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

赵光义的判断没有错，他很快就将迎来契丹最精锐的援军、面对契丹最杰出的将领，一场绝地反击的风暴正在酝酿。

七月初六，契丹南府宰相耶律沙率数万援军赶到幽州，这位老兄救援北汉时在白马岭吃了亏，仓皇撤回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现在宋军从太原打到幽州，他又拍马赶到这边救场。

这回他面对的可不是郭进的区区数千兵马，而是宋朝皇帝亲率的主力部队，双方在幽州城西北的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交战。

宋军虽然疲惫，对付曾经的手下败将还是绰绰有余，耶律沙力战不敌，只好发挥契丹骑兵的机动优势，率军逃离战场。

两条腿为主的宋军本就追不上六条腿的骑兵，加上疲惫不堪，天色傍晚，只是象征性追了十几里就开始往回返，没能乘胜扩大战果。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收复幽州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赵光义知道契丹绝不会轻易放弃对幽州的救援，但他自己更不甘放弃对幽州的进攻——既然来了就要打到底，不然就是打自己的脸。

诸路援军接连失利，幽州岌岌可危的消息传到契丹上京时，辽景宗正在郊野进行每年必不可少的大型娱乐活动——游猎，但现在火烧眉毛了，他赶忙中断休假，召集紧急会议商谈对策。

不论在哪个国家，远见卓识的人物总是极少数，经过一番并不激烈的讨论，大部分人认为宋军对幽州志在必得，恐怕难以抵挡，不如干脆放弃燕蓟，转而扼守松亭、虎北二口，防御宋军北进。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辽景宗的决策应该是放弃幽州，退守长城一线。

如果剧情真的这样发展下去，历史将被彻底改写，赵光义有机会收复幽州，成为真正的民族英雄。

然而这一幕终究没有出现，因为一个人物的横空出世，因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在一片放弃幽州的悲观论调中，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响起：

“臣愿领兵十万，驰援幽州！”

每当我看到这里，脑海里忍住不浮现起崔翰喊出那句“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的情景。

到底是谁大话，是谁吹牛，战场上见真章吧！

【更新】

辽景宗惊诧地看着这个发出豪言的人，他的名字叫耶律休哥。

这是契丹扭转战局的第三个关键人物，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耶律休哥，字逊宁，契丹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最为出色的军事统帅，没有之一。

请原谅我在此套用当年明月的原话，因为确实“没有之一”。

在契丹，于越是除皇帝外的最高官职，大概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太师，担任此职可谓位极人臣，在契丹两百多年历史上，被拜为于越的只有十个人，耶律休哥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著名的一个。

但在率军驰援幽州前夕，耶律休哥远没爬到于越的位置上，他的身份是“舍利郎君”。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于越时为舍利郎君，契丹国中，亲近无职事者呼为舍利郎君”，于是很多人望文生义，据此认为耶律休哥的“无职事”就是“没有任何官职，连芝麻官都不是”。

《辽史》卷百十六《国语解》记载：“沙里，郎君也，管率众人之官”。这条记载表明，“沙里”是“舍利”的另一写法，跟“郎君”可以互相替代，也可以相连使用，它既是官职，也代表身份（耶律阿保机曾任此职），绝不表示耶律休哥是一个无官无职的无名小卒。

恰恰相反，在此之前耶律休哥就已是国之重臣，军中名将了。

耶律休哥出身契丹皇族，祖父耶律曷鲁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同族兄弟（耶律曷鲁的祖父是耶律阿保机祖父的哥哥）兼首席心腹，为阿保机建立政权、统一草原和登基称帝做出了巨大贡献，名列开国二十一功臣之首，父亲耶律绾思也曾担任过南院夷离堇（后来的南院大王），掌管契丹迭剌部南院军民政事。

耶律休哥的血统决定了他的贵族出身，但在这个崇尚勇士的游牧民族，出身不能决定你的最终前途，只有依靠个人能力和不懈努力才能真正赢得他人的尊敬，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更新】

耶律休哥继承了祖父耶律曷鲁的天赋，他年纪轻轻就奋战沙场，先后参加过讨伐乌古室韦叛乱、征伐党项等战争，且表现突出，屡立战功，逐渐晋升为惕隐（专门主管族属事务的高级官员）。

从家世出身来看，耶律休哥跟耶律斜轸是堂兄弟，他们有着共同的祖父耶律曷鲁，两人都是皇族成员，是契丹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国家危难之际，别人可以放弃，他们必须要地站出来，责无旁贷。

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深谋远虑，都知道幽州对宋辽双方的战略意义，对方大举兴兵而来，自己岂能轻易示弱，将幽州拱手相让？

不行，就算倾全国之力也要紧急驰援，誓死保住幽州。

面对耶律休哥的坚定和勇气，辽景宗被感染了：拼了他奶奶的！就押这最后一把，是成是败，听天由命吧！

在皇帝的支持下，耶律休哥临危受命，率数万五院军驰援幽州，这是契丹最精锐的部队，也是最后一批援军。

七月六日夜，这批援军终于杀到幽州城北。

为确保救援成功，耶律休哥精心设计了一套战术，他先是率军“并西山，薄幽陵，人夜持两炬，朝举两旗”，造成兵马众多的假象，给宋军施加心理压力，然后以五千弱兵诱敌，吸引宋军主力，再挑选三万精骑，借夜幕掩护抄道到宋军主力南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这个时候，赵光义正率军在城北督战，恰与辽军正面对垒，夜色笼罩下的高粱河，聚集了辽宋数万大军，在耶律休哥的统一部署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会战开始了。

【更新】

契丹兵分三路同时进军，耶律沙所部进军城下，与宋军展开正面交锋，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则各率精锐向宋军左右两翼发起攻击。

宋军的步兵集团不怕正面交战，却最怕骑兵对侧翼和后背的冲锋，很容易被对方切开阵形，分割包围，而且敌军趁夜色奇袭，宋军不知对方人数多寡，又缺乏统一指挥，只能各自为战。

当然，宋军也不是吃素的，在激烈的混战中只是稍落下风。

耶律休哥驰骋大漠，久经沙场，从未遇过战斗力和战术素养如此高的部队，也被激发起战斗欲望，他身先士卒，冲入战团中展开厮杀，身受三处创伤，血染战袍仍力战不退。

耶律休哥知道，此时此刻除了战斗下去，自己没有别的选择。

就在双方激战战的关键时刻，另一支生力军突然出现。

幽州城内的耶律学古很懂得运用心理战术，他见城外战成一团，率军开门列阵，命四面擂鼓，城中居民虚张声势，高声呐喊助威。

契丹援军受到极大鼓舞，越战越勇，耶律休哥等继续率部猛攻，而另一个对宋军不利的因素进一步影响了战况的进展。

桂州观察使曹翰、洮州观察使米信率兵屯于幽州城东南，原本防备突发事故，但赵光义急欲破城，动用了这支预备队进攻城池，不料突然在城北发生会战，一时无法调动预备队支援，宋军侧后的空虚完全暴露出来。

古代军事史上，中路节节胜利的军队，一旦遇上两翼夹击，很容易迅速崩溃，宋军在这种情况下亦不例外。

他们受到钳击，以为陷入敌军包围，已无战胜把握，开始慌乱起来，纷纷向后撤退，辽将耶律抹只、萧干、萧讨古察觉到宋军败退迹象，率部奋勇攻击。

如果是有组织、有准备的撤退，尚可相互呼应、彼此掩护，避免形成溃败，但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受到数路大军猛攻的宋军无法保持整体阵形，宣告全线崩溃。

【更新】

慌乱中，大家只顾各自逃命，撤退演变成一场溃退。

辽军各路乘胜追击，一口气追了三十余里，打的宋军大败，被斩首一万余级，盔甲辎重丢弃无数，伤亡十分惨重。

最狼狈的是赵光义，他在混战中腿部中箭狼狈逃窜，耶律休哥虽多处受伤不能驭马，仍坚持改乘轻车，一路追着宋朝皇帝的屁股跑，赵光义一直跑到涿州，才改乘驴车南逃，万分惊险地捡回一条性命。

其实这种情节也不算什么耻辱，面对跟自己实力接近的强敌，胜负只在一线之间，收拾败局，东山再起，重新证明自己就行了。

关于此战胜负，大家应该没有太多争议，衡量一场战争胜负的根本和首要因素在是否完成了战略目标，宋太宗没有实现收复幽州的战略目标就是失败，契丹完成了保卫幽州的既定任务就是胜利。

至于此战宋军的损失，《辽史》说头一天斩首万余，次日“所杀甚众”，宋人则无记载，然而宋军主力并未遭受大的损失。

辽军的损失则双方均无明确记载，辽军虽胜，却也是一场艰难的胜利。

如果追究宋军战败的原因，一是战略上的轻敌，以为挟战胜北汉的余威，必能奏功。二是战术上的失策，屯兵坚城之下，不做打援的部署，乃至处于内外数路夹攻的被动境地。三是士气的不振，将士连续作战，身心均已疲惫，军心涣散、士气低落。

在大多数人看来，幽州之战的失利完全拜赵光义一人所赐，特别是他灭北汉后仓猝进攻幽州之举有轻敌冒进之失，属重大决策失误。

这似乎很有道理，但后人根据已知事情发展的结果，再去评价古人当时的得失难免有欠公允，何况战争的胜负本有多重因素构成，宋军战败的结果，不足以说明当初的战略构想必然错误。

如果进一步深究，赵光义的决策实际上不是他一时头脑发热的冲动之举，而是深受五代时期“速决战”军事理念的影响。

【更新】

曾瑞龙《经略幽燕》一书提及，军事信念往往由军事经验累积而成，而过去的成败就成为未来的指路南针。

也就是说，当一种战术策略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被不同军队反复运用且不断取得成功时，这种成功的经验往往容易成为后人作战遵循的指南，五代时期亦是如此。

五代作战资源比较缺乏，加以军心士气受政局不稳定的影响，也比较容易动摇，主战役遭受失败的一方在纵深上重新组织强烈抵抗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而利用侧翼动作来挽救败局的例子比较少。

反观战胜的一方纵使没有全局优势，但若立即展开纵深突破，在对手未能恢复战力之时插入其政治重心，可谓屡试不爽。

即便双方实力相当，其中一方亦可乘对方不备快速突击对方老巢以取得奇效，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一役就是这种战役法的典型应用。

后梁与后唐对抗持续十余年，双方夹黄河对峙，在下游地区进行一系列拉锯战，后唐占据优势却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直至龙德三年（923年）十月，名将郭崇韬劝庄宗“但请留兵守邺，保固杨刘，陛下亲率六军，长驱倍道，直指大梁。汴城无兵，望风自溃。”李嗣源言：“宜急趋汴州。……若日夜兼程，信宿可至。”

李存勖审时度势，于十月初二率所部精锐步骑四万渡过杨刘（今山东东阿北杨刘镇，唐宋时黄河重要渡口），迅速攻占后梁中都（今山东汶上），然后派名将李嗣源率五千骑兵为先锋，自己亲率中军紧紧跟随，直取大梁（今河南开封）。

一路之上，唐军急速进军，不分兵作战，不恋战守城，兵锋直指汴州，梁军虽然窥知唐军的意图并派军回援，却跟不上对方轻骑突击的步伐，唐军只用三天便兵临汴州城下，一举攻破空虚的城池。

【更新】

类似作战之法在五代屡见不鲜。

后唐同光末年，李嗣源在魏博举兵，抢据夷门，进军洛阳，他死后李从珂兵变凤翔，席卷关洛，都是借鉴李存勖当年的成功经验，利用纵深突破来一举扭转战局，没有死守一城一地。

此项战役法在五代末年仍沿袭不替，赵匡胤初露头角的高平会战，周世宗就采取“兼行速进”，在潞泽山地与北汉决战。

赵匡胤亦是擅长急袭作战的高手，他在清流关、滁州一战中奇计突袭，擒皇甫晖、姚凤，一战成名；六合一战中大胆突击，以少胜多。

宋初讨伐李筠叛乱，赵匡胤向石守信面授机宜：“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抢其隘，破之必矣”，讨伐李重进时，赵普主张“淮南急攻亦取，缓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均可见兵贵神速之理。

反之，五代宋初凡违背速决战或没有条件执行这一战法的，常常归于失败或付出沉重代价。

后汉李守贞坐守三镇而败于郭威，李筠坐守潞泽、李重进坐守扬州均败于赵匡胤，就是因为没有迅速转移军事力量，妄图据守老巢，割据一方，结果被坐困至死。

由此可见，从五代宋初战争史实际考察，速决战是五代最流行的战役之法，是一种被成功验证的军事信念，绝非纸上谈兵的空话。

赵光义企图通过急速而深入的进击，一举打垮对手，收取幽燕，就是深受五代速决战理念的惯性影响。

当时宋军刚刚消灭北汉，又击败契丹援军，两战皆胜，且并未提前泄露进攻幽州的动向，若乘破竹之势直取幽州，契丹能否及时派出有力部队驻防幽州很成问题，而宋军无需大举征调、集结，只要粮草能及时转输幽州方向，是有条件达致战役突然性的。

宋军在六月十九日进入辽境，二十三日天亮前太宗率部抵达幽州城下，由边境至此日刚好四日四夜，进军速度不可谓不快。

【更新】

辽军的军事侦察工作水平着实不高，大概于六月二十日方知敌军入境的消息，短短数天内，难以派出主力赴援，于是二十三日赵光义亲率禁军于城北击破万余辽军，辽的大部分援军此后才陆续抵达。

此时的战略形势对宋军有利，他们在敌军齐集前完成对幽州的包围，使得分批抵达军援军不能在幽州城下集结，反被逼回到外围，陷入逐次使用兵力的不利局面，打乱了辽军诸路会师守卫幽州的构想。

宋军攻势如此迅猛，附近州县纷纷请降，辽在幽州一带的统治近乎瓦解，幽州城变成孤垒，军民人心浮动，《辽史》说宋军一度由三百余人登城，当时“辽亦岌岌乎危哉！”，就连契丹本部大多数人也持放弃幽州之议，赵光义的速决战几乎取得成功。
若非耶律休哥的出现，历史就要被改写。

然而，以往的成功经验可能带来新的成功，也可能带来失败。

军事信念存在被过分依赖的危险，它在特定历史形势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累积逐渐形成，很难被突然改变，一旦形成这种信念的主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战争决策者却没有进行审慎的分析判断，仍按以往的成功经验进行惯性决策，就有可能遇上军事灾难。

赵光义速决战的决策确有一番道理，可他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历史形势的变化，把以往在藩镇之间、中央和叛将间战争中屡试不爽的作战手段，照搬来对付辽这个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相对稳定的大国。

但情况不同的是，辽国拥有广阔的领土，为抵销宋军早期的强大攻势提供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使得它不至于被一个突然袭击之后就毫无还手之力。

更重要的是，辽国军事体制灵活，动员集结迅捷，军队总体战力和后备兵员绝非五代地方政权所能比拟，其兵马之众，实力之强，足以支撑他们重夺战役主导权，而宋军一方对此并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所以崔翰才会有“取之甚易”的说法。

【更新】

可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速战速决的战役法并不适应契丹这个新对手——至少效果要大大打上折扣——宋军需要以更短的时间、更快的速度攻下幽州，才有可能在辽军组织大举反击前取得胜利。

也就是说同样是速决战，幽州之战的风险要比以往战例大的多。

然而赵光义没有充分估计到这种困难，没有做到兵法所言的“知己知彼”，因此在战略战役法上仍受五代短期行为影响，造成军事决策中的冒险倾向。

从这个角度来说，幽州之战的败局亦非偶然。

幽州之战是宋辽双方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却远不是最后一次，战争机器一旦开启将就很难停下来。

赵光义不会放弃收复幽云的梦想，而契丹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宋辽两国将在这片开阔的平原上演绎一出出精彩的战争大戏。

附：幽州之战示意图

【更新】第十三章 一雪前耻

说到宋朝对外的军事表现，论者往往陷入两种极端。

一种是“弱宋论”，认为宋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外战绩惨不忍睹，被夏辽金元各种轮流吊打。

另一种是“强宋论”，认为宋朝对外作战胜多负少，有人还拿出做论文的精神，进行大量数据统计，得出宋朝对夏辽金元胜率超70%，战绩不亚汉唐的结论。

基于这两种观点，分别产生了“宋黑”与“宋吹”两个高端群体，互视对方为天敌，大打口水战，战况之激烈，时常发展到问候你母、造访你妹，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我看来，为千年前的故人往事争个头破血流实在无甚价值，若硬要辩出个谁对谁错，就要冷静下来深入研究，做到有理有据，而不是比谁唾液腺更发达，谁骂人花样更多，谁能在气势上压倒敌人。

这里咱们不吹不黑，一起看一下宋辽双方的表现。

首先要定义胜负的内涵。

一般来说，交战双方在开战前必定有各自的战术目标，是打退敌人进攻？还是彻底消灭敌人？是保卫一座城池？还是拿下一处军事据点？

只有在这样明确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准确评价战役胜负。

谁达到既定目标就是胜利一方，谁没能实现则是失败一方，如果双方谁也没能达到既定目标，那么就是平局。

除了战役的胜负结果，过程和损失多少也很重要，它可以用于衡量胜负的程度，即双方付出的代价。

拿破仑说过：除了打败仗，没有什么比打胜仗更悲惨了。

一场战争中，胜利者的损失或许比失败者更加惨重。

当然，损失程度决定不了胜负结果，好比一场1：0的足球赛，即便付出1人红牌罚下，1人重伤下场的代价，胜者仍是胜者。

宋辽战争不是一场定胜负的淘汰赛，而是一轮轮反复争夺的系列赛，辽军凭借主场之利初战告捷，但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

【更新】

高粱河一战后，辽景宗论功行赏，论罪施罚，耶律斜轸、耶律休哥，韩德让、耶律学古四人功劳最大，下诏褒奖，加官进爵，耶律沙功过相抵，免于责罚，其他人也受到不同赏赐，可谓奖罚分明。

几家欢喜几家愁，失败一方的宋朝却在追究责任，只罚不赏。

赵光义无疑是幽州之败的第一责任人，可皇帝终究是不能主动认错的，否则就是自己啪啪打脸，所以只能找替罪羊背锅。

这么大的失利找一只羊显然不够，所以赵光义一下找到好几只。

守中书令、西京留守石守信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责授崇信节度使、兼中书令；
彰信节度使刘遇责授宿州观察使，光州刺史史珪责授武定行军司马，皆坐从征范阳，所部兵逗挠失律。

石守信、刘遇、史珪三人被问责的罪名是“失律”，也就是约束所部不严，军队纪律涣散、秩序混乱。

这样的罪名说小不小，说大不大，总让人感觉替某人背了黑锅，特别是刘遇、史珪率部主攻太原城北，为攻灭北汉立下大功，即便“失律”也应该功过相抵，结果却受了责罚，怎么能服气？

什么？不服气？也太没担当了！皇帝的黑锅给你敢不背？

让人想不明白的是，高粱河战败后的溃逃几乎人人有份儿，督军失律、逗挠失律的将领绝不止三个，却只有他们三位受了罚，赵光义这是法不责众，只拿三个倒霉蛋杀鸡儆猴吗？

【更新】

同样想不明白的还有李焘，他在《长编》中留下注释：“守信失律事，实录、正史都不详，所以班师，殆由此耳，当考。”、“刘遇、史珪传载失律事亦不详，恐国史或有所避忌，更须参考。”

至于为何“实录、正史都不详”，“国史”又在避忌什么，李焘没有给出解释，楼主推测赵光义处罚石守信等人是典型的“醉翁之意不全在酒”，用意比我们看到的深得多。

继续看《长编》引司马光《涑水纪闻》的一段记载：

“初，武功郡王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或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其事，不悦。”

这段话说宋军在幽州之战中一度和自己的皇帝失联，于是有人意欲拥戴赵德昭为帝，但由于很快知道赵光义的下落，事情就此作罢。根据记载推断，此事应发生在高粱河败退、赵光义仓皇逃跑之时。

国不可一日无君，军不可一日无帅，在皇帝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混乱形势下，拥戴新皇帝之举虽说有些操之过急，但也是形势所迫、事出有因，且在确认赵光义健在后就自行停息，算不上谋逆造反。

可在赵光义看来，这件看似无足轻重的“插曲”却传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军中隐藏着一股势力，跟自己不在一条心上。

我只是玩玩失踪，人还没死就有人蠢蠢欲动，打算另立新君，实在令人心寒，要不狠狠敲打敲打你们，说不定哪天真能闹出大事来！

那到底是谁导演了这出谋立的插曲呢？

以赵光义的耳目眼线自然不难打听，然后我们就看到石守信、刘遇、史珪三人失律受罚的记载，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石守信、刘遇、史珪三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赵匡胤的亲信。

赵匡胤驾崩已近四年，但在禁军中仍拥有巨大影响力，赵光义即位不到四年，军中根基尚不稳固，在遭遇溃败、皇帝失踪、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以石守信为首的将帅提出拥戴赵德昭的建议不足为怪。

【更新】

问题在于，即便出于公心，这种事情显然也不能为在位的皇帝所容忍，明朝的于谦拥立代宗却被英宗复位后杀害即为明证。

相对而言，赵光义还是很“大度容人”的，他没有借题发挥，大事张扬，只是找了个“失律”的由头把三人贬官降职，以儆效尤。

不光征战幽州的将领受了罚，广大士兵也跟着沾了光，虽没被打屁股扣工资，赵光义却赖着不发奖金，理由是幽州失利。

我说赵光义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大伙打仗都尽心竭力，就算不念功劳也要念苦劳呀！再说太原和幽州是两码事，我们好歹打下太原，你却连北汉的奖金都不发，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大家的意见很大，却只能私下议论，没人敢找赵光义讨说法。皇帝大人正在郁闷着，谁要这个时候招惹他，可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眼看北汉的奖金就要泡汤，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大声疾呼：“北汉的奖金必须要给！”

这个人就是武功郡王赵德昭。

赵德昭曾随太宗亲征，经历了太原的胜利和幽州的溃败，他见军心浮动，决定挺身而出说句公道话，当一回直言敢谏的铮臣。

作为前任皇帝的长子，现任皇帝的亲侄，由赵德昭出面向皇帝进言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实际上却最不合时宜。

石守信等人刚被问责降职，其中原因赵德昭不可能没有耳闻，也知道此事波及自己，却完全不知避嫌，还要出头给众将士说情请赏，举动之冒失，充分显示自己政治上的天真幼稚。

赵德昭委婉地劝说皇帝务必打赏三军，以免将士寒心。

赵光义脸色瞬时大变，怒喝：等你自己做了皇帝再打赏不迟！

看到叔叔的反应，赵德昭惊呆了，他没想到自己一句坦诚的谏言竟换来皇帝如此雷霆震怒，来不及细想仓皇退了出去。

【更新】

赵德昭回到住所，仔细回想了方才的遭遇：皇帝如此计较，分明对自己抱有成见，心存猜疑，自己该如何应对？又如何在朝廷立足？

带着满腹忧虑，赵德昭多么希望有人给自己指点迷津。可放眼当今朝廷，身为堂堂皇子竟没有一个亲近之人帮忙出谋划策，助自己化险为夷，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笼罩住他的身心。

赵德昭一个人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惶恐，越想越无助，手捂无措之下，他竟然想到了自杀。

在向左右索要刀具未果后，他干脆找了一把水果刀，关闭房门后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二十八岁。

听闻赵德昭自刎身亡，赵光义既惊且悔，立刻赶到现场抱着冰冷的尸体痛哭失声：“傻孩子，何苦干出这种傻事啊！”

无论赵光义多么后悔，也挽救不了这个年轻的生命，不知九泉之下的赵匡胤见到自己的长子，能不能原谅那位在地上做皇帝的弟弟。

对赵德昭的突然死亡，业内普遍解读是被赵光义逼死的，但就这段记载而言，怎么都看不出赵光义有意逼迫的举动。

要说他因军中谋立之事迁怒德昭诚然不假，但若说蓄谋逼迫则未免牵强，赵光义再精明阴险恐怕也想不到一句未经大脑的气话竟能让赵德昭畏惧自杀，这位“痴儿”的心理素质也太差了吧？

赵德昭之死是一个意外，赵光义却从中受到重要启发——攘外必先安内，是时候收拾皇室内部的家务事了。

从此时起，一个真正的阴谋开始酝酿，大宋的走向将被彻底改变。

但在处理内务前，赵光义先要解决一个大麻烦——契丹的报复。

【节日快乐】今天是端午节，祝愿所有支持楼主的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幸福！【粽子吃吧】

【更新】

九月，辽景宗命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惕隐耶律休哥，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权奚王耶律抹只等人统率十万大军，分道南侵。

此一战辽军发十万之众，名将尽出，可见进攻决心之坚。

除了十万主力，辽军还有一支机动部队，在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的指挥下向河东作牵制性攻击——这是今后辽军南下攻宋的常规性部署，即河北方向为主攻，河东方向为牵制。

赵光义虽遭高粱河大败，但头脑还是清醒的，早在撤军途中，他就料定契丹必来报复，所以没有把军队全部撤回汴京，而是留下大部分兵力屯守边境，命殿前都虞候崔翰、定武节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今河北定州），彰德节度使李汉琼、镇州都钤辖刘廷翰屯真定（今河北石家庄），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屯关南。

赵光义还亲自传达作战意图，指示诸将集中优势兵力，设伏夹击敌军（“会兵设伏夹击之，可大捷也。”），最后特别赋予诸将“便宜从事”之权，这一系列战略战术安排值得点赞。

宋军在这一区域既有原本的驻泊兵马，也有幽州一战撤下来的部队，总兵力据记载约八万，考虑到进攻幽州时的十万军队，大体可以推断出宋军在高粱河一战中虽然溃败，主力未受致命损失。

辽军的进军路线是自幽州出师，向西南越过岐沟关、易州，抵达徐河以北、满城西面，准备在此集结再做进攻部署。

满城（今河北保定市满城区）地势地貌比较复杂，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北部均为太行山余脉，中部为山区和平原过渡带，东部和南部为山前冲积平原，就军事而言，东部显然更适合大兵团作战。

但辽军主力恰恰集结在满城西，这里背靠西山坑谷，古称“天陷”之地，交通不便，易守难攻，前方又有徐河为障碍，不利于辽军的骑兵奔袭，反观宋军后方一片坦途，利于步兵集团展开防守。

【更新】

主力尚未集结时，双方先锋已先自经交锋一场，镇州都钤辖刘廷翰所部率先抵达徐河，趁机攻占徐河桥头阵地，抢得战场先机。

初战告捷，崔翰、李汉琼指挥的镇定二军陆续开到，辽军主力也随后抵达，双方各集结近十万之众沿河对峙，黑压压一片不见尽头，整个战场弥漫着无比紧张的气氛，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既然都到齐了，那就开打吧！

等等，古代打仗可不是打群架，大家一哄而上，双方步骑各有十万，如果不好好排兵布阵，盲目上阵拼杀，吃亏是一定的。

关键时候，宋军将帅因为如何排兵布阵起了争执。

赵光义在河北部署各路兵力，赋予将帅“便宜从事”之权，可他同时还给诸将留下一个的锦囊妙计——阵图。

阵图是用于指导大兵团排布阵形的图纸，而且是赵光义亲自设计交付诸将使用的，有朕的阵图在手，包你们打仗无忧。

大家拿出阵图一看，皇帝的部署是将大军分为八阵，每阵拉开百步距离（约150米），跟诸葛亮的“八阵图”之名颇有几分相似。

崔翰等人正准备按图布阵，右龙武卫将军赵延进不以为然，他登高而望，发现辽军以骑兵为主，“东西亘野，不见其尾”，这种分散兵力的阵图，只会让对方骑兵乘隙冲入，打垮阵形，根本无法抵挡。

赵延进看到这种情况，建议改变阵形“合而击之，可以决胜。”他还劝说诸将说：“若能违令获胜，总强过兵败辱国吧！”

崔翰等人的考虑恰恰相反：万一不胜，该怎么向皇帝交代？这个违令战败的锅由谁来背？

赵延进马上说：“倘若战败，我赵延进一人承担责任！”

赵延进的表态没能打消诸将的迟疑，这擅改诏旨的罪名，恐怕你一个人背不起吧？

还好胆大的明白人不止一个，镇州监军李继隆也站出来表示：“兵贵适变，怎能以预料为定！这违诏之罪，我一人独当！”

赵延进和李继隆不是一般将领，两人有一个共同身份——外戚。

【更新】

赵延进的老婆是赵光义嫡妻尹皇后（追封淑德皇后）的妹妹，他和皇帝是连襟关系。李继隆的身份是监军，而他的妹妹正是赵光义的妃嫔（后被册为明德皇后）李氏，算是皇帝的小舅子，颇受皇帝器重。

其实崔翰等人对这个阵图的适用性也很怀疑，只是缺乏魄力，现在两个跟皇帝有亲戚的人表示愿意背锅，终于坚定了变阵的决心。

但变阵需要时间，辽军不可能发扬风格，等你变阵后再来进攻。大家一商量，想出一个点子，派人向辽军请降，借此拖延时间。

辽军统帅韩匡嗣此人没什么军事才干，也没有丰富的统兵经验，显然不懂“兵不厌诈”的道理，他见对方请降，马上就要准备接纳。

耶律休哥觉得其中有诈，劝告说：“敌军阵型严整，士气正锐，请降怕是引诱疑兵之计，我军应严阵以待，切不可上当。”

韩匡嗣认为宋军是怯弱不敢出战，根本不听耶律休哥的意见，彻底放松了警惕，翘首以待，等着宋军乖乖上门投降。

宋军诸将抓住宝贵时间，很快完成阵形部署，八万大军集中在一起，分成前后相副的两阵，与辽军形成正面对峙。

这样一来，宋军阵形的厚度得以大幅增加，纵深梯次得到丰富，防守时可以更有效抵御对方的骑兵攻击，进攻时两阵前后相副，指挥官可根据战场形势随时调整后阵的兵力排布，进退质变、攻守转换比较灵活，正符合赵延进“合而击之”的战术构想。

宋军在右翼也有一个重要的战术安排，崔彦进率部自关南北上黑芦堤（今河北容城西南）后转向西进，迂回潜入辽军侧后，与正面的宋军主力形成夹击之势，兵力也有万余。

宋军排好大型方阵后，趁辽军放松之机擂鼓发动攻击，一时间“鼓噪疾驰，尘起涨天”，很快向辽军迫近，气势十分惊人。

【更新】

韩匡嗣见状大惊失色，人家宋军步伐稳健、阵形齐整，哪有半点投降的样子？这才知道中了对方的诈降之计，心中叫苦不迭。

若是经验丰富的统帅，此时尚可整兵迎战，但韩匡嗣已被吓破胆，竟然不敢迎击，他选择放弃会战，下令诸将避其锋芒，向后撤退。

战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十万大军集结时从容不迫，一旦面临敌军进逼而退，就很难再保持住秩序，不少士卒以为己方未战已败，干脆把撤退的命令变成了逃跑，阵形彻底大乱。

辽军没跑多远，就迎面遇上宋军的一支伏兵——崔彦进所部早已埋伏在其侧后，准备和宋军主力夹击。

韩匡嗣见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吓得狼狈不堪，甚至把中军的旗鼓都扔到路上，仓皇向北败走，其他军队多向易州山谷一带逃窜。

宋军不会放过这个良机，崔翰、刘廷翰、李汉琼、李继隆等将立刻挥师进击，杀的辽兵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跌落坑谷死伤者不计其数，辽军在混战中又向东面的遂城逃窜。

刘廷翰、李汉琼所部不依不饶，继续追击辽军，在遂城西又“大败之”，斩首万三百级，获三将、马万匹，将敌军彻底击溃后罢兵。

是役宋军 “斩首万余，俘敌数万，铠甲数十万，所获他物又十倍焉”，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满城之战就此落幕。

满城会战的同时，辽军还派耶律善补自大同南下，在西线作牵制性进攻，却在雁门关被宋将杨业所挫，无功而返，东西两路均告失利。

【更新】

从满城会战的过程看，赵光义的干预对战役结果显然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值得深入探究，由此可以窥知宋军指挥体制的秘密。

赵光义对满城会战的干预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战役层次，他对该地区各路兵力的部署、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的构思，都是战役层次的干预内容。

赵光义对战役层次的干预体现出典型的“弹性防御”思想，即不坐守被动抵御，而是利用地势地貌主动设伏，集中兵力寻找敌军弱点予以打击，正是这种基本构思奠定了满城会战胜利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种弹性防御思想不但成为满城会战的指导方针，也引领着宋军不断取得日后宋辽交战的胜利。从这个角度看，赵光义的干预对战役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其中贡献值得肯定。

可这一层次的干预也有问题，特别是军队指挥权问题。

大家能看出来，满城会战的近十万宋军是由谁统一指挥吗？

参战的三路宋军中，侧翼逼近的关南军队指挥权十分清晰，河阳节度使崔彦进是惟一主帅，但其他两路的指挥权就比较模糊。

镇州方面，云州观察使刘廷翰为驻泊兵马都钤辖，彰德军节度使李汉琼为钤辖，六宅使李继隆为镇州监军。

刘廷翰的差遣规格稍高（都钤辖高于钤辖），但李汉琼的官阶（节度使高于观察使）却较高，更有便宜从事之权，李继隆差遣官阶均不如前两人，却有代表皇帝监军之权，且为皇帝亲信。

定州方面，崔翰为殿前都虞侯，孟玄喆定武军节度使，都有受便宜从事之权。孟玄喆的官阶更高，但这只是因为他曾为后蜀储君而得授节度使之衔，崔翰才是皇帝面前炙手可热的红人。

由此可见，就镇州、定州两路军队而言，谁是说了算的一把手是很成问题的，至于满城会战的总统帅，崔翰、孟玄喆、李汉琼、崔彦进、刘廷翰，统统不是，又好像都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