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北京封闭妓院（2）
封闭妓院的总指挥是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总局局长罗瑞卿将军，副总指挥有：公安总局局长张明河，民政局长董汝勤、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和公安总局治安出副处长武创辰。
下午5时，罗瑞卿向封闭妓院行动组发出了立即行动的命令。
下午6时，身着墨色棉制服的管片民警，带着行动小组的同志走进了妓女院，集中老板、领家的行动开始了。

见管片民警进来，有的老板说：“您来了，请坐！请坐！”有的老板点头哈腰，赶紧招呼茶房；“高级龙井伺候！”
民警们严肃地对老板说：“你马上到分局去开会！
通知妓院老板、领家开会，过去是常有的事，因此，这次通知开会，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
在外二分局的大会议室里，摆满了长条椅子，一个个被请来开会的老板、领家，有的板着脸，一言不发；有的互相点头打招呼，问日子过得怎么样，身体健康与否；有的聊闲天，说笑话。
“不要说话了，现在开会。”一位年轻的分指挥，严肃地宣布说：“现在市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立即封闭全市妓院！”
顿时，老板、邻家们目瞪口呆，室内空气立即凝固了。他们没有想到，党竟要封闭妓院，而且来得这样突然。
这次行动，没有一个老板、领家漏网，对他们中一些罪大恶极分子，立即拘捕，押送北京市公安局警法科看管起来。
当夜8时，北京市2400余名干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部汽车，扑向分布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卫生部的一个消毒组带了消毒药水和药品，也同时出动。
封闭妓院，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在出发前，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再次强调六条执行纪律：
一是必须立场坚定，态度严肃，依法执行任务，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
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
三是对妓院财物须按规定手续进行登记，不得疏忽；
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济私；五是执行任务应小心谨慎，严防意外；六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罗瑞卿是用打仗的办法来行动的。先是各行动小组在妓院附近和胡同口布上内外双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民警实施戒严，各妓院门口由民警把守，胡同里有民警巡逻，不许有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随后，干部按照事先的分工，进入指定的妓院。
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八大胡同，是有名的红灯区，而且以一二等妓院居多。
所谓八大胡同，指的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纱帽胡同。
与繁华的商业街恰恰相反，这里白天冷落清静，而一到夜晚，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
因此，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封闭妓院的重点地区。
一声令下，口戴雪白大口罩的战士早已荷枪实弹，把各胡同口和妓院门口封锁得严严实实。
行动组人员进入妓院，妓女、跟妈、茶房和管制们顿时乱作一团。狂呼乱叫者，有之；赤身裸体地跑出来胡闹者，有之；赖在床上不起来者，也有之。
行动组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
之后，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和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清点人数，一一登记在册。
对于这些妓院的“工作人员”，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在场的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也当场释放。
只有妓女留了下来，由于行动突然，妓女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哇哇叫声一片，干部们向妓女进行政策宣传和解释，讲明封闭妓院、解放妇女的道理，对妓女是以教育改造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妓女的生活出路。
妓女身边的一切私人物品、均归自己所有，政府分文不要，也不像妓院老板、领班欺骗她们的那样，要把她们发配给煤矿工人或种地开荒的军垦战士为“妻”。
除了一等妓院的妓女习惯了寄生淫荡生活，金丝雀做不成了，抵触情绪较大外，其他妓女们一听政府并不是将她们扫地出门拉倒，而是把她们当人看，充分考虑了她们的今后生路，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当晚12点，各行动小组按照事先的计划，将全部1268名妓女一一消毒后集中到设置在韩家潭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
妓院的老板和领家们，则在大规模行动前就被集中到一起，由公安总局警法科关押起来了。
这一晚，共集中了424名老板和领家。
经过审查，跟妈、茶房等大多取得获释。行动组监督账房清点完妓院财产，并登记造册后，一纸“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贴在了每个房间的门窗上。
这场特殊的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5时才基本结束。
就这样，全市封闭所有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绵延上千年的毒瘤终于一夜之间就被割除了。

4、扫黄将军罗瑞卿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前，罗瑞卿被任命为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第一政治委员。
傅作义举旗起义，罗瑞卿所在的部队进入北平后，稍事休整，准备向西北进军。
1949年5月4日，主席在香山致电在青岛休养的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很快，中央任命了新的政委，罗瑞卿匆匆从青岛赶往北平。
罗瑞卿来到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主席还住在香山。
推门进去，周恩来与罗瑞卿一起坐到旁边的沙发上说，叫你来，是有急事。马上要宣布新中国诞生，中央政府里面，有你的位置，是公安部长。
罗瑞卿一听，“叭”地从沙发上站直了，对周恩来说：“我还是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吧。”
周恩来微笑着说：“那么，公安部长谁来当呢？”
罗瑞卿说：“公安部长嘛，李克农不是更合适吗？”
周恩来摇摇头，说：“各人有各人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周恩来告诉罗瑞卿：“中央已经决定你担任公安部长一职，并兼任北平市公安局长……今晚毛主席还要专门接见你，上前线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当晚，罗瑞卿被接到双清别墅。主席见罗瑞卿走进来，含笑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憨厚地笑笑，说：“主席，请放心，我一定要把党交给的公安保卫工作做好。”
罗瑞卿担任的公安部长，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一任公安部长，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是军队编制，而不是现在的国务院系统。
罗瑞卿上任后，干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情，封闭北京妓院，就是 之一。
罗瑞卿一夜之间封闭了24家妓院。
11月22日上午，罗瑞卿拿起电话，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此次封闭妓院的行动战果：
全北京的妓院老板269人、领班185人“一网打尽”，全部在各区公安局看押着，让他们反省、交代罪行，等审查后分别处理。
全市1268名妓女已经集中起来，在韩家潭8个教养院中进行教育改造，并帮助她们另谋正当的生路，集中工作很顺利，秩序很好。周恩来高兴地称赞罗瑞卿干得好，并告诉他，主席很关心封闭妓院的事，他马上就向主席汇报封闭妓院的战果。
11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封闭妓院的决议，报导了封闭妓院的经过，发表了《解放妓女》的短评。
罗瑞卿关闭北京妓院，只是新中国消灭妓院制度的第一步。

5、北京市改造妓女（1）
封闭妓院之后，改造妓女的工作立即开始。
194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千余妓女开始新生活，正组织学习改造思想》，《欣闻千余姐妹跳出火坑，首都各界妇女万分奋兴》等文章。
北京被服厂女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同学纷纷写信，表示坚决拥护政府的行动，并派人送书、看望，鼓励姐妹们好好学习。
金发碧眼的捷克大使夫人，闻讯来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捧着鲜花，对封闭妓院、集中妓女学习改造的举措，表示国际主义的祝贺！
1949年1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报导了昨夜发生在北京的特殊战斗。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消灭娼妓制度的战斗从此在全中国展开。
妓院虽然被封条封住了，但是战斗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比起查封妓院来，化解妓女心中的坚冰，帮助她们恢复做人的尊严，并使她们掌握劳动技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远远困难得多。
集中了1303名妓女的教养院下设8个所，分布于原来的14家妓院。
80多名女教养员分别来自剧院、学校、机关、妇联、公安局等单位。
其中，大多年纪轻轻。肩负领导工作的杨蕴玉刚届而立之年，张洁、王旬更年轻，仅仅27岁。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这里聚集的是这么一批刚从妓院出来的妓女，你想一想，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生活和工作，会有多难。果然，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刚一开始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头天夜里被收容进来的妓女们，尤其是原来在一等妓院里操持皮肉生涯的女子们一觉醒来，发现门口站着持枪站岗的战士，顿时乱开了锅，哭声震天动地。
这哭叫声充满恐惧与疑惑。
回首过往，她们在北平解放前也曾被集中过。
那或者是为了把她们送进日本兵营，供侵略者发泄兽欲；或者是被国民党政府送去慰劳伤兵；或者是以检查性病为由，被当局敲诈一番。
彼时彼刻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她们吵，她们哭，她们喊，她们闹，这一切的一切，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她们对新社会了解太少了，而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却又太多了。
她们曾听老板、领家说，党共产共妻，党恨妓女，要拉她们去堵枪眼、配煤黑子等等。现在等待着她们的，又是什么命运呢？在她们来说，还是未可知也。
教养人员耐心地向她们宣讲：“封闭妓院收容来的，是为了解放你们，是要救你们跳出火坑，过上新的生活，不再受侮辱和蹂躏。” “我们不需要解放!我们过得挺好!挣大钱，吃好的，穿金戴银，有跟妈伺候。在这里，却要我们跟这些烂货住在一起，真受不了！” “谁是烂货，你也不干净！”她们跟教养员闹罢，又相互间争斗。 不说从一二等妓院，就连那些从“下处”、“窑子”里收容来的也不示弱，这样振振有词，鲜廉寡耻。

经验查发现，在这1300多名被收容进来的妓女中，没有性病的只有44人，仅占她们这群人总数的3.4%。
其他无一幸免，都程度不同地染有性病。
其中，4人尤其严重，下身已溃烂，因而送进医院治疗。另外，患有诸如梅毒、淋病和第四性病等多种性病的，有1068人。
一般说来，病得都不轻。比较而言，较轻的只有208人。
患病者当中，有一些人是还未成年的孩子。
除性病外，还有很多人是有慢性肠胃炎、结核、心脏病、疥疮等症。
当时，治疗性病的有效药是油剂盘尼西林针剂。
这种药，我国当时还不能生产，全靠从国外进口，仅为这批人治病而购买盘尼西林针剂一项，政府就耗资1万多元。
在当时来讲，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看着政府对自己的关怀与照顾，这些妓女们不禁浮想联翩。
她们没有忘记，在旧社会与她们操同一行业的姐妹一旦患病，动辄被老板扫地出门，最后抛尸街头。
她们当然也没有忘记，有的姐妹因为接客过于频繁而生疮，狠心的老板用火筷子将疮部烫平后，强迫继续接客。
华清馆的小翠因严重性病不能接客，老板娘将她毒打得奄奄一息后装进麻袋，往外就拉，麻袋里的小翠哭喊着：“别烧死我！我还没死呀！”呼叫催人泪下，听者不寒而栗。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两种社会两重天。
比来比去，还是党好，还是受党培养教育出来的教养员好。
妓女们的恐慌消失了，疑虑也已不复存在。从此，她们开始认真地配合医疗人员的治疗。
对妓女性病和其它病症的治疗，分为三步进行。
第一步，作性病检查和治疗。
第二步，作健康检查和治疗。
第三步，作一般疾病检查和治疗。
经过在教养院的4个月治疗，梅毒患者痊愈率占40%左右；淋病患者痊愈率更高，达到95%。
治病困难，染病容易。为着帮助她们具备或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医护人员、医疗人员一边认真治疗，一边耐心地讲授一般卫生常识和预防性病的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的根本目的，并非仅仅是给她们治疗肉体上的病，也并不是仅仅为了使她们弃娼为良，而是还要在转变她们的恶习基础上，教给她们自谋生路的劳动技能，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服务于新中国。
所以，教养院又为这些特殊的学员们开设文化课，教她们识字，帮助她们重新做人。
后来，她们终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编演歌曲和话剧。
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是以华清馆领家兼老板黄树卿、黄宛氏欺压妓女的事情为素材而编写成的。
剧本定稿后，在洪琛的导演下，有教养院里30多名原来的妓女参加演出，她们不但在剧场演出很多场，而且还被拍成电影，在他全国发行。
后来，这其中的很多人陆续进入了文艺团体。京剧院、评剧院、话剧团等文艺演出团体里，都有从这个教养院走出去的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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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京市改造妓女（2）

提高曾经受过苦难的人们的思想觉悟，开展诉过去的苦的活动，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因为，通过诉过去的苦，不仅能够追溯出过去受苦受害的根源，而且能唤起过去的受苦者的觉醒，使他们从根本上告别过去，走上新的人生道路，自觉地为新社会服务。
教养员们运用了这一个法宝。那些昔日的妓女们打消顾虑后，一发不可收拾，争先恐后地诉起苦来。
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悲愤地诉说：
“我8岁那年，被高王氏从山东拐到这儿。我才10来岁的时候，她就逼我接客。因为当时还小，挂不上客，她就打，就用老虎钳子拧屁股，那时实在不想活了。”
华清馆的妓女揭发说：
“老板黄树卿家有间空屋子，是专门用来打人的。里面，堆着碗口粗的棍子，还有烙人的火筷子、吊人的绳子和缠着铁丝的鞭子。稍不如意，就是一顿打。有一天，竟打了我7次。在他们手下，就有5个姐妹被害死。”
一个学员哭诉说：
“自从来到黄家，每天挨打。拿面杖打；拿火筷子烧红了打；拿水蘸麻绳打……一天打我三个死。染上病后，说是给看病，按住就拿火筷子烫屁股，全烫烂了！又送去接客……”
“后来怀了孩子，4个多月了，叫回去吃药，照肚子就是一棍子，把胎打下来，马上又叫去接客！有人劝说别让接了，老板娘就让我到屋外冻着，下雪也不让进屋，疼得连哭的劲儿都没了。”
话没说完，她早已泣不成声。
诉苦会变成了控诉会。大家一致要求严惩罪犯，为冤死的姐妹报仇。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判了昔日妓院老板、领家，判处了刑罚。
其中2人死刑，19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74人5年以上徒刑，1260人1年以上徒刑，4人课以罚金与劳役，20人处以缓刑、警诫、教育释放。
此外，没收房产168处共1824.5间。
1950年4月6日，是昔日妓女们扬眉吐气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依法将罪大恶极的黄树卿、黄宛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两犯被押上卡车后，在开往天桥刑场执行的途中，还特意从八大胡同教养院的门前经过。
昔日的妓女们兴奋地聚集在教养院门口，要目睹一下昔日威风凛凛的老板今天是何等狼狈。
当她们看到过去凶恶残忍的老板也有了今天这样的下场时，都高兴得呼喊起“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尤其是原华清馆的几个妓女更显兴奋。她们说：“这回仇也报了，气也出了，该好好打算以后的路怎么走了。”
在教养院里，教养员一方面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又着意培养她们的劳动观念，认识劳动光荣。
因此，教养员们不仅给她们讲劳动英雄的故事，还经常请工人们到教养院，与学员们座谈，谈如今的工人如何处处受尊重。
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开始锻炼。
首先，自己收拾房间，打扫院子，洗刷厕所，自己烧开水，逐渐改掉好吃懒做的习惯，努力适应新生活。
昔日的妓女们在教养院接受教育改造期间，如果想回家必须家里来人或当地政府来信证明然后才发给路费帮助回家。
如果打算结婚的话，则须通过政府了解男方的工作情况及婚姻状况，还须双方同意，这才批准。
如果有人要接走哪一个的话，那么他必须出具保证书，除保证她离开教养院以后或参加劳动或做家务外，还须保证她今后不再作娼；
又须保证她的婚姻自由。如果是丈夫或未婚夫来领走哪一个人，则须检查他们是否有性病，并由教养院发给她出院证明书，还要发给她由医生签发的健康证明书。
同时，教养院还要给她所去地方的政府寄去通知书，以便政府检查和监督执行情况。
有一个名叫巧云的昔日高等妓女，红极一时。
她从妓时接待的嫖客多是富商阔少。
虽说吃、穿不愁，但受侮辱颇多。
进入教养院后，在教养员的教育帮助下，转变较快，表现很积极，抢着干活，还率先揭发老板的罪行。
离开教养院时，她决定嫁给一个农民，去种地。她选中了郊区的菜农。男方40多岁，因无钱结婚，一直光棍一条。
来自城市的昔日妓女走出教养院后，或进入城市被服厂，或进入地毯厂，从事手工业劳动。
也有的在家度日，操劳家务。
曾参加《千年冰河开了冻》等演出的一些昔日妓女，除5人被选拔当护士外，还有2人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6人考取西北艺术学院。
还有21人进入卫生部防疫处防疫总队，到黄泛区去解除当地群众的病痛。
至于继续留在教养院里的昔日妓女，人民政府继续给予足够多的关心，为她们耗资购买织布机、织袜机82台，建立起“新生棉织厂”，使她们工作有安排，生活有着落。
到1950年6月底，1316名昔日的妓女都有了新的生活。
其中596人出去后结了婚，她们的丈夫绝大多数是工人或农民；379人被亲属领回家后参加劳动；62人加入文艺演出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8人被送进安老院。因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已分别另案处理的有62人，94个未成年的孩子，有43人被送进了育幼所，24人随母亲离开，有3人由农民领养。年龄大点的进了工厂。
留下来的209人，在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
30多年过去后，这些曾在教养院里一起学习过的姐妹又聚在了一起。
这些如今早已做了婆婆，当了奶奶的昔日烟花女，大多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休。
其中，许多人曾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有的还入了团、入了党，当了干部。有的退休后还在居委会工作。
一个60多岁的老人道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要不是党救我们出苦海，哪还有今天啊！”
本文摘自：东方网
作者：步雄
原题：《新中国的第一次“扫黄”》

7、赛金花小凤仙带红的烟花柳巷

人们都说，清末时，北京城里有两个顶尖儿的女人，一个是慈禧，一个是赛金花。许多清廷重臣，都是这两个女人的奴才。每天东方泛白，他们浩浩荡荡地进入午门，匍匐在慈禧的脚下唯命是从；夕阳西沉时，他们熙熙攘攘地前往陕西巷，拜倒在赛金花的石榴裙下甘效犬马。想当初，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这是一座灰砖二层小楼，几十年过去，与周围的矮小平房 相比仍显得卓尔不群，门楣上“上林仙馆”几个褪了色的颜体大字仍在勉强显示着自己昔日的风光。
北京宣武区虎坊桥十字路口东北是一片纵横交错的老旧街巷，因过去的花街柳巷而闻名的“八大胡同”———百顺胡同、胭脂胡同、朱家胡同、陕西巷、清风巷、石头胡同、韩家胡同、铁树斜街（原李铁拐斜街）、棕树斜街（原王寡妇斜街）等尽在其里。“八”者，概言其多，并非定数，清乾隆二十一年后，北京内城的妓院纷纷迁移到这一带，“八大胡同”遂声名远播。过去的“八大胡同”里妓院林立，分布在妓院周边卖纸烟、拉包车、卖唱的很多，这些“吃窑子”的相关产业也捎带手繁荣了这一带的街巷。
如今的“八大胡同”早已“从良”，是北京城里没有一点绯闻的寻常街巷了。倘若从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或“天上人间”的灯红酒绿中突然来到这里，你甚至会觉得寂寥清冷：灰墙残瓦、老房旧屋，仨俩蜷缩在阳光下闲聊的大爷大妈，偶尔几个慕名探旧的外国人和背包客缓步走过，似乎提醒你抚今思昔，记住这里曾经的风流履历。

许多人是在《中国近代史》中认识了几个有名有姓的妓女，譬如赛金花、小凤仙———这些身世复杂的女人连带她们的生息之地———“八大胡同”也染上一种迷离之色。

人们都说，清末时，北京城里有两个顶尖儿的女人，一个是慈禧，一个是赛金花。许多清廷重臣，都是这两个女人的奴才。每天东方泛白，他们浩浩荡荡地进入午门，匍匐在慈禧的脚下唯命是从；夕阳西沉时，他们熙熙攘攘

地前往陕西巷，拜倒在赛金花的石榴裙下甘效犬马。想当初，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这是一座灰砖二层小楼，几十年过去，与周围的矮小平房相比仍显得卓尔不群，门楣上“上林仙馆”几个褪了色的颜体大字仍在勉强显示着自己昔日的风光。

多年前，电影《蔡锷和小凤仙》让人们对这位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妓女刮目相看，许多外地人到北京后专门找到“八大胡同”探访她的遗踪。相传小凤仙曾是陕西巷云吉班一个姿色平常的二流姑娘，因不懂献媚邀宠，经常把客人气走。现在的云吉班旧址是个大杂院。二层小楼，前后两院，尽管破旧不堪，仍可看出当初堂皇的雕花房檐。

“八大胡同”中的老百姓喜欢用他们特有的幽默来“修理”这里的名声。在陕西巷宾馆门口，一位姓郑的老大爷说，“八大胡同”的名声虽不济，但在中国近代史上还真能“抹”上几笔，那时候，这里档次不低，是上层官僚和他们的弟子的安乐窝，袁世凯的儿子等“四大公子”就是这里的常客，这些人呼风唤雨、参政议政，说不定多少馊主意就是从妓女们的鸾床上想出来的。要是从蔡锷和小凤仙那事儿上论，这里还算是一处反封建的纪念地呢！据说，在北阀战争时期，有许多青年醉心于此，从而失去了革命斗志。有一位叫做李六庚的老先生每天早上敲着一面大锣到八大胡同去喊话：“你们这些青年人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他也会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眼泪汪汪地告诉路人：“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他精神失常，忧愤而亡。从大礼纱帽胡同、棕树斜街、陕西巷、百顺胡同到韩家胡同一路走去，遥想李老先生的百年激愤，你会想到什么？

8、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扫黄”

李六庚老先生的悲鸣没有能够压住八大胡同的箫管之声，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才清街静巷、喜获新生。北京解放后，政府为了限制嫖客去妓院，曾经想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办法，他们将“嫖客查讫”的大圆戳子盖在嫖客们的身份证、货单、甚至衣领子上，以至于许多嫖客一见到警察就大叫：“快跑！盖戳子的来了！”一时间传为笑谈。为了彻底清除妓院，聂荣臻市长于1949年11月21日下午5点30分宣布立即封闭全市妓院，次日凌晨五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在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中被全部关闭，共集中妓女1316人，统统送入妇女生产教养院进行思想改造。教养院下设八个所，集中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等14家妓院内，这次历史性的封闭妓院的行动，从通过决议的时间算起，前后只用12个小时，北京市就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扫黄”。

现在的韩家胡同以前叫韩家潭，“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就在这里，管教干部们曾经组织学员们自编自演她们的苦痛经历，《苦尽甜来》、《跳出火坑》、《再生》等一批短剧让许多姐妹大哭失声。她们控诉批判罪恶的领班、老鸨，罪孽深重者被判刑或正法。当时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枪毙领班黄树卿时，他被插上招子，扣上手铐，去天桥刑场执行。其间，卡车由西四绕到东四，经过灯市口转往王府井大街、东长安街、前门并特意经过‘八大胡同’，当卡车经过韩家潭时，教养院的400多名学员整队观看，卡车缓缓地从她们面前驶过，她们兴奋地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姐妹翻身万岁！’

“1950年后，以上学员统统有了幸福的归宿，596人与工人、农民、店员、摊贩等结了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62人参加了剧团和医务工作，8名被送进安老所，还有62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已分别另案处理。最后剩下的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209人，政府为她们成立了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对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包括妓女的子女和领家买的女孩）政府也想得很周到，43个送到了育幼所，24个随母亲走了，还有3个由农民领去抚养，年龄稍大一点的就让她们到工厂学技术，94个孩子各得其所。”

9、妓女改造后的生活

改造后的姐妹们有的嫁了人、有的有了工作，有的就住在八大胡同所在的大栅栏地区。老街坊们都很关照，言语中从不触及她们的过去。倘若邻里纠纷，“亲娘祖奶奶”骂出口在所难免，但谁要是语出“妓女”、“窑姐”一类的龌龊话，就会立犯众怒，这种缺德的、挨千刀的骂人话，在“八大胡同”一带往往被视为绝骂。小时候，胡同里住着一个曾经的妓女，终日神情抑郁。因为知道她的身世，在胡同里看到她，总会生出莫名的厌恶甚至恐惧，在孩子的潜意识里，她们往往是丑恶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上世纪60年代末，在大栅栏街道上兴起了一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运动，所有的家庭妇女们都被鼓励离开城市回原籍务农。那以后，再没见到她，据说是受不了城市生活的压力回老家去了。

上世纪60年代“文革”之初，一大帮人起着哄，杂乱地穿过大礼纱帽胡同，经棕树斜街往韩家胡同走着，人群中间，一个脸上被各种颜色涂抹得一塌糊涂的中年妇女低着头，脖子上挂着写有“反动妓女、破鞋×××”的大牌子在游街，她自己手里拿着一面大锣，边敲边有气无力地喊：“我是反动妓女、破鞋×××———”反动和妓女，破鞋和妓女？没有人去深究其中混乱的逻辑关系，因为那原本就是一个精神倒错的年代。她的一头散发被人撕扯着，上面满是人们吐上的唾沫甚至黏痰，间或有砖头砸过来。她头破血流、孤立无助地走在“八大胡同”，从大礼纱帽胡同、棕树斜街、陕西巷、百顺胡同到韩家胡同。仿佛旧地重游，再重温一回跨时代的耻辱。同样以锣开道，孤立无助地行走于“八大胡同”，忧国忧民的李六庚老先生和这个饱受人间苦难的姐妹唱出了两个混沌时代的同一曲哀歌。

“文革”后，“八大胡同”恢复了平静，昔日受苦受难的姐妹们才开始了她们安宁的生活。

10、“京剧摇篮”和“芥子园”

“八大胡同”里并不一定只有诲淫诲盗的故事，在这个风月场的纵深处，曾经绽开过两朵风雅之花，韩家胡同曾经是京剧的摇篮，那里潜藏着天下闻名的“芥子园”遗址。

韩家胡同原名“韩家潭”，据传，曾有某南方文人来京，在大栅栏西一条胡同买了一处宅院。请工匠打造一座老家风格的园林，工匠们挖土时发现一个坛子，坛内是一坛清水，坛下是一潭清泉，此地遂得名“韩家坛”。后经文人润色，“坛”改为“潭”，一字生雅。1965年改为韩家胡同。

1790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全国各地著名戏班纷纷进京献演。浙江盐务大臣指派南方著名的徽戏班子进京祝寿。余老四、高郎亭领“三庆班”率先进京。这是徽戏第一次登上京师舞台。因徽戏声腔是以“二黄腔”为主，“昆腔”、“徽调”、“吹腔”等为辅，曲调丰富，剧目繁多，语言通俗，风格独特，行当齐全，武打精湛，一经登台即受欢迎，为徽戏雄踞京城舞台奠定了基础。随后徽班纷纷进京，其中最有名气的是“四喜”、“和春”、“春台”。加上“三庆”合称为“四大徽班”。而第一拨进京的三庆班就住在韩家潭，随后进京的春台班则住在相邻的百顺胡同西口。他们来京后，由于其戏路很合京城百姓口味，所以再也没有南返，就在京城购房置产，安家落户。梨园界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

清初大戏剧理论家李渔的故居———芥子园。李渔在这里写出了不少名剧和戏剧理论，并组织了《芥子园画谱》的出版。李渔是江浙人，他在韩家潭宅院内，自己设计并主持建造了一座江南风格的园林，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

芥子园由34间房和15间游廊所组成，园内假山叠翠，曲径通幽，奇花异草，潭水清透。《芥子园画谱》是我国第一部介绍国画技法的书籍，内含画法说明和画法歌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该书问世300多年来，被奉为学习国画的入门书和教材，流传广泛，国画大师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幼年时都曾临摹过《芥子园画谱》，而李渔和芥子园也随着这部巨著所产生的影响而永留青史。当时故居内有一副很有深意的楹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如今，这个很有文化

底蕴的地方，竟成了一处玄迷之所，对它的遗址许多学者莫衷一是，但大多认为是原九十五中学角落处的几间古旧老房子。

倘若时光倒流回40年前的“文革”时期，几位戴着套袖和破旧的蓝色围裙的老者正在那老房子里修理着他们永远修理不完的课桌椅。他们是北京第九十五中学的高级教师任凌霄，鲁迅先生的侄子、九十五中的数学教师周丰二———那里是他们被劳动改造的“驴棚”（当时对劳动改造场所的一种别称）。还记得一个下午，初一的我正堵在那老房子门前，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手下非常了得的锯、刨功夫，任凌霄老师要出门，顺手爱抚地摸了一下我的脸，犹如被糙砂纸打磨了一下，于是热辣辣地记住了这高级教师的一双正在改造的硬手。倘若这雅宅故主九泉有知，会否窃笑后人有辱斯文？

我们中学毕业的1970年，老房子改成了校办工厂，老房子遂成为我们这些即将成为光荣社会劳动者的“学前班”。两台台钻，两个老虎钳，甚至还有一台皮带传动的旧机床，那轰然而动的劳动场面令我们亢奋，很多九十五中的校友们就是在那老房子里掌握了操板使钳的本领，走向社会，顺利地实现了和工厂的接轨。如今九十五中已经改成了一个体检中心，而大名鼎鼎的“芥子园”仍在其中默默地少为人知。

11、“八大胡同”的地理寻踪

如今的“八大胡同”早已是北京城里没有一点绯闻的寻常街巷了。百顺胡同中还有当初的“潇湘馆”和“怡红院”，前者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后者是一个西式风格的两层小楼，这些昔日声色犬马的建筑物如今已是满目疮痍，破烂不堪了，院子里满眼的劈柴棍子、碎砖头、黑黢黢的油毡头儿。

中医治疗高血压获取重大成果在“潇湘馆”里面居住了近50年的一位大爷告诉笔者，他得知“潇湘馆”大名非常偶然，那是从院里一个公用的收水电费的破本子写着的。住在潇湘馆的那位老人说，他和街坊们新搬来的时候，院里的妓女们刚刚被集中改造完了送走，从那儿起，他一住就是50年，眼瞧着这以前很精致的小四合院变成了今天的大杂院、大破院。他盼望着这里能够就地改造，保留一块“八大胡同”旧址，好让后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这块盛满着昔日中国人辛酸和耻辱的地方。

百顺胡同路南一个普通的门脸有一个圆形的日本风格的屏风，老街坊们说，这里是想当初的“日本窑子”。所谓“日本窑子”，是日本人开的窑子，在这里出卖肉体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妇女。

前几年，百顺胡同的西口，曾有两幢联体的小楼，旧社会这里曾经是一座大烟馆，人们俗称“大烟楼”，1976年地震后曾经做过加固工程，当时房管部门还纷纷派人来这楼上学习加固技术。我曾留下了一张照片，最近故地重游，那大烟楼早已拆掉了。

清风巷又叫清风夹道，生活在附近的人们干脆叫它“九道弯”，这条细长多弯的狭巷最细处两人对行要依次而过，过去的孩子们经常会在月黑风高之夜到这里“练胆”，前面人藏在暗影昏灯处，猛然一声怪叫，后边的你当夜就会恶梦连连。后来不知为什么，读到老舍《月牙》、《骆驼祥子》中关于下等妓院和“暗门子”的描写，脑海中自然萌生的背景总与“九道弯”暗合。

如今，清风夹道依然细长多弯、破旧不堪。“八大胡同”的不良口碑没有完全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记忆，但与其越来越局促、破旧的居住环境相比，那里的居民们更加重视后者，他们希望及早拆迁并就近住上新楼房。

笔者在胡同中走访的时候，不只一次地被误认为拆迁公司来了解民情的。前两年，曾有人提议开辟“八大胡同”游，这里的居民们大多不感兴趣，有人甚至风趣地管这种突发奇想的特色游叫做“露阴癖”。如今，毗邻的煤市街已经拆得面目全非，前门大街也已经开始了全面改造，时代将会赋予“八大胡同”什么样的面目？这里的老百姓们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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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天津扫黄
天津于1949年2月解放，比北京早解放一个月。
天津一解放，市公安局就对全市妓院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
当时，天津市共有妓院448家，妓女两千多人，依靠妓院为生的茶房、跟妈等两万多人。
天津市解放后，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及妓女非常恐慌。
市政府根据天津市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暂不取缔，严格管理，促其逐步灭亡的方针。
同时明令规定废除残暴的领家制度，严禁虐待妓女。
按照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市公安局在民政局、妇联等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对各家妓院均采取了步步紧逼，严格限制，迫其停业的措施。
在积极鼓励妓女脱离妓院的同时，对每一个脱离妓院的妓女都做了妥善的转业安排。
天津市政府“寓禁于限，逐步消灭”方针的实施，到1949年11月中旬，全市有114家妓院被迫停业，570名妓女脱离妓院。
其中结婚的二百多人，回原籍的一百多人，做工学艺的五十多人，私逃的六十多人。
在北京市1949年11月21日一夜之间封闭全市妓院的消息传到天津后，天津市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教育攻势，一面命令公安机关加大对各个妓院的威逼限制，动员妓院老板转营其他行业，一面鼓励妓女跳出火坑重新做人，脱离妓院。
到1950年1月中旬，天津妓院又减少99家，妓女减少329人。其中有11家妓院被迫改为工厂和作坊，10家改营旅馆，4家改为住户。停业妓院的妓女中有148人结婚，140人回原籍，25人从事生产，16人等待安排新的职业。
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会议明确指出对妓院进行“寓禁于限”的政策，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罪恶的娼妓制度。
按照会议的要求，天津市公安局所属分局、派出所，分别召集妓院老板领家开会，指出妓院压榨和虐待妓女是有罪的，新中国是决不会允许妓院长期存在的，是要逐步取缔的，希望他们提高觉悟，不再干这害人的勾当。
多数妓院老板领家表示相信政府，及早转业作其他经营。
在这同时，全市各种报纸电台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揭露妓院老板领家对妓女的欺凌和剥削，宣传广大妓女的悲惨境遇和非人生活，阐述人民政府对妓院的政策法令，声明人民政府坚决保护新中国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坚决取缔妓院，把受压迫受剥削迫害的广大妓女解放出来。
在人民政府多方面进攻下，妓院大批停业倒闭。
到1950年3月底，全市妓院只剩下51家，截止到1950年底，妓女转业、回原籍、出嫁的已达1706人。
为了加速天津市娼妓业的灭亡，从1951年开始，配合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政府对娼妓业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
1951年6月，各区相继召开控诉大会，觉悟了的妓女们勇敢地登上台，愤怒控诉反动恶霸妓院老板的罪恶。
6月15日，在九区召开的一千五百余人参加的控诉大会，把妓女对妓院老板的控诉推向了高潮。
妓女们字字血，声声泪，激起与会群众对反动恶霸妓院老板的极大愤慨。最后，受害妓女们宣读了她们用血和泪写的《联名控诉书》，强烈要求讨还血债，枪毙反动恶霸妓院老板，为死去的姐妹报仇，为社会除害。
在全市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天津市公安局在获得充分证据后，依法逮捕了一批恶霸妓院老板，并于1950年12月8日至1951年10月间，先后将恶贯满盈的数十名恶霸妓院老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将他们压榨妓女所得财产全部没收。
人民政府镇压了恶霸妓院老板，使还在等待观望的妓院老板心寒胆裂，纷纷要求歇业转业，尚未脱离妓院的妓女消除了对老板的恐惧，纷纷要求政府给予安置。
抓住这一时机，公安机关同民政、妇联等部门配合，迅速帮助脱离妓院的妓女回原籍，或多方寻找门路，安置就业。
到1952年5月底，天津市妓院和妓女完全绝迹，遗患天津六百多年的娼妓制度，终于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13、打击窑主领家（1）

天津，自古以来就是华北重镇，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南来北往的客人增多，天津的妓院也蓬勃发展起来。
1949年2月，天津解放后，天津市公安局对全市妓院、妓女的分布和窑主、领家、妓女、伙友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全市妓院主要分布在9个地区，共有妓院448家，妓女2072人。全市依靠妓院为生的伙友、女佣有20000多人。这些妓院藏污纳垢，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天津市禁娼始终抓住重点、打击妓院的重心。
妓院的重心就是窑主领家。他们是天津黑社会势力的重要一部分，均来自流氓无产者，多为青帮头子。
他们原为妓院伙友、小商贩、三轮车夫、差役、妓女等，通过设赌、贩毒、拐卖人口、盗窃、卖*等种种黑道而起家。
与黑社会的其他势力和官府紧密勾结，控制着娼妓业，对广大妓女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和肉体上的摧残。
当然，他们有时也会软硬兼施，给一些妓女一点儿甜头，致使一些妓女认识不清窑主对她们的剥削，相反对窑主感恩戴德。
还有一部分妓女虽然脱离苦海，但慑于窑主老板们的淫威，不敢挣脱妓院窑主们的控制，只好忍气吞声。
因此，要彻底废除天津的娼妓制度，取缔妓院，必须坚决打击和镇压罪大恶极的恶霸窑主，才能提高妓女的觉悟，把她们解放出来。
而在那些大大小小的窑主里，有一些是声名狼藉、血债累累的，他们是这次打击的重中之重。
胡金标，1904年生，青帮头子，其父为暗娼主。
胡金标17岁时以修鞋为生，常去落马湖一带嫖娼，勾结流氓群殴，敲诈窑主、妓女钱财。
一次，胡金标在赌博时作弊，被人看穿，他恼羞成怒，将揭发他的人的腿打断并用石灰将此人双眼揉瞎。胡金标就是凭着他的这种流氓秉性和残暴手段成为天津一霸。
胡金标发家致富后，便首先投资于娼妓业，把持落马湖一带妓院。为了在娼妓界站稳脚根，胡金标心狠手辣，不择手段。
流氓阎子瑞等人垂涎胡金标的地盘，想据为己有，霸占妓女。胡金标于是就勾结同伙将自己的族叔胡士成骗到自己家中用尖刀扎死，然后嫁祸于人，谎称是阎子瑞等人所杀，并买通法院，将阎等人抓捕入狱。
胡金标称霸落马湖后，便勾结人贩子从各地大肆拐骗良家妇女达数十人，逼良为娼。
他对妓女十凶狠，百般虐待，稍不如意，轻则木棒皮鞭抽打，重则扒光衣服，吊到房梁上用开水烫。妓女们白天受嫖客的蹂躏，晚上则遭到胡金标的奸淫。
“七七”事变后，胡金标不顾廉耻，卖国求荣，为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充当便衣特务，当上落马湖妓女事务所所长。
凡来落马湖为妓的妇女，均要先由他来实施奸淫，并由妓女的老板给他一份钱财。
妓女王云卿欲逃出胡金标魔掌，被胡知道后逼迫致死。
妓女“老四”、“老六”伺机逃走后，胡即勾结日本宪兵队将二人抓回，“老六”因坚决不回妓院，被日本宪兵施以酷刑，放出后惨死在家中。
解放后，杨某某向市政府控诉道：“我17岁被胡金标拐骗到天津给他当妓女，第二天就逼着我接客。
钱赚少了胡金标就毒打我，我身上经常有伤。后来我得了脏病 （梅毒），他不但不给治，还逼着我去接客。
每次钱赚少了，我就偷偷地找姐妹们借钱给他。要不就得挨顿毒打。
我23岁时有人接我从良，胡金标讹了那人一大笔钱，还把我的东西全扣下，只叫我穿一件破大褂出门。”
陈某某哭诉说：“我在日伪期间被卖给胡金标当妓女，经常挨打挨骂。一次胡金标嫌我钱赚少了，用斧子把打我，说打死我就像摔死只小妓，说完把我举起来摔到地上，我当时就被摔死过去。胡金标还奸污了我和好几个姐妹，王云卿就是被他奸污后又遭毒打上吊自杀了。”

李耀林，1907年生，自幼不务正业，16~18岁在恒源棉纺厂做工。1929年同脚行的流氓头子为霸占脚行而发生打斗，将人捅成重伤，为此坐牢两年。
出狱后即参加青帮，在大流氓头子袁文会手下跑“花会”，并给另一大流氓充当打手，设赌骗财。
李用欺诈骗来的钱财开设妓院，经营十几年。在此期间，利用非刑迫害妓女，并将妓女送给日寇蹂躏。被其迫害致死的妓女有玉兰、老七等数人。
李还大肆贩卖人口，牟取暴利，被其敲诈殴打的群众无数，人人畏之如虎。
解放后，黄某某向政府控诉了李耀林的罪行：
民国34年（1945年）6月日本人征召妓女慰劳他们的军队。
一天，李耀林叫事务所的找我去检查身体，等检查完了，他们扣住了我。
一块儿被抓去的还有好些姐妹，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哭得可怜极了。
第二天早晨来了一辆汽车，把我们拉到山东潍县，一下车就把我们24个女人关进一间大屋子。
日本鬼子每天给我们24张条，就是每天要受24个日本鬼子的糟蹋。
日本鬼子不准我们哭，一哭就用皮鞭打。
我们在那里被糟蹋了一个多月，日本鬼子投降了，才把我们放出来。
我被放出来后，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又带着一身的病，一路上要着饭回到了天津，我浑身都肿了，人像个鬼。
可是在我到天津的第二天，李耀林就又逼着我去接客。
后来我病得更重了，狠心的李耀林不但不给我治，反把我卖给了一个人贩子。
郭某某哭诉道：
我是民国35年（1946年）因家中贫困被卖给李耀林当妓女的，解放前他对我百般虐待，解放后他也不放过我，他总威胁我，叫我每月给他一袋白面，平时还要给他零花钱，我叫他打怕了，不敢给。”
1948年有个叫老七的妓女，怀了七个月的身孕，李耀林还逼她接客，小产了。
老七没出满月又被李耀林逼着接客，后来得了梅毒，还吐血。
李耀林见老七赚钱少了，对她不是打就是骂，打时用皮鞭、木棍，专打老七的关节，痛得老七跪在地上喊他爸爸。
老七哭声大了，李耀林就用棉被捂住她的头打，还罚她跪搓板，一跪就是一夜。
后来她病得太重了，李耀林就把老七卖给了人贩子，没几天，老七这个可怜的妹子就死了。

14、打击窑主领家（2）

李天然，1888年生。1926年加入青帮，因在北京犯下命案，逃至天津，将拐来的良家妇女青莲、红莲卖入妓院。1937年，李开设妓院、烟馆，贩卖毒品。
日伪时期，李天然卖国求荣，充任乐户公会常务理事，勾结汉奸组织“义侠队”及流氓特务，大肆抓捕妓女以媚日寇，致使不少妓女惨死于日寇摩掌之中。
日本投降后，李又投靠国民党当局，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充任天津乐户总代表，妓女训练大队大队长，与国民党匪特结成“36支”。
李依仗当局势力，力量急剧扩展，不久便由一妓院窑主变成为控制南市一带妓院的大恶霸。

张玉棠，1892年生。民国初年，在天津警察厅侦缉队供职四年，后成为天津青帮头子，获得大量不义之财。
先后开设妓院6处，历经20余年，犯下种种罪行。
张玉棠在开设妓院期间，贩卖妇女30余人，很多幼女被其收养后，十二三岁就遭其强奸，然后被逼接客。
据不完全统计，被其强奸的妓女达50余人。
张玉棠令妓女白天推磨干活，夜间接客，无客时则需轮流陪其享乐。
张对赚不到钱或违反他的规矩的妓女异常残忍，对弱小可怜的妓女们施用种种酷刑，致使10名妓女先后被他折磨而死，有的被迫吞金服毒自杀、重病不治致残的为数更多。
他从妓女身上榨取了大量的钱财，用这些钱财购置房屋达400余间，成为一方巨富。

杨草亭，1895年生。其父为妓院窑主。他年轻时在侯家后妓院聚集之地串街做小贩，因无赖成性，常用利器划伤自己脑袋讹人钱财，外号叫“破头杨四”。
1929年，杨在侯家后开设妓院两处，又拜青帮头子贾长清为师，并收流氓众人为徒，称霸一方。
日伪时期，杨勾结日寇及汉奸，扩大其妓院规模，新开妓院三处，并任侯家后乐户分会会长。
共抓捕妓女百余人先后送给日寇，供其糟蹋。杨对妓女残暴成性，被其强奸的妇女数十人，有的被迫带病接客导致大出血而死。

黄金荣，1907年生。自14岁起即成为地痞流氓，后加入青帮，拜大恶霸王桂荣为师，又与国民党中统局天津站头子王伯伦及恶霸李天然结拜为“36支”，横行南市一带，人称“黄寨主”，成为天津著名大恶霸之一。1934年黄在大福里等地开设妓院三处，对妓女百般虐待。

市公安局通过大量的调查，掌握了这些大窑主、大恶霸们的罪行。
为了让全市人民对他们的真实面目有更深刻的了解，公安机关再次开展了对妓女的宣传教育工作，用窑主的罪恶发家史来启发她们的觉悟。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妓女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窑主在自己身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不禁一个个义愤填膺，想起了自己辛酸的历史，于是掀起了妓女用自己的血泪经历控诉恶霸窑主的高潮。
在一次控诉会上，高某某挽起裤子，露出右腿上布满的大面积伤疤，愤怒地控诉了黄金荣的罪行。
高某某揭发说：
我18岁时死了丈夫，黄金荣逼我奶奶画押，把我卖给了黄金荣当妓女。
我到妓院后，黄金荣马上逼着我接客，让我吃不生孩子的药，那药喝下去就吐，可他还硬逼着我喝。
黄金荣对我们妓女非常狠，我赚钱少了就挨他打，有一次他把一盆开水浇到我身上，疼得我满地打滚，我腿上的伤疤就是那次落下的。
我被黄金荣逼得没活路了，就跳了墙子河，被人救上来后，又叫黄金荣拉回去接着给他当妓女，那年我21岁。
24岁那年，我实在忍受不了黄金荣对我的虐待，偷着跑了。
我出去知道黄金荣饶不了我，我又到别处当妓女，最后挣了600块钱托人送给他才算完事。
我们哪个妓女都挨过黄金荣无数次的毒打，逼着我们玩儿命给他挣钱，每人每天都要接几十次客，连裤子都提不上。
在我们来月经时他就逼着我们喝草木灰水，还得去接客。
有个叫老四的妓女在接客时大出血，还喘着气就叫他给扔进沟里去了。
我们妓女白天给他挣钱，晚上还得任他强奸。他强奸的姐妹都在14~15岁。
黄金荣为了控制我们，不让我们从良，每天让我们吸2包白面，他说吸完了就不会有外心。
妓女有了病，他从来不给治。
有个叫小老的长了鱼口疮，他还逼着小老接客，后来小老病得不行了。他说给小老去治病，结果给扔到野地里去了。
有个5岁的小孩跟她妈妈要饭，黄金荣霸占了她妈妈并要她去当妓女，后来因赚钱少给打跑了。那小孩得了病，叫狠心的黄金荣用煤球烫死了。”
1951年6月15日，九区召开1500余人参加的控诉大会，对李耀林进行控诉。
在控诉会上，妓女们愤怒控诉李耀林，最后，王某某代表落马湖54名妓女哭着宣读了她们写的《联名控诉书》：
我们是世界上最苦的人，旧社会的蹂躏和惨绝人寰的压迫，把我们变成了恶霸窑主的商品，使我们在人类社会中过着暗无天日的屈辱生活……
党来了，我们才得解放。我们再也不受他们的压迫、剥削、凌辱和虐待了。
我们衷心感谢政府和毛主席！
我们要向恶霸窑主讨还血债，要求政府枪毙恶霸李耀林，为姐妹们报仇，为社会除害！
听着妓女们的控诉，全场听众群情激昂。
会后，九区1729名群众具名要求枪毙李耀林，为民除害。
随后全市都举行了类似的控诉会，在全市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纷纷给政府写信，要求政府镇压恶霸窑主，为阶级姐妹们申冤。
天津市公安局在获取了充分证据后，逮捕了一批恶霸窑主。
从1950年12月8日至1951年10月间，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将恶贯满盈的王士海、王凤春、黄金荣、李天然、李万有、李耀林、胡金标、张玉荣、杨草亭、杨德山、孟毕氏（女）等罪大恶极的恶霸窑主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同时，将他们剥削妓女所得财产全部没收。
天津市对恶霸窑主的镇压，扫清了彻底废除娼妓制度的障碍，使尚未脱离妓院的妓 女消除了对窑主的恐惧心理，纷纷要求政府给予安置，给那些还在等待观望的窑主们当头一棒，使其心生恐惧，害怕再继续干下去就会受到胡金标们相同的下场，于是也纷纷表示歇业、转业。
市政府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做好尚未转业妓女的思想工作，使她们安下心来，多方寻找门路，安置妓女就业。
同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调拨经费，为患有性病的妓女治疗，为生活困难者发放救济粮款，为结婚成家或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的发给经济补贴，使刚刚被解放的妓女感到了人生的欢乐、温暖。
到1952年5月底，妓院和公开妓女完全绝迹，娼妓制度成为历史。

15、镇压窑主李万有（1）

北京有八大胡同，上海有四马路，而在天津则有南市，南市是天津最有名的妓院聚集地。
天津妓 院最早开设在侯家后一带，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天津后，就转移到了南市。
据1911年统计，全市一二等妓 院有106户。其中，南市境内就占67户。
聚华后、升平后、丹桂后是妓 院的密集地。据旧天津政府解放前夕最后一次统计，全市共有妓 院653户，分布在南市境内的就占40%多。
南市的妓 女有3000~4000人。游妓和暗娼尚未统计在内。李万有就是南市中最有名的窑主之一。
李万有出生在武清县一个庄子里，从小就不学长。
长到18岁时，已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离开家到天津闯世界，在老铁桥做工，经过几年辛苦的劳作赚了一些钱后，便与人一起做起了贩驴的生意。
一赚到钱，他就吃喝嫖赌。一次，他遇上了爱卿堂的妓女金玉，便迷上了她，整日往那销魂窟里钻，不久赚下来的几个钱让他连赌带嫖地挥霍光了。
当他再次逛妓 院找金玉时，妓院的掌班对他变了脸色，轰他出门。他一怒之下，大闹妓院，被人揍了一顿后，送进衙门，被判三个月苦刑，当众把他的小辫剪掉。
出狱后，头发还没长出来，于是人们就送给了他一个外号叫“马子盖李三”。
马子盖李三出狱后，找不着事干，又没有钱，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一天，他看到东门城墙上贴着一张告示，还有不少人围观，便上前打听。
原来是清政府要招一批劳工去南非开金矿，工钱给得也多。
他心一横，便报了名，远赴南部非洲。
谁知，到了那儿却发现，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工钱也不多。干了一段时间后，便想出一个赚钱的主意：开赌局。
每天下工后，他就坐庄开盘。
谁不赌也不行，不赌的，他就寻机揍人，这样一来，他便成了劳工里的一霸。在南部非洲干了整整四年，他通过赌局，赚了几百块大洋。
一回国，他便直奔爱卿堂找他的旧相好金玉，可是金玉已不在那里了。
他不甘心，几经周折，终于在一家妓院里找到了金玉。
李万有与金玉厮混了一段时间后，便把金玉赎了出来，决定合伙开妓院。
1915年，李万有在南市西水套子租房开了一家妓院，名曰魁卿堂。
开始由金玉接客，以后又花钱从外地买来三个姑娘。
随着生意的红火，两年后，李万有让金玉另立炉灶，在聚华后租房，开了第二个妓 院，叫做金玉堂，金玉做了掌班。
随着李万有财富的不断增加，他的妓院规模也越来越大。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先后开设了魁卿堂、金玉堂、金华堂、小香班、三元堂、新立堂等七家妓院。
各妓院的妓女大多是他从外地买来的良家妇女，还有一部分租来的和搭住的。
所有的妓女在接客之前，都得陪他先睡一晚。
年纪太小的，先让她们跑茶客。到十五六岁时，便由他亲自给她们破身，让她们正式接客。
1927年，李万有拜梁嘴养船的林树和为师，加入安青帮。
在群英后成立青帮公所，他当了帮头。
公所发展很快，收了100多个徒弟。市里的徒弟平时都在各妓 院干事。
有当掌班的，有管财的，有的充当保镖和打手。
他的势力越来越大，渐渐地成为天津卫的名人。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天津。李万有的妓院就开始向日本人献媚了。
不久，便当上了天津乐户公会总会长，为日本人卖命。
1944年，日本宪兵队派人找到李万有，说日本兵在各地打仗很辛苦，让乐户公会组织慰问，言下之意就是让李万有组织妓女到日本兵营。
于是他分别向各区分会布置，让他们报上参加慰问的妓 女名单，可是，各分会都没报上名单，一个妓 女也不愿意去，日本宪兵队又每天派人来催。
李万有情急之下，想起了警察局保安科科长张相纲，希望他能帮他解决此事。
张相纲于是强制集中了30多名妓 女，分别送往驻在天津东站、山东、河南等地的日本兵营。
这次替日本人卖命使他担惊受怕了许多日子，深感这乐户公会会长一职凶险，便托病辞去了此职。回到群英后当伪甲长去了。
在当伪甲长期间，他仍然为日本人卖命，组织各家妓院向日本人献铜、献铁、献饰品，供给日本人制造军火。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万有继续经营他的妓院，直到天津解放。
在长达几十年的经营妓院生涯里，李万有可以说是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在开设妓 院初期，李万有为了能站稳脚跟，对妓女表面上还是挺好的，对她们甜言蜜语，不打不骂。
可是不久，他便露出了他凶残的本性。对妓 女实行残酷的管理，以便从她们身上榨出更多的钱来。
李小香，原籍山东，家乡因闹水灾，随爹爹一起外出乞讨，走到天津时，她爹爹连病带饿死在路旁。
年仅10岁的她在爹爹的尸体旁哭天喊地，昏死过去。
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屋里，屋里有一个男人正在笑眯眯地看着她。
原来这个人是一个人贩子。不知人世险恶的小香被此人带到了天津南市李万有的家中，卖给了李万有。
小香进了李万有的家后，做了李万有的丫环，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侍候李万有，为他端屎端尿，挑水做饭，什么活都干。
稍有差错，便会遭来李万有的殴打。
一天晚上，小香给李万有捶腿，李万有嫌她捶得重了一点，便一脚踹向小香，吓得她跪在地下连连求饶。
李万有恶气难消，恨恨地说道：“今晚我没工夫打你，你就这么跪着不许动，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可怜的小香就这样在地上一直跪到天亮。
五年之后，李小香长大了，女大十八变，她也越来越显得漂亮了。
李万有看到小香的变化，心中不禁窃喜，感到这么多年来的“投资”算是没有白费，现在到了领取红利的时候。
一天晚上，李万有糟蹋了小香。半年后，小香开始正式接客。
又过了两年，李万有买来几个姑娘，开设了小香班，名义上让小香做领班，但小香还得接客，大小事务实际上由李万有操纵。
小香班大多都是年轻的姑娘，开业后，每天晚上嫖客们蜂拥而至，妓女们一天至少要接七八个客人，小香也不例外。
由于接客过多，小香染上了淋病，疼痛难忍。
李万有不仅不让医治，还逼着她带病接客。
最后，小香病倒在床上，奄奄一息。李万有怕小香死在家里不吉利，便叫来两个伙计，暗授机宜。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个伙计把仅剩一口气的小香抬上了一辆板车，拉向城外，在路上小香便咽了气。
那两个伙计把小香的尸体抛在东郊野外。

16、镇压窑主李万有（2）

为了防止妓 女外逃，李万有在每个妓院里都安置了他的青帮徒弟充当打手。
妓女们进了妓院就像进了牢狱一般，是很难逃出去的。
小桥是李万有用200元从乡下买来的，刚刚16岁，正处妙龄，长得楚楚动人。
李万有便把她据为己有，供自己享乐，百般蹂躏。
小桥不堪其辱，便侍机逃跑。
一日，她乘上街买菜之机逃走，李万有得知后，马上派出手下人马四处搜寻，最后从武清县把小桥抓了回来。
李万有为了杀妓吓猴，便叫来各妓院的领班和部分妓女，命令打手当众把小桥的双手反剪起来，又用绳子扎死她的裤管，然后弄来一只猫，塞进她的裤裆里，同时命令打手狠狠地抽打她。
两个打手每人手持一条皮鞭轮番抽打，打得小桥在地上来回滚爬，那猫也在她裤裆里面乱抓乱咬，不一会儿，小桥便昏死过去。
等打手们把那猫放出来时，只见小桥身上被鞭子抽得皮开肉绽，下身也被猫抓得鲜血淋淋。
小桥在床上整整躺了十几天才能下地。刚有好转，李万有就又让她正式接客。
李万有不仅对妓院的妓女心狠手辣，丧尽天良，对自己寡居的儿媳妇也不放过，干出灭绝人性的乱伦之举。
小红本是李万有的儿子李兆庆的媳妇，结婚后不久，李兆庆就因吸毒过多而死，留下了小红和一个早产的孩子。
一天晚上，李万有乘小红睡觉之时强奸了她。不到一个月，又被李万有送到妓院去接客。
李万有是一个老天津，他深知自己若要在这天津卫长期立足，没有一个好的靠山是不行的，他除了投靠日本人和伪警察局外，还结交了臭名昭著的大土匪、大汉奸、敌伪津海道“剿匪”司令柳小五。
柳小五也是一个好色之徒，为了讨好柳小五，李万有为他在日本租界建了一座柳公馆，并把妓女莲花送给他。
柳小五有一个怪癖，专爱糟蹋小脚女人。
李万有得知后，便命令其手下四处搜寻缠足的姑娘。最后在河北某县找到一个农户家的女儿，名叫红梅。
为了得到红梅，李万有设下一条奸计。红梅的父母正在忙着找婆家，李万有于是派人给媒婆送去钱和布料，让她对红梅父母亲讲，天津一布衣掌柜膝下只有一子，为人忠厚老实，生意兴隆，家境颇为盈实，与红梅正好匹配。
红梅父母信以为真，便把女儿嫁了过去。
红梅被接到天津后，立刻被送到李万有处，李万有派人专门看管，给红梅买来绫罗绸缎，并派裁缝为她量体裁衣，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同时又在英租界购置了一座新公馆。
柳小五一回到天津，便把红梅接到公馆，急不可耐地要寻欢，红梅此时才知上了当，死也不从。
然而终因力不从心，被柳小五强奸了，从此红梅被囚禁在这深宅大院之中，成为柳小五的玩物，没过多久，红梅便因精神抑郁染上了肺病，饮恨而亡。
天津的解放无疑敲响了李万有们的丧钟，但是他们还是心存幻想，认为：
“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没有取消过妓院。虽然党坐了天下，可能不能坐得长还是回事呢。就算坐得长了，党也是人，离不开咱们这行当。不管什么时候，妓女永远是妓女，离开妓院就别想活。”
李万有一方面表示要主动交待，服罪认罚，企图掩盖其累累罪行，可以从轻发落；另一方面，李万有威胁自己手下的妓女，不准她们揭露他的罪行。
但是人民法院的审判员们不辞辛劳，深入到妓女中间，做思想发动工作，宣讲党的政策，为她们消除思想顾虑，大胆揭发李万有的罪行。
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法院很快就掌握了李万有的种种劣迹和罪行。
1951年7月10日，李万有被押上了审判台，天津市人民法院向他宣读了判决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决书
1951年7月8日，军地五刑字第2653号
被告：李万有，男，74岁，武清人，住南市聚华后荣吉巷13号
被告因恶霸一案由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检送来审理判决：
主文：
被告李万有因恶霸罪处死刑。
事实及理由：
被靠李万有自幼即为恶霸流氓，近三十余年开设妓院多处，且为本市乐户公会会长，参加特务组织“忠义普济社”，充任第七分社监事，又参加“清理教”及封建组织“青帮”，广收徒众达百余名之多，其势力扩张至杨村、蔡村等地区。
清光绪年间，被告因报私仇曾大闹爱卿堂（妓院），被清中堂衙门判刑，故而剪去发辫，成为无赖，名声远扬，被呼为“马盖子李三”。
后被告赴南非洲做工，仍设置赌局，诓骗工人辛劳所得工资现洋200元，更在矿场蛮横无道，打架聚赌，欺压工人。
1915年被告霸占薛永泰所设妓院，并强占妓女郑金玉等开设妓院始，先后开有魁卿堂、金玉堂、金华堂、三元堂、小香班、新立堂等妓院七处。
拐卖良家妇女，先施强奸，再逼令充当妓女。
先后遭难妇女计有小香、双喜等数十人。被告对遭其毒害之妓女则尽情剥削，经常打骂，不给饱饭吃。
被告利用剥削压榨所得，在老家购置土地一顷余，房屋20余间，兼充地主剥削农民。
在日伪统治时期，被告利用伪甲长及乐户公会会长身份，向各处及其所掌握的12家妓院搜要铜铁资敌求功，向各妓院强要妓女30多名，献交日寇兽兵奸淫糟蹋。
此外更代其党羽、汉奸、津海道“剿匪”司令柳小五与日寇联系，认贼作父。庭讯时，被告对上述各节均供认不讳。
查本案被告一生所作，均为欺压敲诈及为害人民之暴行，广设妓院，极尽压榨蹂躏妇女之能事，搜献铜铁资敌，为民族仇敌及汉奸部队效忠，背叛祖国以求荣，且参加反动组织，招收党羽徒众100余人，维护其封建势力，横行不法，欺压人民。核其所为，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应判处死刑。
基上结论，判决如主文。
1951年7月8日
天津市人民法院院长兼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
王笑一
天津市人民法院审判员 邵牧岗

17、横扫嫖娼卖*（1）

天津市虽然废除了娼妓制度，但是卖*现象仍然广泛存在。
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游妓暗 娼们还在猖狂地进行着卖*活动。为什么在市政府宣布禁止卖*嫖娼，废除了公开的妓院和妓 女之后，游妓暗娼仍然像一股浊流在暗中流淌呢？
主要原因一是有些妓 女长期在腐朽英秽的生活之中，卖*成为她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恶习，突然离开她们熟悉的生活，她们还是很难适应的，对过去仍然有着许多留恋，于是一有机会便暗操旧业。
同时，天津市仍然有一支庞大的嫖客队伍，这为游妓暗娼提供了充足的市场，为她们的卖*活动提供了客观存在的基础。
二是当时天津市政府主要精力放在妓 女的全部转业，妓 女的解放上，对于她们转业后的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同时，又没有对游妓暗娼活动的明确处理法规，抓到之后只是靠单纯的教育和罚点小米了事，打击力度不够，致使游妓暗 娼们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
天津市的游妓暗娼们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第一类是黑舞 女，也就是没有舞女许可执照的舞 女，又名“交际小姐”，总数约100名左右。
她们活动的场所多是舞厅、舞会。她们自恃长相姣好，追赶时尚，常常打扮成高雅、脱俗的“学生”、“小姐”，以谈情说爱为手段进行卖*。
她们或在舞厅、舞会及附近招客，或在旅馆饭店勾引，或经人介绍。
其主要对象多是中上层资本家、商人及高级职员。
第二类是“马路天使”，总数约200名。
她们活动的地点主要是商业繁华地段，如劝业场、滨江道一带，时间多在晚8：00以后至凌晨2：00。她们招嫖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主要有四种：
一是靠皮条客拉客。皮条客们一般到了晚上都纷纷出笼，见到单身闲逛的男人，就上前搭讪。价钱谈好后便拉嫖客至游妓居住地点。
二由“领家”介绍嫖 客，这类“领家”均为原来妓院的老板。
三靠旅馆茶房招引嫖 客，这类茶房原本多是妓 院的伙友，与妓 女非常熟悉，相互勾结，在旅馆内开房间为暗娼们卖*提供场所，从中渔利。
四是游妓暗 娼们亲自出马，一到晚上，或三五成群，或两人一伙，以书包、报纸、抱小孩等为掩护，在人多的地方以借火、问路等多种形式与嫖客调笑，讨价还价。
“马路天使”们的卖*地点有季节性的特点。
夏天，她们多在马路、公园、胡同、河边等处随时野合；冬天，则把嫖 客带到家中，或上旅馆茶房。
第三类是清音艺员。
天津解放后，妓女、舞 女纷纷转向清音，尤其是北京封闭妓 院后，天津的清音艺员骤然猛增，其主要来源就是妓 女和舞 女。
据调查当时六个班社102名清音艺员原为妓女的就占一半。
这些清音艺员本性难移，英心未除，卖*情况非常严重。
据清音委员会统计，全部清音艺员中卖*者达70%左右。
清音艺员卖*的对象多为中小资本家，其中以五金、像胶及新兴化学工商业主为最多，其次是一些上海、东北的行商及本市有较高收入者。
清音艺员活动的场所主要在演出地，以介绍“点片”为接触嫖客的媒介，一般点四个歌片以上即随客外出。
她们卖*的地点开始多在旅馆、咖啡馆及家内，后发展到嫖 客家里，三轮车上，去外地开房间等。
清音艺员的公开收入不是很高，不能满足她们奢华的需要，而卖*所得收入要比她们的公开收入多几倍以上，因此，在清音艺员中，卖*现象十分普遍。
第四类是歌舞女。
天津解放初从事此种职业的人为401人，到1953年还剩59人，其中舞女44人。
这类人员都有营业执照，相貌身材较好，以前多为“饭店小姐”、“交际花”，也有一些是堕落的年轻学生。
她们活动的地点主要为歌舞厅。
歌女以“点片子”，舞女以“作台子”为两性接触的媒介。
歌女点五个片子以上即可随客外出。
舞 女解放初作五个台子即伴客外出。这类人员卖*所得收入比公开收入高两三倍以上，相当可观。
妓院被取缔之后，这些游妓暗娼们就成了危害社会，腐蚀心灵的主要病毒。
她们不像妓院的妓 女那样坐等客人上门，而是主动出击，因此危害很大。
暗 娼们为了拉拢引诱嫖 客，用尽了各种下流手段。
夏天的时候，她们在公园、河边、马路、胡同等行人游客密聚的地方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争拉嫖客，搂搂抱抱，放浪形骇，不避人目。
冬天的时候，她们在旅馆、客店吃喝打斗，一片乌烟瘴气。
由于卖*者大多是年轻女子，使得一些嫖 客见到年轻女子便上前搭讪，求欢寻爱，致使许多良家妇女不敢外出，许多繁华地区几乎成了良家女子的禁区。
此外，卖*嫖娼造成的私生子、弃婴、堕胎等社会问题也十分严重。同时，游妓暗 娼还妨害婚姻家庭。
许多家庭因此导致夫妻成仇、打架离婚，有的嫖 客甚至为暗 娼而抛妻弃子。
暗 娼的大量存在也使性病蔓延。暗娼们大多都染有性病，由于他们是秘密卖*，不能集中定期检治性病，自己也不愿到医院去检查，所以性病的传播更难控制，导致大量交叉感染。
这些游妓暗 娼同时还是危害新中国政权的“糖衣炮弹”，使许多干部丧失了革命斗志和人格。
在“三反”、“五反”中发现，仅清音茶社的清音艺员引诱公安、税务、铁路、工会及公营企业等工作人员下水者达50余人。
如公 安总队三团干 部米某某在一清音艺员身上花去现款达1000多万元，导致贪污犯罪被逮捕。
有的不法资本家，为大量盗窃国家资财，看准了一些人的弱点，用暗娼来拉拢腐蚀干部，致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盗窃、渎职而入狱。
因此，在取缔了妓 院之后，天津市就把扫黄的重点放在了清除游妓暗娼上了。

18、横扫嫖娼卖*（2）

其实，早在天津市公安局接管国民党警察局的当年9月，就为禁止游妓暗娼活动颁布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管理旅栈行业暂行规定》。
规定旅栈行业除客房外其他房屋不得留住客人，不准留住游妓暗娼，对旅客携带妓女住宿必须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严禁旅栈行业之茶役代客招妓，违反者予以警告、罚款、停业或送人民法院处理。
1949年11月17日，天津市公安局又颁布了《公共娱乐场所暂行管理规定》。
规定舞会时灯光不准过暗；歌女、舞女必须持许可执照，不准有猥亵行为，不准去旅馆、旅店租赁房间招待客人；舞厅、歌厅不准设置小房间招待客人；男子未满20岁，女子未满18岁拒绝进入歌、舞厅等场所。
这些“扫黄”规定可以说是很严格的。
但是由于当时重点在于取缔妓院，所以这些规定没有对游妓暗娼的活动起到多大的约束作用。
为了彻底清除游妓暗娼，天津市进行了认真的清查摸底。
市公安局通过深入调查，对各类游妓暗 娼的思想状况作了具体的分析。
黑舞 女、“马路天使”没有职业，专以卖*为生，普遍厌恶体力劳动，喜欢吃喝穿戴打扮淫乱，迷恋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方式；也有少数为生活所迫而堕落者，她们希望能脱离此道，过上正常的生活。
清音艺员在清音茶社卖唱，有较优越的条件，收入较多，生活舒适，陷入腐朽淫乱的环境中不能自拔，亦有一部分人受恶势力控制难以摆脱。
歌舞女则看到舞厅业日渐萧条，料想此种职业不会长久，因此转业的念头十分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天津市从事秘密卖*活动的人数较多，且她们的家属及子女也占很大比重，同时受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不可能采取统一收容的方法，只能从实际出发，标本兼治，逐步加以取缔。
第一，公安机关依据《管理旅栈行业暂行规定》和《公共娱乐场所暂行管理规定》，加强了对旅店、客栈、舞厅和茶社的治安管理。
公安机关直接管理清间委员会，对现有清音艺员、歌女、舞女普遍进行登记，发给会员证，不准吸收和发展新会员，非会员演出一律禁止，根本上取消清音茶社、歌舞厅的“点歌片”、“作台子”制度。
并规定歌舞 女不准有猥亵行为，不准在饭店、旅馆“接客”，以此来限制这些有合法身份的暗娼们的卖*活动，促使她们自消自灭。对旅店、客栈规定不准留住游妓暗 娼，发现旅客携带妓 女住宿必须立即报告公安机关，严禁旅店行业人员代客招妓。
第二，对已掌握的控制、逼迫、容留妇女卖*的黑社会势力进行严厉打击，先后打掉了一批流氓团伙。
同时，公安机关还加强了对繁华地带的治安管理，经常组织对游妓暗 娼们经常活动地带进行巡查和清理，有效地限制了游妓暗娼和嫖 客的活动。
第三，同民政、妇联、救济、卫生部门联合行动，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
对游妓暗娼的卖*行为进行批判，指出危害，指明只有从事正当职业才是出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暗 娼纷纷要求政府给予安置转业，经过妥善安置，有的进入了文化团体，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回了原籍参加生产劳动。
第四，集中力量，重点出击。天津南门外宝庆西里是游妓暗娼聚集之地，已有30多年的历史，被人们称之为“暗娼窝”。
暗娼多为地痞、流氓、青帮分子所控制。天津解放初期，这里有暗娼主38人，暗 娼54人，本市及外地卖*的游妓100多人。
天津市公安局决定端掉这个淫窝。首先，召开各种类型的群众会、座谈会，采取攻心战术，号召游妓暗 娼放弃这种肮脏的营生。
户籍民警结合户查对问题较为严重者进行帮助教育，并要他们保证不再从事卖*活动。
其次，对6名有罪恶的暗娼主及时进行了打击处理。派出所还组织了治安巡逻小组，在夜间盘查行人，查获嫖客。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暗娼主表示拥护政府改革，从此洗手不干。许多暗娼要求参加劳动，重新做人。
街道和派出所及时组织她们进行生产劳动，并举办妇女识字班，提高文化水平，树立新的人生观。
通过多方面的工作，宝庆西里绝大部分从事卖*活动的人都结束了可耻的卖*活动。
通过公安机关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再加上新中国的新风气、新风尚、新道德的迅速形成，天津市的歌舞厅和清音社日趋萎缩，到1954年已经彻底绝迹，游妓暗娼也随之大为减少。
1956年7月，天津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天津分会《关于收容安置游妓问题的请示》。
公安机关迅速对那些恶习不改的暗 娼进行了收容教养。收容后，加强思想教育，进行劳动技能训练，检查和医治性病。
收容时间一般为4至6个月，全部费用由政府负担。教养完毕后，将她们全部安置到救济分会所属的缝纫厂，在到厂后3个月内全部生活费用由政府负担，劳动收入归个人。经过教育改造，这些游妓暗 娼们终于脱胎换骨，成为新人，天津的扫黄运动至此胜利结束。
建国初期，天津政府加大力度“扫黄”，较彻底地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黄泥浊水”，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19、上海妓院、妓女概况

清康熙年间（1672年以后）颁行“弛海禁”令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以及流动人口增长较快，官宦巨贾云集，作为“特种商业”的妓院随之产生并日益发展。
上海早期妓院主要分布在小东门外商业发达地区以及城内虹桥（今光启路、复兴东路口）的繁华地带。
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许多妓院纷纷搬迁到西门内一带，西城的妓院业就迅速发展起来。
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后，妓院渐移城外。妓院最早分布在东棋盘街、北海路、广东路、宝善街一带。
光绪中叶，由南而北，福州路成为中心。
同治三年（1864年）公共租界登记在案的妓院有668户，同治十年（1871年）上海县署统计，登记在案的妓院1500余家。光绪元年（1875年）以后，上海租界的娼妓业愈益畸形发展。
民国4年（1915年），上海《中华新报》》有一调查称：当时明娼，仅公共租界一隅有9791人，而数倍于此数的暗娼尚不在此列。
民国6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妓女比例之高，居世界8大都市之首。
民国9年，据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上海娼妓总数为60141人。
民国16年，上海的公娼、私娼，再加上各式各样变相娼妓，总数不下12万人。
其时，娼妓制度合法化，娼妓业还被藉以征收“花捐”，作为税源之一。
据公共租界工部局民国29年刊行的《年报》所载，该年“花捐”收即合值粳米3200石、面粉12124包。民国30年侵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日伪政府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划定老闸、新成、嵩山等地区为“风化区”，娼妓可以在马路上公开搭客。
一时间，不仅妓院大量增设，变相的妓院和妓女，如按摩院、“响导社”、女招待（俗称“玻璃杯”）、酒吧女等大量产生。
据日伪上海市警察局民国31年《年报》披露，这一年上海有妓院3900余家，妓女3.9 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警察局民国35年调查称，全市估计有妓女4万人。民国36年市政府向市参议会提交的一份议案中称：“上海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 万人，间接赖生者而数倍之。”
民国37年，福州路会乐里共有妓院151家，妓院主200人，妓女587人，妓佣374人，总数逾千。
民国38年初，妓院增加到171家。位于广西路80弄9号的陶陶妓院，是上海最大的妓院，一幢四层楼房分割有128间大小不等的房间，共有妓女108人。
上海解放前夕， 1949年5月，向警察局登记的妓院由同年1月的800多家减至525家，妓女由4000余人减少为2227人。
旧上海妓院种类繁多，名目复杂，有书寓、长三堂子、么二堂子、宁波堂子、广东堂子、野鸡堂子、外国堂子（最初是西班牙女子居多。
后来各国籍人均有，而以白俄居多，抗战胜利后相继关闭）、东洋堂子（日本妓院）、咸肉庄（又名韩庄）、咸水妹、新兴妓院、私立妓院等多种。解放前妓院几乎遍及全市，其中以闹市中心的老闸、嵩山、新成为最。
旧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会乐里妓院林立。
上海解放后，公安机关于1949年10月重新办理妓院、妓女登记。
妓院已由解放时的525家减少至264家，妓女由2227人减少至1243人。
一年以后，1950年底妓院换证时，全市申领营业证的妓院为156家，妓女559人。
1951年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妓院恶霸100余人，又有一批妓院纷纷停业。
1951年11月，全市妓院只剩下72家，妓女181人。

20、上海禁娼掠影（1）

上海公共租界成立过“窑风调查会”，提过废娼议案，但只是议而不决。
民国9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舆论压力下，颁布《娼妓领照章程》，规定妓院必须捐领执照才能营业，宣布无照经营为非法，提出“若干年内禁绝娼妓”。
实行以后，有的妓女到法租界去搭客，有的妓女到舞厅去“伴舞”，成为明为舞女、暗为妓女的 “两栖女”。
同年12月21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纠风委员会举行首次摇珠禁娼。摇珠仪式在南京路议事厅举行。
珠上标明妓院执照号码和门牌号，凡摇到号码的妓院限令停止营业。
第一次摇去174家，妓女500人，皆予以登报公布。
民国10年第二次摇珠，两次共摇去五分之二的妓院。
由于在公共租界摇去的妓女在法租界能够照常营业，工部局的这次禁娼实际上仅仅是走过场而已。后来，公共租界为了保障其财源，未进行第三次摇珠，反而增发了不少妓院执照。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5年，市政当局提出“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化零为整”的禁娼步骤。
所谓“化私为公”，即全面实行公娼制，私娼经过登记领证，可成为合法的公娼；
“化零为整”，即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建立娼妓集中的“风化区”；
“化繁为简”，即把全市卖*场所统一叫妓院，对变相卖*的响导社、按摩院、按摩浴室，要么关门停业，要么改为妓院。
规定娼妓登记期限，尽量促令登记，数目不予限制，在日伪统治时期领有伪照者将伪照缴销换领新证，声称5年内在上海禁绝娼妓。
当时喧嚣一阵的所谓禁娼，不仅没有禁绝，相反使一些私娼成为合法的公娼，使一些变相卖*场所成为公开合法的妓院，使分散的卖*活动集中为大规模的 “人肉市场”。
旧上海曾经是世界大都市中娼妓人数最多的一个城市。
日寇占领期间，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并划定当时的老闸、新成、嵩山等区为“风化区”，明文规定娼妓可以在马路上公开搭客，军警不得干涉。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统计，有妓院三千九百余家，妓女3.9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达官贵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享、美国水兵纷纷涌入上海，又刺激了娼妓业的发展，成为旧上海娼妓史上的全盛期。
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统计，到1947年，“上海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且数倍之。”
上海解放以后，百废待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工业生产，对娼妓主要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严格的治安行政管理，时机成熟之后，再一举禁绝。
所以，陈毅市长指出：“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新中国决不允许卖*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解放妓女。但我们刚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受几年苦，不过，一定会解决的。”
为了严格管理，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登记，审核后发证。
7月，市公安局又进一步制定了《管理妓女院暂行规则》。
1949年7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颁布的《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
公安机关据此规则经常派干警突击检查，发现违反规定者，立即惩处，对妓院院主的违规行为惩罚尤其严厉。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人民政府再次加大对妓院妓女的管理力度，迫使妓院生存越来越艰难。
到1950年底妓院由522家缩减到156家，妓女由2227人缩减到559人。

21、上海禁娼掠影（2）
1951年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人民政府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逮捕一百余名妓院恶霸，又迫使一批妓院破产。到同年11月，全市妓院只剩下72家，妓女只有181人。
严格管理和限制取得显著效果，全面封闭妓院的时机完全成熟，1951年11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市委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立即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娼。
公开的妓院封闭之后，又着力解决数量较大的暗娼问题。
11月25日晚9时，全市9个公安分局统一行动，在各游乐场、马路边收容暗娼320名。
当晚11时，公安干警分路进入对抗政府法令继续营业的妓院，将妓院主、老鸨、龟奴全部逮捕，对妓院的财产全部封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收容妓女的教育改造方针是：“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改造和安置工作相结合”。
从1951年11月到1958年，先后教育改造了7513名公开的妓女和街头的暗娼，并使得这七千多名阶级姐妹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彻底铲除了旧上海的娼妓制度。

上海解放后，市公安部门对妓院、妓女采取若干管理措施，妓院、妓女（公娼）逐渐减少。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进行登记，审核发证，并规定：
（一）凡狎客涉足妓院必须登记姓名、职业、住址，每天送公安机关查；
（2）不得容留公务人员和身份不明者；
（3）患有性病的妓女不得接客；
（4）不准妓女到马路上沿街拉客。
8月16日市公安局颁布《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宣告废除妓院主与妓女之间的一切契约，如妓女申请脱离，院主应无条件允许其自由。
由于上述管理措施，一些妓院不敢接待规定不得容留的狎客，一些狎客也因怕留下姓名、地址被公安机关通知其工作单位，不敢涉足妓院。
随着狎客减少，营业清淡，一批妓院自行停业，妓院妓女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