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一种说法。历史上，就刘豫被废之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据岳珂的《鄂国金坨稡编》卷8记载，刘豫被废是因为岳飞使用了反间计，说军中抓住了完颜兀术的密探，岳飞故意责备说：

“你不是军中的张斌吗？派你去齐国商议诱引四太子（完颜兀术）之事，怎么一去不回呢？我只好另派人联络，现在已经商定，今冬会合长江南侵时，让四太子中我圈套……”

密探为免一死，就将错就错认作“张斌”。

于是，岳飞另作密信，内容是与刘豫共同谋害完颜兀术，交给密探说：“这次饶了你，赶快回金国送信，约定举兵日期。”并割开“张斌”的皮肤，将密信藏入再缝上，再三关照，千万不可丢失。

密探没有高烧痛死，一路逃回金营。

完颜兀术大惊，急忙向金主报告，于是刘豫被废。

这故事里完颜兀术的角色定位属于“二百五”，他就不会想一想，岳飞能认错人，难道他的手下能同时认错人，一个个都是斜白眼不成？故事起个题目大概可以叫《二百五不懂斜白眼》。

如果金廷真确认刘豫谋反，还能让他平和安稳地活到自然死？

既然谋反，总有属下和帮凶，那些人都是谁？

……

不作进一步推演了。

岳珂大小也是个进士，这故事编得如此粗糙且逻辑混乱，不知这功名是否粘他爷爷的光。

其实刘豫只是金廷权斗的一枚棋子，既无法统也无威望，只要愿意，王豫、李豫、张豫……是谁根本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刘豫覆灭，让岳飞突然失去了为排斥“军改”，而借以发力的“北伐”支点，不得不改变其相应的斗争策略。

@自在一百年

排斥“军改”出于本性。岳飞从一个农民小兵，做大到战区司令，对自己亲手创立的事业怀有一份情感很正常，但这不聪明，也太强势，更不懂政治。“心无杂念”只存在理论中，这反人性，成神之后另当别论。

“居前跃进攻击，张 刘居后经略地方保证后勤，相机乘势跟进。”的说法有些不顾事实。

首先，“居前跃进”岳飞自己都不认可，敌强我弱那是现实。《乞出师札子》都已经说了，要把敌人骗到家里来打伏击。你这说法比他牛得多。

其次，张、刘、韩都有自己的防区，打仗不是打架，也不是自杀式袭击，攻防平衡那是前提。

另外，纵观古今中外所有实例，外交政治永远都是基于实力的妥协。
这里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以南宋当时的实际能力，不打不舒服斯基，到底为了什么？除军权掌控的因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之后我会给出我的观点，到时欢迎批评指正。

至于后来的“朱仙镇大捷”以及“河北义士”的群起响应，我几乎有十成的把握可以证明，那都是岳珂全无逻辑的胡扯。后面会有非常详细的阐述。

就在金廷罢黜刘豫的差不多时间，岳飞奉诏到建康（南京）行朝奏事，张戒《默记》记录了期间发生的一个事件。

当时岳飞与幕僚薛弼同行，两人探讨了一个话题：

“近谍报，虏酋以丙午元子入京阙，为朝廷计，莫若正资宗之名，则虏谋沮矣。”

岳飞说，近据谍报，金人要把钦宗的儿子“丙午元子”(钦宗的儿子赵谌，曾在靖康元年即丙午年立为皇太子，故称之为“丙午元子”)送到京阙(当时的南京，现河南商丘)，这是个阴谋，为朝廷着想，不如把就读于资善堂的建国公赵昚正式立为皇太子，这样金人的阴谋就失败了。

这其实是中原大地公开传播的一个信息，金废刘豫后，金廷为避免权力真空而产生动荡，提出一个稳定民心的说法。

岳飞解读为阴谋也有道理。

从法理看，宋钦宗赵桓比高宗赵构更为正统，“丙午太子”那是延续法统的龙脉，这对赵构政权形成直接威胁，在当时背景下一旦被人利用，极易造成军心民心的浮动。但如果确立了太子，情况便不同了，建国公赵昚是北宋开国皇帝宋 赵匡胤的七世孙，赵匡胤莫名驾崩后，其弟赵匡义继位，这才有了后来皇位在赵匡义一脉的传承，所以赵昚代表了正统之前的正统，在法理上具有至高的地位，足以抵消金人立“丙午太子”的负面影响。

薛弼听后劝谏道：“身为大将，似不应干预此事。”

薛弼的担心是，岳飞的说法虽然成立，但其指出了赵构不太纯正的法统地位，这一核心缺陷，这妥当吗？

岳飞回道：“臣子一体，也不当顾虑形迹。”

到达建康（南京)后，岳飞面奏赵构，表述了自己的主张，“虏人欲立钦宗子来南京(洛阳），欲以变换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阁，以定民心。”(《朱子语录》卷一二七)

赵构闻听，当场变脸：“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岳飞“面如死灰”，“声落而退”。

事实上，立太子之事赵构早已考虑。

早在绍兴元年( 1131)六月，赵构停留绍兴府，当时就有上虞县丞娄寅亮上奏：

“先正有言：‘ 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仁宗皇帝诏英祖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

“……望陛下于“伯”字行下遴选 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五)

奏章先是提起宋 舍其子而立其弟宋太宗，宋仁宗无后而立养子宋英宗的两个例子，然后委婉地建议赵构，从宋 的后裔“伯”字辈中领养一个孩子，作为暂时的继承人，等赵构有了自己的儿子，可再把养子的继承权交还给亲生儿子。

赵构看到奏章后，颇为赞许，并把娄寅亮提升为监察御使。

此后，关于皇子与立储的话题，在朝堂中经常提起，比如，宰相范宗尹，参知政事张守，同知枢密院事李回等人，都一致认为，应当从 赵匡胤后裔中选定一人做赵构的皇太子。

赵构也公开发表过意见：

“艺祖(宋 )以圣武定天下，而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五)

所有的思路都是将皇位传承的法理追溯到“正统之前的正统”，那是足以立住的正正统，也是赵构巩固皇权的必由之路。

当时，南宋朝廷选拔了宋 赵匡胤七世孙中，七岁的赵伯琮和五岁的赵伯玖为皇太子的初步人选。

绍兴五年( 1135)夏，年龄较长的赵伯琮（赵昚）被封为建国公，就学于皇家书院资善堂，某种意义上已成实质上的太子。

可见，赵构对于设立太子以及相关的提议并不忌讳，但这个提议在这个关键时刻再一次从岳飞嘴里被郑重说出，却包含了另一番味道。

岳飞与赵构的政治军事存在严重分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军改”的挫败，也让两人间的关系变得猜忌而微妙。

金国若真以钦宗之子“丙午元子”赵谌接替刘豫，那将是名副其实的故国故君，赵构的法统相比便显得“山寨”，“北人”回归再无道德压力。此时岳飞作为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将，当之无愧的“北人”代表，将成为南宋政权的最大隐患，没有之一，远超郦琼。

曾经历了“淮西军变”以及“苗刘兵变”的赵构不得不警觉，这一提议是否暗含了逼宫退位的威胁呢？

看来“某种意义上已成实质上的太子。”这一结论下早了。

但立赵匡胤的子孙的思路应该是没错的，只是存在派系争斗。

这跟本文的逻辑没有冲突，似乎加深了逼宫的嫌疑。

自“军改”后，君臣间每一次交流都暗含玄机，几近对立。赵构因警觉而紧张，以致措辞严厉。

但此刻显然不是翻脸的时机。意识到有些失态，赵构随即召见岳飞的谋士薛弼，跟他说起刚才岳飞建议立储之事，让他安慰开导岳飞。张戒的《默记》记录了赵构的原话：“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

之后，宰相赵鼎也找到薛弼，探询事件原由，并传话开导道：“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大事?宁不避嫌?飞武人，不知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公归语幕中，毋令作此态，非保全功名终始之理。”(《忠正德文集》卷九《辨诬笔录·资善堂汲引亲党》）

言辞中，将岳飞此举刻意解释为他幕僚中的乡村秀所教，而加以淡化，避免因紧张而导致失控。

此时南宋平叛未久，民心浮动政局未稳，中央控制极其脆弱。

从金国整体的利益看，此时正值灭刘豫树新风之际，又有郦琼的加盟，若再册立故国故君，若发起舆论、煽动、策反等多管齐下的攻势，则在政治军事上极易打出一套重磅组合拳。

不过金国的“整体利益”由多个板块组成，各方有各方的定位诉求。即便金廷内部真的铁板一块，册立“丙午太子”那也是一把有利有弊的双刃剑。

对金廷而言，重立“赵家人”固然对南宋政权是一个打击，但对中原的控制力也将随之削弱，与南宋的关系更是变数极大，谨慎使用也在情理之中。

在这件事上，与完颜昌交往密切的秦桧是否有过做外交上的斡旋，没有记载，但金廷高层终究没让“赵家人”重掌中原皇权，赵构避开一次政治法理上的重大危机。

1137年12月中旬，宋朝使臣王伦从金国返回南宋复命，完颜昌送王伦，说：“快回去报信吧，障碍清除，和议至此平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语调中不难读出完颜昌的兴奋，他有理由兴奋，去除了刘豫的羁绊后，若如秦桧所言，他屯兵山东，身后有中原广袤的纵深和强劲的后勤支撑；朝中有完颜宗磐、完颜宗隽呼应，里外沟通，足以抗衡“阿骨打系”的势力。

“吴乞买系”有望摆脱重蹈“国相系”貌似强大而受制于人的悲剧性命运。

宋金的第一次协议签订于是在两年后的金国天眷元年（1139年），故被称为“天眷和议”。主要内容有三条：

一，宋、金以黄河为界，金国将原刘豫的辖地河南、陕西交还南宋；

二，南宋向金称臣；南宋每年向金国交纳银绢五十万两匹；

三，金人归还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的灵柩和赵构母亲韦氏。

从两年后的那份和议内容看，南宋实质性收回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交纳五十万两银绢相当于北宋时交给辽国的数量，等于4000万日常军费的80分之一。

归还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的灵柩，赵构迎回母亲韦氏，那是靠武力打几年都回不来的。

最关键的是“北人”北归的故乡情结也可一并解决。淮河南北、黄河以南的大片因战乱而荒芜的良田，将得到重新开垦，这对双方的百姓都是一个巨大的福祉。

金国站在军事战胜方立场，打到这份上，只有消耗没有利益，且由于政治上缺乏有效的统治力，承认南宋独立行政的地位，可算是一种政治上渗透融合的策略手段。

这在理论上说得通。

但谁融合谁，不是简单的法统或理论自信就能搞定，那是一个渗透到文化、政治各个领域的复杂体系，历史的经验证明，黑龙江人终将成为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中的一朵。

主导此次和谈的金国“吴乞买系”提出“向金称臣”的条款，成为和议双方争论的核心。

站在完颜昌的立场，其实很容易理解，东北人未必都是“活雷锋”，他屯兵山东必须有一个法统上的地位，总不至于真的成为你南宋的一个军分区吧。

另外，作为和谈总要有相对平衡的利益诉求，这对金廷获取相应的政治利益也是个交代。

从内容看，这应该是一份有诚意的协议，但和议遭到了南宋朝中的大臣通力阻挠，被一拖再拖。原因在于 “向金称臣” 兹事体大，这一条直接扯着“儒教”的蛋了。

为说清其本质理由，有必要对儒家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今天的这一章关于儒家文化，必须慎重。沉淀一下，明天再发。

儒家思想的精髓归结为五个字就是“仁义礼智信”。

撑门面的“仁义”那是旗号，那什么是仁义呢？简单地说，一切好人好事。

现实中不同的人对于“好人好事”其实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在古代女人死了丈夫，有别的男人关心呵护她，她对他也不反感，那么对这个女人而言，她遇到的就是好人和好事；换个角度，死了儿子的公婆觉得女人对不起他们的儿子，出于对爱子的情感，希望有人出来指责女人，那是站在他们角度理解的好人好事。

可见，“仁义”的标准会有不同的角度，用来律己自然没问题，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但若用来针对别人，就难免夹杂个人私利，或自以为是的价值对立，凭什么就该人人遵守呢？

所以，占据道德高地便成了推行“仁义”的前提条件。

“儒教”作为一个利益联盟，引申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礼”。只有划分出高低贵贱，建立足够的权力崇拜，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话语权。

在推行“礼”的过程中，“儒教”采用两手抓两手硬的策略。

第一，靠拢权力，利用强制执行的国家意志。

汉以后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令，国家机器保证了儒家思想的一枝独秀。

第二，建立依附于强权的核心伦理体系——三纲五常。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统称“五常”，把“五常”中的“礼”单列出来，提炼出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细则，便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在政教合一的专制体系中没有“仁义部”和“智信部”，而专门设立了正部级的“礼部”，可见其核心地位。有了“礼”便有了等级分明的话语体系，以及灌输其理念或欲念的权威渠道。

儒教做大的初期，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董仲舒就把人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圣人之性”为上品，不教而善，生而知之。“斗筲之性”为下品，不可教化，必须采用刑法对待他们。“中品之人”有善有恶，因此可教。

董仲舒进一步分析人性，认为“成善”的关键就是节制其情欲，而节制情欲，有赖受命于天的圣贤帝王对他们进行教化。

整套体系既建立了等级，又创立了至上的“圣人”概念，并重点突出“奉天承运”的皇权，为政教合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也是历代皇权喜欢“儒教”的最重要原因。

但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无神论的“儒教”有一个重大缺陷——反人性。缺乏平等意识而夹杂私欲的理念很容易遭到质疑。

于是，“智”育教化便在全民推广，一些儒家小故事专门用来开启民智，儒家的二十四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汉代郭巨，东汉隆虑（今河南安阳林州）人，也有说是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渡日艰难。郭巨有个儿子三岁，为了喂养儿子只能减少母亲的口粮。

一日，郭巨与妻子商量：“家中贫困，原本便无法好好地孝敬母亲，如今儿子又与母亲分食，更是难以尽孝，不如把儿子埋了，让母亲得以吃饱。儿子可以再有，母亲只有一个。”

妻子谨遵妇道，听从了他的提议。

于是，郭巨便挖坑埋儿，正挖着，就见地下露出一个大瓮，打开看，却是一瓮亮瞎了眼的黄金，内有一张纸条，上书：“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于是，夫妻俩捧着黄金回家，既孝敬了母亲，又得以兼养儿子。

有人做诗传颂：郭巨思供给，埋儿愿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

这故事叫“埋儿奉母”，结构清晰简单，但不知是在说老天开眼，还是老天瞎了眼？

这种故事在儒家推行的礼教榜样《二十四孝》中，还有二十三个，但这有人信吗？

配合“智”育的灌输，儒家在推行“纲常伦理”的过程中，祭出了另一法宝，那便是“信”。

再看一个儒家故事：

说有一个叫范子华的人和他的门客在高台上游玩，提议说：“有谁能从高台跳下去，赏给他一百金子。”

大家同声响应，但只见动嘴没见动腿的。只有商丘开一个人，信以为真，当场跳下了高台。只见他：身轻如燕，飘然着地，身体毫无损伤。

众人都感到非常奇怪。于是，有人又指着一边的深水潭道：“水里有宝珠，谁潜进去，便可以得到。”

又是商丘开信以为真，当即潜到水底，果然找到了珠宝。

大家齐声欢呼，感到万分惊奇。

过了几天，范子华的家中发生火灾，他对着门客说：“有谁能进入火中，抢救锦缎，抢救多少，就赏他多少。”

商丘开听了，冲入火中，来回奔跑，身体丝毫无损。

众人更加惊奇，问道：“先生有了道术吗?”

商丘说：“我哪有什么道术？我来到这里，从不怀疑，把一切都当成真。你们叫我从高处跳下，叫我潜进深渊，叫我进入火中，我都毫不犹豫就去做了，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会受损伤，因为诚心诚意，所以诸事皆成。”

他又接着说：“但后来发现，你们常常骗我。于是，便心怀着猜疑之心，再让我接近水火，便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了。”

宰我（孔子的弟子）听说了这件事，回禀给孔子。

孔子说：“你不知道吗？诚信达到极致的人，就可以感动外物。他能动天地，感鬼神，纵横四方！这样的人，难道仅仅只能身入水火吗？商丘开把假当作真，便能够无所阻碍，而我们本来就有坚守的理念，还有什么能阻挡呢？你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故事讲完了，此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碗极具传销特质的鸡精汤灌下去，诚信从此连接迷信。

归纳总结的说，“三纲五常”是通向特权的路径，扭曲人性和毁灭逻辑是其必要的手段。

庄子曾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后世的鲁迅掀开那写有“仁义道德”的门帘往里看，满目的男盗女娼。

两位大师言辞如刀，冷眼阐释了那条著名的行为学公理：装 有其装X的目的。

不过，说句公道话，占据伦理高地的儒教体系，确有不少过人之处，至少沉淀出了一套上流社会的高贵格调。

大儒们“温良恭俭让”的待人接物，常令人如沐春风，“中下之人”极少企及。但前提是不可踩中其维系特权那根“三纲五常”的尾巴，否则立马变得面目可憎，硬成一根搅屎棍。

此次，尚未彻底开化的蛮夷之邦提出“向金称臣”条款，让儒家核心的“礼教”体系遭到了空前挑战，装逼之路或将到此为止，这谁受得了？

宋金第一次和议，南宋士大夫通力抵制，力争名分。

@哲郡 2017-05-21 21:15:47
@梵刀 557楼 2017-05-21 19:02:00
今天的这一章关于儒家文化，必须慎重。沉淀一下，明天再发。
—————————————————
儒家文化的另一个观念，华夷之别，华尊夷卑，亦与金宋议和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无神论的儒家理念背后，一定存在其私欲的诉求。这一文化最大的毛病就是反人性和反常识，背后都是私立作祟。

@自在一百年 2017-05-22 19:07:10
实际影响中国，特别是普通大众的，确实是楼主理解的儒学。不过，实际上还有另一种，或可称为本意儒学的儒学。本意儒学，确实有维护等级的理念，但也不是完全的一边倒。“仁者爱人”，本是部分等级的恻隐 慈善之心；“义”是对不同等级或者不同矛盾主体间相互交往的指导性守则。君臣之义，父子之义，夫妻之义，朋友之义，不同矛盾义的内容不同。而且，义是针对矛盾双方的，不单单指向某一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孟；“君之视......
-----------------------------

把你所说的“本意儒学”中的“仁义”翻译一下，就叫博爱和平等，那是最基本的普世价值。

但普世价值与专制皇权具有天然对立性，都平等博爱了还怎么专制皇权？既依附于专权又想玩普世价值，那就唯有装X一条路。

儒教与皇权政教合一，再加人神合一，那是装X的最高境界了，这就是我们文化中糟粕的糟粕。

绍兴八年（1138年）六月，宋国使臣王伦和金国的议和使臣乌陵思谋一起来到杭州。

乌陵思谋可以称得上宋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北宋徽宗时代他就出使过宋国，促成了著名的“海上之盟”。

赵构设立了专职接待的礼宾官员——馆伴使。

最初安排的馆伴使人选是礼部侍郎魏矼。魏矼拒绝出任，理由是他反对和议，难以尽心尽职。

秦桧就把魏矼招至政事堂（都堂），询问他反对和议的理由。魏矼的回答是以他的判断，金人的诚意难有保证。

秦桧提议道：“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

魏矼语含讥讽：“相公固（当然）以诚待敌，第（只）恐敌不以诚待相公耳!”

秦桧被戳一记眉头，只得改任吴表臣为馆伴使。

其实得知金使来宋议和的消息后，朝中比魏矼更为激烈的声音随处可闻。

赵构曾当着赵恒和秦桧面，表露心迹说：“先帝的灵柩等二三年归还问题不大，但太后年事渐高，朕旦夕思念，盼望早日相见，因此不顾委屈，以求和议成功。”

为促成此次和议，赵构打出的是“尽孝”的旗号，当然这也未必只是旗号，赵构作为北宋皇室众多皇子中的一个庶子，母子情深相依为命也在情理之中。

秦桧调和道：“屈己议和，此皇上之孝心也。见主卑屈，怀不平之愤，此人臣的忠诚也。”

面对孝道，士大夫领军人物赵鼎无从反对，提议道：“陛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如今委屈请和，诚非美事。然陛下执意而为，是为了父皇灵柩以及母亲、兄长。群臣愤懑之辞，则是出于爱君，非有它意，不必太过怪罪。陛下应劝慰群臣：‘若能使灵柩及母、兄归还，而后毁约所得更多，讲和并非真正的用意。’群臣必能体谅陛下的孝道。”

意思是先把该拿的拿到手，然后再寻机推翻协议。赵构默认这一说法，朝堂上的议论暂时低落下去。

南宋朝廷喧嚣一片之际，乌陵思谋怀揣着完颜昌的利好一路向南，很快便感受到了深刻的敌意。乌陵思谋经过揣摩反省之后，终于悟出了点门道，于是拒见大多求见的官员，到达临安后，邀请赵鼎到他下榻的宾馆，作为和议前期的沟通协调。

赵鼎断然拒绝。

乌陵思谋热脸渐冷，只得到政事堂直接谈判。

赵鼎故意降低规格，以侍从官的礼节接待他。

史料溢美道，赵鼎步履从容，仪态大度，其宰相神采让乌陵思谋的骄横顿时收敛。

赵鼎问乌陵思谋的来意。

乌陵思谋答道：“应王伦要求而来。”

赵鼎问：“所议何事？”

乌陵思谋回答道：“有好公事商议。”

赵鼎说：“道君皇帝讳日都未相告，有何好公事？”

这时，一旁的赵构举袖拭泪。

赵鼎在会谈之前曾建议赵构：“金使入见时，恐怕会谈及先皇的灵柩，还望圣情稍加抑制，不要太过哀恸。”

赵构问何故，赵鼎回答：“金使之来，非为吊祭，恐怕不必如此。”

这理由颇为牵强，更像是对赵构举“孝道”旗号，力促和议的一种否定或暗讽。

赵构未做表态，心中奔跑着一万匹草泥马：对方吊不吊唁我都悲哀，他不吊唁我就不能哀恸啊？

会谈现场，赵构数度哽咽，众大臣只得一边陪哭。

在后来与金使数次见面时，只要谈及帝先皇灵柩，赵构必掩面而泣，群臣只得跟着“莫不感动”。

在谈到地界时，乌陵思谋道：“地不可求，只能由大金赐予。三十年旧人，无以上报，但望和议早成。”

赵构回答：“记得旧人，必能记上皇，切望留意。”

乌陵思谋亮明态度，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没得商量，这是维持平衡关系的法理底线，也是交还河南、陕西大片土地的主要筹码。

赵构回避了“名分”，只强调和议中的“孝道”，这正是儒家伦理的根基，士大夫们无从诟病。

绍兴八年（1138年）七月，金国使臣乌陵思谋回国，赵构诏命王伦为奉迎梓宫使随金使再次赶赴金国，申问徽宗皇帝的忌日并商讨和议细节。

王伦出发前到政事堂向赵鼎请示和谈的口径，据说内容有二十多项。
关于议和后的礼数，赵鼎说：“君臣之分已定，岂可更议礼数。”

王伦问得明确。赵鼎答得含糊，作为主持和议的宰相，站在社稷百姓的立场，他该促成这明显有利的和谈，站在专制阶层的角度，他必须维护儒教的伦理。

关于割地远近，赵鼎回答：“以黄河为界。”并特别强调是黄河的故道，而不是被杜充决口后改变的河道，这是底线，否则一切免谈。对于这一条赵鼎的态度斩钉截铁，如果因这条而谈崩，他乐见其成。


1138年7月，王伦随乌陵思谋重回金国。

完颜昌回到金朝上京，就宋金和议条款中将河南、陕西等地划归南宋的议案，提交金廷高层审议。

此时金廷之内原本“三国纷争”的局面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完颜粘罕的“国相系”被彻底铲灭，三方权斗已演化成两强相争，并呈现互相渗透的状态。

在之前扑灭“国相系”以及皇位交接的过程中，“阿骨打系”做了相当的妥协。“吴乞买系”的势力迅速扩张，完颜昌已由左副元帅升任都元帅，执掌军部最高权力。完颜宗磐担任国相，位于完颜宗干之上，在朝中位高权重，亲信遍布。

《金史》记载，朝堂商议中，时任东京留守完颜宗隽代表“吴乞买系”率先发言：“我以地与（给与）宋，宋必德（感恩戴德）我。”

完颜宗宪折之日（否定道）：“我俘（俘虏）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复资以（若再归还）土地，是助仇（资助仇人）也，何德之有。勿与便（不还为好）。”

完颜勖亦以为不可。

《金史》中选择这三个人来描述这场冲突很有代表性，完颜宗隽是完颜宗望的胞弟，原本应该是铁杆的“阿骨打系”，现在却站到了“吴乞买系”的阵营。完颜宗宪是完颜粘罕的弟弟，代表了被清洗的“国相系”，此时站到了“阿骨打系”的一边。站在完颜昌对立面的完颜勖则是他的亲弟弟。

下朝后完颜昌责备完颜勖：“他人尚有从我者，汝乃异议乎（你怎么反对呢？）。”

完颜勖道：“苟利国家（只要有利国家），岂敢私邪（岂敢存有私心）。”

完颜勖是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大知识分子，对于“吴乞买系”的政治意图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从完颜昌对他的埋怨看，两人关系也相当密切。但此时两人的站位截然对立，体现了金廷派系已开始分化，权斗进入短兵相接的肉搏阶段。

其实，所有讨论都是废话，各方权重的较量才是本质。朝堂之上“吴乞买系”占优，决议通过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南宋。

“阿骨打系”选择隐忍。

史籍记载，宋使王伦到达金国后，除了那条让南宋士大夫们如丧考妣的“向金称臣”外，金人对南宋所提出的各项条款基本没有异议，满足了南宋几乎所有的和谈要求。

金廷权斗的同时，南宋朝廷内反对和议的声音再次升腾。

殿中御史张戒上疏：“自古只有能守才能有和，未有不能战、不能守而能和的先例。如果不能战，不能守，区区信誓，全无保障！”

赵构问他：“如果开战，你看我们何时能打回中原？”

张戒语塞，强辩道：“古人是居安思危，陛下您是居危思安啊。”

两人的问答中，赵构以反问的方式婉转表态，张戒避而言他，强词夺理，这在讲求君臣礼仪的年代，已属于极其放肆，可见当时反弹的气势。

时任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王庶面奏赵构，认为金人必定是用兵已久，人马疲惫，才出缓兵之计，若稍有恢复，必然再动干戈。此时满足其请求，必存后患！关键是即便金人停兵止戈，向金称臣也有损天子龙威，使黎民百姓离心离德……

9月，赵构召岳飞、韩世忠、张俊等入朝，就和议问题征询几位大将的意见。

岳飞表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国的国策不当，恐怕要被后人批评。”

韩世忠也请求北伐，为国效力。

站在武将的立场，两人的表态都在情理之中，如同当年的完颜粘罕，手握重兵、威震一方的大将谁愿意拱手交权？

和谈面临空前压力，赵构决定正式启用秦桧，替换士大夫领袖赵鼎。

怎么全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