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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更新，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也许我在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大人，也许没有。现在你们都已知道，我是一个时时需要新的激励的人。从小便是如此，当然有的时候走岔了。真的走岔了，不是说着玩的。

我有一个老朋友，在马尔默开着一家披萨店，他体重有一百二十千克。有一次我和他开着我的保时捷从博斯塔德市到马尔默市。我必须得说，大部分人可不愿意坐我开的车，但并不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司机！那次我加速到三百码，车轮里有很多砂砾，我仍觉得我们速度挺慢，于是我继续踩油门，三百零一，三百零二……道路看上去都收缩变窄了，但我继续如此，直到仪表盘上显示三百二十五码，我的朋友爆发了：“兹拉坦！减速！你去死吧！我可是有家庭的人！”

“难道我没有吗？死胖子”我这样回他。

然后我减速了，控制着飙车的欲望。我们开始放松下来，笑着开始交谈各自的生活……但对我来说，做一个总是合情合理的人并不容易。这类出格的事情给我能量，尽管我并不沾染毒品或之类的恶心玩意儿，也许我也有我自己的小小依赖吧。会给我创造想象世界的，现在是打猎，但在那个时期是XBOX。

在那年的十一月份出了一个新的游戏。那个游戏叫做《战争机器》（Gears of War），而我完全沉迷其中。我在家里搞了一套完整的游戏室，成小时地将自己关在其中，甚至直到凌晨三四点。我必须早点睡觉，保持相对健康的作息，这样就不会在早训练时表现得像一个废人，但我完全无视这一切。《战争机器》成了我的毒药，《战争机器》和《使命召唤》，我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在打这两个游戏中度过。

我就像中毒了一样，无法停止，常常在线和全世界的人一起玩游戏：英国人，意大利人，瑞典人，和所有你能想象的不同国家的人。一天玩六七个小时。自然我有自己的用户名（gamertag），也不可能在网上叫自己兹拉坦，所以没人知道在昵称的背后藏着谁。

我发誓，即使在虚拟用户名的背后，我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玩电子游戏，所以在玩家中我是极其有竞争力的！我总是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不管它是什么。打败所有人。但问题来了，有另外一个家伙，他也很强，而且总是在线，整夜整夜地，像我一样。他的用户名D打头。有的时候，在竞赛时，耳机里会听到大家交谈。

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开口讲话，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们能想象吧！？但这并不容易，我的身体里有肾上腺素。其中一天，D开始谈论到汽车。他说到自己有一辆保时捷911Turbo，我实在无法保持沉默了，这跟我和莱伊奥拉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第一顿饭之后转手给他的那辆是同一车型。于是我加入了聊天，但我很快意识到人们开始怀疑我了。

“你的声音听上去像兹拉坦”某个人说。
“不，不，我不是。”
“拜托！快承认吧！”他们反驳道，并且问了我一些问题。我设法摆脱了这些问题。但接着话题变成了法拉利，这恐怕不是什么好状况。
“我有一辆”，我点到为止地说道，“不是一辆普通的啦，真的……”
“什么车型？”
“如果我跟你说的话你不会信的”我回答，D变得更加好奇了。
“说啊！到底是什么车型啦！”
“恩佐。”
他很安静。
“我不相信”
“我就说你不会信吧！”
“一辆恩佐？”
“一辆恩佐！”
“那你只能是那个人了！”
“谁？”
“大家刚才说的那个人。”
“也许是”，我说，“也许不是”。

接着我们继续玩游戏了。当我们不打游戏的时候就聊天，我也试着想知道一些他的事情，发现他在金融行业工作。和他交流很简单。我发现他喜欢足球，喜欢跑得快的好车。但他不是一个鲁莽的人，相反，冷静而深思熟虑。有一天我们讲到手表——另一样我挺感兴趣的东西。D想要一块爱彼手表，Audemars Piguet牌，一块质量极好的，他在说着他就要某一块特别型号的表，其他当时在线的玩家说：“那个表要等很久的。”这大概是事实，但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意大利会有相当多美好的优待，其中之一就是可以跳过一些排队。于是我又一次管起闲事来。

“一周左右我可以以XXX欧元帮你搞定。”
“你在开玩笑吧？”
“当然不是！”
“怎么搞？”
“我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我心想：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
如果D说他不再要这块手表了或是说只是吹吹牛，我自己可以留着这块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我感觉他挺可靠：会聊法拉利和其他奢侈的玩具，并且我觉得他不是个不负责任的人，看上去他就是单纯地喜欢一些好东西而已。因此我对他说：“听着，很快我得去趟斯德哥尔摩，会住在斯堪迪克公园酒店（Scandick Park Hotel）。”
“嗯”他说。
“如果那天下午四点你出现在酒店大厅，你将拿到你的手表。”
“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个认真的人！”我回答道。

于是我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没几天手表就送来了，一块小小的珍宝。然后通过XBOX账户将我的银行信息告知了D。没多久，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去了斯德哥尔摩——我们得在那踢一场欧洲杯预选赛，像往常一样住在斯堪迪克公园酒店。我和拉格贝克在所有发生过的糟糕事之后再次和好了，我抵达了酒店，和队里其他人打招呼问好。四点的时候，我根据约定，带着手表下楼到接待处。我很平静，不过还是带着Janne Hammarback和我一起，安全起见。

D长什么样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脑中全无概念。我四下里张望，而视线里唯一一个人棕色头发，瘦弱单薄，坐在一张沙发上，看上去有点害羞。
“你是为一块手表而来的吗？”我边走近边说。
“是，我……”
他站了起来，我感觉得到他完全地意外。我想他早就猜出了我是谁，但是在那个时刻，你们想想看，“原来真的是你！”——我预见的反应。他变得有些迟疑，有点失去自信的样子，于是我试着表现得更放得开、更和蔼可亲些。我试着和他交谈，问了一箩筐关于他工作的问题，诸如什么职位几点出门上班之类的，他放松下来。然后我们聊起了XBOX，怎么说呢？很满足。是件很新鲜的事儿。

我罗森加德的朋友都是些街霸，行事方式异于常人，很容易暴怒，当然这并没有什么错，绝对没有，我是和他们一起长大的。而这个人，聪明，安定，思维方式不同，对任何人事都没有侵略性，亦没必要装酷摆靓。通常，我并不如此容易地就信任别人，曾经因为信任了不值得信任的人而受到许多伤害。但我立刻就看出了D和我思考和感觉事物的方式一致，我对他说：“我把手表放在前台，钱一到账你就可以取走了”，这件事情很快解决了。

从那天开始，我们一直保持联络。通过发短信和打电话的方式彼此联系，水到渠成的时候，他来米兰看我们了。他完完全全就像我猜测的那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瑞典男孩，讲话则是“非常荣幸认识你”这样类似的风格。和我罗森加德的朋友毫不搭界，不过另一方面，和海莲娜则相处得非常好——“终于有一个男孩不往流动土耳其烤肉车里扔烟花爆竹了！”你们感受一下吧。

D就这样成为了我生活中新的一个篇章，海莲娜称之为我的“互联网友人”。

你们还记得马尔默俱乐部那条训练路线吗？那条我通过搭乘公交车或是偷辆自行车来逃避的跑道。这并没有过去多久，所以我常常回想起——想起的并不仅仅是我被升上一队时的激动，还有彼时我对许多事情的不确定，对未来的不安。比如说跑步训练时会看到的马尔默Limhamnsvägen大道上的那些大别墅。在那个时候，它们看上去遥不可及，尤其是那幢粉红色壮丽如城堡般的著名别墅。我记得我问自己：“什么样的人可以让自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如斯生活？他们的钱是从耳朵里冒出来的吗！”

某种意义上说，时至（在国米的）当日我仍会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在那类人面前那样紧张不安了，而且，恰恰相反。但我仍然记得那痛苦：痛苦生活在那个世界之外，痛苦生活在另一种规则和情形之下。那种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梦想着复仇：想要展示给所有人看——我不再是那个骑着七喜小子小轮车的男孩了。我变成了一个，像他们一样，可以给予自己最漂亮别墅的人。

话说回来，我和海莲娜在马尔默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家。我们不能一直依靠妈妈在Svågertorp区的住处。当时我们在等待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我需要一段能够让我在其中安心转悠的篱笆墙，于是我和海莲娜开始四处看房子。这也算是一种休闲娱乐吧。我们列出了满意度排名，你们猜，哪座房子名列榜单第一位呢？显然——Limhamnsvägen大道上的那幢粉色的别墅！这不仅仅是为实现我旧时的梦想，它的确是最漂亮的一幢，甚至是全马尔默最漂亮的一幢。但是……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别墅中有人居住，而他们无意出售。我们决定不放弃。也许我们应该直接给他们提供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这句话的意思绝不是“让我罗森加德的朋友去跟他们谈谈”，这是一件需要有腔调地处理的事情。

有一天，海莲娜在宜家遇到了一个朋友，她们开始谈论那幢美丽的房子以及我们的计划，突然海莲娜听到对方说：“哎呀，那里住着的是我的朋友呀！”
“你能给我们安排一下见面吗？我们想和他们谈谈。”海莲娜说。
“你是在开玩笑吧？”
“完全不是！”

事情进展到如此。海莲娜的朋友给住在我们梦想之屋的主人打了电话，他们则承认毫无出售房产之意：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好，周围的邻居友善礼貌，房子四周绿草青青，由别墅看向Ribersborg小岛及厄勒海峡大桥视野极为梦幻，等等等等。但海莲娜的朋友早就有了我们指导的标准答案——如果他们表示任何价钱都不愿意出售房子，没问题，就大方回答他们：既然如此，与兹拉坦和海莲娜见面喝杯咖啡，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接受了，并邀请我们前往。一到那我便感觉到，一定能够说服他们！不过，走过那扇大门是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在同一瞬间我感到自己既伟大又渺小，一个边跑步训练边张大嘴痴痴望向那些大房子的小男孩和一个巨星共存于体内。一开始，我和海莲娜在屋中徘徊转悠，嘴里说着“啊好可爱，真棒啊，太漂亮了”这样的话，我那会儿还挺绅士的。但接着，咖啡时间，我无法再控制自己了。

“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你们住在我们的房子里”，我说。他爆发出笑声，仿佛在说“啊哈，这很有趣”！没错，这是句俏皮话，可以这么说，但我接着又说：“你们尽管笑，但我是认真的。我想买这幢房子。会以让你们满意的方式进行，但我们一定要拥有它。”于是，他坚定地重申：“这房子任何情况下都不卖。”

他极为坚定，或者大概装作如斯。但我明白，这就像一桩转会合同，是场游戏。那幢房子在他心中亦有定价，我从他眼中看出了这一点。我解释了我的想法：“我不想掺和自己不懂的事，我是个足球运动员，行商就一窍不通了，我会派个专业的人来和你们谈。”

不是米诺，你们一定以为是他吧。事情不值得这么夸大。我派了一位律师，而且，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疯子。我可是个谋略家。我很谨慎。我并不会对他说：“不惜一切代价去把那房子给我搞定”，而是“你要以最小的代价拿下”。我们则在家中等待着，仿佛在拍摄一部小型家庭剧。终于，电话来了：“三十，他们卖”。很好，毋需再讨价还价了，我们以三千万瑞典克朗（注1）买下了房子。说实在的，以此价格，我觉得那对夫妻会小跑着走的。我搞定了此事，总之，我们也不是免费搞定的……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像疯了似的改建一切，在所有事情上都无法节约。某一天确定了因为市政厅不给许可证而无法加高围墙，这样的话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想要高些的围墙，以避免变态跟踪者和狗仔队。这样我们却只能降低自己的位置，准确地说，降低整个地面。

当时还有许多这类的工作要做，我们深陷其中，而从邻居的角度来看这些改建大概并不总是好的。那个区域的房子一般是由父亲传给儿子，那里只有马尔默的贵族阶层，而其中没有哪怕一个人会像我一样讲话。没人会说自己的房子是“全居民区最好的棚屋”。我们不妨称他们所有人都“展示着高贵优雅与华丽”吧。但我想证明，一个像我这样的男孩，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到这样的地方。好吧，我并没有期待掌声，但也不希望听到这样的评论“见鬼，他们非得搞这个搞那个吗？一刻都不停！”他们持续抱怨着，我们毫不在意，继续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改造着。

是海莲娜在操持着一切，她极端地细致，甚至从不同的博物馆请来人帮忙，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我都不知道的人。我并不像她一样感兴趣，我对这类的事情没有她那样的敏感性。但我也作出了我的贡献：在入口处的红色墙纸上挂了一张我脏兮兮双脚的巨幅照片。

当我罗森加德的朋友来玩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评头论足：“超赞！酷毙了！漂亮的大棚屋！”不过，“那双恶心的脚是什么鬼东西？你怎么能把那种跟垃圾似的东西挂在墙上？”
“白痴们”，我说，“就是那双脚负担了所有这一切啊！”

（注1：约合人民币三千万元，真心便宜）

第十八章

我仍记得当我在训练场上看到他，真的很美好，我必须承认这一点。这种感觉始终如一，在我转会过所有球队之后，在我遇到不得不解决的所有难题之后，经年未变。但我的大脑跟不上心意，竟没有吼出比这更好的话：“怎么办，你像影子一样跟着我吗？”
“当然了，不管怎样得有人保证你的冰箱里一直有玉米片啊！”
“但这回我拒绝打地铺！”
“如果你表现好的话，待遇自然就好啦。”

在国际米兰与马克斯维尔重逢很美好。他比我早几个月到球队，但几乎是一到队膝盖就受伤了，需要复原，所以我见到他时已经过了几个月。我想我大概不会认识比他更优雅的球员了。他是一个典型的进攻型巴西后卫，即使在己方半场防守时也敢于秀的球员，看他踢球很悦目。但是——我无意冒犯，朋友——我有时惊讶于他变得这样优秀：通常如此温和绅士的男孩要在足球领域获得尊重是有些力不从心的。你必须强硬而坚忍不拔。我觉得自己是在尤文的那些年之后成长得如此的：我从未像在国米的第一年那样，不仅仅通过自己在场上的表现，而且还通过我在更衣室中的表现，对球队的夺冠作出那么大的贡献。

巴西人坐在更衣室的一角，阿根廷人坐在更衣室的另一角，这些狗屁事都过去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俱乐部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莫拉蒂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我很好，让我整个家庭都高高兴兴地。这也是因为我在场上持续闪耀着，我们终于重回意甲之巅。国米无法拿到哪怕一个国内冠军的九零年代岁月的黑暗，现如今一扫而光。事情如我期盼中那样进展着，随着我的到来，整支球队起飞了。我和米诺意识到，此时商谈合同，我们处在一个极佳的位置。

是时候重新讨论合同了，而在这个问题上没人比米诺更棒。和莫拉蒂他用上了所有的谈判技巧。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从不参与谈判。不过那会儿有皇马对我感兴趣的传闻，而米诺则最大化地利用这些传闻，以给莫拉蒂施加压力。不过，说实话，不需要这么用力过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之间的平衡点发生了转变。当我和国米签约的时候，我绝望地想要离开尤文，而莫拉蒂自然深知这一点——当你谈判的时候你必须始终找准对方的弱点，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在谈判中他将我的工资降到原有的四分之一。而现在轮到他了，我和米诺立刻就此达成一致——现在莫拉蒂很明显不再那么强大了，考虑到我对球队的重要性，他不可能愿意失去我。因此，很快他说：给那个男孩他想要的。

我拿到了一份优渥的合同。不久，消息开始泄露，甚至有传闻说我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球员。一开始没人知道一丁点儿情况（莫拉蒂开出的条件之一就是保密六到七个月），随着时间流逝，情况爆了出去。我知道会有这一天，但我根本不在意，如果不是为了我所需要的“世界最高”的声誉。显然，当人们知道了你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球员，他们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你。怎么说呢？好的则更好；人爬到了顶峰，则继续往上，这是很简单的心理。所有人都对“世界第一”感兴趣。世事就是如此。即使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人值得拿这么高的工资，与此同时我也很清楚自己在市场上的价值。

是，这种程度的薪水自然伴随着一箩筐各种问题，比如说巨大的压力，你必须在场上表现出众，具有决定性，能奠定胜局。不过这也还好，我喜欢处在压力之下，这给我想要的激励。到冬歇期我已经有了十个进球。周围确确实实地有一股“兹拉坦热”，所有人都喊着“伊布拉，伊布拉”，二月份的时候，联赛冠军看上去已被我们收入囊中，似乎没人能中止我们获得胜利。然后，我开始有一些膝盖的问题。我试着忽视它，说着“没问题，肯定不是什么大事”，但时间流逝着，病患却没消失，而且越来越严重。

与此同时，我们在欧冠第一阶段小组赛表现不错，前景看上去很有希望。八分之一决赛我们的对手是利物浦，先在安菲尔德踢客场。我感到疼痛限制了自己，我们踢了场灾难性的比赛，以2比0输掉。我感到非常疼，那种情况下无法再拖延了——我见了医生，做了检查，说是髌腱发炎。

接下来对桑普多利亚的比赛我将无法上场。我心想“还好，桑普多利亚不是利物浦，没我小伙子们也能搞定。”但我们在热那亚市的表现却很不怎么样，并成为事情变得糟糕的信号。卡萨诺的进球帮助桑普多利亚领先，仅仅是通过埃尔南·克雷斯波一个漂亮的头球，我们才避免了一场失利。比赛以一比一告终。从我不能上场比赛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们的流畅性终结了。几天后，我们一比一战平罗马；三月二号，我们零比一输给了那不勒斯。我们开始忧虑起来，在联赛领先罗马的优势大幅下降。我必须康复踢球，我们决定强制缩短我的恢复时间。于是，三月八号主场对阵雷吉纳的比赛，我回到赛场。

雷吉纳排名联赛倒数第二。直到今日我仍会问自己：这是需要我上场的合适时机吗？雷吉纳不至于是个难题，而我仍必须打针才能忍受疼痛。不过，球队中蔓延着紧张的情绪。我们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在我缺阵期间崩塌了，两周时间罗马和米兰在积分榜上离我们越来越近，因此，曼奇尼不想冒险。由于连续缺乏胜利，我们变成了一支甚至面对副班长也会害怕的球队。在重压之下，尤其在医生表示可以之后，我不能说不。

某种意义上说，那膝盖仿佛不属于我，可以说是领导支配指挥它们。所有我这样水平的球员，就好似一个橙子：俱乐部会将其压榨得一滴不剩，然后便到了卖掉它的时候了。也许听上去有点无情，不过就是如此。这是游戏的一部分。我们属于俱乐部，我们在俱乐部是为了赢球而不是为了操心自己的健康。很多时候甚至连队医也不知道该站在哪边：是将球员看作病人呢，还是看作俱乐部的物品？说到底，他们并不在公立诊所工作，他们是俱乐部的一份子。于是，你便是最没话语权的一个。你可以拒绝，你甚至可以大喊：“不，不可能，我明明很痛！”因为没人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但是压力大到，更多的时候，你不计后果地想要上场比赛。不过这意味着你冒着风险在场上奔跑。也许彼时彼刻你起了作用，但长久来说却损毁了一些东西，也许是你自己，也许是俱乐部。这些问题永远不会停止。怎么办？听谁的？是听那些总体来说相对谨慎的队医们的，还是听那些只想看到你出现在场上，只想着下一场到来的比赛，类似于“谁在乎明天怎样，咱们先赢下今天”的教练的？
不管怎样，我踢了对雷吉纳的比赛，而曼奇尼是对的——至少短期来说。那场比赛我进了自己在联赛第十五个进球，帮助球队获得胜利，周围的人又高兴起来。但接着，俱乐部要求我继续踢下场，甚至下下场比赛。我适应了如此。还能怎么样？我被迫打了更多的镇痛针，吃了更多的扶他林片。整个那段时间经常听到或是感觉到走廊里的私语：“我们必须有伊布拉在场上，不能没有他”。实际上，我不想责怪任何人：我不是医院里的病人，而是一个从到国米的第一天起就带领着球队的足球运动员。我将上场踢欧冠对阵利物浦次回合比赛的事儿定了下来，对我、对俱乐部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

欧冠对我来说变得有点像一个执念。我想要赢得那个该死的奖杯。鉴于客场我们输了个零比二，我们必须要好好努力才能晋级了。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当然我压根不在最佳状态。更糟糕的是，下半场五十分钟的时候，布尔迪索被红牌罚下。

糟糕透顶。我们被迫更加顽强地战斗——无济于事。而我感觉到我不能再那样下去了。最终，由于疼痛我被迫下场，而那时的情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当你带着伤病踢球的时候，你会一直问自己：“我是该继续踢呢，还是下场？我为这场球赛准备牺牲多少？”这么问并不是自己知道答案，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像一局轮盘赌。你必须冒险，同时祈祷别失去一切——整个赛季或是——谁知道呢？我在场上呆了那么久，是因为教练希望如此，也是因为我相信会给球队带来不同。但唯一发生的事是：我的伤势更加严重了，而我们以零比一落后。我拿自己的健康冒险，却一无所获。

我和英国媒体向来不太合拍。第二天他们称我为“哀怨的当家花旦”（注1），将我定义为“全欧最被高估的球员”通常，这类的事情只能激励我，就像我同学的家长集体签名要赶走我时那样，我会更加努力给那些混蛋们看！但在那场比赛的那个时候，我却无法开始回敬他们。我的膝盖非常疼，而队内士气极其低落，一切都在突然间发生了变化，曾经的和谐与乐观不再。

“国际米兰队内有问题”记者们写道。而罗伯特·曼奇尼在与利物浦的比赛后则直接声明将在赛季结束后离开俱乐部。几个星期后他撤回了这个决定，但人们对他的信心开始下降。他想干吗？一个教练怎么可以一会儿“我走了”一会儿“我留下”那样摇摆不定呢？这不可靠。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丢分，我们在积分榜首的领先优势不断缩小着。一比一平热那亚，主场输给尤文图斯。那天晚上我也在场上，我没有办法说不。但在我忍受如此多疼痛以至于快不能走路之后，记得当我走进更衣室的时候，恨不得将所有东西扔在地上，嘴里诅咒着曼奇尼，整个人完全失控了。够了，我必须休息，必须恢复。你们没法再依靠我了！

我没得选择，必须停下调整，不管联赛的情况怎样。但相信我，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是件令人厌恶的事。你坐在那，其他人出去训练；你在健身房里拖着病体，从玻璃窗看着你的队友们在场上；就好像看着一部电影，你想要置身其中，却没有可能。这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这种感受比伤病本身更糟糕。如此我决定先远离俱乐部的混乱情况。我去了瑞士，当时是春天，周围的一切都美极了，而我却无心欣赏之，一丁点儿也不。我脑子里总是一团思绪，想着重拾状态回到场上。于是，我拜访了瑞典国家队的队医。他十分生气——我是怎么会带着感染打着镇痛针踢了这么久？距离在瑞士和奥地利举办的欧洲杯也只剩下两个月，当时看来，连参加那杯赛都成问题。

我对自己的身体索取得太多，现今状况极糟。我必须全力以赴回到尽可能好的状态，开始与时间赛跑。我给马尔默的物理治疗师理查德·达汗（Rickard Dahan）打了电话，在马尔默踢球时我们相识。我们开始一起努力工作。除此之外，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医生，一位居住在于默奥市的专家。（注2）我到他那里进行了一个疗程，开始好了起来，但仍然无法上场踢球。

情势令人绝望，我从未那么着急生气过，而且，国际米兰在联赛中继续不顺。和锡耶纳的比赛小伙子们本有望通过一场胜利确保联赛冠军，帕特里克·维埃拉进了一球，看台上的球迷们开始跳舞唱歌，好像真的搞定了，尽管并没有。在马卡罗内的进球带来短暂的平局之后，巴洛特利帮助我们重回领先，说真的，不能再输了，至少不能在梅阿查输，输给锡耶纳。

但平局再度来临：二比二。紧张的氛围大涨，距离比赛结束只剩下十分钟。接着马特拉齐在禁区内倒地，裁判判罚了点球。观众们紧张得发抖：我们奋战一个赛季，不容有失。我缺席的情况下，朱力奥·克鲁兹本是第一点球手……但是，马特拉齐，大家知道的，在场上充满气质和权威的那一类人，大概说了“我在乎个屁！我来踢点球。”我可以想象，大多数人仍觉得平静：马特拉齐三十四岁了，富有经验，而且在上一次的世界杯决赛中打入重要的点球。但这一次他踢得确实很糟糕，曼宁格将球扑封出。梅阿查球场像结了冰，球迷开始批判我们。一切似乎都失去了。

毫无疑问，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应对这类的事情，那个人就是马特拉齐。他跟我很像。厌恶给予他激励，推动他重寻胜利。不过那一切对他来说也并不容易。

极端球迷狂怒，媒体煽动，俱乐部上下无人安宁。当我们失去属于自己的机会时，罗马击败了亚特兰大，进一步地缩小了差距：现在，在联赛只剩一轮的时候，只差我们一分了。

空气中充斥着恐惧。感觉并不好。“国米怎么了？”“球队为什么不转了？”到处听到人们说着相似的话题。事实就是，如果我们输或者平帕尔马，而罗马击败积分榜最末的卡塔尼亚，我们将倒在目标前，失去我们曾相信已收入囊中的东西！

此时我回到米兰，仍没有痊愈。很快又老调重弹了，甚至比以往每次更为坚持：伊布必须踢，我们必须有伊布。在我身上的压力大到荒谬，从未有过类似的体验。我在做第六周的复健，训练得很少，从三月二十九号开始没上过场，而时间已是五月中旬，所有人都知道我不可能在状态。

没人在乎这一切，我不介意。我被认为是国际米兰最重要的球员，而在意大利足球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好几年联赛冠军归属无需最后一轮再定了。而且，这场足球对抗将意大利最大的两个城市——米兰和罗马对立。人们除了谈论冠军争夺战，几乎不聊别的。电视里循环播放着与此相关的体育节目，所有人都说着我的名字。“伊布这样”“伊布那样”“伊布有可能上场吗？”“伊布能做到吗？”“伊布尽管缺席已久，状态不错？”这些问题根本无人能答。随着比赛的临近，阿皮亚诺的球迷们喊着：“伊布拉！靠你了！”

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和等待我的欧洲杯，真的不容易。和帕尔马的比赛不断冲击着我的大脑，我每次出门都会看到头条痛心的呐喊，诸如“为了球队！为了米兰城！”……

接着，离比赛没几天，曼奇尼来找我了。他有点儿，帅气小开公子样，你们知道吧？喜欢成套剪裁合体的西装，口袋里放着精致的小手帕，之类之类。我和他从未有过对立。不过在对未来的摇摆不定之后，他在俱乐部内部的地位糟糕了许多。我的意思是，要么走要么留，但是你不能说“我想走了”，然后又改变主意。这件事给很多人带来困扰：俱乐部需要稳定，而不是不确定。但曼奇尼正为了重获权威而战斗着，他必须如此，他整个执教生涯最重要的一天即将来临，不容差错。

“嗯？”我说
“我知道你伤还没完全好。”
“还没。”
“但是说实话，我不管这个”他继续说。
“我猜你有你的理由。”
“很好。不管你说什么，我将把你放在对阵帕尔马的大名单里。首发也好，板凳也好，你必须在。我们必须将胜利带回家。”
“我知道。而且我想上场。”

我想要上场甚于一切。我不能缺席决定冠军归属的比赛，这会成为终生的悔恨。尽管受了数周乃至几月的伤病折磨，也绝不能错过这样一场挑战。不过我确实不知道自己状态如何，不知道在比赛中我如果敢尽全力，膝盖会有怎样的反应。曼奇尼大概猜到了我这些问号，也不希望他的意思被误解。他让米哈伊洛维奇来找我了。

你们记得米哈伊洛维奇吧？我在尤文的时候跟他有过冲突：用头顶了他一下，或者——做了个用头顶他的样子，而他则回敬了我所有的脏话。不过这一切都已过去。球场上发生的留在球场上，而且我通常会和在场上冲突得特别厉害的家伙们成为好朋友，也许是因为我们有所相似吧，谁知道呢？我和斗士们相处愉快，而米哈伊洛维奇就是一个斗士。他为了胜利付出一切，作为球员如此，作为曼奇尼的助手亦如此。而且，诚心实意地说：从没有人像米哈伊洛维奇那样在任意球上给我的帮助那么大。他是个好人，杰出、复杂却又直接的人。

“伊布啊”
“我知道你想干吗”
“好吧，但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别训练，你不需要做这些。你就给我上场比赛，帮我们赢球。”
“我试着做到吧”我承诺。
“不是试着做到，而是必须做到”在离开房间前，他说。

注1：Primadonna是意大利文中“首席女性”的意思，通常会用在指涉歌剧剧团中的首席女歌手，也是在演出时会赋予重要角色的演出工作的人物。一般被认为是自我本位的，无理取闹的，以及暴躁的，将自己的意见置于其他人的意见之上。中国传统戏剧团体的首席女演员，通常是年轻的旦角演员，称作“当家花旦”。这里作了本土化的翻译。
注2：于默奥是一座大学城，也是瑞典北部最大的城市，是瑞典的一个教育、技术和医学研究中心。拥有两所大学和超过3万名学生。

第十九章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像刻在墙上一般。俱乐部历史上有着毒药一般的记忆，比如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即使是拥有罗纳尔多，俱乐部也没能获得一个意甲联赛冠军。总是在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功亏一篑，比如1997到1998赛季。

那个时候我十六七岁，完全不认识什么托马斯·拉维利或者他的队友，基本可以说整个瑞典队我都一无所知。但是我了解国际米兰的一切，了解罗纳尔多的一切。我学习他的假动作，他的突然加速。我之前讲过，我们那儿很多孩子都这么做，但没有人像我那样，不放过哪怕一个细节。我相信，如果没有他，我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球员，不会像现在这样容易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我遇到过很多可能遇到的或是无法想象遇到的大人物，有一次，在巴塞罗那，我甚至就坐在瑞典国王身边共进晚餐。也许我想过：救命，我拿着刀叉的方式正确么？又或者我在该说“国王陛下”的时候说了“你”。但总归我就是我，我尽力了，就这样吧。

但是对于罗纳尔多，不是如此。在Youtube网站上有一段短片，是他转会到米兰之后的一次德比。我站在中圈等待着开场哨声，嚼着口香糖，长时间地凝视着他，好像无法相信自己和他同场竞技。他身上有一种自信，有对比赛全局的视野，每一个动作都很有质量……

在著名的1997-1998赛季，他和国米表现非凡，至少是赛季的大部分时候表现非凡。他们赢得了欧洲联盟杯，罗纳尔多联赛进25球，连续第二年获得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国米长期占据联赛榜首，却在春季失去了联赛第一的位置，就像我们在对阵帕尔马赛前那样。

国际米兰不走运，发生了一堆糟糕事。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国米在阿尔卑球场对阵尤文图斯的焦点之战。两队积分仅相差一分，真正是决定联赛冠军归属的决战，空气中弥漫着难以置信的紧张气氛。下半场三十分钟左右，罗纳尔多带球突入禁区，被马克·尤利亚诺放倒在地。国米的替补席全都站了起来甚至冲进场内，所有人都疯狂了，球场一片沸腾。但裁判示意没有犯规，比赛最终以尤文一比零胜利告终，由此，尤文不久便获得了联赛冠军。那个四月二十六日成为了国米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在俱乐部里人们有时还会提到，经历过那天的人都无法忘却。

赛后，罗纳尔多表示：“他们可以给我处罚，他们可以罚我款，但是这种情况我无法保持沉默。这是一个耻辱，全世界都应当知道。”整个意大利都很生气，抗议者众。有声音指责裁判也许被收买，甚至整个裁判界都腐败堕落。在那个赛季末有太多对国米不利的判罚。

在2001-2002赛季，国米亦看上去已冠军在握，但却在五月五日最后一轮与拉齐奥的比赛中丢掉了冠军。

没有人想再提起这些不美好的回忆，但在对阵帕尔马赛前，很多人因为回想起了这些黑暗的历史，对我们和帕尔马的比赛有着不详的预感。空气中散发着似曾相识的“既视感”，而且人们还未消化马特拉齐对阵锡耶纳罚丢点球带来的糟糕后果。小伙子们有不止一次机会给联赛冠军归属画上句号，但每一次都失败了。各种小事情，各种不走运，各种犯错，一切都发生了。但是，好吧，现在我们重新开始，积蓄力量，为对阵帕尔马做好战斗准备。不过，这本身就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压力变得让人难以承受。俱乐部对媒体保持沉默，甚至包括曼奇尼。唯一一个可以和媒体开口的是莫拉蒂。

主席先生在比赛前一天晚上来到我们所在的宾馆，对媒体只说了一句：“祝我们好运吧，我们需要它。”而事情并不容易——帕尔马想要保级就必须打败我们。我们不会获得任何人的帮助，甚至是我们的球迷——就在那个星期，意甲禁止了球迷前往客场观看比赛。据说是出于安全考虑，罗马球迷没有获得随队远征卡塔尼亚的许可，公平起见，于是我们在帕尔马也将没法有自己的球迷到场。不过我想，他们最终总是设法来了。

当时的一切都这啊那的，各种不确定，一点小细节就能引起巨大的争论。比如，我记得曼奇尼听说裁判将是吉安卢卡·罗基的时候，简直气疯了：“那个混蛋，总是给我们下绊子。”天空中乌云密布。

我坐在替补席开始了比赛，曼奇尼选择了巴洛特利和克鲁斯首发。“不过你做好准备”他对我说，“做好准备上场”。我们都坐在一个小顶棚下面，感觉到雨滴三三两两落下来。很快，小雨滴变成了暴风雨。比赛开始了，球场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疯人院。我们开场不错，逼得对方一直在防守，克鲁斯和麦孔有一些极佳的机会，但是没能实现为比分。替补席上的紧张氛围如刀割般，我们无法将目光从球上移开哪怕一秒，吼叫着，诅咒着，希冀着，颤抖着，亦会抬眼斜视体育场上闪耀着的比分牌以随时紧跟罗马那场比赛的进展。他们那边也是零比零，还行，我们还是榜首，冠军还是我们的。

但紧接着发生了一件让整个替补席鸦雀无声的事，我猜到了发生了什么，抬起视线看到，果然，罗马进球，一比零领先卡塔尼亚。我们滑落到第二位，这不该成真。我看着所有坐在板凳上的人，物理治疗师，队医，管理员，所有九八年都灵的那个下午和零二年五月五日在场的人们变得面色苍白：他们想起了一切。又一次的坠落？古老的诅咒再度降临？

总之，雨越下越大，主场的球迷喜悦地唱着歌。对他们而言，这个结果很棒。卡塔尼亚输给罗马，帕尔马就将顺利保级。对我们而言，则像死神降临。在场上的队友们愈发紧张，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每个人都像肩负了一座沉重的十字架。倒也不是说我就有多平静从容，不过我已经拿了三座意甲联赛冠军，几乎感觉不到那个著名古老诅咒的分量。每过去一分钟，我都感觉到自己更专注，更充满能量。体内像有一团烈焰在燃烧。

我必须上场，必须扭转局面。病痛一点也不重要。下半场一开始，零比零的比分，暂时握在罗马手中的冠军奖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收到热身指令。我现在依然记得当时的样子。所有人都看着我：曼奇尼，米哈伊洛维奇，管理员，按摩师，所有人。我从他们的脸上和眼中读到：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我。他们以恳切的眼神盯着我，我无法不感受到那种巨大的责任感。
“靠你了，伊布拉”他们一个接一个说。
“我能做到的，我会做到的。”

我在下半时第六分钟登场，草皮湿滑，跑起来很费劲，而我又没有进行完美的训练。巨大的压力简直要令我发笑，但在我的人生中从未有过那样强烈的求胜心。我记得自己几乎是立即就起脚远射，皮球从球门右侧偏出。几分钟后，我在几乎相同的位置再度尝试射门，仍无所获。但在第六十二分钟我第三次尝试，我接到斯坦科维奇的传球，突破对方一名防守球员，又向前带球数步，湿滑的草地上水点飞溅，然后果断起脚。不是我平时的重炮，而是擦着左侧立柱最终入网的地滚球。我并没有疯狂庆祝，而是停在原地等待，所有人从替补席和场上涌来，第一个我记得是维埃拉，接着巴洛特利，接着整个球队，所有的人，所有曾用恳切眼神注视着我的人。恐怖的气氛有所松弛，斯坦科维奇双膝跪倒在湿漉漉的草皮上，似是在祈祷和感谢众神。处处一片欢愉，高处贵宾看台上的莫拉蒂主席欢欣雀跃，无法抑制自己。

这球给我们放下包袱，大家的脸上重现血色。不仅仅是进了一个球，而是将濒临溺毙的大家救了回来。我看向人群：在主场球迷的嘘声及平常无奇的粗鲁手势背后，是我们的支持者在疯狂地庆祝着。我作出了倾听呐喊的手势。球场更加沸腾。终于，一切又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重新投入了比赛。

比赛还没有结束：帕尔马只要进一球，一切便要从头再来。我们很紧张但很专注。接着，第七十八分钟，麦孔右路带球突破，连过数名帕尔马球员后送出传中，我正在其位等待喂球。于左路得球后，你们都能够想象发生了什么啦……

我已经有两个月远离球场，媒体写这写那，抹黑我和我的球队。说国米已经丢掉求胜欲望，说机会已经从眼前溜走，说我根本不算是真正的冠军级球员，跟托蒂和皮耶罗不是一个档次，甚至说我一到关键比赛就脚软。但我向他们证明了自己：在湿滑的草皮上滑跪庆祝，等待所有人再次扑上来。这棒极了！短短数分钟后，裁判吹响比赛终场哨，冠军是我们的！

国际米兰有十七年未尝联赛冠军滋味。俱乐部度过了一段漫长而忧伤的岁月。其间充斥着痛苦与不幸。但我来了之后，我们两年拿到两个冠军。我们的周围一片疯狂的混乱。人们冲进球场，撕扯我们的球衣。更衣室内所有人都放情呐喊雀跃。但接着，一片安静——曼奇尼走了进来。说实话，他在更衣室可从没这么被大家爱过，尤其是在欧冠的失败和对自己在俱乐部的未来有所动摇之后。球员们一个个站在他面前，气氛颇有点儿庄严郑重。大家和他握手，对他说着“非常感谢”“感谢你将我们带出泥潭”之类的话。接着，曼奇尼走近我，他仍因胜利和幸福而过度兴奋，但我却没有对他表示任何感谢。相反，我对他说：“不客气，不用谢我。”大家都大笑起来，“他妈的伊布拉”。

接着，当我和记者交谈，他们中许多人都问我：“你将这胜利献给谁？”
“献给你们”，我说，“献给媒体，献给所有怀疑我，批评我，批评国际米兰的人”。

这就是我做事的方式。我总是想着复仇。从罗森加德起便是如此，这推动我向前。我亦不会忘记莫拉蒂主席所说：“全意大利都与我们为敌，但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便是我们战斗的象征。”

赛季结束后我被评选为意甲年度最佳球员。不久后，我也许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足球运动员的消息走漏，这使我陷入痛苦的生活。我几乎不能出门，不管去哪，一片人仰马翻。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一定是在和帕尔马的赛后提出新的合同要求，但实际上合同在七八个月前就已敲定。我想着：好吧，在这一切之后我不认为莫拉蒂会后悔。乌云散去，我又开始了新的复仇征程。但令人担心的信号依旧，我在对阵帕尔马赛后立刻就意识到了。膝盖再度发炎肿痛，一直就没痊愈。我想很多人听说我不得不放弃意大利杯决赛时都很震惊吧，真的很遗憾。我们本可以达成双冠，但缺了我，罗马至少也带了一个奖杯回家。

总而言之，欧洲杯即将到来。而我并不知道膝盖还能不能撑得住。那个赛季我疲惫透了，而现如今我为此付出着代价。

第二十章

我不常出门，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那段时间我第二次成为父亲——现在文森特也成为家庭一员。他的出生和马克西米利安一样，伴随着媒体的喧哗，不过因为是次子，媒体多少平静些对待了。

我是说：两个孩子啊！不是开玩笑的！我似乎开始理解我的童年时期妈妈是如何度过的，像她那样带着所有的小孩，边做着家政清洁的工作。尽管很多情况平行比较并不类似，这很显然——我和海莲娜把一切料理得不错，绝对错不了，但至少我可以想象妈妈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在马克西米利安的入院事件之后，我变得妄想症很严重。那儿发红的是什么？文森特呼吸为什么这么重？肚子硬绷绷的怎么回事？如此这般疑神疑鬼。

我们必须挑个新保姆——之前那个在马尔默和我们一起的姑娘认识了一位男朋友，在夏天辞职，这给我们带来一丝惊慌。为了孩子们，我们需要一个瑞典人。于是海莲娜给职业介绍所海外部打电话讨论此事。我们能怎么办？总不能登个广告上面写着“兹拉坦和海莲娜寻找保姆”……这样大概很难引起正确的人注意……

海莲娜决定假装我们是瑞典驻意大利大使之类的，“瑞典外交官家庭寻找保姆”，她这样写了份广告，收到了超过三百份回复。海莲娜将所有回复看了一遍，她非常细致，一如既往。我猜测从中选择并不容易，相反，她却立刻就喜欢上了其中一个女孩：来自达拉纳省，光是这点就很招海莲娜喜欢了，她正想要一个和她一样来自小城市的。而且，那个女孩有幼儿护理的文凭，语言流利，喜爱健身——和海莲娜一样。总之，她看上去能够胜任并且讨人喜欢。

我不想参与其中。海莲娜给她打了电话，没有告诉她自己是谁，仍假装是某个大使的妻子。女孩看上去对这份工作很有兴趣，对答从容。于是，海莲娜给她发了封电邮：请过来，试用期一周。他们敲定从林德斯贝里租车去斯德哥尔摩机场，然后从斯德哥尔摩和孩子们一起飞往米兰。所以说，那姑娘首先必须自己设法到林德斯贝里（她的父亲陪同她抵达）。

但就在出发前几天，海莲娜给她传了预订机票。姑娘开始提问题了。票上写着那个传说中著名的外交官家庭的孩子名为“马克西米利安·伊布拉希莫维奇”“文森特·伊布拉希莫维奇”，这有点儿奇怪。本质上，一个外交官家庭也是有可能跟我一个姓的，你们说是不是？说不定瑞典有很多伊布拉希莫维奇呢，谁知道？

她试着问她的父亲：“爸，你看呀”。
“你好像要开始照顾兹拉坦的小孩了！”他这样回答了她的疑问。结果，她想要辞职！
她受到了惊吓，似乎这是份相当沉重的工作。不过另一方面，彼时退缩已晚，机票和很多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就这样她们父女出发前往林德斯贝里，二人都相当紧张——这是后来她告诉我们的。不过，海莲娜……该怎么说她呢？她可是evilsuperbitchdeluxe，面对这种类型的女人需要勇气，不过她同时也是一个冷静优秀能让他人感觉自在的女人。在整个行车过程中她和这位姑娘有相当多的时间互相了解，亦是有相当多时间来说出真相。

在机场，问题才真正到来。当时他们必须坐易捷航空，因为那天只有这家公司有飞往米兰的航班。但飞机出了点问题：起飞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接着，两小时，三小时，六小时，十二小时，十八小时。这真是疯了，完完全全是个丑闻。所有人都疲惫得要死而且极其愤怒。最终我不得不出手解决问题，我受不了了。我从意大利打电话给一位熟悉的飞行员，他负责驾驶我的私人飞机。
“你飞到北边去接他们”我对他说。

海莲娜和乔安娜——也就是那位保姆，取回了她们的行李，抵达私人机场，我问了有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草莓巧克力甜点之类的，希望她们喜欢。在所有的疲惫不堪之后，她们应当享受这一切。飞机降落，我也将认识这位乔安娜。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她仍有些紧张，这我非常理解，但很快我们就相处融洽。从那时候起，她就在我家帮忙，和我们住在一起。可以说她成为了家庭的一部分，现如今我们没有她一天都凑合不来。孩子们非常喜欢她，她和海莲娜像姐妹一样，一起锻炼一起学习。每天早上九点两人就出门去健身房。

总而言之，我们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有一年我们去圣莫里茨滑雪。你们大概不信，我在那儿感觉还不错……好吧，并不是这样……我人生中从来没滑过雪。“和爸爸妈妈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基本上和“我想去月球”是一个意思。

圣莫里茨是富人天堂，财阀款爷们会在早饭时喝香槟。香槟？我去，早饭我只想穿着短裤吃玉米片好吗？奥洛夫·梅尔贝里当时也在，他试着教我如何滑雪，下坡时如何内八字刹车减速，可以说这是要人命的动作。我真是无能为力，四脚朝天，与此同时，梅尔贝里和其他同行的人则下行得稳稳当当。我看上去相当可笑，而且，因为害怕被认出来，我戴了一顶强盗式的登山帽和一副硕大的太阳镜。应该没人知道我是谁了。但是有一天，我坐在上山的缆车上，旁边坐了一对父子。那个小男孩开始盯着我看。我心想：没事，穿成这副腔调他不可能认得出我，绝对不可能。但过了一会儿——绝对是我那该死的鼻子的错——那个小男孩说：“伊布？”

我极为坚定地否认：“什么伊布？伊布是谁？”但我这句话得到的却是海莲娜爆发出的大笑，彷佛这是她人生中经历过的最好笑的事情。小男孩继续说着“伊布，伊布”，最终我不得不承认：“好吧，是，是我”。气氛变得有些严肃，小男孩张大嘴巴十分惊讶。

只是，有个唯一的问题——当他看到我滑雪的时候，一定还是这样瞠目结舌，而且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种意思。“现在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思考着，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运动员之一，却对滑雪一窍不通。然而变得更糟的是，伊布在的消息散播开来。我身边甚至开始聚集了一小群人，所有人都停在那等着看我滑雪。于是，我的手套似乎出了些问题，在度过了无止境的冗长时间后，我又开始关心起手套和手指们是否服服帖帖。

我过度细致地对待着外套，裤子，滑雪板固定装置，对，尤其是雪板固定，因为我老是看到别人在那里搞这搞那，人们总是不放过它，一会儿勾上去一会解下来，我干嘛不这么做。兴许我是个拘泥于细节的滑雪专家，做这一切力求完美，然后闪电般飞驰潇洒下山。不过我越是忙碌着吹毛求疵，越多的人参与到了围观的队伍中。“他要做出什么高超技巧了吗？”“他想要像重炮球那样高速下山吗？”

因此，我开始整理围巾，然后帽子，然后头发。终于，人们疲于等待，渐渐下山远去。大概想着“谁在乎呀，好吧，没错，是伊布，但是不可能无止境地等着就为了看他怎么滑雪吧”。我终于可以一个人从容业余地往山下滑。当我抵达山脚的时候，梅尔贝里和其他人问我：“什么事儿把你缠住了？你干嘛去了？”
“没什么”，我说，“我不得不处理了点小事”。

我继续努力训练，显然。和国米一起获得的冠军已是过去，我等待着瑞士和奥地利联合举办的欧洲杯，而我依旧为膝盖担心着。报章上写了不少我的伤病如何如何，我和拉格贝克也谈过：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法知道到底能不能为这次杯赛倾尽全力。我们的小组赛对手有俄罗斯、西班牙和希腊。可不是散散步就能搞定的。

你们知道吧，我和耐克有合同关系。米诺挺反对，不过我觉得蛮好的，而且多数时候和他们合作非常愉快。我们一起做了不少有趣的短片，比如我先嚼块口香糖随之用它做一些技巧动作，我的爸爸亦在短片中露面——装作担心我会失败的样子。不过最重要的是耐克为兹拉坦球场的建成做出的贡献，球场在罗森加德，我从小踢球的地方。

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塑胶球场的材料构成极为奇妙，底板是再生利用的旧运动鞋，而且球场还建设了灯光设施，这样孩子们就不用像我们当初那样因为天黑而被迫停止踢球。我们还放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里有我的心脏，这里有我的故事，这里有我的足球，带领你们向前！兹拉坦。能够建造某样东西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我亦去参加了球场的落成仪式。你们可以想象，孩子们叫着“兹拉坦兹拉坦”，一片混乱疯狂。那天我被由衷地感动了，我和他们一起踢球，心想：谁曾想，这一切来自住在克容曼斯路上的那个小鼻涕鬼。

但是，欧洲杯前我却对耐克很生气。他们坚持要求所有合同球员必须穿同一配色的球鞋。我想：这没问题，你们随便配好了，我不在意你们选什么颜色。但很快有消息表明某个特别的球员有专属配色。于是我想要跟耐克谈谈。
“你们为什么胡说八道？所有人必须使用同一配色，是这么说的吧？”
“我们就这样决定啦”，他们这么回复我。于是我说了我所想的，他们改了主意，所有有合同的球员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配色，包括我。不过这算是什么滋味？本不应该是被迫去费劲争取的事情，于是我还是穿着原来的球鞋。我只是认为，人应当把话说明白点。

第一场小组赛是和希腊。盯防我的是索迪里奥斯·基尔贾科斯，他是个很优秀的后卫，现今在沃尔夫斯堡踢球。那个时期他留着一头长发，扎着马尾。每一次争顶或是加速冲刺对抗，他那该死的头发都扫过我的脸！他将我盯防得很好，本职工作做得不错，无可挑剔。我在场上有点消失了。但是他放松了那么两三秒，这就足够了。我接到一个右侧的界外球，和队友做了一次撞墙式配合，右脚外脚背劲射，皮球直挂球门左上角。

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始，我们以2-0赢得第一场比赛。而我又一次到现场观战的家人们，这回表现非常好。从德国世界杯我们学到了一件事：我是踢足球的，不是什么导游团负责人。所有人都应当尽力自己处理应对事物，这使得我的负担大为减轻。

但膝盖一直疼，发炎了。接下来一场比赛我们的对手是西班牙，整个那次杯赛的冠军大热门，他们第一场比赛以四比一战胜了俄罗斯，对我们来说极为难啃。我甚至不确定能不能上场，一方面，毕竟是该死的欧洲杯，就是腿上架了刀子也得上；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下总是存在着对前景的争论。今天是有比赛，但明天也有，后天还有。你可以为一场比赛牺牲自己，拼尽全力，但后来结局是你不得不有一大段时间无法战斗。

赛程表上，我们先后要面对西班牙，俄罗斯。接下来，如果我们能够晋级，四分之一决赛我可以打镇痛针上场。在意大利，我很多次这么做，但是瑞典国家队队医对这种行为很反对。疼痛是身体的警报，你可以暂时止住它，但你将面临更严重的损害。有点像赌博：这场比赛有多重要？让这孩子上场我们将投入多大的代价？冒着今后数周甚至数月不能上场的风险值得吗？医生们会提出这些问题。传统上，瑞典的球队医生是全欧洲最小心谨慎的——他们更多地把球员看作是病人，而不是进球机器。但决定依旧很难，甚至，很多时候是球员坚持要上场。总是有比赛让你觉得无比重要，脑子里冒出：谁在乎未来？我想踢这场球！但现实是未来无可逃避。还有一点：在国家队比赛的背后，总是有俱乐部的身影。

我是一笔巨大的投资，不可以毁掉。对国际米兰来说，为了一场与俱乐部毫不相干的国家队比赛牺牲我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国家队队医接到了来自俱乐部队医的电话，我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这类两种对立倾向的直接对话很容易爆发。国米队医知道要照顾自己的球员，不想国家队搞出什么烂摊子。距离季前集训也不过就一个月，国米需要他们的俱乐部之星兹拉坦。然而双方医生都是讲道理的人，我觉得他们的对话异常平静，最后达成一致：绝不打镇痛针，由一位专业按摩师给我增加数小时的膝盖按摩。对西班牙，我上场了。

我与亨克联袂首发，这给了我相当程度的安心感。但仅仅一刻钟后，哈维开出战术角球，比利亚前点得球回敲席尔瓦，席尔瓦传中，费尔南多·托雷斯抢在佩特·汉森前将球送入球门，一比零。显然是沉重一击，试图扳平西班牙不是开玩笑的事。不过他们从那时起便收缩阵型，力保已有的比分和提前晋级八强的赛果。我简直忘了膝盖的疼痛，竭尽所能。第三十四分钟，我在禁区内接到右侧弗雷德里克·斯托尔一记漂亮的长传球。这正是范·巴斯滕教过我，卡佩罗和加尔比亚蒂狠狠训练过我的一种情况，一种你不得不抓住的机会。但第一脚停球并不完美，瞬间拉莫斯贴了上来，“去你妈的”我心想，“我可不会放弃”。我护住球，调整位置射门，球穿过拉莫斯和补位的后卫入网，一比一。比赛重新开始，我感觉很棒。

但当裁判吹响上半场结束的哨子，体内的肾上腺素一下子回落了，疼痛袭来。膝盖一点儿也不好。我该怎么办？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到那个时刻为止我都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员，但还有第三场小组赛，而且我们的前景看上去不差。对阵希腊全取三分，就算输给西班牙，只要赢俄罗斯，我们仍有机会出线。因此，中场休息时，我走向了拉格贝克。
“我膝盖非常疼”我说。
“见鬼。”
“我想是我们必须做决定的时候了”
“好吧”
“对你来说，什么更重要？是这场的下半时还是和俄罗斯的比赛？”
“俄罗斯”，他说，“和他们比我们希望更大”。

就这样，我没再上场。拉格贝克让马库斯·罗森贝里替补登场。尽管如此，情势看上去似乎不错，西班牙获得大把机会，我们都控制住了。尽管由于我的缺席，球队的比赛质量有一点下降，赛果难以预料。比赛就快要结束时，比分仍是一比一。看上去就要结束了，替补席上的我们交换着鼓舞的眼神。但补时阶段，罗森贝里进攻中丢球，拉格贝克跳了起来，十分愤怒，吼叫着辱骂裁判。他认为是明显的犯规，但主裁判无视我们的愤慨，示意比赛继续进行。替补席上许多队友都认为裁判之前的哨子就一直在针对我们，但根本没有时间抗议。灾难降临了，霍安·卡普德维拉，也就是断下罗森贝里的人，送出长传。那个时候大家都拼尽了全力，已是筋疲力尽，大卫·比利亚最快速接到长传，晃过我们的防守球员，门将已经出击，他轻松射门，比分变为二比一。随即裁判吹响了终场哨。我们可以平静地说：这是一场沉重的失利。

接下来一场对俄罗斯的比赛我们被碾压了。我很不舒服，而他们看上去各条线都比我们好。就这样我们怀着巨大的失望从欧洲杯出局。开头那么好，却一无所获。太残酷。
若环之无端也，万物始则终，终则始。欧洲杯前昔传来曼奇尼被解雇的消息。属于穆里尼奥的时刻来临。我还没遇见他，他就已经做到令我惊奇。在我们相熟前就已经和他连在了一起，他命中注定成为我愿意为之而死的那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