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五年（1382）春，傅友德等人率领明朝大军攻克大理后，前元丽江路军民宣抚司副使阿甲阿得率众归附。征南将军傅友德等处奏闻，明太祖朱元璋认为阿得“率众先归，为夷风望，足见摅诚”(《皇明恩纶录》，隆武二年重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本。)，赐以木姓，令拟授职。洪武十六年（1383），置丽江府，札付木得为丽江府知府。
二月，木得即从征南将军傅友德攻克大理洱源佛光寨。三月，令长男木初攻退西番大酋卜劫。八月，随明军攻北胜府，擒伪平章政事高生；又领兵会同明军攻破石门关、铁桥城等处。九月，木得亲自进京朝贡。(《木氏宦谱·文谱》，第14页，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

尽管明王朝对平定云南作了充分的准备，但云南复杂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民族状况仍然使明军平定云南的过程充满了始料未及的艰辛。云南诸多土官或仍奉元正朔，不愿与明朝合作；或因权力受到削弱、制约，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等原因，在各地掀起叛乱，此起彼伏。明朝三十万大军东征西讨，疲于应对。而拥有一定实力的磨些土官木得顺应时势和平归附，不仅减轻了明军的压力，而且倾心帮助明军平定地方叛乱，这对于力图平定云南的明王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明朝对木得的归附高度重视，视其为一支可以依靠和利用的本土力量。明朝将其作为重点对象加以扶持，授木得丽江府知府职，这不仅可以发挥其帮助明军镇压各地的反抗活动、安抚当地民众的作用，还能对云南其他土官起到一定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不久，精明的朱元璋又在治藏战略的大布局中，看到了磨些土官木氏在防御藏区中的重要地位。
其时，北元势力退往蒙古草原，西藏、青海等藏族地区初步稳定。明朝既要防止北元反扑，防范藏族势力坐大，又担心蒙藏可能出现的联合对明朝的北部、西部边疆造成重大威胁，因而一方面大修边墙，设置“九边防御体系”，在北方和安多藏区北部屯驻重兵；(参见伊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第169~170页，民族出版社，1997年。)另一方面在藏区实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改善与各教派的关系。(参见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第40~6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1999年。)而对滇西北藏区，明朝势力未能深入，尚不能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丽江木氏正是以其对中央王朝的忠顺表现、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而被明朝视为可以牵制藏族势力的重要力量。

首先，木氏忠诚明王朝的行为顺应了明朝初年大统一的历史潮流，赢得了明王朝的信任。其次，丽江地处滇、川、康交通孔道，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夷，以元江、临安为锁钥；西南缅甸诸夷，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倪蜕《滇小记·藏程》中亦说入藏“必以丽江为正路”，丽江是云南进入西藏、四川的重要交通孔道，具有重要的地理战略地位。其三，丽江木氏经历元朝至明初一百多年来的安定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元朝时已经出现“地土肥饶，人资富强”(《元一统志》卷7《丽江路军民宣抚司·通安州》。)的景象，并曾派“麽些兵”随蒙古军出征缅甸等地；明初木氏跟随明军平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亦表现出其强劲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授诰命一道，“任本府世袭土官知府职事、中顺大夫。防固石门，镇御蕃鞑。并赐金花钞贯彩段表里衣冠，给金花带一束，镌四字曰‘诚心报国’，元宝六锭，令字银牌重二十两”(《木氏宦谱·文谱》，第15页。)，授木氏世袭土官知府，并委以防固石门、屏障西北的重任。木氏成为明王朝防范藏区势力南下的重要力量。

在明朝大军压境之时，磨些土酋阿甲阿得率众归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全家族势力。与邻境实力雄厚的前元大理总管段氏相比，阿得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获得与段氏大相径庭的生存际遇。段氏负隅顽抗，结果虽因其曾祖段宝曾奉表归降而获得赦免，但段世及其二子还是被迁置异地，且官位降至镇抚，从此雄踞大理三百多年的段氏家族威风不再。而阿得顺应历史潮流率众先归，得到的结果是明王朝赐姓、封官，阿得由前元丽江宣抚司副使一跃升为世袭土官知府，并被委以镇守滇西北、屏藩藏区的重任。这不仅奠定了木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促成木氏家族在滇西北地区逐渐崛起，成为木氏家族的重大历史转折，还开创了明王朝与木氏之间良好的君臣关系。两者在平定滇西北、防范西南藏区的基础上迅速结为君臣同盟，明王朝成为木氏土司的依靠力量，而木氏土司也被明王朝视为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

明王朝通过扶持和重用与木氏建立起良好的君臣关系后，通过朝贡、旌表等方式不断教化木氏，强化木氏的忠君报国思想。
首先，朝贡是地方土官向中央王朝表示臣服和尊重的礼仪，也是封建王朝对土官进行教化的良好时机。封建王朝常常借此机会向土官或土官使者宣谕大一统思想，晓以儒家的“仁政”、“德治”主张和忠、义等封建伦常观念以及“上下之别”的礼仪。据《木氏宦谱》记载，木得、木初、木土三代世袭土官皆曾亲自赴京朝贡，而木森之后的历代土官则是差人赴京进贡。无论是亲自进京还是差人入贡，朝贡无疑使木氏深刻感受到传统封建伦理道德在内地官吏和民众中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木氏作为朝廷命官，逐渐产生了接受儒学的社会、心理需要和认同封建国家、认同封建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其次，对于模范土官，明王朝通过赏赐或授予诰命等形式进行奖励或给予提升。木得及其子孙们多次助攻平叛、招抚民众，帮助明军迅速控制了叛乱频发的滇西北局势：平定宝山州土官，巨津州土知州阿奴聪，剑川土知州杨奴、土酋保朱，景东定边县白夷刀斯浪，永宁州土酋卜八如甲，兰州火头八塔干，四川盐井卫左所土官贾哈剌，白夷土酋刀孟干等叛乱；招谕宝山州、永宁州及白的、元始瓦等地头目，认纳差发；永乐四年（1406）五月，木初奉命同锦衣卫镇抚指挥司朱程招抚西番，开设杨塘、镇道二处安抚司及剌和场长官司、你那长官司；(《木氏宦谱·文谱》，第15~19页。)木森两次从征麓川(《木氏宦谱·文谱》，第24页。)；木嵚、木泰、木定多次击败南下的番兵。明王朝也给予了木氏丰厚的赏赐：追赠木得为中宪大夫、其妻为恭人；赐木初“诚心报国”金带一条等，赏赐宝钞、丝织品若干，封其正妻阿氏撒为恭人，升授中宪大夫，追赠太中大夫、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赏赐若干，赠封其妻室，诰称木初“恭顺崇厚，智哲超俊。累奏头功，奉命宣化，能用夏以变夷，摅诚报国，克施威而布德，殚忠怀夷”；赐木土“诚心报国”金带一条，授中顺大夫，赏赐若干，赠封其妻室，诰称“克绍先猷，绥怀远夷，能以殚忠宁辑边宇”；授木森太中大夫、资治少尹、云南布政使司参政，赏沙桥田庄，赏赐若干，赠封其妻室，诰称“袭继先贤夙志，怀忠远而麓川烽警，募兵勤旅，不避其锋，亲敌于后”；授木嵚太中大夫，赏赐若干，赠封其妻室，诰称其能继承祖志，“克勤厥职，良用尔嘉”；授木泰太中大夫，赏赐北胜州沙阑村田庄，赏赐若干，赠封其妻室；授木定中宪大夫，赏赐若干，赠封其妻室，诰称其能“善承其志，克世厥官，展布忠诚，辑宁边境”等等。(《木氏宦谱·文谱》，第15~34页；《皇明恩纶录》，隆武二年重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本。)赏赐和旌表使木氏感受到了皇帝的仁爱之心，浸润于封建国家的浓厚温情，在情感上拉近了君臣之间的距离，从而使赏赐或诰敕中蕴含的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更易深入到木氏心中，内化为木氏的自然情感。

据《明史·云南土司一》记载，永乐十六年（1418）检校庞文郁进言：“丽江府及宝山、巨津、通安、兰州四州，规化日久，请建学”。这一建议获得批准。但从后世的记载来看，明代丽江似乎没有设学，庞文郁的建议可能没有得到落实。（光绪）《丽江府志》中说：“丽至国朝而上无所谓学也”。又清朝丽江知府杨馝称“丽旧无学，土酋木氏，虞民用智而难治，因如秦人之愚黔首，一切聪颖子弟俱抑之奴隶中，不许事诗书”。康熙年间流官通判孔兴询力请建学，“木氏犹然挠之，事几寝”。(杨馝：《迁建丽江府学记》，载（乾隆）《丽江府志略》下卷《艺文志》。)可见木氏对汉文化的学习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保有家族统治地位，加强与明王朝之间的密切关系，获得朝廷的信任和宠爱，木氏重视家族子弟对汉文化的学习，但却在其统治区内对民众实行文化垄断和愚民政策。

木氏还广交文人，善请名士，努力提高自己的汉文化水平。木公曾向永昌府进士张志淳请教作诗之道，受点拨后，“无几何，以所为诗数篇至，若有近杜者（杜甫）矣。又无几何，以所为近体二百余篇至，良有似杜者矣”(张志淳：《雪山始音序》，载木公《雪山始音》，嘉靖二年刻本。)。木高“性喜吟咏，与中溪李侍御（李元阳）善，侍御赠以诗二十篇，读之不寐，次韵为答，风格神采骎骎骅骝前也。尝谓人曰：读书最乐，为善最乐，此二乐吾无让人矣”。木东“好读书，招延邻郡学生与研穷理性，昕夕无倦”。(冯时可：《明丽江木氏六公传》，载《云南史料丛刊》卷5，第558页。)木增盛情邀请徐霞客到丽江，将其视为一位负载中原正统文化的使者，“求作所辑《山中逸趣》序”(按：原为“求所作《云淡墨》序”，据文明元《徐霞客笔下的丽江土司地》（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改。)；“求为校正”20余万字的读书摘记《云淡墨》，请徐霞客为是书分门编类；接着又“求修《鸡足山志》”；恳请“为其四子艺文于木家院”，称“郎君新进诸生，虽事笔砚，而此中无名师，为窥中原文脉，求为赐教一篇，使之所法程，以为终身佩服”，“求为其子斧正”；木增与徐霞客促膝谈心，谈论中原文人名士，表达了渴望与之交往的愿望，“木公虑不能要致”，徐霞客“许以书为介”。(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七》，第957~96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徐霞客做客丽江仅十余日，日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为木增求教或与之交流所占，表现了木氏子弟学习汉文化的热忱。

由于重视汉文化的学习，木氏家族中还出现了以木公、木增为代表的汉文作家。木公一生写下1400多首诗，集结成6部诗集：《雪山始音》、《隐园春兴》、《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当时云南著名文人张志淳、张愈光、张愈符、李元阳、贾文元、杨慎等为木公诗集作序，杨慎还为木公选编诗集《雪山诗选》。木增有《云集》、《啸月函》、《山中逸趣》、《芝山集》、《空翠居录》、《光碧楼选草》、《云淡墨》等7部文集。木公、木展，以及如何维系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自觉体认的过程。从木公编修宦谱宗谱、建立木氏勋祠的事实，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

木公编写宦谱、宗谱的目的是“著其忠孝之行，则人无闲言，而奉公忧国也；著其御守之绩，则树勋金榜，垂名铁柱也”(张含：《雪山大夫墓表》。)；木氏建勋祠是为了祭祀祖先和教化子孙。这既是木氏认同封建国家主流文化的反映，也是木氏对祖先经历、家族历史以及如何保持家族地位、处理与朝廷关系的理性思考过程。木公在《建木氏勋祠自记》中总结说：
自汉、唐、宋、元迄今明朝，其间为诏、为公、为侯、为节度使、为宣慰使司、为茶罕章、为宣抚司、为参政、为知府，皆出自国家优典。而先代建功立业之显官，我所世授禄，我所世享政，我所世出谱，我所世系土地人民，我所世有，德之祖宗而延及后之子孙者，非无本也。我子若孙，能效祖宗克功者，衮冕之恩有加矣；能效祖宗修德者，箕裘之荣綦远矣。乃如公之尸位素餐，如不知朝廷之恩，祖宗之德，虽继有今世之荣，则何用矣？于是募工，始创木氏勋祠于黄山之阳，以妥祖宗之神，俾克享春秋祭祀。呜呼！报本返始，生民之常矧 ，公赖祖宗余荫，滥嗣厥职，而敢有怠志？后之子孙，念祖宗之艰，述我所为善：内不可耽于酒色，外不可荒于犬马。惟立身行己，克恭克敬，勿亵尔神，勿怠尔心，学书学礼。忠君至恳，爱民至专，孝亲至勤，祀神至诚，训子至要。此五至者，蓄诸于内而行诸外，垂诸子孙，庶几永久勿替。且惟历朝恩赐优典，屡代有加。嗣我大明天子，赐以‘诚心报国’之匾、虎符金牌、世袭、三品诰命，俾领一府五州县之民。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我始祖自然翁翕归附有功，命授世官。及公之身，今已八代，兢兢业业，宁敢失坠？尤念我祖太父本安，读书史、立宗子，不娶妾媵，家法愈隆愈备，木氏之盛，未有加于此者。凡我子孙，受朝廷世袭美官，拓边守城，不可有动扰患，以贻天子忧。遵祖宗世传之雅训，不可紊淆变乱，以败坏木氏家箴。(木公：《建木氏勋祠自记》，载（乾隆）《丽江府志略》下卷《艺文志》。)

木公所述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祖先创建家业不易，家族地位的获得虽然出自国家优典，但也是祖先们努力的结果，祖先自身的克功修德是根本。二是木氏子孙只有效法祖先克功修德，才能够保持家族的兴旺繁盛。三是为了铭记祖先的功绩，故建木氏勋祠以祭祀祖先。四是祭祀祖先的目的是为了教化子孙，因而要求木氏子孙们一方面要积极进取，加强自身修养，用儒家的价值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勿忘封建国家的恩典，朝廷给予了木氏家族历史上的最高荣耀，木氏子孙要珍视与中央的密切关系，永做明王朝的忠孝世臣。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依附中央王朝，依靠自身积极进取以保有世官世爵的政治地位已逐渐成为木氏家族的发展策略。从此克功修德、忠君报国成为木氏忠贞不渝的信条和自觉的行为选择。

木氏土司对康南藏区的扩张
木氏家族这一发展策略一经明确，立即成为木公及其子孙们的治世原则。
首先，木氏独尊木姓。为了避免因家族过于庞大、子孙众多而造成家族权力、土地、财富迅速分裂和分散，导致木氏土官政治地位下滑，木氏对皇帝赐予的“木”姓的使用进行限制，“明洪武初赐土官姓木，后惟承袭。及同堂舍人木姓三世以降姓阿，五世以降姓和。即流寓入籍者，必改姓和”(（乾隆）《丽江府志略》上卷《官师略》。)， 非嫡系子孙五世以后改姓“和”，即降为平民。以此突出木氏独尊的地位，维护和巩固土官家族的长远利益。

其次，木氏出兵滇西北。木氏是世袭土官，其嫡长子孙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便可继承土官职位入仕。因此对于木氏来说，获取战功就成为求取功名、忠君报国的最有效手段，这是祖先通过实践得到的宝贵经验，也是木氏家族的传统。而要获取战功，就必须有战事。随着滇西北地区和云南局势趋于平稳，战事也逐渐减少，唯有其西北邻境的西番仍不时南下侵扰边境。木嵚、木泰、木定等土官谨记明初中央王朝“防固石门，镇御蕃鞑”的嘱托，以防御为主，击退番兵即止。而当木公明确了家族发展战略之后，木氏迅速转变了对西番的战争策略，即改防守为主动进攻，把攻克西番作为获取战功、追求功名、向中央表忠的重要方式。

据《木氏宦谱·文谱》记载，从木公、木高、木东、木旺、木青、木增到木懿，从嘉靖到崇祯大约200年左右的时间里，木氏几乎连年向其西北的藏区用兵，与西番进行了较木嵚、木泰、木定时期更为长久、频繁和激烈的战争。与一般的抢掠和侵占不同，木氏采取了稳妥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有组织、有计划地向西北推进。每攻占一地，即“徙麽些戍焉”(余庆远：《维西见闻纪》。)，建立兵寨，移民屯戍；在藏区的每个军事统治区，还建有相应的统治机构，并逐渐形成绛本—木瓜—本虽制度，(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第255~256页。)建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统治体系；每次获胜，都赴京献礼，“以内附上闻”(余庆远：《维西见闻纪》。)。这就使木氏对藏区的进攻不但得以稳妥推进，而且取得合法资格，得到了中央王朝的认可和支持。战争的结果是木氏以武力控制的范围达到了四川巴塘、里塘以南的康南藏区。(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卷12，第528页，“丽江土府，元、明时俱资以障蔽蒙番。后日渐强盛，于金沙江外则中甸、巴塘、里塘等处，江内则喇普、处旧、阿墩子等处，直至江卡拉、三巴、东卡，皆其用兵力所辟。蒙番畏而尊之曰萨当汗。”)

关于木氏出兵滇西北藏区的目的，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是扩张势力范围。如前辈学者王恒杰认为“木氏土司在换得明中央王朝的信任之后，便开始向外扩张和进行军事征服”(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第5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纳藏关系史研究专家赵心愚教授认为“木氏土司用兵藏区也有防止相邻藏区地方势力南下骚扰掠夺的目的，但从其深入藏区的程度和主动进攻来看，主要目的应是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第250~251页。)；藏族学者冯智、纳西族学者杨福泉(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69页，2001年打印稿，云南大学图书馆藏。)等人也持这一观点。而笔者认为不论是木氏主动进攻，还是其势力深入康南藏区，都可以视为扩张的表现，但是这种扩张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木氏并不是为了扩张而扩张，其最初的、最深层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获取功名，以此密切与明王朝之间的关系，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其核心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以保有世官世爵。

动机除了前述的原因外，在木氏传世的诗文和相关文献记载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如“辑宁边境自天来，跪捧黄章向北开。金画滚龙蟠御字，玉音玺篆焕云雷”(木公：《嘉靖恩赐“辑宁边境”字》，载（乾隆）《丽江府志略》下卷《艺文略》。)，表现了木公因克番有功而获得朝廷褒奖的欣喜心情；“功不著不足以成名，德不显不足以立身。盖功忠于君也，德孝于亲也。惟忠可以懋功，惟孝可以懋德。贵而能忠，保其世爵；富而能孝，守其世官。四海中外，忠孝大节，卓为天下轨。由于是，福祚光辉，荣华绳绳相继，世不歇矣！岂不创之逸志乎？！岂不感人之善心乎？！……木氏世世代代为明国藩篱，一方重镇，滇南鸡犬不惊，军民安妥，聊有赖欤。以表人臣丹心，寝室不忘之意，子孙束此敕赐‘诚心报国’起花金带，世守丽江，巍巍然如北岳之高，洋洋然如□江之远。铭石于此，为遗后裔。诗曰：诚心报国家，男儿佩宝剑。双挥风雨忙，独舞鬼神垫。豪气边疆宁，寒光牛斗掞。石门锁钥坚，世作大明坫”(木高：《大功大胜克捷记》，载《云南史料丛刊》卷7，第28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不仅体现了木高在藏区获胜之后得意的心情，还揭示出木氏强烈的功名利禄思想。即功是成名之基，是忠君的体现；德是立身之本，是孝亲的表现；忠孝可以立功立德，保有世爵世官，不但本人可享尽荣华富贵，而且可以光耀门楣；克功和忠孝可以促进家与国的良性互动，忠于朝廷与世守家业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告诫子孙要诚心报国，世保家业。木东“临革呼玉龙君（子木旺），孜孜戒以保家报国，语不及他，竟倏然逝”，木青“居常以忠君报国为念”，(冯时可：《明丽江木氏六公传》，载《云南史料丛刊》卷5，第559页。)都是木氏重视与明王朝关系、力图保有家族政治地位的反映。

明王朝对木氏出兵滇西北的目的自然了如指掌，对木氏的心迹亦心领神会、心照不宣。滇西北藏区自始至终是明王朝控制的薄弱区域，忠诚的磨些土官木氏通过自己的努力控制了这一地区，并将其稳固下来，减少了明王朝西南边疆面临的威胁，这甚合中央王朝的意图。所以明王朝仍然将木氏在藏区的军事活动定位为“辑宁边境”、“西北藩篱”，诰称木公“效力输忠，辑宁边境”，赐玉音“辑宁边境”四字；诰称木高 “诚心报国，割股奉亲，化行边徼，威镇北番，以德其名，忠孝两尽，因才而誉，文武兼全”，赐玉音“乔木世家”四字； 诰称木东“奉命专诚，能用文而济武。诚心报国，克移孝以摅忠”，赐“西北藩篱”四字； 诰称木旺“性生忠孝，才裕武文，竭力御蕃”。(《皇明恩纶录》，隆武二年重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所以万历三十一年（1603），当税使内监杨荣欲责丽江土官退地听采时，巡按御史宋兴祖奏疏：“窃以丽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藉为屏藩。今使退地听采，必失远蛮之心；即令听谕，已使国家岁岁有吐蕃之防。倘或不听，岂独有伤国体？”(《明史》卷314《云南土司二》。)明王朝以边疆稳定的大局为重，对木氏的行为不予追究。木氏所为已经远远超越了明朝授予其防守石门和铁桥的职责，如果不是基于对木氏的了解，纵然有巡按御史的奏议，朝廷不可能对木氏不有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