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411100 2017-02-24 10:12:43
@仲裁者知 10277楼 2017-02-24 09:21:00
周是长时间在夹缝中维持国家运转，为了减少动乱，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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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被人故意耽误了。邓颖超对他侄儿说是王洪文，文革后说是江青……其实是谁大家都有数。陈毅也是被人耽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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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量的老干部回忆录，或者子女的回忆录中，能看到在医院对病人作手脚的的情况，不是个案。很令人迷惑。

1967年1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廖汉生同时被打倒。杨勇之女杨菁的回忆录《往事》【１９８５年由解放军出版社，87年明天出版社】，也有相关的记载：

“更卑鄙的是他们还千方百计诱逼爸爸自杀。他们把爸爸关在五层楼上，撤去哨兵，窗户大开，桌上摆着绳子和整瓶的安眠药。当爸爸对这种逼讯和折磨提出抗议时，他们就有意暗示说：“受不了，你可以死嘛。”（杨菁，１９８７：６８）


杨勇在于１９７１年初跌伤之后，军区保卫部禁止把他身残住院的消息告诉家属。一个了解情况老部下告诉他：“首长在这儿很危险，你要争取尽快去北京。……批陈整风和华北会议后，北京军区的情况十分复杂，一些人心里很明白，加害首长的机会不多了，格外疯狂，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人心隔肚皮，首长的手术千万不能在这儿做！”（杨菁，１９８７：１２９）如果不是妻子林彬来得及时，他很可能被害死。

林彬收到杨勇跌伤的电报后迅即赶到石家庄，当时的形势非常危险。一到石家庄医院杨勇夫妇就商量了一套抢救计划，中心内容是林彬到京活动，争取杨勇到京手术。

林彬一到医院就被监视，不可能公开离开。在最黑最冷的凌晨４时，趁着人们都在酣睡之中，林彬悄然出走。因为担心在候车室被人发觉，就到街上走动，还得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临走时她交代杨菁：“我走后，爸爸就交给你了，你和小姚一定要有一个人在病房守着爸爸，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要同意在这儿做手术。我一到北京，就想法与你们联系，北京来电话你亲自去接，别人的转告可千万不要相信。”（杨菁，１９８７：１４４）

第二天早上，监视的人发现林彬已经不在后，决定上午就给杨勇动手术。此后整整一天，几个以“军区保卫部”“军区宣传部”“军区党委”“上级组织”等名义出面的人轮番上阵逼杨勇做手术，都被杨勇以各种理由拒绝。

林彬在北京的活动最为紧张。中午在北京站下车后，首先找到李先念的夫人林佳媚，请李先念帮忙，李表示下午开会时向黄永胜、邱会作等人提出。下午６点多钟，李先念秘书转告说邱会作已答应尽快想办法。林彬不放心，又去找万里夫人边涛，边涛提议给周恩来写信。信于午夜１２点发出后，林彬担心周恩来收不到信，又给李先念写信，请他在次日早饭前后给周的办公室打电话了解情况。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深夜，周恩来正召集一个紧急会议，林彬的信已经送到周恩来的会议桌上，周当场连说两句“接回来！接回来！”

林彬在京时，最担心的是杨勇在石家庄顶不住，因此每隔一小时就打一次电话或发一封电报给杨菁，内容都是“等北京的消息，坚决顶住，不在医院做手术。”（杨菁，１９８７：１５１）得知中央决定后，她发出最后一份电报，回家后以担心电报也许在送报纸的时候才能看到，旋又到邮局打电话告诉杨菁。
【引单世联文】

最荒谬的一个事实是，很多一辈子干革命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很多人晚年的回忆录，竟然不能在境内公开出版，要跑到境外香港出版。

@lc411100 2017-02-24 11:00:26
@仲裁者知 10292楼 2017-02-24 10:57:00
每一个人都有私心，不管是能力小的老百姓，还是能力超群的领袖。都要吃喝拉撒睡，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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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就觉得周恩来文革里的作为为了自己也为了国家。为了自己死后照片不被人打叉叉。很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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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很多批周者，是因为嫌周相文革中太“软弱”，我觉得当时的政治气候“软弱”完全可以理解。
但赞周的人，使用最多的“保护了大批老干部”理由，我认为是很牵强的。
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周始终是文革十年中最高执政集团中的一员，当然要为文革负责担责，只是大小程度上，现在开放的资料不好客观评价。
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相对于老干部集团，最终还给平反落实政策，整个文革十年，受害更重的是基层的普通群众，每一个运动背后，看到只是简单的数字，但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以全国局势完全失控的67年7-8-9三个月中典型的武汉“720”事件为例，按官方湖北省委统计，全省“720”事件后，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高达18.4万多，仅武汉一市死伤就达6.6万多，半个淮海战役的伤亡！

刘主席所谓的“最大文革冤案”，与70年开始，持续四年之久、覆盖全国范围的揪“五一六分子”案相比，更是可以忽略不计，谁会关心芸芸众生的命运，谁来为每个受害的基层群众平反道歉？

在百度可以轻松地查到如下介绍：
“从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全国约有30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外交部3000名职工，竟有15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聂荣臻女婿丁衡高等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许世友在南京抓了20万名“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他运动所未有。
毛泽东在运动中不断发指示：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革命的学生要联合，打倒反革命516；林彪则发指示:抓516一个都不能放过;在这“一个都不能放过”的指令下，宁可错抓百万，不可放走一人。”
所以这才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

【续前文大闹怀仁堂】
江青很巧没有参加2月16日的中央碰头会，但张春桥却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政治智慧最高的一个，三老四帅会上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和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陈毅甚至攻击延安整风的正当性！张绝不会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关于2月16日”大闹怀仁堂“会后，中央文革派的”告状“过程，权威文献记录有不小的差异。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二月逆流”的条目中说： “二月十六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年谱》对2月16日的事，记载如下：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主要集中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的发言，于当晚十时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毛泽东在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周恩来年谱》对2月16日的事，则记载如下：“怀仁堂会议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江青密谋，整理“记录”向毛泽东汇报。”
上述三个文献代表了最官方的记述，共同点是会议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即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当晚就向毛汇报，所谓“恶人先告状”。但有一个程序问题，周相是毛钦点的中央碰头会的主持人，参会的还有康生、陈伯达等，程序上，会议记录应该是周指定人做，周审阅完后，才能发出给毛及其他未参会的政治局委员才对呀！
2月16日晚的“告状”应是真的，但会议记录却未必就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与江青的合谋，而周完全不知情。

王力是会议的参加者之一。他说《王力反思录》中记录：
会议开到七点，总理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就宣布散会，总理没当回事。刚一散会，姚文元就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约王力和姚文元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将情况对一对。” 我也赞成对情况，我说不能歪曲事实。我记下了要点，造谣是没有，当时认为是不对的话，都对上了，包括总理、康生、陈伯达的。接着张春桥去报告江青，姚文元和我是一起去的。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你们三个人都要去”。江青马上打了电话。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

按《晚周》的记录：周恩来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
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本人加上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

王力说：“总理没当回事”，王这个直感应该是准确的，但又是令人费解，这并不符合周给后世的印象。
因为，冲突的一方文革派，张、江都认为问题严重，连夜向毛提前汇报。周是会议主持人，更应该有条件先向毛汇报，以保护战友。
冲突的另一方中，陈毅当夜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的慷慨陈词，完全是“破罐子子破摔”的心态。
会场上的挑起争端的主将谭震林，没有完全放弃。谭2月17日给林彪写了封信，谭在信中说：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江青等人“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另一说法是，谭写了两封信，内容大致相同，分送毛、林二人。
谭的做法很有意思，谭是副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向周相求援，反向林写信求援？还是求援了未披露？

对比其他人。2月16日会后，周相的反应显然有些迟钝不敏感。一种解释，可以认为碰头会上，周见惯了双方说过头话吵架，没当回事，如王力的判断；另一种解释，就如谭的判断一样，周也认为，他去找毛说也没有。
但林彪就靠谱吗？

关于16日夜，毛听汇报过程中的情绪及反应，有不同版本描述，在《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写道：
“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张春桥先是汇报了谭震林责问陈丕显的事，说老同志有情绪。毛泽东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老同志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着，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详细地添油加醋地汇报了陈毅的“黑话”：“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斯大林晚年”的曲笔之意，是晚年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当时毛泽东重用林彪，有意让林彪来当接班人。延安整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些彼此心照不宣的敏感问题。毛泽东被激怒了。”
在《陈毅传》中：”恶人先告状，由江青安排，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先后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他们详细地集中地汇报了老帅们和副总理们的言论。起初毛泽东还轻松哂笑，觉得老帅们还是“很不理解”。汇报到陈毅的“黑话”时，毛泽东脸色阴沉下来，随即越听越火，雷霆震怒。“
王力在回忆录也描述了当时汇报情况：“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主席已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脾气。”
上述描述虽有不同，但基本可以看出文革中毛，担心什么，不担心什么；在意什么，又不在意什么。
三老四帅、包括周相等所担心的由”全面夺权“而引起地方中央党政机构的全面瘫痪和全国动乱，毛根本没当回事。毛本”乱世豪杰“，怎会担心”动乱“？其真正担心的是”失控“！
在”天下大乱“的时代，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都是最大的政治力量，谁掌握了它，谁就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熟读史书的毛更是明白这一点。从”大闹怀仁堂“事件中，毛敏锐地意识到军队中潜在的失控危险。这让毛必须谨慎。
毛反倒是并不太在意元老派是否理解文革，以及他们对文革的质疑，毛真正在意的是陈毅把延安整风与文革挂钩，以及用斯大林晚年映射自己！但这个与保持军队的稳定，让军队支持继续文革夺权相比，并非重点。
从毛2月16日晚听完汇报，到19日晨才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且没有让中央文革小组一方的江、张、陈、姚等参加此次会议的安排来看，毛还是想调和军方和中央文革的关系。

70年庐山会议，韩先楚，许世友写给林的信，近似于表态效忠，与谭写的自我辩解，发牢骚，质疑文革的信，是有很大区别。
另一面，林是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毛末表态前，按当时的政治规则，韩许的表态也政治正确，献祥瑞而己，周转也谈不上啥，可理解为让毛看看，他选的接班人大家都拥护，也是献祥瑞。

@lc411100 2017-02-27 21:05:26
@wgljw2000 10361楼 2017-02-26 22:30:00
２月１６日大闹怀仁堂是整个「二月逆流」的高潮。谭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角之一。余怒未消的谭震林在１７日怀着满腔忿恨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丑化党」、「真比武则天还凶」。而谭震林就此而被打倒，而且在以后召开的「九大」会上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也充分说明了把矛头对准江青的后果是严重的，也证明了笔者所持有的某人同江青的关系会在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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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应该对文革搞乱的当时的情形持是“否定”态度，否则不会支持推出“军八条”，但本质上，林的策略是“紧跟”，在毛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让林对“大闹怀仁堂”中冲突的任何一方表态，都是不可能的。

林只是在自己的“接班人”法定地位都被写进九大党章了，却发现自己的实权竟然还没有当年彭总大，更别提实打实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执掌实权的刘主席了。
要知道林可是同时挂着党的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衔，彭、刘都没有。

@总机叫汉阳 2017-03-01 17:25:38
粟裕把共军总参谋部从一个传达室（有些人供述彭总长在延安就是起草写电报的）变成了正经的军队指挥机构
如何是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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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记总参就算好到天，也是从54年10月粟任总长算起，这是在彭主军期间的建设成果，都算到粟头上？主管作战的陈赓、主管情报的李克农等人都没贡献？

另一面，总参好还是不好，还是要靠实战的战绩说话，具体粟总长的总参，建国后没有指挥过什么像样的战役，好坏从何说起？
反倒是粟几次挨批，都与战役指挥中不按规矩来，违反制度有关。

按现在解密的30年10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记载，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判断:朱德和毛泽东的军，以及处在他们影响下的两个军(第3军和第12军)是最好的。彭德怀的军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两个军(第8军和第16军)，与他们差别不大。
朱，毛，彭，黄武装就是红军的精华，苏维埃的支柱。
黄3军实际是5军分出的，16军也是，16军后来发展为6军团

彭上庐山，上意见书，恰恰是没想反毛，对毛还有希望，因为思想没准备，所以在挨批时首先检讨是不是自己错了；彭不是没实力，而是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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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彭总58年返乡调研，尤其61年返乡调研，他已经倒台了，而闻讯赶来彭家围子的人，住满了离彭家围子二十多里地的石潭镇。

负责监视彭的省公安厅干部大为惊讶，没想到罢了官的彭德怀影响这么大！
公安厅不得不请示上级，按省委要求，由当地政府派人上路拦截劝阻去彭家围子的干部群众。

54年军队开始实行义务兵制度，是和薪金制配合进行的。

毛本人反对义务兵制度，主要是本身并不了解基层官兵实际生活困难，国家财政面临的实际情况。中央政治局及军委是经过严肃的讨论和计算通过义务兵制度的，并非彭一人力推，就可以实施。

彭52年开始主军，给彭的宏观任务一是将军队由480万，减至350万员额；二是配合国务院将国家机构开支压缩到不超过预算的30%以内。

采用志愿兵，如维持原有的全军等级供给制模式不变，和平年代，则意味着除了高级军官愿意呆在部队外，团以下级人员让他们自由选择，几乎都会离开部队！

按彭总53年9月8日给毛的信：不实行薪金制，则广大的下层干部生活已难以未出，亦难以巩固在军队工作的意志（当时，一个营长的伙食加津贴48万元，只等于火车上一个新参加工作的乘务员的薪金，等于一个较好的雇用炊事员的薪金，低于汽车司机的薪金）。彭主要还认为，和平年代继续实行供给制，对干部缺乏有效约束，以滋生腐败特权。
不采用供给制，志愿兵制度下，就只能全部采用薪金制，国家没钱招兵养兵。

彭的义务兵改革，主要内容是：排长以上军官按薪金制走，排以下为义务兵，采用供给制，只发少量津贴，三年一轮。其中排长月薪最低基准为60万，按当时城市一个月最低生活费12万元计，可养活4～5口人。

实际上，从古到今，一般事涉全局的制度出台，必然都要考虑经济和道德两方面的因素。否则难以持久，甚至酿成祸患。

中国之传统观念“好男不当兵”，如按毛意采志愿兵制度，则为体现”志愿“二字，就要国家配套相应的经济及其它吸引优秀青年的措施，拿得出来吗？
即使今天国家财力雄厚了，招兵是个什么情况？

这里举个汉代的例子，汉代兵制是也是义务兵，适龄壮丁要要服役。
汉代具体的做法[引钱穆历代政治得失一书]：
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这一规定也有其内在的意义。因为二十才始成丁，照理可以独立耕种。就农业经济言，无法多产，只有节用，所谓“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论，年年丰收，是绝对不会的。平均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来一个荒年，储蓄就完了。倘使三年不荒的话，六年就该有二年之蓄，九年就该有三年之蓄。而农业社会，也绝对不会连熟到九年以上，也不会连荒到三年以上。
一个壮丁，二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但要他为国家服兵役，则应该顾及他的家庭负担。所以当时规定，从二十三岁起，照理他可以有一年储蓄来抽身为公家服役了。这一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实在是一种道德的决定。
注意，汉代是土地私有、三十税一。汉代制度能历三百年不倒，很大程度上，是汉代开国君臣，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农民出身，了解农村农民，立国的精神，也愿意为农民做一些实事吧。

而按解放初，土改分田后，也恰似汉代土地私有，农民有饭吃，有地种，谁”志愿",这样，毛难到认为城市青年会”志愿“当兵？
如果，非要给54年毛坚持“志愿兵”一个理由，只能认为，毛在54年，就打算土地收归国有了。
只有土地收归国有，农民才有“志愿”当兵，争取谋一个“公家”身份的冲动。

毛虽说是农村出身，恐怕本质上上要归到农村知识分子的行列，并不真了解农民。

@wgljw2000 2017-03-02 22:34:37
这个会议地点选择在庐山而非北京，本身就不正常，与拿掉罗选择在上海是一个道理，还有后来的38军进京都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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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庐山彭上书是偶发事件，应跟选择地点关系不大
38军进京是刻意的安排。
而罗在上海被拿下，是发动文革倒刘前，毛1年时间都不在北京待，事实上形成了两个中央。
66年“516通知”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在外地根本就不出席，康生现场宣读毛指示。

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个公案，主角是谁，本身逻辑很清楚。

军委主席是毛，彭是副主席主持工作，制度上毛是老大，彭是受委托代行日常职权，重大事项召集主持军委会，如毛亲临，但会后要向毛汇报结果，毛认可，才可成为正式决议，行文全军。

彭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只是军委日常工作的人事安排，而非制度本身。
换言之，任何行政机构，副职都代表不了本部门，副职代表本部门发言，也是正职授权的情况下，代表正职发言，不代表自己。

如果说，58年当时“毛、彭、邓、林”都在台上，谁是主角，还看不清，则59年彭倒台后，无人替刘、粟、萧出头平反，就总该可以看清了吧？

如果说59年后，还看不清，那么66年，邓倒台后，总该可以看清了吧？
如果还是看不清，71年，林也倒台了，总该可以看清了吧！
如果还看不清，CPU回炉。

@教外私淑 2017-03-03 14:38:03
没那么多事，国务院与国防部只是业务沟通的关系，国务院管不了国防部；说句难听的，就像旧日本内阁的海军大臣、陆军大臣，那是海陆军派驻内阁的代表，是指挥内阁干事的，不是首相的部属；那时国防部差不多，是军委参与国务院工作的代表，是指导国务院完成涉及军事的工作，而不是接受国务院安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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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宪法》的制度设计上看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关系：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四十九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并且审查这些决议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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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

依照上文，按《五四宪法》，国家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但国务院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

@曾被封杀 2017-03-03 17:21:10
我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冤案，对彭十分同情惋惜。我的意思是按照前面网友的观点，以此推论毛的做法，我本人根本不苟同这个推论，彭的力量在哪？毛动个指头能碾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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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政治常识，《五一六通知》既为政治局讨论通过，当然体现了政治局成员的集体意志，反映了他们全部或大多数的政治意愿。但就中国而言，则有两种逻辑，一是逻辑，一是中国逻辑，政治上尤其明显。

文革政治环境下，当时的人，对毛文革的真实态度，只能反映在毛身后。华、汪、叶这些他在世信任的，选择的人的态度：遗孀江判无期，侄子远新判17年，罪名都是“反革命”，而他们都是毛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华、汪、叶在说谁是“反革命”？

彭总的力量在哪？在民心、在普遍公认的基本人性道德的力量。

@exit2015 2017-03-03 11:51:44
文革时期列示的彭的七十六条最终,很大部分是这方面的,剩下的是说彭的水平不行,工作风格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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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罗织的七十多条，分成6大方面污彭：

一、恶毒攻击毛主席，竭力反对毛泽东思想
二、历史上忠实执行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三、推行资产阶级建军路线，腐蚀瓦解中国人民解放军
四、疯狂地反对三面红旗
五、结党营私，里通外国，多次阴谋反动军事
六、抗拒批评，大搞翻案活动

但还真没有一条说彭总工作风格粗暴的。

绝大多数当年认为是错的，今天看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