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老人 可爱的苍鹭

高致贤

远离故乡好些年了，李可安等老人还好吗？十余年前，我和小熊到大方县白布乡采访，踏上小寨村头，顿时被路坎下的一树“鲜花”和树下的一片“雪景”迷住了，赶快揉揉朦胧的眼睛，伫立看个究竟。原来，那“鲜花”是栖息在树梢上的三百多只苍鹭，雪景是鸟儿拉下的粪便。
面对这异景奇观，细品漫赏，继而蹑足前行，惟恐惊动这锦簇花团！
“呵喔——”一声吆喝，长长的马帮，带着叮冬的铜铃，夹在欢快的人群之中，沿着一条名曰“千岁衢”的驿道逶迤而来，从“花”树旁的石阶路上经过，苍鹭若无其事，自然鸣戏于树梢，真是人过“花”还在，铃响鸟不惊。我们匆匆走到树下观察。苍鹭栖息在一棵黄麻柳树上，树胸围有两人合抱粗，鳞干虬枝，高二三十米。树西的高石坎上有一幢茅屋，屋顶与树梢等高。站在屋前，正好平视苍鹭，院坝就是最好的观“花”台。
我们拾级而上，来到茅屋院坝中。院中站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一双警惕的眼睛将我盯住，目光显得十分威严，冷冷地不言不语。为打破僵局，我恭恭敬敬地递过一支香烟，说：“老人家，我们想借您这里看一下苍鹭。”
“看那老青装（苍鹭）吗？”老人问：“你们打它不打？”我连忙说：“不打不打，那是珍贵动物，任何人都不能打，我们只是来看看，想写篇新闻报道……”老人的脸上立即绽开了笑容，热情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快请坐。有些干部爱来打鸟，我以为你们也是来打鸟的，差点错怪了好人。你们先喝杯茶，我让你们看个饱，坐会儿我会叫它们飞起给你们看。”
我们一边喝着老人送来的香茶一边说，这群苍鹭很好看，准备写篇文章好好宣传宣传。老人听了十分高兴，马上打开了“话匣子”。
老人叫李可安，当时已78岁，是李姓族长。那棵黄麻柳树已有两三百年了！长在李可安老人的自留地里，也就成了他的自留树。老人保住这群鸟，首先是保住了这棵树。为保这株树、这群鸟，他可费了不少心思啊！
1958年的一天，为保驾“钢铁元帅升帐”，一个干部带着人来砍树。老人苦苦哀求，换来的只是一顿呵斥。老人只好泪眼看人动刀。适逢狂风大作，暴雨倾至，枯枝落下，正好打在砍树者的头上。老人趁机说：“那是‘神树’，乱砍不得！”砍树者便慌慌张张逃走了。世上本无什么神树。老人无法制止乱砍，只好这样说，竟然奏了效，使这株大树过了砍伐关。
当年周遭百余里的大树很多，苍鹭散居各地，这株树上只有十几只。后来，其它地方的大树都随着“钢铁元帅升帐”了，习惯了栖息于高树的苍鹭便来到这里群居。“百鸟来朝，是寨里兴旺发达的兆头。”老人常常这样教育村里的人们。
站在可安老人家房前，随便抛颗石子就可打上树梢。有的小孩喜欢甩石子打苍鹭，老人发现了，便要教训他们一番：“这些吉祥鸟，不吃人，不害人，你们打它做哪样？”有时还要把他们的家长找来警告一通。谁若再打一次鸟，他训十次不嫌多。寨里开会，不管什么内容，只要老人到场，他总要趁机讲一通“不要打鸟”的道理。久而久之，爱鸟护鸟，便在小寨蔚然成风。
1967年，当地遭受一次特大冰雹，苍鹭被打死许多只。李可安老泪纵横地掩埋了苍鹭尸体。幸存的苍鹭，备受老人关怀。白天，老人要看鸟儿几次；夜 里，听到苍鹭的惊叫声，便要起床观察，老人与苍鹭的感情越来越深。每到秋末，苍鹭要飞到南方过冬，次年春天回来，只留一对老苍鹭守树。老人怕留守的苍鹭感到孤独，常常站在房前与它们对话。冬天来了，山头冰冻雪封，树梢常有霜花，老人对着苍鹭：“老伙计，冷不冷啊？下来烤烤火吧！”苍鹭仿佛听懂了，回报他“嘎嘎”几声，飞到河中觅食去了。1980年，邻村一小伙用火药枪射伤一只苍鹭的脚，当即被李可安和几个村民发现，他们一边扯来草药为苍鹭包扎伤口，一边把打鸟者扭送公社处理。后来，曾有几个外地回乡探亲的人相约赶来这里打鸟，一进村就遭到李可安老人的训斥。消息传开，附近的人再也不敢来这里打鸟了。
我告诉老人：现在国家已有保护珍稀动物的条令，可以用法律来保护它们了。老人听了，十分高兴，要我给他一份。我说身边没有，他要我写个条，好用来对付那些打鸟的干部。我说：“个人写的不管用，我又不是官？”他说：“你是上头来的，把你刚才讲的这些写给我，我有用处。”经不住老人的软缠硬逼，不，应该是深受老人的精诚所动，翻开采访本的空页，写下：
同志们：爱鸟是人类的美德，亦是义务；打鸟是野蛮的不法行为。李可安老人爱鸟之心、护鸟之行，实为可尊可敬。奉劝诸君，重国家条令、念老人真情，不要打鸟，切切！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忠告。我把纸条给了老人。他让我念给他听后，折好放进放进珍贵的小铜盒里。
我们在小寨中住了两天，目睹白鹭、喜鹊等飞来与苍鹭为邻，画眉、八哥等也飞入小寨自然村，它们都在这里受到相应的保护。清晨、傍晚便听到一场百鸟齐鸣的鸟儿大合唱。大树成了鸟的天堂，小寨便是鸟的乐园。
我们写了篇《人爱鸟，鸟恋林，小寨村，鸟成群》的通讯刊播后，全国多家媒体转载，省电视台及时播映专题，小寨一下提高了知名度，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干部、群众纷纷向我们提供群众爱鸟的新闻线索。我们相继报道了新场乡黄家寨一棵50多米高的“沙糖树”上栖息百余只苍鹭和中箐乡瓦房寨的一松树林中群居两三百只白鹭的奇观。黄家寨护鸟的是80余岁的黄南宣族长，瓦房寨是史二公寨老保护鸟儿。前述三个村寨均处于丘陵地带，离河流较近，附近有良田千顷，茂林修竹，更有行善积德的老人和百年古树。 这
之后，大方县将这三个爱鸟之乡开发为旅游景点，村民因之获得经济实惠，这又促进了人们的爱鸟行为。人鸟和睦的环境竟然像清水涟漪，向周遭扩展着，扩展着……
为写此文，笔者咨询了家乡笔友，得知原来的三个小乡，现已分别合并到高店、八堡和黄泥塘乡（镇）了。李三爷、黄幺爷、史二公三位护鸟老人已经作古了。好在护鸟已有后来人。接力护鸟的仍是当地寨老或族长，很有威望的。苍鹭、白鹭等野生鸟儿仍在当地老人们的关怀下，安全地生活着，繁衍着……
这也可以告慰三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了！

终身种树一老翁
高致贤
“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读着叶剑英元帅的诗句，我便想起一位终身搞绿化，成绩亦斐然的老人。他叫胡索文，贵州省大方县高店乡农民。30年的潜心植树，将箐梁子一带雕琢得胜过一幅美轮美奂的图画。看——
箐梁子，梁子上的箐——几百亩人工新造的杉树林，酷似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彩画。画面是绿色的。绿得清新，绿得可爱，翠绿欲滴，仿佛把空气也染绿了！置身画境之中，令人不禁沉醉于绿色梦里。此画的作者就是胡索文。
胡索文，1928年生，1961年全身心投入植树。
1962年春天，他就着手在箐梁子这叠“稿纸”上创作彩色画卷了。那时，这片枯黄的秃岭缺乏生机。经他30个寒来暑往的潜心描绘，箐梁子终于身被绿“纱”，胡索文头上的青丝也因之换成了白发。他大半辈子只身吃住在山林中，过着乞丐般的生活，但他无怨无悔。他植树造林为何如此痴迷？那还是1961年，农村集体食堂解散，上有父亲、中有妻子、下有女儿的青年汉子胡索文，家中竟连饭甑子也无一个。于是他砍下一株小杉树来做甑子，不料被公社干部五花大绑残酷斗争后交群众管制。因此，他便逃到几百里外的一个边远林区，帮人种树换口饭吃。翊年，他回到家乡，妻子早已被迫出走，农村自留地、责任山已划分完毕。失了家，无耕地，他成了 “黑人”。好在当地有个叫“红头儿冲”的荒山的主人弃农外出了，他便将那片硗瘠山岭开垦来种洋芋、荞子等杂粮为生。
一天他去山上看庄稼，不禁想起他被斗争的原由——一株小杉树。凝思良久，为了发挥自己的种树之长，他便决定在荞地中套种杉树苗，套种成功了，他便一发而不可收……其树大了，其父死了，其女嫁了，剩下孤苦伶仃的他，这还算个家吗？卖树子，出远门。他曾这样想过。可一旦要卖树，他又觉得心如刀绞。不卖了！他离开自己的小茅屋，搬进公社弃置的一个养猪场的破茅屋里。猪场周边有上千亩无人问津的荒山秃岭，正好任他自由种树。从此，他便成了深山里的“专业植树人”。土地承包到户时，别人争着要分好土地，他却只要别人不屑要的荒山，沃土换荒山，生产队里求之不得，于是手指为界，他便有了大片荒山。
进入深山，他便极少走出山林，日夜同树木生活在一起，只看日出日落，不知春夏秋冬，过着“野人式”的日子。
树木长大了，偷树者也多起来了，他白天植树，夜里还要巡逻护林。没有灯，他一脚踏在溜沙山上，骨碌骨碌滚下坡，摔了一跤又一跤，不知摔了多少跤，有次滚到一个煤洞口边，险些掉进煤洞口。他一惊之后受启迪，便去挖煤卖来买电池，老胡有手电护树了！
物换星移十八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绿了箐梁子，唤醒人们的经济头颅，公社干部们喊着“胡员外”的绰号为他总结成绩来了，且将他作为植树标兵层层上汇报。胡索文的名字登上省报、响在省电台；形象上了电视台。箐梁子上车来人往，检查指导、参观学习，胡索文当选为大方县政协常委，评为贵州省劳动模范。县里奖励他500元现金，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第一笔巨款，可就不知这500元钱该怎么花？好心人劝他买点衣服和铺盖，先改变自己那乞丐般的生活现状，但他最后还是决定用来买种子、肥料培育杉苗，继续种树。1984年春，他将已种上杉树的小箐口赠与高店小学的少先队，作为红领巾育林基地，辅导学生植树造林。
这时，他总算从“黑人”变成“红人”了！但这20余年的“野人”生活他是怎样度过来的？在幼林地内套种荞麦、洋芋、玉米等杂粮度日，衣被多亏一位区民政干部直发救济。这段时间里，有人说他是“林产上的员外，吃穿中的乞丐”，因此便有了“胡员外”的绰号。
县劳模颁奖大会安排他发言，主持人说他二十多个寒来暑往，几十万株成材杉树，一年四季都能栽杉的实践经验，“请听他的精彩发言”。可他上台去只说了一句：“我要把我种的杉树全部送给国家！”弄得台上台下的人一时瞠目结舌，转而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他却走下台去了！政府不能随便接收奉献，但县里更加重视扶持他的植树。经县林业局实地测量他的栽杉地面、检查验收成材杉木材总量上报。省里奖励他15，000元，除了社队层层提去的什么“管理费”外，他所得部分，多用于购买珍贵树种和肥料，培育出上百万株优质树苗，无偿提供给周围的农户栽种。后来，有人出400万元现金购买他的杉林，他不卖；外地有单位高薪聘他当植树技术指导，他不干。他仍乐在当地指导农民绿化荒山，还为相邻的箐梁子国有林场种了十几亩示范杉、力劝该场改造了原有松林，收到很好的效果。
1985年，有个中青年妇女嫁给他，我还为之发表了篇《绿线结良缘》的通讯，后来他说这并不良，故几次来到县委办公室请求尽快将他的杉树献给国家。理由是他已60余岁了，体力不行，唯恐杉林遭到破坏，当时已有商人向他高价争购了，他死后杉林可能保不住。他已自感来日不多了，献树心情十分迫切。1990年底，县委答复了他的献树要求。因为我对他有过数十次的采访，与他成为至交，县委领导便指派我代表县委办协助完成他向县林场的“赠林”工作。
次年，他便病故了。他女儿成为县林业局招聘的职工，女承父业，继续坚守箐梁子。而今，老胡赠与的杉林和农户栽种的杉林以及县林场原有的山林连成一大片，加上县林场的松林改造成功，箐梁子一带上千亩的森林成了林海。山风吹来，绿波荡漾，林涛滚滚，自然变为风景区。当年胡索文花大半辈子心力绘制的画图已经打破了他的画边，那赤橙红绿青蓝紫的丰富色彩正向周边浸染而去……。凡到这里来过的人，无不赞颂胡索文的无私奉献。而因他的奉献，这一带的国有林场获利，当地群众受益，生态环境优化，绿化泽荫后人……。生前曾一度被不少人忘却的胡索文，而今赢来有口皆碑。
而今，人们一旦登上箐梁子，便会听到百鸟齐鸣，林涛滚滚，加之护林员悠扬的山歌声，合奏出一曲美妙动人的交响乐，其间仿佛夹杂着胡索文先生那难得的笑声。生命之树长青了！胡索文终身绿化是无价的！
退休后我旅居他乡，未能实现在箐梁子为老胡立一方功德碑的愿望，内心很是不安。但一想到“大方城外林森森”的绿海和那巍然屹立的箐梁子，那不正是记录胡索文绿化祖国的生动文字和绿色丰碑吗？

［生情］生情显在危难时
高致贤
五十年了，多少往事早已忘怀，唯有那一瞬间受“骗”的情景，依然铭刻于心，且似我们大方髹漆工艺的隐花，时间越久越明显。
那是1960年秋天，我在贵州大方县瓢井小学任教。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一头扎进陋室，蒙头欲睡，可怎么睡也睡不着。为什么呢？晚餐尚无着落，越发感到吃了上顿无下顿之悲惨！
前几天召开学区教师会议，我负责报道工作，代食堂卖饭票时，错将10斤的粮票作为1斤退出去，这就得赔上12天的口粮。在当时，没有粮票是买不到饭吃的。十二天啊，人们都吃“低标准”，整天处于饥饿状态的吊命之中，谁还有余粮借人？怎么办啊，怎么办？……
“老师，请您给我们讲一道算术题。”学生班长孟信富把我请到楼下的教室中。学生们似乎显得特别“笨”，一道并非很难的算术题，我反复讲解他们都说还未听懂。十多个学生围着我轮番问个不停……
几个身影从教室外闪进来，带头的是少先队大队长熊启芬。他们不问题目，显得神神秘秘。可因他们一进来，我身边的学生们都说听懂了。全都匆匆离去，且一个个回首看我时都闪过怪怪的目光。
推开寝室门，我傻眼了：一个大纸包摆在我的床头，打开一看，里面竟是50个刺莓粑粑，还有一张纸条：
“老师，请原谅我们吧，我们骗了您……”
原来学生们并非不懂算术题，是怕我不收他们送我的粑粑，设计将我“骗”出寝室。
一个个红色的粑粑，那是用当地的野生果实——刺莓加玉米磨成的。刺莓是一种红荆棘上结的小粒果实，学名叫“救兵粮”，也有称“救饥粮”的，是人们充饥的一种好果实，曾救过一支军队。相传，古时候有个将军带兵打仗，兵败之后，逃难途中没了军粮，饥寒交迫的士兵们，在山野找到这种甜带微涩的红籽粒充饥，救活一支军队，因而得名“救兵粮”。
正值我断炊之时，学生们用它磨成粑粑来救我，我该叫它“救命粮”。我的泪水猛然如断了线的珠子。后来得知，因我连日沮丧着的面容引起学生们的注意。他们知道我被食堂扣了12天的饭票后，便由六年级班的班委会和少先队中队委组织本班学生课余上山打刺莓，到生产队收过包谷的地里去捡社员漏收的玉米棒儿，剥玉米粒与刺莓混磨成粑粑供我渡过难关。
岁月悠悠，物换星移，四十八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先队员们已经手牵孙子游乐了。我已由乡进城，由城退休，并旅居经济发达的深圳市，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时期以来，我曾吃过几千元一桌的筵席。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任何高级的食品都没有学生们送我的“救命粮”珍贵，那其中的滋味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只能将它留在我的内心深处慢慢品尝。
人说“师情难忘”，我说“生情也难忘”啊！

梦想成真忆恩师
高致贤
每当我的文稿变为铅字、电波、上网之时，抑或收到稿费，尤其是晋升记者和加入省作家协会之时，无不强烈地思念起我的语文老师舒家骅。
儿时读书，曾幻想过当记者，当作家。但对于一个农家孩子来说，这无异于异想天开、白日做梦。而后竟成了现实。这当然首先要感谢党和政府给予我读书的条件，也不忘相关方面的诸多关怀，可我记忆中最具体、最深刻的却是舒家骅老师。是他引我迈开走向文学殿堂的第一步。
那是1961年秋，我回到母校：毕节师范学校进修。又是初师时曾上过我们的语文课的舒家骅老师来上我们中一的语文课。寒假开始，他布置我们每人写篇假期见闻。回到学校，首次作文课上，我就如记录下家乡一次打脑膜炎的预防针的活动。作文交上去了，我总觉写得干巴巴的，因而惴惴不安，唯恐让老师失望，课余还故意避开他。
谁知老师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花了两节作文课的时间来讲评我的那篇作文：什么主题鲜明突出啦，语言生动朴实啦，谋篇布局合理啦，等等。用理论结合我那篇作文一讲，给我的印象就无比深刻，作文知识增加了不少。许多写该文时没有认识到的东西，经老师破解，我才恍然大悟，终于懂得了一个道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容易获得成功。
之后，舒老师将我的那篇作文推荐给校刊发表，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和写作积极性。课余我就悄悄试写，写后请舒老师指点。他未任我们中二的语文课了，但学生成立课余写作组后，他辅普遍辅导之后，又给我“吃小灶”，具体指导我修改作文。我稍有点进步，他就表扬、鼓励。使我的写作兴趣越来越浓，并大胆试笔投稿了。
舒老师读大学时就被划为“右派”，1957出毕业分到毕师上初师语文，对学生很关心，这又成了他“拉扰学生”的“罪状”。1961年我回母校进修，他又摘帽回校上课，我又得到他的关怀。自1966年他再次被打成“翻天右派”后，就一直没有和舒老师见过面了。后来得知他从毕节师专调回他的故乡云南大理州下关师专任教。我试着给他写封信，他已退休，由下关师专转给他，竟然收到老师的回信，仍然十分关心我的写作。
写此拙文，遥寄思师之情。作为“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他教过的学生太多了，一生授课时数许许多多，未必会想到那节作文评讲课对我的一生起了这样大的作用。但我，作为一个受益匪浅的学生，是永远也不会忘记老师恩情的，这当然包括所有给我以教益的老师们！

大方臭豆干“臭”名为何远扬？
高致贤
臭与香是哲学范畴内的一对矛盾，分别代表味道的两极：香与臭。
大方臭豆干始于何时，谁人首创？无案可稽。可因它有特殊的臭味，一直被当地人推崇为美食。它虽从未上过广告，但名声却不胫而走，近者出县出省，远者出国。
有朋自远方来，无不欣赏大方臭豆干，专家、学者、领导、群众、美食家，概莫能外。凡远道来大方者，慕名尝试之后，总赞名不虚传。于是，大方臭豆干便通过私人探亲访友，抑或公事、国事等联系逐渐扩展开去。港澳臺胞，海外华侨到大方探亲访友带些回去；大方学生外出读书带到学校作小食咀嚼，有外籍师生始见惊奇，继而尝试，之后讨吃。由于不少美食家对大方臭豆干从否定改为肯定，于是，大方臭豆干便被收录于《中国食品大全》中，发往诲外，因之“臭”名远扬！
豆腐干很多地方都有，多因不臭而无名。大方也有不臭的豆腐干，那就足不出户了。不臭不出名，臭名传千里。这到底是为什么？个中臭秘在于：大方臭豆干的“臭”有其特色。臭得奇特。
由是联想到我们的经商、办厂、治学、科研、创作等等，不大成功者，均在于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没有自己的特点、特色。
干事业要么就香，要么就“臭”，千万不要不香不臭，不臭不香，便没有什么特色了。

从盲从到纠错
高致贤
在公告中，我应征的《从盲从到纠错》获优秀奖。因为此次征文只设优秀奖和入选奖两个奖次，优秀奖即此次的最高奖。获奖作品已收专集出版。现将获奖品发表于此：

因为我只断断续续受过7年多的学校教育，课堂读书不多，能加入省作协，全凭自学阅读来充实自己。说实话，我口头上从不承认自己有过盲从性，但实际上，我曾一度对铅字印刷品，尤其是公开出版的书籍，盲从得要命。以为出版物上的文字都是对的，常常把出版物上的字词句作为衡量自己运用字词对与错的标准。
那是1959年，才进了4年多学校的我提前“毕业”去任教，上小学六年级的作文课时，有学生问我“再接再厉”怎么写？我并无把握，但巧的是上课之前我正好在一张地方报纸上读到这样一个大标题，于是，随手板书“在接在励”，学生当然照抄。
此错被教导主任指出来，我并不承认，便找出那张报纸来答复他。他又翻开词典来说服我，使我当众出丑，也使我初步对报纸上的文字产生了怀疑。但对书籍中文字的盲从性依然未改，尤其是对经典书籍文字的盲从。教学中我自选参考的报刊图书资料，使我在师生面前一再出丑，遭到文字垃圾污染之时，我恨透了文字垃圾的制造者。可在神差鬼使中，后来我又改行从事了文字工作，投身于制造文字垃圾的队伍中，错字病句常使我在读者面前出洋相，往往令我处于尴尬、难堪、无地自容的地步！于是，我对字词句逐渐形成“疾错如仇”的思想，决心向文字污染挑战，纯洁祖国的文字语言。
这样，阅读时，我手中常握一支笔，发现错处就用校对符号记于它所在书页的空白处，因而还被图书馆罚过款。上世纪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后，我怀着崇拜之情借阅，文章内容不错，可我边读边记书中的错乱于书眉，读完后回头数一下，仅我发现的错乱就有30多处。文学书籍如斯，科普书籍如何？
由邢万里编著、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发行的《人类探险全记录》，是特别向青少年推荐的科普读物。上下册计54.7万字，错别字几十个不说，还有像第376页上将世界上高“8000米”以上的13座山峰错为高“800米”以上、第416页上“来自全球各地的四一五位科学家”中“四一五”之类不中不洋的记数和320页上“1500百艘独木舟”以及474页上“一千400年”之类半中半洋的写法，读来令人发晕……此时我对名著上的文字纯洁度更加怀疑了，进而消除了对名著的盲从性，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经典了。
我虽敢于向世界名著的文字垃圾挑战了，但还不敢挑战字词典之类的工具书。我还用它们作为武器去消灭媒体上的文字污染！对字词典一类的工具书仍然处于盲从之中。后来，我怎么会向字词典之类的工具书也发起挑战了呢？
为参与深圳读书月的“知识竞赛”，我特地到深圳汇文书城买了一本《古诗词名句名段词典》。该词典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和百家出版社于2002年8月第1版发行。第1次印刷6000册。孔 夫主编；责任编辑：马欧治、赵 毅；封面设计：何东琳；成都市海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经销。词典为48开本，包括“附录”中的“古语名句名段欣赏”，总计567页，24万字， 1767个条目，只能算词典中的“小字辈”。但它的错误却堪称词典中的“老大”：光是完全重复的条目就有47条之多。
我怎么会发现那么些条目重复呢？知识问答题中就有诗词名句的填充，为填某题空位之需，我翻着该词典从头开始逐条寻找，直到找着为止，如果找不着，我便会从头翻到尾才放弃。一遍二遍翻找，找的遍数多了，便发现有的条目先读了对的，后又读到错的；或先读到错的，后又读到对的。如86页上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到了174页上，就变为“蝉嗓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了；在78页上读到了“十年磨一到”，看到错了，作了纠正。可到110页上又读到了“十年磨一剑”这一条；我觉得奇怪，于是，回头印证，才发现有不少重复，便对重复、错漏作了眉批，故有记录作统计。
仅我初步发现，记录、统计的结果：该词典1767个条目中，完全重复的就有47条，占总条目的26/1000以上，加上半重复的就更多了。所谓完全重复，就是同一条目，两处出现。如第4页上已有杜牧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句，第109页上又重登。所谓半重复的，就是一半或部分重复。如在“治学篇”中，第489页上有“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第503页上又有“语不惊人死不休”，重复了一半；还有第 440页上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就与311页上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重复了部分等等。足见其编辑思想的不够统一，编辑作风的不够严肃。
该词典分别编为“政治篇”、“思乡篇”、“惜时篇”等21个篇目，也许编者会说，他们是把同一个条目收在不同的篇目内。如果有这种说法的话，也是站不住脚的，同一篇目中重复的就不少。如欧阳修的“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同时收在它的“哲理篇”中。不同的只是83页上后句中的“不及”，在94页上被改为“不如”，（“及”字变为“如”，到底哪个对？）此其一。其二呢，将同一个条目收在该词典的不同篇目里，只能说明他们没有选准。说不好听点，是使用“胀眼法”来多凑数字高定价，最终是为了充数多卖钱，以此掏读者。
再谈错别字，仅我现己发现的就有25个之多，多是从名句中先发现的。除前述引文中的“剑”错为“到”、“噪”错为“嗓”之类以外，还有第44页上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中的“吏”错成“更”，第60页上的《荀子．劝学》错为《苟子．劝学》等。该词典引文摘句中的错字就这样明显，注解中的错误，就更离谱了。
虽然我认真记录统计了一下，也未必将其中重复错漏查完，20余万字，总共567页，也非一气读完，更未反复读记，读过就忘了，重复的也许还不只这个数。从此，不得不对字词典的文字也产生了怀疑！
民语云，“误人子弟，男盗女娼”。作为“词典”，它应是人们对字词释疑解惑的依据和准绳，是一种辅导学习的工具书，一字错了，危害很大，尤其是对有求知欲望的中小学生的影响更大。
这么说来，是不是说今天的出版物均一无是处？非也！其实，当代文字质量高的出版物也不少。有的文字质量还很高。比如上海泽文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5月第7次印刷）的草婴译（俄）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全书38.8万字，只有两个别字，其中一个还可商榷。那就是134页、175页和176页上用的“笑吟吟”的“吟”应为“盈”。“笑盈盈”即是充满笑的意思。“吟”为吟唱，如吟诗作对。另一个是184、247和300等页上的“笑眯眯”，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词典》解释：“咪”有微笑的样子；“眯”即眼睛睁不开或眼皮微微合上。“咪”可用为“笑咪咪”，“眯”正用应为“眯眼笑”。但电脑词库中也有“笑眯眯”一词，故可作商榷。
如果说《复活》为世界名著而又由一流的老牌出版社出版才有那么高的质量的话，那么，作家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广东林祖基著的《微言集》，全书15万字，只有两个错别字。即第26页第12行中“好高骛远”的“骛”错为“鹜”了；314页第8行中“寒暄”的“暄”错为“喧”了。说明当今出版并不是“无错不成书”那样的垃圾。
民间有言：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我从盲从到清醒，再到《深圳商报》“纠错三人行”、“挑眉指眼”纠错专栏中之作者，也经过一番脱变：儿时开始读书阶段，迷信书本为圣人之言，书上的每字每句都没错，凡是印到书上的都没错，识字、作文均以书本为准；青年开始写作之后，又以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为范本，以为凡是变为铅字的都没错。
后来在教学写作实践中几经碰壁之后，开始认识到并非如斯，前述“两个凡是”开始动摇，写作不再依葫芦画瓢，进而写出了自己的主见，文章得以在报刊台刊播；思想进了一步，敢为报刊图书挑眉指眼，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文章频频面世，凭实绩破格晋升记者职称，被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接收为会员，使我而立之年从小学教师改行当党政秘书，不惑之年后成了专职记者；天命之后坐阵文联至退休，而今仍然坚持写作。
回过头来想想：我从3岁多在父亲的烟灯盘子前读《千字文》开始，迄今已有七十年的“读龄”了，七十个春夏秋冬，七十次暑往寒来，除不到十分之一的课堂受教时间外，其余时间我都没有断过自学阅读。几十年的阅读生涯中，我如春蚕般作茧自缚又破茧而出，从书的奴隶到书的主人，实现了思想上的大飞跃！若问阅读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改变？我曾发表过一篇《阅读助我从农民到作家》的小文，那恐怕要算一种答案吧？
我7岁开始读了两学私塾就失学当农民，直到20岁才考取初师，断断续续受过7年多学校教育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今生今世会当记者、当作家，但少年时因凑兴趣读《说唐》讲薛仁贵征东故事换取牧友们为我牧牛，青春期为教学需要和写恋爱信而拼命阅读，壮年时阅读已成习惯再加上工作需要，老年便用阅读来消除我的生活寂寞，故尔一生阅读不变。
通过阅，我读近作品，再走进作品，读久了，读多了，读懂了，觉得文章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觉得那样的文章自己也可以写出来，于是，便提笔模仿写起新闻稿来，投稿多了，竟然开始被采用，写作兴趣因之被激活，创作热情也出来了：一年竟在地市以上的媒体发表稿件300多篇，1980年代被破格晋升为记者，文革后作协活动一恢复，我就成了首批加入省作协的两人之一，后半生竟然吃起了专业的笔墨饭！多亏阅读给我的“再教育”！

文 如 其 情
高致贤

“文如其人”似乎已成定论，我则不以为然。这并非冒昧先贤，真切感受如斯。
本人常有些文学作品见诸报刊，但没有发过本人照片。故有谱我歌词、改编我文的合作者和读我文者据我作品对我本人进行分析、想象，有的把我想成壮实小伙，有的将我想象成清瘦老头，有的把我想成坚强老妪而赞颂，有的将我想成娴慧淑女而函求，有的想象我狂放，有的认为我温柔……依据我的文章想象出我的多种形象。可当他们一旦与我见面之时，总是愕然一声：“哎呀，你原来是这个样子？”意即与他们想象中的我判若两人。为何出此差异？他们就是根据我的文章来想象我这个“人”的形象的。因为我的文章并非一种情调，故将我想象成各种不同的人形。如果真是“文如其人”的话，至少他们不会把我想象成女性。别人想象我如此，我想象别人依然。我对一些只读其文未见其人的作者也曾想象过其形象，有的作者的形象还在我脑海里定了型，可一旦与其见面，想象与实际往往大相径庭。连性别和年龄段都弄错了。为何出现如此差异？皆因以文章作为想象的依据。因而，我以为流传已久的“文如其人”不切。
那么，文如什么呢？我以为：文如其情。
情是人的心态反映，表现为喜怒哀乐惧爱恶欲等。“七情”人皆有之，各种情状都会表现出来，作家的情感表露成为文章。文章是作者感情流露的结果，不是作者形体印于纸上。有人把“文如其人”中的“人”视为作者的性格，这就与情接近了。故将作家分为豪放与婉约两大派。但事实又使此论不尽成立。就以读者熟知的李清照为例。她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一面，也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一面，你说她是豪放还是婉约？
依文论人说不清，依文论情较确切。当毛泽东等伟人从“神坛”上走下来之后，便可以看出他们既有英雄气壮，也有儿女情深。他们的各种情绪都会从作品中表露出来，故同一人的作品会有多种风格。这便是作者情感变化的记录。一个人处于不同的环境中便会产生不同的情怀。客观环境是随时变幻着的，尤其是社会环境。作家处于环境变幻中的感情变化，发泄为文就有不同风格。读者便会从其文章中感受到其成文时的情感。因而，以文为据去分析作者当时的情感较为准确。反之又可以据情视文。故我以为：文如其情！

（发表于1995年10月20日《今日文坛》报总25期）

读书使我成记者

1937年我出生于农民世家，读两年私塾就辍学，可我从未放松读书：少年牧牛，我将《千家诗》随身带：背柴歇息时读，收牛时骑在牛背上读……后来，我又读《说唐》。在山野，我讲书上的故事给牧友们听，他们替我打柴、割草；后又为乡亲们写对联、诉状、信件，换得些小礼物，激发起我更高的读书热情，促使我的语文水平迅速提高。
1956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取初师。“反右”后教师奇缺，便提前于1958年分配任教。虽然读书生涯夭折了，但工作单位有书报供读，我仍抓紧业余时间读书。
开始，我只读不写，阅读多了，觉得报刊上的文章并不深奥，于是便写些短消息向报刊投稿，有的竟然被采用了，从而激发起我更大的写作热忱。可写作时常力不从心，好主题表达不出来，就因我读书不多，这又促使我更加发奋。阅读使写作能力提升，写作使阅读得以应用，读与写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1961年我进修中师，曾在实践中尝到阅读甜头的我，除课堂上认真阅读外，还充分利用学校阅览室加强课外阅读。
文革中，我5年逍遥，得以专心读书。当时许多书被禁，我便通读《水浒》等允许读的书，还偷偷读《燕山夜话》等一些“黑书”。通读“毛选”4卷，每篇我都写读书笔记，读鲁迅的书也多写读后感。
多年读书，我写心得、做笔记，积累了一些写作经验。“文革”结束后，我很快就有200多万字的作品在全国28个省市区刊播出版，1987年被破格晋升记者，随之加入省作协。1998年退休时，我己有400多万字的作品问世；100多篇作品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等多种合集。
读与写成了我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家有藏书2000余册；到深圳从图书馆借书，平均每月至少读一部中外名著。边读边写，《南山日报》为我开了“边读边议”专栏。《宝安日报》的“新安早茶”专栏几乎每期发我的文章。我成了《深圳商报》“你说我说”和“读者大会”两专栏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并被选为“你说我说”专栏的擂手，参与全国写作打擂。打擂题到手两小时交稿，如果平时不阅读积累资料，查资料都来不及，怎能速成文章？
我在阅读中成长：读书助我成为记者和作家。

草色入“年”青
高致贤


人至暮年，最喜清静。双休日、节假天，我常躲进大楼成一统，读读写写避尘嚣。求个生活之静宁，利用大院之空寂。
“五·一”放假，机关大院空空，亦似往常之节假日，空气变得新鲜多了。窗下突然传来清脆的童音，令我不禁俯瞰楼下，只见群童嬉戏于草地内。阳光下，高楼环抱中的草地，碧绿如茵。此时，突然感到脑库空虚，一切对草的形容词均显得苍白无力。蜗居此院三十余载矣，今日方觉一岁一枯荣的小草青青。看来枯掩荣，荣盖枯，乃是枯荣之变化与升华。该草地原系全县最高领导机关的中心大楼所在地，要员们常集中于木楼中学苏、就职、食宿。室外地坪中稀疏之小草，常被践踏得奄奄一息。文革中，草地边曾架过“誓死保卫红色政权”的枪炮。三十余年中，我曾在这里欢歌过奋发过傍偟过呐喊过瑟缩过失望过，可就未曾亲近过小草。
旧楼拆掉，新楼尚未崛起之时，此地曾为废墟，没有谁播种施肥，小草迎着春风生长，竟然碧绿如茵，日渐成为人们留影之佳境。调进调出，送往迎来，“右迁”上任者，几乎都要到那草地上留下个纪念性的瞬间。人工栽培的槐、杨、松、柏，枝繁叶茂，环抱着草地，成为鸟儿们飞舞鸣唱跳跃的伊甸园。每当人们下班之后，鸟儿们便邀约飞过草地上空，或隔叶悠鸣，或叽喳跳跃！把草地“闹”得更加幽静。幽静中的“热闹”，要算每天下午放学之后。每年高考之前，尤其是星期天节假日和职工们下班之后。花朵似的青少年们，或背着书包，或挟着本子，三三两两，徐徐进入草园，轻轻坐卧于草上，讨论切磋，读书写作，问题互答，与小草一同吸吮着雨露阳光。
草地本属首府重地，设有门卫保安，外人不可随便入院游玩，但学生例外，他们便充分利用这里的幽静，来此温习功课，因而平添了大院的活力，赢得长辈之赞美，谁也不好意思去撵走他们。年年岁岁人依草，岁岁年年草伴人。多少个宁静的日子，多少个花季青少年，聚集于草地求知。他们各看各的书，只有小声切磋，绝无高声喧哗。年复一年，来草地上复习过的学生们，有的升高中，有的读大学，有的踏入社会，……他们无论走到那里，都会忆起这草地的宁静与清馨！
迎着孩子们专注的神态，我慢慢走下高楼，缓缓步入草地，唯恐搅乱了他们的甜梦，便轻轻地寻觅其中一个新鲜的角落。
高处看草地，总觉一色青，一旦进入草地之内，卧于草丛之中，就会深感草地的丰富多彩：草丛中藏着各色各样的小花，青红黄白绿橙紫，色彩纷呈，芳姿各异。花间又飞出大大小小的各种颜色和各种形体的蜂、蝶、蛾虫，嘤嘤嗡嗡，热闹非凡。那里，花虽小而芳艳，果不硕而新鲜，蜂腰细而恋花，蕊虽小而养蝶。高楼俯瞰，难得微观；抬眼远眺，身前黑罩！只用青或绿来形容草地，实在是太单调了。我始悔自己30年于此之孤陋寡闻，不禁万分愧疚！
几双好奇的目光向我探索，几双脚儿徐徐向我移动，我仿佛成了“星外”来客。我干脆侧卧于草地上，藉以减少孩子们的怀疑。身下渗来丝丝凉意，眼前又是一派奇观，草叶面上的露珠儿，已被太阳的光针刷到背荫处去了，爬在草叶背上的露珠晶莹欲坠，酷似为小草特制的玛瑙饰品。唯恐搅动露珠儿的甜梦，碰碎了露珠儿的鲜妍，我便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露珠把我和孩子们的目光、思绪慢慢融溶于一起，原来这绿草丛中还掩映着一个玲珑剔透、珠光宝气的世界。
一片瓜子壳“卟”地从我的眼前飞过，把我的目光带入另一个世界：食屑纸片小玩具，污泥果皮干口痰，猫粪狗屎……零零碎碎，乱七八糟，原来这宁静的草地也藏垢纳污呀！足见腐败与龌龊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它们潜藏于草底，借草之绿茵掩盖着它们的丑态。草地边的水泥路上传来“磕磕”的高跟鞋底碰地声，一群红男绿女一路嘻嘻哈哈地谈论着“方城”之战绩。笑声中带着不少浪荡，他们根本不屑一顾草地中的学生。这些人好眼熟哟，仿佛在哪里见过……。随着新新旧旧的频繁换届，几岁中的小草有枯也有荣；纳进吐出，升迁调补，也如原上草一般。
唉——
进了高楼之后，我以为自己的目光远大了，身居高层，总是远眺鸟瞰，竟然忘了微观中的小草世界，以为小草都是青一色，还以绿色为生命的象征进入作品，并不知草地内还有那么纷繁复杂的内容。歌星们高唱：我是一棵小草……；我亦在不少公众场合唱过，以为自己已经很投入了。谁知今日与孩子们一起躺卧草地静思，方觉自己之所写十分皮毛，所唱不过鹦鹉学舌，何曾理解小草精神？
匆匆上得楼来，欲记当时之感受。回目草地之中，微风荡起道道碧波，显出草叶背面之亮色，学生们也似卷入碧波之中。
余将退休，草儿更茂；年过花甲，方觉草儿之芳馨，愿小草更青更绿更丰富！

身边常放本字、词典
高致贤

我常给报刊纠正错别字，有时也会以错纠对，如将“刘海”纠为“流海”，别人说“刘海”不错，我说发型像流水，哪有头发姓刘？谁料词典云：“刘海”是古代一仙童这额垂短发很美。妇、幼学他额前垂短发，故称“刘海”。我发现错别字多出于带典成语中，如卢沟桥错为“芦沟桥”，是认为卢沟桥是长满芦苇沟上的桥，而不知是据清乾隆御书“卢沟晓月”得名；将“一枕黄粱”中的“粱”错为“梁”，也是不知黄粱梦来自一个书生做了一个好梦，醒来小米饭还未熟的典故。如何解决此问题？
我常在电脑旁放《成语词典》和《新华词典》，没有把握的、把握不准的字词就查。一次，我凭记忆，将报上正确的“美轮美奂”纠错为“美伦美奂”，不见刊出，我致电追问，编辑说他们没写错，我便用印有“美伦美奂”的书为据与之争辩。他说：你最好查词典。结果查得《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郑玄注：“轮，轮囷，言高大。奂，言众多。”语出有典，是我作依据的书上写错了。
这使我受到很深启迪：成语多有其来历，不能凭空想象；写字认字无把握，一定要查准，不能凭记忆；更不能以为书上写的都没错，要以字、词典为准，尽管字词典上也有错的。我外出带本小词典，消磨时光长知识。
身边常放字、词典，助我写、读少出错！

潇潇洒洒回个家
高致贤
前些年孩子们回家过春节，总要带上许多吃的喝的。可当她们将大包小包的东西带回家中一看，都是家乡能够买到的。于是，从1994年开始，我便提前函告孩子们，让她们不要再带食物回家了。长途负重之辛劳，以前我们是领受够了的！
记得“票证时期”回农村过年，吃饭需带粮票，还得附上持票人所在单位的证明书方能在家乡粮管所买到口粮。其它如糖、油之类的副食品，则只能由户口所在地供应，农民是没有供应的。要吃到油肉之类的食物，就得从工作单位带回家。在外地工作的人，领着工资，回农村过年，不带点食物，心中实在过不去。然而，那时区乡物资匮乏，城市也不富余，好在我已跳出“农门”捞了个非农户口，春节可比农民多得4两白糖、半斤豆棒、半斤白酒、半斤菜油、半条香烟和1斤猪肉等特殊供应，以显示出非农业人口的优越性。可这点特殊供应物带回家乡，还不够全家人共进一顿晚餐，怎么对得起“江东父老”？家人对干部、职工回家过年的物质期望值很高，不在吃多少而在于炫耀。我又难得回家一次，为不因物质太少而尴尬万端，年前我便要千方百计拉关系、走后门，钻头觅缝找食品。如捅点包谷供应指标去兑换几斤白酒呀，将不足1斤供应的白糖、菜油等买足1斤呀，将半条（3包“蓝雁”两包“朝阳桥”）香烟转换为一条“蓝雁”烟呀……这种曲线购物，每次大约要花十天半月的时间，其中用热脸去贴了一些人的冷屁股，还昧着良心去占了一些人的便宜，内心实在恼火，但有什么办法？全国都是这样！
说来也可怜，到处托人情，钻空子，花精力，耗时间，陪笑脸弄到的食品，自己一点不敢尝，什么味道也不知道，原封不动带回家，自己只觉一味苦：购买苦，保管苦，途中携带更是苦。那时机关无车辆，公共汽车极少，能够搭乘一辆货车已属身份不凡，拖拉机也要有点“小星宿”的人才搭得上，大多数职工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徒步背包，长途跋涉回故乡。时逢数九严寒，天寒地冻，车辆停开，我多是步行回乡过大年。途中走得口干舌燥，也只能找口山泉水解渴，包袱中的酒是定要背回家去，待到大年三十夜吃团年饭时，用以贡菩萨、敬祖宗之后，全家人才能共享。某年，我“人托人”的买到3瓶简装白酒（那时精装酒十分罕见）回家，想看妻子愁何在，肩挎酒包喜若狂。谁知“麻雀子欢喜打破蛋”，途中休息时，挎包未放稳，落到石坎下打破一瓶，有同路人不愿让那酒白白流掉，而又流酒难收，急中无计，便用嘴在包外接喝。那帆布包已年久失洗，滤出的酒又苦又脏，可那接饮人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三不怕醉，以此能一饱口福为得。皆因一失手丢一瓶酒，让我迄今未能忘。
在那商品匮乏之年代，人格比商品算什么！友人告诉我：某君从黑龙江畔，辗转万里，带着60多斤白糖、黄豆、白酒之类的年货去到天涯海角，一路艰辛难以言表，而今青年人一定会说他冒傻气。可当时他带回家中，惹得全村人人眼谗，他也成了家人炫耀的资本。堪称只以食物喜，不以人格悲。
而今好了，大城小镇，农工商贸，平时商品琳琅满目，花色品种繁多，春节物资更加丰富多彩，任尔各购所需，且不需什么特殊供应，应声送货上门。如此市场经济之下回家过年，何不潇洒走一回？

我与老陈醋结交60春已被采用稿
10-09-20 10:44:40 作者：高致贤 点击数： 10
今已74岁的我，比山西老陈醋小200多岁，但已经与它“老人家”打了一轮多花甲的交道了。说起来也是一种缘份！ 1948年，我们邻区瓢儿井有个山西盐商请我父亲高宝成去把他的大病好了，他向我父亲谢以重礼之后，还于翌年春节期间专门带了几瓶山西老陈醋来向我父亲拜年。我父亲视为珍品用以招待贵宾，并以此向亲友们炫耀。从此，我便知道有一种名醋叫山西老陈醋，且亲口吃上了它，开始与它打起交道，进而与它成了忘年交。迄今已六十余个春秋，与之交道不断，其间还创造了一些传奇故事。 当年我们当地农家吃的是自制洋梅醋。所谓“洋梅醋”，就是摘取野生洋梅，榨其原汁熬酽而成。家中有人送来山西“洋醋”，似乎我们全家也沾了光。于是，我悄悄装了一小瓶带上山去放牛，用野草梗沾一点给牧友们品尝一下，宛若施放“仙水”般神圣，换得他们义务为我砍柴割草或看牛。 解放后，供销社里可以买到商品醋（非农家自制之洋梅醋）了，但山西陈醋还很少销售到我大西南的边陲小县。我参加工作之后，发现当地食品加工厂生产醋的工艺流程中有不够卫生的环节，我便托熟人到外地去买。单位有人到省城贵阳开会出差，便要交给他们几个空醋瓶子去带山西陈醋。 1977年高考恢复后，我有个外甥考取山西工业大学，他知道我喜欢吃山西老陈醋，在那里读书期间，每逢假期回家，他也要多少带点正宗山西老陈醋来送我。 我到40岁上发胖了，血压开始升高，在服用罗布麻之类的降压药之同时，平时就吃醋泡生花生仁辅助降压。我常用一个大玻璃瓶泡花生放于我的卧床旁的书案头，随时抓几粒放在嘴里，既解渴，又充饥，还降血压，用的均为山西老陈醋。长期服用，控制住了血压的上升！ 后来，我受聘任大方县老年大学的兼职教师，在《中国老年报》上看到醋泡鸡蛋可以调理多种病体的消息，很快在当地老年人中传开去。我老伴明凤翔长期失眠和便秘，也就长期吃起醋泡鸡蛋。一般醋泡不软蛋壳，用山西老陈醋便可将鸡蛋壳泡软泡化。这醋泡鸡蛋直到近两年我老伴中风半瘫，也常泡些蛋来参与其它药物调理！ 从贵州退休旅居深圳后，小外孙李子凡随时念着“每天吃点醋，不用上药铺”的顺口溜，自称为“醋猪”，拼着要吃醋。我家用醋量加大了，但基本上吃的是山西老陈醋了。然而，现在假冒名牌的商品很多，越是名牌越爱被假冒。好在我孩子们的公司与山西有直接业务往来，我们吃的醋都是出差人员从山西直接带过来的正宗商品。 我孩子们的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之后，山西老陈醋全国连锁专卖店在北京登陆，这就更方便我家常吃正宗山西老陈醋了！ 而今我已与山西老陈醋交道了六十多个春秋，情深谊笃，看来这种交道还得继续打下去，今生今世不分离了！

杜鹃王国欢迎你 山情海韵两相宜
——故乡 我 深圳（征文）
高致贤
享誉国内外的百里杜鹃自然风景区，就在我的故乡在贵州省大方县。因此，家乡被喻为杜鹃花王国。从贵阳乘公交上贵毕高级公路，两个半小时便到大方县城。
百里杜鹃为国家级自然风景区，阳春三月，杜鹃盛开，100多平方公里的杜鹃花姹紫嫣红，烂漫频铺，吸引着众多中外游客；一些国际性的文体活动也随时在花区开展……
县城郊有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奢香墓，还有复建的明代贵州宣慰府。近年来，先后在那里拍摄过《龙腾乌蒙》、《奢香夫人》等多部电影和《百里杜鹃》、《奢香夫人》等多部电视连续剧。
大方是深圳对口扶贫的重点县，随时得到深圳的各种扶持。别的不说，仅1997年深圳市直工委系统一次就给了大方县1200万元的扶贫现金和价值几百万元的汽车等扶贫物资。这笔资金为全县36个乡（镇）各建了一幢新校舍，遂使全县校舍旧貌换新颜。深圳还有不少老师去大方支教。如许凌峰董事长等5名企业家联盟向全国招募15名教师赴大方县支教。许凌峰还亲自执教。
徐本禹，2003年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岩洞小学与大水乡大石村大石小学支教，因天涯社区的文章《两所山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而被中国人所熟知，后获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
大方与深圳有着深情厚谊，我在大方工作，退休前就对深圳有了不少间接了解。为此，我曾写过《深黔携手齐奋进 山情海韵两依依》的长篇通讯在《贵州经济报》和《当代贵州》等多家报刊发表。1998年我退休来到深圳，在南山区老年义工队任秘书长，经常组织老年义工参与了全市性的城管执法、环境保护、世博园建等一系列公益活动；为敬夕阳颐养院办小报，被《南山日报》聘为专栏作家。2003年被授予“五星级义工”称号，并评为“优秀义工”。我在深圳生活10余年来，对深圳从无知到了解，发表不少对深圳看法的文章。在庆祝深圳特区30年之际，附一篇旧作于后，以兹纪念。

我与深圳结良缘
高致贤
一晃，我来深圳已经八个年头了！七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可它已占据我生活过时日的1/9，而且是在我饱经风霜“而耳顺”后的八年。整一抗日战争时期啊！
神交魔影
未来深圳之前，我已对深圳有了较深的两种印象。
80年代初中期，得到的那个印象很不好，或曰很坏！坏印象多是从社会传言和参观团成员口中得到的。身处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乌蒙山区的我，工作于县委机关，虽未达到赴深圳参观的官阶，无缘与深圳谋面，但普通的信息工作岗位也使我算个当地的“消息灵通人士”。可我得到深圳情况的多属小道消息。来自省报的某笔友俏悄告诉我：政治形势变化很快，深圳那边已在“跑步进入资本主义了”！首批组团参观深圳的一位老干部，报告会上说了些空套话后，暗中与几个知交老友谈及深圳观感时哭了，说，“完了！完了！奋斗几十年要打倒的资本主义又复辟了”！一位县委副书记看到深圳桥下的露宿者说，贫富悬殊已拉开。公安局长说，他是县委常委，坐的车还不如深圳一个村支书的好！退休后我先到汕头呆了一段时间，听汕头人常以其潮汕文化的悠久来鄙视深圳……。于是，文化沙漠呀！尔虞我诈呀！认钱不认人呀！社会秩序乱糟糟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曰：深圳特区搞糟啦！　　90年代开始有了好印象。深圳对口扶贫贵州的黔南州和我们毕节地区，1997年，仅我们大方县一次就得到深圳市人民的1,200多万元现金和汽车等价值几百万元的物资扶持，相关单位还带着图纸和工程管理人员一扶到底，帮助我县新建起30多所区乡中小学们校舍，为我县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对此，县委书记登门请我写篇报道。我虽尚未到过深圳，但县委书记给了我一份深圳市直机关工委提供的深圳市民如何捐赠扶贫资金、物资扶持大方的详细记录，材料翔实，事迹生动，使我的内心深处受到极大震撼：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圳”行为吗？我心悦诚服地写了《深黔携手齐奋进 山情海韵两依依》的长篇通讯发表于《大方报》、《毕节日报》、《今日贵州》等多家报刊，热情赞美深圳人的扶贫济困精神。此时，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另一种深圳，可因都是源于第二、三手材料，深圳的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脑海中仍然没有个清晰的概念。
亲身感受
怀着好奇之心，我首次踏上深圳这块有争议之土地，试行“火力侦察”，亲身感受。
乘深汕高速大巴，在横岗下车后，电话联系：女儿说，她在横岗大厦前等我，那里离我下车的地方只有3站路。我先去打的，司机要价20元，少了不干。这么贵呀，便吓我一大跳！从我们大方到贵阳180多公里才14元哩！后乘小巴，才1元钱。我又觉得这个价内地来的人也接受得了。
次日乘公交大巴到明思克去参观航母世界，入关时乘客需下车查验边境证。我取出证件准备下车之时，女售票员很有礼貌地说：您老人不必下车了，关警会上车来看（证件）的。老人受到如此尊重，顿觉暖流通过全身！
女儿陪我游览世界之窗等风景名胜区，几天下来安全无事。提前一个多小时到机场，一去就换了登机牌，而后我放心大胆地参观机场壮景，这又令我感到比贵阳必须等到登机前半小时才开始换登机牌的做法改得好了，在方便群众生活、提高服务质量上先进多了！
深圳速度
人们常说的深圳速度是指市政建设速度，2000年来到深圳后，我亲身体会到深圳工作效率之高，还体现在聘用人才的果断决定上。
身心尚健的我，来到深圳也很想找个工打打，但一看青年人就业尚不容易，怎么会轮到我这个退休老头来“再就业”？
晨炼中，意外地拿到人家派一张简报，内容是关于养老方面的，文字间洋溢着对老年人的无比关爱，令我惊奇发现深圳人不只为赚钱，还挺有孝?br>　　按小报上的地址投去一篇养老杂谈，很快接到编辑来电，说他们的老总约见我。次日我如约去到“深圳市敬夕阳颐养院”，叶院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深谈中我发现他很有孝心，且是为社会尽孝，使我深受感动。他提出聘我到该院工作，我立即答应，三五分钟就谈妥。一个在内地很复杂的人事问题，在深圳三言两语谈成功。如果说那是个民营单位有此工作速度不奇怪的话，那么，官办单位聘定人员也不慢，或曰更快。
南山区委主办的《南山日报》，发出公开招聘兼职专栏作家、评论员和记者的公告后，我于次日上午10点钟去到该报社，经人事部——招聘主管——总编三关，一个小时搞掂。且由刘加总编马上通知主管版面的副总编与我一起，当面商定出《边读边议》的专栏名，每天供稿一篇，第一篇稿子定在当天下午3点——每日截稿时间——前送到编辑部，保证次日见报。深圳人事制度改革的效率由此可见一斑。
人尽其才
发挥余热常是鼓励老年人的口号。然而，如何实践呢？得有平台操作呀。我在深圳就找到了这样一个操作平台——
在深圳生活了一年之后，深受深圳义工活动的影响，十分佩服义务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于是，我申请加入南山区“敬夕阳老年义工大队”，全大队有20多个分队，一千多名队员，覆盖南山大片社区。我被选为大队委员兼任秘书长，活动的范围涉及全市五个区。大队中又分别组建起城管执法宣传队，食品卫生监督队，社会治安巡逻队，合唱、歌舞表演文艺宣传队等直属专业队伍，各分队的队员们平时参与本社区文体表演，每逢节庆或世博园、高交会等大型社会活动需要之时，便由大队统一组织参与大型公益活动，使老年队员们得以一展才华，再现青春风采。已有多年不唱歌的我，也不时登上大家乐舞台去吼上几嗓子，还滥竽充数当了几次前台主持！我们这支老年义工队伍，逐渐成了深圳义工这道亮丽城市风景线中的银色浪花，还与外省心老年文艺团队时有交流，老人们生活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
在2003年的全市优秀义工评选中，我被评为优秀义工，并荣获最高级别的“五星级义工”称号。我把义工从深圳当到北京，在北京为筹建“中国老年福利服务工作委员会”加班加点尽了一个多月的义务。深圳为我建平台，我为深圳献余热。虽然我尚无深圳户口，但我已深感自己已经成了深圳市民中的一员！
因教相联
我系教师出身，格外关注教育，深圳到我们大方支教的消息，令我倍加关注。南山区民盟到大方一中支教的消息见诸报端，我立即在我的《边读边议》专栏上发表评论，因之与市、区民盟取得联系，零距离交谈，使我更了解深圳人民团体的扶贫扶教工作。
深圳企业家许凌峰等从全国招聘15名教师到贵州大方县支教，其中的7位教师就直接深入我的出生地——达溪镇任教。这些支教老师中，有留学生、研究生，还有一位董事长。他们直接到村里的民办小学任教，村民频频将他们的负责精神告诉我，令我十分感动，我将他们的扶贫支教事迹发表于我的博客上，受到不少博友的高度评价、一致赞扬。我虽尚未得到与许凌峰等企业家和支教老师们谋面，但他们高尚的深圳精神已深深地感动了我！
学会电脑
我68岁开始学用电脑写作，这其中有个从被迫到自觉的过程。
在我的家乡，很少有人使用电脑，即使那些为谋生而学打字为业，或所在特殊单位工作之需，使用电脑都是青年人的专利，像我辈退休之人，一则买不起电脑，二则当地无人教用电脑，更主要的是和尚捡得木梳篦子——没用场，谁还去学什么电脑？然而，深圳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首先是投稿需要，给深圳报纸投新闻稿，必须当天截稿前投到编辑手中，我那每天一篇的《边读边议》专栏稿，议的必须是当天报道的新闻。我同时还向《深圳商报》的“你说我说”专栏投稿并打了一期擂。打擂文章当天出题当天截稿次日见报是不得说的，就是平时的论题也时有当天出题当天截稿，甚至有当天上午10点、11点钟截稿的。平时9点过钟才能拿到报纸看题目，不用电脑搜索、写作、传送，根本就无法参与前述投稿了！还有一些单位请我写文件或修改文件，没有电脑也很不方便。为适应深圳这种快速反应之需，我必须学用电脑;其次是买得起——孩子们为我买了一台电脑;再其次是不用外出学习，孩子们帮助我边学边用。使用电脑的软件硬件俱备，使我很快就适应了深圳的快速反应的写作生活。于是，我便成为家乡同龄人中唯一使用电脑写作者，家乡人听说我现在采用电脑写作，无不感到十分惊讶！
2006年7月，孩子们又为我单独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于是，在家乡不少人尚不知博客为何物时，我便在新浪网上开了个“贵州老高”的博客，接着，又于9月中旬建了个“高致贤的博客圈”和“老有所乐”博客，还在城奥网办了个“高致贤的专栏”，我已加入东方文明之光、风雨同行等100个博客圈，每天和数以万计的博友们打着交道，消除了我的城市孤寂。
而今在深圳使用电脑已成家常便饭了，不难设想，倘若不来深圳，抑或深圳经济没有现在这般繁荣，我能学会使用电脑吗？！
同志们说我“与时俱进”，细想也不无道理。这都是我与深圳结缘的结果。

下棋是一种体脑结合 老少咸宜之运动
高致贤/文

儿时看父亲下象棋，只见棋子变幻，不知怎么变招，但迄今还记得父辈们那“琴棋书画上九流”之高谈阔论。这里不讲此论之偏颇，只说我下棋之阅历。
解放前，看到大人们下棋的那种狂热劲，五六岁的我也摩拳擦掌想试弄一番，怎奈大人们呵斥：“这没你的份，打陀螺去！”但看多了，也不觉下棋就像大人们所说的那样神秘，只是没有棋子。于是，妈妈教我用胡萝卜切成棋子，用白纸写将士相等贴上，自画棋盘便与小兄弟们杀将起来。后又将瓷土捏成棋子刻字烧就，牧牛时带到山上也玩几盘，棋艺迅速提高，敢与大人们较量了，有时还把他们杀败，令大人们惊奇：“咦，娃娃也能下棋？”我说“娃娃就不能当‘上九流’啦”？
新中国建立，象棋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一种智力运动在群众中开展起来。干部下乡与农哥们玩上几盘，自然而然地倾听了群众意见，密切了干群关系。“大跃进”中，许许多多休闲活动被“跃”掉，可下棋却没被取消，人们抽闲等空，在田边地角还来上两盘。
大革文化命初期的破“四旧”，琴棋书画之类文物几乎作为“封资修”而破了，唯象棋未被扫。我们一批人被打成“保守派”、“逍遥派”期间，其它活动不敢搞，或不愿搞；“造反派”忙于争权夺利，无暇管我们，大家便集中在我们的单身宿舍中下象棋。虽然我在棋桌上一句：“不要子子多，只要位置好”的即兴之谈，被造反司令部定为“反攻谋略”而打我等为“反革命集团”加以“粉碎”，但他们也不敢给下棋活动论罪。且因之又将一批党团员清洗出革委机关，加入下棋队伍之中，我的棋艺水平又有提高。“文革”结束，我们复出工作，县革委机关举行春节职工象棋赛，我获了个人冠军！
下棋还是一种社交手段，在下棋不敢赌博、仅为娱乐的年代。我出差休闲时常爱逛公园，看到有人下棋便站上前去参观，偶尔点破一二着，会使某方转危为安，也就会被邀参与活动，路人遂成棋友。一次我临时被安排出差外地，一天一班的公交车早已开过了，车站只有一辆待开的货车。我去要求搭乘，那驾驶员正与车站职工下得难解难分，我要求搭车，他头也不回地甩过一句：“没座位！”眼看车站职工现出漏着，我忍不住一语点破，使他反败为胜。司机不服，对我说：“你来！”
我一笑说：“我不懂”。司机是个直爽人，说：“少罗嗦，来！”
我说：“我还要找车去毕节，没时间。”司机不由分说地一把推开那车站职工，拉我坐下就摆棋子。我说“下棋可以，但你要带我去”。他随口一句：“下得赢我你就去！”，“此话当真！”，“当真！”双方真枪实弹地干起来。我连赢他两盘。他从驾驶舱内叫一个人上车厢，让我坐在副驾驶位上，一路交谈到毕节，还约我休息时去运输公司与他玩两盘。
下棋可以助人理清思路。“劝君让他先一着，后发制人棋更高”读着陈毅元帅之名诗，仿佛看到临战前，或战斗关键时刻的前线指挥员在剪手迈步沉思之后，突然邀友对弈，清理思路。而后，举棋定位，作出抉择！我没有当过兵，更不懂军事，可当我写作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困境时，暂将写作抛在一边。掷笔来上几盘，弈后复笔，往往会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新界！
我订阅了《象棋》杂志，从中记下一些名残局。我有一次出差外地，看到一个以象棋设赌者，当地人称他摆残局有赢无输。友人约我去看，一看我就应赌。友人怕我上当，赶快向我使眼色，我假装没看见。我一出招，赌主就一脸愕然，我出第二招他便认输。观众一阵惊愕，我把赌注当众还他说：下棋是一种高尚的智力运动，是为开发智力，不是为了赌博，并指出他摆的残局就登在最近出刊的《象棋》杂志上。他为什么一见我出招就认输呢？这种残局的步法多是固定了的，出招就知你懂不懂。但刊登是为了帮助读者提高分析判断能力，绝不是为了赌博！至此，观众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
退休之后，无事可干了，我在读书写作之同时，不时到小区花园内观棋、对弈，有时也在家中和7岁的外孙下两盘……
下象棋是一种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智力运动。它不需特殊场所，能摆个棋盘就行。所以，下棋便成为我六十多年来体脑锻炼的重要组成部分！

缠 足 的 联 想
高致贤
我国妇女缠足始于何时，未见详细的资料，但有文字记载从北宋开始，这就不禁令人想到缠足是男权主义者扼杀妇女解放的绝招。北宋为何要求妇女缠足？
从花木兰替父从军开始显露女性的武略，武则天的夺位震惊朝野，李清照的诗词凸现妇女文才，这便引起男性统治者的不安。到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佘大君挂帅“沙场秋点兵”的赫赫战功，更使统治者深感男性统治地位摇摇欲坠、坐立不安，于是，他们假惺惺地从关心女性形体之美入手，实施缠足修饰，将妇女陷入步履维艰之中，还让妇女减肥瘦身来让男性悦目。而许多妇女成为寸步难行的欣赏物后，心里还因妆饰美观、赢得男人青睐、为悦己者容，自甘落于男权的陷阱之中，作茧自缚还自我“感觉好极了”！这不能不说是男人的残忍和妇女的悲哀。当然，更为悲哀的是国家。皇帝们控制了属下之妇女，没有了花木兰、穆桂英之类的“心腹之患”，却控制不了未给女性缠足的胡人，钦、徽二帝成了人家的阶下囚。
而今我国的成功女性不少，文、武、商、科等很多领域均不乏巾帼英雄，这是从革命先驱孙中山开始以来解放妇女的成果。然而，一些稍有地位的或无地位却有钱的女性，沉溺于为知己者容之中，有意无意地热衷起美容、瘦身等外在之美来，在体形、服饰、面容等方面花费了过多的精力、时间和投资，影响了事业的发展，结果此容未必被知己者爱，有的还因此弄得鸡飞蛋打一场空。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妇女若只“为悦己者容”而醉心于外在之美，忘却了女性尚未彻底解放之大计，是否会作茧自缚，从另一种角度重蹈缠足覆辙？但愿我这是杞人之忧。

从长远观点看万代基业
高致贤
远见者，远大的目光也。远见常与卓识搭配成词组：远见卓识。即是形容人有远大的目光，高明的见识。远见需有卓识，有卓识方有远见。这不是写绕口令，而是辩证地看问题。什么叫远见？慨念定义总是枯燥乏味的，还是让我们借点实例来说说吧！
今人的固定资产中，住宅是需要固定较长时间的基业。在这一点上，北京万年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万年花城”、“万代基业”中的两个“万”的创意就很有远见。这里的“万”是虚指住宅寿命要长，不是实指一幢房的寿命定要管一万年，住一万代，而是指住宅的修建一定要保证优质。而今购建一套住宅，有70年的所有权，要住两三代人吧？建筑质量不好是难达到这个要求的。我担心有的商品房恐怕30年都难得管了。这绝非杞人忧天呀！
杞人为何忧天倾？我不知道，但最近我看了一些地方的高楼因墙壁裂开不了门窗，验收不久的优质公路下陷、桥梁不堪船碰，地下管道大漏气等建筑事故的报道，面对被填的海域，不禁担心起某些填海区兴建的某些高楼的命运来呀。为什么呢？
前述那些事故的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豆渣工程、设备老化。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设备，已经承担不起而今沉重的压力，早该退休了仍在使用。因而，使我联想起深圳的某些高楼来。深圳的不少高楼是填海建造的。我目睹这里的填海现场：就是将一些拆建垃圾倒入海内，其中虽然也有泥沙石块，但更多的是枯草朽木，且在短时期内堆出水面，不是人们习惯想象中的层层夯实之填，松松垮垮堆出水面后，才捶石面少铸水泥。这些地基建房时，当然是经过有关单位科学论证的，我无意去说哪个宅基行不行。但我却联想到：那些千百万年形成的地基，还会滑坡、下沉、开裂等，现填地基现建房，而且一建就是几十层，那么重的压力，刚从浅海污泥烂草中松松散散填起来的新地基能承受多久？我住的花园就是填海建造的；第一期住宅尚在热卖中，第二期工程刚启动，可第一期花园中的一些地面就已有了下沉拉开10厘米左右的裂口，开发商不得不砌台阶掩裂口，那能挡住下沉吗？。业主们担心高楼受到影响，不是没有依据的。然而，大中城市里的几幢住宅占多大比率？沧海一粟罢了，谁去注意？可是，一叶知秋，这正是填海建房的代表性征兆。现挖碎土从浅海淤泥中填起来的宅基，比起本土地基来说，任你打桩、压地，都是万分脆弱的。要不了多少时间，松紧不同的地块，下沉速度不同，就可能拉开距离，出现裂口，房架就会失去平衡。还有，一旦发生地震、海啸之类的自然灾害，那大厦倾倒就是不可避免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厦将倾之忧，虽然不会很近，但我估计，20年左右就会出现苗头，但愿我这属于杞人忧天，那就万幸了！
不过，我还是想将此忧心披露一下，以期引起有关城建方面的重视和研究。防患于未然乃国之大计，民之大幸！

盖公章最多的人

高致贤

旅居他乡，听到泽仲去世的消息，很是感慨。他是我曾工作过的瓢井小学的勤杂工，职责是挑水、扫地。可他在一年多盖下上百万次公章，令人不可思议，但又是我主管过的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为防饥民流动（逃荒），政府规定，凡外出办事和乘车、住宿、吃饭等都必须持有主管部门的介绍信，否则，就作为盲流收押。1960年我主管瓢井区中心小学的公章，全区公办教师外出都得由中心小学出具介绍信，这我还可以免强应付。为防止学生逃学、旷课和违反其它方面的校规，公社规定在校生回公社食堂吃饭由学校发饭票，以扣饭作为惩罚学生的重要手段。当时的饭票用蜡纸刻印，加盖学校公章。全校五六百学生，一日三餐需发2000多张饭票，一个人专门盖公章都够呛，我还要管学校事务和上课哩，须有专人在饭票上盖公章。
公章代表一个单位的权力，由谁来使用这公章呢？老师们都有很重的教学任务，而且公章交给知识分子使用又怕人家借机使坏。比较再三，只有刘泽仲的杂务活儿少一些，而他又是贫农出身的老工人、军人亲属，政治上信得过，又是文盲，文字上使不了坏，由他来使用公章放心，于是，给饭票盖公章的任务就由他来承担了，但也只是兼职，办公室的卫生和师生饮水任务还得他去干，当时分派工作是不准讲价钱的。
这个倍受信任的手上活儿，平常下苦力的他认为很轻松，便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可是干不到一个月，他便悄悄地向我叫起苦来：老师，盖这饭票（公章）把我的手颈子（腕）都盖痛了，手膀子也盖软了！我宁愿一天多挑几担水都行，另外找个人来盖（公章）吧！得到的当然是“工人阶级不怕难”的大道理和完不成任务要被斗的训斥。公章摁轻了不明显，摁重呢，手腕又很是软，为省力些，他就把公章往票面上砸，省力章又显。事后我发现他的右手腕也红肿了，公章的边沿也砸缺了，直到农村公共食堂撤销，他才算解脱出来，但右手腕落下个陈旧性的伤病。文革中该小学的造反派也夺了学校的权，全校唯一工人阶级的刘泽仲是理所当然的掌权人。掌权就是掌握公章，可他见到公章就害怕，有人还说他是“明轰暗保假夺权”哩！
而今，凭着一张身分证可以走遍天下的青年人，很难理解那时单位权力之大，人员禁锢在“单位所有制”的铁桶中，没有本单位的介绍信，你就寸步难行，需用单位介绍信的地方超过今天需用身分证的地方若干若干倍。公社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社员管住了，谁料这样管制的结果是，管死农民上千万，哪有丝毫宽松和谐的环境？公章对于民众，无异于孙悟空头上的金箍，用得越少越和谐。

获此绰号我心里乐！

高致贤

熟悉了的人们，往往会相互取个绰号，以此表示亲热和熟知。最近，我在深圳就被老年朋友们取了个“老干爹”的绰号。一个80多公斤的胖老头，为什么会获此“干”光荣称号？说来话还不短。
随移民子女到深圳度晚年的“准移民”老人不少，我们“敬夕阳老年义工大队”就有千余名队员，分别来自全国各地。集体活动的时间久了，互相知道谁是哪个省来的，再熟悉了就相互取个绰号，旨在取乐，并无恶意。绰号多具有地域特色，尤其特具各地的名优特产之色。如听人叫谁“老烤鸭”、“武昌鱼”、“哈密瓜”……之时，你就可知他是来自北京、湖北、新疆……的人了！我们来自贵州的“老茅台”已被另一位老兄先占有了；一天我在谈到“老干爹”以我们大方辣椒为主料时，触发了一位山东老头的灵感，他马上就给我取了个“老干爹”的绰号。作为老辈子，我并不吃亏，尤其是我们贵州辣椒特产的这一品牌得到广泛认可，我更高兴。
诚然，给我取此绰号者也并非全是在宣传咱贵州品牌，其中也暗含几分贬义。如央视1频道黄金时段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玉碎》中的那个叫什么雄飞的青帮头子等，也常被其走狗、情妇们称为“干爹”，这就使人厌烦。他也可能以此来取笑于我。但听此绰号的人，联想到的多是咱贵州的品牌辣椒“老干爹”、“老干妈”。而且这绰号还给我带来一种副产品——有人给某个贵州老太取了个“老干妈”的绰号，正好与我配对。虽然此属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我们也不可能真的相配，但这异性相吸、男女搭配，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对宣传咱们贵州的品牌、提高咱贵州的知名度不无益处。尤其是我们在一起宣传演出时，一些老朋友便会“老干爹”、“老干妈”的叫个不停。每当此时，她在一边佯作嗔怪。我在一边眉飞色舞。这并非我们各占了什么便宜，而是那些原来不了解贵州省的人，也在这一片欢笑声中说，看来贵州还不错呀！我为什么背上个褒贬不一的绰号还心里乐？要的就是这个“贵州还不错”！不管人家是称赞咱们贵州人杰，还是赞美咱贵州地灵，反正让人重视了咱贵州，我这个旅居他乡的贵州大方人也会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是久居故地的人感受不到的。我巴不得外地有人给我取个“大方漆器”的绰号哩！
书此感受寄语家乡，希望大家发奋图强，多开发些像“老干爹”“老干妈”这样的品牌产品，让我们这些客居省外的贵州人的腰板也伸得直直的！

关于狮子岩的对话

高致贤

家乡有个狮子岩，巍然屹立于我们那个小山村的后山龙脉正中，被人们视为咱高氏村庄的硬“后台”，村子里于上世纪率先出了几个干部和大学生，引得不少阴阳（风水）先生常常去暗中窥视，结论为出人才是因为有狮子岩这个“靠山硬”的作用。加之上世纪50年代中叶前，岩上还是原始森林，村子处于青山环抱、绿水迥流、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中，传染病都传不进村子里，村人比较长寿。因有这些好处，村人便将狮子岩奉若神明，加以朝贡，望它再显神灵。我也被人们认为是狮子岩庇荫的文化人之一，但我不以为然，这在世俗眼里实在是一种大不敬！于是引出我与村人们的一段对话：
我问：狮子岩是什么年代有的？回答当然是开天辟地。族人建村多久了？几百年。村里人才何时出现的？20世纪中后期。现在还出人才吗？我的二兄分析道：现在许多青少年不想读书，或无钱读书，争相辍学进城当农民工去了，哪里还有文化科学人才？
村还是那个村，岩还是那个岩，为什么解放前不出人才，出人才的只有上世纪，而今怎么又不出人才了？道理很简单：旧社会村子里都是穷人，无钱读书；解放后的那段时间，国家无偿发放“助学金”供农家穷孩子读书；现在的富人迁到城里住了，村里只剩下不富之人，孩子无钱上大学，早早外出当农民工。现在传染病为何会进村？村人答不出，我自答之：人口猛增了，树被砍光了，水源枯竭又被污染了。所以，狮子岩也就不“显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