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二十五回：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便命他来抄个金刚咒唪诵。
金刚咒是什么咒？
《金刚经》是佛门最著名的经典之一。
《金刚经》中最著名的偈颂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佛门中有六道金刚咒、金刚萨埵心咒，金刚心真言等等。

雍正御笔金刚心真言

《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红楼梦以甄士隐为例，印证了佛教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受是苦，涅盘寂静。
世人执着常乐我净，执着常有，一旦无常降临就痛苦不堪，若了解生命的本质就是无常，面对无常就会坦然接受。

雍正御笔《金刚经》

南怀瑾：
雍正皇帝崇佛，大家都知道，但是后世几乎都把他对佛教的热情看做是韬晦手段，这种揣测臆断说难听点就是小人之心，其实内行人一看雍正的佛教著作就知道这必然是有真工夫的人才说得出来写得出来的东西，雍正在佛教历史上其实具有相当高的地位，而且大家仔细想一想他的行事，为了保护小民的利益而用严猛手段治理官僚阶层的四爷，像不像雍和宫里面那些为了降魔而现出青面獠牙忿怒相的密宗天尊？
很多人印象里面的佛教诸佛都是慈眉善目，殊不知在密宗诸佛皆有忿怒化身，忿怒相显现的时候往往青面獠牙十分可怖，如雍和宫里面所供奉的那些塑像，可是多少人能了解其中深意呢？
学佛的人告诉我：佛见众生迷误太深，又被魔所幻化之幻境所迷，步步走向深渊犹不自知，故现此青面獠牙忿怒相，一为警示棒喝世人悬崖勒马迅速回头，一为展示降魔之力喝退妖魔－－－青面獠牙之下，乃是一颗不忍见世人坠入深渊的大慈悲心！

江宁织造曹家、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获罪原因：
张书才
《历史档案》总第二十二期
页80—页88

1983年《红楼梦学刊》第三辑，列出了一篇题为《献芹新札》的文章，内中二节是批驳拙论的。闻之不胜欢忭，遂急往借观。无如研读数过，自省者三，仍觉得拙论不无道理，而《新札》作者之主张尚需再予商榷焉。

兹就《新礼》作者文中所及数端，略申浅薄之见，以为答辩。

关于曹頫获罪之原因



《新札》作者在“经济罪抑政治罪？”一节中，对我主张“曹頫获罪是经济原因认为我——

主张的理由是：档案明白书写：“查曹頫因骚扰驿站获罪”，只此一句，便可为证与政治无关云。

并说：

研究雍正的事，只看他的“文词’和“官文书’，那就太天真了，从未有哪一个历史研究者这样书生气。



对《新札》作者的批评，我是由衷欢迎的。但是，对于《新札》作者的主张，我又是不敢贸然赞同的。因为《新礼》作者至今还没有拿出、我也还没有找到一条可以证明曹頫被革职抄家是“政治罪案”的直接或确凿的史料，而《新札》作者引以为据的所谓“事实”又多是与原始材料不尽相符乃至根本不存在的，且不说这些“事实”即便都是真的，也未必就可以作为“政治原因”说的确切证据。

我仍然认为，就目前已经发现的材料看，曹頫获罪的真正原因，是骚扰驿站，空亏帑项，转移财物。鉴于曹頫骚扰释站乃“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属于需索侵贪之类，因此也可以概括为“曹頫获罪是经济原因”。由于我的理由己在《新发现的曹頫获罪档案史料考析》（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二期）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而《新札》作者在其文章中又没有对证明“曹頫获罪是经济原因”的种种史料进行具体辨析，因而也就无需再去正面论证曹頫获罪何以“是经济原因，不是政治原因”。

现在的问题是，《新札》作者举出了有关李煦、孙文成二人的所谓三件“事实”，用反诘的方法，来说明这三件“事实”或者是不能“天真地按‘字面意义’去相信”，或者是并非“经济罪名’，从而证明曹頫获罪也“不是经济罪名，而是政治罪名”。这样，就有必要去逐条考察辨析这三件所谓“事实’究竞是怎么一码事，能否证明曹頫之被革职抄家“纯系政治罪案”。

（一）《新礼》作者说：

李煦从一开端，霉头是触在“挖参（人参）”问题上，一说查抄了，马上严令缴出的却是“先皇”御批的密折，试问何也？难道也是“经济罪名”？



李煦于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是“经济罪名”，不是“政治罪名”，官方档案，私家记载，均有确证，无庸赘述。现在需要考察的，是究竟有没有所谓李煦一被抄家、“马上严令缴出的却是‘先皇’御批的密折”这么一回事。

据我所知，在目前已见有关雍正元年李煦被革职抄家的史料中，并没有“严令缴出”康熙御批密折的直接记载。至于提到“查出李煦奏折”的，《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中倒是有一件，其原文是：

臣查弼纳谨奏，为遵旨事。



查抄李煦家产，查出李煦奏折送来后，臣查得有圣祖皇帝朱笔谕旨一件，已奉朱批折四百零六件，未奉朱批折一百九十三件。臣已分别将朱笔谕旨及已奉朱批折装入八匣，将未奉朱批折装入四匣，恭谨密封。另有上赏李煦御笔对联一副，臣亦恭谨包卷，另行装匣密封，一并奏闻①。

显然，在这件奏折中，两江总督查弼纳只是奏明，于“查抄李煦家产”时，查出了李煦的已奉朱批奏折和末奉朱批奏折，业经查明件数，分别装匣密封，根本没有奉旨“严令缴出”云云的内容。若谓这件奏折开头“臣查弼纳谨奏，为遵旨事情”一语中有“遵旨”二字，即可证明查出之“先皇御批的密折“是“严令缴出’的，那也是一种误解。这不仅是因为奏折正文开始即有“查抄李煦家产”一句总括性的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查弼纳所奉谕旨中没有“严令缴出‘先皇’御批的密折”的内容。原来，李煦因奏请欲替王修德挖参被革职后，总管内务府于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奏“请咨行该地巡抚等严交其所欠钱粮，将李煦之子并办理家务产业之所有在案家人，以及李煦衙门之亲信人等俱行逮捕，查明其家产、店铺、放债银两等，由该巡抚及地方官汇总另奏”，雍正即批谕：“著将交付该巡抚及地方官之事交付总督查弼纳，其在京之产业著内务府大臣等查抄。其他各项著依议。“②查弼纳所遵之“旨”，即是此项朱批谕旨。可见，无论是总管内务府大臣所奏事宜，还是雍正的批谕，都没有“查明”或者“严令缴出”康熙御批奏折的内容，那怕一点儿暗示也罢。
诚然，雍正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曾谕令查缴朱批奏折，在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又下令查抄李煦家产，两件事相隔不过四十条日，《新札》作者也可能将二者联系起来考虑，从而得出了严令李煦缴出“先皇’御批密折的结论。这样是否就说得过去呢？让我们看看雍正的谕旨全文：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军前将军，各省督抚、将军、提镇：



所有皇父朱批旨意，俱著投送查收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败露，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京师除在内阿哥、舅舅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外，满汉大臣官员，凡一切事件有皇父朱批旨意，亦俱敬敬谨查收进呈。此旨目今若不查收，日后倘有不肖之徒，指称皇父之旨，捏造行事，并无证据，于皇父盛治大有关系。嗣后，朕亲批密旨，下次具奏事件内，务须进呈，亦不可抄写存留。钦此。③
不难看出，雍正这通查收朱批奏折的谕旨，是对内外大臣官员而发的，并非专对某一个人所发；并且，查收的不仅是“先皇御批的密折，还包括雍正自己朱批的密折。明乎此，则李煦固然应在查收进呈朱批奏折的官员之列，但雍正这通谕旨不是专对李煦而发；何况，发出这通上谕之时，李煦尚未解职，更没有抄家，谈不上“一说查抄了，马上严令缴出的却是‘先皇’御批的密折”。



总之，《新礼》作者所谓李煦一被抄家“马上严令缴出的却是‘先皇’御批的密折”这件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既不能证实李煦被抄是“政治罪名’，更不能证明曹頫的被抄“纯系政治罪案”。

（二）《新札》作者说：



山东巡抚塞楞额弹劫的，原是“三处织造”，而《起居注》记载上谕（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说的杭州织造孙文成却只是“年已老迈”，让他罢官的，这“经济罪”又往那儿去了？



本来，孙文成被解任并非因“经济罪”，更没有谁说过是“经济罪”，原无争论的必要。不过，既然《新札》作者故设此问的目的，是要以之证明曹頫也不是“因骚扰驿站获罪”（“经济罪’），而是“政治罪”，也就有必要考察一下孙文成被解任何以不是“骚扰驿站”而是“年已老迈’了。



诚如《新札》作者指出的，山东巡抚塞楞额参劾的原是“三处织造”，但有一个明显而确凿的事实是，此次解运三处织造缎匹进京的官员不是孙文成，而是曹頫，并且骚扰驿站是在山东境内长清县等处，即在曹頫已经统行管领杭州、苏州二织造所派关役之后。明乎此，则在这次骚扰驿站案中，曹頫首当其冲，职责最重、而孙文成却没有直接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雍正以“骚扰驿站”将曹頫治罪实乃责有所归，事之必然，并非只是“寻趁”曹頫，借口治罪。

抑有进者，雍正末以“骚扰驿站”案将孙文成治罪，并非一开始即做如是想，而是在做了点儿“调查研究”后的决断。在骚扰驿站案发之始，雍正曾怒气冲冲地谕令：“织造人员既在山东如此需索，其他经过地力，自然照此应付，该督府何以不据实奏闻？著该部一一察议具奏。”④浙江总督李卫接到部文之后，随即饬属详查，具本奏复：“织造解运上用物件，一切船只夫马，俱凭勘牌应付，并无差员额外多索骚扰等情。”并称：“倘果有苛索骚扰情弊，臣断不肯瞻徇隐忍。理合据实奏复，伏乞皇上睿鉴，敕部议复施行。”⑤这就进而说明，孙文成非但不是在长清等处骚扰驿站的直接责任者，而且他所委派的杭州织造差员在浙江境内亦无苛索骚扰情事。



至雍正五年时孙文成“年已老迈”，确是实情。早在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康熙在其谕旨中就说：“孙文成所说欲在两淮盐差上一年，鳟节银两修庙之事，断不可行。孙文成年纪已老，对曹寅、李煦也很无益。”⑥雍正五年三月，雍正也在孙文成的奏折上批谕：“你老了，趁年纪将一诚字效些力。⑦这说明，在雍正五年孙文成至少已七十岁有余，的属“年已老迈”了。当然，有一点也需一提，即从雍正五年孙文成的奏折和雍正的朱批看，雍正对孙文成还是颇为信任的，不仅谕其“受朕之恩，万不可大胆放纵，就是你织造府一切人与你家子侄，严加约束，安分知足，大家学好，崇尚节俭，不可溺于声色嬉戏，则可以永永保全体面矣”⑧，要其详查“浙江人情风俗，绅衿议论，百姓情形。旗人嬉戏奢靡之风，较前光景如何，据实奏闻”⑨，而且还时有赏赐加级。这说明在“骚扰驿站”案发之前，雍正尚无将孙文成即行解任之意。明乎此，则“骚扰驿站’案的发生，很可能也促使雍正认识到孙文成确因“年已老迈”，难以约束属下，不堪织造之任了，从而下了将孙文成立即解任的决心。

有人质问林黛玉为何不用参加选秀，现将清宫选秀制度详细介绍如下，林黛玉的原型如果不是旗人就不必参加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