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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记载被宋人叶梦得《避暑漫抄》、元人宋无《啽呓集》、明人毛先舒《南唐拾遗记》和清潘永因《宋稗类钞》笔记等照搬引用。

如果说上述记载还不够详细的话，下面这些堪称细致入微，读之让人身临其境：
明代人沈德符著有笔记小说《万历野获篇》，其中《果报•胜国之女致祸》有如下记载：

“偶于友人处，见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注：熙陵是宋太宗的陵号，此处代职指赵光义），太宗头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器具甚伟；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盖后为周宗幼女，即野史所云：每从诸夫人入禁中，辄留数日不出，其出时必詈辱后主，后主宛转避之。……此图后题跋颇多，但记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云：‘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

同为明代人的姚士麟所著《见只编》也有类似记载：

“余尝见吾盐名手张纪临元人《宋太宗强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两足穿红袜，袜仅至半胫耳。裸身凭五侍女，两人承腋，两人承股，一人拥背后，身在空际。太宗以身当后。后闭目转头，以手拒太宗颊。”

令人惊讶的是，当我将“熙陵幸小周后”录入百度后，居然发现一张据说是《熙陵幸小周后图》的春宫画，在此贴出来以飨读者。

在很多人看来，有这“三书一图”作证据，宋太宗强幸小周后的嫌疑完全可以落实。

实际上，这些所谓证据之荒谬，完全不足为信。

首先看王銍《默记》记载的真伪性。

据《宋史•艺文志》有“徐铉、汤悦《江南录》十卷、龙衮《江南野史》二十卷”，可见龙衮所著并非《江南录》而是《江南野史》，且王铚所引《江南录》是有删改润色的版本（“删润稍有伦贯者”），而“删润本”不足为信。

南唐旧臣郑文宝就认为《江南录》一书“事多遗落、无年可编，笔削之际、不无高下，当时好事者往往少之”（显然是指“删润本”的《江南录》），在他所撰《江表志》、《南唐近事》二书中亦找不到“小周后骂后主”的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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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郑文宝《江南录》“删润”前的原书，因早已散佚，遂无从查证。在这种情况下，王铚《默记》所引《江南录》有两种可能：

1、第一种可能，王铚所引《江南录》实为徐铉、汤悦版本的《江南录》。徐铉和汤悦均为南唐旧臣，两人编修的《江南录》原书名《江表事迹》，系赵光义亲自下达的修书任务。以常理推断，赵光义强幸小周后、小周后哭骂李煜这类黑段子，断然不会出自此书。

2、另一种可能，王铚所引《江南录》，实为龙衮《江南野史》之误。《江南野史》卷三确有小周后入宫争宠逸事，但并无赵光义强幸小周后的任何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江南野史》有语云“初从谦奉使宫口，质而不返其妃每哭诣，后主无以计，每闻使至，必避之而已” 。

这段话大概意思是说李从谦（李煜之弟）奉召到汴京朝贡，被宋廷留作人质不能返回，他的妻子每次都哭着来见李煜要人，李煜没办法，只好避开不与她相见。

《江南野史》这段记载与《默记》所载“小周后骂后主”（“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的情节极为相似，很可能是后世好事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篡改。

另外一项证据是，依据徐铉、汤悦《江南录》为基本线索而成书的马令《南唐书》和陆游《南唐书》均未谈及“小周后骂李后主”的内容，反而有内容相反的记载：

马令《南唐书•女宪传》：“后主继室周氏（指小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静。”

陆游《南唐书•后妃诸王列传》：“太平兴国三年，后主（指李煜）殂，后（指小周后）悲哀不自胜，亦卒。”

试想一个“神采端静”的佳人怎么会像泼妇一样“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如果小周后真的感情破裂，经常大骂李后主又为何在李煜病卒之后“悲哀不自胜，亦卒”？

接下来，我们来看沈德符《野获篇》、姚士麟的小说《见只编》以及各自记载《熙陵幸小周后图》、《宋太宗强幸小周后粉本》（以下均简称《熙陵图》）的真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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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稍微冷静一下，就可以发现网上流传的《熙陵图》明显驴唇不对马嘴，里面的男主角是五官端正的“美冉公”而非“面黔色而体肥”的“黑胖子”，从双方的表情和姿态看更像是你情我愿，情意正浓，旁边还有人偷窥，这跟沈德符、姚士麟描述的“数宫人抱持”、“蹙额不能胜之状”、“以手拒太宗颊”完全相反，只是后世好事之人用一幅不知名的春宫图附会“熙陵强幸小周后”的故事而已。

现有资料研究表明，《熙陵图》的创作时间只能追溯到元代，绝不可能像网上流传所说“由太宗时期的宫廷画家所作，在宋真宗即位之后，该画问世”。

从时间和逻辑关系来看，应该是先有宋代《默记》关于“小周后入宫”不清不楚的记载，再有元人根据这段记载，发挥丰富想象力意淫出来《熙陵图》这幅春宫图，加上元人冯海粟的题诗，后来再有明朝沈德符、姚士麟两人观摩《熙陵图》并留下详细的文字记载，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断。

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发现“宋太宗强幸小周后”一事从北宋到明清的数百年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略到详细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无中生有的虚构、道听途说的捏造、毫无节操的诬陷。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艳情小说从元朝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经高度繁荣，各种历史话题被改编成色情小说，绘成少儿不宜的春宫画且十分流行，小周后这样的话题自然很受出版商和广大读者欢迎。

沈德符、姚士麟两人恰恰生活在明朝万历、天启年间，他们得以目睹时人意淫出来的春宫画《熙陵图》并留下记载是件很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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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讲，即便沈、姚两人记载完全属实，我们最多只能得《熙陵图》确实存在的结论，至于这幅图的内容是否属实无法验证。何况绘画是艺术创作，又不是真人照片，怎么能作为强奸罪的证据呢？

好比有网友PS了一幅“黑社会大哥强幸某女明星图”，我们就能据此断定此事确实发生了吗？如果简单相信“有图有真相”的话，岂不是犯了跟当年李煜枉杀名将林肇庆一样的错误？

时至如今，由于新媒体的发达，赵光义强幸小周后的故事更是大行其道，有些所谓专家也成了不负责任的大喇叭，给赵光义乱扣变态强奸犯的帽子，而喜欢猎奇猎艳的心理决定了大多数人宁愿相信不合情理、情节离奇的野史神剧，也不愿意去看理性分析、严肃考证的文章。

反正你赵光义的黑点已经很多，也不在乎再背上强奸小周后、毒杀李后主这种让人唾弃的罪名了。

但历史毕竟是历史，神剧毕竟是神剧，我们现在可以郑重宣布：

赵光义强奸小周后一事证据严重不足，纯属恶意诬陷，强奸罪名不成立！

赵光义同志你可以安心地躺回棺材里了。

@杠开甩本 10373楼 2016-05-01 01:16:00
祝楼主和各位朋友劳动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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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感谢兄弟长期以来的支持！祝愿所有支持楼主的朋友们五一节快乐！劳动最光荣！【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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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一鼓作气向幽云

对赵光义而言，小周后、李后主都是匆匆过客，根本不足挂齿，真正让他关心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契丹。

自从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云十六州就成了中原政权永远的痛，收取幽云、恢复故土成为历代中原皇帝的终极梦想，至于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付诸行动、有没有取得成功则另当别论。

幽云十六州亦称燕云十六州，是对以幽州（今北京）和云州（今山西大同）为中心的十六个州的统称，包括幽州（今北京）、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西南）。

十六州中的瀛州、莫州在后周世宗时被收复，并在此后直至北宋灭亡前始终为中原政权占据，北宋常说的“恢复燕云”实际是指“幽云十四州”，“十六州”只是沿袭习惯称呼而已。

以地理位置看，幽云十六州基本分布在今天的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具体地名及位置如图所示：




从图上可以清晰看出，幽云十六州中的十四个州连绵分布在长城南侧（瀛、莫二州还深入到河北平原），与长城防线唇齿相依，形成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屏障。

一旦失去这道屏障，游牧民族骑兵将成为中原噩梦，他们可以毫无阻力地顺势南下，深入河北平原腹地，甚至直抵中原，饮马黄河，直接威胁中原政权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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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云十六州的这种战略地位源自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是作为其腹地的河北、山西地区独特的地理形势，特别是河北。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它南面中原，东临大海，西侧的太行山脉绵延南北，北部的燕山山脉横亘东西，与河口、山西毗邻相接的内蒙古高原历来为北方游牧民族驰骋之地。

古代野战中，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对中原政权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无疑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平原的地形更有利于骑兵发挥机动和速度优势，它们纵横驰骋，往来奔袭，具备强大的冲击能力，打不过还可以拍马逃跑，步兵很难追击。

相对山西复杂险峻的地势，河北是典型的北高南低，除了北部的燕山山脉这道天然屏障，中南部都是一望无垠、平坦开阔的平原，因此河北便成为游牧民族骑兵南下扰掠中原的主要方向。

在这种背景下，以燕山山脉为主要险阻，以幽州（亦称燕京，今北京）为中心的幽燕地区（今河北北部）的地位不言而喻，它最重要的意义是阻挡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

《读史方舆纪要》称幽燕“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巨势强形，号称天府”，燕京“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

正由于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朝历代都对幽燕地区的经营极为重视。秦汉经营渔阳（今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南 ）、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隋唐经营范阳（今北京）、平卢（今河北卢龙），明代经营宣府（今河北宣化）、蓟镇（今天津蓟县），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阻，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

上述朝代均亡于内乱而非外敌的结果也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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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王朝均曾面临强大的游牧势力威胁（秦汉之于匈奴，隋唐之于突厥，明之于蒙古、满族，其中又以明最为典型），最终却没有被游牧民族灭亡，而皆亡于内部的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或其他势力篡夺，这也有力证明，在占据幽燕，经营好这一战略要地的情况下，北方游牧民族是绝难以武力手段倾覆中原政权的。

幽燕地区的防线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长城和燕山山脉诸关隘。

游牧民族的大规模骑兵要直接翻山越岭是不现实的，他们越过燕山险阻的主要途径是河流穿切山脉形成的交通孔道，扼守这些交通孔道的正是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长城诸关隘，这一层次属于外围防御，也属于主动防御。

若外围防御被突破，坚守幽州犹可作第二层次的防御，幽州不下，幽燕地区的控制权便不会易手，游牧民族骑兵即便进入河北，由于缺乏稳固基地和粮草供应，也难以长期立足，更遑论南下中原。

如果游牧民族既突破燕山险要，又攻占河北北部重心幽州，便已在河北站稳足跟，中原政权就只能在河北中部的河间、真定一线作被动的防御。若连这一线也守不住，便可谓大势已去，只能准备被人灭国或夹起尾巴仓皇南逃了。

从唐末五代开始，渐次兴起的塞外游牧民族都深知幽云地区的重要，幽州更是攻守双方争夺的焦点，它的得失将直接决定双方的命运。

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势力都以幽州作为侵入中原的桥头堡和突破口，而在攻克幽州，占据河北后又选择定都在幽州或将其作为陪都，此前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这种战略意识。

契丹对幽州觊觎已久，皇一代耶律阿保机、皇二代耶律德光都曾趁五代内乱多次出兵争夺幽州，但即便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斗的后梁、后唐也没让契丹占到便宜，中原军队在与契丹骑兵的历次交锋中胜多负少，契丹虽数度突入塞内，扰掠河北，却未能在河北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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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代汉奸石敬瑭的横空出世让形势瞬间逆转，为夺幽州损兵折将的耶律德光想不到天上居然真的掉了馅饼，而且一掉就是十六个，包括自己梦寐以求的幽州这个超级大馅饼。

石敬瑭的可恶之处在于，他把幽云十六州拱手相让，不仅使得千余里长城防线成为契丹境内的摆设，还把长城南侧诸多扼守军事要道的关隘险要一并赠送给对方。

契丹控制了长城，占据了幽云，就在与中原政权的对抗中占据了战略优势，他们进可攻，退可守，随时可以长驱深入，直捣中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契丹人说了：有幽州就是这么任性！

后晋出帝石重贵因为对契丹不服气，惹得“干爷爷”耶律德光不高兴，直接拍马杀到汴京，灭了这个不听话的“干孙子”，如果不是他据有幽州，恐怕来的没有这么容易。

后汉、后周自知处于战略劣势，都对契丹保持守势，还好契丹适逢内乱没有再度南侵，直到柴荣时才试图取回幽州却出师未捷。

宋金会盟灭辽，北宋从金人手中取得幽州却旋得旋失，金军数次从幽州出兵南侵中原，终于攻入汴京，灭亡北宋。

蒙古攻金，金人固守中都（即幽州），蒙古只得退兵。可惜金人自出昏招，弃中都南迁汴京，蒙古遂克中都，据有河北，进逼河南，最终与南宋联合灭金。

明朝时蒙古瓦刺部也先率军侵入河北，在土木堡破明军、俘明帝，大掠河北，直逼北京，却未能克城，最终只得撤兵而去。

后金（清）军五度迂回入边，但既未打通辽西走廊，也未能攻破北京，故未能在河北站稳足跟，待吴三桂举山海关降清，李自成弃北京而走，清军才捡漏入京，占据河北，南定中原。

由此可见，从军事战略角度看，幽州是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最大的障碍，也是他们进一步侵掠中原的重要桥头堡，游牧民族政权兴盛之时，欲征服中原乃至统一天下，必以先得幽州为要，但即便没有幽州，亦不足以威胁他们的基本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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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看，失去幽州的中原政权情况要悲催的多，地处平原地带的他们几乎处在屏障尽撤、无险可守的境地，完全敞露在北方铁骑的攻击下，只能勉力维持现有防线，北上重夺幽州的难度极大。

宋朝更可怜了，从诞生那天起它已然失去燕山和幽州这两道重要屏障，自家的北大门完全对外敞开，更是要先后面对辽、金、元三个强大游牧民族政权的轮番进攻，在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只能欲哭无泪，高唱一曲《东京欢迎你》：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直到南宋偏安半壁江山时，有识之士仍对幽云十六州念念不忘，吕中曾说：“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

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失去幽云导致的先天性战略劣势，或许一切都会与历史不同，靖康之耻也不会发生。

当然，造成两宋三百余年外患不断、边防紧张局面的原因绝不仅战略劣势一端，但幽云十六州的缺失绝对是重要因素之一，石敬瑭目光短浅的“一时冲动”埋下了百年恶果，历史罪人当之无愧。

现在大家可以理解失去幽云十六州对宋朝意味什么了吧？也可以理解为何北宋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都把恢复幽云作为毕生志愿了吧？

想想自家北面时刻有恶狼窥伺，虎视眈眈，却没有牢固的防御门户，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都应有芒刺在背的危机感。

可惜终宋一朝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军事手段，都没能把十六州彻底收回。

有人据此认定这是宋朝重文轻武、皇帝军事无能、军队战斗力差的直接证明，假若换做其他强盛朝代（比如汉、唐、明）肯定能夺回；

有人则认为宋朝失去屏障在先，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国防压力大，换做任何一个朝代、一支军队都极难使用武力强行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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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个假设是否成立是无法用史实印证的，但失去幽云对任何一个王朝的影响都是极重大的，这在历史界、军事界已经达成共识，也在上述辽、金、元、明、清诸朝战史中得到完美印证。

试想如果汉、隋、唐、明这四大王朝均定都在中原，而北方的幽云十六州掌控在既拥有强大骑兵，又占据燕山关塞、长城险要，不但擅长骑兵奔袭，又擅长防守城池的游牧民族政权手中，他们又将面对何等的国防压力？

这就好比在一场战役中，双方还没开打，一方就已经抢占了所有制高点，另一方的被动可想而知。

对中原政权来讲，幽州一日不复，北部边境就得不到真正的稳定安宁，契丹将永远是一道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阴影。

正因为这种被动，所以才要行动，才要力争变被动为主动，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幽州。

当年耶律德光率兵攻破后晋都城汴京时，年方二十的赵匡胤正在城内，亲身经历的浩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北宋建立后，作为中原政权的皇帝，无论是从统一大业、国防战略上，还是从民族大义、个人感情上，恢复燕云、拱卫中原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确定把契丹这个最强大的敌人放在最后，这就决定了在搞定全部割据政权前，大宋是不应该也不适宜与契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因此赵匡胤在位十七年间，除因攻打北汉引起的救援战，双方基本维持互不侵犯状态。

暂不开战不表示不作战备，赵匡胤早已未雨绸缪，积极谋划，他专门建立了封桩库，用于积存每年的财政盈余，打算蓄满三五百万后，通过外交手段与契丹交涉，索还燕云的土地与民众。

倘若契丹同意，这些款项就作为赎金，否则就散尽库钱，招募勇士，武力攻取。

幽默的赵匡胤他还算了一笔账：二十匹绢的价钱换一个辽兵的首级，辽朝号称有十万精兵，用二百万匹绢也就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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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很清楚，契丹不是后蜀、南汉这样的软柿子，也不是汉唐时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游牧匪徒，攻取幽云必须审慎决策，从长计议，绝不是高喊口号、大举发兵就能解决的。

但他想不到的是，自己“先易后难、金钱赎买”的规划，到后来竟被人认定是懦夫之举，认为他错失收复燕云的最好时机。

在批判者看来，宋初的契丹正处于“睡王”耶律阮的暴虐统治下，人心浮动，朝政不修，是收复燕云的最好时机，赵匡胤和赵普这对胆小鬼明明是欺软怕硬，还搞出来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名堂做挡箭牌，纯粹是坐失良机，难辞其咎。

“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无需多说，单说“金钱赎买”这件事，批评者属于典型的“选择性失明”。

兵法素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也”之说，古今中外，打仗归根到底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代价最大、不得已为之的手段。

倘若不打仗就能达到目标，又何必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呢？就收复失地而言，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不乏其例。

何况赵匡胤不是赵构和秦桧，不会为了所谓“和平”割地弃土，自毁长城，他没有把金钱赎买当作收复幽燕的惟一手段，买卖不成就把赎金当军费，打仗之前尝试一下外交斡旋，又有何不可呢？

真正的战争无比的残酷，但在后人看来，收复燕云可能就是拍拍脑袋、动动嘴，指挥军队勇往直前那么简单。

刚刚攻克太原的赵光义应该知道战争的艰难，但在拿下北汉后，他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反而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挥师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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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刚刚攻克太原，士气空前高涨，理应乘机进军，一举收复幽州，所谓“挟战胜之余威，取燕云之故地”。

先打北汉，后打契丹，倒是符合“先易后难”的精神，可这一先一后的时间相隔未免太短，而且他似乎忽略了强弩之末的道理。

攻打北汉的战斗从正月持续到五月，战况之惨烈赵光义亲身所历，即便机器军团也要休息保养一番再做打算，何况是血肉之躯、师劳饷乏的宋军，要面对的又是一个比北汉更强大的对手。

这就好比在世界杯足球赛中，阿根廷队刚刚经过加时苦战力克跑不死的韩国队，没有经过休息就要立刻迎战以逸待劳的巴西队，饶是梅西、迪玛利亚们再猛在精疲力倦时恐怕也得脚软心虚。

但赵光义等不及了，攻灭北汉的胜利，阻击契丹援军的成功，彻底激发了他的自信和好胜心，眼前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可以让他完成一个柴荣、赵匡胤都不曾完成的千秋功业，真正名垂青史。

在如此巨大的诱惑面前，哪怕冒险也值得一搏。

大家都明白赵光义的心思，也知道与契丹开战的风险，虽说不敢给头脑发热的皇帝泼冷水，但大多都保持沉默，不置可否。

关键时刻，时任殿前都虞候的崔翰突然跳出来，给皇帝大人投了一张宝贵的赞成票：

“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

鬼都知道幽州不好打，崔翰却喊出“取之甚易”的口号，大家恨不得用眼神杀死这个不识相的家伙。

赵光义闻言大喜，对他来说，只要有一个人支持就够了。

他当即下达命令：整顿军队，直取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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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二日，宋军自太原诸路并进，越过太行山向东集结。

五月二十九日，宋军抵达镇州（今河北正定），进入河北平原。

宋军诸路集结速度很快，但也出现一些部队比较拖拉，没能按时到位的现象，让赵光义十分恼火，他准备杀一儆百，杀人立威，还好马步军都军头赵延溥及时劝阻，才打消了砍人的念头。

这看似是件小事，却传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大战在即，军队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直接表现就是纪律的松弛。

赵光义或许察觉到这一点，他派人到北岳恒山祭祀，还亲自作了一首《悲陷蕃民诗》，表达了对沦陷于契丹统治之下百姓深切的悲愤和同情，希望借此激发全军将士“解民于倒悬”的战斗激情。

管理学原理告诉我们，精神激励一般只在物质需求被满足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激励一定要及时，否则就会失去时效性。

宋军现在需要的不是国家危亡、民族大义、救民水火这类精神激励，而是充足的休息和及时的物质奖励。

打了胜仗发赏钱，休息好了继续打，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不然大家上战场拼命到底图个啥？

赵光义却坚决表示，暂不发放北汉项目的奖金，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拿下幽州之后一块兑现。

这下大家不高兴了，一码归一码，万一幽州打不下来，是不是连太原的奖金也没影了？还是拿到一笔算一笔，心里也踏实。

可皇帝硬是拖欠不发，大家也拿他没辙，只敢在心里骂娘。

更要命的是，赵光义本人的表现也出现纰漏。

太原城破后，刘继元把后宫女眷献给宋军充当军妓，赵光义照单全收，自己留下质量最高的，把其他人分赐给高级将领，这些将领不但一一笑纳，还带着女眷随军而行，干一些少儿不宜之事。

这事儿放在平时很正常，可现在是非常时期，经历苦战的十万将士奖金一分钱没发，作为统帅的皇帝和将领却左拥右抱，你们吃肉，我们连汤都捞不着，这让士兵们心理如何平衡？

基于这种不满，一些自律能力差的士兵摇身一变成了土匪强盗，开始在太原城附近打劫百姓，强抢民女，搞得一片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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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义得知此事后，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迅速采取措施控制住事态发展，但这件事却反映出很多宋军将士的心思已不在打仗上，给即将开打的幽州之战笼罩了一层阴影。

没事没事，这只是个别现象，无关大局，我们一定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幽州！面对前方的征途，赵光义坚定地告诉自己。

战事进程似乎验证了赵光义的自信。

六月十三日，他从镇州（今河北正定）亲自督军北上，十九日就抵达东易州（当时宋辽各有一个易州，辽的易州被称为东易州，即岐沟关），占领东南方向的金台驿，这已经是契丹的地盘了。

宋军没有多事停留，立即向纵深推进，作为宋军先锋的日骑东西班在刘仁蕴、孔守正指挥下，于十九日半夜抵达岐沟关外，契丹守将刘禹未作抵抗就直接投降，宋军不费吹灰之力取得岐沟关。

孔守正将岐沟关交给后续部队，随即率部和傅潜所部汇合直趋涿州（今河北涿县），轻松击败契丹军队，生擒五百余人，涿州易手。

至此，幽州南面最重要的两个外围据点落入宋军手中。

六月二十三日，宋军主力进抵幽州（今北京）城下，赵光义驻跸于宝光寺，建立起前敌指挥部，幽州之战正式开始。

从镇州到幽州的行军，宋军只用了十天时间，速度不可谓不快。

但对手的反应也不慢，契丹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乙室王耶律撒合、统军使萧讨古等统率三路兵马日夜兼程，早于宋军抵达幽州，他们驻扎在城北的沙河一线，正好与宋军巡城先锋傅潜、孔守正部遭遇。

耶律奚底见宋军兵锋极盛，准备暂避锋芒，待援军齐集后再应战，但宋军岂能轻易放过这次热身机会？赵光义意气风发，披挂齐整，亲自指挥大军一拥而上，发动攻击。

契丹骑兵一向以勇猛著称，但对上刚刚灭了北汉的数万大军仍是招架不住，开始向北方败退，赵光义抓住机会，继续挥师猛攻，契丹均在混战中被斩首千余级，生擒五百，看似败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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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有组织的撤退就要演变成一场溃败，一个人的及时出现挽救了契丹的“赛点”，这位救火队员是耶律斜轸。

耶律斜轸在白马岭一战遭遇败绩后，率军撤到幽州附近的得胜口（今北京昌平），兵力一万有余。

耶律斜轸吃过宋军的亏，知道对方不可小觑，因此在得知双方在沙河交锋时，他没有盲目赶去参战，而是顿兵固守，等友军败退而来时，他命人树起青帜，做出收拢败兵的姿态，吸引宋军主力视线，然后突出奇兵，袭击宋军后方。

契丹的突袭没造成多大伤亡，却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阵型一时发生混乱，耶律斜轸趁机整顿兵马，向宋军发起反击，将战线逼至幽州城北仅二十里的清沙河（今北京城北二十里）沿线。

这个时候，赵光义做出了一个判断——对方兵力只够自保，无力造成实质性威胁，用不着太过留意，于是他只派一部兵马与之沿河对峙，防止他们靠近幽州，自己则率主力返回城下，着手部署攻城事宜。

赵光义的打算是先不管援军，只求把他们堵在外围进不来，然后把主要兵力放在攻城上，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攻下城池，届时管你有多少兵马来救也无济于事。

六月二十五日，在赵光义的亲自部署下，宋军诸将开始攻城。

定国节度使宋偓攻南面，河阳节度使崔彦进攻北面，彰信节度使刘遇攻东面，定武节度使孟玄喆攻西面，桂州观察使曹翰、洮州观察使米信屯兵于幽州城东南角，作为预备部队，以备接应四方。

有了前几次强攻太原的经验，宋军对围城打援战术已经驾轻就熟，对龟缩不出之类的招数也屡见不鲜，只要我把你四面围定，挡住外围援军，就算饿也能把你饿到头昏眼花，最后还得乖乖投降。

饶是你幽州城墙坚固，总也强不过太原这个出了名的臭又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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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义自信心爆棚，亲临前线指挥，各方面军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主力分成几个梯队轮番进攻，围着幽州城一阵狂轰滥炸。

六月二十六日，赵光义再次移驾城北，亲自督军进攻清沙河一线的契丹援军。

双方激战一日，契丹损失惨重，耶律斜轸只得率部后撤数十余里，但仍然凭险坚守防线，没有放弃对幽州城的声援。

在宋军的强大攻势下，契丹似乎也被吓怕了，幽州周边州府及治下诸县大小官吏纷纷率众来降，百姓对宋军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自发组织起来“以牛酒迎犒王师”，甚至连契丹的精锐骑兵部队——铁林军也摄于声势选择“弃暗投明”，主动投奔宋军——虽说只有几十个人，但说明我大宋铁军的号召力还是很强大滴。

对战事进展，赵光义十分满意。

在他看来，天时、地利、人和，诸多优势尽在我手，何愁强敌不灭，幽州不复？

然而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却发生了极大的转折，赵光义不但高估了宋军的攻坚能力，低估了幽州契丹守军的战斗力，更低估了契丹帝国保卫幽州的决心。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三个真正的勇士毅然站了出来，挽狂澜于既倒，他们的出现将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第一个关键人物是耶律斜轸。

宋军没有彻底击溃耶律斜轸是一大失误。

对耶律斜轸来说，幽州不是太原，被打败后可以甩手不管，幽州是契丹帝国的南京，整个南方地区的统治中心，对契丹的重要性更甚于宋朝，只要留有一口气在，他就不会也不敢放弃，他率部占据有利地形，竖起旗帜，燃起篝火，一直窥伺着攻城宋军的一举一动，准备寻觅战机出击。

在围城战役中，友军援助是极为重要的力量，即便是援军被阻于城外，哪怕只是友军遥相呼应，也能给城内守军保留最后一丝希望，如果城内守将再能做到沉着镇静，调度有方，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任何一座城池都可能成为最难攻克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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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此时的幽州城内就有一位出色的将帅，他比顽强的刘继元厉害百倍，也是扭转战局的第二个关键人物——韩德让。

契丹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人始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的汉人圈有声名赫赫的两大韩氏家族，其中一支是以韩延徽为首的安次韩氏（今河北廊坊），另外一支是以韩知古为首的玉田韩氏（今属天津），韩德让就是玉田韩氏家族中最杰出的人物。

相比后来的辉煌，玉田韩氏的家世出身低的可怜。

大辽天赞二年（922年），耶律阿保机带兵攻占蓟州（今天津蓟县），随军的契丹贵族大肆俘虏百姓（这种劫掠人口现象在游牧民族战争中十分常见，是他们补充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其中蓟州司马韩融六岁的儿子被大将述律欲稳所俘，带回契丹成为述律家族的家奴。

被俘的这个男孩名叫韩知古，他就是韩德让的祖父。

从朝廷官员的公子到异族的俘虏，命运转变是如此突然，自小为俘，一世为奴，这似乎就是韩知古的宿命。

述律欲稳是回鹘族述律部人，他的妹妹正是后来成为辽太祖淳钦皇后的述律平，述律平嫁给耶律阿保机时，韩知古被作为“嫁妆”（术语叫“媵臣”，意为随嫁的臣仆）一起到了契丹。

史书没有记载韩知古的具体成长经历，只知道他后来娶了一名奚族女子，先后生育了包括韩匡嗣、韩匡美在内的十一个儿子。

《辽史》记载韩知古“善谋有识量”，却“负其有，怏怏不得志”，始终未获重用（这可能与他的家奴身份有关），后来这匹位自认无人赏识的千里马毅然选择出逃，四处打短工维持生活，直到有一天，他的命运因为自己的儿子被改变。

韩匡嗣，字昌世，韩知古第三子，生于辽神册二年（917年），因精通医术曾在淳钦皇后的长宁宫当值，述律平对他十分宠爱，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正是靠着韩匡嗣的推荐和述律平的关系，韩知古得到了被耶律阿保机召见的机会。

经过短暂的交谈，阿保机断定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韩知古咸鱼翻身，一下子成为了阿保机的重要谋臣，他发挥自己熟悉汉制的专长，帮助阿保机制定礼仪章制，又随军建立战功，不断获得提拔重用，最终官至中书令，名列辽太祖二十一名开国佐命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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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匡嗣的成长比父亲韩知古顺利的多，医官出身的他本就受到淳钦皇后恩宠，同时又跟当时尚在藩邸的辽景宗关系密切，后来他参与拥戴辽景宗即位有功，深受景宗器重，一路加官进爵，拜南京留守、摄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封燕王，全面超越父亲韩知古。

虽说身在异国他乡，入了契丹国籍，但家仆出身的父子两人能混到这一步，也算是契丹境内汉裔人士的成功典型，足可光耀门楣。

但玉田韩氏辉煌的顶点并不是他俩，而是韩氏第三代韩德让。

韩德让出生于契丹会同四年（941年），他谨慎稳重，智略过人，深明治国之道，加上前两代打下的良好基础，仕途异常顺利，先后担任东头承奉官、枢密院通事、上京皇城使，遥授彰武军节度使。

辽景宗自幼体弱多病，他在位期间实际由皇后萧燕燕代理国政，军国大事决于皇后一人之手（这是一个翻版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故事），所有人都相信韩德让的进步跟萧皇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后来的历史事实将证明，决定一个人最终成就的因素中，关系背景固然是一方面，真才实学却更为重要。

乾亨元年（979年），韩德让代其父韩匡嗣任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留守、权知京事，同年七月又代父任南京（幽州）留守，父子俩先后相继担任两京留守，一时传为佳话。

春风得意的韩德让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坐在最危险的位置上，就在他到幽州后仅两个月，宋军主力抵达城下，大败耶律奚底、耶律撒合和统军使萧讨古所部军队。

敌军围城，友军大败，城外攻势不绝，城内人心惶惶，这就是韩德让面临的形势。

作为幽州城内的最高指挥官，韩德让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是一个真正证明自己的机会。

作为被围的一方，韩德让的处境十分被动，但他没有畏惧，自己手上还是有几幅牌可以打的。

一是眼下这座幽州城池方圆二十六里，城高三丈，城宽一丈五，坚固程度不亚于太原；

二是城内常驻有羽林军、神武、控鹤、骁武等军约一万八千骑，契丹、奚、渤海等各族军队数万人；

三是城内人口三十余万，其中的青壮年劳力随时可以上阵御敌，平时储备的粮草也足够支持数年。

除了这三条，契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优势——军事动员能力极强，分布在全国各处的诸路兵力可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并发挥骑兵机动优势快速增援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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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幽州守军能拼死守住城池不破，援军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开来，一旦战局陷入僵持，不利因素将转移到攻城一方——粮草和士气是宋军的——最大隐患，赵光义没打算打持久战。

手握这几张牌，韩德让谨慎稳重的性格特点得到充分体现，宋军里三层外三层把幽州围了个水泄不通，弓弩、石砲轻重火力一齐开火，云梯、擂木、垒土各种攻城战术轮番上阵，他都冷静应对，亲自登上城头部署兵力，没日没夜在一线督战，将对方攻势一一化解。

就在攻城战陷入胶着，韩德让一人在城内苦苦支撑时，一名叫耶律学古的契丹将领出现了，他率一支援军窥准宋军阵形的空隙大胆突进，竟一举进入幽州城内，契丹又添一名生力军。

耶律学古是一名难得的文武全才，他博学强记，熟谙兵法，足以充当韩德让的得力助手，两人齐心协力，共谋御策，安抚军民，昼夜不敢松懈，城内守军士气大为鼓舞，力保城池不失。

饶是如此，幽州城还是面临数次危机，险些被宋军偷袭得手。

六月三十日夜，宋军三百死士乘守军不备，借夜色冒死登城，眼看就要缒入城内，还好被耶律学古发现，率军力战退敌。

高墙翻不过，我就挖地道，宋军又发明新点子，试图借地面攻势掩护从地下隧道秘密潜入城内，可谓无所不用。

但这一奇招又被警惕性极高的韩德让发现并迅速引水堵塞，宋军再次功败垂成。

城内的韩德让固然被难熬，但最难熬的还是城外的赵光义。

攻城攻不破，打援打不垮，宋军拥有人数上的优势，却处于更危险的境地，赵光义开始意识到，自己最大的敌人似乎不是契丹军队，而是难以抵抗的疲惫。

从太原城下的连续激战，到移师幽州的千里行军，再到幽州城下的十几天围攻，算起来宋军已有数月没进行大的休整，持续高强度的军事作业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疲惫，还有精神紧张、士气低落。

反观契丹像打了兴奋剂，越打越精神，情报显示还有后续援军不断赶来，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却不向自己这一方。

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只要攻破城池，契丹来再多援军也没用。

这就是赵光义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