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故事】《激情燃烧的火热年代》

第一部 旭日东升

卷一 开国大典
1、召开政协会议 通过《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共510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成立了6个专门委员会,以最后完成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就有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
9月28日,政协各单位和共同纲领整理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对纲领草案作最后一次讨论。作了最后一次修改后,将草案送交大会主席团。
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把新民 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纲领方针规定得更加具体。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 主主义即人民民 主主义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 主分子组成的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国家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 主革命的任务。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经济繁荣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新民 主主义社会。在新民 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合作”,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党来领导各个阶级。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
在新民 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国家保护的,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新民 主主义阶段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相似。所不同的就是不搞对外开放。

《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它是政府在新民 主主义社会时期内的施政方针和建设蓝图。它是中国党、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 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精英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众精英议决将北平改名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还议决了国旗、国歌、国徽等事项。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下午二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
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会议结束后,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主席、副主席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当主席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接着,举行开国大典。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2 07:51:06 +0800 CST  
2、国旗诞生的故事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图案的启示。征集国旗图案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筹备会就收到了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当时,朱德总司令、历史学家郭沫若、诗人艾青也都亲自设计了国旗图案。
要想在近3000幅的国旗图案中,选出让大家满意的图案,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研究制定国旗,是由筹备会下设的第六小组负责,组长是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和沈雁冰;其它成员有田汉、郭沫若、陈嘉庚等各界知名人士;经过反复认真地评选,最后从近3000幅应征国旗图案中,选出比较好的38幅图案,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全国政协一次会议讨论。
经过综合考虑,当时第六小组向政协代表推荐的国旗图案是,图册中的复字第3号和复字第4号图案。基本特征都是红底、黄星加一条黄条;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黄条象征黄河。
一天,张治中来到毛主席的住处。张治中问毛主席:“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样?”
张治中明确回答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代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上一根‘金箍棒’干嘛?”
也许毛泽东最能体味这位昔日“三到延安”今为和谈而来的和平将军更渴望统一,更珍爱和平。但接纳张治中的意见,就意味着自己要忍痛割爱。因为毛泽东眷恋母亲河,他多次凝视黄河而沉思;他说自己老了要沿黄河考察;转战陕北开始他发誓不打败胡宗南不过黄河;转战陕北结束渡河东进,面对滔滔黄河,他深情地说:“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意见后,感觉有点意外。但毛泽东还是尊重张治中的意见,表示可以再邀大家来研究。
为了尽快统一意见,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受委托把争论情况向周恩来作紧急汇报,总理说:“你们搞国旗搞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哪个图案好?”彭光涵回答道:“过去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32号图案’,这个图案是曾联松提交的,我们认真地参考过他的图案,”总理听后,对彭光涵说:“好!那就这样吧,你给我画一幅这个旗子,画大一点;第二,你再给我做一面这个旗子,做一面最大的旗子。”
复字第32号图案是一幅修改稿,原稿设计者是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的曾联松。这幅图案构思巧妙,内涵丰富,艺术性很强;修改后的图案更加简洁,主题更突出。
9月25日晚,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有关国旗等问题的协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毛主席在一些代表发言后说:“过去我们的脑子老想在国旗上划上中国的特点,因此划上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那个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美、英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说到这里,他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的图案式样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主席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49年9月2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根据代表的意见,对国旗说明又做了进一步修改,正式将国旗定名为:五星红旗。10月1日,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上高高飘扬。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第一面五星红旗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保存和陈列。这是一面特大号国旗,用5幅红绸子拼接轧制而成,旗面长460厘米、宽228厘米。1994年,77岁的国旗设计者曾连松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份五星红旗图案设计原稿,及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通知公函和国庆观礼证一起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2 08:50:22 +0800 CST  
3、国歌诞生的故事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凝聚着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怒吼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
后来,聂耳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临近末日,建立新中国的工作着手进行。当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郭沫若、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等10余名著名人士。
国歌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又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新中国像一轮红日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喷薄欲出时,也就呼唤新国歌的诞生。
1949年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
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截至8月24日,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稿件350多件。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因此,决定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入选者制曲试唱,向群众广泛征求反映后再作最后选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周恩来副主席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主席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4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几经起伏,数度沧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 。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唱了17年。十年动乱期间,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他写的歌词不能再唱,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还来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由一位作曲家配词提交大会代表讨论,最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对新的国歌歌词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同志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革”中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1978年宪法进行系统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国歌歌词原作者田汉得到昭雪平反。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2 10:53:47 +0800 CST  
4、回忆开国大典
杨兆麟于1923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49年9月30日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的采访,以及1949年10月1日对开国大典的采访,是他职业生涯中无比珍贵的经历。
毛主席用的话筒是精心挑选的
“看过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段镜头吧?”杨兆麟问记者,“你注意到毛主席面对的那个扩音话筒了吗?”杨兆麟向记者透露了那个话筒的来历———“那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最好的话筒,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话筒”。
杨兆麟回忆说:
开国大典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安置着两个一模一样的话筒,一个安放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专为领袖们讲话设置,另一个是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的播音员设置的。
就在几天前,与他年龄相差不多的李志海来他家,带来一张老照片的复印件。老照片上的李志海正在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话筒前的毛主席调整话筒高度,那张老照片是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上“扒”下来的。
“李志海是我们电台的技术人员,有关开国大典上播音的技术细节,他全都清楚,因为天安门上的两个话筒就由他负责。”杨兆麟说,“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用过的那个话筒和毛主席按下电钮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面国旗,全都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新中国领导人从我们身旁经过
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点钟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决定用“实况广播”向全国人民报道现场情况,具体要求即通过广播设备,把现场的实际情况、音响和播音员的解说同步播出。
杨兆麟记得,播音话筒原来安放在天安门城楼走廊的最西端,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观礼的人太多,嘈杂的人声势必影响实况广播的质量,他们不得不从城楼最西端挪至靠中间位置,“天安门上总共有五面红旗,我们搬到第二和第三面红旗的中间位置”。
杨兆麟与胡若木作为广播电台编辑与播音员丁一岚、齐越4人并排站立,他们所处的位置视野开阔,可俯瞰天安门前经过的队伍,是现场报道的最佳位置。
“天安门那时没有电梯,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他们都是走西侧楼梯上来的。”杨兆麟回忆着,“他们都从我们身旁经过。”就在前一天,杨兆麟与同事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进行了报道,第一次近距离地与新中国的各位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相处,但在天安门城楼上再见到这些国家领导人时,他依然心情激动。
“我当时26岁。”杨兆麟说,“毛主席要在这里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我们为此做现场报道,广场上有那么多激动万分的群众,身后就站着受人民爱戴的领袖们,真的是很激动。”
天安门广场架起诸多“九头鸟”
开国大典举行之前,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做足了准备工作。
杨兆麟说,电台编辑人员当年一次次采访受阅部队,一次次前往阅兵式和分列式演习现场观摩采访,事先还对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参加游行的干部群众进行了采访。写成的广播稿是要在实况广播中插播的,那些稿件全都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不断修改。
记得在一次演习时,朱德向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负责人询问实况转播的准备情况。如此庄重的重大场合,如果广播技术上出现问题怎么办?朱老总担心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时会出现播音技术问题,于是,朱老总要求广播电台派人到中南海事先为他录好音。虽然这份录音资料当天没有使用,但却成为建国历史上一件珍贵的文物资料。
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预计将有数十万人,尽管当年的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没有现今这么大,但如何让全广场群众听清天安门城楼上的扩音声,这的确让广播工作人员颇费脑筋。由于器材设备简陋,考虑到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无法承担更大音量的播出,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9个普通扩音喇叭焊在一块金属板上,果然音量巨大,大家欣喜地称之为“九头鸟”。当天安门广场架起诸多“九头鸟”时,发愁扩音问题的电台工作人员大松了一口气。
怕影响播出音质我们不能出声
1949年10月1日下午1时30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全部抵达天安门。
负责庆典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提前来到天安门城楼,检查各项准备工作,过问实况广播工作的准备情况。
下午2时45分,毛主席和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各位委员分别乘汽车,出中南海东门到达天安门城楼北面,大家在西侧台阶处下车,然后拾级而上。当毛主席走到城楼正中央就位时,天安门广场欢声震耳。
时针指向下午2时55分,丁一岚和齐越开始播音。瞬间,全国各地守在收音机前的人们屏住呼吸,等待那个神圣庄严时刻的降临。
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毛泽东走到立式扩音话筒前,用湖南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随即,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五星红旗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广场上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
开国大典实况广播时,播音员丁一岚、齐越两人轮流广播,杨兆麟和胡若木作为电台编辑分别站在播音员两边。
“我们不能出一点声,以免影响播出音质。”
杨兆麟说:“我们要对现场实况进行描述,播音员需要我们提醒,比如阅兵时有哪支队伍过来了,播音员插播稿件时顾不上注意现场的情形,我们不能出声,但我们可以用手向队伍指指点点提醒播音员及时报道呀!”
由于大家熟悉庆典进行程序的全部细节,4个人配合默契,圆满地完成了实况广播任务。
未能保留播音全过程终生遗憾
“庆典结束是周总理大声宣布的。”杨兆麟回忆说,“毛主席在离开天安门时,挥舞着手上拿着的帽子,从东边缓步走到西边。”
杨兆麟说,实况广播加上当天准备工作时间,大约持续了六七个小时,而他们4个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始至终一直站立工作,现场也没有设置座椅,奇怪的是当时一点没觉得疲惫。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杨兆麟无奈地说,“当时技术设备条件不行,如果不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拍摄开国大典时,捎带有播音场景和声音的那一小段纪录影片,我们那段历史就一点史料也没保留下来啦。”
没能保留当时播音的全过程,这是杨兆麟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2 16:27:18 +0800 CST  
5、亲历开国大典
年近八旬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离休干部纪瑞生对记者讲述了他当年亲历的开国大典,那一片“人的海,红旗的海,欢乐的海”。

幸运:抵京次日就参加大典

纪瑞生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县,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底,武汉军管会秘书长何伟赴京议事,纪瑞生以秘书身份陪其前往:“当时我随何伟同志住在了四野政委罗荣桓家中。当晚,何伟同志突然通知我,说明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我也有机会参加。我一听乐坏了,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见毛主席可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10月1日,天还没亮,纪瑞生就起床了。他回忆说,经过至少两次集中后,我们才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约3个小时后我们才到达天安门广场。每个人手中拿着汽水、面包。别小看了那瓶汽水,当时物质匮乏,我从1941年参加革命后到参加开国大典前,不只是没喝过汽水,就是连见都没见过!我喝了之后,一连打了好几个嗝。”

新奇:第一面电动国旗升起

下午3时整,新中国开国大典准时开始。纪瑞生身处天安门广场西侧,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同一区域。让他最难忘的是毛泽东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庄严宣告,至今他还能一板一眼地模仿出来:“虽然毛主席讲话时略带乡音,但的确很有气势,到处是鼓掌、欢呼,整个广场都沸腾了。”
宣告之后就是奏国歌升国旗。纪瑞生回忆说,当时他以为会用人力升旗:“读书时我也升过旗,那种手拉式的。在部队也是用这种方式。当大典主持人林伯渠宣告‘请毛主席升国旗时’,我以为毛主席会亲自走下来升旗。谁知他只是抬了抬手,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还真准,一曲终了红旗就到达了旗杆顶端。事后我才知道,当天升旗是电动升旗,毛主席只是按了一个按钮。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电动升旗。”

激动:一气写成七百字日记

“群众游行结束后已是夜晚,在现场的各界代表仍不愿散去。主席从城楼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向东头,不时向人群挥手。大伙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红旗,一边高呼‘新中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想追着主席看,但人太多了,根本就挤不过去。”
没有手表,纪瑞生并不知道回到住处时是几点。亲历开国大典让才24岁的他久久不能入眠。他索性爬起来,翻出硬皮日记本(这还是从日寇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写起了日记:“……会场是人的海,红旗的海,欢乐的海……”近七百字一气呵成。写完之后,纪瑞生仍不能入睡,他干脆又拿起日记本,在这三页日记第一页的空白处描出粗体字“10.1”,第二页写上大字“奠基之业”,第三页再描出粗体字“1949.10.1”。
55年过去了,拿着这本泛黄的日记本,回忆起当年的一些场面,纪瑞生仍历历在目:“国旗升起时我还有些酸楚。多少革命先烈经历腥风血雨才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的确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
纪瑞生日记摘抄

光荣而幸福!我在今天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前举行。
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明亮、坚定、恳切的声音。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宣读了政府的公告,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地激荡着我的心。
……
会场是人的海,红旗的海,欢乐的海。这些伟大、壮丽的场面都一一被摄入了镜头,将成为永远的纪念。……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2 19:06:08 +0800 CST  
6、开国大典阅兵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次阅兵在天安门前举行。这次阅兵历时2个半小时,是迄今13次阅兵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共有19248人参与此次阅兵,是解放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会活动和队列合成。从拟定第一份申请阅兵的报告、到组织训练,直至开国大典,那次阅兵仅有一个半月准备时间。根据中央指示和周恩来批示,本次阅兵的司令员为朱德,总指挥是聂荣臻。

海军方队 人数“单薄” 用意深远
走在受阅部队最前面的是海军部队,仅4个排面36人。
据军事科学研究院陈宇大校介绍,虽然海军方队看起来很单薄,但刚建立的人民海军作为受阅部队的先导,显然是有特殊用意的,显示了人民解放军从此不再是单一的陆军、步兵,而是向多军兵种的现代化发展。
受阅海军战士的服装特别显眼,不同于一片草绿色的陆军部队,海蓝色的军装也不同于人们已经看习惯了的陆军样式,而是同世界海军服装接轨的基本样式,无檐圆顶帽后带两条飘带。帽墙上有从左到右书写的“中国人民海军”6个字,胸牌上的字则是与陆军统一的从右至左、上下两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个字。
空军编队 带弹受阅 防突发事件
携带弹药的飞机参加阅兵,此前世界阅兵史上没有先例,打破这个传统的是中国。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受阅的9架战斗机中,有4架满载武器弹药。
武汉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方槐曾回忆,当时他向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建议,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
不过,开国大典的最初方案,只有地面部队阅兵。到1949年8月底,中央决定增加空中阅兵,10多架从国民党空军缴获的P-51战机是主力机型。
10月1日16时,17架飞机编为六个分队接受检阅,9架P-51战斗机为第一、二、三分队,2架蚊式轰炸机为第四分队,3架C-46运输机为第五分队,2架PT-19教练机和1架L-5联络机为第六分队。
开国大典当晚,在北京饭店的大型宴会上,朱德向飞行员敬酒时说,“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骑兵方队 三色战马 组骑兵方队
紧跟海军方队的,是由8000多人组成的12个步兵方队。除了3个建制步兵团,步兵方队还包括临时编组的冲锋枪、轻机枪、通信、重机枪、轻迫击炮、重迫击炮、战防炮、山炮各1个营。
受阅炮兵师组成5个方队,分别以75毫米野炮、105毫米榴弹炮、150毫米榴弹炮、37毫米高射炮和75毫米高射炮的阵容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受阅战车师由摩托化步兵、装甲步兵和坦克兵各1个团编成3个方队。
在欢快的《骑兵进行曲》中,由1978匹白色、黑色、红色战马组成的骑兵方队,步调一致、行列整齐地6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骑兵师有4个方队,全师的1978匹战马,均以6路纵队中速前进。各方队的军马毛色整齐划一,以全红、全白、全黑,三色相间行进在阅兵台前。
由于参加这次阅兵的大部分装备,都是在战争中缴获的,所以被戏称为“万国牌”。
开国大典阅兵,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共有1.64万余人接受了检
阅。
开国大典阅兵,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共有1.64万余人接受了检
阅。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3 06:26:22 +0800 CST  
7、参加开国大典激情难抑
朱敬德﹕1928年4月生于浙江海宁。曾任水利电力部外事司副司长﹑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出口公司总经理等职。1997年离休。现居北京。
张再﹕1928年12月生于江西九江。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工作人员。曾任驻美国公使﹐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等职。1994年离休。现居北京。

60年前﹐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朱敬德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亲历了开国大典。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工作人员﹐张再同样也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时﹐他所在的位置似乎比朱敬德更有利──金水桥南的观礼台上。
回忆起60年前的那一刻﹐他们仍然激情难抑。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

天还没亮时﹐清华大学学生朱敬德和另外400多名同学就起床了。吃完早饭﹐在操场排好队﹐他们从清华园出发。
那是1949年10月1日清晨。他们的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作为学生代表﹐朱敬德和他的同学们将亲眼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同样是一大早﹐张再也赶到了指定地点等待。当时﹐他刚到中央外事组工作不久。作为中直机关工作人员﹐他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南观礼。
除了他们﹐当天还有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和受阅军队等数十万人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聚集。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呈丁字形﹐外金水河为一横﹐向南长长的甬道为一竖﹐甬道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有红墙城门围挡﹐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广场﹐面积比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小很多。
天安门城楼上﹐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着冠照画像﹐两旁的标语分别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城楼上挂了8个红色的大灯笼。
如今已81岁高龄的朱敬德记不清到底走了多久才走到了天安门﹐他只记得到达广场时已经人山人海﹐看见人们都在笑着蹦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人头攒动的欢乐海洋。
朱敬德和同学们走到指定位置席地而坐﹐反复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和一些民歌﹐大声说笑着﹐不知饿也不知渴。
此时﹐张再就站在长安街的北侧﹐他站在观礼台上﹐面朝广场﹐被这热烈的气氛深深地感染着。
天空原本有些阴沉﹐过了正午﹐云层开始变淡﹐偶尔还透出几缕阳光。

见证伟大的时刻

大典下午3点开始。当毛泽东﹑朱德等刚刚就职的几位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广场上立即爆发出了一片欢呼和吶喊声。
朱敬德的位置离城楼较远。他抬眼望去﹐目之所及全是举在空中挥舞的双臂﹐人们都在不停地往上跳﹐大声叫喊。他也跟着跳﹐跟着喊﹐“就是忍不住想喊﹐高兴得不得了呢”。
张再和他的同事们则全部扭过头向后上方望去﹐然后也面向城楼大声地蹦跳呼喊。
广场上沸腾了。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后﹐毛泽东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朱敬德的眼泪夺眶而出﹐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笑着流眼泪﹐不停呼喊﹕“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这一刻﹐朱敬德等得太久了。在上海租界的幼年生活﹐让他受尽了屈辱﹐公共场所全部贴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国人必须要办日本人发的“良民证”才能保证基本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见到日本人要鞠躬﹐《最后一课》的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他身上──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老师说第二天不能再上中文课时﹐全班同学都哭了……
“只有经历了这些屈辱﹐才能体会独立是多么的珍贵﹐我们的民族是多么的盼望独立自强。”说起这些﹐朱敬德数度哽咽。
“太兴奋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张再同样难掩感慨﹐“那种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我们盼望这一天太久了”。


新中国第一次阅兵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在天安门上空。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代表54个民族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
新中国的第一次阅兵随即开始。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朱德站在敞篷车里进行检阅。
朱德大声向战士们问候﹕“同志们辛苦喽﹗”
“为人民服务﹗”
海军部队﹑骑兵部队﹑炮兵部队﹑坦克部队整齐排在长安街两侧接受检阅。车子驶过观礼方阵时﹐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不少后面的人一次次地跳起来﹐试图看个痛快。
阅兵式由两个海军排为先导﹐由东向西走过主席台。他们一出现﹐广场上便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不仅因为海军是我军新的兵种﹐也因为他们服装特别──蓝白色基调﹐明显区别于绿色和黄色的军装﹐还有大檐帽﹑水兵帽﹑飘带﹐这些都是海军特有的。
步兵师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全部背着“三八大盖”齐步前进。炮兵师内容最丰富﹐野炮﹑山炮﹑榴弹炮﹑火箭炮﹐各种炮排成一字横列﹐炮口向前。战车师方阵中﹐装甲车或坦克两三辆一排﹐一列列驶过主席台。骑兵师分白马连和红马连﹐按马的颜色分开接受检阅。天上17架飞机自东向西飞行。
朱敬德看不见前面的情况﹐只能隐约听见从扩音器里传来的雄壮歌声和坦克驶过时履带隆隆的巨响──欢呼声实在太大了。他只能不停地鼓掌﹐表达无比激动的心情。
飞机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时﹐人们兴奋得摘下帽子在空中挥舞﹐将报纸等物抛向天空﹐仰着头向天上张望﹐大声欢呼﹐声音把飞机的隆隆声都盖过了。
张再个子小﹐排在了观礼台最前面﹐这些情景基本都纳入眼底。当功臣号坦克作为机械化部队方阵的军旗指挥车驶过后﹐100多辆中﹑重型坦克紧跟着接受检阅﹐让所有观礼的人大饱眼福。
3个小时后﹐新中国的第一次阅兵结束。
“同志们﹐前进”
群众游行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的热情。天空放起了礼花﹐天安门城楼的灯渐次点亮﹐还有探照灯的光束从天空交叉划过﹐一次次地把人们兴奋的神经挑拨起来。
游行的人们有的举着自己用纸糊的党徽﹑五角星﹐有的挥舞着彩旗﹑标语﹐有的点燃火把﹐有的点燃纸灯﹑纱灯﹐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走在队伍里﹐整个广场的灯火红成一片。
朱敬德回忆﹐因为人们都想亲眼看看毛主席﹐到了天安门城楼前全部放慢速度﹐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向上看﹐导致城楼前这段路发生堵塞﹐扩音器里不断传来“同志们﹐前进”的呼喊。朱敬德认为﹐这句话有双重含义﹐一是希望游行队伍尽快向前走﹐缓解拥堵﹔另一方面也是在鼓励人们群众努力奋斗﹐自强不息。
“走到城楼前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就会回应‘同志们万岁’﹐像日常打招呼一样﹐很亲切。”朱敬德说。他印象很深的还有纺织女工的妆容﹐“女工人的妆化得很奇怪﹐红的红﹑白的白﹐看着有点土气﹐不过脸上的喜悦是很真实的”。
张再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直到看着游行晚上9点多结束。他看到那一片“红光”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流走”后﹐才和同事意犹未尽地离开。此时﹐他才发现﹐嗓子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喊哑了﹐手掌也拍麻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开国大典后﹐张再一直从事外事工作。1989年﹐我国与北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谈判建交时﹐他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独立自强的珍贵”。
1989年﹐时任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的张再被派往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与主权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谈判建交事宜。“当时的任务是与他们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比大使级外交关系低一个层次”。
这是一个刚刚独立的小国﹐谈判开始后﹐对方代表要求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即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对方的理由是﹐只有建立足够数量的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他们才能申请加入联合国﹐享受联合国的气象预报资源﹐而这是他们依海而生的国家的生命保证。
“那位老兄陈述完理由后﹐眼里含满了泪水。
我一下就受刺激了﹐想到了当年我们受的那些苦﹐回忆起我们当初盼望独立富强的心情﹐我当即决定回国汇报”。
张再回国后﹐向中央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并且提出应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央同意了。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建国三周年时﹐邀请了当时兼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大使的张再前往观礼。
“这个国家只有10万人口﹐当天几乎所有人都划船赶到首都所在的岛屿参加庆典。”张再说﹐他们的建国庆典是总统先致辞﹐然后是各个外交国代表致辞。每一次致辞完毕﹐都会有民众到场中央跳舞。
“根本没法用语言形容﹐看他们高兴的那个样子﹐我心里也激动极了。我深刻体会到了独立自强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3 10:24:52 +0800 CST  
8、开国大典的礼炮
“千里无云澄碧空,天安门上锦旗红。广场万众喧旗海,大道三军走巨龙。竿顶赤旌升冉冉,阵前礼炮响隆隆。一声中国今兴起,顿使元元泪满胸。”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礼炮队的组建者,在开国大典时
指挥鸣放礼炮的许欣之写下的一首诗。
许欣之曾任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副院长,离休后现住解放军某部
郑州干休所。他向记者回述了开国大典前后那段难忘的经历——

功勋火炮 战功炮手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3月份我被调到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当作战科长。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司令员高存信向我下达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临时组建一支礼炮队,在10月1日开国大典上鸣放礼炮,我被任命为礼炮队指挥官。
当时真是既高兴又紧张,这炮兵在打仗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做到指哪儿打哪儿。这礼炮可从来没放过。
“事实上,这54门和28响都是有寓意的。”这54门礼炮象征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54个领域、界别的人士,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接受命令后,我一直绷紧了神经。我和作战科副科长韩怀志及作战参谋沙复新一起在各个部队选拔炮手和炮长,并制定了严格的选择条件:第一,炮长必须是连排干部,炮手是班排干部;第二,炮手必须是在战斗中立过战功的;第三,用来鸣放礼炮的火炮必须是战争中的功勋炮。因为意义重大,许多炮兵都想被选上啊!最终,我们选出了160多名炮手。

大典前突如其来的命令

炮手全部到位后,我把礼炮队伍拉到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内开始集中训练。
鸣放礼炮看似容易,要求却极高。54门礼炮一齐鸣放28响,必须在2分05秒内与奏国歌、升国旗同起同落,而且这54门礼炮要齐发28响,必须同时打出一个声音,完全同步,每一响的间隔时间仅仅是4秒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们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在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上鸣放礼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召开,因为会议时间定在晚上7点开始,根据上级指示,礼炮队要在开会时鸣放礼炮,用9门炮打出54发(响)。9月21日下午,我率领礼炮队进驻中南海,我们把炮位选在了怀仁堂的左前方,炮口冲着中海,仰角为35度。
晚上7点,我接到了大会秘书处指示鸣放礼炮的命令。随着我手中令旗的挥舞,节奏整齐的礼炮次第打响,新中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开始了。
我们受到了上级的表扬,说打得非常好,很整齐。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是很担心,哪怕一个炮手出问题,那打出来的响声就会出现杂音,没想到第一次“上阵”就打了个漂亮仗,大家对在开国大典上完成任务更有信心了。

54门礼炮齐鸣28响

1949年10月1日,全世界为之瞩目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
10月1日凌晨,我们起床赶往天安门,在东侧一个叫三座门的地方,向东一字摆开了54门礼炮。我们全穿着专门为开国大典制作的新军装,头戴钢盔,腰系武装带,足蹬长筒靴,感觉特别神气。”
下午两点多,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三点整,开国典礼开始后,我接到了鸣放礼炮的命令。
我手拿小红旗一挥说"放",一时间,国歌声、礼炮声、人们的欢呼声让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54门礼炮28响打出的是同一个声音,任务完成后,我激动得当场流出了热泪,炮手们更是在激动的泪水中搂在一起。
那天,人们狂欢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光在广场捡的鞋子就拉了好几车。
让我更加难忘的是,10月2日这一天我受到邀请,上级让我代表礼炮队去北京饭店参加国宴,可惜啊,那张请柬没保存下来。这是我的一大遗憾。
我至今还保存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发的勋章,一枚二级解放勋章07801第40号、一枚三级独立自由勋章35142第40号。
“这是国家颁发的勋章,而且都有编号,这对于我父亲来说是莫大的荣誉。”许欣之老人的儿子许璨说,老一辈的光荣与骄傲激励着我和我的下一代为共和国的建设再立新功。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3 12:15:15 +0800 CST  
9、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
在《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毛主席按下电钮,把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5000多只和平鸽冲向蓝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上一片欢腾。
这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场景。等待这最激动人心时刻的过程,却是无数公安干警最繁忙、艰苦的数月——
为了这一刻,新组建的公安大队民警脱掉军装,按照任务要求,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沐风冒雨,密切注视着敌特的风吹草动;
为开国大典辛苦数月,巡警却只能在历史性的那一刻远远驻足,满怀遗憾地继续巡逻。
就是这无数个“小人物”日以继夜、严谨周密的保卫工作,才使得这历史性的一刻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即,大家的心悬得更紧了。此时北平虽已和平解放,却并不太平。傅作义的军队在城外进行了改编,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趁机潜伏了下来。北平原来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长期统治,反动基础根深蒂固,是国民党特务的北方指挥中心,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前夕,各地匪特纷纷聚集在此,并把监狱里的惯盗、惯窃放出,与特务、地主、恶霸、散兵相互勾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日子: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已密令潜伏北平的特务分子开展暗杀行动:“只要是中共部长以上,部队将军以上人员均可刺杀”,“完成一个任务回来就晋级请赏”、“刺杀一个可得黄金50两”。后来,索性不再有指标:“不分时间、地点、打响就行。”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地点由西柏坡迁往古都北平。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由河北省平山县乘火车抵达北平。
为了整饬社会混乱,保卫党中央、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罗瑞卿担任新中国的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公安部队。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驻北平后,迫切需要做的两件大事,即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为了顺利完成这两项保卫工作,根据公安部的指示1949年7月18日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军区司令部二处、平津纠察总队便衣队、市公安局侦查处等单位抽调276名干部,组成“政协临时保卫大队”。9月1日,北平市公安局决定成立保卫处,又称为“公安局四处”。保卫处下设警卫科、机关保卫、工厂保卫、学校保卫4个科,其中保卫科的大部分成员是由“政协临时保卫大队”转过来的。从此,市公安局四处成为专门负责执行地区和路线警卫的正式机构。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的第一起潜伏案件,就是识破了“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祸心,挖出了阴谋挤进民主党派、破坏新生政权的王敏侯、吴雷远等人。
王敏侯、吴雷远一伙的活动情况,全在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的掌握之中。这两人参与的“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目的是企图披上民主党派的外衣,利用民主党派的身份,参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与我党作长期斗争。
1949年3月7日下午5时许,故宫西侧北长街12号的普济佛学会内,王敏侯、吴雷远等人正在指挥“民促会华北分会”骨干人员演练。侦查员推门而入,共逮捕案犯21名,其中主犯15名。“民促会华北分会”的阴谋在全国第一届政协筹备会议之前被及时戳穿,铲除了一大隐患,4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吴雷远1952年2月病死在狱中。
开国大典前夕,公安部队对城区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拉网式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封闭妓院250多处。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趋于稳定。
曾经亲身参与开国大典保安工作的干警们,至今对当年的细节记忆犹新。
时间一天天地接近开国之日,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附近游动。夜幕降临,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他的注意,他拾起来,烟是飞马牌的。当时这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他从扔烟头的位置向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大寻常的人常到这里来。他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个人正在画线路图,便上前查问。那人见暴露了,便掏出匕首向刘拴虎刺去,几个回合,刘拴虎将那人擒获。经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地图,准备10月1日这一天爆炸毛主席的车队。
公安部队战士胡光还记得,有一天在天安门执勤,突然有人报告,说在南面新华门附近一个胡同里发现一名持枪土匪。他听说后迅速骑上自行车,十几分钟后追上那个土匪,将土匪逼到死胡同。胡光从车上跳下来,迎上去就和他打了起来。土匪见打不过胡光,就掏出枪开枪打中了胡光的一个手指头,胡光忍着伤痛,一只手按住土匪的手枪,一只手抠住土匪的眼睛,最终将土匪制服。
今年82岁的魏丙昆当年在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工作,为开国大典做了长时间的保卫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收枪”。那时刚解放,国民党溃逃的散兵游勇在北京,留着很多枪支,都得收。在南河沿,有一处曾是国民党某部队的留守处,部队撤走后,光剩房子,我们的收枪就从那里开始。
没想到光步枪就有三十多支,还有手枪,有时候在垃圾堆中捡到,有时候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从国民党士兵那里收枪以后,跟他们谈话、动员,愿意参加解放军可以,不当解放军,那就发路费回家。
到1949年10月1日那天,外一十六派出所的民警郭宗惠才参加工作一百零几天。开国大典前夕,每天跟着老所长巡逻。有一个细节他至今印象深刻。当时老所长腿有点瘸,就把枪给他让他带在身上,二人四处巡逻。那会儿真悬哪,要真遇见坏人,老所长跑不动,枪在小民警郭宗惠那儿,他又不会开枪。不过,靠着当时人民群众的拥护,倒也让他们壮了胆儿。
慕丰韵当年是便衣警卫队的政委。他们的队部设在北长街一处没收的国民党官员的住宅里,在故宫护城河的河畔上。每次警卫任务,都是由中央警卫部门中南海警卫处通过专线电话下达。任务结束后,将情况上报市公安局和警卫处。部分同志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和主要路线的定点警卫。为了不引起注意,也为了便于观察情况,他们脱掉军装,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为了装得像,还要熟悉掩护的职业,边实践边学习,真的做到了装什么像什么。
保卫工作有多繁复、艰苦,当年曾是朝阳分区干警的潘永真算了一笔账:全分局干警在保安工作期间,一共加班是55万小时。每人4个月没休息。全局896名干警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有的子女生病、妻子临产、父母病危这些情况也只能干警自己克服,因为要确保安全。
终于到了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这天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负责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的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从干部到战士都紧张地忙碌着。
凌晨5时,谁也没料到,周恩来突然到来。纠察总队一大队负责人吕展要向他汇报警卫情况。周恩来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周恩来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泽东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详细地一一过问。
他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个沙发,陪同周恩来检查的吕展来到毛主席坐的沙发前,试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
当周恩来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吕展:“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吕展回答:“保证牢固。搭好后警卫师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10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警卫战士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一些保卫死角进行了一次检查,这一切检查完毕,天也大亮了。开国大典按规定如期进行。
下午1时左右,参加大典的宾客带着请柬,胸戴红绸观礼标带,由警卫战士分别引导到各个观礼台就位。
便衣警卫大队任务是保证观礼台上的人员和群众队伍的安全。他们化装成服务员或者工作人员,散布在观礼台上和群众中,指挥岗位则在天安门下面的金水桥畔。
而为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辛苦许久的不少公安、干警,却无缘经历这一历史时刻。
开国大典这天,天安门广场西侧高碑胡同派出所的刘朝江的任务是,带领干警在管界内巡逻,控制重点户,保卫开国大典的安全。
下午3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了。那一刻刘朝江恰巧巡逻到离广场较近的大四眼井。想见证这难得的场面,却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驻足翘首片刻,他带着若有所失的心情离开,继续巡逻。
当他走到前府胡同时,有一街道积极分子过来报告,说:“一个女人跑过来了!” 刘朝江心里一惊,疾步向前。当这个女人在我的视线内出现时,不禁为眼前的场景惊呆:一名留着短发的女青年光着脚丫朝着会场方向跑去。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用力往回拉她。
“怎么回事?”我上前查问。
“没有什么,我叫她回家!”她母亲带着重重的顾虑微笑着回答。
姑娘见我们走过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立刻又低下头沉默着。
我霍然醒悟了。据已掌握的情况,这位姑娘因失恋得了精神病,经常乱跑,见到男青年就追,胡言乱语,街道已经责成她母亲在家看管,不料正在大会刚开始的紧要时刻她却跑出来了。
“走,跟妈回去!”妈妈和另一妇女搀扶着她,连劝带说地把她架回去了。管界内又恢复了平静。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3 17:02:56 +0800 CST  
10、、开国大典前天安门扫雷

曾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警卫科科长慕丰韵老先生,回想六十年前开国大典那场没有硝烟的暗战,淡淡地说:“1949年10月1日,平安无事。”打赢了那场没有硝烟的暗战,实际上并非那么容易,不仅扫雷器曾过滤天安门城楼,连女生队都当任了最为关键的岗位。《北京晨报》刊载朱烁先生文章,告诉我们开国大典前天安门是如何扫雷的,六十年前中国儿女又是如何成功地保卫那场举世盛典的。

六十年前,开国大典前天安门扫雷

1949年8月,护城河畔一处住宅内,一支六百人的特殊队伍悄然成立,它的名字传奇而神秘:北京市公安局便衣警卫大队。六十年后的今天,时任大队政委的慕丰韵一字一顿地重复周恩来的“死命令”:要保证开国大典“绝对安全”!
最终,他们成功地保卫了这场举世盛典,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
旧警用三条腿的床接待我们 阳奉阴违
慕丰韵的履历中有着格外的骄傲,作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警卫科科长,他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一直到了西柏坡。1948年底他加入接管队伍,冒着空袭的危险夜行军向北平进发。慕丰韵即将面对的不是熟悉的明枪明炮,而是旧警察的鸡零狗碎和特务的阴谋破坏。
1949年2月,慕丰韵随中共北平市委进驻北平,分配在外三区(即现在的崇文区)委工作,负责接管国民党北平警察总局下属的外三警察分局。2月5日,慕丰韵和区领导在分局大院里召开了240余人的伪警员大会,“他们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地列队站着。我身着灰色棉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接管伪警察局外三分局。”
当晚,慕丰韵在伪警察分局长罗裴逊安排的房间里住下。天气很冷,炉子光冒烟,不着火,呛得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刚上床,还没有躺下,床架子就倒了,把我们摔到地上。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个三条腿的床。我们又气又可笑,气的是旧警人员有意戏弄我们;笑得是他们也太愚蠢了,用这些小动作能伤害我们吗?”
大批散兵游勇充斥街头;匪警、空袭警报昼夜不断,接管工作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开始的。慕老回忆说,当时一听到分局的匪警铃声响了,就得骑着自行车,带着武装班的战士去捕捉土匪;听到防空警报,就带着伪警察去疏散群众,一天要跑好几次。
“一天,农民来报案说卖粮的钱被偷。还是治安科长点拨了我:老百姓不是讲国民党的警察同小偷是一家吗?”慕丰韵立即派人把伪外三警察分局的刑警队长找来,命令他三日破案。第一天过去了,他无精打采地来汇报:没有查到小偷。第二天过去了,他来汇报说钱找回来了,但没有抓到人。“我断定他和小偷是通气的,责令他提不到小偷拿他问罪。到第三天,他果然把小偷带来了。既然旧警察同小偷是穿着一条裤子,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呢?我就命令伪刑警队长,在一个星期之内把小偷统统集中到公安分局指定地点。伪刑警队长觉得露了自己的马脚,不到一个星期,他老老实实地把四十多个小偷都集中过来。他们还现身说法,怎样偷毛驴、偷钱包,把‘绝活’都交代出来。我们又用这些资料去教育群众,教他们如何提防小偷。”
最关键的岗位给了女生队 开国大典
1949年的前6个月,慕丰韵经历了军事接管、改造伪警、建立人民公安分局的酸甜苦辣,正干得兴起,毫无预兆地一纸调令将他调离,不到而立之年的慕丰韵奉命组建便衣警卫大队,任务就是保卫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
便衣大队的六百名警卫由三部分力量组成,“所有警卫人员都是我们亲自挑选的,政治素质好是先决条件,不怕牺牲是必要条件。”其中北平纠察总队抽调一个连队,负责担任路线警卫,他们的任务是散在领导出行沿途保卫安全;华北军区情报处抽调一部分侦察员,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附近的秘密警卫。这两部分人员都是经过实战历练的大小伙子,“我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一样,干什么像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别只装个样子,便衣警卫们真的去拜师学艺。”于是,支起摊子卖水果、敲着小鼓收破烂、捉起针线修鞋……原本的军官就这么干起了“小买卖”。慕老至今想来仍然心疼:“都是排长、连长的干部,一声令下就变成小商贩,没人说一个不字。”
最特别的是第三支队伍,这是四十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抽调出的女生,任务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以服务员身份贴身保护领导和贵宾安全。
“我们把最关键的担子压给了女孩子。”慕丰韵告诉记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贴身卫士由中南海九局选派,这些女便衣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城楼水源安全。“可别小看端茶倒水,当时特务最擅长下毒,天安门城楼上的水都是专供的,专人负责烧水看管,女生们必须保证从专人手中取水,再送到领导面前,过程中壶不能离手。服务之余女孩子们还要眼观六路,时刻注意城楼上动向,毕竟她们的身份是便衣警卫。”
记者很好奇,一群刚出校园的姑娘如何在短时间内质变成训练有素的便衣警卫,慕老歪头想想说,就是集训,也没什么特别费劲的,姑娘们工作热情非常高,任凭什么一教就会了。
身负暗杀任务的大特务落网
当戎马一生的慕老说起戴运鹏这个名字时,言语间透出的谨慎和重视仍然清晰可辨。这个国民党专门派来刺杀毛主席的特务头子长期潜伏在北京,最后一次入境时终于被便衣大队抓获。
大典前夕
新中国成立初期敌情十分严重,数万国民党残余势力无时无刻不在窥探时机作乱。在他们看来,开国大典正是搞破坏的最好时机。“大典前夕,截获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准备开飞机来轰炸,并帕特务搞暗杀。空军部队在防空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而我们警卫大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前抓获那些杀手特务。”
谈起戴运鹏,慕老多少有些后怕。戴运鹏是精英级别的特务头子,国民党保密局给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开国大典上刺杀毛泽东。戴运鹏曾经三次来京潜伏在朋友家中,刺探北京城里环境寻找下手时机。第四次入境时,情报部门通知慕丰韵立即展开擒获行动,情报中特别提醒便衣大队,该特务会武术,一身轻功能上房。“我当时就说他吹牛!”老人大手一挥,“我信他能把草席子扔房上。”豪气归豪气,当时的慕政委还真没敢掉以轻心,特别挑了4名彪形大汉守在深圳口岸,戴运鹏刚进关就被摁住。“我亲自审问戴运鹏,问他到底会不会轻功,他承认是吹牛吓人的,也就是跳得高一些。很快,姓戴的就被毙了。”那时距离开国大典已经很近很近了。
“三次潜伏呀!”慕老说他很感谢情报部门,没有准确的情报,便衣大队就是“瞎子摸鱼”了,“不过情报部门也得谢谢我们,我们帮着偷了许多国民党通讯密码。”

扫雷器过滤天安门城楼 小心防备
开国大典一天天临近,慕丰韵和战友们的心也一天比一天紧张,“刺杀事件都是出现在会场,美国总统挨枪子儿的教训就在眼前。”就这样,枪林弹雨中倒下就睡的慕丰韵,失眠了。
“那年也没别的武器,我们就怕炸药和地雷,大典前夜,战士们拿着扫雷器仔仔细细地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探了一遍,每个座椅下面、每个旮旯边角,查了又查。安全了,马上派武装战士把天安门会场区域围起来,严密封锁。”当晚,周恩来同志亲临天安门城楼检查安保工作,由于慕丰韵曾经在周恩来身边担任过警卫科长,他特别把慕丰韵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安保情况后方才放心离去。
1949年10月1日早上8点半,慕丰韵准时到岗,他的指挥部设在金水桥畔的观礼台中,头顶就是天安门城楼,公安部长罗瑞卿始终站在毛主席身后。无数老一辈公安干警回忆起那一刻都以无比自豪的语气说,公安队伍与军队一起担负起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但那份自豪和激动过了很久才被慕丰韵感知到,城楼下的他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就一个念头,千万别出事。”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南海出发前,九局的贴身警卫通过专线保密电话通知我,我再把便衣路线警卫撒出去,分布在从中南海到天安门沿途。为了防止泄密,严禁过早通知,提前半小时才能发出信息,而便衣警卫必须在首长出门前20分钟到岗。”就这10分钟的时间,便衣警卫用的交通工具居然是自行车。“哪里有什么汽车、无线电通话器呀,只能沿途设几个固定电话站,警卫发现异常就蹬上自行车打电话汇报。”想起手下的小伙子,老人不由得竖起大拇指:“都是好样的,素质真好。”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出了中南海,慕丰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领导们平安走上天安门城楼,大家的心脏算是归位了。
开国大典圆满结束,慕丰韵紧绷许久的神经稍稍放松,终于能把视线探出金水桥,去分享狂欢群众的喜悦。老人向记者描述了这样一幅热闹场景:“晚间,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灯笼火把在东西长安街上聚起一片火光烛浪,那时没有礼花可放,便弄些烟花筒令部队燃放,红的、绿的、白的火球划破夜空,直冲云霄。那些学生伴随高音喇叭唱呀跳呀,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三点钟才陆续散去。便衣警卫力量撤回驻地,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红霞布满天空。”回想当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暗战,慕丰韵淡淡地说:“1949年10月1日,平安无事。”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4 06:12:37 +0800 CST  
11、布置开国大典会场
1949年9月中旬,沈凡所在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美术组接到为开国大典布置会场的任务 。2009年8月16日,沈凡在青岛的家中回忆开国大典的盛况时仍然很激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时候,我就站在旗杆的右侧与大家一起欢呼,激动啊,嗓子都喊哑了,眼泪情不自禁地就流出来了! ”8月16日,在青岛的家中,82岁的舞台美术家沈凡老人激动地讲述开国大典的盛况。
10月1日凌晨才布置完会场
沈凡出生在浙江桐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父母举家搬到上海,一边奉父之命学习法律,一边半工半读在苏州美专上海分校学习自己酷爱的美术。受进步同学的影响,沈凡也参加了当时学校里的社团,多次参加游行、演讲等学生运动,1947年,上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沈凡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哟,万担谷子堆满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沈凡老人唱起了新中国成立前风靡全国的进步歌曲。“国民党抓呀!我们也不怕,就是唱。 ”沈凡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年6月份,沈凡参加了上海青年文工团,月底,沈凡便与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刚刚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挑中。
“一听说要北上,要到毛主席身边,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从上海到北京一共坐了27个小时的火车,“渡江时,火车要分成三节,一节一节地乘轮渡,过江后再连起来继续开。 ”
沈凡说,当时的北京“还是不比上海好”,“到处都乱七八糟的,街道也破破烂烂的,跟话剧《龙须沟》、《茶馆》里说的一样。但是人的精神头特别好,大家都兴高采烈的,都忙忙碌碌的。 ”
在天安门,他看到有人在画毛主席像,这让他也激动了一阵子。“画幅很大,红底子,画的是毛主席戴八角帽的那张。城门楼上,也有人忙忙碌碌的,我感觉到应该会有一个重要的日子要来了。 ”
1949年9月中旬,沈凡所在的剧院美术组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全体成员参与开国大典会场的布置。“当时我们负责从东单到三座门沿途的会场布置。没有具体的要求,说是热热闹闹就行。当时高兴呀,要开国大典了,要看到毛主席了,大家都开始没白天没黑夜地干,跟上海来的道具师傅学着做灯笼,用红绸子扎彩球,挂标语……我们把沿途的每两棵树之间都挂上了红彩球和大红灯笼,还在三座门上悬挂了一个条幅,三座门很高,我们是借了云梯爬上去的。 ”
直到10月1日凌晨4时,沈凡和美术组的同志们才完成了布置工作。担心有人搞破坏,他们还安排了几个人值班。
站在旗杆右侧见证开国大典
10月1日午饭后,沈凡盼到了去天安门广场的通知。他换了条黄军裤,穿上了他最喜欢的白衬衫,与剧院的一百多个同志出发了。“游行的群众提着灯笼,拿着彩带,从四面八方涌来,情绪都十分激动,我们的方队就站在国旗旗杆的右侧。 ”
广场上放起《东方红》的乐曲,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刹那,广场上响起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我是深度近视眼,看也看不清,着急地问同志,毛主席在哪儿呢?同志说,就在那,中间那个!我就使劲往前看,没看清也欢呼。 ”
下午3时,林伯渠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个时刻,我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兴奋呀,激动呀,开心呀,当时广场上30多万人,几乎都哭了! ”60年后,回忆起那一历史时刻,沈凡仍然激动万分。
狂欢游行至深夜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乐曲声中,阅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沿着东长安街、东单广场直到外国领事馆聚集的东交民巷,检阅了三军部队。“分列式开始后,陆、海、空三军从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前,就经过我们方队的前面。 ”沈凡回忆说。
走在最前边的是海军方队,接下来就是步兵组成的步枪方队、冲锋枪方队、轻机枪方队、重机枪方队、 82迫击炮方队、通信工兵方队、女兵方队。炮兵师一通过东三座门,广场上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车轮滚滚,十分威武。战车方队的马达轰鸣声还没有退去,东方天空又传来了震耳的轰鸣声。
画着红五星的空战机的到来让欢腾的人民群众更加兴奋,欢呼声响彻云霄。“当时一共有26架飞机飞过了天安门,后来听说在场的外国记者都惊呆了,没想到中国一夜之间就有了空军。”沈凡自豪地说。
阅兵式结束后,沈凡又参加了从天安门到东交民巷至崇文门的游行,一直到深夜。60年后的今天,当年22岁的青年才俊沈凡已经是一个耄耋老者,但亲眼见证五星红旗从此耀动神州,见证开国大典,仍是他这辈子都引以为豪的事情。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4 13:06:33 +0800 CST  
12、开国大典的大红宫灯
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大》杂志《回忆开国大典》栏目刊登该刊记者专访苏凡的文章:《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全文如下:
1949年8月中旬,开国大典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席台就是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把布置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舞美队的队长苏凡接受任务后,立即带领着舞美队的两位日本美术家肖野和森茂,到天安门进行实地测量。这时,天安门城楼已经搭上了脚手架,有人在粉刷,有人在拔屋顶上的杂草。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写有“天安门”三个大字的匾额。苏凡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国旗国徽都没有定下来。设计开国大典的会场却没有任何参考的依据。这俩美术家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称得上是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使他们对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两位美术家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拿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设计草图。
张致祥将20张设计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同志选定了在城楼装上8个大红的宫灯、8面红旗,天安门正面墙壁上挂两条横幅,中间是毛主席像的设计,并对这幅设计图的一些局部进行了修改。他抹去了在金水桥栏杆上扎满彩球的设计,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它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周恩来同志要求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
这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了。然而,找谁去制作这8盏宫灯呢?苏凡连续几天整日在北京城里跑,人家一听做那么大的宫灯,都说“做不了”。眼看只剩下10天时间了!肖野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吧。”经故宫的管理人员推荐找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艺人。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后,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说干就干,苏凡立即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等材料;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帮忙;老艺人带着徒弟并找来木工做宫灯的圆托;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连续几天几夜,他们都没离开城楼。离大典还有一天8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张致祥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梯子,几经周折把这8个每盏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的大红宫灯安全地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在开国大典前夜,苏凡住在城楼上陪伴着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红宫灯。当晚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只有两个人,苏凡和陈琰,陈琰是公安部负责保卫工作的。
那年苏凡25岁,他8月4日刚与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田华举行了婚礼,接着就接到了这项任务。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新婚妻子田华,自从接受这项工作以后,就一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却长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夜已经深了,周总理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他指出城楼正面屏风的设计“中间一个五角星,用红绸子散向四周闪着光芒”远看有些像越南的国旗。苏凡连夜又把两个美术家叫来商量。都夜里3点了,三人谁也想不出怎么改,最后决定撤掉。屏风很大很重,根本来不及搬走,只好把上面的装饰拆下来堆在休息室里,一直干到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
10月1日下午,苏凡作为装饰布置开国大典主会场的负责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回忆说,那天就站在电影演员白杨旁边,看见毛主席走过来和代表们一一握手。因为自己是工作人员,毛主席和白杨等代表握手时就主动退后一步。白杨手里拿着一个16毫米的小摄像机,一边说一边拍着会场和周围的领导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摄像机……苏凡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最精彩的瞬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特别是每当说到天安门城楼上的8个大红灯笼,脸上就浮现出自豪的笑容。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80岁的我作了一首寻觅战友的小诗:“今老矣,别无求/约重游/共同回忆/开国旗高/炮震全球。”不知当年与我一起亲历开国大典的战友,还有几人在世?60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想念他们……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4 17:53:59 +0800 CST  
13、国徽图案诞生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主持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下半年,中央人民政府把制作国徽的任务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床厂。1951年5月1日,由沈阳第一机床厂青年工人焦百顺、裴庆江、朱风仪等铸造出的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及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以后历次宪法均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图案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蕴含的内容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到1949年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大场所,用天安门图案作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用齿轮、谷穗象征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用国旗上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团结,表现新中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革命青年和其它革命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把天安门广场作为革命集会和示威的场所,先后在这里爆发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解放以后,这里又成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盛大集会的场所。北京的天安门,已经成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的天安门图案,就是象征我们伟大祖国,象征我国人民的革命传统,象征我们民族的精神。
五颗金色五角星的含义:一星最大,居上中;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下,成半弧形排列。大五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五角星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人民所包括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五颗五角星的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对党的衷心拥护。五角星的颜色为金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闪闪,色简而庄严,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齿轮象征工人阶级,麦穗象征农民阶级,二者的紧密结合说明了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同心协力,为了祖国的独立与繁荣稳定发挥出各自的作用。
国徽在颜色上用正红色和金色互为衬托对比,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吉寿喜庆的民族色彩和传统,既庄严又富丽。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5 07:06:16 +0800 CST  
【卷2】 统一大陆
内容简介:记述了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主要战役情况,重点讲述和平解放西藏、完成大陆的统一。
1、解放南京(1)

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
1949年2~3月,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
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破裂。
主席、朱德总司令随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4月20日午夜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了渡江作战。

渡江作战多面开花
在江苏境内,担负渡江作战任务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集团35万大军。
4月20日下午4时,第8兵团第35军首先发起了夺取浦镇、浦口和江浦的三浦战役。
三浦地区是南京的北大门,这里岗峦起伏,市镇稠密。国民党军为保卫江防和京畿,在此部署了第28军和第99军共四个师的兵力。解放军第35军根据上级部署,确定了“慢打渐进,伺机而动”的作战方针,计划先打江浦县城,后打浦镇、浦口,以达到牵制敌军兵力,配合友邻部队渡江作战的目的。
江浦县城墙有二三米厚、六七米高,城墙后边是大山包,炮火轰不倒,炸药炸不开。担负主攻任务的解放军第103师307团连续两次架梯爬楼都没得手。
随后,全师加强了炮火支援,同时组成突击队进行第三次攻击,终于攻占城头,大军突进城内,全歼守敌。此时,解放军中集团已从芜湖以西突破敌人长江防线。4月22日夜,三浦地区全部解放。
担负渡江攻占镇江的是解放军第8兵团第26军和34军。4月中旬,第26军为攻占长江的新老洲和世业洲等前沿阵地,与敌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
敌军多次出动军舰和飞机向几度失守的岛上狂轰滥炸,再出动部队重占岛屿。直到20日凌晨,第26军才全歼岛上守敌,解放了江中岛屿。
当晚,第34军、第26军及警备6旅、7旅迅速攻占敌军设在仪征至扬州一线的沿江桥头阵地。4月21日上午,第34军和第26军分别从扬州以西和以东的江面渡江南下。
敌军出动飞机向渡江船只扫射轰炸,渡江部队船自为战,组织机枪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各渡船军民齐心协力,边打边行,相继闯过江心,冲向南岸,守敌仓皇溃逃。
第34军和第26军直插京沪铁路,向南京方向前进。
英国军舰挑衅遭惩
渡江作战前夕还发生了英军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舰挑衅事件。
4月21日上午,英舰“紫石英号”闯入江都三江营江面,企图阻挠解放军渡江作战。
20日下午4时半,第10兵团发起渡江的时刻就要到来,可是,英舰“紫石英号”及从南京驶来的英国海军驱逐舰“伴侣号”仍在江面游弋。
解放军第23军岸边观察所奉命发出信号,警告外国军舰迅速离开。英舰非但不听警告,反而将炮口转向解放军阵地,并继续向前逼近。
在此紧急关头,解放军炮兵开炮示警。“紫石英号”却乘机炮击解放军炮兵阵地,第23军榴炮6团团长邓若波中弹身亡,指战员伤亡达253人。
榴炮6团及附近炮兵部队随即予以还击。“紫石英号”中弹30余发,死亡17人,重伤20人。弹痕累累的“紫石英号”一边悬挂起白旗,一边向南岸逃窜,搁浅在距三江营七公里处的太平洋。
“伴侣号”见势不妙,慌忙朝下游方向逃跑。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部在接到报告后,副总司令梅登中将立即率“伦敦号”旗舰、“黑天鹅号”驱逐舰全速增援。
4月21日凌晨驶过江阴,进入第10兵团防区,以重炮进行报复。第10兵团炮兵奉命还击,“黑天鹅号”被击中,炮位被摧毁,舰身被击穿,“伦敦号”见势慌忙掉头,带着浓烟滚滚的“黑天鹅号”,向上海方向逃窜。
解放军对英舰的严惩,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华民族蒙受屈辱时代的结束。
正如主席在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南京政府土崩瓦解
4月21日晚7时,第10兵团第23军、第28军和第29军分乘千余条船只强渡长江。这时刮起了东北风,解放军指战员在船工的配合下,顺风南渡,接着在江阴以东首先突破敌军江防阵地。
登入后,部队连续打退敌军多次反扑,激战一昼夜,在香山、秦皇山、南闸、百丈镇一线建立起正面宽50公里、纵深10公里的滩头阵地。随后乘胜前进,相继解放了常州、无锡和苏州等城镇。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崩瓦解,党政官员仓皇南逃,驻防南京及苏南各地的国民党军纷纷弃守而逃。各城市地下党组织根据事先的布置,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维护城市秩序,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解放军第8兵团第35军于23日午夜进占“总统府”。5月1日,中央电贺南京解放,指出:“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司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新华社北平四月二十四日六时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李何等乘飞机逃往上海。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5 15:04:42 +0800 CST  
2、解放南京(2)
亲历者说:
“没想到堂堂国民政府的首都,竟然那么好打。”78岁的徐法全回忆说。徐法全时任第9兵团27军侦察营排长,进攻南京前夕,受命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渡江战役发起仅过3天,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南京,以至于路透社的报道中,有了“南京及长江全部防线于一夜之间如戏剧性之崩溃”这样戏剧性的句子。
导致南京如此轻易地“失手”,蒋**的布防策略是一大原因。当年,这位下野的“总裁”于奉化千里遥控汤恩伯,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
对于这一布置,代总统李宗仁极其不满,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有极不客气的评价:“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既然早有弃城之意,那么国民党各大要员竟然能在解放军进城前一天携带箱笼细软全部安全撤离,也就不难理解了。
23日早,“追云号”“自强号”两架专机在南京上空恋恋不舍地盘旋了两周,向南方飞去。机上,是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周至柔等一干国民党要员。李宗仁从舷窗下望,“斯时东方既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正浓”。
高官有飞机坐,中下层官员则狼狈得多。当时驻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西•托平在回忆录中写到:南京市长邓杰(音)卷带市财政金库的3亿元金圆券试图驾车逃跑,却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一顿,两腿都打断了,所携财款被一抢而空。
过后看来,这位邓市长的腿断得实在有点冤——仅在第二天,金圆券就贬至150万兑1美元,邓市长卷带的公款仅值200美元。后来,“邓被指控犯有企图携市政府雇员工资拨款外逃罪”而“投进了党的监狱”。
“尽管不打算死守,但南京毕竟是国都,一枪不放弃城而逃影响太坏。所以国民党国防部还是作了精心的防御准备。”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楚英回忆。
国民党对南京的防御部署分两个部分:一是位于江北的南京外围“三浦”(浦口、浦镇、江浦)的防御;第二部分则是南京城防的部署。为守住南京的北大门,汤恩伯将军纪涣散、战斗力差的96军从“三浦”撤走,改由嫡系的28军接防。
“在国民党军的日暮时期,28军就算还有一些战斗力的部队了。”王楚英回忆,“他们在三浦地区构筑明碉暗堡,挖外壕、埋地雷、架铁丝网,还在沿江、沿公路一线及北面的大小山头修筑了多重防御阵地,要与解放军拼死一搏。”
28军即将面对的,是解放军第8兵团35军。
“总前委把夺占南京的任务交给35军时,全军官兵欢呼雀跃。”徐法全本是第9兵团27军侦察营的一名排长,进攻南京前夕,被上级配署给35军,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35军是一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来的新军,几个月前,国民党吴化文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所属部队与解放军鲁中南第3纵队整编为35军,吴化文担任军长。
“这是一本活教材,为那些执迷不悟的国民党官兵指出光明前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军史专家王辅一说,让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率领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攻占国民党的首都,总前委可谓用心良苦。

4月21日零时,攻城战斗打响了。
“35军定下了周密的攻击方案。”徐法全回忆,103师负责攻占江浦,104师攻打浦镇,105师从正面切断江浦、浦镇之敌的联系。三路部队得手后,沿着铁路线会攻浦口,打掉南京北面最后一个屏障,从浦口渡江,直扑南京。
当35军大部队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我们进城时,已经没有任何抵抗了。”徐法全说。
4月24日凌晨,104师312团在起义警察及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高举着红旗,向总统府飞奔而去。
“我们刚到总统府门口,那里就有几个人很配合地把门打开了。”裹挟在这支胜利之师中间,徐法全兴奋极了。312团战士一进门,率先冲上门楼,争先恐后地扯下了那面飘扬了14年的青天白日旗。“接着,一面鲜艳的红旗就换了上去。”
曾经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相片、文件和各种书报”。在总统办公室内,一张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日历翻在了4月23日。这一天,代总统李宗仁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
叹哉南京,百年之间三次城破。不过这一次,它将与整个中国一道,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完)
新华社记者张汨汨、梅世雄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5 15:05:41 +0800 CST  
3、占领总统府(1)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22日当解放军主力部队从东、中、西三路渡过长江,尚在对南京形成大包围的进军途中,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就已经撤出南京了。
这样,占领南京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离南京最近的35军身上。
此时,南京几乎是一座空城,而来自南京前方的报道更是完全真空。新华社上百名前线记者,几乎全都跟随主力部队向江南纵深挺进,以至于4月23日这天,主席等了整整一天都无南京消息。
他只好在第二天凌晨,为新华社写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电讯稿中,用了“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的措辞。
究竟是何人、何时最先进入南京、占领总统府,也因此而变得扑朔迷离,有了多个版本。在当事人言之凿凿、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总统府门楼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旗,不知道被扯下过多少次。
其中,104师312团3营管玉泉等人,因有新华社记者邹健东拍摄的经典照片——管玉泉和战士们站在总统府门楼上升旗,而逐渐得到普遍认可。然而,近日103师侦察连几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则提出了新的证据。
日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南京、杭州两地,采访了10多位健在的战争亲历者,试图穿越60年的历史迷雾。
渡江第一船
有一种说法认为,解放南京这么重大的战功之所以很少见诸报端,是因为吴化文部队的“不光彩历史”。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副主任陈广相上校,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纠正了这种看法。
“首先不能说35军是吴化文的部队,它是由吴化文的起义部队和我军的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来的。经过改造、整编、教育,跟原来不能同日而语。”陈广相说。
对于整编的难度,时任35军政委何克希,在其仅在家庭内部传阅的《何克希自传》中,描写得十分生动。“刚开始,我们通夜不能睡觉。(吴旧部的)特务可以爬到我们的房顶上威胁。吴化文带来的师长还要给他们发大烟。”念到此处,何克希的女儿何小鲁连连感慨,那时的政治工作真是非常灵活。
陈广相认为,解放南京从军事角度来看,规模、影响都很有限,但35军在南京之敌撤退时机动灵活地渡江入城,加快了南京解放的进程。
103师侦察连杨守来有幸目击了这一决策过程。当时他被政委何克希、103师作战科长兼侦查科长沈鸿毅叫去,让他去请示军长吴化文:敌人看起来要逃跑,应该怎么办?
多年之后,在杭州徐传翎的家中,4位侦察连的老战友难得地重聚在一起,互相纠正和印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往事。他们是副排长何鹏,83岁;机枪班班长徐传翎,82岁;侦察员杨守来,82岁;侦察员魏继善,81岁。
杨守来记得,22日傍晚他是在浦口的西北角某处找到军长的。吴化文不在江边第一线,杨守来既调侃他怕“江边有炮”,也理解他的处境“尴尬”。军长指示,派人过去搞清楚情况。
于是,找船的命令下达了。

渡江战役中,北岸我军渡江的船只开出港口向江南进发。
由于本来没有渡江任务,这支部队事先没有征集一条船(也有说征集后全都支援了兄弟部队)。而国民党部队为了防止解放军渡江,已经烧光了江面上的所有船只。
徐传翎成了全军唯一的“中奖者”。他带着两个战士,在一条小河汊中找到一条被稻草覆盖的小渔船。当时整个江边都轰动了。
徐传翎是最幸运的,但他又是最不走运的。由于身着军装,他被剥夺了上船的资格。便衣排的副排长何鹏被叫来,让他挑4个人坐船过江,侦察情况并找船。
何鹏挑了魏继善、孙晋海、尹鸿亮和周建喜。“因为他们都是神枪手。魏继善打鸽子一枪一个。”何鹏说。
这时,师领导亲自作动员。“师政委第一句话是:有什么要求?大家答:没有!第二句:你们要完成任务!大家答:保证完成任务!第三句:回来给你们记功!党忘不了你们!孙晋海说:搞不到船就在江南打游击不回来了!”
5个人、两个船工在万众瞩目下上了船。魏继善记得,当时太阳已经偏西了。
上岸后不久,何鹏他们便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找到了一艘船,就是著名的“京电号”。南京下关电厂的工人接到地下党的指示后,以发电需要运煤为借口,才在国民党的毁船令中保住了这艘钢质蒸汽船。
这艘船在渡江中立下头功,以致后来邓**、陈毅过江时,也指定要坐这条船,遂成为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

奔向总统府
“京电号”靠长江北岸时,天已擦黑。码头上人山人海,如沸腾了一般,都争着上船。
按照战斗序列,应是104师首先渡江。35军共3个师,103师(侦察连直属师部)、104师(管玉泉是312团3营营长)、105师(主要是吴化文的起义部队)。
“眼看104师要上船了,我瞪着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的血红眼睛大声说,不让103师先过,起码让我们师侦察连先过!且不说船是我们冒死找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和对岸的工人同志建立了联系,熟悉情况。”沈鸿毅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一理由说服了何克希,他同意第一船由103师侦察连先过,然后再把船交给104师。
晚八九点钟左右,103师侦察连首先乘坐“京电号”抵达下关码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60多个侦察员们分乘两辆卡车,一辆由沈鸿毅率领去占领国防部二厅(魏继善在这辆车上),另一辆由副连长带队去占领总统府(何鹏、徐传翎、杨守来在这辆车上)。
卡车进入挹江门,沿中山北路向南行驶,昏暗的路灯将道两旁的梧桐树阴影投在地上。
车到国民政府司法院外时,10多个国民党兵正在装车准备逃跑。看到卡车驶来,一个国民党兵上来拦车,见卡车不停,对方开了枪。徐传翎的机枪答话了。机枪打着打着突然卡壳了,还没等换枪管,对方已经投降。在新街口和总统府附近,他们又两次跟敌人遭遇,对方都是一触即降或逃。
大约22日晚12时左右,卡车到达了一处大门前。这就是总统府了!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5 18:44:06 +0800 CST  
4、占领总统府(2)
104师在行动
“上船大概是12点左右,反正是夜里。”104师的王宝仁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在103师侦察连向总统府疾驰的时候,104师先遣营——312团3营正分两批,乘“京电号”渡江。
“好像是小火轮,侦察兵就搞了这条船。我们上船时只有这一条船,后面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我们营是分两批过去的,我在第一船。”通讯员徐敏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待第二船到岸集结完毕后,营长管玉泉下令:兵分4路进城。他亲率9连去占领总统府,通讯班长王宝仁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徐敏忠则随机炮连去占领水利部。
跟侦察连以车代步不同,3营全靠两条腿走路。“路上走了三四个小时,相当远。敌人打埋伏怎么办?不能跑步,搜索前进。”王宝仁说。
23日凌晨5点左右,南京地下党员朱明镜在离总统府不远的住所里,亲眼看着这支部队背着枪,成单线,步行经过他的门口。他并没有觉得太激动,因为他的桌上放着20多本地下党编的书,上面是蒋国民党政军各部门人财物情况,就等接管政权了。
他当时还不知道,他要接管的正是总统府。
占领总统府
车还没停稳,103师侦察员们就相继跳了下去。30多个人分散在门的两边,端着枪高声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南京!喊了半天不闻声息。
“总统府好像有三扇门,其中一扇是半开的。我们‘啊——’地喊着冲了进去。我好像是第一个。”徐传翎说。
这时里面走出来一个50多岁的人,哆哆嗦嗦地说自己是“看门的”。一心活捉蒋**的侦察员们厉声问道:“蒋**住哪里?”那人说:“蒋总统不住这里,他在这里办公。”徐传翎押着他,带着几个战士直往里冲。
蒋**办公的地方叫子超楼,在总统府最里边。从大门进去,要经过一进一进的院落,中轴线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徐传翎记得,走廊上都铺着地毯,好像是红色的。“你知道那是地毯啊?”“不知道啊!我还说地上都铺‘毡’,蒋**腐败到什么程度啊!”
踏着地毯上了二楼,那人指着楼梯对面一间屋子说,这就是蒋总统办公室。
“也不是很大,好像有两三间房子连在一起。”徐传翎记得,蒋**的桌子不是很大,后面有张椅子,其他地方都是空荡荡的,里间有个小床,还有沙发什么的。桌上有个笔筒,插着毛笔。
81岁、当年以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秘书身份接管“总统府”的朱明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东西都不是原物了。1951年10月,他陪同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等领导参观“总统府”,柯庆施指示:蒋**很反动,把他的东西都扫除了!
徐传翎印象最深的,是蒋**办公桌上有个彩色画册样的东西,里头照片很多,题词很大。读过小学的他认出,封面上是“悼念黄将军伯韬”几个字。“被我们打死的手下败将,什么‘为党国以身殉职’,吹得这么厉害。难怪说蒋**是‘造谣司令’!”气得他随手把悼念册撕掉了。
不久,徐传翎听到杨守来大喊大叫。原来他在一间小礼堂模样的房间里发现,墙上挂着孙中山肖像和蒋**的戎装像。杨守来说要给蒋**嘴上抹大便,其他人不同意,徐传翎建议把他的像倒立在孙中山像脚下。
事后,记者到南京“总统府”求证,副馆长刘晓宁说,无论是从历史照片来看,还是从情理上推断,蒋**都不可能以跟孙中山平起平坐的姿态出现。后来记者细听采访录音,发现原话是这样的:
杨守来(小声地):好像没有孙中山的像……
徐传翎(打断他):不不不,两个!
何鹏(肯定地):两个并排挂着的。
搜索完毕后,天色渐亮,侦察员们这才注意到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何鹏对着挂旗子的绳子开了一枪,没有打断,于是上去两个战士,用刺刀割断,把旗子拉了下来,大家上去,用脚踩得一塌糊涂。
听见枪声,大家以为遭遇了特务,纷纷冲了出来。徐传翎后来想,可能就是这时候,被押起来的十几个留守人员趁机跑掉了几个。
解放后,“总统府”留用了50多个“旧人员”。“镇反”运动时,其中20人被登记为反革命分子。再后来“三反”运动时,清查他们的朱明镜也成了“右派”。
清晨,沈鸿毅带着魏继善等几个战士,开车来到总统府,除留下两三个人外,把所有人都带回国防部二厅,开始在南京城执行巡逻任务。
“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王宝仁跟随管玉泉到达总统府,但他记得的是:旗杆上飘着青天白日旗。
从此刻起直到离开南京,总统府的防务一直由104师负责。5月4日,新华社记者邹健东进入南京城,几天后获准补拍了那张管玉泉和战士们站在总统府门楼上升旗的珍贵照片。
后来,“104师312团占领总统府”被写进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103师侦察连的故事从此被历史淡忘。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6 16:04:02 +0800 CST  
5、兰州战役(1)

解放兰州的战役是第一野战军于1949年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解放大西北中最关键、最激烈的一次决战。
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使西北其他反动军队完全陷入分散、孤立的境地,打通了进军青海、宁夏和河西走廊的门户,为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
1949年8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12万余人,向兰州进军,与西北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拉开了兰州战役的帷幕。
8月20日,解放军各路会集于兰州城郊,西北地区空前规模的一场大战开始了。
兰州北临黄河,东、西、南三面环山。抗战时期就构筑了国防工事,国民党守军称该城为“不可攻破的铁城”。
1949年8月21日首次攻击失利后,第一野战军于8月25日发起了第二次攻击,激战至8月26日12时,全歼守敌,解放兰州。徒步入甘,陕北民歌提精神
李振朝,1927年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1949年随部队进入兰州,参加了著名的解放兰州战役,担任团部作战参谋。后任解放军某师副师长,现退休在家。
1949年,李振朝22岁,是西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四军十师三十团的一名作战参谋,参加了比较著名的“扶眉战役”(据甘肃省军事志编委主任郝成铭介绍,扶眉战役是发生在陕西扶风和眉县的一次很漂亮的解放战役,陕西省内8个县城得到解放,歼灭了胡宗南4个军4.3万余人。此战基本上瓦解了胡宗南盘踞陕西的势力,对我军西北战场形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后,随部队西进,准备为解放兰州建功立业。
李振朝说:“扶眉一战,我军打得胡宗南部队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一直在观望此战的马步芳看到胡宗南部队失败后,将兵力集结到兰州,准备与我军进行最后的决战。我军随后就从陕西陇县进入甘肃清水、张家川等地区,开赴兰州。我所在的第十师当时是从张家川地界进入甘肃的,一路上基本是昼伏夜出,士兵们都背负着很重的东西,一般都在三四十公斤左右。最苦的是炮兵部队,每个战士肩上要扛一门很重的钢炮,一路步行,其艰辛和困苦可想而知。晚上行军,主要是为了防止与马步芳沿线的驻军发生战斗,耽误行军速度,士兵们半夜里经常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不小心就掉入山沟里,猛然惊醒后却发现自己连人带武器物资都躺在山沟里,于是马上翻身继续追赶部队。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团长武志升和政委李锡贵就想各种办法,提醒战士们不要睡着了。团长武志升是陕北人,长得很高大健壮,会唱很多陕北民歌。他用他那粗壮洪亮的大嗓门吼唱着一首首陕北民歌,战士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就减少了睡意。团长唱完了,政委李锡贵就接着唱关中小调。政委是陕西关中人,能唱一口很好听的关中小调。”
解放军部队一路不断受到马步芳部队的阻挠,边走边战斗。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渐渐逼近兰州。1949年8月19日进驻兰州阿干镇,21日兰州战役正式打响。
下山逃难,“小鬼”提供重要情报 “那时我18岁,祖父叫我们年轻人快走,不然会被抓去打仗。皋兰山南侧山下阿干镇马场村有个姨奶奶,我们当时是准备投奔到她那里的。可到那里一看,村里的人早就跑光了。阿干镇有煤矿,有很多早年挖煤留下的煤洞子,很多人都躲在里面,我们也找了一处躲了进去。”对于兰州解放的记忆,康明德老人的印象是从1949年的8月17日开始的。
傍晚,当康明德和他共同下山的堂叔,还有一个刘姓小伙子爬出煤洞子去拿被褥、锅碗的时候,被国民党保安部队当做解放军的“奸细”给抓去绑在麦场审问。
马场村的几位老人联名来“保”,保安团就是不放。后来,一队工兵进到场院,这些人几个月前在二营村挖修工事,与村民多少有些接触,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认出了康明德,并为他们作证,他们这才被放了回来。康明德自己没想到,国民党的保安团也没有想到,放他们回来后的第二天,康明德还真当上了解放军的“奸细”。
在煤洞子里呆了一夜,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8月18日,听到双嘴山传来几声枪响,不一会儿,有人在外面喊:“出来吧,保安团跑了,解放军来了!”解放军见到康明德,一口一个“小鬼”叫着,这种亲切的称呼让康明德大胆地与解放军有了接触。越是接触,康明德就越觉得解放军亲切,加之此前曾通过城里的大姨父与地下党员有过接触,侧面受过一点教育,康明德对解放军很快充满了信任。
他将自己看到的山上的布防情况一一告诉了解放军:虽说具体布兵多少他说不上来,但山上的田地里扎满了白帐篷。除此之外,马家军还布下了重重防线,主要阵地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群,各主要高地对外均有一道至三道峭壁,高6米至10米;峭壁之中设有暗设的侧射机枪火力点;壁前挖有外壕,各壕间设有暗堡、地雷、铁丝网等。第一道防线埋了好多地雷,地雷还连着飞机炸弹。
对于这些情况,康明德当时的描述并没有像史料上记载的那样完备、详细和准确,但经他又说又比画,却变得更为直观,对解放军最终拿下营盘岭起到了重要作用。首攻轻敌,我军未拿下一个阵地
1949年8月21日拂晓,第一野战军对兰州城外围的敌人阵地进行试攻。敌人凭借有利的地形、坚固的工事和猛烈火力顽抗,还组织兵力对我军进行局部反攻。康明德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与营盘岭一样,对面马家山上的炮声、喊杀声震天,漫天的尘土使得天色也变得昏暗了,解放军军官看他对望远镜好奇,便递给他,他放在眼前向对面望去。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7 05:53:59 +0800 CST  
6、兰州战役(2)
康明德回忆说:“只见尘土飞扬,双方好像在拼刺刀,看不清是哪方的,只看见一个人被刀刺中,血一下子喷了出来,那么高,仿佛就落在眼前,我吓得赶紧还了回去!”
营盘岭这边,前面的解放军突击队战士踩响地雷,地雷引爆飞机炸弹,爆炸威力十分巨大,前面解放军被炸。“人被炸成末末儿了!”康明德说到这些的时候,嘴唇微微发抖,语气低缓,“整整一个排,攻上去后,全部阵亡!后面跟进的,也牺牲了不少。”
对兰州的第一次进攻失利了。康明德后来结合亲历,翻看史料,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解放军轻敌所致。
1949年7月扶眉战役后,马步芳(“青马”)与马鸿逵(“宁马”)在甘肃省静宁县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平凉会战计划”,准备依托六盘山,在平凉地区与我第一野战军决战。
但“二马”为了保存实力,互存异心。马鸿逵不愿意当马步芳的 “马前卒”,率先退兵宁夏;而马步芳亦觉得自己部署过于前出,侧翼暴露,遂经静宁、华家岭向兰州节节撤退。
在这个背景之下,解放军一路凯歌,到达兰州前沿阵地前,基本上没有遇到阻拦之敌。并由此产生了轻敌思想。
事实上,马步芳对兰州决战极为重视,让其子马继援亲自坐镇指挥;他还储备了充足的粮食、弹药,补充了兵力,将其主力几乎全部布防在兰州。康明德说,第一次进攻失利后,国民党守军自认为取得了胜利,马继援还到各阵地慰问守军。“手里拿着银元,亲自给碉堡里的守军一一发放”。
康明德的这一分析得到史料印证:当晚10时,彭德怀、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本日试攻兰州外围,十九兵团5个团,二兵团约4个团,结果未攻下一个阵地,守敌顽强,工事很坚固。”
从8月22日起,第一野战军各部认真学习野战军司令部《关于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克服轻敌思想。浴血攻坚,为解放军侦察带路
从8月22日开始,解放军各部开始做细致严密的侦察等战前准备工作。
皋兰山南坡,没有官道,大大小小的山路纵横交织,容易迷路。康明德承担起了为解放军带路的重任。从直沟门到三营子上庄,2公里多长的路,他将一队解放军带了上去。
解放军先挖一个坑,让康明德藏在里面,同时还派两名士兵保护。之后,解放军便开始秘密挖坑道。换班时,康明德再把这队带下去,然后带另外一队上来继续挖。
“他们挖得很快,从唐家湾一直挖到了营盘岭顶上。这个距离差不多也有2公里多。”康明德说。
经过多次侦察,解放军作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和周密部署。8月25日拂晓,解放军向兰州外围阵地发起总攻,数百门火炮猛烈地向敌阵地开火。
兰州城东、南、西三面几十公里长的地段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主攻南山主峰营盘岭青马第二四八师阵地的是第一野战军第六军。敌人凭借钢筋水泥碉堡拼命抵抗,先头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士大多牺牲了,但他们用生命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在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以很快的速度杀入敌军阵地,面对面地与敌军进行战斗。
“当时战斗进行得太激烈了,子弹打完就拼刺刀、肉搏。我们都不敢怎么看。”康明德说,“好在有先前挖的坑道作掩护,红旗最终顺利地插到了营盘岭顶上,一下子就把‘马家军’的军心给打乱了”。
8月25日17时,南山主峰营盘岭及三营子阵地被解放军第六军攻占。而沈家岭、狗娃山的战斗比营盘岭更为激烈:18时许,解放军占领了沈家岭的全部阵地;到夜里22时许,才相继攻占了狗娃山的全部阵地。
马继援见外围主阵地失守,伤亡惨重,外面援军无踪无影,决定全线秘密通过黄河铁桥,向西宁方向撤退。察觉到敌人有撤逃迹象后,解放军主动直插西关,向敌人撤退的唯一通道黄河铁桥发起攻击。争先逃跑的大批敌人涌上铁桥,一辆弹药车被击中起火,道路被堵,桥上一片混乱,很多敌人落入黄河被溺死。深夜1时30分,解放军占领并控制了桥头阵地。马继援余部成了瓮中之鳖。攻入城内的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占领了城内的多处据点。
8月26日12时,解放军全歼兰州残敌,解放了兰州。一张纸条,“小鬼”走上革命道路
占领了营盘岭,一直带着康明德的解放军军官指着最结实的一个碉堡问他:“小鬼,知道这是什么不?这是他们的指挥所,用美国水泥造的,炸都炸不烂!”说完便爽朗地笑了。土木的、砖混的后来都被拆了,只有这几座碉堡,因为它的顽固而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
打扫完营盘岭战场,康明德拉上自家的骡子,帮解放军往山下驮运物资。在路上,解放军军官写给他一张纸条,让他以后交给地方干部。后来有人告诉他,给他纸条的人是六军军长罗元发,但最终也无从落实。
“当时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也没敢打开看”。后来,清扫战场的几名解放军住进康明德家里,聊天的时候,他偶然想起了纸条,一名同志看完后告诉他:这说明你参加了革命,以后可以拿着这张纸条参加工作。
8月30日,第一野战军举行了雄伟的入城仪式,城内7万群众集会,热烈庆祝兰州解放。康明德接到通知,带了山上村落的4个青年进城,参加庆祝大会。
“台下全是人,张宗逊副司令员在台上讲话,台下掌声和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我当时也很激动,到现在还记得他讲的一段话:‘摧毁伪保甲,建立乡政权,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康明德回忆说。
兰州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康明德的人生之路也与所有兰州人一样,发生了根本转折。1949年9月3日,地方干部到任,康明德把纸条交给了“老九区”(辖皋兰山、阿干镇一带)宣传科科长魏群。康明德被委任为乡政权筹备委员会财粮委员会委员,负责为解放军拉运粮草物资。乡政府正式成立后,他被推举为副乡长兼文书。
后来,魏群送给他一本 《为人民服务》。康明德说他越看越明白,越看越懂得许多革命道理,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为人民、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了一生。直到1992年,康明德才从兰州市城关区林业局党总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直到现在。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7 12:36:17 +0800 CST  
7、解放大西北
兰州解放,青马灭亡以后,大片新解放区需要巩固,要清剿残敌,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支援战争。野司决定第一军留青海,第七军留天水,第六十二军留临夏、民和地区,第四军的十二师留兰州,以三个军又一个师担任工作队的任务。另外,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第二兵团和第一兵团的第二军进军河西走廊。
1949年9月14日,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攻占中宁。六十三军在16日于中卫城对岸的常乐堡歼敌两个团,敌八十一军军长马停清于18日在中卫接受我军和平条件,宣布起义,改编为解放军独立第二军。我军进展神速宁马总指挥马鸿逮的儿子马敦静在19日乘飞机逃走。
敌一二八军军长芦忠良在23日作为“全权代表”,代表敌八十一军,十一军和贺兰军,到中卫签字投降。但是敌军指挥大灵,部队一哄而散,四处抢劫不可收拾。卢忠良也不敢回部队,贺兰军军长乘黑夜逃到我们的部队,要求保护。当天银川派来汽车接我们一个团进城维持秩序,第十九兵团随后进入银川,宁马也宣告覆灭了。
第一兵团第二军和第二兵团向西追歼敌军。第二军由西宁出发,越过祁连山,攻古张掖(甘州)歼敌一二○军二四五师,敌九十一军的几个团先后投降。第一、二兵团部队在张掖会师,24日,逃到河西走廊的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和敌九十一军、一二○军残部,在我军争取下,在酒泉宣布起义。这时,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鲍尔汉认清了形势,经过我党我军的争取在25日和26日先后通电起义。驻新疆的六万多国民党部队官兵选择了北平方式,走和平改编的道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典礼。西北野战军领导和部分指战员在兰州也集会庆祝,大家的心情都无比兴奋,当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许多同志都激动得流下热泪。在中国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斗了二十八年,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无数先烈舍生忘死,英勇战斗,洒热血,抛头颅所换来的。我们在西北战场的胜利,使西北各族人民从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下获得解放,从此生活在人民共和国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10月4日,彭德怀司令员从兰州乘汽车出发,6日抵酒泉。他和陶峙岳、包尔汉以及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屈武会谈新疆起义部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等问题。新疆和平解放需要我们迅速进军,改编起义部队,维持社会治安。后勤部门积极组织进军的工具和大量物资,沿途设休息站和补给站。中央军委调给西北四十架苏联航空公司支援的里尔型运输机,还有华东两个汽车团、华北一个汽车团,加上西北的汽车共五百多辆,除一部分入疆以外,其余担任西安和兰州之间的运输。王震同志率第一兵团指挥部和第二军、第六军,通过空运、步行、汽车运输,迅速进入新疆,使和平解放新疆的一系列工作很快完成。
新疆解放以后,西北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但是在陇南、陕南还有胡宗南残部。这时,胡宗南仍作垂死挣扎,组织了川陕甘边绥署,收抬了五个兵团十九个军的番号,约三十万残兵败将,分布在四川、西康两省和陇南、陕南等地。胡宗南准备从西康、云南逃出国境,在边境依附帝国主义长期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第二野战军从贵州入川,迅速切断胡宗南的退路,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拨归第二野战军建制向西南进军,南北夹攻,争取把胡宗南残部歼灭在成都盆地。另外,一野的第七军和第十九军在11月25日起配合十八兵团入川作战,向盘踞在陇南、陕南的敌人发起进攻。
当我各路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发起进攻时,敌军主力已先行逃走,陕南我军迅速解放岚皋、安康、汉阴、凤县、石泉、紫阳、留坝、西乡、宁陕、城固、洋县、沔(勉)县等地,12月6日第十九军和十八兵团在汉中会师。陇南我军在解放徽县、成县、西和之后,敌王治歧、蒋云台率领第一一九军在武都起义,第七军解放了武都。第十九军在大巴山地区追歼了王凌云率领的敌新编第四、第五、第八军残部六千余人。到此,西北全境获得解放。

楼主 碧薇萍  发布于 2017-10-17 16:02:07 +0800 CST  

楼主:碧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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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10-12 15:51:06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3-11 15:23:06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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