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生和小嫂一致选择放弃台湾而留在大陆，这意味着他们要完全抛下现有的生活，抛下这十几年经营起来的人际关系，身份，地位，孤注一掷，再从头开始。

我完全不能同意，可他们并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拉着小嫂说了一大筐去台湾的好处，小嫂却只是对我说：“咱们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好不容易如今聚在一起了，还要再分开么？”

而我担心的是秋生从没有过过苦日子。我低下头想了很久，说道：“我不要你们为我留在这里。”

小嫂笑了笑，她的声音还像十年前那样又轻又缓：“也不单是因为你。”

总之我没能说服他们，那年约莫端午前后，秋生给了家里的司机和几个女佣一些美元，叫他们去各自谋生，他和我提着几个行李箱，小嫂一手抱着婉言，一手牵着季年，我们一行人从北平坐火车回到武汉。从此他不再是什么党国的少将，他只是如我类碌碌平凡的普通人一样，鼎革之际，对未来的新世界茫然而不知所措。

秋生一家人仍旧住在长春路，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在乡下的那座老宅子。当年我爹是入赘，我与秋生同父异母，所以我一直拥有那座宅子的地契。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改朝换代，可能因为人民终于翻身做主人了，我一夕之间就不再拥有那座宅子。这大抵也是我总对溥仪有一种怪异的惺惺相惜的原因。同为不肖子孙，他没守住紫禁城，后来那就变成了故宫博物院，我也没守住我祖父传下来的这座祖宅，不久之后，它被撬去雕花门窗，改造成了人民公社的大食堂。

故乡以一种我所未知的速度悄然变化着。

我在武汉一直呆到秋天。那年中元节，一家人回到乡下扫墓，一来祭祖是传统，二来在这边的日子刚刚安定，小嫂准备了果酱面包和零食，也有一些秋游的意思。

这毕竟是阔别许久的故乡，江水清凉，山花自香，一路风尘都仿佛一洗而空，我心情难得的很好，秋生也是。

十几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回来看过，我爹我娘坟前野草疯长，我实在是个不孝的儿子。我和秋生忙前忙后地除了草，又向爹娘各报平安，我想季年头一次见爷爷奶奶，磕个头也是应该的，谁料到小家伙长大了，嘟着嘴怎么都不肯。秋生把他拉过去，我还怕是要打季年，结果秋生只是半蹲在他身后温和地说：“那至少跟爷爷奶奶问个好，说几句话，嗯？”

我确信秋生是老了，所以脾气也日渐温和，想象一下这样的事十几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绝对就是一顿打。

这次回来其实勾起我的挺多感想，我的心境不一样了，再想起幼时爹娘的那些事，终于也稍有释然。他们失败婚姻的根源无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是城里的读书人，因见过一些世面，一辈子看不起有钱有地的农村人。农村人因着更大的自尊，更加鄙视没落的读书人，两个本不搭调的人生活在一起几十年，其结果不糟糕才是不应该。所以我原谅母亲的愚盲，也原谅父亲的恶劣，只希望他们泉下有知，都能好生地和解。

我们在一片田埂上吃了午餐，远处山里的鸟鸣此起彼伏，我借口小解，其实是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去抽烟。

我站在那山坡上往下看，看见南边田地里搭了个高台，下面乌泱泱围着一帮人，口号喊得震天响，远远听着真个像雷鸣一般。也不知是在干什么，我眯了眯眼，看清那大红条幅上写的七歪八扭的毛笔字，写的是：“枣店村地主、恶霸批斗大会”。

我看到“地主”两个字，头皮即是一阵发麻，这时恰有个扛扁担的农民从那边走来，我还会一些乡话，就问他那是在做什么。他得意地说，那是在批斗以前的乡绅恶霸，我还是不解，问什么叫批斗？他眼中更透出一种高深莫测，说你还不知道吧，毛主席就要坐殿了，咱们老百姓不会再受苦，该受苦的都是从前那些王八羔子。

坐殿就是原来皇帝登基的意思，我感到自己好像也算那些王八羔子的一份子，所以有些讪讪。抬头再看那批斗大会，因隔得太远，并不能看很清楚，所以我不太确定高台上是否真有人被踢下去，又被重拽回高台，再踢下去。

这样也太违背基本道德了，所以我确信只是我眼花。无论如何还是扫了兴致，我掐掉烟头，转身离开。

我听到身后砰砰几声，好像枪响，接着鸟儿从山里扑棱着翅膀飞出来，连声惊叫。应是有猎户在打猎吧，我想到这，一口烟呛在了嗓子里，我扶着一棵杨树不停地咳嗽，咳得面红耳赤的，秋生听见声音朝我走过来。

他一边拍着我的背一边问：“你又抽烟去了？”

我看了他一眼，没敢吭声，秋生扬手要打我，我跌跌撞撞绕着那树干躲开了。秋生说：“你看看你这身体，一点不知保重，还总要抽烟！”

我嘟哝着对他说：“我知道了，我回去就戒了。”

回行的路上他们准备原路返回，我又说：“哥你还记不记得，北边那儿有一片油菜田，咱们走那条路吧。”

秋生不解：“这个季节，哪还有油菜花。”

我糊弄道：“咱们就走那边，蒙蒙想不想看油菜田？”

季年咧着嘴笑起来：“想！”

于是我们绕开猎户狩猎的那片林子，回到城里，我接着便打包行李准备回北平，芸官还在等着我。秋生送我到火车站，一路上他都是一副有话想说的样子，其实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尽可以说，小熙，别再胡闹了，找个本分的姑娘好好安顿下来，你们两个男人，终不可能长久。但是他没有。秋生在那个年代就给了我不可想象的包容与理解，这是我长年以后每每再想起来仍不免动容的。

我们来到月台，临上火车前秋生伸手想帮我提上包，我却以为他是要拥抱，直接就搂了上去，十分尴尬。因我很久没有松开，秋生不得已，最后也只好轻轻回抱了一下我。我在他耳旁说：“哥，一定要保重，记得常给我回信。”

他对我说：“钱不要乱花，但不够用了还是可以来找我要。”

他总是还把我当个孩子。

秋生在火车站偷偷给了我一笔钱，等回到北平，我在行李中又发现小嫂偷偷塞给我的另一笔钱。他们真是很有钱，给的都是美元，这使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为生计发过愁。

新中国成立在这年十月一日，北平从此就又叫回北京。这个地方明朝的时候叫北平，清朝改叫北京，民国改回北平，现在又改回北京。其实名字不过就是个称呼，政权更替才又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听说十月一号阅兵的场面很是开阔，不仅有各式装甲武器，还有好几架飞机，我和芸官都无缘一见，我们在那之前就离开了北平。

离开是因为芸官不喜欢。他说广和楼就要拆了，里面所有的人员都要重新编制。“从前是师娘，后来是日本人，好不容易自在地唱了几年戏，如今又要受人编制？”

“那便走吧。”我说：“既然不喜欢，还在这儿待着做什么？”

“能去哪呢？”

“哪不能去？”

我们又不是拖家带口，两个大男人，上哪还能饿死不成？况且燕大自被整并以后，学术氛围也渐渐地淡了，大家成日就是联谊开会以提高政治思想，除了燕大图书馆的庚辰本《红楼梦》，这里也着实再没什么吸引我的地方。

我和芸官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在离开的前天晚上我收到一封信。这是封挺奇怪的信，寄出地址含含糊糊，收信地址也含含糊糊，唯独是把我的名字写对了，我都稀奇这样的信最后还能送到我手上来。

我把信封拆开，里面装的是一本英文原版的《飘》，翻开第一页的空白处写着：

Love to meet before separation.
这本书送给许春熙先生。

白瑞德和斯嘉丽，我捧着书，如梦初醒般想起一个人来，是当年在武大，有幸相逢的那位文子小姐。我想她怎样竟了解到我在北京？她大约不知我将要去上海，她又在哪呢？她或许在日本，她可早已经成家了？这一切都是谜团，我也无缘再解开，这本书和这信封一起被我妥帖收在皮箱里。我是在关灯以后才想起她弹的《六月船歌》，她蓬松的鬈发，她轻绡的白裙子，和她临别时在我眉心留下的那个吻。

第二天，我和芸官一起来到上海。

上海离中央较远，我和芸官在这儿住了近有三年，其间可谓花天酒地，自由自在。一开始我在印刷厂找了份文职工作，收入不多，但兼着秋生给我的那笔钱一起，仍可以尽兴大手大脚地花销。到了晚上我和芸官常混在歌舞厅里，明月千里寄相思，月圆花好，何时君再来......听着这些歌，含着一颗咖啡糖，想一些天长地久的圆满的事。

后来芸官被一家烟酒厂的老板看中，老板请他去给自己的卷烟拍广告，芸官穿着西装十分上镜，经此机缘，一来二去，又有电影公司找上门来。

我曾在浴室的镜子里仔仔细细地打量他，他刚洗完脸，抬起头，眉毛与眼睫皆是湿的，水珠顺着他下颌的弧线滑下去。

芸官的确是很美的，无论是十几年前，亦或现在，那种名旦的风情在他眼角根深蒂固，当他浅笑着扬起唇角，我脑海中只能冒出“心甘情愿”这四个字来。

他亦望着镜子，伸手轻抚我的脸，他说：“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有不高兴。”

他转过身，与我极近地站在一起，对视了一会才相吻起来，我不妨背顶着门上挂衣服的铜钩子，“唔”了一声，芸官停下来，方才说：“你不高兴，我就不去什么电影公司。”

我含糊地笑了一声，说：“你高兴我就高兴。”

于是芸官也去拍过三五部电影，皆不是重要角色，最后只有一部上映了，但导演很看好他，说他这样的脸，且无论演技，早晚都可以红的。芸官确实也在圈内小红了一把，他生得眉清目秀，独有气质，许多当红的女演员也对他有亲近的心思。他渐渐有一些应酬，我便要独自去歌舞厅，完了再独自回来。夜里一个人走路怪闷的，我去了几次就不再去了，只靠在窗户边抽烟。有两回被他看见，我答应过他不再抽烟，芸官便有些恼火。他将烟头直接按熄在桌台上，给烧出了一个焦黑的点，那是我日常写东西的桌子，我亦有些来气。我和芸官争执起来，我们可能已经好几年没有吵过嘴，芸官将我按在那桌上，拿着掸子着实打了十来下，然后就那样不欢而散。

我挨了打还睡沙发，第二天上班也迟了，我不记得和芸官是怎么和好的，可能是吃了他晚上带回家的点心之后，也可能是听他哼了一段《客途秋恨》。

我说：“二爷还是唱戏更好。”

芸官半笑半叹地说：“是啊，我以为我会唱一辈子戏的。”

这样又过了小半年，有电影公司要与芸官正式签约，我其实不是反对他拍戏，只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曾经他不就是为了这个才在武汉抛下我么。但我没好意思阻拦他，毕竟夸过海口，我说了他高兴我就高兴，谁知到最后反而是芸官自己不愿意。他说他不想在上海了，想回武汉。

“怎么又想回武汉呢？”我问。

他说想吃老通城的豆皮，蔡林记的热干面，想吃糯米鸡和豆腐脑，我笑了笑，说那好吧，这么说的我也馋了。

我们回到武汉，但我心知芸官不是为了豆皮热干面糯米鸡和豆腐脑。他是不喜欢听人叫我拖油瓶，他知道我的担忧，他不想迈进那个圈子而离我太远。我感念他的体贴，更下定决心要与他一生一世，短期之内我们如胶似漆，但从长远来看，最终回到武汉也不算个多好的决定。记仇不记恩，这可能真是人的劣根性，芸官这样为我很不值得。

接下来的事是环环相扣，便需详述。

回到武汉以后，我和芸官终于住在了长庆街，这是我们年少时就互相许诺的心愿，不想兜兜转转之间，十年也过去了。

一切都要亲力亲为，收拾出一处真正的居所并不容易。有一天我和芸官去选完家具，正赶上日头最毒的时候，那阳光刺得人根本睁不开眼，拿手遮在眉骨上，没走几步路，上面的短袖全汗湿了。我俯身问那些歇在天桥下面的扁担，问他们拉不拉活，可劳驾将我那些新家具扛回公寓里，结果全是摇头，说这个天啊，不接活了，中了暑的话要出事的。

我说那双倍价呢？还是没人吭声。

我正琢磨着要不往前再去问问，有个又黑又瘦的扁担从人堆后面站了起来，他说：“我去。”

我喜出望外，赶忙把他招呼过去，那人打着赤膊，看上去虽然瘦，却很扎实。一担子就能扛起好些桌子椅子，我以为太重了，他决计要摔的，谁知他攒起一口气，鼓着腮，硬是三趟就把我们所有的家具都扛了回去。我深知武汉的夏天，干这些体力活太不容易，便去厨房倒了缸凉水给他。他一边拿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汗，一边将那缸水一饮而尽，我这时才觉得他好生眼熟，仔仔细细看了半天，我说：“你、你莫不是......三宝吧？”

我笑道：“是好名字。”

我和三宝走近了，那小孩子便有些奇异地打量着我，他与季年一般大小，我看着更觉得亲切。

三宝先把我招呼进去，搬出一把椅子，拿胳膊擦了擦才对我说：“少爷，您坐。”

我坐了，他又把他儿子志宏拽到跟前，“给少爷磕头。”

志宏估计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转头看看他爹，又看了看我，三宝有些不悦地推了他一下，说：“磨蹭什么？”

志宏眼睛瞪得大大的，直瞪着我说：“我不磕。”

三宝大概没料到他儿子会说这话，脸色随即就拉下来：“为什么不磕？哪来这一身臭毛病！”志宏被推的又一趔趄，但他个子还小，稍微一扭就他爹手里挣脱出来，一边揉着肩膀一边说：“我不磕。”

三宝火急了，抬手便打了志宏一下子，那小孩只瞪着眼睛，撅着嘴，却是一声也不哭。我这时连忙站起来说：“别磕了，还磕什么头呢，我也早已不是什么少爷了。”

三宝又跟我道歉，又去骂志宏，那小孩子还是一声不吭，就一直站得远远地看着我。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这一来，反害得他又是磕头又是挨打，临走时本想送他个什么物件当见面礼，偏生身上什么也没带。我便问他：“你几岁了？”

志宏只看着地上，过了一会才说：“六岁。”

我说：“念过书吗？”

三宝在旁边苦笑了一下：“叫少爷笑话，哪来的闲钱给他念书。”

我仍然望着志宏说：“那我教你识字好不好？”

志宏仍不抬头，只一味踢着地上的石子，三宝却是对我千恩万谢。我说：“你太客气了，你不知道，当年那样把你落在南京，我真是一想起来都不好受。”

三宝笑着说：“您当年是自顾不暇了，哪还能来顾我呢。”

三宝一直又将我送回楼下，我叮嘱他回去万不要再为难儿子，又约定了从此可叫志宏到我家来，我教他念书识字。

我大抵算不上好先生，志宏也不是什么读书的苗子，认字认得慢，我教他念书他又心不在焉。我跟三宝随口提过一句，结果志宏一回家就挨了打，转天再来时眼都是肿的，从此以后志宏就特别怕我。我的声量稍一抬高，他就要缩着肩膀微微发抖，我想了很多法子想与他亲近，都效果甚微。

晚上睡觉的时候芸官说：“那就是个养不熟的狼崽子，你净给自己找麻烦。”

我伸出胳膊搂住他，在他耳背后说：“孩子还小，也怪可怜的。”

芸官把我推开：“我昨儿下午看见他朝你晾着的衣服上吐口水了。”

我仰躺着望向天花板，有点受伤地摸了摸鼻子，过了会又说：“他还小，我六岁的时候还往先生头顶上浇茶呢。”

芸官渐渐睡着了，但我心里还是有点膈应，那段时间我在长江日报当编辑，刚刚入行，工作上的事也不顺心。管我的那个毛副主任，人看起来倒忠厚老实，稍微谢顶，爱穿毛衫，和沈先生当年一般的打扮。他喝茶不用茶杯，就直接对着茶壶嘴一小口一小口地啜，本来也是他提拔的我，理应感恩戴德，偏偏他这人又十分市侩，搞得我左右为难。

有次要赶一篇新工厂的报道，我去实地看了，又认认真真写上千字考察，这毛主任看都不看一眼就要重改，改成时兴的打油诗，譬如：

过去市值不稳定，法币金券尽骗人。
黄金美钞同风浪，害得人民难活命。

再譬如：

过去生产专偷懒，混过一天算一天。
官僚资本压迫我，怠工反抗理当然。

我听得头都大了，我说：“这种东西平时权作玩笑，登在报纸上像什么样子？就算是战时也没有这样写新闻的。”

毛主任搁下《金瓶梅》，抬起头来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小许，你以为你是谁呀，这个编辑组长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你就给我/滚蛋。”

我想起原来在北平我是怎样做的，滚蛋就滚蛋！我气得血直往脑上涌，我瞪着毛主任，瞪着他油光发亮又没剩下几根头发的前额，最后还是泄了气。我说：“主任，是我错了，我去改就是了。”

他两根指头点在桌面上，仍是慢慢悠悠地说：“好好反省，明天给我交一篇检查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书房里憋检查，一个字也憋不出来，最后只好下楼去买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要抽越来越多的烟，改文章的时候要抽，委屈的时候要抽，烦闷的时候更要抽，我甚至都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生活于我已这样沉重了。

我写信向秋生借过两次钱，虽然我们同在武汉，但一直以来都很少见面。

快到年底时报社又来了个新人，名叫傅朗文，听说是去过日本留学的。他舅舅是比毛副主任还大的主任，他一来就和我拿一样的薪水，逢年奖金比我还高。他说我写的东西狗屁不通，我说他的文章只通狗屁，他背地里叫我“瘸了腿的”，我背地里说他“乡巴佬没见过世面，取个名儿都是阴阳怪气”，总之相看两厌，一切不顺。好歹才盼到了年关。

我特地给志宏塞了个红包，又收拾心情，和芸官去汉正街挑了好些礼物，大包小包提着去秋生家里过年。

这顿年夜饭是大家共同的晚餐，所有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对各自的心事闭口不谈。火锅里沸腾着雾蒙蒙的水汽，我想到自己再一转年就三十了，真是岁月不饶人。

吃完晚饭，大家一起去楼下散步。秋生问我工作如何，我便向他说了傅朗文，说此人如何势利，如何缺乏教养，仗着舅舅势在社里横行霸道。倘若搁在以前，秋生一定会说不当在背后议论别人，但此时他只是耐心听着，然后与我一同言笑。

芸官抱着婉言，跟小嫂、季年一起走在前面，我和秋生看着他们的背影，在月光下格外朦胧。我在这一刻感到幸福。秋生感叹说：“咱们一家人，还没有一张像样的照片。”我一拍手说：“我认识隔壁那家照相馆的老板，咱们明天就去照一张。”秋生说：“怎么还像这样，听风就是雨的。”我说：“不能再等了，再过几年，我可真要老了。”

我们第二天就去照了相，秋生和小嫂坐在前面，小嫂怀抱着婉言，季年站在秋生旁边，我和芸官并肩站在后面。照完特地叫人洗了两张，又留了两份底片。小嫂抚着照片里的腰线，说自己不如从前瘦了。我看着芸官，他微微含笑，眼中还透出与从前一样的细腻温柔。

我们在秋生家住了五天，临别时，小嫂送给我一瓶新剪的梅花。我和芸官细数着街灯往前走，那是一九五六年武汉的早春，记忆中最后一段花好月圆的时光。

想看HE的小天使到这里就弃吧

过完年以后，我仍回报社上班，芸官在一个文艺团里作指导，我们各有收入，没有孩子，躲在无人的角落还能偷偷亲热，除去一星半点的流言蜚语，这种日子很令人满足。

又不知是从何时起，上面刮来一阵风，鼓励人们炼钢炼铁，开垦荒田，动员周围一切力量，加速社会的整体发展。

我对这阵风本身并没看法，只是风既然来了，我们报社便要报道。我总被外派到乡下去，成天坐车，乡里的路又不好走，有时颠得我五脏六腑都移了位。

那时乡下在搞人民公社，家家户户白天一起耕地，晚上就聚在村里的食堂，做饭有专门的厨师，伙食看着也挺好。有一次蹭饭，我跟村里一个副级干部闲聊，他说起这个食堂，原本也是当地一个财主的老宅院。那财主本性不坏，却是十足的顽固分子，无论怎么做他思想工作，愣是不肯捐这个老宅。

我想起我家的老房子，三进三出的庭院，别提多气派，在我姥爷手上传了三代，偏偏丢在我手里。我心里不是滋味，拍了拍屋檐下足有两人粗的圆木柱子，又问那个领导：“后来那财主呢？”

“枪毙了。”

领导叼着烟屁股，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他不肯捐，咱们还怎么搞改革哩？”

我顿时把碗放下了，大败胃口。领导瞅了我一眼说：“怎么，吃不惯我们这乡里菜？”

我说：“劳动光荣，哪分什么城里菜乡里菜。我是吃饱了。”

领导笑了笑：“你们城里人就是胃口小。”说着接过我的碗，随手倒进一个大水缸。我发现那缸中尽是剩的饭菜，只此一个中午，却已经积过大半。我摇头说：“这太浪费了。”领导手捏着烟笑着说：“人民的食堂嘛，总不能让乡亲们吃剩饭。”

下午他们带我去参观炼钢，是一口大锅盛水，锅底下架着几堆的柴火，里面像煮饺子一样煮着一些铁锅铁勺，几个精瘦的年轻人拿蒲扇站在柴火边不停地扇。我见那水已经煮沸开了，被煮的铁锅铁勺却没什么动静。我问领导：“这样就能炼出钢？”

领导说：“别的村就用这个法子，都炼出来了，我们这口锅大，等再煮上几天，一准就能炼出来。”

我隐隐觉得这风头不太对，又不敢说，到底这也不干我的事。我只是忧心回到社里，考察的文章不好写。我看了眼同事，他写的又是一首打油诗：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
昨天你能炼一吨，明天咱炼一吨半！

我说：“你这大学也白念了。”他说：“你管我，像你回回没东西，毛主任早晚把你给开了。”

【后文简述】

大跃进风潮越演越烈，报社里的人全都装聋作哑，傅朗文对这种跟风的做法很是不满，大张旗鼓地唱反调，毛主任觉得影响不好，就叫我去做他的思想工作。

我工作没成，还被傅朗文反唇相讥，我气急败坏地大声说：“这是毛主任的意思，你有本事骂我，有本事你去骂毛主任！”

傅朗文冷笑说：“你以为谁都跟你样软骨头？他姓毛的管得着我姓傅的吗！”

然后夺门而出。

这件事在社里广为流传，毛主任脸上无光，碍于傅朗文的舅舅比他官高一级，才不敢声张。

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满城饥荒。婉言因病不治夭折，家中每一个人都非常悲痛。

秋生自此一蹶不振，可这一具肉体的消亡，在时代之中又显得何其渺小。

历史依旧马不停蹄。

中央开始宣扬新的文化革命，要求破除一切旧思想。社里老一班领导被打倒，毛主任成了领头羊。越来越多的人被拉出来批斗，傅朗文也在劫难逃。他先是被逼着写检查书，后来又被红小兵反押到操场上，脖上挂个牌子，任人唾骂。我一开始对这种活动避而远之，后来也被强制参加，每每触目惊心。

傅朗文有很多罪名，最严重的一条是公开侮辱毛主席，因为从前那一句：他姓毛的管得着我姓傅的吗。

我向毛主任澄清这件事，他呵斥我闭嘴。

我最后一次见到傅朗文是在报社的公共厕所。他满脸是血，双目无神，一动不动地瘫坐在地上，喉咙里发出一点微弱的声响，却是语不成句。我吓得手足无措，又不敢碰他，傅朗文是被人逼着喝了硫酸。他嘴唇微弱地翕动，恳求我杀了他。我惊恐万分地逃离了厕所。自此夜夜失眠。

这场革命仿佛是由上而下的飓风，把每一个人都裹挟在内。

没有过多久，毛主任也被人打倒。罪因是他常年锁在抽屉里的那本《金瓶梅》。

我战战兢兢回到家，把所有书都堆在一起准备烧掉，芸官阻止我，我第一次和他争吵起来。这时一队红小兵破门而入，要检查对“四旧”的清理，我像发了疯一样把家中的花瓶茶盏全砸得粉碎。

芸官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红小兵们满意了，正准备离去，忽然又询问起我和芸官的关系。我说我们并不熟，只是两个搭伙租房的租客。芸官微笑着点头，说：“是，只是搭伙租房的租客。”

红小兵们离开以后，我像被人抽去了骨头，微微发抖地瘫坐在椅子里。烧书的火苗越来越旺，芸官从那一堆废屑里扒拉出还未完全烧毁的《红楼梦》，用手轻拂去上面的灰。他对我说：“你疯了。”

那是我爹生前最爱读的一本书，我也爱不释手，就连当年逃难的时候，我亦没有丢下。我猝然流下泪，想起死去的傅朗文，和已经残废的毛主任，我冷笑说：“我疯了，你也疯了，这个世上每一个人全他/妈/的都疯了！”

那天晚上倾盆大雨，我和芸官大吵了一架，芸官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我说：“你这一走，就再不要回来！”

芸官脚步顿了一顿，还是提起皮箱选择了离开。

从此他住在文工团。几个月以后，我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我再也没能见过他。

我在农村一呆就是四年。我和其他各行各业的成分不好的人，被赶到田地里劳动改造。我们一点不敢偷懒，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因为监改人员随时手执木棒站在身后，看谁不满就可以猛抽一棍。我还算老实，有些不服管教的人，硬生生被打残打瘫了也没人管。

我疯狂想念芸官和我哥哥，可通讯闭塞，我们根本得不到城里的一点消息。

有一天上面传来大新闻，说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名旦，在日军侵华的时候专给日本人唱戏，这下被人揭出了老底，市里都在重点批斗他。说他被打得头破血流，毁了容，甚至连肋骨都断了两根。大家都低头吃着碗里的饭，沉默地听着，我手却抖得连筷子都拿不住。

当天晚上我逃出劳改大院，拼了命似地往城里跑，没跑出多远就被人抓了回去。

他们将我半吊在大院门口，并将院里所有人都叫了起来。他们对我拳打脚踢，审问我为什么逃跑，但无论我说什么，换来的都是更重的殴打。那夜之后，我被打为顽固派，连劳改大院也没资格住，就被关在一户农民的牛棚里。我腿上旧疾复发，再也不能走路。我在绝望中用铁片划破了动脉，差点死去，被那户农民救了下来。

那户农民曾是我家雇佣的长工。

我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真正变成了行尸走肉。

我再也不去迟疑，思考，悲痛，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受伤受痛都无所谓，即使就这样死了，我也不在乎。

等这阵风潮终于过去，我已经有了白发，年轻一些的人还在期盼什么时候能被放回城里，而我对此毫无兴趣。

我每天天亮出工，夜里收工，白花花的月光洒在地上，仿佛下了大雪一样。我拿锄头当拐杖，一瘸一拐哼着小曲：“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好似清醒，好似糊涂，又好似这一生都是一场大梦。

再后来，下放改造的人陆陆续续被放回原籍。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找到我，失声痛哭地在我面前跪下。我根本没认出来他是谁，他说他是季年，是我的侄儿。我模模糊糊有一点印象，我好像是有这么个亲人。

季年说一切都过去了，要接我回城，我连连摆手，说我不回去。无论他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我都只是摆手，并且不断地说：“我不回去，不回去......”

我拄着拐杖走到屋外，天上仍挂着月亮。我的耳朵也不太好了，只觉得路边此起彼伏，似乎有蛙叫。我一面轻摇着头，一面往前走，口中仍然在念叨：“不回去了，不回去......”

季年隔三差五地就来看我，我也不用再下田干活，生活好了很多。季年总给我讲以前的事，在武汉，上海，北平......我通通都不记得了。有一天我问他：“你家人还好吗？”

季年沉默了一会，说：“都不在了。”

我点了点头，说：“不在了......不在了好啊，不在了......”

我越来越老，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季年坚持把我接回了城里。他工作忙，不能时时刻刻照顾我，就我把送进了一家养老院。他每天下班都来看我，还有他媳妇，和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总是笑着叫我爷爷。

我的记性越来越坏，就连季年也常常认不出来。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每天早上推我出去晒太阳，听收音机。有一天我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迟钝了一会，才把听筒拿起来，颤颤巍巍地放在耳边。

从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感到很奇怪。

对面的人口音也很奇怪，他说：“请问......是许秋生吗？黄埔六期的学员，许秋生？”

我说：“你是哪位？”

他说：“我父亲李文征，曾经也是黄埔六期的学员，和许先生是老同学。我托人辗转，才找到这个号码，请问您是许先生吗？”

我仔细听着，过了很久，我才说：“秋生......他已经不在了。”

我挂上听筒，后脑一阵阵发痛。我忽然想起来了，想起我爹，我娘，我哥哥，想起我曾经还有一个深爱的人，他们都已经不在了。我哽咽不止，坐在轮椅上失声痛哭。

我大病了一场，然后又好了。

我还是吃饭，晒太阳，听收音机。

我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我总是听着这一首老歌入睡：

“我等着你回来
我等着你回来
我想着你回来
我想着你回来
等你回来让我开怀
等你回来让我开怀
你为什么不回来
我要等你回来
还不回来春光不再
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梁上燕子已回来
庭前春花为你开
你为什么不回来
你为什么不回来
我要等你回来
我要等你回来
还不回来春光不再
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可我再没有等到他们回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