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被乾隆时期《石渠宝笈》错题为宋画的大量明代绘画之：货郎图

考察清王朝统治者和御用学者书写明代历史特别是晚明历史的策略，可以看出他们是做过精心设计的。他们一般把妖魔化明朝的重点放在万历朝，因为如前所述，努尔哈赤就是在万历朝起兵并发展壮大起来的。将万历一朝描绘得混乱不堪，就可以证明满清政权崛起是应天顺人，符合天命。而对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他们的描述倒多有同情，多描述他如何宵衣旰食、力图挽大厦于将倾。这样描写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第一，崇祯皇帝是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逼死的，渲染崇祯皇帝的悲剧，就可以将推翻明朝的责任推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身上，有利于消除明朝遗民对清王朝的抵触情绪；第二，这样描写，可显示清王朝的大度公正，反过来又可证明清王朝对整个明代历史特别是万历一朝历史书写的客观可信；第三，描绘崇祯皇帝如何宵衣旰食、力图挽大厦于将倾，最后还是身死国灭，实际上就更能说明清王朝的兴起是天命所归，非人力所能改变。

除在整体上贬低明代特别是万历一朝以外，清王朝的统治者和御用文人还重点抨击万历时期的文风、学风。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狂禅学说和异端思想的发展达到高峰，对传统思想学术进行了颠覆，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得到极大解放，达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这本来是值得肯定的。但清王朝出于强化思想统治的需要，同时也出于贬低明王朝特别是万历一朝的需要，对明代的学风特别是万历年间这种思想解放运动百般贬低，把明人对前代学术的怀疑、批判和否定描绘成空疏不学，把万历年间以李贽为代表的创新性思想家所作的理论探讨描绘成邪说盛行。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遗民出于对明王朝倾覆的伤痛对晚明特别是万历一朝思想文化所作的种种反思导源于前，清王朝通过编《明史》、《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及其他相关举措继武于后，发起了对明代特别是万历一朝学风持久不息的批判、否定、嘲笑。这种强大的围攻非常有效，反复的强调刻画造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以至于现在的人还陷身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在书写明清思想史时，常常一方面肯定晚明思想解放的巨大积极意义，一方面又沿袭清人对明人特别是万历一朝思想家的种种责难，批评后者空疏不学等等，自相矛盾而浑然不觉。

清朝统治者及明末清初许多文人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也极力贬斥。万历年间大众通俗文学的巨大成就，要么完全在他们关注的范围之外，要么因为思想内容离经叛道、语言风格通俗浅显而遭到他们的鄙视。至于万历年间的文人雅文学，清朝统治者及明末清初许多文人也评价极低。他们自然看不到李贽、金圣叹文学思想的深刻价值，看不到公安派、竟陵派文学理论和创作的重要意义。即使对复古派的文学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他们也给予一种简单粗暴的评判，并不能理解揭示其内在本质。于是本来众声喧哗、多姿多彩的万历年间文坛，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一个榛芜丛生一无可取的文学乱世。如王夫之就曾说：“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稍含吐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畺呷醋。故万历壬辰(二十年)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⑧在这方面，钱谦益起了更大作用。他作为清初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和权威的文学史书写者，在《列朝诗集》等著作中极端贬斥万历年间的文学，对公安派多有微词，对复古派、竟陵派则极力丑化。钱氏既富于才藻，又心地狭隘，赋性尖刻，评价作家作品时往往极尽形容夸张之能事。他对复古派、竟陵派的刻毒攻击，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整个中外文学批评史上都是少见的。⑨钱谦益虽然在死后遭到清朝乾隆皇帝的斥责，著作被禁，但在明末清初，他作为东林领袖、文坛耆宿，对整个文坛特别是东南地区文人士大夫中有广泛影响，他对明代历史、思想、学术特别是文学的一系列看法，直接影响到《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对塑造后世人们关于明代文学特别是明晚期文学的印象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与传统的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有关。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奠基于孔子，而后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形成一个繁密的体系，它根本上是小农经济社会和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环境的产物。它特别关注文学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而相对忽略文学与个性、与生活的关系。它向往政治的太平稳定，而不喜欢社会的变革与多元化；力图回避和超越真实的世俗众生相，而憧憬高雅优美的理想境界；向往宁静的庄园式生活场景，而不喜欢热闹非凡的市井生活场景；崇尚清心寡欲、自我克制的生活态度，而抵制生机勃勃、追求享乐的生活态度；喜爱精致细腻的艺术形式，而排斥穷形尽相的写实的艺术风格。这种文学观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中华民族文学艺术观念和审美心理的影响根深蒂固。说到底，所谓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或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就是指这种在小农经济社会和专制政治体制环境下形成的文学和美学传统。虽然中国现在已步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君权专制政治体制废止也已近百年，但这种文学传统和美学传统的影响有很大的独立性和滞后性，不会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的改变而马上改变。尽管在这一百年中，中国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它们似乎已成为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但中国的文学传统和美学传统仍隐藏在中华民族的意识深处，有时还藉新的思想观念借尸还魂。如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就仍然特别关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仍然特别重视对文学进行道德评价。这种状况在评价古代文学时表现得更明显。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对古代文学各种现象的评价，往往与古代人如清代人的评价基本一致，很多时候就是以古人如清代人的评价为评价。

具体到对晚明文学特别是万历文学的评价，我们就没有摆脱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特别重视道德评价等等。例如对待晚明文学中描写人们的各种情欲的作品，我们虽然也肯定它们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但对它们的文学价值始终不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像《金瓶梅》这样刻露逼真地描写世俗众生相和赤裸裸的情欲的作品，我们一直不能给予充分的正面评价，不愿意给它以文学经典的地位，甚至还认为这些作品的存在是晚明文学的污点。这就势必影响到对晚明文学特别是万历文学的成就和价值的总体评价。

插图，明代精湛的宗教艺术，逐渐摆脱宗教的肃穆，而走上写实，表达人性的艺术道路

第三，与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体制有关。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学术研究体制和大学、中学教育体制的确立，文学研究越来越职业化，分工越来越细，逐步形成了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几大领域。从此研究古代文学的很少涉足近现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的人很少涉足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与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之间的鸿沟更深。现在这种情形似乎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分割的格局影响到研究者对文学史上许多时段的观照。

与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相比，中国的古典文学表现骄人，而近现代文学则发育不够充分，明显逊色于西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坎坷崎岖，并不是连续性的，而是断续性的。它萌芽于唐宋，在元明时代特别是晚明曾达到一个高峰，此后虽然仍在发展，但遭到抑制。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近现代文学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人们一般也都把五四以后的文学，看作近现代文学的代表。近代以来，受新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元明以来特别是晚明时期具有近现代色彩的文学也比较重视了，但态度始终是游移不定的。观察古典文学的重点在汉魏唐宋，从中自然发现了建安、元嘉、开元、天宝、元祐等几个特别耀眼的环节；观察近现代文学的重点在五四以后，从中也自然遴选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和节点。而作为古典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相交错的明清文学，就相对不受重视。万历年间的文学虽然成就辉煌，但既不被视为古典文学的典范，也不被视为近现代文学的典范，万历年间自然就不可能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黄金时期或曰文学盛世之一了。

进而论之，根据这种学科划分，将古代时期的文学划属古典文学，将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划属近现代文学，会对某些文学史现象造成遮蔽。中国古代时期的文学起源甚早，发展历史特别漫长，实际上内部包含着两大传统，即古典文学的传统和近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两种文学传统的审美理想、文体特性、艺术风格等都很不一样。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这两个概念。现在的学科划分体制既然把古代时期的文学都划属古典文学，那么其中的古典文学自然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古代时期的具有近现代色彩的文学则相对处于边缘。在标举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盛世时，只及诗歌、古文兴盛的时代，而不及戏曲、小说兴盛的时代，就是这种倾向性导致的结果。与此相类似，既然把近现代的文学都划属近现代文学，那么其中的近现代文学自然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近现代时期的古典文学则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如果我们打破这种古典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相互割裂的格局，将中国文学发展史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作为古典文学和近现代文学的汇聚点的万历年间文学的地位就会得到凸显。

这种学科体制除造成古代文学研究和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割裂外，还造成了雅文学研究和大众通俗文学研究的割裂。明代文学文体丰富多彩，远非建安、元嘉、开元、天宝、元祐几个时期主要只有诗歌、散文两种文体的情形可比。现有的研究分门别类，研究明代文人雅文学者很少涉足明代大众通俗文学研究，研究明代大众通俗文学者也很少涉足明代文人雅文学研究。各自孤立地进行探讨，见树不见林，于是对晚明文学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缺乏整体观照，不能形成对它的总体看法，无力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的总体成就进行总体评价，这也影响到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文学的看法。

这种学科体制将中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隔绝开来，也使人们在评价中国或外国的具体文学现象时，缺乏参照系，评价结果往往畸高或偏低。如果将晚明万历年间的政治、思想、文学与英国、法国、德国十六、十七世纪社会状况相比较，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其间的根本性的差异，从而对晚明特别是万历时期的社会状况有更清晰准确的认识，也会发现其中颇多类似之处。近代欧洲的政治、思想、文学等等，在萌芽阶段也是相当幼稚混杂的。回过头来看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政治、思想、文学，我们的评价就会有所不同。

三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的意义

如前所述，以往研究者对以万历朝为主的晚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也曾给予肯定的评价。较早有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等，认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具有科学的精神、具有近代思想方法、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等。稍后有傅衣凌、侯外庐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出发，认为晚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类似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主义的思想。但上述研究都侧重于历史和思想，而不是文学；且将明末与清初并提，实际上关注的重点是清初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实学潮流。在文学方面，许多研究论著在分析具体的作家作品时，都对有关文学现象的思想解放倾向或在文学史上的创新意义给予了肯定，但缺乏对以万历朝文学为主的晚明时期文学的总体观照。近年卢兴基再次提出晚明实际上发生了一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潮，并对晚明时期的各种文学艺术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分析，颇多新见，如认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新兴商人的典型等。⑩但其主旨在揭示晚明思想和文学的特质，而不是对晚明文学总体成就进行评价。而且他侧重于将晚明思想和文学与西欧的“文艺复兴”等进行横向比较，而没有特别注意将以万历朝为主的晚明时期的文学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纵向坐标上进行定位。

因此，人们至今对以万历朝为主的晚明时期文学缺乏一个总体的判断。这影响到对晚明文学特别是万历文学总体成就的估量，也影响到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各个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首先是对万历年间文学发展总体成就的一种肯定，凸显万历文学在明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这将促使我们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给予更多的注意，并努力去思考万历文学的总体特征，从而更完整准确地把握它。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是“建安风骨”，开元、天宝年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是“盛唐气象”，那么万历文学是否也存在一种基本特征呢?如果有，那又该是什么呢?“众声喧哗”?“欲望的餐宴”?抑或“情感的沉醉”?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中国古代文学根深叶茂，博大精深，代有发展。过去讲中国古代的文学盛世，往往只讲到建安、“三元”而止，似乎中国古代文学在最后一“元”即北宋“元祐”后，就已成强弩之末。虽然还出现了元杂剧、明清传奇、明清长短篇小说以及一些著名诗文作家、诗文流派，但它们(他们)相互之间都相距较长时间，都是散点式地存在，似乎再无时间相对集中的大放异彩的辉煌篇章。其次，这样一种文学盛世说，实际上主要只关注了中国古代的文人雅文学，重点是诗歌。而中国古代文学除文人雅文学外，还有大众通俗文学；除诗歌外，还有古文、词、戏曲、小说等等。因此这样的文学盛世说是片面的，不能反映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整体面貌。如确认万历年间为文学盛世，春秋战国、建安、“三元”等和万历，分别代表中国古代文学的上古时期、上古向中古过渡的时期、中古时期、中古向近代过渡时期文学发展的高峰，也兼顾到文人雅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脉络将因此而首尾完具，更加完整。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有利于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所谓中国古代文学，因为它的发展历史非常漫长，实际上包含古典的文人抒情文学美学传统和具有近代色彩的大众叙事文学美学传统。充分意识到所谓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充分意识到古典传统和近代传统的不同，在认识其不同的同时又关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两种文学美学传统区分开来，不以古典文学的标准来看待和评价具有近代色彩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如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人的诗作，虽然外在的文体等还大体保持古典诗歌的形式，但内在精神情趣、艺术思维特征、美学追求等都已与古典诗歌有显著差别，已具有一定的近代色彩。它们追求的是主体理性精神的凸显，着力追求趣味，构思往往流走、闪断跳跃，意象语言往往精粗杂陈，以俗为雅，这些才是它们的特点和价值所在。但有些研究论著还在用所谓“情景交融”、“有意境”之类的标准和概念来观察和评价它们，显然就是隔靴搔痒了。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有可能促使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一些文学观念进行反思。比如文学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文学根本上要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社会历史环境发生变化，文学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文学的发展并不一定与社会历史环境完全同步。政治上的太平盛世不一定是思想文学艺术的黄金时期；政治上的衰世和乱世却有可能是思想文化艺术的盛世。我们都知道这一道理，但在考察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时，又很难不受当时的整个社会历史环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的影响，对政治上的太平盛世则倾向于从正面去描述当时的思想文化艺术，对衰世和乱世则倾向于从负面去描述当时的思想文化艺术，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思想文化艺术史的真实面目。又比如，受小农经济和君权专制社会环境孕育的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我们对优美的、平和的、守成型的文学艺术比较感兴趣，而不习惯于反映矛盾冲突、充满质疑挑战、因而也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文学艺术。我们一直不能对明代特别是晚明思想文化艺术的特征和价值给予合理的评价，反而在很多地方堕入清人的话语陷阱而不自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观念和标准的偏差应该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