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瞎指挥乱做蛮干
195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产生了“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这一年，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即“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这一年，高举“三面红旗”，跑步奔向“共产主义天堂”，出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奇异景观”。
1958年大跃进的“奇异景观”之一，就是乱想蛮干瞎指挥。
主席亲自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又总结出农业增产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
并据此亲自指挥农业大跃进。
他在成都会议上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敢于标新立异”。
主席讲的没错，错在各级干部们对主席的指示进行了错误的理解，借题发挥。于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刮起了一场猛烈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蛮干风”，演出了一幕幕热热闹闹的“喜剧”和“闹剧”。
山东有个大山农业社，因为深翻地增了产。主席知道后大喜，因为这个事例正好诠释了他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字。
于是，他就对湖南的同志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
又对陕西的同志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长葛介绍了深翻土地的经验，农业部召开了现场会。
1958年8月29日，中央还发了《关于深翻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于是，一场深翻土地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一些地方，干部认为翻得越深越好，就逼迫农民深翻到3尺、5尺，甚至深到1丈（10尺），把许多良田翻成了荒地。
河南、安徽的平原地区深翻土地，赛过当年淮海战场上的挖战壕。
请看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农业社（后来叫碴岈山人民公社）当年深翻地的几个镜头：
其一：第六大队团总支组织了650多人的青年翻地大军，和火箭连展开了翻地比赛，胜者插红旗，败者插白旗。
火箭连在第一天插了红旗。他们编了一首民歌：“党挂帅，团当先，深翻地，火箭连，翻地一丈二，增产粮食千千万，明年元帅大升帐，群群卫星天上转。”
青年队队长夜里偷偷去火箭连的地里看，见火箭连在地边上翻了一丈多，地中间只翻了不到半尺。
“狗日的，原来是作了假！”队长心里骂。
第二天，青年队夺了红旗。火箭连长就找青年队长“取经”。队长说：“找我取个俅经！我还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哩。”
其二：遂平县委在1958年9月发出通报，介绍李兴楼大队深翻地的经验。
他们成立了18个翻地专业大军，翻地行动是“五到田”，即：吃饭到田，睡觉到田，休息到田，干部到田，开会到田。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股干劲冲上空，人人变成翻地兵，支书挂上元帅印，青年团员打先锋。
参加这次翻地的农民后来回忆说：
“那时干部非要社员夜战，睡在地里。天气已经冷了，社员干着干着就打瞌睡，扶着锹把就睡着了。地是山坡地，尽石头，根本就挖不了一丈深，可是公社干部非让挖一丈深不可。咋办哩？大伙就在地头挖了个大坑，一丈多深。检查翻地的干部来了，就指给他看。”
其三：李沟生产队的王德珠，回忆当年深翻土地的情景，说：
“那时候，上头天天催报翻地进度，我是大队统计员，负责报表。队长让我编着报，翻10亩，就报30亩或50亩。深翻地刚开始时还像个样子，后来就瞎糊弄了。”
“有的光把村头、地头挖一点，中间就是破破地皮，也说翻了一丈深。白天完不成翻地任务，不让回家，要挑灯夜战。”
“人哪有那么大精神哩？干着干着就困了，就躺在地里睡觉。怕干部来检查，灯还挑者，让小孩子站岗。看见干部检查来了，小孩就喊：‘狼来了！狼来了！’睡觉的人就爬起来，揉揉眼睛继续干。”

主席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植3万篼，就号召密植。
八大二次会议上，他亲自给代表们算了一笔细账：3万篼共有多少棵秧，共发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最后，折合成亩产多少斤。
他认为，北方的谷子、高粱、麦子、玉米、白薯等也可以这样算。修改后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把合理密植作为单独一项写了出来。
于是，全国各地的干部们，都强迫农民搞密植。有的干部不顾农民反对，硬是说越密越好。
1亩地下种几百斤，给插红旗；按农民自己经验下种少的，插白旗。结果，插红旗的地，连种子也没收回来。

成都会议上，有的省汇报提到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主席对此给于很高的评价。
他说：“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
于是，全国农村掀起了改革农具的热潮。一些地方搞起了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和“绳索牵引机运动”。
作家刘玉堂在中篇小说《秋天的错误》里描述了某公社搞“滚珠轴承化运动”的场面：
钓鱼台大队60名强壮劳动力，在大队长带领下来到公社“砸滚珠”。他们和其他大队来“砸滚珠”的社员都吃住在一溜大席棚里，在一个大院里劳动。
具体砸法是：先把钢筋先剁成豆粒大小的圆柱体，再把它放在两个勺状的钢模局具之间，而后用铁锤砸模具。一边砸还要一边转动，直到把那个小圆柱体砸成表面光滑的圆球才算完事。
各大队先从铁匠炉那里领来小圆柱体，砸好后再交上去。收成品的地方挂个竞赛牌，牌上分别画着火箭、火车、老黄牛和蜗牛，底下挂着写着各个大队名字的小红旗、小黄旗和小白旗。
交滚珠多的插红旗，挂在火箭下面；最少的插白旗，挂在蜗牛下面。
除了社员外，还有一群不参加竞赛的砸滚珠的人，他们是右派分子和犯了右倾错误的干部。
砸滚珠的人，手被铁锤震得又麻又疼，耳朵被“叮叮当当”的钢铁撞击声震得难受。
后来，由于没有制成装滚珠的轴碗、车又少，主要是来了更重要的任务——大炼钢铁，就停止了砸滚珠，已经砸好的也堆在那里没有人管了。
各省、地、县、乡、社都举办工具创造发明展览会，展出了各种希奇古怪的“发明创造”。向上级党委报过喜或展览完后，就扔在一边，任其毁坏。
山西有个和尚同农民合伙，在山上挖鱼鳞坑蓄水，这个办法合乎当地的实际，对山坡土地防旱起到很好的作用。
但是，报纸一宣传，在平原地区也强行推广起来，搞所谓的“葡萄串”、“满天星”，把平展的大片农田挖得满目疮痍，以至给平原地区的农业带来严重的灾难。
（2008，3，13，下午3：43改写）

第二章 搞荒唐敢想敢干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大讲特讲“破除迷信”，还做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以“鼓舞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很多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据此。八大二次会议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人民日报》跟着发表社论，说：“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够产生呼风唤雨的神奇力量。”
主席讲的没错，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于是，愚昧、荒唐的“创造发明”遍地开花。现仅就当时《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报道的事例中举出几件，让读者开开眼：
广东新会县农民周汉华创造出水稻和高粱杂交。据说，稻穗能像高粱穗那样大。
陕西西安农民赵丙红把棉花嫁接到椿树上。据说，棉花可以变成多年生的大树。
陕西薄城县农民试验公鸡孵小鸡成功。方法是割掉公鸡的生殖器，并用酒把公鸡灌醉。其价值是母鸡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下蛋。
西北农学院学生创造出“无耳无尾猪”，即割掉猪的耳朵和尾巴，据说就能“一天长膘19斤”。
山西洪洞县农民研究出一个小麦增产的“妙方”：把小麦和谷子嫁接，让麦穗长的像谷穗那样大。再把麦子改良成一株多穗，麦粒像石榴籽那么大。用这样的麦种搞密植，亩产能达到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
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作家康濯写的《徐水人民公社颂》。
文章谈到，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漕庄试验场，为了创造山药亩产120万斤的“高产卫星”，创造了“非常措施”：1亩地栽种6000棵山药，给山药秧子搭了架，浇灌了用四条狗煮的狗肉汤。
还给玉米和山药秧注射葡萄糖。
1958年，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搞了一块试验田，他的助手农民闫友敢想敢做，搞了几项试验：
（1）把水稻嫁接到槐草上。这样，水稻可以像槐草那样，今年割了，明年春天可以自动长出来，既不用放水插秧，也无须耕地播种。
（2）红薯秧上嫁接南瓜。这样，地里长红薯，秧上结南瓜，一举两得。
（3）槐树上嫁接大豆。这样，不用每年下豆种，就可以在树上摘豆角，一棵树能收几百斤。
（4）把小麦嫁接到芦苇上。这样，水里也能种小麦，今年割一茬，明年又自动长出一茬。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碴岈山公社的“青年农民科学研究员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明了“玉米扎针法”，不仅消灭了玉米空杆现象，还能使一棵玉米结4—5个包（玉米棒子），最多的结9个包。
怎样给玉米扎针？就是用削尖的竹签扎玉米茎。
这一重大发明是怎样想到的呢？原来大队在开发明创造的诸葛亮会时，青年农民王狗毛忽然想到过去的一件事：
某年腊八那天，他用刀在一棵不结果实的核桃树干上砍个大口子，喂以猪肉和米饭，第二年结的核桃又多又大。于是，他就想到了给玉米扎针来增产。
《河南日报》报道：中共遂平县委在碴岈山公社召开了芝麻杆榨油现场会。
河南省楮市公社杨楼大队在一次爱国卫生运动评比中，创造了“奇迹”：给牛戴上了雪白的口罩，给驴刷牙。
牲畜都如此讲卫生，何况人乎！因此受到公社党委的表扬，在全公社推广。
有一位教授问他的学生：“让小学生来解答一道微积分问题，靠发动群众、搞人海战术行么？让不懂得欧姆定律的人来研制电子计算机，靠发动群众、搞人海战术行么？”此问题耐人寻味。
1958年前后，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全球蓬勃发展的时候，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特别重视知识和人才，狠抓科技和教育。
而我国却排斥知识和高级知识分子，发动一群科盲来搞发明创造，结果就“发明创造”出这样一些愚昧荒唐的东西。

第三章 吹牛皮竞放“卫星”
1958年的又一个“奇异景观”，就是弄虚作假搞浮夸，竞放所谓的“高产卫星”，比赛吹牛皮。
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全球。于是，中国的各级干部和农民就把假造的“高产典型”或者其它“突出典型”叫做“放卫星”。
什么是人造卫星？全国也没有几个农民能说上来，但是“放卫星”，这却是农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时髦语言。
1958年刚进入夏收季节，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就纷纷升天了，而且一个比一个大。
《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省金沙县打坝乡民丰社，单季稻亩产3025斤。
接着，《人民日报》又报道：甘肃文县景象坝农业社，亩产土豆17410斤，创全国最高纪录。
河南遂平县碴呀山卫星农业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对此将信将疑：不信吧，是党中央的《人民日报》登的；
信吧，这1万7千多斤斤土豆在1亩地里平铺起来，也有半尺厚。咋种的呢？
这些日子，县委也在催促各个农业社“放卫星”。
碴呀山卫星农业社，是全国最先合并起来的大社，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抓的试点，全国知名，不放颗大卫星，怎么说得过去呢？
可是，当时碴呀山的小麦亩产最高也不过300来斤，这卫星可咋放呢？他坐不住了。
这时，新华社女记者方璜和省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几个人都来到卫星社采访。
吃饭时，方璜问：“你们是全国第一个建立的大社，有没有高产卫星？”
陈丙寅说：“不敢说有高产卫星，但是今年的小麦产量确实不低。有的地块小麦长得特别好。”
方璜说：“我这次下来采访，就是来找高产卫星的。”
陈丙寅笑问道：“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
方璜说：“一两千斤不能算高。”
陈丙寅笑道：“这么高？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差不多。”
社长钟德清在一旁说：“陈书记，你不是说有两快地的麦子长得好吗？咱们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呢。”
于是，大社党委研究决定：由社长钟德清负责收割监打韩楼大队那块地；由团委书记曹新志负责另一块地。
钟社长来到韩楼大队，召集大队长陈世俊、副大队长梁友仁、妇女队长曹玉娥和大队技术员陈根开会。
他开门见山，说：“上级让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大社哩，不放卫星不行。党委研究决定，在你们大队那块试验田里放。”
陈世俊问：“亩产多少算高产卫星呢？”
钟社长说：“少说也得亩产3000斤。”
“哎呀！我的妈哟！要放这么大的卫星？”妇女队长吓的一吐舌头，“我们大队的试验田差远哩！。”
“我们试验田的麦子，再多也就是七、八百斤。”韩世俊说。
“也就这样。”副大队长、技术员都附和着说。
“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想想办法嘛。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呀！”社长说。
大伙都苦苦思索起来。
“要想放这么大的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弄到一块打。”大队长打破了沉默。
“对呀！好主意！”社长一拍巴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话一点不假。”
“这不是骗人吗？能行？”妇女队长有些疑惑。
社长看了一眼妇女队长，说：“玉娥，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是大跃进！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破除那个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嘛！我们敢放卫星，就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就是跟党走。吹一点，那算不了啥。北京来了大记者，正等着咱们放大卫星哩，咱们要考虑政治影响呀。”
“那，那，”副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那，要是传出去咋办呢？”
社长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败坏咱们社的名声，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6月3日下午，陈丙寅在办公室正想打电话催问两处放卫星的事，忽然接到社长的电话说。
“喂！陈书记吗？，韩楼放了高产卫星啦！”声音很激动。
“多少斤？”陈丙寅从椅子上站起来，急忙问。
“第一遍打了3200多点，现在正打第二遍呢。”
“别瞎吹了，小心把天吹出个窟窿。”
“真的，一点都错不了。北京来的那个女记者和省里来的人一直在这里，看着我们收割、打场、过的秤。你快过来看看吧。”
“我就来！”陈丙寅放下电话，急忙奔韩楼。老远就看见麦场里很多人，走到一看，方璜等几个记者都在，副社长也在。麦垛很大，像小山一样，场中间的麦堆确实不小。
社长兴冲冲地走过来汇报说：“陈书记，刚过完秤，2亩9分地的麦子，共打了11178斤6两，平均亩产3853斤。”
陈丙寅心里不信：“2亩9分地能打这么多？糊弄洋鬼子去吧！”
但是，他没敢表示出来。如果对“卫星”表示怀疑，那就是“右倾”、“小脚女人”、“观潮派”，他这个书记就甭想当了。
他显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大大方方地说：“咱再刨去几百斤麦余籽吧，让数量宁缺勿冒，实实在在的。”
几个社干部都同意，最后就把亩产降为3530斤。
新华社女记者方璜向陈丙寅祝贺：“陈书记，祝贺你们放了个大卫星！迄今为止，这是全国小麦最大的卫星。这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啊！不相信群众不行。你放了卫星，我也可以交差了。”
团委书记小曹打来电话，向党委汇报：放了个1000斤的大卫星。
陈丙寅笑了，说道：“新志，你那1000斤就别提了吧，人家韩楼放了颗3530斤的大卫星。”
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3530斤。
《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发表社论说：“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那里，有2亩9分小麦亩产达到3530.7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卫星社的“全国小麦高产最高纪录”只保持了4天就被人破了，而且排名不断的后退。
6月16日，湖北谷城县乐民社放了一颗更大的卫星，小麦亩产4353斤。
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南楼底乡卓头村社，小麦亩产5103斤。
7月12日，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
纷纷升空的小麦高产卫星，使人们的头脑更热起来。
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放了头炮：华东夏粮比去年增产70%。
其他各地也不甘落后：华北区增产88%，中南区翻了1番。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社论说：“我国农业增产的潜力有多大，谁也不敢下断语。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小麦卫星你追我赶之际，水稻高产卫星又相继腾空而起。
6月22日，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2340斤。
7月22日，福建闽侯县，水稻亩产7275斤。
8月1日，湖北孝感县，水稻亩产15000斤。
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社论说：“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人是条件的主人”。
8月13日，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
9月18日，四川卑县水稻亩产82452.5斤。
9月18日，广西容县水稻亩产130434斤。
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关于山东寿张县亩产万斤粮高额丰产运动的调查报告，编者冠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题，并以通栏排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确实如此。只要大胆弄虚作假，要多大产量就有多大产量，想放多大的卫星，就能放多大的卫星。
不仅小麦和水稻有高产卫星，其他粮食作物的“卫星”也令人眼花缭乱：
玉米，河南商丘王楼公社第八生产队，亩产35393斤。
高粱，河南沈丘第十二人民公社郭庄大队，亩产22720斤。
谷子，河南商丘宋集公社田集大队，亩产27733斤。
土豆，甘肃康县和平农业社，亩产106378斤8两。
大豆，山东临沂南光明二社，亩产4512斤2两。
花生。福建晋江县集力社26968斤2两。
西红柿，河南焦作市宣和农业社，亩产45660斤。
……

第四章 麻城“天下第一田”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一个通栏大字标题。
上面一行是：“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 中间一行最大号字是：“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下面一行是：“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纪录”。
并为此发了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
社论说：
“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的同志们创造早稻丰产最高纪录的经过告诉我们，能否取得高额丰产，决定于人们是否有敢于力争上游的干劲和措施。”
“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
“他们彻底解放了思想，打破一切陈规，毅然决然地把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的秧苗拔起来，再深耕、再增肥，并移苗密植；”
“随后又千方百计地加强了田间管理，施追肥，防倒伏，抗灾害。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他们都努力去做；一切能妨害增产的因素，他们都把它们克服和消除。因而，终于获得了高额产量。……”
“只要我们也像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一社的同志们那样，鼓足干劲，打破‘定局论’，千方百计地进一步采取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就一定能够获得秋季作物的全面大丰收。”
“天下第一田”的奥秘在哪里？
20多年后，发射这颗卫星的领导人王乾成说出了事实真相：
1958年初，麻城县白果区委宣传委员王乾成，受组织委派，来到麻溪河乡建国一社任书记兼社主任。
8月3日，中共麻城县委书记到白果区主持召开早稻生产现场报喜表彰会。
会上表彰了燎原四社的早稻亩产10327.127斤的成绩。当场授给奖旗一面，奖金300元。
县委书记看见了王乾成，说：“乾成同志，人家早稻亩产搞到了一万多斤，你还是区委下放干部，能不能放个大卫星呀？”
王乾成一楞，只好鼓起勇气回答说：“我们正在准备，过几天向领导汇报。”
当时建国一社早稻亩产不过600来斤，怎么才能放出亩产万斤的卫星呢？王乾成冥思苦想也想不出个办法。
于是，就把会计罗文存找来商量。
罗文存问：“燎原四社早稻亩产1万斤是怎么搞的？你去现场参观过，没看出来么？”
王乾成说：“他们那是弄虚作假吹牛皮，可是谁也不敢说。我看他们是把别处的稻子搬到一块田里来了，密挨密地堆在一起。”
罗会计笑了，说：“他们会搬，咱们也会搬。娘的！咱们搞他一万五。”
王乾成有点犹豫，说：“弄虚作假，这，这，良心上总觉得过不去。”
罗会计一拍大腿，说：“哎呀！我的王书记，你没看见，弄虚作假的挂奖旗、得奖金！你不弄虚作假，就放不了卫星，放不了卫星你就是‘小脚女人’、‘蜗牛爬行’。现在是左比右好，你就别考虑什么良心不良心的啦！”
王乾成点点头，下了决心说：“说的是！就这么办！马上召开社委会研究这件事。你快下通知！”
社委会一致同意搬稻子并田放卫星，并决定在第二生产队搞。
第二生产队长罗红军拍着胸脯说：“娘的！放一万也是放，放两万也是放，咱们就放一颗两万的大卫星！”
大家都说：“好！”
王乾成最后拍板，说：“就这样办！回去后各队马上把壮劳力组织好，都来帮助二队搬稻子并田，连夜干。告诉社员，一定要保密，谁要是走漏风声就辩论谁！”
当夜，全社出动几百人，把二队十几亩稻田已经成熟的稻谷连篼拔起，移到约1亩的一块水田里，密匝匝地排得非常整齐。
然后，放了一次水。水沉下以后，移栽的痕迹全没了，就像一直在那块地里生长的一样。
8月4日一早，王乾成便向区委和县委汇报。
8月5日，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带着一群县区干部赶来检查，还跟来几个新闻记者。
县委书记一看这快稻子密密匝匝的稻田，满意的笑了，说：“好家伙！是一颗大卫星！”
一位记者建议：：“找几个小孩来，让他们坐在稻穗上，照几张像。”
县委书记说：“好！”
王乾成就吩咐人找来四个五、六岁的小孩，并把小孩放在稻穗上。记者摆弄小孩或坐或立，照了几张像。
王乾成请示：“是否现在就收割打场？”
县委书记说：“不忙，我先向地委汇报，听地委的意见。”
县委向地委汇报，地委又向省委汇报。省委非常重视，决定8月11日收割验收。
8月11日，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率领着由省地县干部组成的验收团来到麻溪河乡建国一社，还跟来一大群记者，其中有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
吃过午饭，在验收团和记者们的监视下，一大群社员割的割、运的运、脱粒的脱粒，一直忙到天黑，才把稻谷粒全部脱完。
吃过晚饭就开始由验收团过秤入库，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就挂起了马灯。
验收团又累又困，就由社员把稻谷装入箩筐，再抬着箩筐来过秤，由验收团的人看秤和记数。一直忙活到后半夜，才过完秤。
这期间，验收团的人已经困得不行，社员们伺机就把已经过了秤的稻谷，再抬过来重新过秤。
过秤结果是：37547斤。地块的面积早就由验收团测量完毕，是1.016亩。折合亩产稻谷36956斤！
王乾成、建国一社乃至整个麻城县，一夜之间名扬全国，名扬世界。
国内外来此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苏联的《真理报》还转载了4个小孩在谷穗上跳跃的照片。
然而，这个“天下第一田”只保持了一个月就变成了老三。
9月18日，四川卑县水稻亩产82452.5斤。
9月18日，广西容县水稻亩产130434斤。
（2008,3,13,下午4：55改）

第六章 教育大放“卫星”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在那个满天放“卫星”的年份，与那些“水稻卫星”、“小麦卫星”、“白薯卫星”等同步“发射升空”的，还有“教育卫星”。
1958年的炎炎夏日，北京大学全校师生统统没有放暑假，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力拼搏，昼夜苦干。
每天都有“卫星”喜报敲锣打鼓地发布，一股热火朝天的亢奋情绪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卫星”放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当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先后设计出了大型和中型电子计算机，于是，北京大学也下决心要研制每秒1万次定点预算的电脑。还要争取在“十一”前完成，好“为国庆献礼”。
他们已经给这台梦想中运算速度可以进入当时世界前20位的计算机，起了一个符合时代特点的名字——“红旗机”。
某系在宿舍楼前开了一块试验田，夸下海口，亩产小麦数千斤。
这个目标是这样实现的：先深挖地，约一米深，然后松土、施肥；下种时，给一张张报纸涂上胶水，再把麦种均匀地撒满报纸，粘着密密麻麻麦种的报纸，一张接一张地铺在地里，上面撒好肥土后浇水。
后来，麦苗长出后，齐茬茬一片翠绿，煞是好看！不料，没过几天，麦苗开始发黄，找原因，长得太密，不透风。
于是，大家搬来鼓风机，给麦地里吹风。那真是苦干加巧干，干劲冲破天。
在这段“放卫星”的日子里，学校里有了不小的调整和震动。
不仅仅是北京大学一所学校，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目标的感召下，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一所接一所地开展运动，批判浪费，特别是实验室浪费。
同时猛烈抨击的，还有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脱离劳动，关起门来搞教学，“用一条腿走路”。
为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让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大量教职工被下放农村劳动；学校里办起了工厂；实验器材全部投入生产；实验室也成立了生产劳动小组，学生一定要劳动，否则就是走了腐朽的资产阶级路线。
这个系搞几块试验田，那个系搞几个小工厂，以实践来指导学习，将学习应用于实践，同时也会时不时放出几颗“卫星”。
著名的武汉大学，跃进不让他校。
1958年物理系猛然由原来的3个专业增加到9个专业，有的新专业连一个教师都没有，就找来出身好又特别红的学生当教研组长(当时学习好是要被批判的)，教师没有先空着；
有的专业连名称都没有弄清楚，就“先办起来再说”。那时候，大学的科研成果“卫星”纷纷升空，令人眼花缭乱。
1958年9月的一天，北京大学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从8月4日开始算起，40天之内，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3400多项。
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群学生加上青年教师，花了仅35天，就写出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
据报道，著名学者王瑶等写了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意思是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比王瑶强20倍不止。
生物系40天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而法国大科学家拉马克编跟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国的植物志，用了10多年，意思是生物系比拉马克强100倍不止。
北大放了卫星，其他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
北师大编出了10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比着放卫星的味道出来了)，还编了10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苏联文学史讲义》。
中国人民大学弄出了一部100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这部书加进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下限写到1958年，把大炼钢铁都写进去了。
新闻系写出了《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出版事业史》、《中国广播事业史》。
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95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是10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要属武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由学生参与产生出来的大量“科研论文”，也陆续发表在了今天仍列在“核心期刊”名录上的学术刊物上，用今天的话来说，科研成果的数量实现了飞跃。

第七章 大学雨后春笋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指示》，明确规定：“全国3到5年内普及小学教育，15年普及高等教育”。
1958年3月成都会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上海市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
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农业座谈会上提出，要在每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
6月，刘少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县办大学，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
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
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
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不仅“科盲”搞荒唐，一些“外行”也搞荒唐。
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到处视察、开会，宣传他荒唐的“教育革命”主张。
7月，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说：
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大办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
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嘛！
关于评教授，康生又有高论。
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
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10月，康生在河南对教育厅的同志说：
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
可以劳动5小时，上课3小时。现在大炼钢铁，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于是，1958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
据当时的《北京周报》报道，1958年8月，高等院校已从1957年原有的227所增加到1065所。
到当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
据统计，仅在1958年一年之中，大学生人数增加了78％，中学生增加了一倍，小学生人数增加了70％。
要实现这样的神话，有一个关键的“法宝”，就是“群众路线”。
1958年7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报道：《办大学并不神秘——介绍鹤岗市七天办成一所大学的经过》。
报道称，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创办者反驳了那种“没有教授，没有大楼，没有教学设备，怎能办大学”的观点，书记亲自挂帅，各方积极支援，迅速办起了大学。
该大学号称除了用一元七角钱制作校牌外，一分钱也没花。解决师资的办法是“大学生教大学生、高年级教低年级、专兼职教员相结合”。
河北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所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县里每个公社都有一所红专大学。
而在中学方面，以南京为代表，7天里不花国家一分钱，就办了263所职业中学（含高中24所）……。
报道出来之后，各地相继跟进，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并且力图赶超。这样不要成本的大学顿时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
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就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始终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后来一个县一所，一个公社一所。
例如，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
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不可不专门介绍。
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
1、政治系，主要学的政策和基本知识；
2、工业系，学习炼钢铁、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
3、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
4、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
5、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
6、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
7、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害虫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
8、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
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
10、政法系，学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公安干部的。
这个大学的校舍就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都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成份好、觉悟高的青年；
教授(原话如此)按他们的话来说是土洋结合，土的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所谓的洋教授，就是原来的小学教师。
上课，土教授有讲不出来的时候，就由洋教授讲，土教授在旁边操作，叫做土洋结合。
这个大学据报道还很有成绩:工业系的不少人学会了开拖拉机、锅驼机；
文艺系的编了很多快板、快书、相声和戏剧，什么“排山倒海”、“幸福灯”、“姑娘们的心”、“跃进老大娘”，等等；
政治系的当然错不了，学会了怎么“拔白旗”(大跃进时的术语，指批判或者扫除对跃进有抵触情绪的人和事)；
最为显赫的是科学技术研究系，人家打破书本教条，一亩芝麻上100斤化肥(极限是30斤)，据说亩产达到1000多斤(对芝麻而言，相当于稻米的亩产万斤)，而且还搞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嫁接，比如槐草接在稻子上、红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等。
河南遂平县碴呀山人民公社各大队都办起了“农业大学”，社员都成了“大学生”。
“大学教授”由村支书任命。王资庄农业大学“教授”吴套是大队会计，念过几天私塾，只会加减乘除；
杨里环大队的“农业大学”只有一个班，一个“教授”，“教授”会什么就教什么，教的很杂，就叫农杂系。
“教授”学问很大，会读《三字经》、《千字文》，会写对联。
碴呀山公社有3万多人，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1958年却出现了“十二家”3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
什么是“十二家”？就是：作家、文学家、发明家、科学家、医学学术家、歌唱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体育家、民间说唱家、民间舞蹈家。
“作家”和“文学家”有不少文盲，只会“口头创作”；
“舞蹈家”大多是巫婆神汉，会“跳大神”；
“发明家”会搞“滚珠轴承化”；
“科学家”会把南瓜嫁接在红薯秧子上；
“画家”画出了火箭、乌龟和蜗牛……。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赞扬碴岈山公社的“十二家”，“创造发明，吟诗作画，著书立说，载歌载舞……”
“这不是最新最美的图画吗？”
这个公社，几乎人人都成了诗人，个个都成了大学生。公社开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农红专大学”、“农业科学院”；每三个月一期，每期招收学员几百人，这些人上了大学结了业，出来就是大学生。
公社党委书记任大学校长，劳动模范当大学教授。
有个顺口溜唱道：‘教授满街走，大学生村村有。田头车间遍歌手，写诗作画如潮流！’”
干部们开会表决心，开口首先来个四言八句的诗；总结工作写报告，开头也要写几句总领全篇的前导诗。学校的学生、商业部门的职工，也加入了唱歌壁画的行列。

这可不是什么笑话，这是“大跃进”中的事实。这种愚昧和荒唐，不仅是“喜剧”和“闹剧”，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

第八章 文艺战线大跃进
“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在“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的突击式群众性文艺创作运动中，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样，文艺战线也捷报频传，“卫星”频发。
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艺发展的“高潮”。
发起文艺“大跃进”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当时上海的党政一把手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15年后的中国的文艺时说：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学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
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里学科学、学先进经验，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
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
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
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
同年9月，中宣部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
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
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
据此要求，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
很多地方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
制定“跃进”指标
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大跃进”的背景下，文艺家也坐不住了。
他们在“写中心”、“画中心” “唱中心”、“演中心”的要求下，纷纷制定自己的“跃进计划”，开始放“文艺卫星”。
1958年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
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000个以上的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
同时要求各地作家协会和作家要制定创作规划。
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各专门小组从1958年3月3日起就分别召开关于大跃进的会议，讨论如何鼓足干劲，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献力的问题。
该协会于3月22日向各地美协分会及全国美术家提出了“凡协会会员（欢迎非会员美术家参加）都订出1958年创作跃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注意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反对粗制滥造”等5项倡议，号召广大美术工作者行动起来，投身于“大跃进”运动之中。
文化部也作出了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要求：各电影制片厂必须继续鼓舞群众对大跃进的热情，在电影工作中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总方针，大力完成并超过各自的生产计划。
为了实现电影大跃进，文化部电影局提出在摄制影片、放映发行、机械生产等方面，都要鼓足干劲大跃进，实现“奋斗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并提出了具体的跃进指标。
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制定文艺“跃进”指标。
在北京，仅以美术界为例：当时参加跃进计划的39名漫画家决定当年要创作5800幅作品（包括漫画插图）；
绘画组54位画家计划创作6000幅作品；
雕塑组的96位雕塑家计划创作大小雕塑作品1507件；
版画组的30位版画家计划创作版画及其他美术作品2112幅；
中国画组的39位画家所定的创作指标是5812幅，书签、扇面、贺年片还不包括在内，另外还要完成8本书稿和16万字的文章。
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7月中旬提出了“跃进一周”向党献礼的口号。
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大者为300平方米）、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
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全体教师在两天半的时间内绘制了14幅国画形式的跃进规划纲要（草案）说明图和3幅大油画。
北京中国画院的23位画家苦战５昼夜，完成了1丈2尺的大画5张（其中的两张山水画描绘的是40万劳动大军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场面和十三陵水库的远景）、中小幅23张。
人民美术出版社苦战3天，创作出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的6张大壁画，编出脚本18本，宣传总路线的题材增加289种，宣传画的发行由1万跃到100多万。
很多著名文艺家个人也制定了“跃进”指标，提出自己在多长时间内要写多少部小说、创作多少篇诗歌、完成多少部美术作品等。
例如，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我的规划》中表示：下半年要“写一个多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忆》初稿；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
并“保证完成，争取超额”，“谨以上条件，向部、局、司级的同志们友谊竞赛。请大家予以督促检查。”
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向上海文艺界动员说：
“上海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为什么不能百花竞放？有人想闭门造车，有人想凭旧经验来写，这是不行的。”
“我们要下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落户，改造自己。假如不改造自己，就看不到新事物，和劳动人民就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写出的作品就没有力量。”
“要文艺界大跃进，要百花竞放，繁荣创作，就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作斗争。”
在这番讲话的鼓舞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立即修改了原定的“跃进”指标。
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件，现在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现增加到235部。
可是不久，这一指标又被突破，被更改为：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4000篇，创作歌词3000首，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

第九章 诗歌壁画放“卫星”
在1958年文艺界所放“卫星”中，以当时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和“新壁画运动”最为引人注目。
一时间，全国到处是“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
“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倡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
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说：
“印一些诗，净是些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
“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收集和创作“新民歌”的号召，同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文联、作协、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歌座谈会，发出了“采风大军总动员”。
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又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提出：
“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或文学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何发展，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
“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了。”
全国各地也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各地报刊纷纷开辟民歌专栏。
在领袖倡导、中宣部督战、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开展得如火如荼，全国兴起了人人写诗歌的群众运动。
“诗歌乡”、“诗歌村”、“赛诗会”、“诗歌擂台”等纷纷出现；“超杜甫赶李白”、“社社有鲁迅”、“村村有郭沫若”的口号各处喊。
粗制滥造的“诗歌”汗牛充栋，各种“诗集”纷纷出版。各级报刊也都选登，《人民日报》仅在7月份就选登民歌200多首。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
“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大跃进”时期的“盛景”：
“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
“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于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在1958年“新壁画运动”中，山西平顺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
“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跃进车，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
在“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河北省昌黎县后钱庄中心俱乐部主任高学谦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据介绍：他们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的口号下，仅用了3天工夫，就创作了164幅壁画，出现了“墙壁粉刷白，诗画满墙山，户户六面光，村村大改观”的局面。
中共昌黎县委文教部长黄德玉在发言中说：
“我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在3月18日开始，7天突击，3天扫尾，到3月30日共计12天的时间，就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共画出壁画6千多幅，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
《美术》杂志1958年第9期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报道了江苏邳县的群众美术活动的情况。文章说：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目前，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
“八一前统计：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
“8月3日县委在官湖召开了现场会议，又来了一个大跃进，至8月15日，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15000人，完成壁画105000幅，宣传张贴画78000幅，达到50%的村社户户有壁画1-5幅。”
“编者按”称赞道：“邳县的农民壁画运动是群众美术活动中的一颗‘卫星’。”“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作用在美术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我国革命美术事业向共产主义跃进的一个新形势，它的重大意义在我国美术史上是划时代的。”
大跃进中壁画运动也是当时的美术工作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自觉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产物。
1958年第1期的《美术》杂志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与工农结合——革命美术家的必由之路》，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在1939年提出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提出只有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才能和劳动人民一起，创造无愧于我们的时代的新艺术”。
同期还发表了古元的《回到农村去》和邵宇的《从上山下乡想起的》两篇文章，他们都从以往从事革命美术的经验出发，说明响应党提出的上山下乡劳动锻炼的号召，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为体格思想健康的劳动人民的儿子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家”。
在他们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古元已经于1月4日和其他画家编辑来到了河北遵化县，他被分配到大寨村。
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其他25位编辑则下放到江苏高邮县。
中央工艺美院的18位教员于57年12月间已经下放到北京西郊的温泉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央美院也决定本年度下乡的美术家有吴作人、叶浅予、王式廓、黄永玉、侯一民、刘勃舒等15人。
由赵延年教授带领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16位师生到达浙江平湖县新埭镇，除支援当前的生产外，还开展宣传工作，在镇上画了以农业发展纲要为内容的4幅大型壁画。
上海中国画院的程十发、江寒汀、来楚生等8位画师在春节后到江苏宜兴的陶瓷工厂劳动锻炼；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76位画家、编辑到上海县联农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
美协西安分会的石鲁到陕北山区。
中南美专美术教师迟轲、杨之光等21位教师和干部下放到湖北潜江周矾国营机械农场第四分场。
这些画家在各地农村或工厂参加生产劳动以外，还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于学习群众美术和民间文化的基础上辅导群众的美术创作，为当地的农民绘制年画，为所在的农村、工厂绘制墙报、壁画等。
这种早期由下放的专业画家绘制的壁画或图画墙报，可以说就是后来在各地普及的“新壁画”的源头，或者说是“新壁画”源头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壁画的作者虽然有专业画家和美术院校学生，而且他们的创作热情相当高涨，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53人组成的壁画工作队去浙江金华地区的10个乡50余个社，在22天的时间内就完成349幅大壁画。
但是，专业画家的下厂下乡对1958年群众性壁画运动的推动是有限度的，壁画运动中的主力是城乡业余美术工作者，群众性参与是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重要特征即所谓的“大众化”。
在1958春夏的几个月内，河北丰润县有壁画52125幅；怀安县有壁画9990幅，平均每5户有壁画一幅；束鹿县有壁画49154幅。
很难想象这是在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下进行的活动，在反映当时农村壁画创作成果的一本小画册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说明：
“大跃进以来，在工农业战线上一个又一个地放出了高产‘卫星’，伟大的劳动人民既然能够创造出人们梦想不到的生产上的奇迹，也就必然会创作出灿烂辉煌的艺术作品。”
这些文字反映了当时农民创作壁画的一个主基调。
该书的编后记写道：“在今年（指1958 年）六月间到八月半，全县（指江苏邳县）画了十万五千幅壁画。”
在《河北壁画选》收录的100幅壁画中，大部分都是有名有姓的农民创作的。由此可见，当时壁画创作的群众参与性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