将算盘子拨到五千零五十，就算完成任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虽然发现了他的秘密，但我下次还是按照自己的方法，仍旧是最后一个打完。

与国光的阳光好动相比，环宇性格文静，气质有点像女孩子。他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长睫毛，大眼睛，跟我们这班毛手毛脚的野孩子截然不同。他虽然也是农村户口，但他爹是县总工会的干部，姆妈是大队里的支部书记，是干部子弟。
记得在二年级结束前，班里要评出“三好学生”。按常规，谁能当上“三好学生”，班主任老师一言九鼎。其实，所谓的“三好学生”，只是“一好学生”，老师一般只看成绩，谁的成绩好，谁就是“三好学生”。我的班主任是一位深孚众望、极端负责的老师，她先确定了几位学习好、纪律好的女同学，再来看男生，论成绩自然非我莫属，可我又是一个“牛皮大王”，因为不遵守课堂纪律，甚至被她拎到教室前面过。踌躇再三，“三好学生”的桂冠第一次与我擦肩而过，落到了环宇头上，因为他学习好，纪律也好。
不知为什么，在小学里像女孩子一样文静的环宇，上初中以后像换了一个人，变成一个“牛皮大王”，经常被我们的班主任、他的表哥郑晓军老师批评。我想大约是因为他小学阶段没有玩够的缘故，需要补偿一下吧。

与国光和环宇相比，东晓当时在班里的成绩并不突出，只是小组长。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念书的声音特别洪亮，字与字之间拖得很长，甚至有些夸张。只要他一朗读，声音就盖过其他同学，全班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脑袋还要摇来晃去，那模样有点像旧社会里的学童念四书五经，只是后脑勺少了一根辫子。
东晓的“晓”字，对于刚上一年级的学生来说，笔画太多，不易写好。于是，他用了同音替代法，改作“东小”。无独有偶，我班的两位女同学分别叫做“仙鹤”、“绛唇”，但我在她们的作业本上看到的却是“心红”、“江云”，在那个年代，“一颗红心”、“江上风云”，都很时尚。等到上大学以后，我读《孟子》，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说法，于是，我给他硬加上“东小”的出典——“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我当时心里有点为东晓不平，因为数学老师老是喜欢找他的岔子，有事没事叫他站起来，黑着脸，在全班同学面前劈头盖脸批评一顿，罪状永远只有两个字：骄傲！仿佛和东晓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这时，我看东晓的头微微地摇动，嘴角抽动着，想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还是没能控制住，两颗豆大的泪珠“吧嗒吧嗒”地滚了下来，后面就源源不断，串珠成线了，只是不敢哭出声音来。后来才知道，数学老师与东晓同村，两个家族有宿怨，只是迁怒于一个小孩子，恐怕有失师道尊严。
东晓从小就慷慨豪爽，懂得与人分享。记得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带我们一帮同学到家里玩，他姆妈给每人一根糖蔗，吃得我们甜到心里。一根糖蔗现在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只有嬷嬷对孙子、外婆对外孙才会这样慷慨。汉代的韩信当年落魄的时候，漂母送他一碗饭，所以有了历史上的“一饭之恩”。平生感念东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三十多年前的“一糖蔗之恩”。
热情而好客的东晓，在生活上有点冒失，难免磕磕碰碰。记得小学毕业前夕的一天，他推着一辆独轮车从红梅岭冲下来，经过小溪的时候，方向把控不住，一个跟斗冲下石桥，掉进溪滩。幸好他的命大，只是额头上受了一点轻伤，吃了一点皮肉之苦，包扎了一下。过了几天，学校里组织毕业班学生拍小学毕业照，他的额头上用纱布包扎着，好像停了一只“八角蟢”（即“蜘蛛”）。
小学之后，东晓的学习成绩和人生轨迹直线上升，从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到全国青年科学家、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七大代表，到了寻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与前面三位班干部相比，平泉默默无闻。他有两个弟弟，名字与众不同：一个叫“自力”，一个叫“更生”，合起来就是“自力更生”。我们喜欢开他的玩笑，问他那个当赤脚医生的爹，为什么不把他哥哥铁泉和他的名字取成“独立”“自主”呢？
到了寒冬腊月，平泉就会叫人刮目相看，因为他没有棉衣、棉裤和棉靴，身上穿着单衣单裤，脚上拖着一双破布鞋，也没有穿袜子。我看他老是缩手缩脚，浑身颤抖，可也没有见他伤风感冒，贫穷或许早已锻炼了他的抵抗力，对寒冷也了。
平泉从小就显示了数学方面的天才，再难的应用题，到他手里都迎刃而解，仿佛三下五去二那么简单。在小学高年级，王兴育老师每次组织学生进行数学应用题比赛，他拔头筹的时候最多。可他的语文成绩平平，偏科现象严重。在高考讲究总分的时代，他后来能考上浙江工业大学，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