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緬甸僑友許均銓
高致賢

收到老友許均銓來信：高老師.我15日從廈門開"第八屆東南亞華文文學研討會"回澳門.剛完成一篇小說,投"澳門筆匯". 日前，我又收到信息：他將作為緬甸代表出席10月15日至18日在泰國曼穀召開的“第12屆亞細安文藝營”代表大會，不禁想起我與這位緬甸華僑近二十年來不斷發展的情緣——
1993年5月29日，我收到一封澳門來信。信封上把“貴州省”寫成“貴州市”，顯然是陌生人所寫。打開一看，許均銓這個名字更為陌生。在個人履曆的“社會關系”欄中的“海外關系”尚屬“汙點”未除的年代，怎麼會突然飛來個“海外關系”？閱後原是讀者。
當年4月22日上海出版的《文學報》發表了我支持文人下海的文章《迎向潮頭覓小詩》，身居澳門的均銓完全贊同我的觀點。“海外”來了知音，使我興奮不已，立即給他複信。從此，我倆書來信往，互訴衷腸，他常隨信附上新發表的文章複印件，有時囑雜志社直接寄一本有其作品的樣刊給我。出書當然定寄無遺，2006年初，他先給我郵來他與林清風合著的《歸僑在澳門》一書，使我對定居澳門的一代代華僑的生活有了更多了解，知道眾多華僑對祖國的關心、熱愛與奉獻！
我曾收到過不少讀者來信，也向一些作家寫信，但多為一二封即止。而均銓與我通信十餘年，從不間斷，足以表現出他的一往情深。真是：“十年通信未謀面，山情海韻遇知音；老伴不時嬉笑我，你與均銓勝戀人”。
均銓與我，一個是出生於緬甸的華僑，一個是貴州土生土長的人士，二人無親無故，素昧平生，怎麼會一“信”鐘情而成莫逆之交？關鍵在一個“文”字。均銓善寫“小小說”，他差不多每封來信都附寄一篇新發作品複印件，有時還附上兩篇。《澳門日報》上常有他的小小說發表。他的小說取材於緬甸或澳門的現實生活，表現平民，貼近百姓，描寫店員，從中能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我身邊的文友們傳閱他的作品，常被他的愛心與真誠感動。均銓的為文為人均令人歎服！我們當地有一孤兒，酷愛讀書，還不時有點小作品見諸報端，但因沒有經濟來源，生活無著無落，還負擔著一個妹妹，基本生活難以為繼，讀書寫作步履維艱！我無法幫助他，便向均銓寫封求助信。均銓便為他兄妹在中山市一家工廠找了工作。
我退休後旅居深圳，本來離均銓家已經不遠了，但因去澳門還需辦理許多手續，加之我的生活流動性大，既未去看他，也沒有與他通電話，但書信從未斷過。在我們相交10周年之際，他特地打長途電話到深圳敬夕陽老年義工大隊來尋我。當我報出姓名時，雙方都激動不已，總算聽到了對方的聲音。2005年5月2日，我攜妻子明鳳翔率女兒高茂、明霞及外孫李子凡從深圳渡海，他帶愛女許芸從澳門出關，兩家人如約在珠海市見面了！
十二年啊，十二個春秋，天干地支紀年法的一輪小甲子，平時似有很多話要向對方傾吐，但見面後，一切都在一握中，反而沒有多少話說了。那時我們已經互相通過了100多封信，該說的話平時都說了，見面只是聽他介紹澳門外景，攜手漫遊珠海名勝，零距離體驗對方的心境，半天相伴足矣！臨別時我想到 “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我與均銓相交十三度春秋，雖然只通過兩次電話、見過一次面，但誰也不會懷疑對方的真誠。我們的交往的確“淡如水”，但這“淡水”正好頂住了滾滾而來的珠三角“鹹潮”。他兒子許世儒在北京讀清華期間，我和老伴去看他，他陪我們遊清華園。我的孩子們在北京設有辦事處，他的孩子也到我孩子的辦事處來交流，互相鼓勵。他的子女常有小小說在海外發表，我的孩子們也在國內報刊發表文章。均銓和他的兩個孩的作品還同時入選今年第18期《小小說選刊》，後有文章同時刊登於《國際日報》，成為當代文壇佳話。我們的交往直接感應到家人，雙方的下一代已經有了交往。文緣升華至情緣，至交發展成世交。
2004年開始，我與均銓利用伊妹兒通信又方便多了，從此聯絡更加頻繁。他不但告訴了自己的情況，還將文朋詩友中誰誰發了新作也通報予我。
均銓還在擔任著澳門社科院會員、臺山市歸國華僑聯合會顧問、澳門華人報特約記者、澳門緬華互助會秘書處主任等職，著作不斷，我不願過多影響他的工作學習和寫作時間，讓他多出作品。也就在2006年夏天，許均銓將他幾十萬字的《澳門許均銓微型小說選》清樣發來讓我審定，我誠惶誠恐，尊敬從命。通讀他的作品和世界各地部分華人華僑作家對他的書評與祝賀文章，使我從中獲得獲得不少教益，認識了一些海外的文朋詩友，令我萬分激動。
2006年，我建了“貴州老高”的博客和“高致賢的博客圈”，均銓加入我的圈子，“海外關系”成了“圈內人”，我們便可天天“見面”了！
民間說：“千裏姻緣一線牽”，我與均銓卻是萬裏僑緣一文連。“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之現實，真感華僑情緣格外深！

（原创散文类）美啊，家乡水
高致贤
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我随车返回阔别十多年的第二故乡——瓢井。
客车沿着蜿蜒的山区公路，向崇山峻岭间爬去。车到瓢井新街，迎面传来一阵哗哗的水声；循声看去，只见十字街挺立着一个崭新的水龙头。白水花花，几个小孩正披衣搭衫挽着裤脚在水龙头边嬉戏。
“啊，瓢井吃上自来水了！”我不禁欢呼雀跃。
耳听这哗哗的水声，眼看那银白的水柱，二十多年前我在这里用水的艰辛往事，亦如水龙头被一下大大拧开——
1958年，我从毕节师范学校毕业回县，被分配到瓢井小学任教。有人告诉我：“瓢井用水太困难啦！”从来没有到过瓢井的我，哪肯相信？瓢井瓢井，有瓢有井，岂能少水？当时在我的想象之中，瓢井定是一个状如天井的小盆地。谁知去到那里一看，天啦！它竟坐落在海拔1700多米的山垭上，除东边的营盘山高过街面外，其余三面的街口均处于山垭口上，怎能装水？但为什么又要取这么个地名？
问其由来，原来是北街之尾有一天然石窝，其形如井，只能盛水一瓢，而又常年不干，传为仙人所造，故得此名。
瓢井是大方县最大的乡区集镇，全镇有中、南、西、北四条大街，还有半边街、毕节巷子等小街小巷与四大街紧相衔接。每条大街之街头均有一眼水井。据说，建街初期，山头绿树浓荫，井中碧水盈盈，常年不干。随着物换星移，人口增长，林木被伐，小街逐渐发展为大镇，水也就渐渐不够用了。随着历史的推移，缺水现象越来越严重，街上的一批卖水为生者也应运而生。西街的吴吉先老人就挑了几十年的水卖……
看，刘泽仲同志满面春风地走过来了。他刚从水龙头边洗过脚。记得，我在瓢井小学任教时，他是学校的校工。他有一副强壮的身架，又能吃苦耐劳，赢得多少人的称赞。可他全天奔波，弄得腿疼肩肿，精疲力竭，所挑的水，远不能满足三四百师生的饮用。假期中，他像个勘察家，扛着锄头，走在瓢井周围的山丘平地，东瞧瞧，西看看，发现低洼润浸的地方，就掏起一口小井，仿佛传说中的那个造井仙人下凡。每天清晨，他便挑着水桶去拜望他的那一口口小井。倘能从每口井中舀到一瓢清水，他就会感到十分欣慰。
在瓢井，等水是惯常之事。有老人和小孩的人家，平时就由他们到井边去等水。西街有个桶桶井，口阔平方丈，井深二丈余，山洪来时，浊水盈井，用水不难；一到枯水季节，井水干枯，间或井中有一涓涓细流，人们便攀援石壁，下到井底去接水。鞋底的污尼尘垢糊上井壁，桶底的鸡屎煤灰掉于井底。好容易接满一担水，也要几经过滤方能饮用。至于没有闲人等水的人家，那就只有到四五里外的板板桥或广东沟去挑水了！
当时，我这个万米长跑的获奖运动员，有时披着晨星出，担起旭日归；有时顶起夕阳去，挑着月光回。每天的课余时间，只要能为家中挑上两担水，就算大大的功劳了！一次，县里到瓢井放电影《刘三姐》，我是多么想好好看一看啊！但因家中无水，我只好算着时间，挑着桶跑，拟在放映之前赶回来。谁知井边等水人多，耽误了时间，尽管我一步不停往回赶，回到家中电影已放了多半。面对高悬的银幕，耳听刘三姐那悠扬动听的歌声，并没有使我陶醉；而那波光粼粼的背景，却使我羡慕至极。可是，随着银幕上的电光消失，水影也就不见了。街上的人们，又打着灯笼火把奔上了挑水的大路，我又马上挤入他们的行列中。这时，电影队的扩音箱里响起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声。这歌声，引起挑水者流的声声感叹：“我们的家乡啊，要是有一股清泉就好了！”听着声声感慨，我想起了家乡的远景。但眼前，每天早晚，由南街到板板桥，川北街去广东沟的路上，扁担吱呀，汗水滴嗒，扁担长龙来回蠕动，宛若一条“水龙”蠕动于瓢井镇的南北两翼。
住家户用百里之外的井水，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可在瓢井又是真的。瓢井在外地开车的驾驶员，有时驱车返井，途中总要想法带几桶清水回家。一次，省食品公司的一位驾驶员为瓢井供销社到百里之外的大方县城去运酒，厂内无货，采购员求他从酒厂运回清水一车，多少人家竞相买用，简直是奇闻。困难，迫使那里的人学会一水多用：一锅水，蒸饭后洗脸，洗脸后洗脚，洗脚后煮猪食，不会轻易泼掉……
多少年来，瓢井人民盼望着啊，盼望着，家乡何时能有点宽裕的水用？修沟引水，早已成为瓢井人民的夙愿。
解放前，有个伪镇长曾吹嘘要在瓢井修沟引水，可惜人民花了一大笔钱，换回的却是美梦一场。
解放初，人们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管，安在地下”的共产主义美景十分向往。瓢井人民对“自来水管”的向往犹为迫切。“大跃进”中，瓢井也曾兴师动众，开工引水。后因主要劳动力要去砍树烧炭“确保钢铁元帅升帐、护送钢铁卫星上天”而被弃置于阴山背后；文化革命初期又兴修过一阵子，亦因“不准为修正主义路线卖命”而被迫停工。一次次动工，一次徒劳……，花开花落，星移物换，几十年过去了，瓢井人民仍然处于极度缺水的困境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瓢井的人畜饮水工程再次提上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并由瓢井区、社（镇）党委、政府组织实施。国家增拨水利款六七万元，县委派去工作队，公社党委带了头，群众的信心足了！资金不够，自筹补充，每家凑三担水费就是几百元；工程要人，尽义务，每人投十担水的工就是几千个。公社党委一动员，群众很快筹集资金300多元，义务投工5000多个，筑坝于广东沟，积涓涓细流为一库；开山过石门槛，引蜿蜒水道过数重山。无论赤日炎炎，还是白雪皑皑，为改变家乡缺水现状，水利工地上的人们总是热情地劳动着。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到1981年春，终于在瓢井中街后的营盘山麓建起了“广东沟饮水池”，安水管5000余米，真是“清流曲径千余丈，九天银河落瓢井”！
“水仙花”开了！开在瓢井山镇，开在瓢井人民心中、传说为瓢井制水的水仙，谁也没有见过；龙头前的哗哗流水，激荡着人们的心田。
目睹瓢井街头的“水仙”怒放，想起以前瓢井人用水之艰辛、引水之苦斗；看到今天瓢井人迎水之欢乐，我仿佛看到水龙头前喜悦的泪花。吴吉先老人从水的奴隶变成公社管水员，一跃而成为水的主人。刘泽仲可以随时打开龙头用水了！
熬过黑夜的人，深知光明之宝贵；挨过寒冬的人，最爱春天的温暖。吴吉先老人满面春风，逢人便说：“今天好了！今天好了！”
看，瓢井街上的人们，正把一件件陈旧肮脏的东西搬到水龙头前荡涤一净。有些人家，还用胶管放水冲洗布满尘埃的旧墙壁……。环境卫生变了！一切都在向着美好方面变化着。
水电是一家，随着饮水问题的解决，路布公社水电站又为瓢井送来了光明。
今日之瓢井街头，白日水声哗哗，夜晚灯火辉煌，大街小巷沸腾了！50年代人们向往的“电灯水管”已成了现实。古老的瓢井镇焕发了青春。
面对青春焕发的瓢井，我想起了整个中国！
1982年10月草于瓢井

难忘的苗乡咂酒宴

高致贤

回到阔别41年的苗家山寨，当年我的学生多已成为老人，现实发生了诸多变化，唯“咂酒迎宾”之传统依旧。我并非什么嘉宾，但主持宴请我的苗家青年对我格外热情，“老师，您到深圳去了这么些年，喝过杂酒没有？”我说：“听说民俗文化村里有，可我没有喝上。”于是，一坛汪汪澄澄的杂酒抬将出来，置于主人堂屋中央。好几棵吸酒管子齐刷刷插入坛中主人分给每人一棵，我得到的竟是塑料管。一看与众不同，我问他们为何乱改历史？回答是，“有的客人嫌我们用竹木做的酒竿子土气。”我让他们给我换一根土酒竿子来。
所谓土酒竿。即当地一种野生空心灌木条，俗名酒竿子。杆如小指般粗细，长1米左右，主杆光滑无枝，折下便可吸酒，木味微苦，有杀菌之功，其根煎服可驱蛔虫。握酒管而低头吸吮，土语叫“咂”。所咂之酒多用当地出产的毛稗、小米等杂粮酿造，故称杂酒。酒成之后，加入矿泉水浸泡，使其汁糟分离。糟散为粒，珍珠般的粒子漂浮在面上，拨开珍珠，酒汁清醇，澄黄澄黄，玉液琼浆也不过如此。管插坛中，吸吮其汁，各自尽量。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有《咂酒诗》（亦称《杂酒诗》，见《太平天国诗选》）对咂酒有着十分形象的描述：“千颗明珠一瓮收，王侯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诗中的“明珠”即糟籽，“低头”乃吸酒姿势，“五岳”即五指，“擎天柱”即酒管。“黄河水”誉黄澄澄的酒液。传说此诗为石达开西征途经贵州大方县，当地苗家待之以咂酒，有感而赋。对此，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还做过介绍。但史料只言其军过大方，石达开本人并未到过那里。也许是其下属带去“杂酒”奉献，或其听下官讲述咂酒情景受到感动而作，也未可知。但那描述却形象生动。
而今，苗家山寨的咂酒宴又添了新内容。美味佳肴配咂酒，传统现代相结合。新春佳节，良辰美景，抑或嘉宾去到六寨苗族兄弟家中，热情的苗家必招待咂酒。慢慢领略苗乡咂酒宴，别有一番爱意在心头。

千里情缘一文牵
高致贤
改句民间俗话为题，正好反映我与许均铨的深厚情缘。1993年5月29日，我突然收到一封澳门来信。信封上把“贵州省”写成“贵州市”，“大方县”写成“大分县”，显然是陌生人所写。打开一看，许均铨这个名字更陌生。怎么会突然飞来个“海外关系”？阅后原是读者来信。当年4月22日，《文学报》发表了我支持文人下海的文章《迎向潮头觅小诗》，均铨完全赞同我的看法。“海外”来了知音，使我兴奋不已，立即给他复信。从此，我俩书来信往，互诉衷肠，他常随信附上复印文章，有时嘱杂志社直接寄一本有其作品的样刊给我。出书当然定寄无遗。今年元月他还给我邮来《归侨在澳门》一书。没有重要作品发表时，也要互致问候，每月至少互寄一封书信。我曾收到过不少读者来信，也向一些作家写信，但多为一二封即止。而均铨与我通信十余年，从不间断，足以表现出他的一往情深。真是：十年通信未谋面，山情海韵遇知音；老伴不时嬉笑我，你与均铨胜恋人。
均铨与我，一个出生于缅甸而定居澳门，一个在贵州土生土长，无亲无故，素昧平生，怎么会一“信”钟情，而成莫逆之交？关键在一个“文”字。均铨善写“小小说”，他差不多每封来信都附寄一篇，有时还附上两篇给我。《澳门日报》上常有他的小小说发表。他的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平民，贴近百姓，描写店员，从中能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我身边的文友们传阅他的作品，常被他的爱心与真诚感动。均铨的为文为人均令人叹服。我们当地有一孤儿，酷爱读书，还不时有点小作品见诸报端，但因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无着无落，还负担着一个妹妹，基本生活难以为继，读写爱好步履维艰！我无法帮助他，便向均铨写封信。均铨便为他兄妹在中山市一家工厂各找了一份工作。
我退休后旅居深圳，本来离均铨家已经不远了，但因去澳门还需办理许多手续，加之我的生活流动性大，既未去看他，也没有与他通电话，但书信还是未断过。在我们相交10周年的2003年，他特地打长途电话到敬夕阳老年义工大队来寻我。当我报出姓名时，双方都激动不已，总算听到了对方的声音。2005年5月2日，我携妻子儿孙从深圳去，他带爱女从澳门来，两家人终于在珠海见面了！
十二年啊，十二年，天干地支纪年法的一轮小甲子，平时似有很多话要向对方倾吐，但见面后反而没有多少话说了。我们已经通过了100多封信，该说的话平时都说了，见面只是听他介绍澳门外景，携手漫游珠海名胜，零距离体验对方的心境，半天相伴足矣！临别时我想到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与均铨相交十三度春秋，虽然只通过两次电话、见过一次面，但谁也不会怀疑对方的真诚。我们的交往的确“淡如水”，但这“淡水”正好顶住了滚滚而来的洙三角“咸潮”。我们的交往直接感应到家人，双方的下一代已经有了交往。文缘升华至情缘，至交发展至世交。
均铨还在担任着澳门社科院会员、台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澳门华人报特约记者、澳门缅华互助会秘书处主任等职，著作不断，我不愿过多影响他的工作学习和写作时间，让他多出作品。听到许均铨的《小小说集》快要出版的消息，我非常激动，写上这些粗浅的文字，记下我们深深的情缘！

文革“造就”的人才

高致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字大家不会陌生吧？可他53岁不满就任那么高的职务的知识因素的重要来源，人们就未必都知道了。
资料介绍：1955年7月出生的，刚踏入初中门槛就遭遇大革文化命，只好掇学回家。一个12岁的小孩能干些啥？他，先是常随其父李奉三到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家去听两位老人谈文论道。此后他便常去李诚家听李诚说文解字。李诚常给他开读书目录，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等都给他以谆谆教导。李诚要他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并给他讲解《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在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随后下乡落户当知青，又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不忘读书学习。1977年高考恢复，当年就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一个刚进初中门槛就失学的小学毕业生，能考取北大本科，文革中偷偷学到的知识不言而喻。且为他一直到获得博士学位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无独有偶，贵州著名作家顾汶光也是“利用”文化大革命之“空闲”获得成功的。
    顾汶光是贵州省作协的专业作家，八十年代初以长篇历史小说《大渡魂》蜚声文坛。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了他的长篇小说《天国恨》。
    据说：顾汶光系因其父的“历史问题”未能上高中，过早失学当了小县里一家染织厂的染布工人，在他写《大渡魂》之前，连一块豆腐干儿大小的文章也没发表过。“文革”期间，工厂被迫“停产闹革命”，他便趁别人热衷于“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候，想起其父讲过的历史故事，对太平天国中地主出身又被定性为“分裂主义者”的石达开发生了兴趣，决心要写一部反映石达开一生史实的小说。他从平时父亲的讲述中，得知洪秀全不但是我国历史上最腐化的一个革命者，而且是个只许他自己娶88个老婆却不许夫妻太平军在一起过夜的大独裁者，是他生生地葬送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在“文革”期间，理论家们或出于阶级偏见，或出于拍马的需要，还在把洪秀全当作民族英雄来吹捧，而把被洪秀全挤逼得不得不出走的石达开打成“分裂主义”者。在这样的历史和认识背景下，要正确地描写石达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写这样的小说，仅凭胆子大、观点新是不行的，仅仅依靠现有的文字资料也是不够的。于是顾汶光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沿着石达开从金田村起义直到大渡河全军覆没为止的路线亲自走一趟；一方面广泛采集当地有关石达开和太平天国的传说，一方面描写起山川地貌环境来可以更加实在一些。
作为一个收入不高的工人，要自费走完这“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一要离职，第二要筹集路费，第三得有个人作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他在弟弟和未婚妻的大力支持下，终于踏上流浪似的采集道路。一路上的艰难困苦，不言而喻……
    他到达武汉那天，身边只剩下几分钱了。不说住旅馆，连饭钱都没有了，他便跑到献血中心去卖血。 献血中心的大夫问明了情况后说：“你营养不良，身体都已经很糟，不能献血了。如果生活确实困难，我这里先借你五块钱，有钱就还我，没钱不还也没关系……”
历尽千难万险，几经周折，总算让他从金田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大渡河边。在有的工人大串连、大武斗的日子里，他却搜集野史、采访活人，获得很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背回自己的蜗居中。潜心整理材料，伏案写作。稿子完成，“四人帮”也倒台了，当时正处于文化饥饿时期，小说很快出版了，有人举荐他申报诺贝尔文学奖，后因其英年早逝而搁浅。
功夫不负有心人，利用文革中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机关不上班的混乱时期躲起来悄悄读书写作深入农村调研的有心人不少，比起那些追风赶浪的“造反派”来说，他们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成功。他们的成功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
至于作家张贤亮将监狱生活体验写成长篇小说《灵与肉》获奖，后又以《牧马人》之名搬上银幕；袁隆平在被赶下乡去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中潜心研究水稻品种改良收获不小，那又是利用文革“空闲”的另外一种获取知识方式，本文不拟评说。
我称之为文革中“造就”的人才。造就之所以用引号，那是因为迫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是文革危害，他们可能还会获得更大成就），不是文革造就他们，而是他们利用文革造成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的“闲暇”，不去追风赶浪虚度年华、浪费生命，而是找个地方“躲”起来，或走出去，潜心学习或采风获得文化科学知识。我们羡慕他们的成功，最好是学习他们如何在逆境中利用时间获取知识的精神！

爱因斯坦的成功与文人相激
高致贤
提起爱因斯坦的名字，人们便会想起他的科研成果：“广义相对论”。但激发他早出这一伟大成果的希尔伯特的舍己激将的义举，却少有人知。
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出台后，声名大震，他又进一步研究“广义相对论”，且取得较好的成绩。于是，10年后的1915年，数学物理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邀请爱因斯坦到普鲁士科学院去做讲座，约定共讲四堂，每周四讲一堂。11月4日的第一堂讲座上，爱因斯坦非常急切地向希尔伯特解释相对论的所有细节，并将论文提交希尔伯特，坦承自己尚未找到精确的数学公式。这就激发起物理不如他，但数学比他略胜一筹的希尔伯特的极大研究兴趣。11月11日的第二堂讲座上，他又提交了第二篇论文，同样发一份给希尔伯特，但没有对原用方程式作出改动。次日，希尔伯特回信说：他差不多可以为爱因斯坦的大问题提出一个“解”，并邀爱因斯坦11月16日听他详细解释。爱因斯坦虽未应邀出席，但却受到很大刺激，于是，他推掉第三堂讲座而突击研究。11月18日，他收到希尔伯特的新论文，发现其论文与自己的版本极为相似，便回复坚称“自己的成果更早出现”。第二天，希尔伯特回复爱因斯坦，丝毫没有为自己争先的意思，可是，一天后，希尔伯特向一份科学期刊投送了他自己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式。论文标题就叫“物理学基础”。这更激活了爱因斯坦几近研究疲劳的科学神经。
五天后的11月25日，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的第四堂讲座的题目就叫“引力场方程式”，其中包括为他的“广义相对论”划上句号的正确方程式，这虽然比希尔伯特寄出论文的时间晚了几天，但他的版本更为完整，并且其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他自己的，获得业界专家承认。希尔伯特的论文也发表了，他并没有与爱因斯坦相争，而是明确而慷慨地坚持说：广义相对论的成就属于爱因斯坦。希尔伯特的“请将加激将”之法，促成一个伟大物理学家提前出现。这比起那些巧取豪夺，剽窃不为耻，抄袭反为荣的人来说，着实令人敬佩！
我为什么要详尽地辑录这么多材料？材料来源于已公开的爱因斯坦私人信件，可信度高。而这些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希尔伯特的伟大，堪称“文人相激”的典型，何须鄙人赘言？

五嫂，您还好吗？
高致贤
举宗侄告诉我，他们已为五叔和七叔也立了墓碑。他讲的五叔便是我英年早逝的五哥高致美。因受“兄死嫂不亲，嫂是门外人”的封建习俗影响，对孀居的五嫂，我也曾有过苛刻她的行为，迄今50多年过去，想来还十分内疚。
五嫂徐正英的左脚有些跛，行动不很方便，因属半包办性的隔岸相亲，我那英俊帅酷的五哥对她没有什么感情，婚后两年五哥病逝，留给五嫂的女儿也没有养活。已婚的4个哥哥分居了，五嫂只有和我们两个未婚的小弟小妹挨着父母住。父母年高不能干活了，农活就交给五嫂、小妹和我承担。我当时虽然只有十四五岁，但干活也能顶个全劳动力了，只是思想还十分幼稚，跟着世俗轻视我孀居的五嫂。下地劳动，她总要落我们之后一段时间才到达目的地。我们到地就干活，便把五嫂的一份留着，有时还把难干的一份留给她，也不助她一臂之力。我们干完就赶快回家吃饭，待她干完活儿回到家中，只能吃到冰冷的残汤剩饭了！有一次薅包谷，我们吃过午饭很久还不见她回来，再回去时，我发现她依在半路的草地旁休息。原因是她干完上午的活还来不及回家吃饭，我们又要下地了。她为了干完下午的活，饿着肚子又跟着我们下地！看着她强忍饥渴拼命锄草的艰苦状态，我的内心受到震撼了，但却没有向她表示一点同情和歉意，更没有助她一把，而今想来还内疚不已。
1956年我外出读书，家里的农活就丢给我那跛脚的五嫂和年少的妹妹，不知她们是怎样熬过那两年的。农业合作化了，五嫂被分到当地一个陶瓷厂当炊事员。我1960年远道回家绕道去看她，她为我钉了大衣上快掉了的扣子，我给她2元钱表示谢意，她坚持不收，说我能去看她，她就高兴不赢了！我浅浅地向她检讨以前没有关心她，她不但不责怪我，反而说她是嫂子，是她没有能力带好我和小妹！想不到五嫂这样宽容，直让我感动得几乎流泪了，此后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她了。后来，听说她改嫁到一个叫白泥窝的地方。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从县里回乡过年，步行返城之时绕道去看她。当时她已老弱多病，没子女，她的丈夫又不成器，家里穷得叮当响，比我上次看她时更困难了。见了我，她万分高兴，说了许多感激和凄凉的话。她无论如何要做饭给我吃，我怎能忍心吃她的！我给了她10元钱。她再次重复说了那些感激和凄然的话，我们嫂弟都哭了！此后就不知她的情况了。而今我已年逾古稀，旅居他乡，怪想念五嫂的。后悔少年时真不懂事，没能体会五嫂的困难！如果五嫂健在，当已八十高龄，我想问一声：“五嫂，你还好吗？”

喜看鹏城“雷锋”多


高致贤
难忘那一天
那是2002年的11月1日。天黑了，我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家中四处打电话叫孩子们快回来找他们的母亲……
老妻突然推门进来，我俩傻了似的对视片刻，才一下拥抱，涕泪横流。我好容易挤出一句“你回来啦！”仍未放手，惟恐她再飞了似的。
原来是老妻迷路了！惊魂未定的她，叙述起迷路的经历：上午，我俩刚从宝安区来到南山区的女儿家，孩子们上班去了。下午，她见我正忙着写东西，不愿打扰我，便单独到大冲买菜去了。乘购物车回来坐过了站，下车来，只见人流涌动，分不清东南西北，她蒙了。正在着急间，华灯怒放，眼前一片灯海，更看不清南北西东。她完全迷失方向了，不知身在何处，自己着急，又怕家人着急。初到深圳的她，人地生疏，又不会说普通话，天越黑，心越急，情急之中，她便去找保安。好在那保安是从四川来的，还能和她对话。但因她记不得自家住址，更记不住家中电话，只知住在“深大那边”。保安接班不久，不能离岗为她找路，但又不放心让她自己去找。于是，马上打电话叫来刚下班的另一名保安。那小伙子一听也急了，就向另一位保安借了钱，准备打的送她找路回家。可他们正在等车之际，一青年开着小车过来，向第一个接待她的保安说，朱志炎通知我开车到你这儿来送个什么人？两保安扶她乘上那小车，车主打开车窗，放车徐行，让她边走边看道路，同时安慰她不要着急……。一路打访，几经曲折，终于来到深圳大学北门，她才知道了回家的路，车主把她送到凯丽花园的家门口。她说拿钱给车主，车主婉言谢绝，连姓名也不留下就走了。
第二天，我陪着老妻开始寻访那些“活雷锋”，经两天查找，终于“查”清了第一个接待她的，是科苑花园的保安聂开学，随着来借钱拟打的送她的保安叫张启东，开车送她找路回家的车主叫周定华。我们再去分别感谢他们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记住那个人
2002年4月4日上午，我和老妻从荔香公园锻炼归来，开门时才发现钥匙被锁在屋内了，我俩有家不能归。孩子们上班地方很远，流动性大，没有手机，联系不上。居于六层楼上，窗外无法上楼；刚入住这里不久，邻居也不相识。想到街头去找个开锁匠？花几十元钱不说，以后的安全难保。加之我们凌晨4点过钟出门，在外打拳、舞剑、玩扇子，不停地活动了4个多小时，已感精疲力竭，时下冷雨，颇觉饥寒交迫。我俩瘫坐于门边，与乞丐无二。
万般无奈之际，我蓦然想到深南大道边一座治安亭旁的标语：“有困难，找警察，警察就在你身边！”、“有难必解，有求必应！”于是，我便匆匆赶到大冲派出所。接待人员先给我一杯热开水，一下温暖了我的心。她安慰我“不要急，慢慢说”。听了我的请求后，记下我的住址和房号，让我先回去陪老伴，他们会通知人来。
大约十来分钟，一个文文静静的便衣青年来了，与我们核实情况后，他亮明他的警察身份，便给我们把门开了。我曾怀疑他们那“有求必应”的承诺不能实现，今天却在我的身上体现出来了，我真感内疚。他水也不喝一口就转身，我赶忙拉住他问姓名，才知道他叫许侠。后来查户口的民警们都称他为“许大侠”！就这样，他的名字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铭刻在我的心目中。
牢记那段警民情
到深圳之初，我们住在大冲村，从那里到荔香公园晨炼，单边就得步行一个多小时。我们常是凌晨4点半钟出发，那时正是“黑五更”，出门必须经过一段曲里拐弯的村中小道，黑魆魆的，走起来真有点毛骨悚然哩！第一天凌晨，我们推开的大门一响，一束手电光突然射向我们，原是巡警在查夜，误以为有贼敲大门。误解消除后，两位巡警送我们走出那段小道。从此邂逅相遇之后，每天我们出门之时，巡警也正好经过那里，互问一声“早上好！”他们便用手电筒照着我们走出那段小道；天雨路滑时，他们还要扶我们走上大街。不知是顺便而行，还是他们有意安排？春节前后他们送了我们20多天。
深大北边，有一段冷冷清清的路程。旁边有个治安亭。我们到那里时，刚好是值勤警察交接班的时候，下班民警便会主动护送我们一程。我们坚持不让他们送后，他们还是站在桥头目送我们。一次，我们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青年，及时报告他们。以后他们加强了麒麟立交桥一带的巡逻，节假日还加派了定点岗哨。我们凌晨徒步走到那里，常常听到一声“老人早”的警察问候，心里暖融融的。
曲曲村中路，深深警民情。我们离开那里许久了，但那些不知姓名的高大的巡警形象，迄今仍然活跃于我的脑海中。

月饼变“烧饼”
高致贤

1959年中秋，我向学校请了三天探亲假，徒步回乡探亲。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我是当地几个村子里第一个出远门“吃皇粮”的人，三亲六戚、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男女老少，成十上百双眼睛看着我“衣锦还乡”，按乡风民俗，得带些吃的去打发侄儿男女……中秋带糕点，既可敬老人，也可哄小孩，“大行大市”。
于是，我带上几个月的积蓄徒步上路，沿途必经四个供销社，拟顺道买些月饼和糖果。
第一、第二个供销社莫说月饼，连水果糖都没有卖，但我并不失望，想到坝子供销社定可买到，那个供销社的负责人文子龙是我的亲表兄。可到他那里一问，他说：“表弟，你是买精买怪买月饼！糖果？快一年没有那东西了！”到此扑空，我颇不解：商店怎么没有月饼卖？这对我这个只顾埋头教书，食堂吃饭，无暇，确切地说是无钱光顾商场的青年教师来说，无异于一大奇闻。但我表哥说，不光是他那里没有卖，全县都没有卖了。我只好悻悻而归，先向母亲赔罪，拟听母亲一顿训斥。但母亲何尝责怪我半句？作为大队干部的致德二哥，弄到几片豆腐来孝敬母亲并招待我这个公办学校的教师，也算是搞了特殊化。
听到我这个当“官”的衣锦还乡，晚上，村中男女老少纷至沓来看望我，陪我在小院中赏月，我无糕点打发他们，内心深感惭愧，已觉无地自容了。可我有个宗族三哥却又哪壶不开提哪壶，向小孩儿们说：“幺们，满爷带月饼来打发你们了！”我只好随机应变说：“月饼没有，烧饼倒是有一堆。”孩子们高兴了：“烧饼也好呀……”我便向他们讲起我回来之前参加民兵训练，打靶“吃烧饼”和一路无月饼卖的事儿，承诺：“明年买月饼回来！”
谁料翌年中秋，正处于农村闹饥荒顶峰阶段，月饼踪影全无，连“康复丸”都很精贵。所谓“康复丸”，就是用细米糠加麦麸用少量糖水揉捏成核桃般大小的丸子，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糠麸丸”，公社医院称之为“康复丸”。康复丸只供给已饿浮肿者吊命康复之用，不要说买月饼，连回家吃饭都无粮票。想起头一年在家乡的承诺，我也无颜见家乡父老了！
当年中秋夜，月明星儿稀。晚饭后，几个要好的青年教师不约而同来到学校操场赏月，个个饥肠辘辘，不谋而合地想到去“偷”我们自种于彭家湾的白萝卜，每人一个就算过了个肥中秋。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月饼仍属特供食品。中秋日，供销社按各单位在册职工人数发月饼票，每人凭月饼票加粮票购买两斤，农村户口没有供应。我的一份拿回我的小家中，一个月饼切成若干片，岳母嘱咐先送一片给隔壁那七八十岁的李婆婆。可我那远在故乡的母亲和乡亲仍然没有吃到月饼……
而今，月饼一年比一年丰富，我却永远忘不了那“月饼变烧饼”的岁月！

“好好地工作”——父母的宝贵遗产
高致贤
父亲去世四十八个春秋，母亲去世也有二十五载，我没有很好地写过一篇悼念文章，真感愧疚！
父亲农余行医，母亲务农，均为农家传统式的良父慈母，一生行善，善始善终。父亲是一方名医，母亲是当地著名的行善人。父母值得写的内容许许多多，奈我无能尽述。花园中选花花难舍，我只能忍痛割爱择其一：二老留给我的宝贵遗产。
父亲行医，解放后在乡中医诊所工作。去世前一周，他收起行李请假回家，操持起自己的后事。当时我们弟兄五人，只有我三哥在家。父亲回家的第七天中午，他便告诉我三哥说：“我的大限已到了，今晚上你别睡着了。”我三哥看他精神爽爽，以为他在说笑话，但又见他一脸严肃。便说，那么，我去请人通知他们（指我们在外工作的四个兄弟）回来。可父亲坚决不同意地说：“不要耽搁他们，叫他们好好工作！”当晚，父亲果真溘然辞世了，那是1959年，享年66岁。我们都是第二天才接到通知的。
母亲病危时，四个哥哥正好都在家，看到母亲病情严重，就当着母亲面说要通知我回家。母亲听后，仍是父亲临宗前的那句遗言：“不要耽搁他，叫他好好工作！”幸亏幺哥背着母亲给我打了电话。我从县里赶到家时，母亲已不能说话了，但她慈爱的目光中仍然透出“你要好好工作啊”的最后希望。那是1982年，享年83岁。她要求我们的，完全和父亲要求的一样。
从小到大，父母对我们兄弟姊妹均爱如掌上明珠。父母均出生于十分讲究有子送终的封建帝王时代，但他们临宗遗嘱都不要通知我们，且指明不让通知就是要让我们好好工作！他们出生于清末：父亲出生了甲午中日战争那年。母亲又出生于庚子赔款那载。战乱年代出生的他们，苦难不言而喻；又经民国时期的艰难困苦，更知世态炎凉。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身解放，他们感到极大幸福，深知这幸福来之不易。农家孩子能参加工作领工资、吃“皇粮”乃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故他们把政府安排的工作看得比生命重要，宁愿不要儿子送终，也要让我们好好工作。这对二老是多么不容易啊！
父母在世时，我回家探望他们，见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工作怎么样？要好好工作噢！”他们把工作看得十分珍贵。常教我们一副楹联是“忠孝传家；耕读为本。”联语不乏封建意味，但他们却要我们坚决“照此执行”。结果也并无多少不妥。父母在世时，常向单位或友人打访我们的情况，就是问我们工作得好不好？不好好工作就是不听父母的话，就是不忠不孝。我们也只有好好工作来表忠表孝了。父母亲没有什么高深理论，对子女要求也只那么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好好工作！”可有这句话就足够我们用一平生了。
“好好工作”已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我年过花甲，县委决定不让我退休，我仍坚决执行县委决议，默默地继续工作。退休之后，仍在为行政、教育、文化等单位写材料，编册子。旅居深圳后，我虽已年至古稀，还不时参与深圳老年义工队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以身作则，要求我的子孙后代也要如此。这便是父母亲留给我的宝贵遗产的价值所在！

爱书者说
高致贤
我虽不敢说自己嗜书如命，但读书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了，买书已成了我的嗜好。
以前，妻子支持我买书，起码是不反对我买书。而今退休了，我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可又没有公书可读，买书就更加迫切和必须了。然而，妻子对我买书又提出了异议：退都退休了，还买书干什么？以前买的那些书还不够你读吗？潜台词当然是老都老了还读书干啥？不要再花“冤枉钱”了！以前买书是工作需要，不工作了还买什么书？显然，妻把我之读书与孩子们的入学混为一谈了。说白了，以前买书读就是为了我的工作进步，好为一个人，她有面子。她知道，断断续续入了七年半学的我，之所以能晋升记者，当作家，事业有成，受人器重，就靠自学来填补知识的空缺，弥补学业的先天不足。自学需要书，基层单位又没有图书室，书从哪里来？只有自己买。结婚前，我的工资除维持自己的温饱外，几乎全用于购书，好在那时结婚不兴制家具、买铺盖，两人的现成行李打拢就成。婚后添人进口，经济拮据，但买书开支年年皆有，不过是比例削减而已。究竟买了多少书？我也不清楚。文革前买的上百本，十年浩劫中丢失一光，只是领了不少“红宝书”。改革开放以来，自购的名著、工具书，有关编辑部赠的样书、刊物，文友赠的纪念书，作协发给其他会员出版的书，单位发的各种“教科书”等等，等等。除无处存放卖掉、送出一批又一批外，现存还有两橱三箱上千册。若要把它们再读一遍，确需不少时日，但我又不喜欢总是吃已经嚼过的馍、炒过的饭，老想吃新鲜。可而今的书价太高，家庭收入有限，刚退休时，我和妻子的退休金加起来才700多元，还要负担老小，主管家庭财政的妻是春江中鸭，更知钱少的困难了！
今天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是多子女家庭，为买我和孩子们的精神食粮，物质生活也就顾不上多少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住的还是50年代的“干打垒”，用的是50年代的单人双层床等旧家具，后来才制了两个简易书橱。一台小黑白电视机修了几次，直到声影俱无，1998年夏天才由女儿孝敬了一台彩电。不是不想用好的，实是无钱添置。若将改革开放划为新时期的话，我的住房、家具和不少衣物都可以视为“旧时期”的文物了，可书藉却是在不断添新的。而退休后，妻说要存点钱去旅游一次，孩子们也这样主张。结婚几十年，我尚未携妻外出旅游过，是该偿还一点欠债了！故尔，妻的异议我无颜反驳。
妻不同意买书的另一个原因是继承问题。这不是乱说不吉利的话，人一出生就步步走向死亡，既已退休，离马克思也就不远了！死是人生之必然，任何人也逃不掉的。人死后的财产就需有人继承。而今商品社会，物欲横流，一般人谁还愿继承那一堆“破书”？前面说过，我们属于多子女家庭，也算个书香门第，继承图书怎么会成了问题？看官有所不知，人各有志，爱好不同，我除一女夭折外，现有三女二子，三女中两学士一硕士，一子管理图书一子打工，看来书籍应成为他们继承的抢手货，殊不知学士、硕士攻的均为理科，文学只是业余爱好，自有攻研课题，无暇顾及文艺。我对他们也不苛求。管图书的不读书，打工的无暇读书。什么东西都是：喜爱的视为瑰宝，不爱的看成粪草。几千册图书，用不着者还认为太占地方，妻的意见不无一定道理，远虑近忧，同时向我袭来。然而，不买书对我又产生一个矛盾：工作时读书时间较少，且有公读的报刊图书，自己少买或不买都不会感到缺乏读物。退休后我身体尚好，耳聪目明，思维清晰，既不愿陷入灯红酒绿中浪费时光，又不会经商务工赚大钱，想种庄稼无耕地，每天仍然有规律地生活着，晨炼之后就专事读书与写作。家务活有老妻承担，我的时间倍加充裕，享受着“专业读者”和“专业作家”的待遇，这就需要补充更多的书籍。自己不买书，书从哪里来？县图书馆适用于我的书，我几乎全有了，甚而那里没有的我都有了，还借什么？我有专业读者的资格，惜无供我所读之书。我有专业作家的时间，奈乏专业作家的才能，尚需自我充电。两个“专业”均需要读书，无书读我就会全身搔痒。我退休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那是精神产品的主要园地之一，怎奈单位很穷，报刊订不起，电话费欠了一大把，我是过来人，怎忍心要求继任为我订报刊？所以，只能自订自买，藉以解决我的求知饥渴。我看书又非尽为消遣，还得从中汲取再生产的营养，写点东西来回报社会，手脑并用也可预防老年痴呆症。藏书不少，我已看过，想买新书，“财政部长”又不纳入开支计划，虽然温故而知新，但老看旧书又不能满足写作需求。追加买书计划？“部长”不耐烦了：写作写作，写鬼！写作已经不光荣了，你那一大箱子奖状能当饭吃！
但我无奈。我爱书，也爱写作。这是我一生的不幸，也是我一生的大幸！

大方八堡小绿舟
高致贤
人称“小绿舟”的八堡，位于大方城北40来公里的青龙山区，居乐——二铺公路穿越其间。它是穿连四川、贵州、云南三省银线上的一颗明珠。两条南北走向的青龙山脉，一东一西并列而行，将八堡小乡场抱于怀内。站在北边的孙家寨梁子上远观，处于田坝中央的八堡乡场浑如一艘小船。夏日田中秧苗青青，绿舟仿佛在随着风翻秧叶的碧波荡漾，掀起阵阵涟漪。此时伫立“船”间，似觉船随风动，人随船移，舟随人意。若至金秋，船儿挂上金帆，满载沉甸甸的稻穗，停泊于金色的海洋之中。
每年五月端阳这一天，绿舟挂上彩帆，缓缓荡于花海，八堡动起来了！这一天，来自贵州、云南、四川三省各地的成千上万的苗家男女，穿上节日的盛装，宛若大理三月的彩色蝴蝶群，从四面八方翩翩飞向花场，汇成花海，展开跳花坡的苗家传统文化节。
“跳花”开始了：芦笙悠悠传甜情，口弦叮叮达蜜意，舞姿款款表恋心。画眉鸟为之伴奏，赛风驹掀动恋海情潮，多姿多彩的六寨苗家传统的群文活动，在这小绿舟中正式展开了。苗族青年小伙子在花场中竞显笙技，姑娘们双目炯炯挑选意中人。跳花坡是苗家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公开场所，也是已婚男子展示才艺们场合，还是老人们寻亲会友的地方，那是一个苗家欢乐的节日……
苗族风情十分浓郁的八堡乡，是一个美丽而光荣的地方。八堡苗家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据大方党史资料记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转战贵州之时，部队途经八堡，八堡苗家以最好的杂酒款待太平军，并派出自己的子弟参加太平军。石达开看到苗家特有的咂酒，深受感动，怀着对苗家的深情厚谊，即兴吟出“千颗明珠一瓮收，王侯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的历史诗篇。
1916年初，袁世凯复辟称帝，六寨苗家子弟奔赴云南，踊跃参加蔡锷司令的讨袁护国军。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在罗炳辉、郭天民、王首道、黄火青等率领下，长征到八堡，受到八堡苗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红军发给苗家枪支弹药，帮助苗家建起八堡“苗民自卫军”和“苗民自救会”，苗家优秀儿子又参加了红军。
1936年，红二、六军团长征来到大方，进驻毕节之后，时任红六军团政委的王震接见了李德洪、王义佳等八堡苗族派去汇报工作的9位代表，宴请他们，专门请照相师为他们与王震同志合影留念。王震同志帮助他们建立起“八堡苗族独立团”，并亲自授旗和发给他们武器弹药。两年内红军帮助八堡苗家建立起三支革命武装力量，为八堡写下了光辉的革命历史篇章。
改革开放后，八堡苗乡的英雄儿女们又为这小小的绿舟挂起了风帆！

碑

高致贤

我来到四周无人的旷野，眼前大雾茫茫，能见度不过50来米，眼下阡陌纵横，没有一条明显的，哪一条通往幸福乡？
我深感处于彷徨迷惘之中，谁来指点迷津？极目四望，右前方隐隐冒出一个碑帽，我赶忙朝它奔去。我知道幸福乡在此去的东方，一般墓碑上均刻有指示方向的碑文。我懂得“A山B向”便是该墓的方向。A为墓尾，B是坟头。再对应东西南北的“干支”便可确定它的方向。如“甲山庚向”便是坐东向西等。这碑便可作为方向指示标。
向着东方走去，大雾越来越浓，方向找到了，但道路并非纸上作图，安上座标就画直线。山区之路，爬高下低，蜿蜒复回，转弯抹角，身边没有指南针，一会儿就把方向转糊涂了，又回到原来走过的路上，使我四顾茫然……
不是老天开眼，邂逅村民善行，当我正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定之时，猛然看到一块指路碑。碑虽不大，刚立不久，字很清晰：“东走和平通幸福，西过桃源达三江，南过掉官岩去落马坑，北经和尚坡抵朱家寨。”字虽缺少书法艺术，但还工概好认；刻工也欠精当，但却比“醉翁亭记”解我燃眉之急，比看王羲之的书法管用。尽管这指路碑上还有一些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语言，客观上却真正起到了为民指路的作用。似荒唐又不荒唐，自然界中的迷雾攻破了！
然而，思想上的迷雾又使我彷徨起来，谁来指点迷津？此时，面对茫茫迷雾，我突然想起天安门外的烈士纪念碑，想到了岳飞、彭德怀等我心中的丰碑！

北戴河看“日”出
高致贤
1985年出席全国北戴河杂文研讨会，我首次得以身临大海。适逢孟秋阴历七月初八，一个正值退潮的观海大好时机，会议安排与会者观看海上日出。
凌晨4点过钟，经过一夜兴奋而又企盼的我们，乘着朗朗月色，从海滨宾馆出发，经鸽子窝去某空军招待所驻地，各自选择有利地形，竞相抢占最佳观日点，静候海中崩出的那个大火球！
从贵州高原来到北海之滨，我的心情格外激动，目不转睛地盯住东边的海面，幻想着海上日出的美景，眼前仿佛已经看到一轮红日从大海中轰然跃起，光芒四射！然而，天公不作美，看着看着，快到日出之时，茫茫海雾抢先升腾，笼罩着海面，罩凉了我们的心。从全国各地汇聚于这里的“杂”友们，谁不准备写篇观日出的感受？
我们是季夏月底抵北戴河的，七月初一看涨潮，一个个浪头打来，惊天动地、摄魂夺魄！谁料到了初八这一天，虽然海风依旧，然而海浪不惊，海潮大落。平时羞藏着的部分海底，现已赤裸裸地展现于游人眼前，正值下海的大好时机，对我们这些山里人来说，真是千载难逢。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下海；下到涨潮时深深地珍藏的诲底，捡海花菜，扳小海螺，捉被海水抛弃的小鱼小虾……其乐无穷，也算满足了我的一种欲望，不枉观海走一遭，可最满意的，还是让我再看“日”出。
雾散后的太阳更加暖和，更为明亮。顶着这轮红日，我们返游至鸽子窝（地名）。这里是个观海的最佳点。丘顶绿草如茵，茵茵草坪中矗立着一方石碑，碑上镌刻着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并记述着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这里吟诵成此词的史实。
猛抬头，秦皇岛尽收眼底，此时的“白浪”虽未“滔天”，却有“一片汪洋”涨起我心中的狂潮。秦皇岛外艘艘万吨巨轮，仿佛一只只小小的“打鱼船”，这不禁使我感到词作者的高瞻远瞩、胸怀宽广。“嗨，这不正是我心中的海上日出吗！”我不禁一声惊喜，马上赢得身边文友们的赞和。并非文人联想丰富，国人到此，恐怕都会产生这种感情。
“不虚此行，不虚此行！”代表们将纪念碑文与眼前海景联在一起，异口同声称道。此时此刻，我们的心中正跃出一轮鲜红的太阳。
毛泽东作《浪淘沙.北戴河》迄今半世纪过去，他领导人民建立的新中国早已“换了人间”。
我参加北戴河杂文研讨会迄今已有22个春秋了，鸽子窝看“海上红日”的情景仿佛昨日，似觉弹指一挥间，那轮“红日”仍然深深地映在我的心窝儿里！

北望青龙山
高致贤
登临云龙山巅，我必翘首北望，遥望那条隐约蜿蜒的青龙山脉。
青龙山，故乡的山，伴我儿时漫游之“龙”，逶迤北来，蜿蜒南往，头在云南，尾在四川。满身青松覆盖，四季莽莽苍苍，故曰：“青龙”。我在青龙山间呱呱坠地，偎依龙身玩玩耍耍。儿童→少年→青年，方知龙背上那道狭窄的山门，早已被山王庙里的“山王”锁住，我也不知是怎么钻出山王庙前的那道“铁门槛”的。
晨辉暮霭，雨雾晴阴，“青龙”变幻多姿多彩，每看龙身，便会把我引向童年的回忆：
那时，我缺营养，长得瘦精精的。青龙山土地肥沃，龙身披着茂密的青松，青松不作材用，使龙身长得胖都都的。
孩提时，我常放牧山野，躺于龙身上，听青松之轻歌，看绿柳之曼舞，观碧云之悠游，青山牧着我的牛马，碧空牧着我的灵魂：宁静致远……
不料一场“大跃进”，青龙随“钢铁元帅升帐”而“跃进”了天庭，大力为其“减肥”，使之渐渐变瘦，人却因之变“肥”（脬肿）了。好在龙身富了涵养，树根扎实悠长，砍了长，长了又砍，砍了再长……罪斧砍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旦漫步国保文物——奢香陵园，仰观云龙山之雄伟，联想青龙山之磅礴，二“龙”在我心中升腾，令我顿觉世之奇伟者，莫过于山，山之秀丽，山之雄奇，山之婉约，山之豪放……山之胸怀如海，山之气度齐天，百川远离而不恼，万树遭伐方显怒。怒而不忘天职，苦涵雨雪冰霜于身，以心热化作清泉滋养脚下之大地，勤孕晨露甘霖，呵护着身边之幼苗，期冀着新松早成栋梁之材。
青龙山啊，你不正是山民的化身吗？
生我养我的那个“山国”哟，住着我的父老乡亲。亲人们哟，曾久久愚念那块封闭的“国土”。任尔千磨万劫，从来不怨不怒，不动不挪，苦苦地繁衍着一代又一代。我已跨出那道龙背山门50余载，而今回首北望，山门早已洞开。
站在云龙山巅，我隐隐听到一种声响，是松涛轻歌，还是云龙浅唱？听到了，听清了：“青龙啊，莫久卧，快腾飞！”云龙在呼唤。
“哦，听到了，腾飞，一起腾飞！”青龙在回应。
一条公路透过山王庙前，公路上，剩余的劳力，先进的科技，打工的资金，开放的思想，竞相撵着汽车，从山门中出出进进。
青龙已在蠕动，青龙正在腾挪。早已立志远游的云龙啊，而今又有了青龙为伍……
伫立于云龙山巅，我感到了，分明感到了，我的脚下在震动！

注：云龙山一峰在大方城郊，青龙山脉横贯大方县境。

（散文）编 蓑 衣
高致贤
你见过蓑衣吗？它有雨衣之功能。蓑衣有棕片缝的和蓑草编织的两种，草编的较为普遍，也系正宗。它由专门的蓑草织成。蓑草有两种，生在溪边河畔的三棱草，叶短而粗；另一种长在山野旱地的蓑衣草，叶绿细长且韧。夏天草茂之时，将蓑草采撷露晒干后供编织蓑衣。
编蓑衣有如今日之织毛衣，先结领而后提纲。即将几片蓑草的上半部拧成绳，下半留草叶，将绳部先结成衣领，结领中用两绳交叉打结，留成半棱形空眼，又在下角接上一绺蓑草继续往下织。草绳为纲，网成棱形衬里，草叶纷披覆外。纲为绳体棱形，一旦编成，提纲挈领，纲举目张。蓑衣外披，便是织草为衣了！
另一种叫棕蓑衣。它是用棕片缝成，棕片不透水也不透风，可当衣穿。它不但可以遮风避雨，也可遮羞掩丑。旧社会里，极贫人家，十八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也只好用蓑衣来掩丑避体、遮风挡雨了。有衣穿的人就用它做雨具。蓑衣便是旧社会人们普遍用的雨衣，干活、行路都离不开它。狩猎时它便是最好的“护身服”。
所谓护身，并非刀枪不入，而是防止兽害。民间有“头猪二熊三老虎”之说，说的是野猪一旦受了枪伤，便会疯狂地追咬猎人，对人伤害之劲，胜于熊更猛于虎！若看见猎人上树，它能把胸围30多公分的青杠树咬断，劫下树上之人。而蓑衣却可防野猪追咬。即蓑衣披外，野猪追来，你将蓑衣一甩，野猪便去咬蓑衣，人可乘机逃脱。万一脱不及了，野猪也只能剐下蓑衣当人咬，人也可乘机逃脱。
蓑衣这东西，不知始于何时，我不知道。只记得唐诗中就有“孤舟蓑笠翁”之句。那之前就有了披蓑衣戴斗笠之钓翁，迄今至少也有一千多年了。或许蓑衣就是人类穿树叶、兽皮的继续。
而今，蓑衣这东西已不太时兴了，城市里人早已无用，在农村也多被塑料雨具取而代之。幸我故乡还有一袭尚存，也快成为民族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了。蓑衣便是今日雨衣的老祖宗。
结草为衣的生活已成过去，但它毕竟是一段历史。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也不应该忘记！

伯乐的烦恼
高致贤
伯乐相马有术，引起养马界的极大关注。有位姓王的马老板觉得他的马店里缺匹宝驹，便请伯乐到他的辖区去挑选。
伯乐跋山涉水，走村串寨，去到一个僻静的小山村外，忽闻村内传来宝马嘶鸣。循声觅去，旦见一古老粉坊。坊内连连传出撕肝裂胆的辕磨摩擦声，时而夹杂着马主人的责骂和鞭笞之声。伯乐走进粉坊，果见一匹宝马，正被主人用黑布蒙住双眼，用皮鞭抽着它拉笨重的石磨，催它沿着磨盘环行。伯乐疾首痛心，但也欣慰。便出示函件，说明意图，细看了马，觉得实在是一匹难得的宝驹，可惜肩颊、脊背早已被打起“鞭花”，伤痕累累。不过，马龄尚轻，正好培养，稍加饲料，便能出力。于是，提出索马要求。管马人听说要调用他磨面之马，便赌气道：“既然老板要调走我的马，就干脆把我的粉坊也拆了……”伯乐说：“这是一匹千里马，用来拉磨是浪费。把它换个适当的用场，可以将你这笨重的石磨换成轻快的打粉机，何乐不为？”还向他讲了许多小局服从大局，局部服从全局的道理，但也无济于事。伯乐只好悻悻回程。
伯乐回店，等了许久，方轮到他向马老板汇报。他详叙前情，备述己见。马老板总是靠在太师椅上，翘脚眯眼，喝茶抽烟。伯乐汇报完毕，求其表态。老板慢悠悠地站起来，再慢悠悠地伸了个懒腰，长长地打了个哈欠，沉默了很久，又坐下去，而后慢条斯理地说：“既然下边不同意，那就算了嘛，莫要因为一匹马弄僵了关系，……另外选吧！”
伯乐再次跋山涉水，去到辽阔的草原，适逢那里赛马，真是天赐良机，他便于赛马群中相中了一匹称心如意的宝马，名曰：青龙驹。牧马人一听上面看中了他的宝马，欣喜若狂，非常乐意地说：“雄鹰爱长空，骏马盼疆场，只要有块好天地让它自由驰骋，也就不枉我养它几年了！”伯乐万分高兴，牵马回店报喜，讲了青龙驹的许多优点。老板看也不看一眼便说：“我早就听说过了，烈马一匹，有何用场！快退回去！”伯乐恳求再三，请老板试用一段时间看看。老板大声呵斥道：“是尔当家？还是我作主！”伯乐无奈，怏怏退出。
一天，老板又召见伯乐，盛情款待，耐心开导：“伯乐仁兄，人言小金州张家有匹花宝驹，能否助我前去瞧瞧？……”随即派一贴身随从作为向导，直奔张家。主人牵出老板讲的那匹花马儿，哪里像马？简直似条瘦母狗！伯乐一看，大为吃惊，心想：这是什么宝驹？简直像只花母狗嘛！这不是在戏谑我老伯吗？但他又唯恐自己的眼力衰退，辨认有误，不好向老板交差。于是强压胸中怒火，平心静气下来，重新仔细观察，反复相之，的确不是宝马，便出门告辞。
此时，老板派跟他的随从开口了：“牵走吧，没有错！”伯乐不言，暗自想道：“我若选这种驽马进店，岂不笑煞人耶？”坚决反对。是时，随从亮出底牌：“这是老板家亲戚养的，你不牵我牵！”伯乐坚持不要，随从硬性牵走。
随从返回马店，老板远道欢迎；一见那匹瘦如母狗的小花马，便欣喜若狂，连声称道：“宝马宝马！伯乐兄相宝马真是名不虚传！为我相中这种上等宝驹，日后定当重重酬谢！”
伯乐闻之，长叹一声：“唉——！”

不平则鸣谈何易
——通讯员的苦恼
高致贤
时间过去很久了，有件事我久久不能忘怀。我曾是一位通讯员，在舆论监督方面用心较多，批评和打抱不平的稿子因为写到点子上，效果较好。也因此，恶人坏人恨我，但却深得善良人们信任。我亦“胆大包天”，鸣了许多不平，我的办公室和家中常有来访者，被人戏称为县委“第二信访办”。我并不以此自豪。作为一介书生，我反而在接待之后深感不安。良心驱使，责任鞭策，我能坐视不管？
一天清晨，我正要去上班，两个陌生妇女突然闯进我家，倏然双双跪到我面前，声声望我申冤，弄得我全家莫名其妙，惊诧不已。我赶快把她们扶起来。原来是昨天深夜有人抱着炸药包来炸她家房子，房子没有炸垮，炸房人反而被当场炸死，公安尚未出现场，死者家属却来她家“遭人命”了。炸房之事凌晨已有人告诉我了，正拟上班时去看看。谁料事件又有新变化。我马上到办公室给公安局打电话说，我要到现场采访。对方表示：他们立即派人去处理，再告诉我处理结果。强行让死者家属搬走尸体。现实促使我尽心尽力，以来信、评论、杂谈等多种方式实施舆论监督，被当地一些人，包括相当一级的领导人称赞。对此，开始我还沾沾自喜，后来我就渐渐感到毛骨悚然。因打抱不平愈多，私访我者就越众，我几乎“招架”不住了，但仍认真听取每个来访者的诉说，不使他们失望。有一次接待中，来访者给我上了一课，他使我从中体会到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刻意义了！
一天夜里某单位的6人集体到我家中找我，还带来4个不能同来者的书面意见，等于全体员工集体来访，“状告”他们的前任领导。因会计、出纳、组长都参加，反映之事，凿凿有凭，令我听得义愤填膺，拟为他们写封读者来信，实施舆论监督。凭经验，我断定那事写出去必然会引上级有关单位重视，就让他们作好迎接上级调查的准备，到时候拿出证据来，定能解决问题。这一说，不但没有鼓起他们的勇气，反而使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他们说，那人是一方恶霸，他的问题只敢向我讲，讲的都是真事，想让我为他们直接出面解决问题，但不敢向上面来的人当面作证。原因是“被告”的儿子继承父位，又是他们的现任领导人。他们早就反映过，但上面来人调查时，总是先找单位领导联系。这样，不但问题解决不了，举报人还会受到更大的打击报复，还怕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信中。这真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倘若我不先问他们（问是想给他们打气），贸然写了出去，上级一来调查，反映人不敢证实，我不就成了“诬告”？我向他们讲了需要查证的道理，并一再鼓励他们不要怕，只要证据确凿，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可他们反而“请求”我不要写这“读者来信”了。
听了他们流泪的控诉，加之平时耳闻，对恶人坏事岂能善罢甘休？于是，我对事不点名，将单位所在地化为某县，人物均作化名，写成时事杂谈投给京都一家大报，报纸按笔名发表此文，只在笔名前署了作者所在的县名，那被反映人主动对号入座不惜花费千金公款，千里迢迢到北京去找那家报纸调查作者真名，大有对作者“兴师问罪”之势。但因我在稿子上对当事者和反映人的具体材料作了具体说明，还附有我的接待记录和接待后的私访证据，加之我从未写过虚假报道，报社编辑成竹在胸，大胆负责。并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来者提起质问，使之不攻自破，非但不敢追究作者，反而自找楼梯自下台，回单位后也不敢再猖獗了。虽是用笔名，他也知道是我写的，表面不敢公开报复我，但却稿了许多“地下斗争”，给我施加压力。那些向我反映问题的同志只顾自已害怕，却不为我分忧，只是暗中庆幸他们反映的那个人总算惹到我这个“硬子手”了。这仿佛是在称赞我，但却使我更悲哀。他们只庆幸我为他们出了一口气，让他们不担风险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其中一个受压问题，其它问题并未解决。我想，倘若对簿公堂，他们不敢出庭作证，我不就败诉了？然而，那人做贼心虚，尽管表面逞强，终因有“病”在身，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一方恶霸终被扫了威风，又为我引来不少访者。
好人为何怕坏人，善人为何怕恶人？这其中除了坏人恶人蛮横无理、腐败无能的姑息养奸外，好人善人不敢坚持斗争是个关键问题。好人不敢斗争，坏人焉不疯狂？我从这件“小事”中获得另一种“教训”，写批评稿件，必须掌握充分的书面、录音、照片之类有说服力的旁证材料。否则，一旦败诉，个人安危不要紧，最可怕的是助长了歪风邪气，使正气受压，邪气上升。
此外，还应讲究点写作技巧。我很佩服《工人日报》的《读者来信》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编辑们。他们有勇有谋，舆论监督效果很好，深得受众欢迎，故每当有业余通讯员如何写批评稿时，我只能原则地回答：仗义执言，不怕牺牲，讲究策略。这“策略”，除了掌握证据，表述准确之外，不也包含着一个“怕”字吗？于是，我理解那些见义不勇为的群众，更希望这种“理解”早日“死亡”，让好人们敢于理直气壮地揭批坏人，善人不要总是怕恶人了。可是，坏人不会立地成佛，舆论监督一刻也不能放松。

“为民作主”的咏叹

高致贤

一位伟人说过：“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这句话早已广为传颂。而今有位小官也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烧酒。”且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原来贵州某县政府批准县水电局将农民的小水电站“全部收归国有。”该县乡镇企业局局长曾定洲认为这不合法，上书县府未被采纳，他又帮助农民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仍未能解决问题，反而惹得上司反感。他深感个人无力阻止政府的违法侵权行为，又不忍心看到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便于50岁提出“退休申请”，组织上第4天就将他的申请批了下来，让他“卖烧酒”去了。他无悔有冤，继续帮助农民维权。而今（1995年）农民获得胜诉，法院——这个严格执法的法院，判决县政府归还农民的财产——小水电站。可曾定洲的这段遭遇却无人提起。当我从报上读到曾定洲的相关报道后，不禁感慨万千。
诚然，曾定洲只是一位小科级干部，一个不到“品”位的“官”，但他的思想品德却是高尚的，比起那些当官不为民作主的“大公仆”来，精神真有天渊之别；与那些反而残害“为民作主的官”的“官儿”相比，那就有质的区别了！我赞美：凡是具有曾定洲那样道德情操的人，堪称中国之脊梁，万分令人钦佩，不禁感到欣慰；同时，又觉得其事件中饱含悲哀，不希望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发生。不过，“卖红薯”和“卖烧酒”都是从悲哀中闪烁出来的闪光点，我向他们深深地鞠上一躬！热热地道一声“同志”！

“有文穷不久，无文富不长！”
高致贤
文化能扶贫吗？某镇一农民说：“有文穷不久，无文富不长！”这便是他们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某村一姓谢的青年农民无钱经商办企业，便以他的高中文凭做“知本”，参与乡办的农技培训班，从图书馆借阅科技书籍，订阅科技报刊，在两亩地上集约经营，套种轮作，一年三熟。种药材，造果林，积蓄资本再办厂、经商，一步一步富起来，稳扎稳打再发展，终成全村的首富。他又遵纪守法，讲文明道德，深受干群称赞。邻村吴某，一开放便经商，抓住好机遇，一年成了万元户，是该村最先富起来的一家。钱赚得极陡，享乐思想膨胀，但又没有文化，不懂文明消遣，便泡赌场，玩女人，吸白粉，家产很快倾尽，老婆带着子女出走，自己被冻饿毒害而死。人们说他：一年发迹，二年辉煌，三年就“光噜噜的去了”，成为该村最早返贫而破败的一家。
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固然不少，但有无文化却是个关键问题。有文化，精神充实，知纪知法，讲文明，懂礼貌，以文脱贫并巩固经济发展。无文化则精神空虚，不知法纪不懂道德，迷恋低级趣味，钱多了反而促其违法犯罪，落得个可悲下场。若干事实证明：真是“有文穷不久，无文富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