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木氏多次输金助国。据《木氏宦谱·文谱》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西寇叛乱，木旺助饷银1000两；万历十二年（1584），朝廷征缅，木旺再助饷银2000两；万历二十五年（1597），木青助饷银4000两；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阳大警，输银10000两；万历四十八年（1620）助银1200两；天启二年（1622）捐银1000两；天启五年（1625）助银1000两；崇祯十年（1637）又助陵工及银500两。在国难当头、国库空虚之时，木氏能挺身而出，果断地输银助饷，为中央政府出力分忧，输忠效诚，这也是木氏家族忠君报国传统的一贯表现。木氏也因此多次获得朝廷的褒奖：授木旺正四品、中宪大夫、世袭知府，诰称“恪守官常，修尔戈矛，克笃从王之义，保滋民庶，尤征驭众之才，捍多劳，专诚允称，厥功茂矣”；赐木增三品服色、中宪大夫、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诰称“胆智沉雄，才猷敏练，世安臣节，恪守官常”，“琅琅大义，始终不渝”，赐谕“益笃忠祯”四字，崇祯四年（1631）封通奉大夫，广西布政使司右布政，十三年（1640）升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进阶太仆寺卿。(《皇明恩纶录》，隆武二年重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在与明王朝相始终的260多年的历史中，木氏与明王朝始终保持了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明王朝信任、扶持和重用是木氏崛起的重要原因，而木氏也因对明王朝殚精竭虑、忠贞不渝而成为云南土官中的典范。
明王朝的重用使木氏跃上了权力的巅峰，木氏不但获得了家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殊荣，而且获得了良好的家族发展机遇。但是木氏并未徜徉在祖先的余荫里，而是在朝廷的教化和自身的反思中不断体认家族的历史、家族与朝廷的关系以及家族的后续发展战略，最终确立了依附中央王朝，依靠主动进取以保有世官世爵的发展战略。木氏通过用兵滇西北、向国家捐银助饷等自觉的行动持续不断地向明王朝表达忠君报国的思想和情感。所以，《明史·云南土司二》中说“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这不仅是对木氏家族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肯定，更是对木氏与明王朝之间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的赞誉。整个明代，木氏成为崛起于云南西北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中央王朝未曾派重兵镇守丽江，木氏“世尽臣职，为国家制吐蕃，捍西戎”(谢肇淛《滇略》卷9《夷略》。)，明王朝依托木氏、支持木氏，完成了对西南藏区的防御和对滇西北地区的控制，结束了磨些“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第9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的局面，实现了对边疆局部地区的统一。从此，民族情况复杂的滇西北地区逐渐稳固而有序地安定下来，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木氏与明王朝之间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反映了中央王朝对磨些强大的政治吸引力和影响力，体现了磨些对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归属认同感和向心力。

木氏出兵滇西北藏区和康南藏区的军事行动
明代，云南境内藏族的先民被称为“古宗”。明朝初年，他们主要分布在阿得酋（今德钦）、镇道（今大中甸）、杨塘（今小中甸），以及临西县（今维西）、巨津州西北这些明朝尚未控制的地区，大多与西番（普米族的先民）等民族杂居。

洪武年间，木氏被明王朝授予世袭土官知府，委任其“防固石门、屏障西北”的重任。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敕命裨杨塘、镇［道］，节制西番，礼际机便从宜，摈相体统行事，以彰国威”(《木氏宦谱·文谱》，第18页。)。木氏派通事禾节等前往招谕，“土酋阿密、禾吉等与俱来朝”，成功地说服杨塘、镇道土目归顺朝廷。永乐四年（1406）春正月，明朝决定“设镇道、杨塘二安抚司，隶云南都司”，“以阿密、禾吉等为安抚，给予印章，仍各置流官吏目一员”。(《明太宗实录》卷40。)五月，木初“奉总兵官西平侯沐惠襄公明文，同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朱程往西蕃地面，开设杨塘、镇道二处安抚司，剌和场长官司、你那（今维西）长官司，催令夷蕃赴京朝贡”(《木氏宦谱·文谱》，第19页。)。同年，明朝又在今中甸东北部设立革甸长官司。袭土官知府，委任其“防固石门、屏障西北”的重任。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敕命裨杨塘、镇［道］，节制西番，礼际机便从宜，摈相体统行事，以彰国威”(《木氏宦谱·文谱》，第18页。)。木氏派通事禾节等前往招谕，“土酋阿密、禾吉等与俱来朝”，成功地说服杨塘、镇道土目归顺朝廷。永乐四年（1406）春正月，明朝决定“设镇道、杨塘二安抚司，隶云南都司”，“以阿密、禾吉等为安抚，给予印章，仍各置流官吏目一员”。(《明太宗实录》卷40。)五月，木初“奉总兵官西平侯沐惠襄公明文，同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朱程往西蕃地面，开设杨塘、镇道二处安抚司，剌和场长官司、你那（今维西）长官司，催令夷蕃赴京朝贡”(《木氏宦谱·文谱》，第19页。)。同年，明朝又在今中甸东北部设立革甸长官司。

景泰年间，番兵（藏兵）开始南下劫掠。景泰二年（1451）“番寇阿札侵攘巨津州”，六年（1455）“宝山州白的等处，被番贼刀日卜他同男阿俗劫掠”，天顺二年（1458）“番酋盐仲犬等肆掠边境”，四年（1460）“阿俗引众越占宝山州”，成化二十一年（1485）“番寇阿加南八侵犯白甸诸寨”，二十三年（1487）“寇又大犯”，弘治三年（1490）“番寇阿加南立等众大掠巨津州村寨”等等。木嵚、木泰等土官亲自领兵征战，防御番兵，多次在你那、忠甸（今中甸）、鼠罗（今木里与永宁相邻地区）等地获胜。(《木氏宦谱·文谱》，第26~33页。)但当木公确立了把攻克西番作为木氏获取功名、向中央王朝表忠的重要举措之后，木氏迅速转变战争策略，改防守为主动进攻：嘉靖十五年（1536），木公“平处天保寨、金柱寨、里托（里塘）等处”；隆庆二年（1568），木高“特遣长男阿都（木东）征讨巴托（巴塘）、各立等处叛贼，孤蒲悉皆平讫”；万历三十七年（1609），“把托孤蒲率部叩头”；四十一年（1613），木增“照可把托杀贼，得胜”；四十五年（1717），“命剿把托，得大胜”。(《木氏宦谱·文谱》，第36~47页。)可见木氏的势力已深入到里塘、巴塘等地。这也和其他文献记载相吻合。(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卷12，第528页，“丽江土府，元、明时俱资以障蔽蒙番。后日渐强盛，于金沙江外则中甸、巴塘、里塘等处，江内则喇普、处旧、阿墩子等处，直至江卡拉、三巴、东卡，皆其用兵力所辟。蒙番畏而尊之曰萨当汗”。)

木氏对滇西北藏区和康南藏区的治理
军事行政方面，首先兴建军事据点。木氏每攻占一片地方，即建立兵寨，派兵戍守。这种兵寨藏语称为“宗”，汉文文献译写为“寨”。在滇西北藏区，木泰建立了鼠罗别甸寨、岩那瓦寨、大年玉瓦寨、香各瓦寨、尧各寨、玉剌寨等；木定建立罗瓦托处可瓦寨、永宁木俸瓦寨；木公建立永宁大海寨、海螺寨、当琮天胜寨、小寨、香水胜烈寨、鼠罗铁柱寨、香押寨；木高建立忠甸天生寨、罗那水天掌寨、你那压地寨；木东建立了你那天喜寨、胜烈寨、俸扬寨；木旺建立了照可立习各天灵寨、阿罗光寨、香柱寨、卜瓦宝之寨、照可均鲁瓦寨、香水普保寨、你那宗者银柱寨；木增修你那盐井那牙寨等。(《木氏宦谱·文谱》，第29~50页。)在巴塘、里塘一带藏区，以巴塘为中心，建立得荣麦那宗（今得荣）、日雨中咱宗（今中咱）、宗岩中咱宗（今崇岩）、刀许宗（今波柯）、察哇打米宗（今西藏芒康）五个宗。(《甘孜州志》，第15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这些寨和宗与一般的村寨不同，它们实为军事据点，主要建在交通战略要地。木氏势力即以这些兵寨为据点，步步为营，逐渐向巴塘、里塘藏区推进。

木氏对滇西北藏区和康南藏区的治理

军事行政方面，首先兴建军事据点。木氏每攻占一片地方，即建立兵寨，派兵戍守。这种兵寨藏语称为“宗”，汉文文献译写为“寨”。在滇西北藏区，木泰建立了鼠罗别甸寨、岩那瓦寨、大年玉瓦寨、香各瓦寨、尧各寨、玉剌寨等；木定建立罗瓦托处可瓦寨、永宁木俸瓦寨；木公建立永宁大海寨、海螺寨、当琮天胜寨、小寨、香水胜烈寨、鼠罗铁柱寨、香押寨；木高建立忠甸天生寨、罗那水天掌寨、你那压地寨；木东建立了你那天喜寨、胜烈寨、俸扬寨；木旺建立了照可立习各天灵寨、阿罗光寨、香柱寨、卜瓦宝之喇普、其宗皆要害，据守尤固，木氏巨木作碓，系以击碉，碉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麽些戍焉”。这些移民以军事移民为主，他们分布在兵寨及其周围地区。在藏区，木氏实行军政合一制度，磨些移民平时为农，屯田戍守；战时为兵，投入战斗。后逐渐形成了绛本—木瓜—本虽的军事统治制度。藏区的军政事务由木氏派出的亲信负责，藏族称为“绛本”。 绛本之下，设木瓜若干名。“木瓜”系纳西语，意为带兵官。木瓜之下，设有本虽若干名，“本虽”意为村寨官。木瓜、本虽既有磨些人担任，也有归附的古宗头人担任。

拉拢、利用藏传佛教势力作为统治藏区的辅助手段。
丽江木氏以武力占领、征服藏区的过程中，不断遇到古宗顽强的抵抗和反叛，甚至在部分地方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拉锯战。木氏仿效明王朝“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在采取军事行动、实行军事统治的同时，拉拢、利用藏传佛教各派势力作为统治藏区的辅助手段。
正德十一年（1516），丽江土知府木定邀请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到丽江。与此同时，明朝皇帝也备重礼遣使邀弥觉多吉赴京。但弥觉多吉谢绝了明皇的邀请，而应木定之邀到丽江与其会面。“是时，法王（弥觉多吉）应姜洒当结布（木定）之请前往。火鸡年（1516）在加噶庄园为主一万多兵之迎下至姜地王宫。”(转引自冯智：《明清滇藏政教关系与木氏土司》，载郭大烈主编《纳西族研究论文集》。)弥觉多吉活佛婉拒明朝皇帝之邀而转赴丽江，可见其对与木定会见的重视非同一般。据藏文《历辈噶玛巴法王传记总略·如意宝树史》记载，在这次会见中“姜结布并答应：‘自此十三年内不发兵西藏，每年选送五百童子入藏为僧，且度地建一百寺庙云云。’……在此以前，姜结布并不信奉佛教，而此后，姜结布对佛教尤其对噶玛教坚信不移”。木氏何时开始信奉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我们姑且不论，单从这条史料的记载就可看出木定对噶玛噶举派领袖恭敬的态度及单方面作出的承诺。结合《木氏宦谱·文谱》中关于“知府阿习阿牙（木泰）”和“知府阿牙阿秋（木定）”的记载来看，在木泰、木定统治期间，尤其是木泰统治期间，与西番的战事非常剧烈、频繁。木定与噶玛噶举派领袖会面，应该不仅仅是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奉，“这次会见还应是双方达成了某种相互支持和妥协的协定”(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第277页。)，这更可能是关于纳藏战争的一次和谈。木定通过此举来缓解古宗的敌对情绪，缓和当时滇西北地区紧张的纳藏关系。而噶玛噶举派也通过木氏，将藏传佛教进一步传播到磨些民族当中。

此后，木氏与噶玛噶举派之间联系密切，交往不断。《徐霞客游记》卷7中记载：“庚戌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法王（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曾到丽江”。万历至天启年间，因木增出巨资刊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双方的亲密关系达到高潮。万历四十二年（1614），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应邀到丽江主持编纂、刊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这项工作历时九年完成，刊印《甘珠尔》108卷。刊印期间双方交往十分频繁。《甘珠尔》的刊印反映了木氏与噶玛噶举派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利用的关系。因此在滇西北和康南藏区，木氏的统治进一步巩固，而噶玛噶举派的宗教势力也进一步扩大。

明朝对康南藏区的招抚与治理

据《土官底簿》记载：“卜都各吉，澜沧卫西番人，先系本州土官。洪武十六年，征南将军札拟本州世袭知州”。卜都各吉原为元代永宁土知州，西番人。又据（乾隆）《永北府志》记载，洪武十四年（1382）卜都各吉率领所辖部众归顺，明王朝仍令其管理原地，授予世袭知州职，发给印信以钤束西番、磨些民众。(（乾隆）《永北府志》卷25《土司》：“永宁土知府卜都各吉，任永宁知州，于洪武十四年率领管辖永宁州部民归顺，将本地方仍付卜都各吉管理，授永宁州职事，颁发印信钤束番、麽，属鹤庆府。”)
永乐三年（1406），卜都各吉子各吉八合袭职。十二月，“率领管辖香罗、革甸、瓦鲁之、剌次和四处西番伙头板必他、布朗、卜吉分、阿只苴等”赴京朝觐。明成祖朱棣非常重视各吉八合等人的朝贡，次年敕升永宁州为永宁府，授各吉八合“中顺大夫”，赐镌刻有“克笃忠诚”四字的银花金带一条；添设香罗、革甸、瓦鲁之、剌次和四长官司，以板必他等人为长官司长官，赐予诰命、印信，希望他们能前往抚谕更多土人。永乐十年（1413）又给诰命三轴，追赠各吉八合之父卜都各吉为“中顺大夫”，赠封其母、其妻为“恭人”。(（乾隆）《永北府志》卷25《土司》。)
永乐十五年（1417），四川盐井卫左所土官喇马非侵占永宁地方，杀死永宁府土知府卜撒父子。在明王朝的帮助下，二十一年（1423）卜撒弟南八袭职。正统初年，盐井五所土官仍侵据其地，永宁土知府无力与之对抗，于是明朝“添设流官同知、经历各一员，于澜沧卫城内建官署，掌管印信，保护地方”。(（乾隆）《永北府志》卷25《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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