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一月十七日通过）
（张春桥）
各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大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发给各位代表。我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作一些说明。
二十年前，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
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一九五四年宪法，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总结了历史经验，巩固了我国人民的胜利成果，为全国人民规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前进道路。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宪法是正确的。它的基本原则，今天仍然适用。但是，一九五四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部分内容，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总结我们的新经验，巩固我们的新胜利，反映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共同愿望，就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主要任务。
二十年来，我国人民的新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同国内外敌人的反复较量，特别是经过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九大、十大都再次
肯定了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还是改变这条基本路线。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都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国家的生命线。只要我们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也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

续上：
现在提出的这个修改草案，是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是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反复讨论产生的，是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产物。序言是新写的。条文从一百零六条，缩减为三十条。重要的修改，有以下几点：
（一）修改草案从序言开始，记载了我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现在写进了修改草案总纲。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由于不设国家主席，草案对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这些规定，必将有利于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
（二）修改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又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政策。在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的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实行革命三结合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分别写进了修改草案。
这样，就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各个阶级在我们国家的地位。马克思、列宁一贯教导我们：“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的机器”。我们的草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原则立场，同孔老二的什么“仁政”，同苏修叛徒集团的什么“全民国家”之类的谬论划清了界限。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二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它是我国人民战胜敌人、保护自己的法宝。我们必须很好地爱护它，不断地加强它。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加强国家机关的建设。要继续巩固工人阶级和它的可靠同盟军贫下中农的联盟，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发展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我们伟大祖国的独立和安全。
（三）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对敌人实行专政，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修改草案规定了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又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其中特别规定了各兄弟民族和妇女的权利。修改草案还规定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同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内容。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些规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
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一九五四年宪法提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我国人民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规定我国现阶段主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修改草案对于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对于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作了规定。这些规定，把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刘少奇、林彪包产到户、取消自留地之类的荒谬主张划清了界限。
修改草案重申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应当指出，在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象初升的太阳，还很年轻。它是在斗争中诞生的，也只能在斗争中成长。就拿国营经济来说，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许多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无产阶级的扫帚不到，这类垃圾决不会自动跑掉。修改草案关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纠正不正之风等项规定，就是要我们十分注意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阵地。
（五）根据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我们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写上了修改草案，表示我们国家今天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要永远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各位代表！
修改宪法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五年。这次大会将要完成这项工作，公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法。这是一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的大事。长期以来，为了争取和捍卫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权利，为了粉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妄图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卖国的阴谋，为了战胜国内外反动派，我国人民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千成万的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这些斗争的胜利，产生了这个社会主义宪法。我们相信，全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一定会认真地执行这个宪法，勇敢地捍卫这个宪法，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保证
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日讯）
（《人民日报》1 9 7 5 0 1 2 0 第1 版）

推迟出台的《75宪法》的修改报告，倒是可以参照看看

春桥同志的这句话：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满满的都是情怀呀。

@wgljw2000 2016-10-18 15:43:02
本文摘自《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作者：张秀山，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罗瑞卿与我谈话说：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同志就是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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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刘少奇同志就是反党”，刘就是党的化身？毛怎么摆，这句话从一个党员嘴里说出，太有喜感了，罗后面被打倒一点都不怨。罗最风光的时期，真是都在秉承上意当打手，完全抛弃了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实事求是。

52年秋，高岗到中央工作后，中央对东北局的领导班子进行过一次调整：增补林枫为第一副书记，高岗不在东北时，由他代行书记职务，张秀山为东北局第二副书记。
“高饶事件“后，54年3月25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周相亲临沈阳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周回北京后，罗瑞卿作为中央的观察员留下“指导”会议。
最有意思的是，"五虎上将“另一人的张明远回忆，张当时是东北局第三副书记。
张回忆，高干会第一阶段是由几个书记在主席团会议上作检查，张也认真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就自己所知揭发了高岗的问题。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我的检查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上比较满意”，“应该说，这一阶段会议的进展是正常的”。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突变，个别同志在发言中无中生有地说我与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是‘高岗的亲信’，把我与其他同志的正常交谈说成是‘搞串连’、‘订攻守同盟’，甚至把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与高岗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封建帮派式的‘五虎上将’关系，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受了这些不实言论的影响，非常气愤和激动。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的发言不时被打断，甚至根本不让我说话。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许多干部感到自危，不敢说话。
“对于这样缺乏事实依据又无限上纲的‘批判’，我当然不能接受。但几次想申辩、想说明真相，都因下边起哄而中断，甚至被轰下台来。不久就以我的‘态度不好’为理由，不再让我参加会议，并被停职反省了。
“以后的会议是在本人缺席而又不准申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最后表决大会决议时，我没有举手。

张回忆中，最令张印象深刻的是：第一阶段会议的进展正常，但后来情况发生突变，个别同志在发言中开始无中生有地揭发。

其实，被打倒的”五虎上将”即使当时一下反应不过来，很快也能判断出为什么会议中，昔日的同僚跳出来无中生有地揭发。
罗瑞卿作为中央的观察员“指导”会议，背后肯定发力了，首先应该是林枫的倒戈配合。

罗建国后来地位的快速上升，与他在毛面前“习惯地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份机器”（罗点点语），无条件地坚决执行毛的一切指示（不管错对）有着莫大关系。

罗点点日后论及其父与“高饶”、“潘扬”等案的关系时也承认：“他毫无保留地执行了中央对于潘汉年同志等人实行逮捕的错误决定。还有以后的对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对胡风同志本人的错误处理，父亲都是就自己的职责坚决执行了的”。

但高案，从推动决策的角度看，毛、刘、周，谁责任更大，仍是迷雾重重。

就象周相亲赴沈阳传达批高中央决议，完后即走，罗留下具体干事，批高、及其下属的底线，是谁在定？

关于发动文革，毛的目的，毛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毛认为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而“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毛认为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揪出并打倒党内的这些修正主义分子，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不变色。

刘、周、彭、陈、邓、林等人，与毛在49年前，关于如何搞民主革命没有大分歧，在1956年八大以前，思想上是小有分歧，还能和平共处，但1958年公社化运动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应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社会主义？思想路线上就发生了不可调和分歧，矛盾发展到极端，在文化革命时期，被毛定性为你死我活的分歧。

刘、邓、周、彭等人，实际思想上与毛渐行渐远，只是组织上与毛没有分裂而已。

【昨天与老L的讨论帖被崖叔收去了。】

文革的发动应该与大跃进的失败密切相关，这一点几乎不用怀疑。
关于两者的关系，我想换个马列经典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简单看下毛的社会主义实践，毛是怎么理解马列的？

经典马列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表现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则促进生产力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发展。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能超越客观实际。

换句话说，生产力有先进、落后之分，而生产关系只有适合不适合之说，不存在脱离了具体生产力水平，抽象存在的先进生产关系。

发动大跃进，毛思想中显然认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们已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利用这个先进的东西，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大跃进”！赶英超美。

“大跃进”后，毛并未认输，我想老人家也在总结教训。但毛得出的教训，与一线刘周等人显然不同！
刘周邓陈认为，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试图重回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希望承认市场存在和商品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换的必要性，希望农村分田到户，也就是邓上台后重新包装推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换了个名字而已。

而毛则认为，是上层建筑出了问题，混入党内了一棒子修正主义分子，窃取了领导权。对刘等人搞的经济调整不以为然，更是反对刘等人提出的“包产到户主张。

发动文革，毛认为上层建筑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矛盾！继而采用“以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异常手段，这一点从《516通知》和《16条》都可清晰地看到。

事实就摆在那，“天下大乱能达成天下大治吗”？党内的不同意见者都是资产阶级代表吗？都已经见过20多年了，资产阶级分子怎么可能会越反越多？

毛批判刘少奇和陈伯达是混入党内的伪马克思主义者，但仅从毛主导的两次实践看，毛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也没有完全搞清马列基本原理。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句话很对，但毛本人并没有做到。

1962年，毛与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就国家形势的看法、主要矛盾的认知、以及是否“包产到户”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按王光美/刘源回忆的62年7月毛刘中南海泳池畔的激烈争吵：
刘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回击：“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从对话的细节看，毛很清楚大跃进产生的后果，如果不能用另一个伟大的胜利来弥补大跃进的失败，责任问题就永远是个摆脱不掉的问题。

邓上台后，其核心的思想是回归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施政上，包装推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并且明确表示，不为这个初级阶段到底有多长设限，客观上需要多长，就多长。
但也以”四项基本原则“来宣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不变，就是执政党再也不干超越客观条件的事了。

@ywujun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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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冲节度使 2016-10-22 00:34:33
请教楼主：杨得志是文革中少有的不受冲击反受重用的人物，为什么？
彭倒台后，杨是否揭发过彭？
网上盛传杨得志侄子（一说是他儿子，另一说是他女儿，还一说是杨侄子与赵的女儿）在南阳的事
真相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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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看法，杨上将文革中平坦的经历，可能原因很多，杨本人的人品个性起了很大影响。

杨出身贫寒，少年时代并未读过多少书，开国上将之中，杨算一个典型的“老实人”，为人厚道，待人诚恳，不争功、不诿过。从战争年代、建国后文革，改开，一直稳稳当当，恰是因为“不争”。
以55年授衔为例，“杨罗耿”以杨为首，军内人人皆知，但竟然授杨上将，而罗为大将。军内很多人看不上罗的做派，为杨报屈，心直口快，与罗颇为不睦的徐大将评衔后放过一个著名的炮：
“有什么可高兴的，老子（徐海东一贯称自己是老子，军中闻名）身上15个洞，也才换来四个星，人家不费劲就拿下了，杨罗耿以杨为首，可是，杨才是上将，没听说政委 比司令大的！他不就是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吗？有个屁用！”杨本人却不以为意。

59年庐山会议第二阶段8月2日至16日,开八届八中全会。按照中央通知精神,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不得请假。仅就军方而言：按要求，所有的元帅、大将，大部分上将，以及个别中将，都必须参加庐山会议第二阶段“批彭会”。
实际上山的元帅，除了陈毅留守北京、罗荣桓因病未上山外，其他八帅均上山，大将中，除陈赓、徐海东病修未上山外，也悉数上山。

因为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已经说出了“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话,杨时任候补中委、济南军区司令员，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表明立场是绝对不行的。

但因59庐山的特殊性，庐山会议上，无论是大家的书面正式发言，还是会议上的表态发言记录，均未公开。
只是到了改开后，通过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和亲临会议的将帅会议披露了部分。杨上将本人的回忆录未见记录其发言，李锐也未记录其发言。

杨与彭总交集颇多，抗战时，彭力挺杨代理344旅主官，解放战、朝鲜战争，杨19兵团就一直在彭直接指挥之下，如果算上红军时期彭总28年任红四副军长，31年任中革军委副主席，杨可说是彭的长期直接下属。
这样的长期上下级领导关系，让杨去批彭就非常尴尬,杨的身份是不可能如元帅们一般批彭的。
看不到杨得志的会上批彭言语，更可能是：杨的发言，没任何特点，也不出格，很快被人淡忘了。这道符合杨上将一贯的性格。

大动乱的年代，有的人倒台了，各种因缘际会下有的人侥幸未倒台。不管外人怎么批怎么说，战争岁月一起走过来的战友最是知根知底，但按人之常情，只要还在台上，就应该给倒霉的兄弟，力所能及地援把手。杨文革中，这一点做的和韩先楚一样，让大家颇为感念，我想这也是文革中杨上将虽一直在台上，但大家都还认可其的主要原因。

如彭传记载，65年夏，彭经中央特批可到颐和园散步，偶遇杨得志，彭看到杨后，马上装不认识，快步疾走，杨知道彭怕自己受牵连，但还是拽之景希珍，详细询问彭总情况，坚持跟着彭总后面走了很长一段路后离开。

文革期间，上级要点名评判当时的副司令杨国夫。白天开会批判，晚上他就打电话给杨国夫讲，“一定要把心放宽一点，我们大家对你都了解，上面叫批判不得不批，但是批归批，心里要有数。”
还有一次，他专门对挨整的海军政委苏振华讲，一是千万不要自杀，自杀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二是千万不要牵扯别人，把问题搞复杂了；
杨在济南军区，只要受冲击挨批斗的领导同志子女送到部队当兵，杨都尽力照顾保护。刘少奇被打倒后，他女儿刘平平被送到济南军区军马场劳动改造。杨得志得知后，立即把刘平平从军马场接到军区机关，安排到后勤军人服务社保护起来。


另外83年严打是否跟杨上将亲属有关，真是不清楚。按杨上将的年龄，其子女均在50年代初人，以他们的身份年龄，出那样的事情，可能较小。但看不到当事人的第一手记录，很难辨真假。

庐山会议后的北京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确实提出杨是彭的老关系，朝战中专门点讲杨帅19兵团入朝，而且彭带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苏联、蒙古 8 个国家，杨也跟着去了，要求杨得志揭发彭德怀在国外有些什么“反党”言论应该揭发，说杨得志同彭德怀是“老关系”，也应该作出交代。


杨得志说：随彭总在国外访问，他同外国领导人的正式谈话、谈判我都参加了，我不懂外语，外国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彭总说话我懂，确实没有听到他说过什么“反党”的言论。

至于“老关系”问题，杨得志更光棍地反驳：“老关系”就一定有问题吗？那叫形而上学。林总倒可以说真是我的“老关系”，十位元帅中，除了贺龙、徐向前两位，另外 8 位元帅中我认识比较早，但直接领导我比较晚的恰恰是彭总。

杨“双一”出身，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护身符”

从8月3日起， 分成6个小组（后并成3个小组 ）开会讨论 集中批彭，上山的八帅也按大会要求，分别做了表态发言。但除了朱、贺、林发言外，其他四帅的发言均未见披露。
但从李锐还是彭自述均未记载上看，大致可以肯定，四帅的发言不是非常尖锐的，否则彭、李二人应该印象深刻，有所记录。

当然，会议之后的军内的权利洗牌，是必然之举，否则瞎忙什么？
八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8月17日），毛又主持召开了为时一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人事安排和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 会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部长。

回京后，继续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除了彭无悬念地继续接受批判外， 另一个就是批朱立林。9月11日，朱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他检讨的原因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
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政治局的决定：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 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元帅中排名第一、二朱彭，一个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一个被免掉了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只列为军委常委；排名第三的林彪因为彻底支持毛泽东，猛烈抨击了朱彭，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贺也因为坚决支持了毛，最后被任命为仅次于林的军委副主席，林不在北京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59庐山后，军委的人事变动，虽不能说明全部，但至少林、贺、罗获得的权柄，肯定毛的酬功。

【前面的回复被收了，讨论历史，真也不知哪个违反规定，改个简版发下】

文革到底毛内心怎么想的，毛不会直接说，因此要看最理解毛的林帅和江后怎么说，此二人至少在九大前，代表毛思想的正解。

对比"五一六通知"和"五一八讲话"，林帅比起草"通知"的文人高明了太多，林准确地摸到了毛的内心世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文革对立面刘邓"司令部"有zhengbian密谋，而林大谈政&&&&变经，林真相信吗？

毫无疑问，文革胜利的标志是69年召开九大，林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但仅隔一年，当毛林出现分歧，当林拒绝低头时，林毛竟然能准备兵戎相向！
不管“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真是假，对比刘邓贺司令部，毛与林双方的过招，才真是知根知底，不愧枭雄本色，非刘这样的没打过仗的政治人物可比。

知晓“五七一工程纪要”后，71年9月12日下午，毛率汪等一干人立即结束南巡，车停丰台召见李德生等，调兵南口防变。
同一天下午，林立果接神秘电话，知毛返京，立调三叉戟256号飞避北戴河；
此后不到12小时，北戴河半夜再接神秘电话，林家人果断驾机出逃，林显然不是坐以待毙的主。
不管是谁打的，神秘电话的要害内容，应该离不开“zhengbian”二字，林很清楚此二字对自己的致命杀伤力。草地分兵中，当年的兄弟彭当了一回刀，一年前的打倒“刘邓”司令部，自己也主动扮演了一回当年的彭角色，林会不会想到这相似的一幕，相似的命运？

按《五四宪法》，只有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两个身份合二为一，才不会出现最高权力分裂的矛盾。

59年刘在二届人大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后，前任毛却不交出党主席，五四宪法就是毛本人呕心沥血制定的，毛会不清楚其中的矛盾。

@老马甲2014 2016-10-24 09:51:31
彪帅卖了一辈子力，担了虚名，最后这么个下场，还是全家，天晓得在坠落时心里怎么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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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就是虚名，林也是不想但的，以林的审慎，太危险。
文革中，毛与往昔战友的关系，我是不太相信，毛其他都搞错了，就把最亲密的林彪搞对了？

以毛、刘正式摊牌，并选举林取代刘为党中央二把手的66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为例，会议是8月1日─12日。会前，毛就数次电召林彪回京，均被林彪以身体不好回绝后，林还写了正式书面的请假申请。

直到8月6日，会期已经过半，毛急派自己的机要秘书徐业夫乘专机到大连，请林彪务必连夜来京出席会议。徐带着毛给林的让他出任第二号人物的纸条。

按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林当时把毛泽东让他出任第二号人物的纸条撕个粉碎，如此情节为真，林确为迫不得已走入漩涡。
当全会选举林为二号人物后，林在全会上的一番讲话今天看来也很是耐人寻味：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上面这段话林说的可谓诚惶诚恐，林为什么“最近心情沉重“？
我理解林说的确实他的“肺腑之言”。
林的无奈，就像林自己所言：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当时会场上众人，恐怕周相是最理解林的处境吧。

吴法宪回忆录中，也记录的借林参加会议的情节。
“据我的了解，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前一段会议，林彪并没有参加，仍然住在大连休息。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8月7日晚9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8月8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他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8月8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10点半，从大连返回的专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崖叔最近删的标准似乎严厉了。

对毛的历史贡献，我认为确实言过其实。
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最实的就是创立新民主主义论，及三大法宝。
毛最大的失误就是，建国后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论，此为之后一系列失误的起点。

斯大林去世后，外部的苏共二十大赫对死的追责，和朱可夫事件，加上内部的大跃进失败，使毛对党内军内所谓的“修正主义”分子高度警惕。毛内心恐怕认为“大跃进“失败给对手留下的攻击自己的把柄。

59庐山彭张质疑大跃进如此，七千人大会刘也如此，林恐怕也是一号令留下的引子，只要行为引起毛怀疑，事情就不好办了。毛尤其对军权高度敏感。文革发动后，毛是重申过，一兵一卒的调动都需经军委主席同意和知晓的。

@lc411100 2016-10-26 15:47:31
@ywujun1969 5370楼 2016-10-26 13:56:00
对毛的历史贡献，我认为确实言过其实。
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最实的就是创立新民主主义论，及三大法宝。
毛最大的失误就是，建国后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论，此为之后一系列失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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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抄袭朱德，理论抄袭张闻天刘少奇这都是明摆着的事。比如新民主主义论，分明就是张闻天的发明，事实俱在不过现在都讲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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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次公开讲是40年1月。邓引张的讲话是什么时间？

毛关于中国革命有见地的文章还是颇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25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0年）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36年）
论持久战（38年）
新民主主义论（40年）
论联合政府（45年）
论人民民主专政（49年）

以上为毛革命时代发表的重要文章，毛还是很务实理性，并能将具体问题总结上升成理论。
建国之后，毛最理性的文章就是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之后，反反冒进，大跃进，文革，更多的是浪漫非理性，取代了革命年代的务实理性。

@wgljw2000 2016-10-26 16:54:35
@exit2015 5382楼 2016-10-26 16:46:00
现在的经济政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那一套.
所谓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个理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二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抛弃新民主义政策的原因是斯死后,想继承斯的衣钵和权威.所以学斯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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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还是想超越斯的，比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不断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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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不是“一大二公”就一定好，生产关系确实不能盲目超越生产力。经济运行有自身的规律。

在我党的词汇中，新民主主义阶段，就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过渡期。

1951年3月，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
上述就是人们常说的刘“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的出处、由来和原意。这应该是当时全党的共识，而非刘个人。

1953年6月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我国就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王义社会。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是建国后得到广泛发展的互助合作组织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共中央认为，大约有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和努力，我国就可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此时还是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或者是过渡时期，至少要15年，也就是到1970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