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新民主主义的根本大法

新中国建国后，社会制度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中央领导层一致认为：建设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中央构想的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是，首先用15到2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在逐步建立起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那时**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由五名书记组成，他们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主席是第一把手，任书记处主席。
建国初期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纲领方针规定得明确而具体。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国家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经济繁荣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合作”，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党来领导各个阶级。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国家保护的，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相似。所不同的就是不搞对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开放。
《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它是政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内的施政方针和建设蓝图。它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精英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1949年10月1日上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陈毅等3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毛泽东主席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在制定《共同纲领》时，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人郑重承诺：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刘少奇讲话说：“尽管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

6、“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席就提出，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主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
四月十五日，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等人谈话的时候，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这三个反动势力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根据主席“四面八方”的经济方针，1950 年下半年，开始工商业的调整，谓之“两统一调”。前面实行了 “两统”，统得过头，还需要作一定的调整。调整工商业的实质，就是调整公私关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由国家给以适当的照顾和安排，使得 五种经济成份各得其所。也就是树立起国营经济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在国营 经济领导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当时为什么这样 做？主要是因为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可以增加生产，而且可以解决广大 职工的就业问题。
调整工商业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方面放松银根，由银行给 以贷款支持；一方面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品的办法，对私营商业，主要是调整经营范围和批零差价等，使其有利可图。当时私商有 275 万户，共有 2000 多万人。陈云同志在 1952 年 10 月讲过，“资本家并不可怕，到实行社会主义时，最后一二年就可以解决，现在不必着急”。
在物价斗争中，由于资本家对物价波动估计过头，贪心太大，因而造成 负债过日子，厂商周转不灵，叫苦连天。对上海的大资本家我们采取借款的 办法收购商品，并用贷款的办法维持其资金周转，解救了上海工商界的危机。 天津的商人在物价风潮中经过四波三稳，不敢过分冒险，因而他们的损失不大。
私营工商业困难解决了，还需要调整城乡关系，促进市场繁荣。在这一 段时期内，由于人民币下乡，逐步占领了阵地，并采取多种办法鼓励城乡交 流，重点把农村土产品收运出来，供应城市需要，同时积极组织出口，这对 活跃城乡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陈云同志说，扩大农村上产品的购销不仅是 群众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运转 的结果，农村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 展，减少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 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
到1950年下半年，随着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措施的实施，全国的工商业开始活跃起来。1951年1月，陈云曾在中财委的一次会议上总结1950年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时指出：“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是加工订货，一是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的钱就可以买东西。到9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说：“1950年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总的看成效是大的，特别是把收购农副产品作为主要措施，抓到点子上了。如果要讲那次调整的经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经验。”
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措施收效以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金融物价斗争即告一段落，从此新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正轨。陈云曾对中财委这一段工作进行过总结：“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薄一波也说：“统一财经管理和调整工商业，是建国初期所进行的两项重要工作。”
“一统一调”这一战役打胜了，在建国初期，对于提前恢复经济，建立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7、解决“两大难题”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国民党反动政府逃往台湾后，有900万公职人员遗留下来，其中包括原国民党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司法人员、旧军官以及生产机构、新闻出版、科教卫生机构的人员等。怎么办？出路何在？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主席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引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央和主席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十一月二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主席又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
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主席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为落实主席的指示，政府制定了对国民党旧机构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法办、开除、改造、留用和教育后分配工作的政策。
对原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中罪大恶极、贪污腐化、深为群众痛恨者，国民党司法机关负责人员中的首要反革命分子或劣迹昭著、为人民痛恨者，警察机关人员贪官污吏、有反革命行为者进行了逮捕、公审严惩。其他情节较轻的反动分子、无能的不可用人员、执达吏、法警、宪兵开除或遣散。
对反动的、腐化的被俘军官和流散在城市中从事不正当职业或生活确实困难的旧军官，分别强迫改造、强迫就业和有计划训练和改造、帮助就业的政策。
其余旧机构中的技术人员如卫生机关人员、消防、交通、户籍警察；检验吏、录事、书记官、法医；或有较高学识且有一定影响、政治上向党靠拢的被俘军官采取了尽量留用、甄别录用或适当教育后分配工作的做法。
其他可用原国民党机关人员和被俘军官、警员，进行了集中训练或政治教育，分配工作。暂时用不了的人员，则等候任用，在侯差期间发给必需的生活费。
关于留用后的旧职员的待遇，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而是和党工作人员一样实行供给制。但对有特殊技术人员，原有高薪又必须为我们任用者，给以高薪，继续任用。
对原国民党生产机构、企业组织的旧职员采取的政策。**中央指示：“其生产机构、企业组织在打倒旧主人换成新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步加以改良即可。”
各地根据中央精神，对企业的旧职员，原封不动的接收。并在生产恢复、秩序安定之后，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在人事上，清除了那些坚决地反动分子、劣迹昭著为大多数群众反对的分子及没有能力、依仗亲朋势力在企业中领取干薪的分子；降低那些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近国民党负责人而占驻高级位置、领取高薪的人的位置和薪水。对所有的旧职员进行政治教育，“把那些应该洗刷的人员首先调离本企业，到训练班受训，然后根据训练后的情形或者开除或者分派另外工作；其余一般受训职员则仍回本企业工作。”
对原国民党的图书、出版机关、新闻部门人员的处理。对被接收、没收或自动停止经营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及国民党各级反动政府、各反动党团、军队与特务机关主办的图书、出版机关的工作人员作了如下处理：反动者及部门主要负责人，如社长、总编辑、经理编辑、采访部主任，一律不用，予以遣散；进步分子与有学问的中间分子留用，但一般先任用于次要的工作和内勤工作，根据进步程度，逐步提升；一般的旧编辑、记者、广播员发薪后予以遣散，其中比较容易改造者，遣散后再开办训练班，改造思想，将来分配工作。
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主席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十二月五日，主席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一九五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8、解决“四月危机”（1）
一九五0年三月四日，主席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工厂原料严重缺乏，资金周转不灵，产品滞销，亏损严重；一些工厂关闭，一些商店关门；劳资纠纷增多，失业工人增加。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经济状况不佳，而国家税收任务又不轻，许多工商业主感到难堪重负。
一天，上海市长陈毅收到“火柴大王”刘鸿生的一封亲笔信，刘在信中表示要将刘氏企业全部交给国家，理由是“工厂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第二天，陈毅邀请刘鸿生到市政府面谈。
刘鸿生叫苦不迭：“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
陈毅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答应以政府贷款帮助他渡过难关，刘鸿生满意而去。
荣毅仁的公债款一时交不出，托胡子婴到市政府反映情况。后来，国家收购了荣氏仓库中久存无用的机器设备和开旅馆的全套家具，问题才解决。
有些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就推脱说：“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店、分厂，甚至发生了游行请愿的事件。
面对这种情势，陈毅深感忧虑，他认为应该向中央反映。这时，全国统战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陈毅对前去开会的上海代表说：“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支要平衡，这是人民的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接着，从1950年3月12日至5月10日，陈毅向中央连续发出六封电报，和盘托出上海的困难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其中包括宽限税收、公债完成日期、调整公私关系等内容。这样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要冒被扣上“代表资产阶级说话”的帽子的风险。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主席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主席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主席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主席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主席秘书）立即送主席阅。主席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未完待续）

8、解决“四月危机”（1）
一九五0年三月四日，主席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工厂原料严重缺乏，资金周转不灵，产品滞销，亏损严重；一些工厂关闭，一些商店关门；劳资纠纷增多，失业工人增加。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经济状况不佳，而国家税收任务又不轻，许多工商业主感到难堪重负。
一天，上海市长陈毅收到“火柴大王”刘鸿生的一封亲笔信，刘在信中表示要将刘氏企业全部交给国家，理由是“工厂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第二天，陈毅邀请刘鸿生到市政府面谈。
刘鸿生叫苦不迭：“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
陈毅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答应以政府贷款帮助他渡过难关，刘鸿生满意而去。
荣毅仁的公债款一时交不出，托胡子婴到市政府反映情况。后来，国家收购了荣氏仓库中久存无用的机器设备和开旅馆的全套家具，问题才解决。
有些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就推脱说：“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店、分厂，甚至发生了游行请愿的事件。
面对这种情势，陈毅深感忧虑，他认为应该向中央反映。这时，全国统战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陈毅对前去开会的上海代表说：“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支要平衡，这是人民的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接着，从1950年3月12日至5月10日，陈毅向中央连续发出六封电报，和盘托出上海的困难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其中包括宽限税收、公债完成日期、调整公私关系等内容。这样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要冒被扣上“代表资产阶级说话”的帽子的风险。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主席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主席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主席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主席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主席秘书）立即送主席阅。主席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未完待续）

9、解决“四月危机”（2）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主席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主席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主席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主席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主席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
主席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主席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主席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四月十三日，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底主席提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以来，经过八个多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调整，把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列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之一。这样，中国党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就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完善的指导方针。
主席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的讲话传来，与会代表“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
主席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四月十五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央和主席发了一个电报。这时，上海还处在“四月危机”中。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主席十六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四月二十三日，主席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陈毅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中央和主席的重视和肯定。在接到陈毅4月4日的第三封电报后，4月5日，主席复电陈毅，明确表示“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在4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席指出：“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调整工商业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要纠正干部中存在的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做法。
5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上海等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并邀工商业资本家代表人物参加，会上工商业资本家纷 纷反映存货过多，希望准许出口外销，各地工商局长则反映农村土特产品没有销路，希望政府收购。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调整公私关系的有关政策和措施。要求各地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对于工厂存货过多而濒临停产的，国营商业部门大量收购他们的存货，帮助他们克服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供销合作社也大量收购粮、棉等农产品和其它土特产品，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样， 不但农业生产（包括副业生产）迅速恢复，同时农民千里有了钱，纷纷购买 工业产品，一场工业品滞销停产的危机也迅速克服了。
经过努力，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开始出现转机。5月10日，陈毅向**中央、主席发出第六封电报，汇报了上海3、4月份的情况和经验。他认为，上海稳定局势的经验和政策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
5月14日，主席复电陈毅，称5月10日报告“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
5月下旬，陈毅应主席之邀赴京，接着又参加了6月上旬举行的**七届三中全会。
在北京期间，陈毅邀请在京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陈毅鼓励他们要坚决跟党走。并反复告诉他们，党和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一定能够解决工商界的困难，上海工商业的困难状况很快就会好转，就会像李白的诗所说的那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上海市按照主席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从6月份起，上海工厂、商店复工开业数逐步增加。到下半年，经济恢复好转。
上海，成功地摆脱了“四月危机”！
主席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10、边抗、边稳、边建
正当我国经济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于1950年6月，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公然霸占了我国的台湾省。当年10月，美国侵略军占领朝鲜平壤，随后向中国边境推进，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我国各民族、各阶层 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并组织志愿军，于10月下旬渡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我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必须采取新的方针，即一切服从战争，首先应以财力物力保证战争的胜利，其次是保持国内市场的稳定，最后才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这在当时称为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
上海的“四月危机”是渡过了，但经济困难依然存在，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其他各城市也大体如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客观形势要求全党必须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
**七届三中全会于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所以主席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主席的报告中最具有动员力量、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关于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阐述。对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报告中别的内容或许忘了，不记得了，但是这三条总是不会忘记的。
主席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
他说：“巩固财经统一，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巩固物价稳定，这三个“巩固”必须巩固，决不能动摇。”
在谈到改善公私关系问题时，主席又一次谈到《共同纲领》。他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许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是就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的待遇，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要看工人，就是对资本家，也是有利的。除了军事工业带点垄断性，其余都应一视同仁。
主席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主席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著效果。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较快的发展。一九五一年同一九五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生产总值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私营商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九，零售商品总额增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得到的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所谓党要挤垮私人资本主义，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等等传言和思想疑虑，在渐渐消失。
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一九五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农业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粮食增产百分之十六点九。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善。从一九五一年起，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这在当时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
当**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七届三中全会原来确定的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要不要作出调整，如何调整，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对这个方针确定的过程，陈云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过：“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主席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
根据这个方针，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央估计，朝鲜战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中央的对策是，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这样，不但经济建设的环境要准备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且要增加军费支出，减少其他方面的投入。
在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就国内财经工作的部署来说，还有一个“稳”（稳定市场物价）与“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在两者中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优先地位。
为什么必须把稳定市场放在第二位，而把经济、文化建设的支出放在再次的地位呢？这是因为，稳定市场物价不但关系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它是财政收支平衡、信贷进出平衡、物资供需平衡的结果和体现。而这三个方面的平衡，又是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按比例的一个基本内容。按比例才能取 得高速度。这个思想，陈云同志在以后曾多次强调，反复说明。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的需要，有必要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一下建设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这就要精打细算，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地用到各方面的建设上去。
“边抗、边稳、边建”，其中每一个方面对新中国都是严峻的考验。在提出这个方针之初，**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主席在内，对于能否圆满实现这个方针，心里并不十分有底。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证明中国人民不但能够支持得住这场战争，而且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不仅能够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
在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坚定地执行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不仅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和市场的平稳，而且使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 和物资交流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力量。1952 年与 1949 年 相比：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了70％；以工农业总产值计，增长了77.5％，其中现代工业增长179％，农业增长 48.5％。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原来的17％上升为 26.7％。就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看，增加幅度很大：钢由 15.8 万吨增加到135 万吨，煤由 3200 万吨增加到 6600 万吨，发电量由43亿度增加到73亿度，粮食由2260亿斤增加到3280 亿斤，棉花由890万担增加到2600 万担， 油料由 5130 万担增加到 8390 万担。城乡人民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

11、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争取财政条件好转，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 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 /3 以上)，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在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领导土改运动的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分批实行土改的准备工作。党中央明确规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地主分子，同样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规定，把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有三亿一千万人口的新解放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从1950 年冬季开始， 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新解放区广泛展开。
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开始，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每期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产、复查总结和动员生产等步骤。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各地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执行机关。随后，进行划阶级，开展对地主阶级面对面的斗争，揭露他们的罪恶，打垮他们的威风，并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和破坏土改的分子实行镇压。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 ，由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在分配完成后进行复查，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整顿与加强政权和民兵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生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至1952 年底， 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到1953年春，除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我国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上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 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消灭。
中国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尽管经历多次曲折，犯过各种错误，但主流终究是健康的，它毕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而极大地加速了历史的进步。土地改革运动，从经济基础上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同时也削弱了富农阶级。没收或征收的土地、财产全部分给了贫雇农和部分下中农，使农民所得到的土地占到总面积的95%，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又通过土改后期的复查运动，对错划成分的中农以及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偏向作了纠正，从而确立了政策界线，极大地孤立了地主阶级，争取和团结了中农。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从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地改革还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引导亿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12、土地改革取得了伟大胜利

开国大土改运动，从1950年冬季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群众实施。到1953年春为止，除了约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外，全部完成。
华东地区，包括苏、皖、鲁、浙、闽、沪五省一市，农业人口约有1.1亿多，建国后尚有7000多万人口的地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在这个地区，占农村人口4％的地主占有的土地及公地达土地总数的38％左右，而占有人口50％左右的贫雇农，却只占有土地的18％。地租一般占农业产量的50％左右，高的竟达70％。1950年2月至1952年5月完成土改的乡数为43330个，占总乡数的99.85％。华东地区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
中南地区，包括鄂、豫、湘、赣、粤、桂六省，农业人口约1.53亿。在封建制度下，广大农民缺少土地或没有土地。在不同地区，占人口5％左右的地主，占有土地少则30％，多则70％至80％；贫雇农占人口的50％至60％，占土地多则15％，少的只有4％；贫苦农民终年所得，有60％至80％无代价地转入地主手中。1950年9月，中南地区土地改革计划制定。
据中南地区1954年3月的统计，全区在土地法公布后进行土地改革的总乡数是64770个。为了彻底打倒地主阶级，使其再难复辟，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还进行了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经过土地改革，全区有151815000多亩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41％)从封建地主阶级转移到农民手中，此外，农民还得到了1700多万间房屋，160多万头耕畜，1700多万件农具等，农民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得到基本上满足。
西南地区，除西藏未计入外，包括川、滇、贵、西康四省。农业人口约8500多万，地主占农业人口的3.5％，占有耕地总面积的30％到50％；占农业人口90％的中农、贫农、雇农，只占有35％到50％左右的耕地。
1951年初，全区土匪已经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群众的觉悟程度及组织程度业已提高，普遍要求提早分配土地。根据形势的发展，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凡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告一段落的地区，及时转到土地改革方面来。
到1953年春，除暂不实行土地改革的600多万人口(占总人口的7.4％)的少数民族地区外，西南土地改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没收征收的土地81361922亩，占总土地数的49％，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经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青、新五省，地区辽阔，交通不便，人口稀少，民族复杂，1949年9月各省基本解放，西北地区人口共2650万，各兄弟民族近700万人。
在土地占有上，有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土地比较分散，地主约占耕地总量的8％，富农约占5％，其余土地为中农、贫农和其他阶级或社团所占有。有些地方几乎没有地主，但封建剥削很严重，地租和高利贷以及其他强横霸占、额外勒索等超经济剥削的总和，就夺去农民劳动所获的70％至80％。地租率占到30％至40％，甚至70％至80％。利息率达70％至80％，以至100％。因此，农民还是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和半封建剥削制度。
1950年7月，土地改革工作计划制定。1952年春，西北地区关内四省的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新疆于1952年秋后也开始了土改。
在整个大土改中，共征收没收了约7亿亩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了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到70％。大土改前，农民为耕种这7亿亩土地，每年要向地主交纳3000吨以上粮食的地租，现在则不用再交了，农民不再需要为地主劳动。“分了地，出了气，翻了身，见了天”是农民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根据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在开国大土改中，还没收了地主阶级的耕畜296万余头，农具3944万余件，房屋3795万余间，粮食100多亿斤。这些都无偿地分给了3亿缺少这些生产资料的农民，为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创造了良好条件。
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最终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共同纲领》中“耕者有其田”的基本目标，使旧中国的农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项功彪史册的伟大变革。
1951年10月23日在北京召开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新中国土改作了精辟的评价。他认为，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农村已起了根本变化：
第一，在广大农村，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群众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斗争，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相结合，依据各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和人民法庭的处理，就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使被压迫的农民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完全掌握了农村政权，巩固了农村中的人民民主专政。
第二，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土改后农民生产热情十分高涨。农民把土地改革中所得土地以外的果实十之七、八投于生产，又得到各级人民政府的扶助，所以农村生产得到显著的恢复和部分的发展。1951年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比1950年增产5%左右。新区土地改革后农民购买力一般提高50%，城市工业品销路日畅，日用百货供不应求，说明土地改革为工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土地改革使得农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在“保卫翻身果实”的号召下，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广大农民普遍订立爱国公约，自动报名参军，踊跃进行爱国增产捐献和缴纳爱国公粮，到处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由衷爱戴。
第四，土地改革使得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区农民协会会员约达8800万人，其中妇女约占30%左右。农民积极分子在运动中大量涌现出来。四大行政区的民兵有750余万，加上其他地区，全国民兵发展到1280余万。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翻身果实”的重要力量。
第五，土地改革使得农村文化逐步开展。1950年冬，全国农民上冬学的增至2500万人以上，1951年上常年夜校的有1100万人。新的科学知识在开始传布，劳动光荣逐渐成为风气。
周恩来总理从非常具体的层面上对土改作了客观准确的评价，这个评价是令人信服的。
副总理薄一波在总结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时认为：“通过土改，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13、土改后的农村新气象（1）

和谐的社会风气
在农村，土地改革之后贫苦农民分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很多无地农民几辈子当雇农，此时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都非常激动，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一些农民直到深夜了还在田中忙碌，干完了也不回家，久久坐在田头，流露出对土地的无限眷恋。当时还组织成立了一些互助组，起初都是自愿加入的，几个家庭结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各扬所长；而不愿加入的，则自己干自己的。土改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农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个时候，既没有吓人的政治气氛，没有人人自危的压力，也不搞“唯成份论”，经济状况一天天地改善，社会风气一天天好转。除了少数人确实对新政权怀着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数人成天喜气洋洋。可以说，刚刚解放的头几年，确实让老百姓体会到了“解放”的滋味。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而不像后来那么胡乱折腾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改造农村“二流子”

土改前的许多农村存在着一些因为没有土地，不从事生产而靠坑、骗、拐、崩、偷、吃、喝、嫖、赌、抽混日子的无业流民，即俗称的“懒汉”、“二流子”。在土改运动中，党和政府对这种“二流子”平等对待，分配给他们一份土地和必要的生产资料，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促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改造“二流子”积极从事生产劳动，是土改后广大农村的一种新景象。在1949年冬实行土改后的京郊14区，“地主、二流子、懒汉、和尚大部也参加了劳动”。改邪归正的高玉禄说：“以前我连个地渣儿也没有，不偷没办法；现在有了土地可得好好种。”农民高兴地说：“土地改革作的好，把闲人都变成了劳动人。”还有农民说：“不劳动，把地荒了，让人家说，比打脖子拐还难受。”
湖南省岳阳筻口乡双枫村的贫农许光发和李光华过去专吃“松活饭”，农忙的时候还在外面打牌不归屋。土改之后，他们在农会的教育下每天天亮就起来，表示“咯下硬要争取作个好分子。再落后也不是人了。”
河南省鲁山县马楼乡农民王长有的媳妇也被改造过来，1951年参加了互助组，锄麦地、纺纱、运粮都很积极。
江苏省江阴县新民村土改前有十多个“二流子”，土改后经过该村青年团员的耐心说服教育，使他们看到了劳动的希望，改变了坏习惯，“赌的不赌了，吃的不吃了，种田也起劲了”。
土改后的农村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劳动光荣、懒汉可耻”成为新的道德标准。据新华社报道，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完成土地改革的乡村中，“游手好闲的懒汉也渐渐减少了”。皖南宣城县玉山村有名的懒汉陈启发，游荡了14年，孩子老婆终年不得温饱，土改分得八亩半田后，起早带晚出去卖短工，赚回的钱买种子和肥料，有五亩半地已下种。往年每到冬天农闲时，各村都有部分农民赌博、游荡，浙江省寿昌县卜家蓬乡十八村是历来出名的赌窟，外村人都来村中聚赌，土地改革后赌风基本绝迹。
有个雇工叫周炳荣，过去拿到工资没出地主家门就已输光，现在自己种田已积余20多担谷；团结乡顶有名的懒汉黄金根，过去每天人家烧午饭他才起床，现在已能很早起来劳动了。
为了教育和动员“二流子”参加劳动，农民宣传员编了一些顺口溜，如有一段是批评好吃懒做的杨振田的：“杨振田，真糟糕，劳动光荣你不要；铲地穿的破棉袄，不到晌午往家跑；你的地，全荒了，过年又该挨饿了。”这段顺口溜提醒了杨振田，他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到江沿去割草推到城里去卖，换回很多布匹；以后又学会了编笊篱，冬天全家六口都穿上了新棉衣，还添了两床新被子。这是从一个被人们鄙夷的“二流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新型农民的典型代表。
江苏省江阴县悟空乡调查资料显示：“懒汉二流子能参加劳动生产，一方面是过去的寄生生活，今天已不可能，客观上不容许他们再不劳动，另外，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分得了土地提高了觉悟，认识到不劳动的可耻，主观上的努力也是主要原因。”
据该县杨舍区泗港乡调查，在土改前全乡有21个“二流子”不从事劳动，还有4个专靠赌博维持生活，现在已改造14个。
苏南地区对土改后12个典型村的情况调查后指出：土改后农村风气也大为转变，都以劳动为光荣，如丁庄的孔先令年年钻稻草，从来没有被子盖，土改分得了土地后积极劳动，不但解决了生活困难，还做了一床新被，并留下了三斗麦种，他说：“共产党救了我戒了赌，买了被，再不钻狗窠了。”

14、土改后的农村新气象（2）

崇拜苏联老大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东北人对苏联红军进驻东北时强奸、抢劫的暴行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在私下场合里经常发泄出来，他们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
许多学生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像一张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20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的真诚援助也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苏联援助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处决的政治犯。
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这些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于是就倾销给中国。当时，机关、学校、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经过号召和党团员带头，人们就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钱来买“爱国布”，一时间城镇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当时，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斜纹布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人们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对当时的年轻人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那时的年轻人已经成了老爷子，他们躺在病床上，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唱几首苏联歌曲。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机关、学校、部队纷纷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全国国旗降半旗，汽笛声响成一片，人们流着眼泪默哀，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许多人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当时许多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心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15、土改后的农村新气象（3）

崇拜苏联老大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东北人对苏联红军进驻东北时强奸、抢劫的暴行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在私下场合里经常发泄出来，他们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
许多学生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像一张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20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的真诚援助也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苏联援助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处决的政治犯。
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这些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于是就倾销给中国。当时，机关、学校、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经过号召和党团员带头，人们就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钱来买“爱国布”，一时间城镇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当时，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斜纹布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人们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对当时的年轻人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那时的年轻人已经成了老爷子，他们躺在病床上，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唱几首苏联歌曲。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机关、学校、部队纷纷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全国国旗降半旗，汽笛声响成一片，人们流着眼泪默哀，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许多人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当时许多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心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16、土改后的农村新气象（4）

解放妇女——颁布《婚姻法》

半个多世纪前，有80%以上的中国人大字不识一箩筐；年轻人结婚还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规矩；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才仅仅40岁……
在解放之初，童养媳，缠足，虐待妇女等现象十分普遍，许多农村盛行早婚风俗。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河北行唐县四区的5个村子，1949年下半年即有64对男女不到结婚年龄而结了婚；山西猗氏县城关高全娃12岁就结了婚；山东省齐河县十一区桑园赵庄一村，从1950年夏季到1951年11月有17个不到15岁的孩子结了婚；山西省猗氏县城关高全娃年仅12岁就结了婚，结婚的那天，花轿已抬到门前，她还在街头和小孩们玩耍，终被父母强拉着哭哭啼啼地上了花轿；嘉祥县有俗语说：“女儿长到十七八，不嫁填房嫁穷家”。《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读者来信综述，反映早婚的情况，提请各地政府注意纠正。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到最后的关键阶段。这一年的冬天，正在河北平县西柏坡村的刘少奇找到了在这里的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向她们布置了一项重要的工作，起草婚姻法，为建国后颁布法律做准备。随后在邓颖超主持下，开始起草婚姻法。1950年4月13日，《婚姻法》获得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讨论通过，并经过毛主席签署，明令公布，于1950年5月1日起施行。
《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妇女解放运动。
为了改变早婚陋俗，新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明确规定：“男20岁，女18岁，始得结婚”。各地政府婚姻登记部门严把婚龄关，禁止未成年人结婚。同时，大力宣传《婚姻法》，宣传早婚的危害：“早婚不但会影响男女双方的健康，而且对于子女和整个民族的健康都是有害的。因此，读者建议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经常地、全面地向群众进行婚姻法的宣传，禁止强迫包办婚姻，并使群众认识早婚的危害性，自觉地纠正这种不良的积习。”
在各地众多的关于禁绝早婚及早婚危害的宣传中，《新湖南报》的《早婚害处多》一文很有典型意义。该文在严厉批评汉寿三区桥乡贫农钱兴基替13岁的儿子娶了个18岁的媳妇的早婚现象后，对农民的“早讨媳妇早养崽”观念进行了批评。该文耐心地解释说：“政府法律不准早婚是为了国民利益，是有道理的：因为第一、男子到20岁女子到18岁，身体才发育成熟，结婚以后夫妻生活才会美满和睦。第二、父母身体好，生下来的孩子也会健壮，不致多病和带不成器，有了健康的后一代，我们的国家将来就更会富强。第三、男女成年以后，自己有主张选择对象，也懂得怎样理家过日子，这样结成的夫妻，才能和睦团结，才能共同生产劳动，才能好好抚养子女，这不但对个人对家庭有好处，而且对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健康，对发展社会生产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翻身的农民，应该要替儿女的幸福，替社会国家的富强作长远打算。”
地方各级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革除早婚陋俗。如湖南省浏阳县工作组到铁山乡后，动员与组织各种力量利用黑板报、大字报、标语等进行宣传，还由农村剧团排演了宣传婚姻法的戏。针对不同思想顾虑和各种误解，进行宣传解释。讲到禁止童养媳时，就从童养媳的痛苦谈起，引起婆婆们回忆过去自己做童养媳时所受的折磨，反响很好。
在各级政府的耐心说服和教育下，土改后的广大农民了解了早婚早育的严重危害，一些地区的早婚现象开始减少，长期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陋俗得到了有效禁止，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也日渐减少。
在土改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妇女没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而寡妇尤其受歧视，不仅生活困苦，还要被逼“守节”、“从一而终”。土改运动摧毁了封建宗法制度，《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寡妇再嫁的权利和自由，还特别规定了“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因此，在土改后的广大乡村出现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正当生活的寡妇再嫁新风。
在湖南各地农村，许多寡妇脱离了苦海，自由自愿地和心爱的人结合。如岳阳粤东乡农民晏金成和寡妇晏江氏，在生产互助中产生了好感，但过去因受封建思想影响和恶霸地主的压迫，他们一直不敢公开结婚。解放以后，压迫他们的地主被打倒了，新婚姻法保障了他们幸福结合的权利，在乡干部的帮助下，他们正式结了婚。福建省惠安县素称“封建堡垒”，绝对禁止寡妇再嫁。1950年9月，该县九区涂坑乡刘厝村寡妇林西玲与同村刘阿礼恋爱，村民们把她关起来毒打，三天三夜不给吃的。后经县区党政负责同志亲自过问，从党内外干部到乡村干部和群众，展开了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批评了封建反动思想，终于使林西玲与刘阿礼正式结婚，摧毁了“封建堡垒”。在这一新风带动下，该村先后有22对男女自由登记结婚。
皖南徽州是明清以来封建礼教非常盛行的地区。过去休宁县第六区藏溪村“寡妇要想改嫁是难事。就是有改嫁的，也不准带小孩，不准带田地，不准从大门出去(只能从后门或小洞出去)，出嫁前三天还不准在家里住，只能到山地里守菜的小草棚里去露宿。”1951年10月，皖南人民法院的巡回审判小组到了该村，反复讲解《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指明寡妇婚姻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接着，巡回审判小组召开了婚姻案件宣判大会，再次揭发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说明新婚姻、新家庭的好处。全村已找到对象的寡妇程巧仙、卢桂花、汪桂香等，先后到区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10月29日下午，七对新人在该村农会礼堂举行了集体婚礼。证婚人农会主任汪有顺说：“今天婚姻法在我们村子里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我们还要更好地贯彻婚姻法，彻底打垮封建婚姻制度。”妇女会主任邵桃花说：“实行婚姻法，寡妇做新娘，现在我们妇女翻身了。我们应该多挑一担柴，卖了钱捐献飞机大炮，打败美国强盗，这样才对得起人民政府。”会后群众都反映：“看了这次集体结婚，可真正明白了婚姻法的好处了。”
1953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宣传《婚姻法》，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运动也风风火火开展起来。那些饱受封建婚姻制度之苦，却忍辱维持夫妻关系的妇女们，纷纷主动提出离婚，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高潮。
1948年，江苏上虞县的姜桂芝才十几岁。然而有一天，父母突然告诉她，决定把她嫁给她的姐夫，而这只是为消去她姐夫命中的一个“灾星”。她哭闹，绝食，甚至以死来进行的抗争却显得那么的苍白和无力，在家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她终于还是嫁给了姐夫。和自己的亲生姐姐同侍一夫，她心中的苦不知该向谁去诉说，而纳妾，对那个年代的男人来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从结婚的第一天起，姜桂芝心里就十分别扭，她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个刚刚和她结婚的男人，因为他既是她的姐夫，又是她的丈夫。
经受着多年痛苦婚姻折磨的姜桂芝，也在此时毅然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提出了离婚的请求……
那年代，各村都办了夜校，进行扫盲。春节期间，农村都自排自演节目。结合宣传婚姻法，评剧《小女婿》、《刘巧儿》等剧目在东北、津、京、冀东一带风靡一时，不仅专业剧团演唱，各地农村也自排自演。
“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婉转动听的曲调带着人们对崭新的婚姻生活的向往传遍了中华大地。
1956年，由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被拍成电影，成为那个时期的“样板爱情故事”。

17、幸福感谢毛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实行了适合国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新中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欢欣鼓舞，毛主席和党的威望如日中天。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的爱戴毛主席、党，歌唱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党是太阳”。
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他们不再迷信神仙、菩萨了，而是形成一种新的信仰——视党和毛主席为大救星，将过去对神灵的崇拜，转移到使他们获得翻身解放的党和毛主席身上。他们过春节贴的对联是：翻身不忘党 幸福感谢毛主席。
广大农民对中国党和毛主席的拥护和崇敬是真诚的。土改后的武昌农村流行着这样的小调：

“你说呀什么花，开花像太阳?什么人离不了爹和娘?什么人拥护了党?”
“我说葵花像太阳，小孩子离不开爹和娘，老百姓拥护党。
“你说呀什么花，开花穿在身?什么是天空放光明?什么说话记在心?”
“我说呀，棉花开花穿在身，太阳空中放光明，毛主席说话记在心。”
“你说呀什么花，开花铺满山?什么人领导除封建?什么人团结把身翻?”
“松树开花铺满山，农会领导除封建，中贫农团结把身翻。”

蒙族人民放声歌唱：
“毛主席，党，哺育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一首流传的民谣：
“有了毛主席，农民不忧食，来了主席，米缸不愁空!”

一位乡农会主席兴奋地说：“昨天我还穿破衣，今日穿起新农来了，这都是毛主席党的恩情，以后大家好好增加生产报答毛主席啊!”
湖南省岳阳粤东乡农民晏金成说：“我晏金成自去年到现在，真是四喜临门：一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二是分了田地、房屋、农具和耕畜，三是搭帮婚姻法使我们结了婚，四是得了一个胖孩子。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毛主席和党的深恩。”
湖南省零陵株山乡农民伍宗元说：“我香也不烧了，神也不供了。我新分的堂屋里，要挂一张毛主席的像。早晨起来看看他，晚上睡觉看看他。”
翻身农民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由衷崇敬，将过去的门神、菩萨像纷纷撕毁，换上了毛主席像。这，一时成为广大农村的新时尚。农民把毛主席看成是活菩萨，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像，新华书店分配到各村的毛主席像，都被一抢而光，有些农民没买到的，心中很不高兴。某县42个乡8000多户，就买了毛主席像一万多张。
土改后的广大农民衷心地喊出“翻身不忘党，享福感谢毛主席”。党及其领袖毛主席在翻身农民心目中占有着崇高威望，表明在土改后的农村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崇敬党、敬仰毛主席的民间新习俗。老百姓发自内心的高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主席。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呦，他是人民大救星。
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党，呼儿咳呦，哪里人民得解放。

18、勤劳致富成风尚

土地改革的胜利，使广大农村面貌为之一新，到处一片新气象。
两千多年来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废除了，土地回到农民手中，广大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
有的农民高兴地说：“过去头顶地主的天，脚踏地主的地，现在都成为我们的了。”
除了分得土地、免除地租以外，广大贫苦农民还在土改中分得许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初步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
对此，广大农民的喜悦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土地成了自己的，再也不用交地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纷纷添置耕牛农具，积极学习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积极参加爱国增产竞赛，努力发展生产，争相脱贫致富。
例如黑龙江省讷河县同裕村，1947年土改后两年时间中，300多户人家便买了95匹马、80辆大车，开出了120多垧荒地。
正是由于广大农民努力生产，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全国解放前夕，农业生产比抗日战争前下降了1／4。某些地区甚至下降了1／3。
经过土地改革，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1950年增产17％，1951年增产28％，1952年增产45％，平均每年增长15％。
这样，1952年全国粮食的总产量不仅比1949年大为提高，并且超过抗战前最高水平16．9％。
棉花方面的发展更为迅速，与1949年相比，1950年增产60％，1951年增产135％，1952年增产191％，已经超过抗战前最高年产量52．3％。
其他方面也都有迅速的提高。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生活获得很大的改善。
在历史上一向被称为“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山西太行山区，土改后许多农民用下面的谚语来赞美他们的伙食：“早晨金皇后(一种新推广的玉米)，晌午一六九(一种品种优良的小麦)，晚上玉环秀(一种小米)。”
平顺县西沟村两个翻身农民说：“咱们过去都是一篓担就担完了的家当，如今100担米也不卖了!”
广大农民已经初步改善了过去的贫穷面貌。
正是由于农民生活的提高，许多地区的中农已由20—30％左右迅速发展到80％左右，贫雇农由70％减少到10—20％。
如山西、河北、察哈尔的28个村庄，已有80％的贫雇农上升为中农。
经过土地改革，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保证了全国人民粮食的需要量，增加了工业原料，而且农民的购买力也迅速提高了。
在进行土地改革较早的老解放区，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
例如东北农村的购买力，1950年比1949年提高57％，1951年又比1950年提高63．5％，等于1949年的2．5倍。
黑龙江省克山县民主村是一个只有169户的普通村庄，1950年就有280余吨余粮投入市场，另外还有8．5亿元(当时的东北币，下同)的副产品出售，从1949年第4季度到1950年6月，这村的购买力已达20亿元，而且还不是全部的统计。
农民购买力的迅速提高，就给我国的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可以说与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也是分不开的。
农民在政治上也翻了身，成了农村的主人，并且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正如有的农民所说的：“过去见了地主，人要矮三尺，现在见了地主，头要高三寸。”“以前是地主的天下，现在是我们的世界。”
广大农民不仅努力生产，交纳公粮，支援国家建设，还积极参加各项运动。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很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赴朝，其他农民也积极捐献，保家卫国，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过去，由于生活贫困，绝大部分农民无钱上学。生活提高以后，他们普遍要求学习文化，不仅积极送子女上学，使农村小学的学校数和学生数均有非常显著的增加，许多成年男女农民还积极参加冬学。
识字班、读报组、黑板报在许多偏僻的农村迅速建立，秧歌队、农村剧团大大发展，各项文化生活空前活跃。
土改前的许多农村存在着一些因为没有土地，不从事生产而靠坑、骗、拐、崩、偷、吃、喝、嫖、赌、抽混日子的无业流民，即俗称的“懒汉”、“二流子”。
在土改运动中，党和政府对这种“二流子”平等对待，分配给他们一份土地和必要的生产资料，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促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改造“二流子”积极从事生产劳动，是土改后广大农村的一种新景象。在1949年冬实行土改后的京郊14区，地主、二流子、懒汉、和尚大部也参加了劳动。
土改后的农村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劳动光荣、懒汉可耻”成为新的道德标准。
往年每到冬天农闲时，各村都有部分农民赌博、游荡，土地改革后赌风基本绝迹。
有个赌徒年年钻稻草，从来没有被子盖，土改分得了土地后积极劳动，不但解决了生活困难，还做了一床新被，并留下了三斗麦种，他说：“党救了我戒了赌，买了被，再不钻狗窠了。”
1953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宣传《婚姻法》，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运动也风风火火开展起来。
那些饱受封建婚姻制度之苦，却忍辱维持夫妻关系的妇女们，纷纷主动提出离婚，我国农村出现了第一次离婚和自由恋爱的高潮。
那年代，各村都办了夜校，进行扫盲。春节期间，农村都自排自演节目。结合宣传婚姻法，评剧《小女婿》、《刘巧儿》等剧目在东北、津、京、冀东一带风靡一时，不仅专业剧团演唱，各地农村也自排自演。
“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婉转动听的曲调带着人们对崭新的婚姻生活的向往，传遍了中华大地。
1956年，由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被拍成电影，成为那个时期的“样板爱情故事”。

19、治理水患（1）
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较多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饱受两个祸患之苦。一个是战乱，一个是水患。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战乱，带来了和平建设的新局面。但是，水患的问题，却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治理水患，变害为利，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项十分紧迫但又需要长期为之奋斗的艰巨任务。
一九五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主席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主席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
这份电报讲到：“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主席都划了横线。
从七月到八月，主席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主席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这次会议，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九月十六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地区灾民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九月二十一日，主席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十月十四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方针、一九五一年治淮的工作方案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十一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四亿五千万斤、小麦两千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这年冬季，淮河上游、中游、下游共有八十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八十天，建成了一条长达一百六十八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第二年五月，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主席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题词被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治淮视察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表达了中国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心。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一九五七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资金十二亿四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一百七十五条，修建水库九座，库容量达三百一十六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四千六百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治理海河工程，是和治理淮河的工程几乎同时开始的。
海河并不长，却汇合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以及大大小小的众多支流，构成华北平原的一个重要水系。由于当时海河流域雨量集中，地势平缓，特别在夏季一遇暴雨便泛滥成灾，直接威胁着华北平原主要产粮区和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安全。
修建官厅水库，是治理海河的一项关键工程。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由于兵荒马乱、政府腐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始终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在主席关怀下，经政务院批准，官厅水库工程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正式开工。
官厅水库可蓄水二十二亿多立方米，是继治淮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之后，新中国兴建的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二日，主席在官厅水库竣工前夕，视察了工地。水库建成后，又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在治理淮河的同时，**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还决策启动了长江荆江分洪工程。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它自三峡奔腾而出，到湖北宜昌以下豁然开阔，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辽阔的水网地带，滋润着湘鄂两省广袤肥沃的土地。但一到夏日，暴雨连绵，江河横溢，又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其中，从湖北枝江到湖南岳阳城陵矶这一段，人称“荆江”，更是首当其冲。
一九五0年十月，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汇报，认真研究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不久，荆江分洪工程获得批准。
荆江分洪工程，直接关系到湖北、湖南两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尽管从长远来说对两省人民都是件好事，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舍南救北”的矛盾，如何处理好湘鄂两省的关系，就成为荆江工程能否顺利实行的关键。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中南区和湘鄂两省有关负责人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与会者一致赞成荆江分洪工程尽快上马，但对于一旦发生长江特大洪水时湖南是否分洪、以及分洪后湖南能否免除洪水威胁的问题，看法一时难以统一。
情况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向主席和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送上他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请主席审阅。二月二十五日，主席批示：“（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②
随后，经过多方商议，又对《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稿反复修改，提出了一个更充分地考虑到湘鄂两省各自利益的方案。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致信主席和刘少奇、朱德、陈云，说：“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③与顾问布可夫④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三月三十一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
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五月，中央人民政府委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临行前，主席为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这项工程由于决心大，准备充分，只用了两个半月就全部完成。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很快就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一九五四年夏季，长江流域连降暴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在洪峰到来之际，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保住了荆江大堤。主席得知这一喜讯，再次挥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20、治理水患（2）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多灾的河流。在可考的历史记载中，平均每十年就有四次决口。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进行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它和治理海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工程一起，被称为新中国初期的四大水利工程。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一日，主席利用中央批准他休假的时间，顺着山东、河南、平原三省黄河沿岸，专程考察黄河。
十月二十五日，主席离开北京，第一站到济南。二十七日，主席视察了济南附近的黄河地段。
他站在堤坝上，凝神望着黄河水，问道：“这里的黄河底比济南城内地面要高出多少？”
陪同的人回答：“高出六到七米。”
主席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修牢，千万不要出事。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还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可以引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
二十八日，主席乘坐专列前往徐州。在徐州，主席登上云龙山顶，远眺清朝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前的黄河故道。他深有感慨地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七百多年，泥沙淤积很多，夏秋季节常常决口，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乾隆皇帝四次到这里视察，研究治理黄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山上山下、城市道路两旁，都要多栽树，防风固沙，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治理战争创伤，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三十日，主席又乘专列前往黄河东坝头，随即徒步登上大堤，来到当年铜瓦厢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主席向陪同的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了解当年黄河决口的情况，并询问了固堤防洪的一些措施。
中午，主席回到专列，继续驶往开封。主席请陪同的河南省委负责人等共进午餐。饭后，主席很有兴致地向王化云询问起治理黄河的规划情况。主席说：“长远打算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主席还关切地了解了黄河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情况。
开封就要到了，主席提出想看一下举世闻名的“悬河”。于是，一行人很快来到柳园口大堤。站在大堤上，主席向四下张望，说：真是“悬河”！黄河水比堤外村里的树梢还高。他又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牢固。发大水时，有危险，党政军民一齐上，万万不能再出事。”
三十一日清晨，主席要到新乡去看引黄灌溉工程。那里当时属平原省，主席坚持不要河南省委负责人陪同前往。临行前，主席嘱咐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
专列途经郑州，主席下车到邙山考察。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新建成的引黄灌溉大闸。主席提议去引黄渠看看。
到了引黄灌溉大闸管理处，听完管理人员介绍，主席问：“把闸门打开进水看看行吗？”
陪同的人告诉他：“现在这里还没有电，开闸都是人摇。”
主席提议：“那咱们一起去摇开它吧。”说罢，便脱去大衣，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闸开了，黄河水滚滚涌进。主席点燃一支烟，在那里深思片刻，说：“沿着黄河每个县都建一座引黄闸就好了。”
主席上了车，继续向新乡驶去。看完引黄入卫新渠，主席感慨地说：“从黄河到卫河，这条人民开发的新渠，改变了黄河下游过去只决口遭灾、不受益的情况，起到了造福人民的作用。”
在结束为期一周的考察黄河之行后，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回到北京。
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建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有力地保障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一十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还高出百分之二十。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一，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胜利实现。主席和**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三年里，就领导全国人民恢复了国民经济并有所发展，在新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为新中国的全面发展，为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在开国之初，为巩固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摆在主席面前的三项最紧迫的任务，即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三年内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政权得到巩固。
2011年2月2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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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扫黄禁毒

内容简介：
新中国建立后，坚决扫荡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封闭妓院、改造妓女、抓捕毒枭、严厉禁毒禁赌，使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本卷讲述了关于这方面的故事。重点讲述北京、天津、上海扫黄和福建、南京禁赌的故事。

1、千年毒瘤--娼妓

在中国，娼妓有着悠久的历史。说其历史悠久，是因为它曾存在过数千年。
自从人类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妇女那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男子取代后，便总有一些女子为娼为妓。
中国的娼妓史起于殷代。当时的卖*活动，带有宗教色彩，或称“宗教卖*”。从事这个行当的女子，被称为“巫娼”。
“巫娼”是为宗教服务的，或者说她为维持宗教设施获取钱财。不过，她还没有进入商业领域。因此，在那个时候，“巫娼”并不像我们今天鄙视妓女那样遭到唾弃。
从西周开始，娼妓制便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一部分“巫娼”转化为专门出卖色相和肉体的“女乐”。
另一部分“巫娼”则转化为“官妓”。
“官妓”由女奴充当。春秋战国时期，为征服他国，有些君王奉送“女乐”，以淫其志，乱其政，使之沉溺于淫乐，不攻自破。
著名的越王勾践为报吴王夫差灭国之仇，不仅卧薪尝胆，砥砺心志，而且招绝代佳人浣沙女西施，予以乐、歌、舞训练后供送吴王，使吴王终日沉湎于声色，终至乱政破国。
越王遂洗亡国之恨。到了汉代，“营妓”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军妓”开始盛行。到魏晋南北朝时，出现“家妓”。
“家妓”既要侍寝，又须善歌舞，地位比妾低下。
宋代还有“客妓”，即所谓私妓冒出。
到了清代的顺治和康熙年间，曾下禁令取消官妓制度。然而，娼妓依旧存在。
特别是在咸丰时期，因皇帝本人喜好狎妓，故而娼妓颇盛。
到民国时期，妓院大部由私人经营。
解放前夕，北平的娼妓分为明娼、暗娼和野妓3类。
有营业执照的被呼作“明娼”。
“明娼”分为四等。
一等妓院被称为“一等清吟小班”，这里的妓女多有文化，且擅弹唱，接待的多是上层军政人员、名流士绅和富商巨子者流。
二等妓院被称为“茶室”，接待的多为诸如地主、工商业者，中下级军官等社会中层人士。
三等妓院被称为“下处”，大多接待小本经营者、店员、手艺人等。四等妓院被称为“窑子”，一般接待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
当然，由于娼妓历史久远，流传下来的有关名妓的故事也确乎不少。
有些妓女，例如唐代的薛涛、宋代的李师师，因经常与名士、文人相交往，故而能诗善词，名闻天下。有关她们的故事，绝非仅有。
更有杜十娘，为寻如意郎君，舍身相随，因被蒙骗，怒沉百宝箱，投河自尽。
明代后期，深明大义的秦淮诸名妓李香君等人，为保汉人的大明，对与其交往的文人名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励他们不要为高官厚禄而降清，而要为复明挺身而出。
然而，她们注情并寄于厚望的那些文人名士却纷纷归顺了清朝。她们的心血付之东流。
悲愤之下，有了李香君的血溅桃花扇、柳如是的投河自尽。这些可谓是专情的烈女。
另有清朝的名妓赛金花，历史也曾赋予她一笔。她十几岁时即为苏州名妓，后被洪钧学士看中，重金买下，并携其出使英国、德国、奥地利、俄国，得以结识各国上层人物。
归国后，居住在京师。不久，与仆人私通，并生有一子。此后洪学士与之日疏。
及学士病逝，赛金花与另一仆人结为夫妇。
不久，积蓄花尽，返回上海，重操旧业。
后北归。八国联军进京时，赛金花因为会讲德语，与联军统帅瓦德西过从甚密，对其要求多有应允，她因此而在议和、撤军等问题上不无作为。
后来，有不少人为她作传，她遂名扬天下。光绪年间，她曾在北京开办名为“金花班”的妓班。
她制定的“清吟小班”的各种条规被后来人所遵守。
历史上流传下来许多名妓的故事的主角，其命运多是悲惨的，充满了曲折和痛苦。
到解放前夕，妓院既然多是私人所办，妓女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她们大多卖身给妓院老板或领家，失去人身自由，不仅身受蹂躏而所得极少，而且还常常遭受各种刑罚和非人的折磨。
例如，挨烧红的通条打，不给饭吃，罚跪，等等。又例如，不论是经期，还是有孕在身，都被强迫接客。未成年的女孩子，甚至还是8、9岁的幼女，也难逃厄运。
她们当中，有90%以上的人身受性病之苦，其中有些人为此而丧生。

2、北京封闭妓院（1）

建国初期，为了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重点狠抓“扫黄”，封闭妓院，横扫嫖娼卖*。
北京打响了“扫黄”第一炮！
北平的妓院在明清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新上台的权贵志得意满，恣意享乐，导致北平的妓院发展迅速。
最兴旺的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
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北平，战乱和饥荒，使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贩子拐卖，落入烟花巷，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仅次于居世界各大城市中第一位的上海。
至1949年解放前，北平的妓院有273家，妓女1268人。

一
1949年5月，当时主席还住在香山双清别墅。
有天晚上，他带了秘书，乘一辆吉普车，进了北平城。在一个胡同口，车子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阻断了去路，原来是妓院的老鸨在揍一个逃出来的小妓女。
老鸨带着一帮打手对着小妓女就是一通拳打脚踢。主席看到了这一幕，让秘书赶快去阻止。
秘书拨开人群喝道：“不准你们毒打她！”
老鸨蛮横地说：“她是我的丫头，我打她你管得着吗？”
秘书不吃她这一套，挥手抓住老鸨的手说：“我就要管，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这样的折磨。你必须马上送她上医院看病。”
主席暗访北平看到了这最揪心的一幕，很是气愤。
此后不久，彭真来见主席，也谈到妓院的事。
当时，彭真出任北平市委书记，有一天深夜，他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了解情况，一个15岁小妓女痛哭流涕，讲诉了自己是怎么被拐卖到妓院，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
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能坐视不管吗？”
主席本来就为此事气愤，彭真来后，更是义愤填膺，急电罗瑞卿。
罗瑞卿急急赶到后，主席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罗瑞卿回答：“是，主席，我马上考虑把北平的妓院全部关掉。”

二
封闭妓院，不是没有顾虑。
围绕妓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服务行业”，除了妓女，妓院里有“司账”、“跟妈”、“伙计”，都是底层劳动者。
在妓院的周围，则形成了妓院的消费服务行业，如浴池业、理发馆、影剧院、戏楼，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卖唱的艺人等，都是依赖妓院而生存的。
封闭妓院，意味着这些人的饭碗将被打碎。
罗瑞卿早就把各种因素都预想到了，他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解释说：“若干依赖妓院为生的茶房、小贩等，或因妓院的封闭而影响生活，可能产生一些反感，另一部分流氓、地痞、特务、匪徒可能散布谣言捣乱，希望向各界群众解释，并防止坏分子的破坏，协助政府把这件事完全办好。”
1949年11月12日，罗瑞卿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宣布：“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较多血债的妓院老板。”
同时指出，“这样做，一定要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作出决定后再办。”
11月21日下午5时许，在北京中山公园五色土坛北的中山堂里，正在召开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大会执行主席、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同志宣读一项神圣的议案：
“……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查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疾病……”
决议通过后，聂荣臻市长宣布：“立即执行这项决议！”全场沸腾了，掌声、欢呼声和着激动的泪水，交织溶和在一起。
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立即专门向主席报告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封闭妓院的决议。
主席听完他们对妓院老板惩处、对妓女教育帮助的处理意见后，说：“这个决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