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没提起过那件事，秋生也就闭口不谈。那个月的末尾几天，秋生都和我住在一起，我的性格收敛了许多，就像只垂了尾巴的小狼一样，感觉日子没有盼头，能过一天是一天。因为他总是要走的。

等秋生一走，我真的不知道再该怎么办了。这个大宅子就像被下了巫蛊的禁地一般，我童年的记忆统统都被囚禁在里面。我曾经以为一辈子都会住在这里，可到了现在，我却觉得一天也多呆不下去了。

我开始一点点收拾爹娘的旧物，在一个漆着龙凤呈祥的大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祖父的一大摞手稿。里面几乎全是洋文，我完全也看不懂，偶然翻到几十年前的一张旧报纸，上面一个不大的版面，刊印着任公的“少年中国说”。这汉字我还是认得的，一顺读下去，居然整个背心都涔涔地渗出了汗。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祖父将这一段反复圈点，在旁边用小字批注：吾念及昔者秦国变法，幸得商鞅，历经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始皇帝而终得一统，孰料二世而亡，万万河山，竟至毁于一阉宦之手！子孙之不肖，何至于斯也！

我指尖一抖，那一张薄薄的旧纸，拿在手里，如有千斤重。

我这才发现，那些受人唾骂的昏庸皇帝，其实本质上都和我一样，区别只在于他们败掉的是万里河山，我败掉的是二百亩良田。难怪秋生要打我。我这样稀里糊涂的，连自己的家什也看不住，清末的那些皇帝就和我一样，也是稀里糊涂的，所以才会叫外来的洋人笑嘻嘻地欺负我们。我坐在那愣愣地发呆，感觉就像又被秋生揍了一顿似的，难受得不行。

这时秋生恰好从门外进来，我耷拉着脑袋站了起来。秋生问：“你又不舒服了？”

我摇摇头，把椅子让给秋生。秋生看我一眼，然后就坐了下去。他眼睛看着桌上的一摞旧稿，说：“我想了好几天，有个主意，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什么主意？”

“你一个呆在家，我也不大放心，你愿不愿意下个月出头，和我一起往南京去？”

双亲俱亡，长兄如父，我虽然不太愿意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去，但是一合算，当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临行之前，我和秋生一起整点了剩下的钱财，不算多，也不算太少。我又把我娘留给我的彩礼也交给秋生，他微微吃惊，问：“这是哪来的？”

“我娘留给我的。”

秋生想了一想，说：“那你好生收着吧。”

我可不愿意，我说：“这么多钱，万一我弄丢了怎么办？”

秋生说：“要是自己的东西都守不住，弄丢了也该你的。”

我没有办法，这些东西全带在身上其实挺重的，而且我也怕弄丢，就把里面不易坏的金坨子都埋在了我家的土灶地下，剩下一些珠宝首饰，才卷进衣服里，和行李放在一处。

出发的那天，我、秋生还有三宝，各拎着一个箱子，我们关紧了每一扇窗户，锁上宅门，最后把开锁的铜钥匙用力抛回高耸的院墙里。

我也换下了绸衣，穿得就像个普通学生一样，走在大街上，再也没人会想到叫我一声少爷了。我本以为会感到为难，没想到实际上，却是一身轻松。我那时候还年轻，带着一身风尘离开故乡，而在远方迎接我的，全都是新奇和希望。

我们招了一辆黄包车，准备让车夫把我们送去汉口火车站，路上经过我以前常去的戏园子，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可巧了，正好看见园子外一个小摊边上，有人朝我兴高采烈地招手。

我连忙说：“停一停......”

车夫立住脚，我又对秋生说：“我马上就回来。”

我跳下车，朝那个小摊贩走了过去，只见芸官手里拿着一串冰糖葫芦，喜滋滋地望着我：“少爷要往哪里去？”

我笑道：“别再叫我少爷啦，我正要与家兄往南京去。”

“少爷这是要'蟾宫折桂'去啦！”芸官还是改不过称呼，他抿了一口竹竿上的冰糖，笑着说：“那少爷什么时候再回来？”

“这可说不准，也许一两年，也许两三年......这就要看我哥哥了。”

芸官点点头，说：“等少爷再回来的时候，芸儿也该出科了。”

“不仅要出科，还成角儿呢！”我和芸官都笑起来，芸官因受过我的赏，还想要给我磕头道别，我将他扶住了，说：“如今不兴这个了，咱们握手吧。”

芸官有些不解，我拿自己的右手握住他的右手，紧了紧，说道：“后会有期。”

芸官也对我说：“少爷，后会有期。”

1934年的春天，我坐着火车离开湖北。车厢里的床太过狭窄，我总是睡不了一阵就会醒。醒来有时候是白天，就看着窗外绿油油的田地从眼前匆匆略过，有时候是夜晚，窗户上则反映着车里的灯影。三宝抱着膝盖歪在墙角里，秋生枕着自己的手肘，半靠在窗玻璃上。

我离故乡越来越远了，可秋生令我安心。

两天一夜，我们终于到了南京。南京与武汉一样繁华，我看到小食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豁了牙的老人坐在槐树荫下摇蒲扇，小轿车的司机冲着黄包师傅连按喇叭，电车和铁轨在街道里来回穿梭......几十年的新旧时光的错落在这里，那个时候的秦淮河畔，还是一个龙蟠虎踞的福泽之乡。

秋生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上学，这个学校的校址几经变迁，后来被人通称为黄埔军校。我们在学校的临街租了房子，秋生帮我办了南京的临时户口，我也开始在省立南京中学上课。

这样安稳的日子过了两年，我凡事都听从秋生的安排，学了越多的知识，才越发觉得自己孤陋而浅薄。偶尔想起以前的日子，都陌生的仿佛是上辈子一样。

到了1936年的春天，我将要满十八岁，中学也念完了，就开始准备大学的招生考试。当时秋生的军校也临近毕业，考虑到他将来的调度，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两个：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武汉。两所学校主考的都是四个科目：国文、历史、地理和数学。我的每一科成绩各有特点，国文和历史常常能达到九十五分往上，地理次之，每每挣扎在及格的边缘，数学则又次之，基本上与及格了无缘分。

我和许秋生的分歧也出现在这里。他觉得我没有均衡分配学习时间，畏难而不肯上进，其实是他想多了，我数学成绩差，纯粹只因为傻，完全不存在懒惰这等恶劣因素。

可秋生总是不信的。他觉得既然自己能在三民主义、外交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政治经济概况、数学、物理、英语、日语的科目上拿到全优，那么我通过努力，也一样可以做到。

到了1936年六月份，秋生从中央军校毕业，与同期学员一起被委任进南京国府。我也开始专心攻考国立中央大学。我准备了一篇文采斐然的申请信，然后自信满满地去参加中央大学的招生考试。过了七天出结果，国文九十七，历史九十五，地理和数学双双挂科，被果拒。

我这样的一个天才，居然没有考上大学，这是多没天理的世道啊。

我不敢回家，怕挨秋生的打，气得坐在央大礼堂的门口，大骂那些老古董顽固自封，丝毫没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长远目光。路过的学生纷纷侧目，偷偷瞄我一眼，然后又三三两两地走开了。这时有人忽然拍了下我肩膀，我转过头去，看见一个女学生，穿着身浅玉色的新式旗袍，头发齐齐挂在耳后，臂弯里抱着两本书，右手腕上还戴着两个叮当作响的细银镯子。

她长的真是漂亮，我脸上一红，立刻就觉得自己的刚才的行径粗鄙了。我忙站起来，鞠了一躬说：“真是抱歉。”

那个女学生却盈盈地一笑，问我：“你是不是叫春熙？许春熙？”

我意外道：“你认识我？”

她点点头，自我介绍道：“你好，我叫阮小湄，是央大二年级的学生。”她停顿了一下，又笑着说：“我也是你哥哥的女朋友。”

我把这三个字琢磨了一下，抬起头：“女朋友......？”

阮小湄说：“是呀，我和秋生去年认识的，我记得......诶？”她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问：“你是不是也参加了今年央大的招考？考得怎么样？”

“......还行吧。”我默默把印了“拒”字的申请信卷了起来，背到身后：“算是正常发挥，还行。”

阮小湄笑道：“你录到哪个系了？”

我咽了咽口水，道：“家里蹲系。”

阮小湄愣了半天，“噗嗤”一声笑出来。

我和她一起回到家里的时候，秋生正在做饭，阮小湄把书塞去我怀里，然后立马扑去搂秋生的脖子。两个人由于惯性，怀抱着转到了柜子上，阮小湄摔在了秋生怀里，秋生笑了一下，低头说：“你怎么来了？”

他又抬头看了眼魂不守舍的我，立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秋生扶阮小湄站好，然后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说：“春熙公子的大才又没叫人看上呀。”

我像只瘟鸡一样瞪了他一眼，然后气鼓鼓地回房去了。

我与这一年的秋招失之交臂，只好再寄希望于来年开春。秋生因为谈恋爱了，心情正好，破天荒的没有揍我，只是威胁说：“明年再考不上，你就给我卷铺盖滚蛋！”

阮小湄来我们家的次数越来越多，她学的是英语专业，有的时候帮我复习功课，或者还会督促我背一些单词。她大我一岁，需要称“姐姐”，我常常痛恶记那些洋文，每当她要检查的时候，我就问：“姐姐，你和我哥原来是怎么认识的？”

她最乐于同我说这些事了，一聊起来，就会完全忘记还没有检查我背的单词。

“我遇见秋生啊，是在一次游行上，那时候警察局的人不够用，国府就把军校里的学生派到街上维持秩序。当时场面可混乱了，不知道是谁，突然冲天上开了一枪，所有的人都吓得四处逃窜，我被人群挤来挤去的，就撞见了秋生......他当时一手按着腰里的枪，一手把我拉到身后......”阮小湄定了定神，忽然拿书一敲我的脑袋：“你这个小滑头，别同拉我东拉西扯的，好好背单词！”

我的好日子一直持续到下一年暑期。当时我还信誓旦旦地向秋生保证：“我这一年刻苦多了，等到下个月招考，我绝对能考上的！再考不上我就去烧了央大的大礼堂......”

那个时候，南京的空气潮湿，天气闷热，人们还和往年一样，懒洋洋地摇着蒲扇，放下窗前的竹帘打算打个小盹......突然有一天，留声机里周璇的歌声就被打断了，街上拉起一阵阵刺耳的警笛。

1937年8月初，中日军队在上海开战，南京政府被迫做好一切准备，以应对敌人在其他地方可能发动的进攻。

成片的住宅区里，那些红色的屋顶和白色的外墙都被统一漆黑，早时建造的防空洞终于也向市民开放了。城门封锁，阮小湄的父亲是个商人，当时被困在广州没法回来，阮小湄就住到了我家。有一天晚上，秋生带回来一个红色的本子，那是他们俩的结婚证。阮小湄远远看见了，羞得满脸通红，秋生一边解开外套，一边笑着对我说：“小熙，以后要改口叫嫂子了。”

秋生匆匆地成家，不过自那以后没多久，南京政府宣布进入战时戒备状态，秋生回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南京城很快进入了秋天，有的时候一觉醒来，就听见天上直升机的桨叶“嗒嗒”作响。我站在窗户边往外看，街道上残余着一些没人要的宣传纸，却一个人影也寻不见。

突然之间，整个城市都悄无声息地隐匿起来了。学校放假，商铺闭业，仿佛众志成城地，都在筹备着一场浩大的葬礼。

有一天晚上，我在朦胧的睡意中忽然惊醒，感觉屋外有鬼鬼祟祟的声响，立刻挺身坐了起来。

“是谁？”

房门被轻轻推开：“小熙，是我。”

秋生穿着军服，身上还有一股从室外带来的寒气。

我舒了口气，说：“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

秋生在我床边坐下，坐了许久，却没有说话。

“哥？”我把脸凑过去：“你怎么了？”

秋生目视着前方，对我说：“小熙......”他的声音有些发抖，所以停顿了好一会，才继续说：“战事吃紧，假如哥哥往后不能经常回来，你就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了。日本人......”他又沉默了半晌，仿佛将原本要说的话咽了回去，转而说道：“你要照顾好自己和小湄，照顾好这个家。”

我将信将疑地道：“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日本人会打到南京来吗？”

“不会的。”秋生的声音冷静而坚定。

他站起身，又对我说：“往后机灵一点，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因为什么原因和你们走散了，你就带着小湄回武汉去，在原来长春街那个戏馆的对面，我托人买下了一套房子。”

“哥......”我越发慌张了，半跪着坐起来：“你要走了吗？”

秋生沉默地看着我，最后还是像小时候那样拍了拍我的背心：“睡吧。”他轻轻地说：“南京也戒严了，我是来家里取个东西，一会还要回国府去。”

那天以后，秋生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到了11月份，天气突兀地寒冷下来，人们习惯了直升机在天上飞来飞去，甚至有时候听到警笛，都已经不再慌慌张张地往防空洞里跑了。

上海战事进展不利，越来越多前线的伤兵被撤回到南京，其中有很多都还是16、7岁的孩子。我有一次从外面买了米回来，就遇上一辆载着伤兵的大卡车，摇摇晃晃地从我面前开过去。车后面载着的人密密麻麻，目光呆滞，都绑着破烂的布条和绷带，杵得像根牙签一样。车轮滚过去了，轧出两道暗红色的轨迹，一股浓重的恶臭味久久不散。

我当即就吐了，扶着街边的墙软跪下去。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立马对阮小湄说：“小嫂，我们离开南京吧。”

阮小湄问：“为什么这么突然？”

我说：“我觉得上海保不住了，这战迟早打到南京来。”

阮小湄一开始不愿意走，因为那个时候电报也发不出去，她这一走，有可能就再见不到尚在广州的父亲了。但后来拗不过我一再坚持，小嫂也只好陆续地开始收拾行李。

到了11月底，噩耗终于传来，素有“中国纽约”之称的上海沦陷，20多万日军虎视眈眈地盘踞在上海与南京之间。整个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中。成千上万的人，无论贫富，都争相想要离开。

混乱一直持续到11月27日，唐生智代表南京政府向全媒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慷慨激昂的演讲词，在大街小巷的广播里反复播放，一架架直升机飞过，五颜六色的宣传纸像雪片一样纷撒下来。纸上印着粗体醒目的标语，告诉民众不必紧张，政府将会集中一切兵力，誓与南京共存亡。

就在同一天晚上，隔壁黄埔军校的厂房里，不断传来喇叭声。我透过窗户往外看，只见许多士兵都匆匆地把军需用品往卡车上搬，一辆装满了，立马就指挥着开走。茫茫黑夜里，我忽然瞧见一个穿军装的人，远远地，沉默注视着我住的这个方向——是秋生！我激动地想要推开窗户，可这时他身后走来一个小兵，将膝盖一碰：“长官。”

秋生便转过头去了。

他接过一个本子，在上面写了什么，那小兵再行一个军礼，才拿回本子快步离开。

再不过一会，一辆军用吉普缓缓开来，停在秋生身边。他又抬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但也没看见我，就转身上了吉普车。轰隆隆地离去。

整整一夜，厂房里的军需全部被运走，到了第二天早上，整个黄埔军校只剩下一根长杆伫立在中央。从前挂着青天白日旗，如今是连上面的旗子也没有了。

小嫂一直都不肯相信，她说：“秋生不会临阵逃脱，他绝不是这样的人。”

我那个时候也还不知道，其实就在那天晚上，国府的高级官员基本上全都撤出了南京。留下几十万军心懈怠的士兵，几十万手无寸铁的市民，和一个空头司令。

风雨飘摇的南京。

到了12月，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南京空投招降传单，传单上写着：

「“保护无辜百姓和城内文化遗迹，最好的办法是投降”......日军将“冷酷无情地对待反抗的人”，但会“仁慈宽厚地对待非战斗人员和对日本没有敌意的中国军人”......」

这样一来，人心更加涣散了。

每晚都能听见几声枪响，不过那不是在与日军对战，而是国军在处决那些临阵脱逃的小兵。

没过多久，战火终于烧到了城外。不断有炮声和枪响从远处传来，夜里根本无法入眠。有的人好几次被炮声惊醒，索性爬起来，站在窗户边往外大骂：“你们他娘的要打到什么时候！守不住了就给老子滚，非要吵到日本人进来了才安生！”

那个时候，仅仅走在街上都有可能被流弹射死，敢于出逃的人也越来越少。

又两三天后，普通人家里已经没有食物了，邻里之间纷纷开始抱怨：“这战还要打到什么时候去哟......”

“我们家米都没了......”

“早晚要败，还不如早点投降，咱们老百姓好过日子......”

我们也渐渐绝望了，不再指望秋生有一天还会回来。等煮完了最后一缸米，我、小嫂还有三宝，我们拎着大堆行李，混进一小部分仍在出城的人群里。

所有的人都掩着口鼻，一边躲避着街边不断塌陷的屋脊，匆匆赶路。

路过政府机关门口的时候，前面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大批警察和士兵从里面涌出来，有的堂而皇之地甩下军装，只穿着内衣和帽子在街上乱窜，有的干脆从人背后一扑，直接去撕抢街上百姓的衣服。三宝拎起两个箱子，我连忙将小嫂一搂，三个人一路小跑钻进一条巷子，方才呼呼地喘气。

小嫂恨恨地说：“这些人都疯了！”

我说：“肯定是上面下令撤退了，他们穿着军装，都怕被日本人抓去。”

三宝忽然惊叫道：“掉了个箱子！”

我拽住他：“掉了就掉了吧。”

我想了想，这时候要避开日军出城去，就只剩下一条路。铁道早已被炸毁，我们只能从北郊的下关码头坐船，然后返回到武汉。结果走到挹江门的时候，又差点出事。几十万士兵驻扎在南京，有的还在前线继续与日军交火，有的却已经接到撤令，开始四散而逃。数以千计的士兵和平民想要出城，密密麻麻的人头排得像蚂蚁一样。

城楼上，正在交火的士兵还以为他们是临阵脱逃，干脆调转了火力，朝着城内一阵猛射。前面整排的人，就像秋天割稻子一样，眼看着就倒了。这时一个士兵跳到高处，冲着城楼上大喊：“狗日的！瞎了眼睛！老子们是友军！打你娘的打！”

城楼上没有回应，只听“突突”两声，高处那人的膝盖往下一掉，也死了。

这下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都尖叫着抱头鼠窜。一辆轿车从后面缓缓地驶进人群，有人已经被挤得头破血流了，那轿车还在不断地按喇叭。人群里立刻放声大骂：“什么时候了！还他娘的开车！”有人捡起石头，猛地杂碎了车窗玻璃，往里一看，那不正是几天前还在慷慨陈词的唐总司令么！

一大群人尖叫起来，你推我搡，恨不得把唐生智从车里揪出来痛打。坐在前排的副驾摇下车窗，“嘭”地朝天上开了一枪。人群惊散，唐生智就坐在车里，一直默默闭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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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素材主要取自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三章，南京沦陷】

没有人？
我过气了

惯例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的情形，困在路上的马匹受到惊吓，暴跳狂嘶，所有的人都拼了命地望渡船上挤。有的士兵开始对天鸣枪，甲板上的船员则惊慌挥动着斧头，试图阻断源源不绝的人潮。我被裹挟着挤来挤去，有时候脚甚至都踩不到地上，我感觉骨头都快要碎掉了，那种情形，谁要是一不留神跌了一跤，估计就再也没法站起来了。

这时候三宝立了大功，他长得精瘦而健壮，双臂用力一举，就拖着腰把小嫂送上了甲板。小嫂再将我拉上去，三宝则回头去取那些行李，我急得大喊：“不要啦！不要啦！三宝，快上来！”

然而船头突然传来一阵呜鸣，整个甲板都跟着在震动。渡船渐渐离岸了，我眼泪唰一下就涌出来，我声嘶力竭地喊：“三宝！”

三宝跟着船一路小跑，江水都漫过了腰。他先将包裹举给我，我只得接了，又赶紧去拉他的手。我只差一点就能碰到了，谁知三宝的身子却突然一歪，“扑通”就栽倒在了江水里。

我霍然站起来，要不是小嫂一直拽着，我估计都直接跳下船了。三宝好半天才爬起来，站在水里朝我摇了摇手臂，大喊道：“少爷，一路走好！”

我跪在甲板边上，眼看着的三宝离我越来越远，泣不成声。

天色渐渐暗下去，我和小嫂终于逃离了南京。船上的人无不是精疲力竭，横七竖八地睡了过去。桌子上、排椅上、甲板上、楼梯上......全是人，要不是他们口鼻里不断传出震天的鼾声，那样子看起来真像一具具尸体。在上船之前，一直都是我打点着一切，但如今我可不行了。三宝被落在南京，我根本没法再想别的事情。

后来终于到了武汉港，我和小嫂随着人流慢慢走下渡船，就遇上了秋生。

他已经在这等了我们好几天了。

他说自己负责转运黄埔军校的军用物资，和保证总统府上下安全撤离，这些都是军事机密，所以他当时也无法向我们开口。小嫂一看见他就哭了，秋生接过行李，低声安抚道：“现在一切都没事了。”

我木然地开口：“三宝还在南京。”

之后谁也没再说话，我们一起回到长春路，秋生果然已在那准备好了一套房子。

过了好几天，整个政界都像哑巴了一样，甚至没有如何一家报社进行报道，日军进城之后，南京究竟是怎样的情形。我整日整日地坐立不安，每次一问秋生，他也只是含糊应答。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要回去。”

我将碗搁在桌上：“我要回南京去找三宝！”

秋生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气冲冲道：“你怎么还能吃得下去？三宝和我一起长到大，他现在在南京，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你怎么还能在这大摇大摆地吃安乐饭？”

小嫂低下头，听着这话也搁下了碗，秋生面无表情地又夹了一筷子青菜，对我说：“坐下。”

我气得将筷子甩在桌上。

过了半天，一字一句地对秋生道：“总统是你爹还是你娘？为了这一身军装，你六亲不认，连小时候的情分都不要了！”

秋生沉默了一会，从腰里掏出配枪，“嘭”一声撂在桌上。

“你现在就去！”他抬眼看着我：“带上枪，你现在就往南京去，路上要是碰见不愿载你的船夫，你就开枪杀了他，要是碰见巡逻的国军将士，你也开枪杀了他。去南京把三宝救回来，咱们家往后，必然人人都夸你是个有情有义的英雄！”

我愣愣地看着秋生，他的目光冷峻而严厉，完全令人不敢直视。小嫂在一旁轻轻地说：“小熙还是个孩子呢，你别这样，吓着了他。”

秋生又看了我一眼，这才将枪收了起来。又冷冷地对我道：“不去就坐下，好好吃饭。如今什么时候了？早早改了你这少爷脾气。”

我瘪了瘪嘴，只觉得气不过，胡乱扒了两口米粒，就说：“吃饱了。”自去厨房洗了碗，咚咚咚就跑下楼去。

天色尚早，眼前的长春路却早已大变模样。好些原先的商行铺子，如今是全找不见了，只剩下那家戏园子还照常开着，里面咿咿呀呀的锣鼓喧天，依旧红火。我慢吞吞地走了进去，仍捡了个角落坐下。只听幕后敲了一阵小鼓，台上的旦角就轻轻挑起水袖，一走一停地点着步子。起时将那嗓音徐徐地一抛，只闻歌喉细腻，抬眼再看，通身扮相却是引得人媚而忘俗。

“一霎时把前情俱已昧尽，
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注定，
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

我一时都看呆了，一直到落场才反应过来，赶忙腾起几步，奔去那后面的化妆间里。

“小芸！”我掀起帘子，在一众粉面花脸里一眼就看到了他。

芸官闻声转过头，一见是我，也立刻站了起来。他刚刚卸了额上的一对大绺、七个小弯，眼角却还是吊着的，颦笑时，更有无尽的风情。

他如今已不再是十四五岁的少年样了，五官俱已长开，身材清瘦，又因自小在科班里练着，更兼有一种婀娜的气派。

“少爷。”他扶住我的肩，眼中隐隐含泪，我亦笑道：“从前说什么来着，果然熬出了头，如今也成了角儿了。”

芸官将我拉去里间，一面坐了，翘着兰指，对着镜子仔细地卸妆，一面又与我闲话。诸如这些年去了哪些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看的......一路兴致冲冲地说下来，再走出戏园子时，天都已黑了。

“我如今与兄嫂一起，就住这对面，”我抬手一指，又问芸官：“你住在哪呢？我送你回去。”

芸官将一圈狐狸尾巴披在肩上，又搓了搓手，对我说：“天寒地冻的，少爷早些回去吧，不必送啦。”

我故意气道：“你这小子，如今有了身份，便不愿再同我来往了！”

芸官急忙说：“哪有这样的事！”他嗔着面孔瞪了我一眼，方才低下眉说：“我等了少爷四五年呢。”

我越发觉得心痒难耐，蹲下身去，反而探头去瞧他的眼睛：“你说的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芸官羞得将我推开了，径直就往街上走。我三步并两步跟上去，边笑边说：“得啦，使什么性子呀，小心车......”

芸官住的也不远，就与我家隔了两条街，乃是一个英式的小洋楼，楼下又围着一个院子，整个科班的人都住在里面。不过一二十分钟，我俩就走到了院门外，芸官转身将我推住，说：“就是这儿了，里面你可进不去。”

他的声音是练惯了的，所以即便日常说话，也不免又轻又细，天然带了一股女子的风韵。我也不吭声，只是那样看着他，芸官过不一会就又羞赧起来，干脆半转过身去。

我站在他身后，低声说：“我回去啦。”

芸官便要往院子里走，我却拦住他的肩，仍是低声：“你的心意，我都知道。”

他身子隐隐震动了一下，还是一言不发。我冲着他的背影高声道：“你就没什么要同我说的？”

芸官回过头看我一眼，眼中都是笑意：“少爷早早回去吧，仔细晚了，被那些巡夜的警察逮上。”

回去的路上，我觉得新奇又困惑。我刚刚所说的话全都出于真情实意，可一想到芸官终究是个男人，我就又有些不知所措了——他既然是个男人，我要怎么才能和他长久地将这份情谊保存下去？要怎样才能让亲友接受芸官？要怎样才能明确定性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都是一个成熟男人应该仔细考虑的，可喜的是，我那时连二十岁都不到，主要还是冲动和感性在替我做出选择。

这种伦常人事向来繁琐，我一时没有理出头绪，也就不愿意再往深处想了。

回到长春路的时候，天已经漆黑，因为时局紧张，武汉也有了禁夜的规定。晚上路灯一亮，就再不允许任何人出现在大街上了。一旦被巡逻队发现，不由分说就会被拉进警局，倘若查不出良民户籍，说不准还要拖去挨枪子。

这样的政策南京在沦陷之前也全城推行过，不过管的并不甚严。我原觉着如今在腊月里，武汉又这样天寒地冻，就更没什么巡警愿意在夜里出街了。没成想刚转过一个巷口，忽然看见两簇手电筒的光在墙上晃来晃去。我连忙往后一躲，接着就看见两个配枪的警察，中间架着一个小老儿，三人在对面的路口扭作一团。

“哎哟，看我就是个卖菜的，也就今天一次，摊子收得晚了点......你们网开一面，行行好吧，长官，长官......”

“行了，赶紧走吧！那上面管得严，你叫爹都没有！”

“诶，长官你看！那边，那边还有个人躲在那呢！长官你快看呐！”那小老儿眼看挣脱不得，突然伸手就往我这指，我吓了一大跳，赶忙将背心都贴在墙面上。

那两个警察又拿手电晃了晃，因为转角的缘故，光线并没有扫在我身上。警察喝骂道：“他妈的，敢耍老子！”

然后“咚”一声闷响，紧接着就是老儿的惨叫。

我不由缩了缩肩膀，光听声音都觉得疼。那老儿挨了打，也就殃了，三个人没过多久就走远了。我一直等到再无声息，才蹑手蹑脚地过了马路，麻溜地窜回单元楼里。一摸口袋，却又发现出来的时候没拿钥匙。

我左右看了一眼，这个时候再把秋生闹起来给我开门，他绝对会揍我。我卷起袖子，干脆从楼道的窗户上翻了出去，悄悄扒上阳台的栏杆，然后往上一扑，顺势就翻了进去。

我在阳台上站稳了身子，幸亏那扇玻璃还没有锁。我大摇大摆地推开门，正要往床上跳，只听“啪”一声响，卧室的灯突然就亮了。

“我我我的妈呀！”我浑身吓得一哆嗦，一瞬间心都差点跳出来了。我定眼一看，才发现是秋生站在门口。

我大大地舒了口气，平复了半天，方才说：“这大半夜的......你真是吓死我了......”

秋生慢悠悠地走进来，直接坐在了我床边：“你还知道现在已经是大半夜了。”

“嘿嘿，哥，你还没睡呀......”我脸上还是笑嘻嘻的，两只脚却悄悄地往门口挪。我早感觉出不对劲了，心想着秋生八成又要打我，但我还是面不改色地说：“哥，我先去洗个澡。”

秋生点了点头，说：“我桌上有把尺子，洗完了一并拿过来。”

我这下可没辙了，脸色立时往下一垮。草草洗了个澡，又去敲秋生卧房的门。

小嫂在里面说：“进来吧。”

我把门推开，小嫂穿着身睡袍靠坐在床边，正就着手边台灯的光，在看杂志。她看得入神，两条锁骨在光影下也显得愈发柔和。我偷腥也似的，飞快把目光移开，只在心里尤不安分地琢磨，不晓得芸官若解开几粒扣子，是不是也似这般风景。

我去秋生桌上拿了尺子，出去的时候，小嫂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我更加不好意思了，埋着头走回自己房间。

我那时候年轻，之前在南京念书，又听同窗们叽叽咕咕讲过许多荤笑话。可怜我们都是些毫无经验的白面小生，彼时却无比热衷于调侃两性之道。我极不愿意挨打，所以脑筋一转，就阴阳怪气地对秋生说：“哥，都这么晚了，小嫂还在房里等着你呢......”

可惜秋生并不是我那些下三滥的同窗。

他一听见这话便眯起了眼睛，表情如被冒犯。

我一下就傻了，立刻领悟这玩笑开的不当，结结巴巴地想要挽救：“哥......那、那个......”

秋生拿过尺子，揪着我耳朵训斥道：“白送你念了几年的书，好的一样也不学，这些歪门邪道倒是会了不少？”

“没有，没有，我不敢的......”我疼得呲牙裂嘴，踮着脚不停地解释。秋生好容易松了手，拿尺子往床单上一拍：“趴好！”

我哆哆嗦嗦地往后一跳，却也不敢再多话，苦着一张脸，自己扒了裤子，埋头就趴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