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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将领分别管辖定州、镇州和关南三路，彼此只有军衔高低、差遣不同，没有统属关系，十万大军只是他们各率所部临时拼凑的会战队伍，根本没有总指挥，否则也不必为排阵之事争辩。

还好大家争论后达成一致，若是争执不下，满城溃败的恐怕就是宋军。

没有统帅、诸将不协乃兵家大忌，身为皇弟的赵光义不可能不懂。不管是攻是守，他都应该任命一位战区或战役指挥官，全权管辖这一地区驻军，统筹下一步军事行动。

可他没有这么做，他回师时防备契丹时非但没有指定总统帅，反而让诸将互不隶属，究竟意欲为何？难道他不想打胜仗吗？

答案是他并非不明白，而是故意这么做。

十万军队的统兵权交给一个人是很危险的，所以赵光义决定分散给三路将领，而这些将领的地位难分高下，统率部队数量相当，让他们彼此牵制，形成势均力敌之局，只听自己这个最高指挥官的指挥。

说到底，还是他政治上搞的分权那一套，而这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赵光义对战役层次的干预又有十分消极的影响。

仅从战役层次干预，赵光义还不放心，继续在战术层次加以干预。

战术就是仗具体怎么打，一般来说这是统军将帅的权力，若非御驾亲征，皇帝是不会也不宜越俎代庖的。

虽说在幽州吃了一场惨败，人已返回汴京，但赵光义对自己的战术水平仍然十分自信，他孜孜不倦地研究排兵布阵之法，热情高涨地亲自绘制阵图，然后授给诸路将领，对前线作战进行遥控指挥。

诸将听令！阵图在此，如朕亲临！阵图就是你们的总指挥，你们只要按朕的阵图安排，乖乖听话打仗就好！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自古即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之说，赵光义却呆在京城靠“阵图”遥控指挥，谁敢擅自改变就要背上“违诏不遵”的黑锅，难怪崔翰等人谨小慎微，不敢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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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义以预定战略、战术来间接指挥战役，甚至连布阵的方法都亲自制定，意欲以此统驭全局，结果却适得其反，严重束缚将领手脚，用曾瑞龙的话说是“皇帝回去了，指挥体制却维持在亲征模式中。”这与赵匡胤“阃外之事，将帅得专”的军事思想大相径庭。

高粱河之战的惨败让他心有余悸，此后再也没有像以往亲临前线指挥战役，但他生性多疑，控制欲强，出于对将帅的猜防心理，又不肯把指挥战权放心赋予将领，“朝廷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就是这种境况的最佳写照。

总体来看，赵光义对战役战术的干预虽有积极影响，但更多还是消极效应，纵观今后宋辽之间的历次战役失利，与赵光义打造的这套军事指挥体系存在很大关系，并不足为后世所法。

然而，就是这种打上太宗鲜明个人烙印的体系，竟仍被宋朝后来的皇帝奉为牢不可破的祖宗之法，无论是诸路兵马不任统一主帅，还是以间接遥控指挥战役，都被进一步发扬光大，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虽说将领违诏变阵，但毕竟满城会战取得大胜，一洗高粱河溃败之耻，让赵光义赢回面子，他不但没有追究责任，还大事论功行赏，参与会战的大部分将领都得以升迁。

崔翰为武泰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李汉琼加检校太尉，孟玄喆封滕国公，刘廷翰迁大同军节度使、殿前都虞侯，赵延进迁右监门卫大将军，李继隆迁宫苑使、妫州刺史。

自幽州围城一战后，宋和辽交战多次，《辽史》多不书败绩，只有这一次明确记载“败绩”，败状之惨引起辽国上下震动，。

辽景宗更是怒气冲天，把韩匡嗣骂了个狗血淋头，掰着指头历数其五大罪状，准备把他斩首示众，全靠皇后为之开脱求情，才幸运逃过一死。

辽军众将中只有耶律休哥和耶律抹只败而不乱，全军还师，由此获得皇帝赏识，前者“诏总南面戍兵，为北院大王”，后者“玺书褒谕，改南海军节度使”，终于把辽宋军务交给了正确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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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景宗认为满城会战失利主要因为主帅韩匡嗣脑残，为了证明大辽的真正实力，他决定亲自出马，再发动一次攻势。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中旬，辽景宗亲率大军从幽州出发，取道固安（今河北）南下攻宋，目标直指瓦桥关。

瓦桥关原是石敬瑭割给辽的土地，后周显德年间被周世宗夺回后改名雄州（今河北雄县），辽国君臣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辽景宗此次选择进攻瓦桥关，显然是一石二鸟，既要收回他们心目中的“故土”，又要以一场胜利找回满城惨败的面子。

赵光义对辽的再度攻势似乎早有预知，十月初，他已下令向关南和镇定二州增兵——辽军南下无非就是这两个方向。

但他没想到这次辽军竟是皇帝亲征，来势非同小可，自己绝不能托大，于是对外放出风声：朕也要御驾北巡！

十月十九日，赵光义下令修筑由汴京到雄州的道路，几天后，又派马军都指挥使米信前往定州驻军，接着便在汴京准备出征事宜。

从这个阵势看，赵光义是真打算御驾亲征，跟对方PK的。

赵光义在汴京准备期间，宋辽双方已在关南展开激烈交锋。

瓦桥关位于易水北岸，北距固安百里，西南距莫州三十里，城内守军不足万人，对十多万辽军来说还不够塞牙缝的。

但出乎意料的是，瓦桥关城池虽小却很坚固，镇守的雄州刺史张师对强敌毫无惧色，坚持固守待援，辽军攻打两天一夜竟未能攻下。

当时宋军其余诸部多驻扎在白沟河、大清河南岸，为解瓦桥关之围，宋军派兵夜间渡河偷袭辽营，可惜敌众我寡，被辽军奋力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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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三日，驻守在易水河南岸的宋军再度来援，张师被围数日，也是支撑不住，决定与友军内外呼应，率部奋战突围。

辽军等的就是这一刻，在城东截住突围的宋军，辽景宗亲自督战下，耶律休哥大发神威，将张师斩落马下，宋军余部只得退回城中。

这时的辽军反而不再急于攻城，他们决定围城打援，把目标指向河南的宋军。只要击溃这些部队，瓦桥关孤立无援，自然不打自降。

十一月九日，宋辽双方集结大军，隔河对阵。

耶律休哥经过满城之败，对宋军战术已有防备，他穿玄甲，骑白马，集合精骑万余，不等对方排成阵列，便突然率军渡河发动抢攻。

宋军在关南没有统一的指挥官，也没有满城之战时的地利优势，诸军只是松散沿河结阵，战守之志不坚，当辽军渡水来攻时又缺乏统一号令，根本抵挡不住对方精兵强攻，几乎是一触即败。

宋军且战且退，辽军紧追不舍，边追边打，杀得沿途尸横遍野，一直追到莫州（今河北任丘）附近，才生擒数将收兵而还。

初次亲征就有此大胜，辽景宗喜出望外，高度赞扬了休哥的表现：

“尔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何忧宋师不克！”

宋军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们退到莫州后，吸取了失败教训，翌日再至白沟河南岸列阵，准备迎战敌军。

十一日，辽军万余骑兵又来渡河攻击，这次宋军早有准备，依阵反击，大破辽军，接着乘胜追击，斩首三千余级而还。

然而，这次小胜没能影响战役大局。据《辽史》记载，这一天辽军再次击溃宋军主力，“击之殆尽”，雄州外围被辽军扫清。

到这个时候，关南地区的宋军已无力发动反击，但即便如此，辽军仍没能攻陷瓦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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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十一日，辽军入寇已近二十日，在交战中完全占据上风，宋军的夜袭、突围、一再反击，都被辽军击败，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没有统一主帅、战略被动的不利形势下，顽强保卫着关南的土地和城池，令人肃然起敬。

有人可能会问，皇帝大人不是要亲征吗？怎么还没到战场呢？

令人费解的正是这一点。

赵光义十月十九日宣称亲征，关南宋军殊死战斗时，他正在汴京准备出征事宜，直到十一月十三日才正式出发——此时瓦桥关之战已近尾声，准备时间将近一个月，堪称龟一般的速度。

四天后，赵光义终于到达澶州，辽景宗却在同一天下诏班师。

十九日，赵光义慢悠悠挪到大名府，在此得到辽军撤退的消息——连敌军的影子都没看见，瓦桥关之战就已经结束了。

这时，唯一可以考虑的是进军幽州，赵光义分别任命刘遇、曹翰为幽州西、东路行营壕寨兵马都部署，摆出一副攻击幽州的姿态。

但进军之前，他又征求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的意见，两人劝他暂且班师，赵光义就坡下毛驴，立即下诏南归，所谓“北巡”无果而终。

用一句话总结瓦桥关之战，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宋辽都以皇帝亲征高调出战，却未以主力进行决战，甚至连照面没打就草草收兵，战局胜负对双方军力对比也没产生多大影响。

虽然双方都扬言自己得胜，但综合各种史料记载看，辽军无疑是真正的胜利者，只是宋军的顽强亦给对方造成相当杀伤，且双方对各自实力颇为忌惮，各自退兵、息事宁人无疑是最好选择。

宋军在瓦桥关之战失利，直接原因当然是实力有限，但赵光义亦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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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赵光义是对高粱河惨败心有余悸，不敢再上战场，但迫于对方皇帝亲征的压力，不得已硬着头皮北巡，所以才磨磨唧唧。

这倒是没有必要，此时战局远没有发展到后来澶渊之盟的紧迫程度，皇帝不亲征，指派一名战区指挥官应付亦非示弱之举。

关南缺乏统帅，赵光义不可能不知道，可直到十一月十四日，他才委任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兵马都部署——这个时候瓦桥关之战已经打完，黄花菜都凉了，简直是在开玩笑。

赵光义肯定不想打败仗，他没有及时指定战区指挥官，或许是希望亲自指挥这场战役，彻底击败辽军，以雪高粱河之耻。

之前的满城会战，诸将在违诏变阵的情况下取胜，这是他们的成功，却不是自己这个皇帝的功绩——自己的耻辱必须自己来洗刷。

但赵光义忽视了兵贵神速的道理，他的决策和行动始终远远落后于战局发展，造成关南诸部宋军完全靠自发协调战斗，以致败绩。

反观辽军，最高统帅辽景宗一直掌握着战役主动权，他聪明地发挥速度优势（或者说利用赵光义的龟速劣势），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巧妙地打一个时间差，既消灭了宋军在关南的有生力量，挽回了满城之败的面子，又避免与宋军主力正面交锋，各方面表现完胜赵光义。

归根结底，瓦桥关之战体现乃的是宋军满城会战的后遗症——战场指挥权模糊——赵光义宁可坐失战机，也不肯明确这个问题。

这样看来，若非当初临机变阵，满城会战很可能成为这次瓦桥关失利的前车之鉴——但并非所有将领都有李继隆、赵延进的决断，若不解决战场指挥权问题，宋军今后的失利在所难免。

将从中御的这个黑锅赵光义是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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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辽军已在山西发动一次攻势，西京大同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统兵十万进攻雁门关。

此时的宋军西线统帅是三交都部署潘美，副帅则是知代州（今山西代县）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杨业。

三交都部署的军事辖区主要在今天的山西忻州，忻州地处山西中北部，北邻云朔，南毗汾并，西望黄河，东倚太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素有“晋北锁钥”之称，是辽军西线进攻的主要方向。

如果忻州是晋北的“锁钥”，杨业负责镇守的代州就是忻州这个“锁钥”的“锁钥”，雁门关则是把守“锁钥”的雄关。

雁门关位于代县以北的雁门山中，它北依雁北高原，南屏忻定盆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因此成为宋辽双方在西线激烈争夺的关键所在，知代州杨业正负责镇守此地。

杨业原为北汉旧将，对代北地势十分熟悉，他向主帅潘美提出奇兵合击之策，由潘美率大军正面接战，自己率数百精骑由小路绕至雁门北口，突然出现在辽军背后，两部南北夹击，取得一场大胜，辽军主帅萧多啰战死，副帅李重海被俘。

宋军这次在东、西两路均取得胜利，算是扳回一局，再加上更早的高粱河之战、满城之战，宋辽双方打成二比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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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景宗的好胜心不亚于宋太宗，时隔一年后，他再次发动攻势。

982年四月，辽景宗再次南征，分三路攻宋。

这次攻势规模超过以往，东路军进攻关南；西路军由韩匡嗣统率出大同，进攻雁门关；中路则由辽景宗亲率大军进攻满城。

看来辽景宗也是不服，他要亲自证明上次满城之败只是一个意外，却没想到败的比上回更惨。

满城的宋军经过数次交锋，对辽军的路数已十分熟悉，对方擅长骑兵冲击，攻城战力一般，只要以步兵集团排列阵形，保护好自己的侧翼，不给对方骑兵侧翼包抄的机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果然，双方激战中，辽军占尽下风，太尉耶律奚底中流矢而死，统军使耶律善补被宋伏兵围困，全赖救火队长、枢密使耶律斜轸力救才捡回一条性命，中路军灰头土脸地败绩还师。

东路方面，关南都部署崔彦进也是辽军的老熟人，他率军败辽军于唐兴（今河北安兴县），东路军亦败师而回。

西路方面，潘美、杨业又大破辽军于雁门关，斩首三千，乘胜追入辽境，连破三十六寨，俘获老幼万人、牛马五万。

经过两次雁门关大捷，杨业成为辽军新的苦主，有的辽军甚至一见杨业旗帜，就胆战心惊，仓皇而退，“杨无敌”威名从此传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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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军还有一路偏师远征府州（今陕西府谷），也被折御卿击败。

辽军三路出师，却碰了一圈钉子，全部败还，算是彻底领教了宋军的实力——至少在境内防御战上，我们绝不怕你。

辽景宗不甘失败，他前往西京大同府，准备亲率大军再攻雁门。

从瓦桥关到满城，再从满城到雁门关，东、中、西三路都要亲自尝试一遍，这位仁兄也是够拼的。

但这次他还没到西京，便于九月在焦山病死。

辽军自满城失利后，辽景宗亲掌军事，主动对宋发动数次进攻，但他的军事水平不比赵光义高多少，进攻有很大盲目性，除瓦桥关之战获胜，其余均以失利告终，看似把握战场主动权，实则损失不小。

辽景宗死后，年仅十二岁的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太后萧绰（即肖燕燕）代理国政，改国号辽为大契丹。

由于母寡子幼，国内政局不稳，萧太后将精力转向内部，宋军也暂无进取之心，宋辽双方遂无大举征战，边境一时趋于安定。

可惜这种和平局面只维持了三年。

这三年内，大宋的边境相对安定，内部却发生一件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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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兄弟阋墙

边境的相对安定给了赵光义处理内部事务的机会。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最重要的内部问题莫过于皇位继承。

这个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是皇位来源，即是否合法即位；二是皇位去向，即以后传承给谁。

一般认为，赵光义本人是没有合法继承权的，他的皇位来自于阴谋篡夺。

但赵光义弑兄说没有实质证据，“斧声烛影”不足为信，对此我已经做过论证。

世人对赵光义即位合法性的质疑主要源自一点：赵匡胤为何传弟不传子。

立嫡立长，是古代确立皇储和皇位传承的普遍规则，以致但凡不传嫡长子的皇位传承都容易被认为僭越礼法，不合常理。

但赵匡胤在开宝九年驾崩前，没有正式册立皇储，驾崩前也没有留下遗诏，这就让赵光义的即位充满疑云，他的即位是合法的吗？

关于赵光义的即位过程，李焘《长编》引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最为详细：

“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德玄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它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这是流传最广的太宗即位版本，刻意突出了王继恩（太祖的亲信宦官）在太宗即位的异常举动（不召太祖儿子赵德芳，而是召晋王赵光义），以及赵光义、宋皇后的奇怪表现，很多人据此认为赵光义是像赵匡胤一样欺负孤儿寡母，乘机窃取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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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看来，王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径趋开封府召晋王”的做法、赵光义“大惊，犹豫不行”的表现并无明显不妥，真正不妥的是宋皇后的表现。

宋皇后是赵匡胤第三任皇后，开宝元年二月入宫（其时赵德芳9岁），并无子嗣，她因为抚养赵德芳亲近之故才自称“母子”。

但赵德芳只是赵匡胤次子，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他都是最末一个顺位继承人。

宋皇后不召长子赵德昭入宫，反而召次子赵德芳，其用心岂不让人生疑？说有所图谋也不算冤枉她，王继恩说「事久，将为它人有矣」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宋皇后见到赵光义后“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与其说是担心赵光义篡夺皇位后又来害她和赵德芳性命，不如说是害怕自己扶戴赵德芳的图谋失败为求自保才说出这番顺服的话来。

当然，对这段记载的解读都是一家之言，并无史料上的依据，下面的分析才是重点。

一个人是否合法即位，判断标准有两项，一是皇储的身份，二是传位的诏书。

很多人认为，赵光义不具备上述两项条件，所以是非法即位。

但事实是，赵光义是合法继承人，上述两项，他一项也不缺。

皇储，即皇位继承人。一般来说，皇储大多是皇太子，而皇太子大多是皇帝的嫡长子，立嫡立长，父死子承，属于皇位传承的主要形态。

但历史上传位给弟弟、孙子、侄子之例并不缺乏，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兄终弟及。
兄终弟及在在中国历史上多见于金、元、五胡十六国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或者政局不稳的乱世。

那宋初的情况又如何？

五代十国堪称乱世，许多宗法礼制被破坏，父死子承的皇位传承制受到极大冲击，传弟、侄而不传立亲子者屡见不鲜，传立养子而不传立亲子者亦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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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梁太祖朱温有六亲子在世，且大都成年，却传位“年最长而有干才”的养子朱友文；

后晋高祖石敬瑭，不立幼子为继位人，而传位给侄子石重贵；

吴国烈祖杨渥驾崩，其弟弟杨隆演即位，杨隆演又传位给弟弟杨溥，两世皆兄终弟及；

吴国权臣徐温有成年亲子数人，却以才干“皆不如”为由，传权于养子知诰（即李昪），徐知诰后来建立南唐；

南唐元宗李璟称奉父李昪遗命，约定兄终弟及，立弟弟李景遂为皇储，只是后被李璟之子李弘冀毒杀；

楚国马殷“遗命诸子兄弟相继”，故此后二十年间传立和争国者悉为第二代同辈兄弟，第三代众多成年宗室中无一人按“父死子继”的原则被立为或挺身争夺继位人；

南汉烈祖刘隐，位于弟刘䶮而不传子，中宗刘玢又传位给弟弟刘晟，又是两世兄终弟及；

闽国奠基人王潮病重，舍诸子而传位于其弟王审知，王审知后来建立闽国；

吴越国世宗钱元瓘病重，认为子钱弘佐年幼而欲择宗室长者为储君；后来钱弘佐虽袭位，却于英年早逝（20岁），亦因子年幼而以其弟钱弘倧袭位；

南平主高保融三子均成年，却传位给其弟高保勖，高保勖袭位后又传位给其侄（高保融之子）高继冲。

上述均是以遗命继立的兄终弟及，至于其他十国政权、割据势力的帝王非正常死亡、未留遗命确立即位者，被部将拥戴袭位的亦大多是其弟，而非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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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观之，倒是传位于年轻的亲子、幼子者，或为其弟、养子所妒，或为权臣之傀儡，以致被武装篡夺或主动禅位者大有人在：

后唐明宗李嗣源传位于亲子李从厚（20岁），却为养子李从珂不服，以武力篡位所篡；

后汉高祖刘知远传位于亲子刘承祐（18岁）却大权旁落，诛杀功臣不成引火自焚；

后周世宗柴荣驾崩时亲子皆幼，坚持传位于最长的柴宗训（7岁），导致陈桥兵变，被迫禅位于禁军统帅赵匡胤。

其他十国政权中，也有不少上演过“主少国疑”、“功高震主”、“篡夺禅位”的桥段。

综合上述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五代十国时期兄终弟及、传立长君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成为普遍现象。

五代十国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兄终弟及的优势是“国有长君”，袭位者年龄较大，各方面比较成熟，且大多历经锻炼，具备丰富的军政经验、人脉关系和政治声望，即位后能hold住场面，巩固统治，避免为戚宦或权臣势力所乘，这是实行兄终弟及制的直接原因。

究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乃在于隋唐之后门阀政治彻底崩溃，同时受周边“胡夷”思想冲击，代之而起的那种不重血缘门第，而崇个人才品、实力威望的价值观念，以及少数民族中存留的浓厚的早期原始民主遗存（兄终弟及原本就在少数民族势力和上古的夏商最为常见）相互融合、相互激荡，而恰逢五代十国这种战乱环境，大多数社会规范失效，兄终弟及制遂得以最大程度地作用于政治生活中，造成这一时期皇位传立观念的极大变化。

宋朝紧接五代，政治和社会思潮深具唐末五代遗风，谁也能保证宋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短命王朝。

赵匡胤又是一个睿智成熟、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对自身所处五代十国的兴衰成败经验有着切身体会，他在政治军事制度的建树几乎都围绕巩固皇权进行，而这些这些制度大多是对唐末五代制度的“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朱熹语），并非全部推倒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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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确定皇储这个对王朝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大问题上，赵匡胤不可能不受这一时期皇位传立观念的影响，非要坚持承平时代“传嫡传长”的传统。

为赵氏江山永固着想，赵匡胤实行兄终弟及，传位于皇帝赵光义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想只为兄终弟及提供了可能，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很多人认为，即便赵匡胤有传位的动机，但并无确立赵光义为皇储的意思表示，况且又有亲子为天生皇储，因此赵光义不具备皇位继承人的资格。

持这种论调之人，同样忽略了五代十国的特殊背景——不立皇储。

皇储是一个法定身份，而非天然身份。

即便是皇帝的嫡长子，在被册立之前，也不能称为皇太子（最多称皇长子），只有经过正式、规定的册封程序，以诏书形式进行确认后，才能被称为皇储，才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

而在五代，中原政权却没有任何一个以诏书形式确认的正式皇储，皇帝确认皇储的方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亲王尹京，即亲王封号+京城府尹职衔。

事实上，晚唐五代百年以来，“皇太子”这种东西就成了稀罕物事，中原王朝的第一个太子竟然是宋太宗的儿子赵恒,“自唐天佑以来，中国多故，不遑立储贰，斯礼之废，将及百年”，以至于宋真宗赵恒被册立为皇太子后，京师满城欢喜雀跃，争睹皇太子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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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五代储君即位时都不是经册立的正式皇储：

后梁时，养子朱友文以博王、开封尹为后梁太祖朱温之储（未立，为其弟朱友珪所杀）；

后唐时，次子李从荣以秦王、河南尹为后唐明宗李嗣源之储（未立，起兵叛变被杀）；

后汉时，长子刘承训以开封尹为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储（未立，病逝后追封魏王）；

后周时，养子柴荣以晋王、开封尹为后周太祖郭威之储（得立，即为周世宗）。

这些皇储均为亲王尹京的身份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而不是以“亲王尹京”身份又正常即位的帝王，如后唐李从厚、后汉刘承祐、后周柴宗训，即位前也没有皇太子的身份。

宋初的情景又如何呢？

宋太祖驾崩前， 赵光义为晋王、开封尹，正是柴荣即位前的职衔；

宋太宗时，欲以三子襄王赵恒为储，遂以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

上述证据表明，亲王尹京即是皇储身份的惯例已沿袭数十年，成为世所公认、十分明确的意思表示，就连赵光义也要先以赵恒为开封府尹，而后才名正言顺册立为皇太子。

有人说，若太祖再多活几年，事情可能会很复杂，他可能会改变想法，传位给儿子。

这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假设和臆测。

在宋初的历史背景下，包括赵匡胤、赵光义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清楚知道亲王尹京的政治含义，即便不足以完全证明赵匡胤欲传位于弟，至少释放了一个强有力的传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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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这些证据还不充分，不妨看看赵匡胤两个弟弟和两个儿子的仕履经历：





截至开宝九年三月（太祖驾崩前），我们可以看出赵光义在皇室中的超然地位，以及赵匡胤对他的刻意培养：

1、同样是王，郡王<国王。赵光义是唯一有亲王爵的，其他人连两个字的郡王爵都没有，只是节度使。

2、同样是武臣阶秩，防御使<节度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永兴军节度使<泰宁军节度使。赵光义早在建隆元年（建宋当年）就任节度使，比其他人早的多、快的多。

3、同样是府尹（直辖市首长），兴元府<京兆府<开封府。赵光义是唯一有实职（开封尹）的，其他人的尹、节度使都是遥领，不去实地任职，而且他早在建隆二年（建宋次年）就担任开封尹，完全没有经历稍低层次的兴元府、京兆府。

4、同样是兼宰相衔，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赵光义兼的宰相衔最高。

5、赵光义是唯一一个朝班位在宰相之上的，其他人都得乖乖站在宰相后面。

6、凡赵匡胤出京师，赵光义就是临时代理皇帝（类似太子监国），全权处理京师事务。征李筠，他是大内都点检；征李重进，他是大内都部署；征北汉：他是东京留守。

事实上，终赵匡胤一生，他始终未给亲生儿子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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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昭十七岁出阁时，依故事当封王（“前代皇子出阁即封王”），但赵匡胤竟以德昭年幼为理由，只授了贵州防御使，史料称“特杀其礼，非旧典也”。

如此杀自己儿子的礼节，突出弟弟的地位，即便在五代也是绝无仅有的，简直让人质疑，他的儿子是不是充话费送的，怪不得有人甚至得出赵匡胤是“弟控”的惊人结论。

综合上述证据来看，赵光义的所有经历跟五代那些合法即位的五代皇储并无二致，其地位之超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就是人尽皆知的皇储身份。

最最起码的底线，你应该承认赵光义是当朝公认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如果还是坚持认为证据不足，赵光义不是皇储、没有皇位继承人资格的话，我只能说你还是别钻牛角尖了。

以赵匡胤之英明睿智，是绝不可能怀抱传子之心，而亲手造就传弟之事实的，而且还一坚持就是十几年，他又不是传说中的一根筋加脑残。

皇储的身份解决了，可赵光义还是不省心，因为还有人质问他——太祖的传位遗诏呢？你有木有？没有传位遗诏，你就是非法即位，就是阴谋篡位！

所谓遗诏，就是皇帝死前的遗书，最重要的内容是指定谁来即位，是继任皇帝用以昭告天下、宣示继位合法性的公告，我们在史料中常见某皇帝“奉遗诏即皇帝位”的记载。

一般来说，遗诏是皇帝本人死前所留，但并非完全不可改动。

事实上，为尽量减少已故皇帝生命最后时光不明智的安排可能带来的危害，撰写遗诏的人、顾命大臣、甚至即位的新皇帝都有可能参与重新斟酌相关词句，进行适当修改。

另外，也不排除皇帝突然猝死，未及留下遗嘱的情形，这时遗诏往往由宰相重臣根据皇帝生前的一贯意图代为草拟，所以遗诏未必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意思，比如明嘉靖遗诏就是在嘉靖死后由徐阶、张居正共同撰写，是不是朱厚熜的真实想法没人知道。

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时常出现外戚、官宦、权臣假托、篡改旧皇帝遗诏，用于拥立新皇帝的现象（即所谓“矫诏”），雍正皇帝就被指责“矫诏即位”，传为一大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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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历史上被质疑“矫诏即位”、“无诏篡位”、“非法即位”最严重的两个皇帝，一个是雍正，另一个就是赵光义。

宋史学界泰斗邓广铭先生在40年代曾明确断言：“当太宗即位之初，想必正是群情危疑，众口悠悠之际，他却实在没有宣布任何一项遗命以杜众口之疑。”

此后，很多知名宋史学者均深受老一辈权威观点影响，把无太祖的位遗诏作为宋太宗篡位的重要证据，纷纷发表下列观点（尊重前辈，不列姓名）：

1、“太祖死时无传位遗诏”；

2、“赵光义抢位之际，没顾得上临时编造遗诏，事后再说宋太祖有遗诏，不会有人相信”；

3、“要无中生有地杜撰遗诏和宣诏人，史官岂有如此胆量？据实说没有遗诏，没有宣诏人，是抢位夺权，史官更怕得罪皇上，不得已，只好不说”；

4、“宋代官修史书都只能含混其辞，《实录》、《正史》都不曾记载赵光义即位的顾命大事。”

5、“太祖死得很突然，甚至来不及指定他的继承人以托咐后事”

6、“《辽史•景宗本纪》记载说：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自立。很明显，‘自立’就是篡夺。”

7、“太祖之死因虽不能确断，“然有一事可以确知者，太宗即位并无正式传授之法令依据。否则，实录、国史以至于李焘《长编》断无不加记载之理。”

……

近半个世纪后，邓广铭在《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又进一步重申：“从《宋史》、《长编》等书中，都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时举行过任何仪式（指宣布遗诏即位等）。

这些都是宋史专家经过考证后，在其著作或论文中发表的正式学术观点，全部都是原话照搬，绝非本人杜撰，至于各种演绎谣传、穿凿附会之说更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

总之一句话：赵光义的皇位来路就是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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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观点来看，个个质疑都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却是——莫名其妙。

事实上，以有无遗诏及遗诏内容证明继位的合法与否，完全是缘木求鱼，因为前面已说过遗诏并非一定是皇帝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论是否篡位，新皇帝在即位后或在发动篡位前，命人提前撰写这种遗诏以塞天下之口轻而易举。

简单地说，有遗诏不能证明是合法即位，没有遗诏也不能证明是非法即位，因此论证宋太宗有无遗诏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但帮人帮到底，为彻底帮赵光义解决传位合法性问题，我愿意再拉他一把。

我可以很负责地说：太祖的传位遗诏明明是有的，记载还不止一处。

众多的私史稗乘、宋人笔记中都明确记载太宗是依据太祖遗诏即位的：

1、《续湘山野录》：“太宗就遗诏于柩前即位。”

2、蔡惇《夔州直笔》：“太宗入对，[太祖]命置酒，付宸翰，嘱以即位。”

3、王偁《东都事略•太宗纪》：“太祖崩，[太宗]奉遗诏即皇帝位。”

什么？私史稗乘不足为信，“应以正史为准”？那我们就看看正史的记载：

1、《国史•马韶传》：“太宗践遗继祚”；

2、《宋史•程德玄传》：“内待王继恩驰至，称遗诏迎太宗即位”。

“践遗继祚”、“称遗诏迎太宗即位”的说法不明确？不足以证明真有太祖遗诏？
那再看下面两条记载：

1、《宋史》卷122《礼二五》：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遗诏：‘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诸道节度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辄离任赴阙。诸州军府监三日释服。’群臣叙班殿廷，宰臣宣制发哀毕，太宗即位，号哭见群臣。”

2、《文献通考》卷122：

“开宝九年十月太祖崩，遗诏：‘……（与《宋史》所载完全相同）。’太宗奉遗诏即位，就殿之东楹号泣以见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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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文献通考》中不但明确记载有“遗诏”，还收录了遗诏的部分内容，赵光义也是在“宰臣宣制（遗诏又称遗制）发哀毕”后“奉遗诏即位”的。

问题又来了，上面的遗诏内容貌似只说了丧事从简，可没说传位赵光义啊！

赵光义哭了：我招谁惹谁了，怎么非要逮住传位遗诏，打破砂锅问到底呢！

不急不急，我还有两部重量级史料——《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

这两部陌生的史料是什么东东呢？

“会要”属于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

宋会要则是与国史、实录、日历互为唇齿、四位一体的官修史书，内容丰富，卷帙浩大，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被誉为研究宋代历史的三大资料宝库之一（另两大宝库是《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可惜原本在明朝宣德年间毁于大火，殊为可惜。

不幸中的万幸是，多亏明成祖朱棣组织编纂了《永乐大典》，其中抄录《宋会要》的很多内容。到清朝嘉庆年间，著名学者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中的一部分，后又历经多人整理，最终形成《宋会要辑稿》。

就是这部大有残缺的《宋会要辑稿》所收录的史料之丰富，是《宋史》诸志远远不及的，而且《辑稿》所载史事记述原始而详细，虽然由于是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被称为中国最难整理的古籍之一，但所录文献的真实性完全值得信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经常被用来校订《宋史》记载中的纰缪与疏略，权威性远胜《宋史》。

《宋大诏令集》则是北宋九朝诏令文书的汇编，收录自太祖建隆年间至徽宗宣和年间颁布的诏令文书，内容涉及广泛，对研究北宋历史和考订补充史书误漏亦有重要参考价值。

公布秘密的时刻到了——宋太祖的传位遗诏就隐藏在这两部史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