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红 2012-10-25 21:28:37
好家伙，竟然快4岁了才断奶，现在的妈妈哪个有那样的牺牲精神咯。
耳朵里塞豆子，这样的傻事不是60后的专利哦，早几天我们这里的小孩还塞了一粒花生米到鼻孔里。哈哈！
》》》感谢王向阳老师给我捧出岁月的珍宝，捧来童年的快乐！会跟踪阅读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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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何老师的鞭策和鼓励，你的《记得那时年纪小》，才是怀旧的经典之作。

@长笛之声 62楼
这是王向阳老师继《戏曲钟摆》和《六零后记忆》的又一杰作，对我们这批六十年代成长的人群来说，看到那个年代故事中的情节真是历历在目，更何况王老师写的不少都是本地方言，我又是王老师家乡人，故事中的地方语言感到特别的耳熟、亲切，一下子就把我带到童年时期那个物质匮乏、经济贫穷的红色年代...我喜欢王老师写的文章，更喜欢他写的故事内容，祝王老师的《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早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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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乡夸奖，还要继续努力。

@溶溶Y 61楼
"艺人一台戏，演文演武我自己"。仅一个情筒和两块竹板，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演绎了一整台戏。王向阳的文章把“道情”这样一种民间曲艺形式　，再一次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也着实为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做了一次有力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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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喜欢道情这门古老的艺术。

猜不透的谜语

每个人都是作家。谜语作为民间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葩，读起来朗朗上口，想起来趣味横生，看起来通俗易懂，它的生命力就是因为来自民间，不加雕琢，处处闪耀着老百姓的幽默和智慧。

“婆婆的家里有个驼背佬，一日敲三次。这是什么？”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姆妈就给我猜这个谜语。我搔头抓耳，猜了半天，还是猜不透，最后还是她帮我揭开谜底——饭篮。
按家乡的风俗，吃饭要喝汤水。做饭的时候，水放得多一些，烧滚以后，舀出一部分来，作为汤水。如果直接用瓢舀，容易把汤水和米粒都舀出来。所以，预先在盛汤水的钵头上，放一只竹编的饭篮，用瓢把沸腾的汤水和米粒一起舀到饭篮里，汤水渗过篾条，流进钵头，米粒则剩在饭篮里，然后把饭篮倒过来，把米粒倒进锅里，可能还有几粒粘在饭篮上，再用瓢敲几下。一日要做三次饭，每次都要敲饭篮，而饭篮的底部圆圆的，像一个“驼背佬”，所以我再一次听到这个谜语时，会心地笑了。
那时乡下的文化生活枯燥乏味，猜谜语成了一种“调节剂”，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欢声笑语。制谜面的时候，经常要戴一顶帽子“婆婆的家里”。在小孩眼中，老婆婆是最亲的人之一，用“婆婆的家里”开头，一下子抓住小孩子的心，激发我们猜谜的兴趣。类似的谜语，还有“婆婆的家里有蓬葱，一日摘三通”，谜底是筷子，形状像葱，每天用三次；“婆婆的家里有口井，螺蛳叮紧”，谜底是家乡的特色小吃米筛爬，因为它呈螺旋形，像螺蛳，密密麻麻叮在铁锅里；“婆婆的家里十畦菜，畦畦有瓦盖”，谜底是手指甲，因为每个人都有十个弯弯的手指甲，呈瓦片形；“婆婆家里有只乌骨鸡，客人来时爬到桌顶来放尿”，谜底是茶壶，那时的茶壶是用黑陶制作的，像只乌骨鸡，倒茶水的时候确实像放尿；“婆婆的家里有只鳖，日日在水缸里嬉”，谜底是舀水的木勺，漂在水缸里，形状像一只鳖；“婆婆的家里有根蛇，游来游去游在板壁上”，谜底是老式的木杆秤，直直的木杆，配上弯弯的秤钩，挂在板壁上，真的像一条蛇。

这种比较形象的谜语，容易猜中。还有一类连环谜语，运用顶针格，头尾相连，环环相扣，就困难多了，但也有趣多了。譬如“冬瓜冬瓜，肚里开花——迎灯（每一盏灯的形状像肚里挖空的冬瓜）。迎灯迎灯，一记吹去无寻——泡（灯里面的蜡烛，跟水泡一样，一吹就灭）。泡，泡，嘴巴两记肿——田鸡（田鸡的嘴巴上有两个圆圆的气泡）。田鸡田鸡，抽筋剥皮——苎麻（杀田鸡和剥苎麻一样，都要“抽筋剥皮”）。苎麻苎麻，竖记地来——火炮（即“鞭炮”，苎麻与火炮一样竖在地上）。火炮火炮，正中缚一缚——篾垫（火炮一捆捆的，像篾垫一样，中间要缚一下）。篾垫篾垫，两头包皮板——鼓（篾垫与鼓一样，两头都要用皮板包一下）。鼓，鼓，青毛上白醭——冬瓜（鼓皮白白的，而冬瓜上也有一层白毛）。冬瓜冬瓜，肚里开花……”如此循环往复，可使小孩子在猜谜中增加兴趣，增强对事物的记忆。
还有一类谜语的谜面制得像诗词，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甚至更长，有的对仗工整，有的参差不齐，富有诗情画意：
“七七四十九，蜈蚣去买酒。去过桥顶走，来过桥下游。”谜底就是“水车车水”。“七七四十九”是虚数，形容水车踩得次数很多，水车的龙骨像蜈蚣，水像酒，龙骨把水翻上来，故称“蜈蚣去买酒”，环形的龙骨连成一串，有的在车板的上面，有的在车板下面，所以有“桥顶”和“桥下”之分。
“三头六脚四眼睛，手拄拐杖口念经。前头稍一不用劲，皮鞭加身不容情。”谜底是“农夫耕田”。“三头”包括人头、牛头和犁头，“六脚”包括人的两只脚和牛的四只脚，“四眼睛”包括人的两只眼睛和牛的两只眼睛；“手拄拐杖”意谓人手把犁尾巴，“口念经”意谓人的嘴里不停地发出指令，指挥耕牛；如果前面的牛稍稍偷懒，后面的人手中的牛鞭就要落下来。
“同名各姓四兄弟，大哥送佛上殿，二哥平原走索，三哥水底望月，四哥家里动用。”“大哥”是铜锣，用于敲敲打打，送佛上殿；“二哥”是天锣（即“丝瓜”），悬挂在绳索上；“三哥”是田螺，躺在水底望月亮；“四哥”是面锣（即“面盆”），在家里洗洗用用。这四样不同的东西，在家乡的方言里，都有一个“luo”字，所以称“同名各姓四兄弟”。
“四四方方一个台，‘扭几扭几’来上台。‘轰隆’一个大天雷，想想真是不该来。”谜底是抓老鼠的工具“老鼠匣”。“老鼠匣”的样子四四方方，像一个台，老鼠摇摇摆摆跑过来，跳了进去，触动里面的机关，上方又厚又重的木板砸下来，像一个轰隆隆的大天雷，砸得老鼠一命呜呼，后悔不及。

一般的谜语比较形象，只要有一定的生活常识，稍做联想，不难猜中。还有一种谜语，是形象跟抽象的融合，有点脑筋急转弯的味道，猜起来着实伤脑筋。譬如“哥哥两岁，弟弟三岁，一共加起来二十八岁”，弟弟居然比哥哥大，乍看起来有点荒诞。谜底是手指头，因为大拇指最大，是“哥哥”，有两节，小拇指最小，是“弟弟”，有三节，两只手加起来一共有二十八节。
在我的幼年，三天两头荡到镇上的外婆家去，跟在阿姨们的屁股后面。她们虽然年纪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猜谜语。记得制作谜面的是外婆村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爷爷，下巴留着一绺雪白的山羊胡子，脸上永远挂着微笑，和蔼可亲，精神矍铄，肚里装着许多讲不完的谜语，大家都叫他“文太公”。每天午饭以后，一群姑娘围着“文太公”，绞尽脑汁地猜着他制作的谜语，如痴如醉，如疯如癫。阿姨们一时猜不出来，就嚷着叫“文太公”说“属什么”，譬如谷米属“草”，虫鸟属“活宝”，碗盆属“烧土”，大大缩小猜测的范围。我无意中也成了他的听众，至今还记得几个。譬如“头一担笠帽，第二担竹棍，第三担鸭蛋，第四担索粉”，谜底是芋艿。芋艿的叶像“笠帽”，茎像“竹棍”，块像“鸭蛋”，根像“索粉”。又如“远看梧桐树不高，近看梧桐生仙桃。开花结子不稀奇，结子开花更稀奇”，谜底是棉花。棉花长得有点像梧桐树，就是矮了一点，枝叶里长了像仙桃一样的棉桃。木棉先开花，后结子——棉桃，等棉桃成熟了以后，再一次“开花”，吐出了雪白的棉花，所以“开花结子”以后，还要“结子开花”。
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里举办“游园活动”，其中有一项是猜谜，在教室里拉了好几条绳子，绳子上挂满纸片，纸片上写着不少谜语。按游戏规则，每猜中一个谜语，就可以拿到一张奖券，兑现一支铅笔。那一天，我猜中了好几个谜语，领了好几支铅笔，被颁奖的王美艳老师着实夸奖了一番，心里美滋滋的。这大都得益于我小时候喜欢猜谜。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除夕赢了一毛八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社会像一只大染缸，不良习气容易污染孩子的赤子之心。“赌博”二字，让多少人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啊！我不幸从小生于嗜赌的环境，庆幸早年戒绝了赌博的诱惑。

记得六岁那年的除夕，村里的几个大人玩“推牌九”的赌博游戏，我也跃跃欲试。他们原以为对付一个小毛孩绰绰有余，想从我手里赢一点压岁钱过去，谁知我的牌技颇为纯熟，并不比大人逊色，加上手气特别好，赌了半夜，居然赢了“一大笔钱”——一毛八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不劳而获，心里乐开了花。
七十年代初期，乡村的娱乐生活除了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外，几乎是一片空白，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赌博文化大行其道。我从小浸润其中，耳濡目染，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赌瘾，成了一个小赌徒。
当时家乡最流行的赌博方式，就是“推牌九”，开始是54张牌，后来改为32张牌。参赌者除了庄家以外，分上门（左侧）、下门（右侧）、天门（对面）。每人四张牌，两两相拼，分“前堂”与“后堂”。庄家分别与上门、下门、天门比对子、点数的大小，如果“前堂”与“后堂”都大，为赢；都小，为输；一大一小，为和。当然，32张牌比54张牌要讲究一些，先是比对子，以正副司令对为最大，叫做“至尊对”，还有天天对、地地对、神神对、和和对、长对、短对和无名对。其次比点数，9点最大；如果点数相同，则要比牌性的大小。
每到冬闲，村里三人一群，五人一簇，到处有人赌博。到了春节，赌博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乡下流行一句顺口溜“不嫖不赌，对不起上祖”，似乎还有点“光荣”。小孩子赌博，没有季节的限制，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具体时段上，一般选在下午放学以后、回家之前。春节里小孩子拿了一点可怜巴巴的压岁钱，就去赌博，一分、两分，赌注很小；平时没有钱，就赌纸张，把旧的练习本撕下来，或者花钱去买纸张，一分钱可以买三十张；在割猪草的时候，赌注就是猪草。
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旁观者，看遍了赌场的人情世态。赌徒选中了谁的家，那里就是赌场，乡里乡亲的，主人也不好拒绝。我家和大伯母家因为是木匠人家，桌子、椅子和凳子特别多，加上主妇好客，所以屡屡被赌徒看中。
赌场里挤满了参赌和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大家围在一张八仙桌四周，最里层的坐在四尺凳上，四条凳子可以坐八个人，中间层的站着，可以站十几个人，再外面看不清楚了，就把脖子伸得老长，像鹅一样，甚至要踮起脚跟，干脆搬来高高低低的凳子和椅子，站在上面观战，一站就是半天，也不觉得累。里层的赌徒十有八九吞云吐雾，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烟，房间里烟雾缭绕，地上垃圾满地，痰迹遍地。

老家有句形容赌博的老古话，叫做“半夜财主半夜穷”，形容钞票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一年，村里有一个人在除夕输掉二百余元，比当时乡村娶亲的一份普通聘礼还要多。春节过后，他好像醒悟过来了，痛改前非，立马骑上自行车，带着两只麻袋，出门收购羊毛，从事当时所谓的“投机倒把”活动。从此，经常看到他在晒场上翻晒和拣挑羊毛，再卖给供销社。据说，他起早摸黑，走家串户，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终于将赌博造成的窟窿填平了。
也有不懂玩牌却喜欢赌博的人，人称“猪头赌”。村里有一个小偷，他在赌博方面的智商甚至不及我一个小孩子，却一直乐此不疲。还有一个截肢的残疾乞丐，自己没有手不能赌了，可心里痒得很，叫旁人代劳，他自己在一旁动动嘴巴，也是十赌九输。
在赌场里，赌徒们喜欢制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在摸牌之前，故作高深，用嘴巴哈一哈气，搓一搓双手，据说“风头”会好一些；在拼牌之时，故作神秘，将牌一点一点地展开，仿佛一不小心好牌会从手里逃掉似的。有的赌徒运气不佳，输个不停，于是怪牌运不好，“啪啪啪”将扑克牌洗个不停，企望改变牌运。也有的赌徒心情不好，喜欢迁怒于人。
俗话说，观棋不语真君子。记得有一次，我在赌场观战，一时多嘴，下家输了，就迁怒于人，怪我多嘴。我平白无故地做了一次“出气筒”，从此就“观赌不语”了。
我经常耳闻有人在赌场里做手脚，俗称“杀瘟猪”。有一次，村里四个人用一副扑克打光牌，其中“近视眼”的牌很顺溜，3、4、5、6、7、8、9、10、J、Q、K、A一副顺子，从头连到尾，还有一张废牌，一甩而光。这时，对家把他喝住了：“慢，我手里还有一副4个Q 的炸弹！”这时，“近视眼”惊讶地说：“哇呵，还有4个Q 的炸弹哎！”于是赶忙把那张已经甩掉的废牌拣起来，居然从上游变成了下游。明眼人都知道，345678910JQKA一副顺子连到底，哪里来的4个Q的炸弹！令人捧腹的是，对家只是无意中的一个玩笑，“近视眼”居然信以为真，被“杀瘟猪”。我站在旁边，忍俊不禁，赶紧捂住鼻子，不敢笑出声音来，怕坏了人家的“好事”。

除了推牌九、搓麻将，乡下还流行跌骰子。一只大碗，几粒骰子，一把抓起，旋即松手，骰子在大碗里翻滚，发出银铃般的声音，停下以后，点数大者为赢。这种赌博方式立见输赢，不会拖泥带水。我看过几次，还没有看清楚到底是几点，骰子就被另一个人抓走了。
在我的家乡，跌骰子最有名的赌场在“牛尾巴塘”。我没有去过，大约那个池塘的形状有点像牛尾巴，吸引了临近几个公社的赌徒。我们公社里的干部，也经常到“牛尾巴塘”去抓赌，一抓一个准，从来没有空手的。每次抓赌，不仅没收赌资，还将赌鬼们的右手用麻绳缚起来，连成一串，从村前的大路上鱼贯而行，押到公社里去，等于变相的游街示众。
我的小姑夫一生就好“这一口”，每次将家中的鸭群生下的成担鸭蛋挑到岩头供销社投售，换来一叠钞票，一溜烟跑到“牛尾巴塘”，经常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因为屡教不改，作为共产党员、副大队长的他，曾经带着高帽子，游街示众，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是一直赌到生命的最后。
我从五六岁开始“小搞搞”，一直搞到十岁。有一次“推牌九”，我做庄家，因为手气不好，连赌连输，越输越多，最后居然输给一个同伴一千五百张纸，折合人民币五角钱。这对于一个穷小子来讲，是一个无法偿还的天文数字。
那天下午，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怏怏地回到家里。姆妈不知就里，叫我到自留地里去割番薯藤。我拎着一个竹篮，无精打采，一路走，一路想：哪来的钱还一千五百张纸呢？只好赖账。从此，我因祸得福，再也不去赌博了。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飞虎队”公路挖陷阱

游戏是孩子的天性，但不加引导，超越分寸，就变成恶作剧。当年我们这帮毛头小孩子在村后的简易公路上开挖“陷阱”，不知逮住了多少拖拉机。当驾驶员愁眉不展的时候，我们却哈哈大笑，仿佛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一条简易的公路上，三五成群地围着小孩子，或站或蹲，每人手拿一把小锄头，挖出一个个小坑，再在小坑上支起棉花秆，盖上草皮，撒上泥土，恢复原状，伪装得天衣无缝。然后，小孩子们急忙撤退到公路两旁的隐蔽处，埋伏好，等待“敌人”的到来，让他们掉入“陷阱”。
这个镜头不是电影《地雷战》里小孩子埋地雷炸鬼子、埋大便臭鬼子，而是幼年时代我村小孩子的恶作剧：挖陷阱逮拖拉机。
过了一会儿，只见一辆手扶拖拉机飞驰而来。拖拉机手压根儿没有想到前面会有陷阱等着他。只听得“哐当”一声，一个轮子陷入小坑，整辆拖拉机在原地空转。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拖拉机手本能地吓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紧急状况，赶忙刹车，下车检查，才发现一个轮子掉入陷阱。于是，加大油门，“突突突……”，只见拖拉机冒出一阵阵黑烟，可车上十有八九载着满满的一车石灰，死沉死沉的，光凭一个人的力量，哪里推得动呢？！
这时，埋伏在路旁的小孩子，捂着嘴巴一个劲地窃笑。然后，一个个鱼贯而出，大摇大摆，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上前围观。拖拉机手看这阵势，心里明白了七八分，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脸上还得装出笑容，请小孩子们帮忙推拖拉机。小孩子装出一副仗义的模样，二话没说，“一二三……”，总算把拖拉机推出陷阱。“突突突……”，随着拖拉机的远去，满足了恶作剧心理的小孩子们哈哈大笑，仿佛打了一个“大胜仗”。
那么，小孩子为什么专门跟拖拉机手过不去，甚至以破坏公路来整他们呢？说来话长。大约一九七四年前后，我们郑宅公社和西边堂头公社的断头公路终于接通了，正好经过我村的北面。当时，公路上既没有客车，也很少有货车，大多是“突突突”冒着黑烟跑得欢的手扶拖拉机。当时，因为交通不便，拖拉机手非常吃香，不仅大姑娘、小伙子要乘，老人、小孩也要乘，有些拖拉机手不免有些摆架子。有人便有酸葡萄心理，编排了一首挖苦他们的顺口溜：“耕田么破，运输么快，大姑娘么带，小后生么跳，小孩子么挂，老太婆么跪和拜。”用普通话念不是很顺口，但用土话念起来却是朗朗上口。
开拖拉机很辛苦，风里来雨里去，风险大，但赚钱多，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受到大姑娘的青睐。如果路遇美女招手搭车，拖拉机手往往做个顺水人情，让她坐在皮凳的边上，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一路招摇，风光无限，这是“大姑娘么带”。在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飞虎队队长刘洪他们能跳上在铁道上飞驰的火车，而手扶拖拉机本来就开不快，加上简易公路坑坑洼洼，有点像老牛拖破车，对于身手矫健的小伙子来说，一个箭步就跳上去了，这是“小后生么跳”。我们这些小孩子，虽然一天到晚像猢狲一样，在树林里爬上爬下，可毕竟个子矮小，还不能一步到位，先是追上拖拉机，挂在拖斗后面，然后一个翻身，翻进拖斗，这是“小孩子么挂”。而对于年迈力衰的老太太来说，没有大姑娘的美貌，没有小后生的矫健，也没有小孩子的灵活，自然只有“跪和拜”，请拖拉机手格外开恩了。

在上学之前，我跟村里的小伙伴，一天到晚在村后的公路上游荡，亲身经历了“小孩子么挂”的滋味。其实，小孩子跳车并没有什么目的，纯粹是好玩，跳上拖拉机以后，开出三四里路，跳下来，再跳上一辆相反方向的拖拉机，回到原地，跳下来，俨然是“飞车党”。
当时，我们根据让不让搭车，简单地给拖拉机手打上“好”与“坏”的标签。一来二往，这些拖拉机手的面孔都混熟了，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怎么向“坏”拖拉机手出一口恶气？于是想出在公路上挖陷阱的损招。
小孩子头脑简单，爱憎分明，也讲“义气”。挖好陷阱以后，如果看到“好”拖拉机手来了，赶快跑到公路上，将陷阱上伪装的草皮掀掉，免得让他中招。等“好”拖拉机手开过去了，再把陷阱伪装好，等待“坏”拖拉机手中招，也是煞费苦心。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大约到了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这条简易公路正式开通了客运的班车，还有专职的养护人员。从此，我们这些“飞车党”再也不敢去公路上挖陷阱了。

@何雨红 73楼
白酒煮辣椒治疗冻疮，这个方法我记住了，哈哈！王老师的书像一本百科全书，什么知识都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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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何雨红老师的鼓励。我尽量把浙江乡村曾经的一些生活回忆出来，奈何语言枯燥，恐不能吸引人。

@伍汉 74楼
问候王向阳兄，是家门啊，握手~
刚才浏览了一下《最喜小儿无赖》，大有看头，得挤点时间仔细拜读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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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伍汉老师抬爱。今年夏天，何雨红老师推荐我看你的大作。我网购了一本，看得兴味盎然。后来，又推荐给其他的朋友。你们的著作很幽默，很轻松，很愉悦，可我的文字太沉重，惭愧。

电灯亮了，洋油灯暗了

村里的电灯亮了，煤油灯暗了，大樟树倒了，这是历史的进步，抑或退步？一台变压器和一株千年古樟的分量，孰轻孰重，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

漫漫的冬夜里，摇曳的灯光下，姆妈在纺纱、织布或者纳鞋底，这是在我幼年对洋油灯的最初印象。
洋油灯简便实用，由三部分组成：玻璃瓶，用来盛煤油；灯头，一侧有一个调节灯芯的旋钮；底座和把柄，用来固定玻璃瓶。只要划一根洋火，立马将洋油灯的灯芯点燃，要亮一点还是要暗一点，调控方便，还可以拿过来拿过去，移动也轻便。还有一种高级的煤油灯，叫做“美孚灯”，外面套着一个玻璃罩，可以防风，大约最初出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西洋的舶来品。
在乡村盛行洋油灯之前，照明用的是灯草。据爹说，在一个灯盏上，倒一点油，点燃灯草，一灯如豆。那时候，家乡还没有打火机，也没有洋火，就用煤头纸引火。用火的时候，撮起嘴巴吹气，“呋”的一声，煤头纸便燃起黄豆大的火苗；用过以后，再“呋”的一声，把明火吹灭，成为暗火，煤着待用。那么，煤头纸的火是从哪里来的呢？用采火刀和采火石碰撞取火，点燃煤头纸。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了洋火（即“火柴”）以后，采火石就弃而不用了。
值得庆幸的是，跟上辈用灯草和煤头纸比起来，我的幼年能用上洋油灯和洋火，真是太方便了。只是洋油灯亮度不够，晚上在灯下做细活，看不太清楚。微风一吹，火焰摇曳而闪烁，容易熄灭。即使在无风的日子里，也有一股未充分燃烧而产生的黑烟被吸进鼻孔。印象最深的是，我坐在洋油灯旁做作业，看书写字很费眼神，时间长了，无意中低下了头，前额的刘海碰到了洋油灯的火焰，“嗤嗤嗤”一下子就烧掉了，留下一股难闻的焦味。当然，有时作业做得久了，觉得无聊，也会故意从头上拔下几根头发，放在洋油灯的火焰上烧，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闹着玩。

据大人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镇的街道上的理发店、裁缝店就挂起了电灯，那是用木炭的火力发电机发的电，用户集资办的。六十年代末，用上了水电，电灯进了小镇的普通人家。我小时候到外婆家，就有电灯。
要装电灯，首先得有电才行。恰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西面的堂头公社办起了一家钢铁厂，特意架了一条高压线，正好从村前经过。天天看着高压线，却用不上电，村人的心思活络了。
要通电，先得安装一台变压器，那得多少钱哪！对于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村坊，这是不能承受之重。不知是谁出了一个馊主意：把村东坟地上几个人合抱的千年古樟砍倒卖了，不就有钱了吗？这个法子好啊！集体和个人都不用掏腰包，一呼百应，说干就干。
那段时间，村里处处热热闹闹，人人开开心心，像过节一样。为了砍树，村里特意从北面的诸暨县请来了专业的砍伐队，从树的底部锯起。锯到一大半，在几根粗大的树枝上拴上几条粗大的麻绳，“一，二，三！”几十个人同时拉麻绳，屹立千年的古樟瞬间轰然倒地，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砍倒以后，锯掉树枝，将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的，再锯成一块一块的樟树板，最后做成一只一只的樟树箱，忙乎了好几个月。
变压器买来了，电线接到了门口，家家户户亮起了电灯，男女老少喜笑颜开，虽然只有15瓦和25瓦，但跟煤油灯比起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电灯虽然亮堂了，可村民的心里可不亮堂。在停电的日子里，依然要点煤油灯。当时每盏电灯每个月需要交三角钱的电费，有的人家用不起，还是点煤油灯。于是有人出了个馊主意——偷电，将连接村总电表两头的电线直接接上，即使用再多的电，电表上的指针也不会走。可供电所的电管员不是吃干饭的，这点小动作哪里能逃得过他们的火眼金睛，不久就被抓了现行，声言要重罚，否则就断电。

这一下子可忙坏了生产队的小队长，赶紧备下好酒好菜和好烟，体体面面地招待供电所的“电老虎”。我看到这只脸上长满雀斑的“电老虎”，初尝甜头以后，隔三岔五光临生产队长家，每来必饮，每饮必醉，酒气熏天，满脸通红，像关老爷似的。喝高了，自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说你偷电，就是偷人，他也视而不见了。
到了八十年代初，这只“电老虎”再上门的时候，已经没人理睬，因为村里不再偷电了。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pjzzzyl 77楼
当时，因为交通不便，拖拉机手非常吃香，不仅大姑娘、小伙子要乘，老人、小孩也要乘，有些拖拉机手不免有些摆架子。有人便有酸葡萄心理，编排了一首挖苦他们的顺口溜：“耕田么破，运输么快，大姑娘么带，小后生么跳，小孩子么挂，老太婆么跪和拜。”用普通话念不是很顺口，但用土话念起来却是朗朗上口。。。。。哈哈：真是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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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哥垂注。我觉得这些我们老家的文化，也能引起外地读者的共鸣。

@pjzzzyl 75楼
上个世纪70年代的瞎子们，因为自己是盲人，不能够下地参加生产队劳动赚工分，迫于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只好靠“唱新闻”度日。。。。现在民间上会“唱新闻”的盲人已经寥寥无几，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把它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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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哥说得好。据说，我们童年常听的道情，只有我外婆家的郑生兴能唱了。需要文化部门及时抢救，否则等这些老艺人去世了，就失传了。

@pjzzzyl 86楼
“白萝卜垫底，胡萝卜当米”，食而知其味！回首童年，回首那民不聊生的年代，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忆苦思甜！希望来自农村的孩子，请你永远记住“自己是农民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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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根本，非常重要。

@书小小2012 2012-10-28 15:24:12
@王向阳196862 2012-10-22 19:03:54
第一趟出远门
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时代，西医、中医、土医、巫医混杂，科学、现代、落后、愚昧并存。有人信奉西医，看全科医生或赤脚医生；有人信奉中医，等送上门来的过路郎中；有人信奉土医，翻山越岭寻找土药；有人信奉巫医，上门找巫婆神汉迎神驱鬼，上演着人世间的一幕幕悲喜剧。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活动范围都在我们郑宅公社，活动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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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妈是浙江中部地区的方言，就是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