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鄱之子 2012-10-23 20:25:59
@粉色哦七哦八 2012-10-23 14:13:06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期待先生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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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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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江西，我在浙江，同处长江以南，估计民俗也有类似的地方。

@赣鄱之子 2012-10-23 20:36:58
@王向阳196862 2012-10-22 20:04:29
陌生的爹
母爱如海，父爱如山。爹一辈子做木工，走家串户，起早落夜，十日半月，难得一见。对于爹的感情，有些陌生，有些害怕，可我们兄弟姐妹从口里吃的粮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一斧头一斧头劈出来的。
俗话说“情同父子”，爷囝两个理应亲密无间。可我从小很少见到爹的影子，即使见到他，心里也总是怕怕的，躲躲闪闪，不愿亲近。
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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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儿子，估计一般与母亲亲近一些。现在我的儿子，也与我老婆亲近一些，对我爱理不理的。

@赣鄱之子 2012-10-23 20:23:14
@王向阳196862 2012-10-22 19:04:47
第一趟出远门（续）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病人如果持续高烧，迁延日久，目光呆滞，精神萎靡，有的老太婆便说是魂丢了，需要“叫魂”（也称“叫同年”）。至于“叫魂”的仪式，我记得是先焚香跪拜，再用一只喝酒用的小盏，盛上满满的一盏白米，用布包好，按顺时针方向转上几圈，然后用手掌在包布上反复搓磨，嘴巴里不停喊叫：“某某哎——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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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蒋老师鼓励！我不善为文，常有“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之叹。

@赣鄱之子 2012-10-23 20:34:23
@王向阳196862 2012-10-22 20:02:58
断奶之痛
我幼年的断奶经历，影响了后半生的生活习惯，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不谋而合。生理断奶易，心理断奶难，我依然是姆妈的小尾巴。
长到四虚岁，老大不小了，可我还在吃奶。我也看过五六岁的大小孩站在地上吃奶的情景，即使在乡村，也是极少数。
当时，我一边吃姆妈的奶水，一边吃姆妈做的粥饭。因为还在吃奶，娘囝两个整日形影不离，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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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在我们乡下，儿时有一种不科学的说法，说母乳吃得长，小孩子聪明，记性好。我三十年前的很多事情都记住了，可偏偏三天前的事情忘记了，大概是衰老的明证吧。

两块高丽布

在肮脏而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村民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小路边的野草，凭着一股顽强的抵抗力和生命力，节衣缩食，因陋就简，度过了那个物质匮乏的困难年代。一家人合用两块高丽布，只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

记得小时候，我们全家五口人洗脸用的是两块高丽布。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不论是擦脸，还是擦身，抑或擦脚，都用这两块布。
说起“高丽布”这个名字，或许有些遥远，它是一种织得很粗糙、很蓬松的土布。我当时年幼，只知其音，不知其义，后来才知道这种土布仿于古代的高丽国（即“朝鲜”），质厚耐久，擦在身上，感觉有点粗、有点硬。早在二十世纪初，高丽布就被外来柔软舒适的毛巾所代替。只是幼年乡村生活困难，家庭主妇买一块毛巾觉得手重，而手工织的高丽布大多是亲戚馈赠的礼品。
当时心灵手巧的姑娘出嫁之时，要准备好自制的礼品，分赠亲友长辈，也是展示技艺的机会。一种是布鞋，要做得穿着舒适；一种是带子，要能织出花样；还有一种就是高丽布，经久耐用。我家的两块高丽布，就是爹娘去喝喜酒的时候，人家赠送的。
全家共用两块高丽布，在城里人看来似乎不够卫生。可当时在乡下，大家奉行的是“眼不见为净”的原则，只要看不出灰尘、泥巴和污渍，就算干净了。
说起“干净”两个字，代价有点高昂。夏天还好，到了秋、冬、春三个季节，因为气温较低，乡下人不能到池塘或者溪水里去洗澡，又没有公共澡堂，只能在自家的铁锅上烧一点热水，倒进木盆里，用高丽布洗一个囫囵澡。一般是在春节之前，给家里的房子大扫除的时候，也把人的身体进行一次“大扫除”。为了节省烧水的柴火，这样的机会一年当中也才一两次，平时最多用热水擦身而已。天长日久，大多数小孩子的脖子上积了一层污垢，土话叫做“金漆屋柱”。
除了洗脸，刷牙也是如今人们早晚必做的功课，男女老少概莫能外。而在当时的乡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不刷牙，也都，刷牙的反而有点不正常。从我记事之日起，家里只有爹每天早上起来刷一次牙。全村刷牙最勤快、最科学的，是一个刑满释放的小偷，从劳改农场里学到了早晚要刷牙，而且是在饭后，不是饭前。
每次大便完毕，要擦屁股。我家算好的，姆妈买了土黄色的草纸，虽然粗糙，总算是纸。而爷爷像大多数乡下人一样，一辈子习惯用稻草，预先将它折成几折，用手搓软。有时人在田畈，身边连稻草也没有，只能找玉米秆等庄稼叶子解决问题，退而求其次，石头或者瓦片也可以，实在找不到东西，就用池塘或者田埂里的水洗。
当时，全村家家户户喝冷水，很少有人喝开水，因为浪费柴火。爹当年做木工，喜欢喝红茶，所以我家平时要烧开水，成为村里的另类。可我不喜欢喝茶，嫌味道苦，还是喜欢喝冷水。茶叶太贵，不能常年喝，姆妈就从集市里买回才一毛钱一小捆的“六月雪”。酷暑盛夏，烧一锅开水，舀到放了几根“六月雪”的大钵头里，泡成“六月雪”茶，再倒进陶制的茶壶里，拎到田间，放在田塍上。
有一天，村里的一个莽夫口渴难忍，看到人家的田塍上放了一把陶制的茶壶，想当然地以为里面是“六月雪”茶，拎起茶壶，嘴巴对准茶壶嘴，“咕咚咕咚”一阵猛灌，回过味来，才发现原来里面装的是机油！为此，他的肠胃像水库开闸，一泻千里，拉得精光。
在夏天，农家的苍蝇蚊子特别多，嘤嘤嗡嗡，不胜其烦。当时没有冰箱，剩饭剩菜放在碗橱里，有蟑螂咬，放在桌子上，有苍蝇叮，这两样都是传播疾病的害虫。但大家不会因为饭菜被蟑螂咬过，被苍蝇叮过，就倒掉了，下餐还是照吃不误，总比饿肚皮强。更有甚者，米饭和稀饭馊气了，意味着已经腐败变质，也照吃不误。
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那些生活在肮脏环境里的村民，都应该拉肚子，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村民对各种各样的细菌都有了较强的抵抗力，远远胜过城里人。所以，乡下有句老古话“肮脏吃吃肮脏大，干净吃吃变猴头”，不无道理。
当时，乡村里大动干戈，年年搞爱国卫生运动。大扫除以后，大队里的妇女主任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挨家挨户上门检查，并当场判定清洁等次，“啪”的一声，在你家门口张贴一张评语：“最清洁”、“清洁”或者“尚清洁”。我当时年幼，知道“最清洁”、“清洁”的意思，但不解“尚清洁”的“尚”为何意，问问大人，说就是“不清洁”。长大以后，从字面上理解，“尚清洁”是“还清洁”的意思，还是不错的，实际上是给“不清洁”的人家留一点面子。
因为贫穷，虽然五口人共用两块高丽布，可在搞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大队干部年年在我家门上张贴的评语都是“最清洁”！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pjzzzyl 9楼
纪录时代的痕迹和社会的变迁，还原历史的真实纪录，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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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兄台鼓励。

饥荒年代的美食

如今的熊掌鱼翅，为何食而不知其味？而童年时代“白萝卜垫底，胡萝卜当米”，为何吃得有滋有味？在饥肠辘辘的时候，才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好吃的。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姆妈作为家庭主妇，因陋就简，尽量做出一些“美食”来。

在我的幼年，小小的肚子却像一个永远填不饱的“无底洞”，饥肠辘辘，整日打鼓。尤其是中饭之前，我实在饿得难受，催姆妈赶快开饭。这时，她总是说：“到村口去看一看，哥哥放学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姆妈作为家庭主妇，还是变着法子，因陋就简，尽量给我们变出一些新花样来。
每当夏收夏种，日长夜短，农活又重，下午三点钟左右要吃一顿点心，是一日三餐以外多出来的第四餐，俗称“四餐午饭”。我们经常吃用面粉做的薄饼，土话叫做“麦叶”。“麦叶”的做法很简单，把面粉和成糊状，倒进烧红的锅子中，用锅铲将面糊从锅底向四周摊薄，等到有点焦黄的时候，再揭下来，就是一张又圆又薄又大的“麦叶”了。把“麦叶”摊开，里面放一点煮熟的蒿菜，然后卷起来，一口一口咬着吃。那血红的菜汁滴滴答答地流下来，滴在地上，留下鲜红的印迹，别有一番风味。
一般的家庭妇女，能用锅铲糊“麦叶”，有的高手不用锅铲，徒手抓一把面糊，在烧得滚烫的铁锅上迅速一糊，一张薄得如油光纸的“麦叶”就可以剥下来，松松的，香香的，令人叫绝！我家邻居有一个八岁的小男孩，有一次因为他娘不在家，实在想吃“麦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居然用手糊得像模像样，让很多家庭主妇自叹弗如。

我还喜欢另一种面食，叫做“裙带面”，是一种又宽又厚的刀切面，因为形状像女人衣服上宽宽的裙带。做裙带面不难，就是把面皮擀得厚一点，切得宽一点，然后用手把它拉长拉薄拉匀，放进沸腾的滚水里，煮熟即可，比刀切面更有味，或许小孩子把拉面的过程，作为一种游戏。
夏收夏种，农活特别繁重，家庭主妇往往会准备一点额外的美食，犒劳全家，我最喜欢的是“酒卤糟”（即“甜酒酿”）。姆妈把浸湿的糯米倒进饭甑里，把饭甑放在锅子上，盖上锅盖，将锅子里的水烧滚，产生蒸汽，把饭甑里的糯米蒸熟，做成糯米饭。然后，在糯米饭里淋冷水，使其变冷，加入捣碎的白药（即“酒曲”），搅拌均匀，再倒进一只小缸里。把小缸放进箩筐里，底下和周围垫上稻草，盖上盖子，再在上面捂上一床棉被，严丝合缝，使其保温。拌了白药的糯米在小缸里发酵，经过一天一夜，就成为鲜甜的“酒卤糟”了。未加水的甜汁，俗称“酒卤”。
大家喜欢在炎热的夏季做“酒卤糟”，一者温度高，发酵时间相对较短；二者夏天日长夜短，“酒卤糟”正好可以作为“四餐午饭”饮用。
我因滴酒不沾，喜欢甜食，对“酒卤糟”情有独钟。还在发酵的时候，就已经等得迫不及待了，隔三差五地去“探望”一番，掀起棉被，打开盖子，看看有没有流出汁液，好不好吃。往往糯米还没有完全发酵，就有一小部分已经进入我的肚子了。等到真的完全发酵，可以开怀畅饮的时候，我的肚子已经撑饱了，反而吃不下去。

除了夏季可以多吃一餐以外，小孩子最盼望的是节日，尤其是春节，除了穿新衣、玩鞭炮以外，就是一个“吃”字，家家户户打年糕，做冻米糖，可以吃一个痛快。
其余的传统节日和时令节气，都有应时的美食。记得元宵节吃麦饼，取“团圆”之意。清明节习惯吃清明餜，分青色和白色两种，呈三角形，象征犁头，以示春耕开始。端午节吃粽子和鸡蛋。中秋节吃月饼，馅料有糖的，也有豆沙的。冬至日吃“擂头餜”或麻糍，先把糯米粉蒸熟，然后倒进石臼里，用棒椎捣烂，用红糖或者白糖做馅，外面黏上炒熟碾碎的芝麻。
每每想起饥荒年代家乡的“美食”来，口水总在嘴巴里打转。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一根泥鳅吃一个礼拜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如今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山珍海味也迟钝麻木了。回头再来看看这个发生在家乡的“一根泥鳅吃一个礼拜”和“一片腌肉吃半年”的真实故事，应当有所感悟——知福惜福，修福积富，只知享福，终要折福。

二十世纪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对门的一个老头子在通济桥水库工地劳动。他将一根泥鳅干放进小碗里，抓一小撮毛盐，用开水冲满，摆在锅子里蒸，做成泥鳅干汤。每次吃饭的时候，他只喝汤，不吃泥鳅干。就这样，他把泥鳅干反反复复煮了一个礼拜。这就是小时候村里流传的“一根泥鳅吃一个礼拜”的故事。
在我的幼年，无论是池塘里，还是在田埂上，处处可以捉到泥鳅，它们体形瘦长，灰中带黄，貌似营养不良，其实味道鲜美。
村前的田畈里，有一条笔直的机耕路，把上下两丘田隔开，为了便于灌溉，在路上挖一条小水沟，中间铺上一块石板。石板下面，既有烂泥，又有水流，正是泥鳅逐水游戏的极乐世界，也是我捉泥鳅的好去处。先将小水沟的两头用烂泥筑好两道“堤坝”，再用脸盆把水沟里的积水舀尽，然后用双手将每一寸烂泥摸一边。俗话说“滑得像泥鳅一样”，离开了水，再滑的泥鳅也逃不过人的手心，乖乖就擒。
泥鳅最多的地方，不在水沟，而在池塘。只是无法将水彻底抽干，小孩子无能为力。但大人自有办法，他们特制了一种专门捉泥鳅的网兜，外形像一顶露营的帐篷，底部和三个倾斜的侧面用网罩住，敞开一个侧面。网泥鳅的人左手握着一根细竹竿，将网兜牢牢地撑在池塘的底部；右手握一个用三根细竹竿支成的三角架，在池塘的底部慢慢地敲，“哧哧哧”，一寸一寸，由远及近，将泥鳅从那个敞开的侧面赶进网兜；左手迅速将网兜提起来，离开水面，再将里面的泥鳅倒进系在腰间的栲栳（即用竹篾编成的容器）里。这种捉泥鳅的方法，俗称“兜泥鳅”。
泥鳅捉得多了，自己吃不掉，就烘成泥鳅干。烘泥鳅的工具是一只铁锅，里面倒进木炭，烧红；铁锅上放一只用铁丝编成的筛子，烧烫；筛子上放进一条条活蹦乱跳的泥鳅，泥鳅挣扎几下之后，就一动不动了。然后，用一双筷子夹住泥鳅，不停地拨动，以免烘焦。待泥鳅身上的水分渐渐蒸发，烘出了油，颜色从灰白变成焦黄以后，泥鳅干就烘好了，装进竹篮里，不易变质，可以长期保存，要么自家慢慢享用，要么拿到集市上出售。

每到夏天，我的一位隔壁邻居就以“兜泥鳅”为副业。他老婆每次烘泥鳅干的时候，我都喜欢呆在一边旁观，一者是看着泥鳅慢慢在炭火的烘烤中死去，好玩；二者是闻着从焦黄的泥鳅干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真是香。
泥鳅干的香气好闻，味道鲜美，当时是乡下难得的美食之一。抓几条泥鳅干，放进一只大碗，加一点猪油、食盐和生姜，用开水冲泡，然后把大碗放在锅子的蒸架上，盖上锅盖，随饭一起蒸熟，就是一碗香气四溢、味道鲜美的泥鳅干汤了。
一般人家通常把烘好的泥鳅干放在小篮子里，挂在楼板下面，让家里的“小馋猫”够不着，眼睁睁地看着篮子流口水。邻村有位年长的老人，孤身一人，全村男女老少都喜欢叫他“小太公”。“小太公”身后成天跟着一群屁颠屁颠的小孩子，因为他家的楼板下挂着香喷喷的泥鳅干，只要小嘴巴叫得甜一些，哄他开心，就给每人一根泥鳅干。

与“一根泥鳅吃一个礼拜”可以媲美的，是“一片腌肉吃半年”的故事。老家有一个篾匠，生活简朴。头一年农历十二月腌起来的一点腊肉，藏得好好的，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切下薄薄的几片。他把客人吃剩的一片肉，放进摆在灶头的盐壶里。每次吃饭的时候，他把这片腊肉从盐壶里夹出来，放到自己的饭碗里，只是看看，最多舔舔这片腊肉上的盐分。饭吃好以后，再把这片腊肉重新放回盐壶里，等待吃下顿饭时再夹出来。如此反反复复，直到第二年六月夏天，这片腊肉已经发臭，他才狠心把它消灭掉。（《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云里雾里浦 45楼
这应该是王老师继《戏剧的钟摆》、《六零后记忆》之后的又一部鸿篇巨作，真是不简单。王老师勤勤恳恳，笔根不辍，是我们中文系毕业生的榜样。我读了王老师的书稿好几遍了，很有感触。他把自己的故乡置于一个个时代背景之下，让过来人也让后来人了解了历史，明白了浦江这个地方的风情，韵味很好。书中尤其是涉及到浦江俚语、俗语的地方，特别精彩，很多地方都让人笑痛肚肠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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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的鼓励，是我不竭的动力。

门口有个讨饭佬

乞丐，这个流落街头、沿门乞讨的弱势群体，成为一个长在社会肌体上的溃烂的伤口。在缺乏救助机制的社会里，有多少人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有多少人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多少人关注他们的生老病死？

“伯母哎嫂嫂，门口有个讨饭佬，一点也好……”，在我的幼年，家门口每每响起这样的莲花落（是乞丐行乞而唱的民间曲艺），就知道有人来讨饭了，就从碗柜里找一个小盏，一阵风似的跑到楼上，揭开米甏的盖子，舀上一盏，“噔噔噔”地跑下楼梯，飞到门口，将那一盏米倒进挂在讨饭佬肩上的布袋里。
“嬷嬷，讨么喽……”，讨饭佬沿门一家一家乞讨，倒也省心，千篇一律都叫嬷嬷，并不问主人是男女老少，已约定俗成了。说来好笑，自从能够拿着酒盏到米甏里舀米起，我就开始做嬷嬷了。
在我的幼年，已经记不清见过多少讨饭佬，似乎天天都有，甚至一天有好几拨。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渐渐把他们的大多数都淡忘了，但有几个讨饭佬的印象反而加深了。
木法是一个唱莲花落的讨饭佬，约摸六十来岁，长得方面大耳。与一般的讨饭佬不同，他肚子里有点墨水，“书字眼脱脱落”，或许比斗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还要强一些。至于他的莲花落唱点什么，我听不懂，但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晰地刻在脑海里。
有一天，村里有人娶亲，木法欣然前来，唱了几句利市的莲花落，就堂而皇之地坐在客人的酒席上，享用这顿难得的饕餮大餐。按家乡的规矩，讨饭佬是不能跟客人同席的，往往在门口放一张小桌子，摆上几个菜，还有烟酒，供他们专用。所以，同席的人故意刁难他：“木法，唱得太少了，再唱两句。”木法摆摆手，从容答道：“多则不贵，多则不贵！”好一个“多则不贵”，我想就是一个小学毕业生也未必说得出来这样的话来，何况是一个讨饭佬！
令人惊奇的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木法，到晚年居然讨饭“讨”了一个老婆。他的老婆是一个傻子，目光呆滞，流着口水，走起路来颤颤巍巍，仿佛是得了帕金森综合征。傻老婆生活不能自理，成了木法的一个累赘。可他对老婆耐心细致，不厌其烦，真有点患难夫妻相濡以沫的味道。我想，木法为何在花甲之年“讨”一个傻老婆呢？要料理家务吧，她什么都不会；况且已经一把年纪，饥寒交迫，未必有男女的生理需求，毕竟“饱暖思淫欲”嘛！惟一合理的解释，他受传统伦理的影响，就是干讨饭这种最低贱的行当，也需要一个家，哪怕是形式上的家，就是傻子也是好的。
有了老婆以后，木法即使早出晚归，也不敢在外面过夜了。因为当时也有不上路的人，趁木法不在的时候，去糟蹋他的痴呆老婆。到了傍晚，他常常对人说：“我要回去了，再迟了，有人就要结果我的‘家里佬’（即‘老婆’）了！”
一个六旬老头，一个痴呆老婆，当然不可能有孩子。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木法的怀里居然抱着一个初生的女婴，正在用一个调羹喂她糖水，原来是路上捡来的弃婴。
说真的，从喂养小女婴的耐心细致来看，木法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比一般种田地的大男人强多了。他尽当时最大的财力，买了一斤白糖，一勺一勺地喂养，可他毕竟是个半饥半饱的讨饭佬，没有母乳，也没有牛奶，女婴几天以后就夭折了。
从此以后，我就格外留意木法，也格外关注他的身世，心里常想：这样一个细心体贴的男人，怎么会沦落到讨饭这步田地呢？据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他在外面干事，家里只有一个老娘。老娘叫他回家成就一门亲事，最终没有成功。他因此受到刺激，渐渐地有点神经了。有一次，他来到郑宅公社驼背桥的柴市上，把所有的柴担都叫到家门口，排队等过秤付钱，可他却身无分文！他又喜欢故作神秘，给人看相，有时讲得很准，有时胡言乱语，便再也没有人叫他看了。他本来有一间二层楼房，因为没有正当职业，入不敷出，坐吃山空，只好将楼房里的东西一点一点卖掉，最后甚至连楼板也撬起来、架栅（楼板下面的横梁）也锯断来卖掉了，家徒四壁。这样，走投无路的木法，只剩下讨饭这条路了。

木法有个绰号，叫做“木法癫佬”。所谓“癫佬”，就是指疯癫的人。可木法并不疯癫，疯癫的讨饭佬另有其人：那就是“文疯”财富和“武疯”木金。
财富当年已五十出头，白白胖胖，一脸傻笑，嘴巴里永远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呆呆地站在你家门口，你不给他，他既不催，也不走，像一根木头。你若问他，他会回答，声音轻得要命，嘤嘤嗡嗡，像蚊子一样，问了也是白问。
据大人们说，解放初期，财富初中毕业，曾经当过我们前店乡的文书，在附近也算得上一个秀才。他的故事想必波澜起伏，但可以浓缩成三句话：先是他爱上了一个姑娘；再是老娘不同意这门婚事；最后他为爱情而疯癫了。他有幸生活在比《小二黑结婚》还要迟的时代，却不幸没有享受到那个时代婚姻自主的自由空气。故事情节的曲折和丰富，如果原原本本写出来，当是一部令人动容的小说，可惜我们旁人只知道故事的梗概，不知道详尽的细节。可怜的财富，原来是一个多情的秀才和痴情的男子。
与财富的安静想比，是木金的躁动。所谓“武疯”，顾名思义，是要闹出一点动静的。木金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的全副行头，除了人人都有的一只讨饭袋和一个讨饭碗以外，还有一根讨饭棍，也叫“打狗棍”。每到一户人家，木金就大喊大叫：“嬷嬷！讨么喽！”喊得山响，只怕主人没有听见。假如户主是个小后生，想寻一点开心，便怂恿他：“木金，来一段舞棍！”于是，木金开始第N次挥舞那根讨饭棍，虎虎生风，颇为精彩，给人们枯燥的乡间生活增添了一点兴致，也算有点卖艺的成分。
绝大多数讨饭佬都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迫不得已得已干这行，也有个别身体健康的人以此为生，属于职业乞丐。记得当时义乌县大陈公社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大后生，皮肤黝黑，嘴角两侧留下灸火以后的疤痕，像青蛙鼓起的泡泡。他手持夹板，不唱莲花落，而唱越剧，蛮有韵味。大嫂（大伯伯的大儿媳）嫁到我家时，他作为同乡，也来喝酒，送了红包。那天，他穿了一套笔挺的“的卡”中山装，风度翩翩，与平时判若两人。

讨饭佬大多让人怜悯，也有几个令人讨厌的。记得一个叫“贼兔”，大约名字里面有一个兔字，恐怕平时有点小偷小摸的坏习惯。解放以后，实行一夫一妻制，而“贼兔”经常有一长串老婆，都是同行，有时两三个，甚至四五个，排成一长队，一起上门行乞，堪称“乞丐娘子军”，成为当时乡下一道奇特的风景。“贼兔”的老婆们，都是流浪的讨饭佬，半斤八两，露水夫妻，凑合着过，公社里的干部也懒得管了。“贼兔”因为“妻妾成群”，生的孩子也多，但只生不养，当作商品拿去卖掉。其中有一个老婆，在乡里有点名气，神经兮兮，喜欢头上插花，身上穿红披绿，弄得花枝招展，被人们戏称为“桂花小姐”。
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婆，裹着小脚，挨家乞讨，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皱纹像松树皮一样，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可村人在背后对她指指戳戳，说她年轻时颇有几分姿色，因为做人不正经，干过倚门卖笑的勾当，那都是民国时代的老皇历了。因为没有子女，没有房子，她平时就住在生产队的牛栏屋里。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这个讨饭的老太婆。据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孤独地冻死在冰冷的牛栏屋里，给她送终的没有一个人，只有两头牛。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云里雾里浦 54楼
童年的记忆可能是模糊的又是清晰的，是粗略的又可能是深刻的。孩提时代的烙印，成就了很多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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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

先有“新闻”后有戏

我小时候很怀疑村人的价值：大家起早落夜，做死做活，既吃不饱，又穿不暖，还有什么意思呢？但也看他们忙中偷闲，在繁重的田间劳动之余，听听“新闻”，听听“说书”，苦中作乐，自得其乐，知足常乐，也算是人生的乐观哲学吧。

“自从盘古分天地，先有‘新闻’后有戏”，在乡村的天井或晒场里，中间坐着一个盲人，左手拿着一副简板，不停地夹击，腋下夹着一个渔鼓，右手不停地敲击，口中唱着有韵律的曲词，四周围着密密麻麻的听众，听得津津有味，沉浸其中。这便是我从记事起就熟悉的唱“新闻”的场景。
这“新闻”两字，不是现在新闻记者的新闻，也不是《红楼梦》中“这真是新闻（即‘新鲜事’）”的新闻。长大以后，才知这种说唱艺术叫做“道情”。据说，“新闻”的来历是由唱“朝报”官方新闻演化而来，后以唱社会新闻为主，实际上是唱故事了。
至于“戏”字，因为道情是一种将戏剧、相声、歌谣、说书和口技等众多艺术熔于一炉的民间艺术，从广义上来讲，也算“戏”的一种。戏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前身是只唱不演的坐唱班，由不同的角色分工合作完成；而道情也是一种坐唱艺术，一个艺人又说又唱又击鼓又夹板，扮演不同的角色，是一种独角戏，或许是坐唱的前身吧。这样说来，道情或许可以作为戏曲的远祖，“先有‘新闻’后有戏”，也不无道理。据说，家乡的浦江道情与浦江乱弹戏剧音乐有密切的关系，道情中的“宫灯调”、“紧板”、“慢板”等，都是从浦江乱弹中改编而成的。
“要唱新闻滩头戏”，瞎子在唱正本以前，要先唱一段“滩头”，一般比较短小，大多在半小时左右，相当于戏剧里的加演。一者可以酝酿气氛，二者可以等待更多的听众，来听正本。
姆妈是一个铁杆的“新闻”迷，每当临近村坊唱“新闻”，她右手抱着妹妹，左手拉着我，跟隔壁的伯母们必定赶去，一场不漏，土话叫做“别贪”。遗憾的是，那时我实在太小了，到底跟着姆妈听过哪些“新闻”，唱的是什么故事，里面有什么人物，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盲人要唱多个角色，模仿不同声音，一会儿男，一会儿女，一会儿老，一会儿小，一张嘴巴几个角色，也够为难的了。在家乡的戏剧浦江乱弹中，“有十三顶半网巾（即男演员用来束发的网子）”之说，说明一个戏班起码有十四个角色，“新闻”的内容与浦江乱弹相仿佛，一本戏里，角色也少不到哪里去，都要从一个瞎子的嘴巴里唱出来，有点像单口相声。尤其是唱到打仗的时候，为了营造战场上激烈厮杀的紧张气氛，盲人加快击鼓夹板的节奏，口中不停地喊：“打啊——打呀——打啊——”每当这时候，沉浸其中的姆妈全神贯注，神情肃穆，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啊呀，打得真厉害啊！”说明盲人发出的信息和营造的气氛，已经被听众所接收和共鸣了。
那时乡村里的流行语言，除了“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外，就是“破四旧”。道情和传统戏曲一样，演绎的大多是历史上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属于不折不扣的“四旧”。当时，公社里的驻村干部为了阻止瞎子“唱新闻”，竟然抢夺渔鼓和简板。可道情已经深入民众心里，瞎子还是背着驻村干部，在私底下偷偷地唱，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村里要“唱新闻”了，为首者先请盲人吃一顿晚饭，然后带头去七邻八舍凑大米，你一碗我半碗的，总共大约是十来斤，当时的米价是每斤四角，相当于四块钱，或者是小麦，要十五斤，俗称“一秤”。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因为当时正式劳动力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天，记十分工分，只值几角钱。
当然，不是每个盲人都能唱“新闻”，首先嗓子条件要好，男女老少不同角色都能唱；其次要博闻强记，一本“新闻”要唱三四个小时左右，唱词少说也有上千句，而且还要押韵，不是一般人能够记得住的。临近最有名的，当数外婆家的邻居——郑生兴，嗓音清亮高亢，“喉口”特别好，也算一个角儿，周围有一批女“粉丝”。我们这些小孩子调皮捣蛋，总想作弄他。每当郑生兴敲着一根竹棒，从村前的大路摸摸索索走过的时候，我们推举一个胆大的孩子，装着大人的腔调，去作弄他：“生兴，今天你不要回去了，夜里到我们村里来‘唱新闻’。”他只是微微笑了笑，头也不回，继续赶路。别看盲人眼睛看不见，心里像明镜似的，六七岁孩子发出的稚嫩童音，怎么瞒得过他那双灵敏的耳朵？
当时“新闻”的听众，男女老少都有，文盲、半文盲居多。后来农村恢复演老戏，姆妈也喜欢看，但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太冗长”了，总没有听“新闻”那样忘我投入。据我的猜测，戏剧的唱词和念白大多是中州韵，俗中有雅，没有一定的文化是听不懂的，如果没有字幕，我至今也是似懂非懂，而姆妈没有正式念过一天书，恐怕只能根据演员的不同服饰，辨别小姐、公子、老爷、夫人等不同的角色，猜测大致的情节；而道情的曲词纯粹是浦江方言，最多夹杂一点浦江官话，语言不仅通俗，而且俚俗，明白如话，其实就是押韵的说话，特别适合没有文化的听众。
我当时因为年纪太小，稀里糊涂，不知道“自从盘古分天地”中的“盘古”是什么意思，是一只“盘”，还是一个“鼓”？在渔鼓声声中，我靠在姆妈的怀里，不久就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直到散场，姆妈一手抱着酣然入梦的妹妹，一手拉着睡眼曚昽的我，一起回家。这是听“新闻”留给我的最深印象。

妇女喜欢听“新闻”，而男子喜欢听说书。每到夏夜，家里像蒸笼一样，人待不住，就搬一根长板凳，到晒场上乘凉，要么听儿歌，要么听故事。天长日久，听来听去还是老一套，未免有些生厌。有一天，村人提议请临近樟桥头村的“维眯眼”来说书，大家都随之附和，你五分我一角的，凑足一两块钱，当晚派一个小后生跑步去请。
在村里的晒场里，“维眯眼”坐在一条凳子上，前面放一张桌子，桌上放一块惊堂木，这就是他的全部道具。凭着他的伶牙俐齿，让大家度过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夜晚。“维眯眼”老是眯着眼睛，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或许有一个“维”字吧，反正大家都这么叫，他也这么应。
在满天星斗下，透过摇曳的煤油灯光，我看“维眯眼”长得五短身材，又瘦又黑又小，模样有点像老烟鬼。说书说得渴了，乡下人没有喝开水的习惯，就喝一口冷水。大家买不起白糖，为了表示对说书先生的客气，只得在冷水里加一点廉价的糖精，权当是“糖开水”了。
“维眯眼”虽然身材短小，可口才极佳，属于柳敬亭一流的人物。他的记忆非常惊人，口齿清晰，语言流畅，表情生动，把听众逗得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愁眉苦脸，可他自己始终是一脸严肃，不喜不怒，这就是说书人的能耐。
炎热的夏夜，听了“维眯眼”的说书，如沐春风，也不觉得热了，也不觉得蚊子叮了，也不觉得夏夜长了，老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说书说得太短，就怕到精彩之处，便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吊足人的胃口。在第二天接下去之前，满脑子都是问号，故事情节到底会怎么发展呢？一个炎热而难熬的夏夜，就这样在听书中不知不觉度过了。
“维眯眼”当年说了哪些书，讲的是哪些故事，里面有哪些人物，因为年纪小，我大多记不起来了，似乎有《三国演义》和《说唐》。长大以后，我曾仔仔细细看过这两部白话小说，写得真好，可就是没有听他说书来得过瘾。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