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西亚的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后继者是阿卡德帝国，阿卡德人借用前朝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到底是如何的？究竟是和日本人借用中国汉字相类似呢，还是与周人借用商人的文字相类似呢？

回答是，和日本人借用中国汉字要相类似一些！

“阿卡德文字是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使用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种，起源于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完全废止于公元第一纪左右。由于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文明产生于各种语言互相交融的近东地区，埃及和苏美尔人必须用表意符的读音表示他们不理解的外族名字和词汇，这些拼写外国语言的表意符自然而然地演化成文字的声符。例如，苏美尔人必须用表意的楔形字符去书写与他们混居的阿卡德人和奴隶的名字以及阿卡德词汇。阿卡德语楔形文字虽然把一批表意符变成较为固定的音节符，并用它们拼写语言，但是文字中仍然大量使用苏美尔意符和限定阿卡德词义范畴的苏美尔偏旁部首，成为既用音节符拼写语音，又用语义符指示语义的混用文字。有些像日文的假名中夹杂汉字，但日文有专门的、不表意的声符号（假名），而阿卡德语没有发明单纯表音的符号，被当作音节使用的苏美尔字符有时还用来作词符，表示与它们的本来意义对应的阿卡德单词。”

“阿卡德语属塞姆语系东塞姆语支，和阿拉伯语同属一个语系。公元前3千纪，讲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和语言独特的苏美尔人共同生活在南部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但文化比苏美尔人落后，从属于苏美尔人。”

也即，阿卡德人与苏美尔人之间属于不同语系的异族关系，就类似于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异族关系（日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

我们所看到的古文字的演变现象是：

两河流域从“阿卡德楔形文字”开始及之后的两河楔形文字，【开启了一个古文字“质变”的漫长过程】；而在中国，自殷商之后的周朝开始，【却并未开启古文字的“质变”过程】

关键的原因在于，真文字的背后是语言，如果语言发生明显的改变，文字也自然会发生质变的！

归根到底，在于文明文明在商文明之后，并没有和另外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交融过，在本土内没有一个强大的外语民族“借用”汉字符去表达他们自己的语言，因而汉语在中国一直保留了自甲骨文以来的“意音文字”的稳定性和纯洁性，从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文字质变现象，这是因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处于“相对的”隔离状态（但不是绝对的孤立隔绝！）所导致的结果，故而，华夏文明有着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文字演化过程！

“真文字的背后是语言”，这句非常关键的话，楼主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可是，能有几个人真的听进去了？


归根到底，在于华夏文明自商文明之后，并没有和另外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交融过，在本土内没有一个强大的外语民族“借用”汉字符去表达他们自己的语言，因而汉语在中国一直保留了自甲骨文以来的“意音文字”的稳定性和纯洁性，从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文字质变现象

中国的汉字自殷商至今，三千多年以来的文字和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一脉相承”性，并不是空口瞎说的一句话！

每当提起“文字”，有多少人的眼睛里只看到了文字的“表象”----字形，却全然忘记了，文字的“主心骨”-----“语言”

无论楼主怎么提醒，还是照样记不住～～～


由于“语言”的障碍存在，真文字不是那么轻易地就可以被异族“完全借来”且无障碍使用的，哪有那么相配的异族语言，除非与文字的原配语言是近亲的关系！

在楼主前面谈及的“人群覆盖理论“里，由于“青铜冶金技术”最早出现于距今5500年的高加索山脉的南北两侧，与印欧人、闪族人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第二波【畜牧/青铜人群扩张】，基本上就是“印欧人和闪族人”的迁徙和大扩张过程

那么，对于西亚而言，首先是闪族人在西亚的扩张，接着才是印欧人在西亚的扩张！

故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大致经历了以下的几个阶段：

【苏美尔楔形文字 → 阿卡德楔形文字 → 巴比伦楔形文字 → 亚述楔形文字 → 波斯楔形文字】

其中，苏美尔人比较独特，属于至今未知的人群和语系（一种“孤立语化”的黏着语）；

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都应该属于以“闪族人”为主体的帝国，语言也属于“闪语系”；

在后来的亚述和古波斯这两大帝国里，由于印欧人也开始成规模地出现于西亚的高地，他们和原有的西亚高地的闪族人分庭抗礼，所以，闪语和印欧语应该互有影响，但到底这两大帝国以何种语言为主导还很难说清楚，但无论是闪语还是印欧语，在距今三四千年前都属于高度复杂的落后语言-----“屈折语”

两河楔形文字在随后的三千年里的演化过程中，发生了明显地“质变”，从最初的苏美尔“意音文字”，逐步地朝着“拼音文字”的方向变化着，大致的演化过程是：

【“意音”楔形文字 → “音节”楔形文字 → “辅音字母”楔形文字】

前面有网友和楼主说，中国的青藏高原也是“高地”呀，藏族人也是有着“畜牧文化”的人群，可却只有数百万人口而已！为何发展得并不怎么好？

楼主需要提醒这位网友的是，闪族人和印欧人是世界上的资深老牌“畜牧文化”人群了！资深到什么程度！在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约距今1万年上下），人家就已经是“狩猎/畜牧”背景的人群了，与“畜牧业”有关系的动物驯化，比如“绵羊和山羊”的最早期驯化，就和故乡在西亚高地的闪族人相关；而“黄牛和家马”的驯化，则与故乡来自于高加索以北的印欧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故而世界上最早的游牧民族就是印欧人---斯基泰人）

东亚/北亚并没有在“本土起源”产生过任何的与“畜牧/游牧”有关的文化，顶多是更原始的狩猎/渔猎而已，东亚/北亚的“畜牧和游牧文化”，基本都是西来的文化！其中就包括青藏高原的畜牧业

早期的青藏高原顶多只是有一些与狩猎相关的“细石器文化”而已，而细石器文化主要盛行于“中石器时代”，可想而知在“畜牧/游牧”这方面的文化，东方的发展其实是很偏落后，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而已！


由于汉藏分离的时间大约是距今5000-4000年（根据语言学来判断的时间），那么，藏族的产生时间不会早于距今5000年。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国的西面，“青铜冶金技术”最早出现于距今5500年的高加索山脉的南北两侧，与印欧人、闪族人是有关系的，既然藏族出现得这么晚，拿什么来和闪族人、印欧人来比成就？


闪族人和印欧人是世界上最老牌的、资深的、也是最优秀的两大“畜牧文化”人群，人家的人口数不也照样爆发了呀！凡是拥有重大先进技术的人群，最后都会人口爆发的， 不管是农耕文化背景的，还是畜牧文化背景的，该爆发的人群都会人口爆发的！

凡是人口不爆发的人群，除非是被人“覆盖掉”了，否则，一定是有原因的，要么是不够优秀或机遇不好，要么是形成太晚了～～～

东亚由于是农耕技术的发源地之一，并没有在本土起源过任何的畜牧/游牧文化，所以，在东亚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很低看“畜牧/游牧文化”背景的人群，其实，这是不对的

由于西方世界即是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更是“畜牧/游牧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在西方世界，是农耕人群先登上历史舞台，后来，又被畜牧人群给覆盖掉了，故而，西方世界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大多都是偏农牧的社会，畜牧业的比重一直都不低，这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华夏文明早期虽然也有畜牧文化的存在，但是自宋朝开始，变成了几乎是单一的农耕种植经济，而过分单一的经济结构，并不利于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外来“异族”借用别人发明的“自源文字”，他们只能借到现成的文字产品，却借不到文字的新造字机器----“形声字”造字法！（因为“形声字”造字法，与发明文字者的“孤立化语言”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例如，日本人借用汉字，阿卡德人借用苏美尔楔形文字，两者都属于这种情形。汉字在日本人的手里，苏美尔楔形文字在阿卡德人的手里，都是无法增加新字符的，非但没有增加新的字符，还要减少（甚至简化）原有的字符，因为两者最后都走向了”拼音化文字”的道路，以适应自己的那种更复杂一些的语言特点

要想维持文字的强大表达力和文字的人人可读性，光借用别人的现成的文字产品（包括语义和语音）是不够的，还必须和自己本族的语言相挂钩，那么，与别人的语言特点直接相关的“造字法”自然是用不来了。所以，借用他人文字的“异族”必须另辟一种蹊径，在他人发明的“自源文字”里已经出现的“音符”概念的基础之上，通过进一步的改进，产生固定的“音节符”，用“音节符”来拼写异族自身的语言发音，这就是“音节文字”，属于拼音文字里的一种比较低级的过渡状态

由于人类能“自然”感受到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节”（而不是比音节更小的语音片“音素”），所以，“音节文字”早于“音素文字”的产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虽然“音节文字”更容易自发地产生，不需要人为地动太多的脑筋，但是，“音节文字”确实存在它的问题，因为它降低了阅读书写文字时的“可辨识度”！

由于“音节文字”是站在了别人发明的“意音文字”的基础之上所产生的一种拼音文字，以日文为例，日本人发明的“假名”音节文字，抛弃了汉字里“意符”的表意作用，而只取“音符”的表单音节的作用，甚至，连表音符号的字形都是简化版的

但是，“意符”在汉字里并非多余的、毫无作用的符号，“意符”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书写符号系统”里（用眼睛看到的信息）

请注意，人类原本是有两套相互独立的表达外界信息的符号系统存在，一个是“语言符号系统”，另一个是“书写符号系统”。最初，这两套系统各自独立发展，互不相干的----我发我的音，你画你的画，大家各自以独立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世界，而且，语言远远比图画文字要古老得多！

然而，这两套原本独自发展的系统后来却开始“并轨”了（也即，文字与语言的声音开始“挂钩”了），人类为什么要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以“画画”来表达外界信息的极大局限性！

光靠书面的“画画”来表达外部的信息其实是很有限的，因为画画大多只能画出“具象的、静止的、简单的事物，或者是重复简单动作的概念”，而一旦遇到抽象的、复杂的事物、或者是比较复杂动作的概念，“画画”经常性的处于“力不能及”的尴尬状态～～

为了解决“书写符号系统”的信息表达能力远不及“语言符号系统”的问题，人类干脆将这两套独立的系统进行并轨，利用古老“语言”的强大信息表达能力，来扩充书面“画画”的表达局限性！

-----这就是为什么，文字一旦与语言相挂钩之后，对外界信息的表达能力立马数倍地提高的根本原因所在，关键在于，偏年轻的文字借助了古老“语言”已有的强大信息表达能力，所以，几乎所有自源文字的“新造字法”的出现，其实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以图画文字的方式去表达“语言”的声音而产生的！

但是，“书写符号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毕竟属于不相同的两个系统，各有各的特点存在，书写系统靠的是“书写”，用眼睛来辨识信息的；语言系统靠的是“声音”，用耳朵来辨识信息的，两者哪能完全一样呢？即便是“书写符号系统”主动地向“语言符号系统”进行靠拢和并轨，那也得顾及一下两者之间感官辨识差异的存在！而汉字里的“意符”在“书写符号系统”里依然保留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

比如，“码”和“玛”这两个字，如果仅用耳朵听到的“声音”来辨识，那是分不出来彼此的，因为两者完全同音（ma)，那么，在汉语的“语言符号系统”里该如何来辨识两者的含义呢？是靠语言里的“语境”来区分，包括了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文化习惯、语气、停顿等等各种外在的条件和环境。但是，在汉字的“书写符号系统”，两者的区分则靠的是用眼睛看的“意符”来区分的，通过“意符”的不相同表意含义，来区分两者的含义

而日本人发明的“假名”音节文字，则完全抛弃了意音文字里的“意符”的表意功能，只是采用了一种简化了的“音节符”（假名）来表达“一个音节”的功能。那么，就会明显地降低在“书写符号系统”里的文字辨识度，比较容易产生语义的模糊感和模凌两可！毕竟，“书写和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系统

其实，在日文里可以全用“音节符”（假名）而不用“汉字”来拼写日语，这就好比，在中文里全部使用汉语拼音来拼写汉语一样，但是这样做，语义可能会产生歧义的，意思表达并不怎么精确-----我们的确是有过这样的体会，用汉语拼音表达意思就是比不上用汉字表达更精确无误

意思表达不够精确的文字系统，就不会是一个优秀的文字表达系统，有“跛脚”的意味，所以，在日文里还是会使用汉字的，最主要的用途是“更明确意思”，并与假名一起混用。而在西亚的阿卡德楔形文字里，也同日文一样，也是既用“音节符”拼写阿卡德语，又用“语义符”指示语义的混用文字，类似于日文的假名中夹杂了汉字

而这种文字“混用形式”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音节文字”（使用“音节符”拼写语言的文字）的书面表达力，无论是对于语义还是语音，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表达不够精准的问题，而这个欠缺要想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只有将文字的“拼音化进程”再进一步地推向更高级的阶段----“音素文字”！

从低级的“音节文字”再进化到更高级的“音素文字”，是需要把人类所能自然感受到的“音节”，“人为地”进一步地拆分成“音素”。很显然，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能发生的过程，是需要动用人类的大脑逻辑思维，故而，“音素文字”当然属于拼音文字里的高级阶段啦

将语言的发音从“音节”再进一步细分到最小的语音片“音素”，其好处是什么呢？---可以更精准地表达语言！

对于“词形变化比较复杂”的、“多音节”的落后语言而言，这是最贴切不过的文字表达方式了，不但能够更“精确地”表达出落后语言里的各种复杂的词形变化和发音结构，还可以产生“单词”的概念（不仅包括单音节词，还可以包括多音节词、复合词、缩写词等多种形式），这样既可以增强“书写符号系统”的文字辨识度（以“单词”为单元进行文字辨识），又避免了语音和语义上的模糊感和模凌两可（因为已将声音切成最小的单位，精密度提高了！）

从“音节”到“音素”的最明显变化就是，字符数的大幅度减少，两河楔形文字发展到波斯楔形文字时，已属于辅音音素文字，字符简化到只有41个符号；而之前的阿卡德楔形文字、巴比伦楔形文字、亚述楔形文字，都具有六七百个音节符和表义符，属于“音节拼音化”的混用文字，但还是远少于属于“意音文字”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近1800-2000个字符），而后期的亚述楔形文字实际上已接近于“音节文字”了，常用字符30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