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苏联歌曲风靡大陆
建国初期，苏联歌曲风靡大陆，课堂上、工厂里、影剧院，到处都能听到苏联的歌声。苏联歌曲旋律优美、情真意切，激荡人们的心弦，曾经影响着中国一代人。
苏联歌曲有歌颂中苏友谊的，如，《莫斯科-北京》，此歌的歌词是：
（1）中苏的人民是永久弟兄，两大民族的友谊团结紧。纯朴的人民并肩站起来，纯朴的人民欢唱向前进，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在听我们!
（2）伏尔加河边听到长江水声，中国人民仰望克里姆红星。我们不怕任何战争威胁，人民的意志是强大无敌，全世界赞美我们胜利!我们胜利!我们胜利!
（3）从没有这样牢固友情，我们的行列充满欢腾。行进的大队苏维埃联盟，坚强的大队苏维埃联盟，并肩前进的是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
（副歌）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为光辉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为光辉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
人们唱着这首歌，感到无比的胆壮气豪：有了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有斯大林和毛泽东联手，美帝国主义算个鸟！
有歌唱爱情的，如《红莓花儿开》。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歌词是：
（1）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在沙沙响。
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在这迷人的晚上。
（2）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明月照水面泛银光。
依稀听得到，有人轻声唱，多么幽静的晚上。
（3）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
我想开口讲，不知怎么讲，多少话儿留在心上。
（4）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
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青年男女非常喜欢这首歌和《红莓花儿开》，他（她）们脉脉含情地唱着，藉此传递着爱情的信息。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运动。这时，青年们特喜欢唱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唱着这样的歌曲，一腔热血沸腾，豪气油然而生。有的歌曲把战争和爱情联系起来，恋恋不舍、情意缠绵。下面转录几首歌词如下：
《喀秋莎》
（1）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的柔曼轻纱。
喀秋莎站在那竣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喀秋莎站在那竣峭的岸上，歌声好象明媚的春光。
（2）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
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共青团员之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我们自幼所心爱的一切，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小路》

（1）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纷纷雪花掩盖了他的足印，没有脚步也没有歌声。
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
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
他在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实在叫我心中挂牵。
我要变成一只伶俐的小鸟，立刻飞到爱人的身边。
我要变成一只伶俐的小鸟，立刻飞到爱人的身边。
（2）在这大雪纷纷飞舞的早晨，战斗还在残酷的进行。
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
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我的小路伸向远方。
请你带领我吧我的小路呀，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
请你带领我吧我的小路呀，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

2013年4月30日星期二

5、大学生统统学俄语

原题：建国初学苏联老大哥：大学生统统学俄语
2011年09月02日08:29南方都市报黄天骥
[导读]黄天骥：在中学六年，我们学外语。可是，在大学，英语被取消了，外语课学的是俄语。本来，斯大林说过：语言没有阶级性。谁知道，那时实际上是把英语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学生统统改为学俄语。
犹记校园“一边倒”
解放初，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人们提出“一边倒”，也就是倒向“老大哥”苏联一边的意思。
那时候，我们学习苏联，以为凡是苏联的东西，都是好的。例如在广州，新建的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多半会学习苏式建筑的样子，弄得方方正正，黑黑灰灰，窗户狭窄，活像是巨型的火柴盒。至于岭南建筑那种通透明亮的风格，则没人问津了。
那时的中学生，从未见过苏联人，对苏联也没有多少认识，只知道苏联电影和美国电影大不相同。在解放前，我们到恩宁路金声戏院去看《出水芙蓉》之类的美国电影，当看到银幕上美女的大腿晃来晃去，而穿着比尼基泳衣的艳星爱斯德威廉丝，在水中和俊男接吻，我们这些情窦初开的青少年便心惊肉跳。到解放后，美国片完全绝迹，电影院放的都是苏联片。影片中虽有谈情说爱，却没有接吻镜头，大人们都放心地让青少年观看。从电影里，我们知道了莫斯科有红场，红场上有列宁墓：知道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屋顶，像是几个高矮不等的大小洋葱；又知道了苏联妇女，一到中年，个个发福，肥头大耳，腰圆膀粗，便以为苏联人心宽体胖，生活富足，营养过剩。
当然，我们也看到许多有关苏联卫国战争的影片，看到红军战士和德国法西斯浴血苦战，高喊着“乌啦”！高喊着“为了斯大林，前进！”跳出战壕，冒着炮火，冲向敌人，我们紧张得手心出汗，也都十分激动。平心而论，俄罗斯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涵养，像托尔斯泰、普希金的作品，堪称是世界文学的经典。而电影《乡村女教师》、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确实让我们这一代人深为感动，受到了集体主义的教育。
那一阵，校园里流行的是苏联的歌曲。最初，传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的《祖国进行曲》。当唱到“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唱到“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时候，我们也真羡慕苏联有横跨欧亚的国土，觉得苏联很伟大，“一边倒”无可怀疑。
直到上世纪末，苏欧巨变后，我到黑龙江大学讲学交流，顺便到海参崴（俄语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参观访问。从绥芬河乘火车，到达原属我国盛产海参的城市，沿路看到广袤的“田野和森林”，我才领略苏联的国土为什么会“多么辽阔广大”，懂得所谓“自由呼吸”的涵义。在那里，中国痕迹泯灭殆尽，我只在海参崴“军事博物馆”的出口处，看到还有一张印有汉字的地图，仿佛记录着这块土地原来的归属。当然，在五十多年前，我们是怀着仰慕苏联的感情去唱《祖国进行曲》的。它的旋律，也确实优美动听，唱着唱着，感情也就倒向苏联一边了。
抗美援朝的战争打响，苏联卫国战争的歌曲更是流行了。我们唱《共青团员之歌》，唱到“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武器”时，便会热血沸腾，仿佛也上了火线。而唱得最多的是《喀秋莎》和《小路》，那“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佑护着他”，以及“我要沿着这条弯曲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的歌词，让我们这些处在青春期的学生，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发现原来战争可以和爱情挂钩！这时，嘴里唱的是“主旋律”，心里却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颤动。
直到今天，若是老一辈的人去唱卡拉O K，点唱《小路》、《莫斯科的晚上》之类苏联歌曲，尽管白发苍苍、嗓音喑哑，还会唱得如痴如醉、心旌动摇。我相信，浮现在他们心上的，未必是早已飘远的硝烟，恐怕更多是那稍带忧郁的旋律，和那缠绕着情丝别绪的词句，勾起了他们对青春和爱恋的美好回忆。
艺术的力量是神奇的，那一代年轻人接受“一边倒”的教育，就从接受苏联的文艺作品开始。
等到上了大学，我对教育领域的“一边倒”，领略更多了。
在中学六年，我们学外语，上的是英语课。可是，在大学，英语被取消了，外语课学的是俄语。本来，斯大林说过：语言没有阶级性。谁知道，那时实际上是把英语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学生统统改为学俄语。于是，我们从俄语字母学起。俄语较难学，有些字母要喷着气流冲打舌尖，发出颤音，舌头儿粗的人，当然更不易掌握。一时间，在校园，在宿舍，像赶毛驴那样“嘚……”的颤音，响成一片。不过，有些学科，运用俄语的机会实在不多，尽管不少同学的考试成绩也获得优等，但很快便忘得精光。等到在上个世纪“大跃进”以后，我们和苏联逐渐闹翻，外语课也开始松动，学生可以任选英语或者俄语了。只是我们这批在解放初上学的大学生，成了学外语的夹生饭，成了教育上“一边倒”的牺牲品。到现在，我除了记得俄语中的几个单词，像“他哗哩殊”（同志）和“哈噜梳”（好）之类，其它则统统交回给老师。
大学一年级的政治课，学的是“联共（布）党史”，实际上讲的是苏联党内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斗争史。我们这群刚从中学里来的学生，对苏联的印象尚且模糊，哪能弄清椘苏联党内两条路线斗来斗去的情况？于是，教科书上怎样说，我们便怎样听，每到“课堂讨论”，或是照本宣科，或是信口胡柴。看来，苏联大一的学生要上这门课，我们大一的学生也就要上这门课。至于学了这门苏共内部的“相斫史”，对中国大学生有什么意义，不知当时教育部门有什么考虑。后来，我们自己也“相斫”起来，特别到“文革”时期，校园里盛行路线斗争，天天“斫”个不停，这不知是否受惠于学了《联共（布）党史》？
我在上大二时，教育部门推行“五时一贯制”。
本来，我们每天早上从八点钟开始，一般上四节课。午饭后午休，下午二时半才又上课。可是，据说苏联的大学，上课时间由上午九时开始，五节课连接着，一直上到下午三点。于是，我们也就“一边倒”，学习他们的“五时一贯制”。
在苏联，寒冷的日子居多，“五时一贯制”，减少出门，也许是合适的。而在广州，夏日炎炎，我们依样画瓢，师生们便惨了。一到中午，大家昏昏欲睡。那时课室既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机，每上到第四节课，热气一蒸，同学们的眼皮便互相打架。不过，那时我们都被培养成“驯服工具”，从未怀疑过上头的决定。上头说“一边倒”，我们便“倒一边”，有些人还“倒”得很彻底，甚至在夏天也穿上时髦的乌克兰式服装：高领、大襟、束腰、长袖，以示向“老大哥”看齐。在这样的氛围中，既然上头说要学习苏联的“五时一贯制”，即使我们心里嘀咕，牙缝里却不敢说半个“不”字。那就耗着吧！“倒”成怎样便怎样吧！
“贯”了几周，日子实在难捱。中午十二点一过，肚子折腾还在其次，硬撑眼皮更让人苦不堪言。有一次，我们班里一位姓熊的大胖子，实在抵挡不住瞌睡虫的诱惑，竟在座位上打起鼾来。同学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授课老师便走到了老熊身边，拍醒了他。他睡眼惺忪，挣扎着坐好，也一脸尴尬。谁知老师转身回到教坛上，才讲了几句，那老熊鼾声又起。这一回，吼得更惊人，呜呜焉，吽吽焉，嘶嘶焉，活像雨后池塘响起的蛙鼓。同学都想笑，又不敢笑。老师没有办法，他也理解学生的“睏”难，只好特许老熊站着听课。当老熊站了起来，很不好意思地揉看“熊眼”时，课堂上的笑声，像火山一样爆发，同学们这才睡意全消。这样的学法，效果如何，可想而知。幸而校方也算明智，“五时一贯制”只推行过一个学期，不久又恢复了午休制度。
其实，苏联的教育体制，也有不少可资学习之处。它的教育思想，秉承老欧洲的传统，注重学科的系统性以及相互的关联性，注重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否则，苏联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把世界第一个人造卫星搞上天去，让美国佬既惊且妒。当然，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让其教育体制，弊陋丛生。
那时候，我们在教育体制上最重要的“一边倒”，是学习苏联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做法，这也是当时我们实施计划经济必然孳生的产物。说实在的，在解放初，年轻人对毕业分配是欢迎的，因为上了大学，意味着有了铁饭碗，不会出现解放前“毕业即失业”的狼狈，因而这被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但是，当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做什么工作？到什么地方工作？当事人是绝对没有选择余地的。如果不服从分配，那么，就意味着一辈子失业。
按照苏式计划经济的做法，每年的招生人数，是根据各部门四年后的需求人数，进行有计划的安排的，这叫做“一个萝卜一个坑”。问题是，计划是否订得准确？客观形势是否有变化？那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所谓“计划”，不可能不是主政者的主观设定。而主观与客观、供与需的关系，实际上并不一致。结果，部分毕业生能够分配到和专业对口的工作，而许多人，则往往被乱点鸳鸯谱，随便安插。于是，人们只能各安天命，而对社会则造成了很大的人才浪费。
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我们有一位生物系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到水产部门工作。起初，他颇为高兴，因为水产，毕竟和他学过的动物学有所联系，或可以研究鱼虾的养殖，不至于学非所用。谁知道，他到了水产部门，却被安排到其属下的供销机构；供销总部人员已满，便把他下放到供销社，又谁知这供销社主要是经营咸鱼的买卖。咸鱼曾经是生物，和这生物系的毕业生也沾上点边，于是，负责人便让他去卖咸鱼。类似这样的情况，所在多有，真令人哭笑不得。
日子过得飞快，五十年过去了。李商隐在《锦瑟》一诗中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年一柱思华年”。当年，我们这一代，一面兴兴头头地“一边倒”，一面在心中又有说不清的滋味。有时，我们有所怀疑：有时，又反怀疑自己的怀疑。在这里，我无意评述“一边倒”的成败利钝，只想说，我们真像是李商隐诗所写的那样：“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题签：吴瑾） 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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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城市到处是“苏联式建筑”
建筑围圈起城市空间，并不能左右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却能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哪怕《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雁南飞》和黑啤等都不能帮人们找回记忆，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那些“苏联式建筑”一直在“说话”。
1950年代，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在苏联“老大哥”的经济援助下，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开始了全面“工业化”的步伐。“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遍布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几十座城市。中苏关系恶化后，苏方设备、人员都撤走了，但厂房、住宅楼、公共建筑却落地生了根，周身带着“苏联”余味，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苏联楼”、“苏式楼”。
这些已过半百、不少将近花甲的“苏联式建筑”，就像从那个时代走来的老人一样，讲述着红色岁月里的过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要说在南京路附近，几乎整个上海市区的人们都能在晚上准确地捕捉到一颗熠熠的红星——中苏友好大厦尖塔顶端的红色五角星。中苏友好大厦现已更名为上海展览中心（延安中路1000号），从1955年3月竣工至今，刚好走过一甲子。虽已不复当年的风发意气，但作为1950年代上海兴建的第一座大型建筑及第一个展览馆，它在上海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大厦连塔总高109米，打破了国际饭店（83.8米）的纪录，成为上海新的制高点。当时建筑界还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宇高度都不能超过苏联“老大哥”的这颗红五星。

1955年3月初，中苏友好大厦按时完工。整个楼群呈现俄罗斯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局部糅合了巴洛克艺术特点，上海美协的艺术家们设计制作了大量繁琐、华丽的雕刻、花饰。
10个月建成中苏友好大厦，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1955年3月15日，全部1万多件展品布置完毕。展览盛况空前，娄承浩至今都记得去观展的情景：“排队排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全城倾巢出动了。看了也真是感慨，都说社会主义好，怎么好呢？就是苏联这样子。”
自此，中苏友好大厦成了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是游客心目中的著名景点。经由明信片、文具盒等一系列文化衍生品，其形象走出了上海，甚至走出了中国。中苏友好大厦的功能也从举办展览向召开重大会议拓展。
1968年，中苏友好大厦改名为上海展览馆，1984年改现名上海展览中心，之后还入选1949—1999年“上海十佳建筑”和“建国五十周年十大金奖经典建筑”。
当然，全国各地多的是叫不出名的“苏联式建筑”，因功能有别，风格样式也不完全相同，而且并非都由苏联人参与设计建造，很多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被苏联”了。这些老房子像印章一样，重重地戳在城市里，哪怕暗淡了，也无法轻易抹去，成了共和国那段特殊成长历程的见证者。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强调用“民族形式”表达“社会主义内容”，建筑外形上注重显示“共产主义的革命激情与荣耀”。现代主义建筑流派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利用割断历史的形式主义的艺术来模糊阶级斗争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帮凶（王军《城记》）。
一场建筑形式的讨论和竞争无疑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专家不仅给中国建筑领域带来了技术和经验，也带来苏联的意识形态。
不光是建筑单体，苏联的城市规划理念也对中国产生了不小影响，比如著名的“梁陈方案”和“专家方案”之争。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呼吁中央行政中心区离开北京旧城，在西郊另建，强调分散布局，达到保护旧城和建设新城的双赢。而此前，以巴兰尼克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已经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的规划思路。毛泽东是“倾心”于后者的，最终确定了北京城几十年的发展格局。
苏联专家有时近乎将苏联那一套生搬硬套到中国，给很多城市埋下了隐患，当时苏联流行的是“大街坊”理念，多运用周边式布局，强调对称、围合空间。“大街坊”给中国带来不少缺陷，如产生较多的东西朝向住宅，日照、通风、临街噪音干扰等都是问题。
铁凝在其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里，这样描述主人公安德烈出生的城市：“从50年代开始，这座城市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一口气建造起近十家纺织厂。……这些纺织厂，不仅设备、厂房、技术由苏联人提供，就连生活区的建造也由苏联专家一手设计。如今，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
其实，弄明白那些住宅楼怎么就“面目相近”、“用料实惠”后，我们还真要从技术上原谅安德烈在“一模一样的笨重的楼群”里辨识不出李金刚的家。
建国初期，我国建筑领域的各项标准都没有建立起来，工业建筑完全照搬苏联，住宅、办公楼等大量性建筑则学习了苏联“标准设计”的方式。“例如基于健康要求的卧室面积、层高，按照人均居室面积标准进行设计建造和分配（即定额指标体系）等，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学习苏联大力发展工科院校为生产服务。北京西北郊产生了著名的“八大学院”，包括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今中国林业大学）。后来修建了一条南北向、串联这些院校的主干道，就是大家俗称的“学院路”。

9、、苏式教育 借鉴模式

1950年秋至1951年底，政府为应对解放后快速发展的教育，解决小学教师紧缺的状况，要防中承办一期中师班，统一由防中领导管理、防中教师授课。
此时的校长是李禩栋、教导主任是刘慧芳（女）。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刘慧芳成了防中历史上的第一位女主任。
建国之初，我国的教育模式基本上是学习和模仿苏联的教育办学经验。根据上级布置，防中组织教师开展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活动，逐步健全了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改革课堂教学，运用教学的“五大原则”（直观性、自觉性、系统一性、量力性、巩固性）和实施“五个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进行教学，试行五级记分法，课堂提问、平时作业、测验考试均采用5分制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
那个年代苏联的教育和文化确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马卡连柯“尊重与要求相结合”的教育观点；凯洛夫“自然、社会、人类思维认知模式”的理论；特别是苏霍姆林斯基“学生个性发展与心理健康”的教育理念。这批苏联教育家、心理学家的理论成果举世公认，备受推崇，让中国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当时，政治上获得翻身和解放的人民群众渴望学习文化知识，防城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热潮，防中作为当地的最高学府，师生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街道、到农村去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识字扫盲活动。
1952年秋，钦州行署决定把防城中学、东兴中学、灵山中学和钦州中学的高三毕业班集中到钦州中学上课，并选调名师进行授课辅导，争取全地区的高考能打一个翻身仗，当时防中高三只有8名毕业生。1953年7月，8名防中高三学生在钦州参加高考，他们不负家乡父老的期望，全部考上了大学本科。当年，东兴中学因为师资、生源不足，移至防城併入防城中学。
1954年，在防城各界有较高声誉，为当地教育做出显著成绩的防中校长李禩栋被选为防城县副县长。
建国初期，新中国百废待举，“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苏联的办学经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有示范性的作用。而苏联作为“老大哥”，当年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有效的援助，对加速我国工业基础建设、加快国民经济体系的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年的年青人忘不了苏联的电影、忘不了苏联的歌曲，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时期的一批英雄，如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塑造的英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以及书中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愧疚。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这段话曾被当年许多年青人记入笔记本，甚至贴在房间、挂在床头，激励过那个年代一批批的青年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忘我奋斗。
是的，精神的力量可以跨越国界，无论什么年代，那种把崇高理想和每一个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作风，那种不畏艰难困苦、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的精神，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气概，永远是时代弘扬的最强音。
而苏联歌曲《喀秋莎》、《红莓花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但是风靡一时，而是留传久远，至今仍是年青人喜爱的经典歌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社会风气被公认为我国建国之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http://www.fczxwz.com/news.php?vid=176

10、上世纪50年代的校园生活
作者：凤岗 刘淼

1955年秋，来自全国20几个省市和港澳地区的40多名同学，汇聚到“工程师的摇篮”、全国6所重点院校之一的哈工大给水55班。记得当时全班约有60名左右同学（其中近20名是52级后的一些学生，由于各方面原因与55级一同上课），哈尔滨的同学仅有2人，其他同学都操着方言。很多同学来哈尔滨前没见过火车、电车，更没见过这么多苏联侨民。

入学之初，清晨6时我们就从被称为“八工地”的学生宿舍奔向土木楼上课。上课铃响之前，刘老师已把数学定理和公式写在303大教室的黑板上了。刘老师的板书几乎是一幅书法作品，令人叫绝。教物理的欧老师夜里常来小教室答疑，使同学们学习上遇到的难题随时得到解决。教电工学的李老师讲课前每每先提问，同学们不免有些紧张，他那纯正的四川方言至今让我们难忘。俄语课是苏侨女老师教，她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竟听不懂也不会说一句汉语，但她那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生动的教学方法却能使我们听懂并理解。教化学的常老师讲课铿锵悦耳、条理分明。还有李圭白、王宝贞、张自杰、董辅详、马中汉、顾迪民、吴尚信、刘馨远、廖文贵、谢培青等老师都曾教过我们。他们中有的已成为院士，绝大部分都是博士生导师。我们为老师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上世纪50年代的哈工大，大部分教材采用苏联原版书，苏联专家达50多位，连作息时间也采用苏联模式，上午上课6学时，下午是体育课、自习课或自由活动。每天用餐是早午吃干饭，四菜一汤，晚餐则是稀饭或面条。那时学生用餐全部免费，学杂费、讲义费也全免，看病吃药也不花钱，对生活较困难的学生还发放棉衣棉裤。今天看来，当时学生的生活真是无忧无虑。不过，学习是非常紧张的。考试采用“5分制”，所有课程一律用口试。考试时，老师在教室坐着，学生从一大堆试题中任抽一张后到旁边准备半小时，即可到任何一位教师前应试。回答完试题，老师还要加试一两道题，并当场给出成绩。很多学生由于说方言，让老师很难听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成绩。在学习上老师一向抓得很紧。“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教风和学风从那时起就开始树立。

“大炼钢铁”时，我们把拣来的废铁送入自建的土高炉，不分昼夜地守在炉前，可炼出来的铁却似铁渣；自己设计施工建在马家沟河上的小水电站竟然发出了电；在工厂实习时，我们把拣来的材料制造出了一台很好的电焊机；何钟怡在三年级时参加了长江水利枢纽工程的两个科研项目，发表了两篇论文，在当时引为佳话……还记得我们曾在走廊夹道欢迎邓小平、李富春以及钱学森、华罗庚等，那种激动的心情和热烈的气氛至今难忘。

三年级结束时，我们班有10名同学被抽出攻读河川水利工程新专业。1960年毕业后，有10多名同学留校任教，他们都成了教授、研究员。分配到其他省市的同学也都业有所成。他们为祖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进步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1、我们这一代人对前苏联的印象
作者：孟继虹

我们这一代人，儿时所受的教育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是和列宁、斯大林等伟人联系在一起的，集体农庄、履带式拖拉机，都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五十年代的中国，“一切向老大哥学习”，部队士兵戴的是船型帽，学校里教的是俄语，“布拉吉”和列宁装是流行服饰。那个年代，我们最喜欢看《列宁在十月》等影片，最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藉，最喜欢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苏联小说、电影、歌曲在中国风靡一时。卓娅、舒拉和保尔等，是我们那时崇拜的英雄。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在前苏联的影响下长大的。

尽管盲目学习苏联模式也给新中国建设带来了制度僵化等后果，迫使我们对“老大哥”重新进行认识；六十年代中苏论战，苏联入侵我国珍宝岛，两国两党关系从“蜜月”走向“分离”；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这个曾经辉煌的国家，就像一个被拆散的大家庭，变得支离破碎了。但新中国建国初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苏联在二战中抵抗德、日法西斯的历史功绩，我们还是不应该忘记的。长期以来，前苏联政治文化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闲来无事，凑了几段关于前苏联的文字，只是自己的一些感受，既不是政治评论，也不是书评影评，与诸位同时代的朋友一起回忆那些曾经寄托了我们青春梦想的片段！

为了列宁，前进！

文革期间学校文艺宣传队演出节目，报幕的女同学总要慷慨激昂地朗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说实话，当时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肤浅的。看了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后，才知道真的有炮声，是1917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的炮声，揭开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序幕。其后才有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中国有识之士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革命之路，从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那时在小学操场上看露天电影，小孩子最喜欢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当画面上出现瓦西里在马上挥舞着军刀，高喊着：“为了列宁，前进！”大家会激动地欢呼，热烈鼓掌。影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经典台词，已融入现今我们的生活语言之中。如陷入困境时，总会有人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在拥挤场合，总会有人调侃“不要挤，让列宁同志先走！”“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说的“看着我的眼睛”一句，已经是审问叛徒时的经典用语了。

这部影片不仅能给人以很好的艺术享受，也使我们了解了布尔什维克是如何推翻旧政权，巩固苏维埃的。影片塑造的列宁形象，既有政治家的睿智、大气，又富有人情味、幽默感。反观现今我们反映重大题材的传记片，领袖人物的塑造，没有几部能达到“神似”的高度。

有趣的是，文革期间被斥为“封资修”的芭蕾舞《天鹅湖》，其中四小天鹅舞，我们最早也是从这部影片中欣赏到的。这对当时中学生来说，其视觉和心灵上的巨大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读过很多次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小学里看连环画，喜欢的是保尔•柯察金在神父家补课时捣蛋、火车站洗碗时挨揍、和维克多打架、偷德国军官手枪等情节。初中时看竖排繁体字版，开始对冬妮亚、丽达感兴趣，“廲逹”二字还不认识。尤其是上山下乡时，知青们可读的书少，晚上就着煤油灯，把书中主人翁的对白、书信，大段大段抄下来。

最初是喜欢冬妮亚，感觉她温柔美丽，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故事很纯情。后来觉得冬妮亚对爱情不坚定，竟然嫁给了浑身散发着酸味的资产阶级，于是在扼腕叹息的同时，改为喜欢保尔•柯察金的“政治指导员”丽达了。因为保尔与丽达的感情是产生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似乎更适合我们学习：拥挤的火车上，他俩相拥而眠却没有邪念；风雪弥漫的工地上，丽达送去了自己的皮夹克给保尔御寒；误传保尔牺牲消息，丽达的日记中流露出的悲痛之情。这种介于同志、战友和情人之间的情意，很吸引我们这些年青人。在文学没有爱情的文革时期，知青们把书中的故事当作谈恋爱的“蓝本”了。

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对“保尔精神”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保尔•柯察金在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时所彰显的非凡毅力，他远离肉体、远离奢华，向自己追求的精神皈依的心灵历程，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他的结局是凝重的。

同样，该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他只活了32岁，双目失明，疾病缠身，但他仍不停地工作，给我们留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等文化遗产。

青年近卫军

那时家中藏书不多，但有一本《青年近卫军》。书中印象最深的是聪明、活泼、漂亮，能歌善舞的刘芭，她本来就幻想当一名演员，战争爆发后果真以“演员”的表演才能，把德寇弄得狼狈不堪，出色地完成了许多战斗任务。她被捕后还是那么乐观，以唱歌、画漫画来激励战友，还戏弄警察，发表演说。别一位是奥列格，年仅16岁，但给人以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善良纯洁之感，他以非凡的组织才能而深受同伴们的敬重和信任。还有邬丽娅，不仅外貌美丽，而且心灵也美丽，博学、多才，充满活力、喜欢读诗，更热爱充满诗意的美好生活，她是从理智上选定了参加青年近卫军的道路，发誓“我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离开这条路。”谢辽沙与刘芭一样，也是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年青人，凭着他的胆识，总是能轻松而出色地完成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危险任务。

只是《青年近卫军》的结局十分悲壮，由于叛徒的出卖，青年近卫军大部分成员被捕，最后被杀害和扔进5号矿井，奥列格和刘芭在罗基文城被枪决，令人惋惜。学生时代读《青年近卫军》，除了由衷地佩服那些年青人外，还会产生很多幻想，即当战争突然降临，打破平静的校园生活时，我们是否也会和青年近卫军一样投笔从戎去打游击？

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反映前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时期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就像我国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一样，宣扬了国民誓死保卫祖国、与入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法捷耶夫是前苏联的著名作家，还著有《逆流》《毁灭》等中长篇小说，鲁迅曾于1931年将《毁灭》译成中文出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称赞过这部小说。

普希金

文革时期，老姐他们有个老三届同学圈子，经常秘密交换文革前出版的各类书藉。我也跟着沾光，好几本世界名著就是从她那儿偷看的，包括那本很厚的《普希金诗集》。

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不知道传递过程中哪里出了问题，最后书被摆在了学校革委会头头的案桌上。文革期间《普希金诗集》是禁书，东窗事发，学校开始追查。结果查到是一个姓张的同学传出去的，但他是红五类家庭出生，而且已经到农村插队，追查之事便不了了之。想起这些往事，令人可悲又可笑。该同学比我高两级，他插队的地方就在我们学校附近，他宿舍里有很多好书，我经常去借阅。可惜，此同学前几年已不幸病逝。

普希金著有大量的诗歌作品，较有名的如《假如生活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这首诗清新流畅，脍炙人口，既有丰富的人情味，又富有哲理，表达了诗人真诚博大的情怀和坚强乐观的思想情怀，成为广为流传的作品。

普希金还有大量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别尔金小说集》等。普希金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他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文学各个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典范。他创立了俄罗斯民族文学和文学语言，被高尔基誉为“俄国文学之始祖”。普希金后因与人决斗，身负重伤，不治身亡，年仅38岁。

高尔基

说前苏联文学，不能不说高尔基。他的散文诗《海燕》中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气势磅礴，是舞台上英雄人物常用的台词。朗诵者意气风发，抒发了革命者的英勇气慨。《海燕》作于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夜，塑造了象征革命者的海燕形象，是一篇战斗的檄文与颂歌，曾受到列宁的称赞。

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我们儿时所熟悉的。书中叙述了阿廖沙即高尔基的童年生活和青少年经历，让我们了解了19世纪俄罗斯下层社会的状况，也了解了高尔基之所以成为伟大文学家的原因。

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据说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革命者的形象。小说结尾时，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传送儿子在法庭上演说词的传单，当时在我们青年心中的形象十分伟大。

尤其使人钦佩的是高尔基的成长经历，贫困使他只上了两年学，但他始终没忘记读书，用罐头做油灯，躲在贮藏室、板棚等处苦读，在极端艰难的环境里发奋苦读，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终成为世界闻名的文学家。

《第四十一个》

有一次老姐借来一本杂志，里面有篇小说《第四十一个》。故事讲的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是神枪手，已经打死四十个白卫军了。但在一次战斗中，一个白卫军中尉却意外没有被她击中而举枪投降了。解押途中遭遇海浪，同行的红军战士牺牲，两人漂泊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本来就迷恋“蓝眼睛”的玛柳特卡与白卫军中尉相爱了。然而，当中尉发现海面上出现自己人的帆船狂奔而去的时候，玛柳特卡举枪瞄准，“蓝眼睛”中弹倒下，成为她的“第四十一个”……

此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描写了一种另类的爱情，使尚未谙事的我感到很诧异！一个红军女战士与白卫军中尉相爱，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于是，怀着偷看禁书时那种特有的紧张好奇的心情，看完了这部前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中篇小说。

文革时期国内曾开展过对《第四十一个》的批判，说是严重歪曲红军女战士的形象，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大批判文章一般都是片面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来作论证，无非是一些阶级属性、血统论之类的论调，仿佛无产阶级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第四十一个》的题材很独特，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男女，也可以产生爱情，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作品题材越是独特，越是人性化，就越是吸引人；从文学写作的规律来看，“爱情与死亡”，似乎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

《苏联民歌二百首》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七十年代在云南农场，知青们远离家乡，又十分寂寞，就大唱特唱前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词深情、浪漫，旋律也十分好听。虽然那时还处在文革的余威中，但《苏联民歌二百首》在各连队传抄，我也抄了满满一本，还有《喀秋莎》、《山楂树》、《小路》、《红莓花开》等。每当收工回到宿舍，不管多累，身上多脏，只要有一个“哼”的，马上迎来大合唱，疯起来还会把锅碗瓢盆一起拿出来当乐器敲打。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唱歌成了知青们自我安慰的良药。

在中国，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歌曲能像前苏联歌曲那样，被传唱得如此广泛而长久。那些动听有歌曲似乎是青春的信物，人们唱着这些歌，宣泄和倾诉着爱和忧伤、痛苦和不幸、对幸福的憧憬和与命运的抗争。正如有首歌所唱：“歌声帮助我们建设和生活”，前苏联歌曲对中国年青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说起前苏联歌曲，有个叫薛范的上海人功不可没。前几年看到电视纪录片介绍薛范翻译生涯，他是一个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但却是中国翻译前苏联歌曲最多之人，很多好听的苏联歌曲的翻译均出自他手，可见其坚强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底。真的很了不起，让人肃然起敬！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大概是在八十年代吧，一天深夜睡不着，打开电视偶尔看到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一次看这部影片，就被片中柔情似水的红军女战士和凶残的德国鬼子激烈紧张的战斗场面吸引了。因为当时家里还是黑白电视机，所以我到现在还搞不清这影片究竟是彩色还是黑白片。后来又看过同名的中国版本的电视剧，由于都是俄罗斯演员出演的，还误以为是翻译片。中国版的电视剧同样很精彩，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从网络下载来看看。

该剧从红军准尉和女兵们出乎意料地碰上一股德国法西斯侦察兵开始，以五个姑娘加一个男指挥员的力量与敌人周旋，进行殊死的战斗，最后五个女兵全部战死。她们本可以放过这些鬼子，守住阵地设施就可以了，然而正义感使她们面对凶恶的敌人，不惜牺牲年青的生命……作品以真实生动的画面，再现了那些才从和平岁月里走出来的天真貌美的年轻人，一旦面对残酷的战争时，为保卫国土，可以牺牲爱情、家庭、生命，表现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前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代表作，它写出了人性中最深刻和本质的东西——美好的、娇艳的、本该享受生活的年轻女性，在国家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抗争激情。据说当年电影在中国放映时，观众看到的是删节版，被删的镜头包括引发争议的“女兵裸浴”的镜头。而中国版电视剧拍摄时，女兵洗澡的镜头全部给予了保留，表现了美好青春与残酷战争的强烈对比。正如原电影的导演罗斯托茨基所说：“她们的出现，使美丽得到升华，使人们更加反对侵略战争，热爱和平，更加懂得美，懂得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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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年代与“苏联老大哥”

原题：苏联来了——50年代与“苏联老大哥”
文/黄新原
「这幸福的童年中，苏联的事儿就像那时你吃的蛋糕和苹果一样，想起来是甜的。」

四五岁时不懂事，经常扯着脖子喊：“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接下来又喊：“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苏联老大嫂，挣钱挣得少……”

应该说，“苏联”二字，贯穿在20世纪50年代的童年生活中，抹也抹不去。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平时不开火，总是和大人一起到食堂吃饭，而吃饭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一个大圆桌上，经常在一起吃饭的大人和他们的孩子总是那几个。在我旁边总坐着个性格温和的叔叔，是个麻子，很难看，总是逗我，常问：“达瓦力士（“同志”俄语译音），你妈妈怎么不来？”父亲有一次当着他的面告诉我，王叔叔是从苏联回来的，还见过斯大林呢。就这一句话，我当时惊愕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一下子，那张脸也不麻了，他变得和我脑子里的苏联英雄一样高大。那时的国庆节，大人们几乎年年都去天安门观礼，在上车的地方我看见他，不知是不是精神作用，我看他那身军装都和别人的不一样，很软很细，既不是布的，也不是呢子的，也不是柞蚕丝的，更像绸子的。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这件事过去不久，学校忽然宣布选了几个作文写得好的同学真的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由学校负责寄出。当时我们谁也没拿这当回事。但没想到，过了一阵子，学校忽然召开大队会，宣布有一个苏联小朋友来信了，并点名是寄给当时五年级一个女同学的，她是个大队委。当时的细节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觉得那无异于天外的来信，那信是怎么寄来的呢，那肯定像电影《风筝》（1958年中法合拍）里那样，是绑在风筝上飘过来的吧。

小时候，对苏联最感性的认识莫过于书和电影。当然直到60年代初我们懂得人事、能看字书之前，还是小人书和电影最能入心入脑。那时印象最深的一本苏联小人书是《柯楚别依》（那本书记得很厚），最爱看的电影是《夏伯阳》。里面说的都是骑马挥刀的英雄，最后都死了。尤其是柯楚别依，死的很惨，记得不是死在战场上，究竟是怎么死的，好像当时就有点看不懂。这样的作品不光我，同龄的男孩子都记得极清楚。电影记得还有《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真正的人》《战斗的童年》《乌里扬诺夫一家》《侦查员的功勋》……这些电影当时肯定看过，但情节大都不记得了。其中《侦查员的功勋》有一个情节：那个侦察员和一个女地下工作者接头时遇上敌人，突然假装恋人亲嘴，让我记得特清楚。

再大一点，学会看字书后，除了《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打仗的小说外，如果你还想看外国小说的话，首选的就是一批苏联小说。记得其中就有一本苏联反特小说《红色保险箱》，那是本薄得恨人的书。那时候没听说过福尔摩斯，觉得《红色保险箱》就是破案故事的极致。有些苏联小说都是早就看了电影或者小人书之后，再重温原著。比如小时候看过小人书《队旗》，记住了一个断了腿后又重上蓝天的飞行员，到大一点了，把原著《真正的人》找来看，要比小人书过瘾多了。再如小人书《丹娘》里，丹娘理了一个男孩子的短发，被德国鬼子捆着，在寒风中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裙子，英勇就义。后来看了《卓娅和舒拉》，知道了卓娅就是“丹娘”。可以说，苏联小说一直伴随着这些孩子成长，无时不被老师、父母和整个社会提醒，要向苏联英雄学习。

记得1969年我在昆明，就已经在电影院看到了卖票上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到70年代前期，就已经能看到内部上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可以说，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化从小就影响着这群孩子，甚至苏联文化和中国文化掺和在一起，就像列巴（面包）和馒头一样，被他们捏在一起咽下去，营养着他们的思想。

上初中时，我们一群浑孩子闯进一位老人家中，看到桌上摆着一部《静静的顿河》，就像发现了重大敌情，赶紧向当时每个部队大院都成立的“青少年办公室”（是为防止子弟们没人管，调皮出问题成立的专门机构）汇报。结果这部书不知道为什么转眼间找不到了，这又成了新的“敌情”。事隔几天后，我的狐朋狗友老钟偷偷告诉我，书让他趁乱给藏起来了，还问我想不想看。在我答应保密之后，一部几乎崭新的《静静的顿河》就到了我的手里。我还记得上册扉页上有一个俄文签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部书里传递的苏联气息却让我感觉那么熟悉和亲切。

我们撬图书馆时，从里面偷出的书里有一本让我对苏联的好感陡然增加，那就是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这是1958年出版的一批苏联小说中的一部。书中让人感到苏联真是块好地方，有那么蓝的天空和那么好的工人，生活那么多姿多彩。高级干部的女儿廖丽亚嫁给了工人季米特里，当他们有了孩子后，她对丈夫“不爱”孩子的愤怒那么可笑，还有阿尔莲采夫那个阴险的坏蛋。后来才知道，60年代这本书曾被广泛推荐阅读，还被改编为话剧，我却无缘一睹。

小时候疯狂向往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转盘机枪，那小得像玩具似的、电影《长空比翼》里张雷驾驶的“歼5”飞机，都是苏联的。把这种感觉和几个“发小儿”交流，一个当年很细腻的女孩说的有点“玄乎”，但好像有道理：“那是因为你爱你的童年，或者说你的童年很幸福，这幸福的童年中，苏联的事儿就像那时你吃的蛋糕和苹果一样，想起来是甜的。”不管怎么说，长到现在50岁多了，苏联的事儿一直在关心着，甚至中国驻苏的历届大使我们在一块聊天一凑就凑齐：王稼祥、张闻天、刘晓、潘自力、刘新权、王幼平、杨守正……

不知道是不是从小爱看苏联小说的缘故，老钟大学毕业后，经过多年的奋斗，现在成了研究苏联和东欧问题的专家。前些日子在QQ上遇到他，他正在出差，我说咱俩聊聊。他说俩傻老爷们有什么好聊的，我说想写写“苏联老大哥”，让他说说50年代的苏联文学。他一张口“侃”了一堆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就不说了，这些是当年只要识字的人都读的书。再有柯切托夫的另一本《茹尔宾一家》，也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书。到了60年代，他还有一本《州委书记》，所有他的书我都喜欢。剩下的有的我读过，有的知道，有的干脆没听说过。像《小北斗村》《不平凡的夏天》《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我们这里已是早晨》《成长吧，小子！》《快脚鹿》《第聂伯河上的灯火》《阿里泰到山里去》等等。我自叹不如，这小子还真读过不少书。

苏联的影子，那时在中国无处不在。50年代出生的孩子多多少少都有关于苏联的记忆。1953年出生的姬民当时在新疆上幼儿园，她记得幼儿园里就有苏联小朋友。他们也会说中国话，和中国小朋友吃一样的饭，用一样的小毛巾。只是他们胆子很大，幼儿园外面经常有一只大狗，中国小朋友们都怕它，但苏联小朋友就不怕，那只狗对黄头发的孩子都很友好。1951年出生的高娅记得，那是个六一儿童节，她们去给参加庆祝会的苏联专家戴红领巾。回来后互相比谁戴红领巾的苏联专家更帅，结果让高雅戴红领巾的苏联专家头发稀疏，她难过得直哭。

到了60年代，让大人们给吵的，孩子们脑子里开始知道赫鲁晓夫是坏蛋，外号“赫秃子”。但对斯大林的崇拜，孩子们丝毫不减。不仅孩子不减，大人们也不减，看电影《攻克柏林》，斯大林种树的形象一出现，无论大人孩子，满场都是掌声。

记得60年代初，一次学校请来吴运铎作报告。校长说：“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同志作报告，同学们鼓掌欢迎！”大家立刻使劲鼓掌。一位同学过后说，吴运铎和保尔长得真像，也那么瘦。于是争论起吴运铎和保尔谁更棒。有人说是吴运铎，因为他能制造枪炮，并且多次受伤，还被炸瞎了一只眼；有人说是保尔，因为他也多次受伤，而且瞎了两只眼，还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人说吴运铎也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最后有人说，保尔的伤比吴运铎重，他最后都牺牲了，但吴运铎还活着；一位男同学似乎要挺身保卫保尔的样子，争辩说，保尔没牺牲，反正书里他没牺牲！

由于从小的熏染，我们对苏联文化也有一种自然的亲和。苏联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人物我们都很熟悉，聚在一起一聊，就可以说出一大串。越早期的记得越清楚，像苏共前期的一些高级人物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加里宁、米高扬、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布尔加宁等；部队的孩子，对苏联元帅记得也很清楚，像伏罗希洛夫、不穷你、图哈切夫斯基、铁木辛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这些人不少都在50年代来过中国，各种画报画册至今存世仍很多。像伏罗希洛夫1956年访华，新闻报道中就亲切地称他为“伏老”；至于文学家，孩子们通常会把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混在一起，互相借书时，问是哪国的，回答一并是“苏联的”，不管是托尔斯泰还是高尔基。上学时，我和好友老刘同住一个宿舍，闲来他就朗诵普希金的散文《射击》《驿站长》。他忘情地朗诵，我躺在床上听的着迷，感觉温暖而激动，还生怕走廊上有人偷听。他是个苏俄文学迷，把果戈理的《外套》、契诃夫的《渴睡》介绍给我。我已经很多年不读小说了，但《外套》里那个可怜的小公务员和《渴睡》里那个劳困过度的小女孩，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

1972年，上海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包括《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等。我还记得那是由“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读着那些“苏联味”十足的小说，里面的内容既熟悉又陌生，因为那已经不是自己最熟悉的战争小说，已经没有了德国鬼子。那批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那时的记性就已经不如童年好了，这一堆书里我只记住了两个情节，还忘了是出自哪本书的。一个情节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你的屁股真漂亮。”当时正值青春期，又没人引导，这种描写让我大为惊异：屁股还有漂亮的？什么样的屁股才算漂亮？我自己问自己。还有一个情节很富于哲理，书中一个人说：“如果你进了电影院，发现只有一个座位，你会很安心很舒适地坐下，如果有很多空位子，你会觉得哪个也不舒服，总想挪动。”

而当我读到与那些小说前后脚出版的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看到扉面上朱可夫满胸勋章、勋表，坚毅的眼神和嘴角时，充满心间的只有景仰。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我们的祖国》。中苏友谊是当时宣传画的常见主题之一，画面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即在“老大哥”的引导下，中苏两国人民携手，或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奋斗，或是向着美好明天迈进。但随着50年代末两国关系恶化，苏联形象渐渐从画面中消失。

一种文化一旦沁入了孩子的精神，就会像他从小在国外学了那国的语言，是无法用命令删除的，他混杂着童年的生活和记忆，囫囵吞枣地吃进肚里，糊里糊涂地被消化吸收，融入血液中，变成了一种像是记忆又高于记忆的东西，伴随着你，直到永远。就像那首那代人谁都知道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你说它有多好听，并不见得，但它成了一种符号，潜在身上，只要一听到就会捎带出很多别的什么东西。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宣传画：中苏友好万岁。苏联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https://tieba.baidu.com/p/2499088078?red_tag=0048001355

14、50年代国人穿衣记忆 风靡一时的“布拉吉”

核心提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中国向“苏联老大哥”的学习涉及方方面面，服饰也不例外。从列宁装、工装裤到“布拉吉”，不同着装代表了国人当时不同的思想状态和民族精神。

凤凰卫视9月27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中国向“苏联老大哥”的学习涉及方方面面，服饰也不例外。五十年代，中国人把服饰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西装和旗袍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象征，倍受大众的唾弃。相比之下，带有革命色彩的中山装和列宁装则颇受青睐，从苏联传来的列宁装，原本是一款男装的上衣但是到了中国，却演变成了有着大翻燕子领，双排扣和略微收腰的设计的女装。据说，这些设计能够帮助当时的女性，展现妩媚的气质。有意思的是，苏联的列宁装用的是毛呢面料，但在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列宁装则只能用蓝、灰、黑色的布料来制作。那时候，穿上列宁装再剪个短发，就会显得思想进步朴素干练，因此，这种打扮颇受政府机关的女干部，和知识妇女的偏爱。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老电影《铁道卫士》中的“女特务”王曼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和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经穿过这种列宁装。除了列宁装，工装裤在当时也颇受欢迎。

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工人阶级的地位大为提高，为了彰显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年轻男女们一时间纷纷穿起了藏蓝色的工装裤，显得勤劳又朴素。说到那时候最时髦的扮装恐怕还是布拉吉，布拉吉是一种用大花布制成的连衣裙，也是从苏联传来的。1941年，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布拉吉英勇就义，使得这款服装成了革命和进步的象征。然而，由于当时的中国崇尚艰苦朴素，妇女们只能在苏联的画报、期刊和电影中看到布拉吉，没有机会来穿上身。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三大改造完成后，人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中央号召“人人穿花衣”，以便体现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上海的《青年报》曾经多次呼吁，姑娘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吧，别老是穿的灰溜溜的，一时间布拉吉风靡了全国。做一件布拉吉大约要四元五角钱，可谓是价格不菲，人们为了做一件布拉吉，常常要省吃俭用。有意思的是，虽然那时候人们对于布拉吉是趋之若鹜，但是在那个国门尚处于紧闭状态的年代，不少女性穿着会露出半截小腿的布拉吉还是会感到有些害羞。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布拉吉逐渐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艰苦朴素再次成为了着装的主流。

《腾飞中国》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http://phtv.ifeng.com/a/20160928/44459653_0.shtml

15、列宁装曾经是中国女性的标配

塞北春秋
百家号 01-22 14:11
一部服饰变化的历史几乎也是一部国史，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女青年喜欢穿着列宁装和布拉吉。布拉吉是俄语连衣裙音译过来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女青年都有列宁装和布拉吉。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这些服饰先后消失。再然后军服流行了起来，以至于满大街都是军绿色。那么，当时列宁装为何会退出历史舞台呢？

一、在建国的初期，列宁装曾经风靡一时
列宁装的历史很早，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时经常穿这样的衣服。当时还只是标准的男装，但是进入中国以后，逐步演变出了女装。在解放战争的后期，列宁装开始出现。起初还只是军队中出现，在建国以后，逐渐在社会中流行。旗袍曾经是时尚女青年们最喜欢穿的一种衣服，但在当时却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穿列宁装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那式大街小巷很多人都穿列宁装。在50年代中期，中国和苏联正处于蜜月期，一些苏联文化的东西开始流入中国。这其中就包括连衣裙，连衣裙在俄语中被喊做布拉吉。中国采用了这种称呼，一般称连衣裙为布拉吉。至于连衣裙的说法，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列宁装和布拉吉是50年代最受欢迎的两种衣服，这是那个时代的象征。

在工作过程中穿列宁装，休息期间穿布拉吉。当时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各种物资都实现配给制。想做一件布拉吉需要大量的布料，很多女孩为了能有自己的布拉吉，通常都是和别人来回换票，最终换到了数量足够而且颜色一样的布料。这样的情况在列宁装身上也差不多，都是需要反复折腾才能得到的。那时布票可能颜色不一样，很多人选择相互换票。除了布票，还有粮票、邮票等等，各种不同的配制票据。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也就是物质充足以后。但列宁装和布拉吉可没有撑到那个时候，列宁装在60年代就消失了，至于布拉吉曾经彻底消失过一段时间。在80年代又开始出现，一起出现的还有旗袍以及西方流入的牛仔裤等等。

二、随着关系的恶化，列宁装逐步消失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逐步恶化。一切与苏联有关的东西都开始抵触，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人们逐渐把列宁装压在了箱子里。取代列宁装的是军服，当时已经废除了军衔制，进而出现了65式军服。60、70年代的青年们，无论男女都喜欢穿绿军装，以至于满大街看上去一片军绿。除了军绿色就是黑色和灰色，其他颜色是基本上看不到的。由于时代的原因，布拉吉、旗袍都不在出现。当时领导们也穿绿军装，在正式场合才换上中山装。在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各种西方服饰也进入了市场，花格子衬衫、喇叭裤这些之前闻所未闻的服饰出现。不过列宁装没有再出现，这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57023274738399

16、、遗传学贴上了“阶级标签”

你妻子生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吗？判断的方法是作“亲子鉴定”，比对一下你和孩子的基因是否相同。“亲子鉴定”，就是孟德尔—摩尔根基因遗传理论的一项应用。该理论告诉我们：生物（包括人类）的遗传密码就是DNA（基因）。
孟德尔，1822年7月22日出生在奥地利,1856年开始长达8年的豌豆实验,发现了生物遗传基本规律，总结出“孟德尔第一定律”和“孟德尔第二定律”。后经摩尔根等数代科学家努力，使生物遗传机制建立在遗传物质DNA（基因）基础上。
摩尔根，1866年生于美国,从1908年起，利用果蝇研究遗传学，确立了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发现位于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之间的链锁遗传特性，将多种突变基因定位在染色体上，制成染色体图谱--基因的连锁图,继承发展了孟德尔以豌豆杂交实验为基础的遗传理论，为生物学发展为实验科学奠定了基础,1933年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实践已经证明：孟德尔—摩尔根基因遗传理论，是科学的遗传理论，生物学取得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个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是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为指导培育出来的。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理论，在苏联遭受到严厉批判和残酷打击。苏联生物学界的“学霸”李森科，把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理论污蔑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贴上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的标签。许多相信孟德尔-摩尔根观点的苏联教授、学者，被撤掉了职务，所有以孟德尔-摩尔根为指导的科研项目被取消。代之出现的，是李森科“创建”的“新遗传学”——“米丘林遗传学”。李森科的“新遗传学”否认遗传基因的存在，逻辑混乱、错误百出，却得到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支持，因而被贴上了“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的标签，独霸苏联生物学界。苏联所有生物学研究工作者，都要表示对李森科效忠的态度；所有同生物学有关的学科，包括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都被勒令归纳到“李森科新遗传学”的基础上。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理论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所有相信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怀疑李森科“新遗传学”的科学家，都遭到了严厉打击和残酷迫害。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瓦维洛夫因为坚持孟德尔-摩尔根的观点，批评李森科的“新遗传学”，则于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瘐死狱中。原定担任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主席的著名苏联遗传学家瓦皮洛夫，被打成“资产阶级分子”而横遭迫害，未能出席这次会议。
由于得到斯大林的青睐，李森科青云直上。只有大专学历的李森科，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并先后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和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

17、北农大事件

新中国建立初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浪潮汹涌澎湃，贴着“阶级标签”的生物遗传学也传入中国大陆。于是，发生了“北农大事件”。
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和清华大学农学院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授，都支持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术观点。华北大学农学院以乐天宇为首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师，都持李森科学派的观点。三校合并后，乐天宇利用职权用粗暴的态度和方式，批评摩尔根遗传学理论观点，说它是“唯心的”、“反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和“法西斯的”等等。在乐天宇主持下，决定开设李森科的“新遗传学”，停开讲授孟德尔-摩尔根基因遗传理论的“旧遗传学”，以及相关联的田间设计、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并诬陷主讲该三门课的李景均教授是亲美反苏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李景均教授是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曾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1946 ─ 1949 年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抢救大陆学人”时，他拒绝去台湾，毅然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军。北平解放初，他拒绝了美国某大学聘他去当教授的机会而留在国内。乐天宇这样一折腾，弄得李景均教授无课可教，且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李教授被迫辞掉系主任职务，于1950年初愤而离开北京农大到香港探亲，1951年从香港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李景均到香港时给美国友人写信，说明出走的原因。美国《遗传学杂志》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为题摘登了该信的内容，从而，摩尔根遗传学派在中国受到压制的消息传向世界各国，影响极坏。
校内遗传学家李竞雄教授改行教栽培学；吴仲贤教授改教家畜饲养学。农大小麦育种栽培学家蔡旭教授，以摩尔根“基因”理论为指导培育出一个小麦新品种，既能抗倒伏又能增产，却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产品，不准陈列展览，不准农民参观，更不准推广。更有甚者，还对蔡旭教授进行批判，令其检查，压得他痛哭流涕。
李景均教授出走之后，乐天宇又在北京农业大学导演了“转系事件”——把该校农艺系、园艺系、森林系、畜牧系统统合并为“生产系”，又把该校农化系、植病系、昆虫系合并为“非生产系”。他亲自动员这“非生产系”的学生党团员带头转入“生产系”。大批学生转系，造成学校工作一度混乱。植物病理系的学生几乎转光，系主任气得到教育部告状。加上有些新开设的专业缺乏师资和设备等，使学校上下处于动荡不安的情绪之中，告状、请愿不断。1951年春节前夕，农业机械系的部分学生在宿舍门口贴了一副春联，上联是：“没有拖拉机，马拉也可以”，下联是：“教授请不到，助教来代替”，横联：“悲度春节”。{1}
北京农大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1951年3月将乐天宇调离北京农大，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馆（即后来的遗传研究所）任馆长。
1952年4月，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多次开会批评乐天宇，党组织认为，乐天宇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属于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决定给予乐天宇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5月31日，撤销了乐天宇的遗传选种馆馆长职务。随后，乐天宇离开中国科学院，去华南农垦局工作，以后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是该院一级研究员。
1952年4月到6月，政务院科学卫生处同中科院就乐天宇问题连续召开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并通过了会议决议。决议只是批评了乐天宇的工作方法不对头，并没有撕掉遗传学的“阶级标签”，反而以官方的权力肯定并发展了乐天宇关于遗传学的错误观点，把“阶级标签”贴得更加牢固，进而大张旗鼓地讨伐、批判“摩尔根学派”，使我国的生物学界遭到一场浩劫。
注释
{1}《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作者：黄青禾
http://www.laomu.cn/wxzp/ydzx/wenxueqikan/Bainianchao/banc2002/banc20020102.html

18、生物学界一场浩劫
政务院和中科院联合召开的第三次生物科学座谈会作出了结论，在此基础上，《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署名文章《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邱林方向而斗争》（以下简称《斗争》）。
《斗争》只是批评了乐天宇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并没有批判乐天宇的遗传学观点，反而支持了乐天宇的观点。《斗争》指出，“摩尔根基因理论”仍然主导者生物科学界，李森科的“米丘林生物学”没有受到重视。生物科学的现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斗争》用了几乎五分之三的篇幅高度评价“米丘林生物学”，。例如：“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它把生物科学发展到了全新的、更高度的阶段”；“米丘林生物科学完全改变了生物科学的面貌。”“米丘林生物科学绝不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部门’，而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1}
《斗争》为米丘林生物科学带上各种桂冠的同时，给“旧”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贴上了政治标签和哲学标签。它写道：“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旧遗传学中所捏造的‘基因’，自然是一种臆造”；“我们不能批评旧生物学家‘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便算了事。我们应该说清楚：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旧生物学某些部分已经证明是伪科学，旧遗传学的某些结论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某些旧的农学在实践中被证明‘差不多全是坏的’。”“所以它必须加以改造”，因此，“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批判摩尔根主义在生物科学上的影响对于我国生物学界是迫切的需要。”{2}
《斗争》号召：“我国的生物学界应该发动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最重要的是学习它的根本，不是学习它的枝节。……要认清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中的根本革命，纠正‘米丘林生物科学仅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部门’的错误说法，介绍苏联科学界基于米丘林生物科学而发展的……成就，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的各部门”；“要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大学生物学系，应把各种课程彻底地加以改革；要认真地把纯系理论加以彻底批判，生物统计、生态学等部门中的有害部分也要予以批判”。{3}
1952年7月，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以《为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为题，做了三年工作总结。总结写道：“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深切地感到了目前存在于我国农学界和生物学界的问题，确实是十分严重的。……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基本上还是老一套，还是为摩尔根主义的思想体系所控制着的。”“米丘林遗传学是科学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武器，而摩尔根遗传学则是虚伪无用的，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发展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再以这种虚伪的谬论去毒害青年，而应该与同学一起去学习先进的科学的米丘林遗学。”“有少数动机不纯或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对米丘林科学，不仅不虚心学习，反而抱着敌对态度。……例如，当讲到米丘林生物学的哲学基础时，他们就说‘苏联的遗传学带着政治色彩，不是纯科学’。”“在他们看来，米丘林遗传学与摩尔根主义之争，完全是无意义的，是苏联制造出来的。因此，在谈到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揭穿反动的生物学路线实质这一重大事件时，他们就说‘这是苏联的大错，以后的事实会证明的。’今天应该告诉他们，三年来的事实证明了，以后并将不断地证明着，错了的不是苏联，而正是摩尔根主义拥护者的主观愿望。”{4}
《人民日报》发表这份总结时加了编者按，指出“这个总结说明了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乃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党中央的机关报发表了《斗争》和这个总结，公开支持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把生物学术问题上升到严重的政治斗争，使中国大陆的生物科学遭到一场浩劫。
一些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家被迫作了违心的公开检讨。他们检讨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留恋摩尔根遗传学，错误地对待“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戴松恩检讨说：“我曾说过一句话：‘米丘林生物科学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成为完整的一套’。今天检讨起来，仅仅这一句话已足够说明我还是留恋着摩尔根的老一套，认为老一套虽有问题，但已成为完整的一套。这明显地表示我起初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基本上是抵抗的。”“今天我认识到我为什么不能从基本上来接受全部米丘林生物科学，就是因为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对待无产阶级的新科学。今后我必须叛变我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才能从基本上接受新科学”。{5}
在农业院校的苏联专家，是传播李森科“新遗传学”、打击摩尔根“旧遗传学”的骨干力量。他们除了上课外，还承担了指导中方用李森科“新遗传学”观点改造全部农业生物学的任务。他们完全否定了以摩尔根遗传学为指导进行的科研方向和具体课题。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系主任蔡旭教授，是著名的小麦育种家，他以摩尔根遗传理论为指导培育出一种优良的小麦品种。苏联专家蔡教授的新品种是靠“碰运气”获得的，不能算科学。北农大李竞雄教授是杂交玉米权威，苏联专家把李先生在育种过程中用多次自交以获得纯种的方法批评为“摧残植物”。结果，他们的育种研究工作都被迫停丁下来。四川农科所鲍文奎先生的多倍体育种材料被毁，河南农学院吴绍揆院长的玉米杂交研究被停止，华南农学院林孔湘教授的柑桔黄龙病研究受批判。因为这些研究，都采用了摩尔根遗传学的方法。{6}
1952年秋，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说，大学生物学课程全部改为讲授李森科的“米丘林生物学”。在复旦大学任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没有资格教遗传学；科研中有关摩尔根遗传学的课题全部停止；中学生物教材重新编写；学术刊物上只登李森科“新遗传学”观点的文章；农业科学研究工作部门还发生几起“毁掉育种材料的事件。”摩尔根遗传学说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我国生物科学遭到严重破坏。

20、遗传学家谈家桢的遭遇
谈家桢，1909年9月15日生，浙江宁波慈溪县人。世界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为中国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谈家桢1926年7月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至苏州东吴大学，主修生物学。他学习勤奋，三年半修满了四年的学分，于1930年夏毕业，并获得理学士学位。在四年级的时候，他一面读书一面在桃坞中学兼任生物学教员。他还主办了东吴大学1930年届年刊，自任社长，并兼任东吴大学青年会创办的惠寒小学校长，免费招收贫穷孩子入学。
大学毕业后，1930年秋，经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推荐，谈家桢进入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导师是摩尔根弟子、唯一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李汝祺。在导师指导下，谈家桢完成了一篇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硕士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经李汝祺教授的推荐，谈家桢把论文的核心部分整理成一篇论文，直接寄往世界著名的摩尔根实验室。摩尔根审阅后，十分惊喜，立即接受谈家桢到自己的实验室来攻读博士学位。1934年，谈家桢来到美国，成了世界遗传学大师摩尔根的弟子。
那时候正是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在导师摩尔根的指导下，谈家桢学习进步很快，他撰写了10余篇论文先后在美、英、法、德、瑞士等国家的科学刊物上发表。1936年，他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图》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导师邀请他留下，继续在美国从事遗传学研究。他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志向，接受了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的邀请，于1937年到浙江大学任生物系教授。
谈家桢到浙江大学任教不久，爆发了抗日战争，学校迁入西南偏僻小镇。在艰苦环境下，他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写出了不少篇高水平的论文，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遗传学研究人才。1945—1946年间，他应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赴美作客座教授。期间，他又取得了一项科研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
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赴瑞典出席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这时正是苏联打击、迫害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家最厉害之时，原定担任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主席的著名苏联遗传学家瓦皮洛夫，被打成“资产阶级分子”而横遭迫害，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中国内战，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受苏联支持的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鉴此情况，美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劝谈家桢定居美国，安心从事遗传学研究。还有一位美国科学家邀请他去日本工作，研究广岛原子弹射线遗传效应。此时的谈家桢思想斗争激烈：在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者已横遭迫害，那么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是否也会如此呢？他是摩尔根的嫡亲弟子，回国后会受到何种待遇？当时有朋友劝他到美国定居，安心从事遗传学研究。但是，他的事业在祖国，他早年就立下了发展祖国遗传学的大志。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事业心，促使他决心回国。
离开瑞典后，谈家桢应各国同行的邀请，又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进行了考察和讲学。美国遗传学界再次向他发出盛情邀请，罗氏基金会还为他作出了精心周密的安排，先让他到台湾，再由罗氏基金会负责将他的家属接到台湾，然后一起赴美定居。但是，谈家桢还是婉言谢绝了。与此同时，谈家桢收到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的聘书，聘他为浙江大学生物系二级教授。为了发展祖国的遗传学事业，谈家桢告别了美国的导师和朋友，于1948年底，回到了黎明前的祖国。
新中国诞生了，谈家桢欢欣鼓舞。1950年初，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强力推荐宣传李森科“学说”，前后共进行76次演讲，开28次座谈会，参加者达10万多人。努日金到上海后，指名要与“中国摩尔根”谈家桢“论战”。在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在“苏联老大哥”面前，谈家桢丝毫没有却步，他专程从杭州赶来上海“应战”。努日金对谈家桢说，新旧遗传学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你一定要从反动的遗传圈子里跳出来。谈家桢当即回答：“我不能理解，科学与阶级立场究竟有什么关系？”断然拒绝接受李森科“学说”。{1}
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谈家桢洗了“热水澡”，在政治压力和积极分子的逼迫下，他被迫违心检讨说：“摩尔根遗传学是为帝国主义及一小撮资产阶级而服务。我过去受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假科学理论的毒害极深，还夸耀自己是摩尔根的所谓‘入室弟子’，自以为很了不起……我是基本上没有认识到新旧遗传学是根据两种不同哲学基础一条连线，不宜分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表现着两个不同世界侵略阵营和和平阵营的思想系。……今日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超政治’、‘超阶级’是代表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反人民的立场，来看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当然是不会正确的。……我是完全同意和坚决拥护《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论点，并且有勇气和信心为这个科学革命而努力。……由于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愚昧无知，更因为我长期中了摩尔根反动遗传学的毒害……追究思想根源，我还迷恋着‘基因理论’，紧紧不肯放弃自30年代来统治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生物学界的一套把戏……”{2}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谈家桢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担任生物系主任。20世纪50年代初，处处都要学习“苏联老大哥”，苏联生物学界迫害摩尔根学派的做法也传到了中国。中国生物学界有人提出“消灭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口号，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的“新遗传学”理论，把孟德尔-摩尔根学派体系打成“伪科学”，戴上了“唯心的、反动的”、“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等帽子。
1952年年初，全国各大学推行起李森科那套东西，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同年秋天起，各大学停止讲授授摩尔根遗传学，有关研究课题也被停止。谈家桢这位摩尔根嫡亲弟子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在政治上、学术上受到极大压力，身为生物系主任，却不能教遗传学。但他并不气馁，虽被禁止教摩尔根遗传学说，但也坚决不教李森科“学说”。这种局面，直到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以后，才开始有了转变。这是后话。

【卷4】恢复国民经济
内容简介：讲述共和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故事。
1、国民党遗留的烂摊子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些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
中国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连续出现多次大的物价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在上海物价暴涨时，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有些人兴高采烈，以为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中国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和主席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主席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一九四九年七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2、银元之战
为了统一货币管理，树立人民币的法定地位，各地在解放后，立即由军管会和人民政府颁布有关金银外币管理办法，宣布人民币为国家法定货币，任何人不得拒用；严禁以金银计价和在市场上流通买卖；黄金白银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购。
但是，要用人民币把黄金白银挤出市场，绝不是一纸法令就可以办到的。尽管人民政府发布了有关货币管理的法令，但仍有不少商人拒用人民币，或者拿到人民币后赶快换回货物。常常是人民银行早上发出的人民币晚上又如数回到银行。少数金银投机分子更是公然蔑视和对抗人民政府的法令，依然我行我素。其金银投机活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猖狂。
北京刚解放不久，当时财 政收入很少，物资不足，主要靠货币发行。人民币开始发行（发行量按每人30 斤小米计算），黄金、美钞、银元一齐出笼，不法私商手持银元，自由买卖，扰乱市场。在北京特别是王府井、大栅栏一带，他们摆摊设站，招摇撞骗。宣传禁令不起作用，不法资本家化整为零，分散买卖。因此， 政府不得不采取行政办法予以取缔，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 不许流通，用行政命令作了第一次打击。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银元贩子公开在大街上兜售和收购银元，敲打银元的叮铛声响成一片。他们公然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在他们的操纵和哄抬下，市场金银价格不断上涨，同时也带动了物价的上涨。上海从解放的那一天算起（5月17日），到6月9日短短的23天中，黄金的价格上涨2．1倍，银元的价格上涨１.９倍，市场物价指数上升了2 7倍。
为了平息银元上涨风，稳定市场，上海市人民政府曾于6月5日向市场抛售银元10万枚，但立即被投机资本吞没，未能达到预期目的。随后，上海市市长陈毅，应广大市民要求公开发表讲话，要求投机者遵守政府法令，赶快洗手不干，否则政府将采取断然措施。陈毅市长说，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假如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勿谓言之不预了。
然而，投机商人把人民政府的劝告视为软弱的表现。在多次劝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6月10日，在事先进行周密调查和准备的基础上，查封了上海市金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依法逮捕和惩办了238名首要投机犯罪分子。
其它城市也同时采取了行动，武汉市人民政府逮捕了银元投机贩子200余人，查封了两家专门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广州市人民政府查获和封闭了地下钱庄170家、梯刀门媚（街头银元兑换店）498档。
在打击金银投机分子非法活动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加强了对私营金融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加强人民币的宣传和对城乡市场的占领。通过以上活动，基本上制止了猖獗一时的金银投机活动，基本上把金银挤出市场，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这对扭转建国初期市场的混乱状态和初步稳定物价起到了积极作用。上海在查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即6月１１日，每块银元的价格由20００元人币降为1200元人民币，大米价格下跌一成左右。第三天即6月12日，米价又下跌一成，食油价格下跌一成半。

3、米棉之战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两白，指大米和棉花；一黑，指煤）。
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上海从6月21日到7月21日，米价上涨４倍，纱价上涨1倍。从１０月上旬到11月下旬，米价上涨3倍，纱价上涨3 ８倍，布价上涨3．5倍，煤油、火柴上涨2倍。其它城市物价上扬程度大体和上海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
陈云做了两手准备：
第一手是经济手段：用经济把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准备用经济实力压跨投机商。从11月15日至30日，人民政府每日从东北调运1000多万斤粮食入关，把陇海沿线的纱布调运至西安。天津市准备了粮食6000万斤、布疋35万疋、棉纱5000件。上海准备棉布110万疋、棉纱２８００0件，还有数千万斤粮食。汉口准备棉布30万疋、棉纱8000万件。西安集中棉布40万疋。在重庆，调用大量军车秘密把棉布、棉纱、粮食从四周各地集中到市内。
第二手是政治手段，采取以下办法：一是收税，二是收公债，三是要资本家们发工人工资而不准关厂，四是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而且还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得罚税金额的 3％。
11月中下旬，当市场物价在投机商人哄抬下已达到顶点之时，陈云立即“双管齐下：
中财委连续发出指示，指导各地集中时间、集中物资统一向市场抛售。大量粮食、棉纱、棉布涌入市场，敞开抛售紧俏物资，投机资本措手不及，无法吞下。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从25日起，全国各地国营商业连续集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下跌30－40％。
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
在物价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囤积商品已无利可图，而且会越囤越亏损，于是投机资本把原来囤积的商品纷纷抛出。问题是各方都在向市场抛售，只能是越抛市场商品越多，商品越多价格愈是下降。很多投机商人的资本是用高息向私人银行、钱庄借来的，由于其所囤积的商品亏本，同时还要向银行钱庄付出高息，结果是两面挨耳光，不少投机商人因亏累过多而破产。许多私人银行、钱庄也因贷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而倒闭。
到十二月十日，“米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4、加强管理　统一财经
为了控制市场，制止和打击投机商人的投机违法活动，人民政府还运用行政力量和法制手段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制定和公布了一系列有关私营工商业和交易市场的管理条例和办法。如规定私营工商业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未经审查批准者一律不许开业；建立市场管理机构，设立交易所，实行凭证入场交易制度；交易场内一律现金交易，禁止买空空和场内转帐；对市场价格实行核价议价制度，禁止哄抬物价；对大宗采购实行管理，无论公私均须登记；对违犯有关法令、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者严加惩处。
人民政府以法办事，言出法随，北京市１１月13日逮捕了16家粮食投机商，对“粮老虎”王振廷作了公开审判。上海市逮捕了庄丰等7家粮食投机商。严格的法制管理和对投机商人的依法严厉打击，对于建 国初期控制市场、平抑物价也起到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为保持稳定物价，陈云同志又采取了一些办法：
（1）掌握足够数量的纱布，要求把掌握纱布的力量增加70％。；
（2）在金融上，扩大流通范围，吸收定期存款；
（3）增加和抓紧税收；
（4）推迟军政费用发放的时间（包括职工工资）。
打了三仗，又采取 财政、金融、税收及劳动工资紧缩的办法，陈云同志在当时估计，今后金融、 物价波动的时间不会拖得太久了，估计只要再有一两个回合应付过去，物价 风波即可平息。而实际情况是不到一年时间就把物价稳定下来了。据国家统 计局计算，各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以 1950 年 3 月为 100，到 1950 年 12 月为 85.4，1951 年 12 月为 96.6，1952 年 12 月为 90.6。基本稳定下来，再没有上涨。
随后，**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到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斗争中，陈云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主席十分称赞。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
主席还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