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一神教与罗马（2）

早期的选举制度和现在的选举制度表面和机制上也许有所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由于族权的力量非常大，所以一方面王权的力量受限于公族，另一方面就是没有人能打压所有人，建立相对的平衡。

那么，这种选举制度是不是先进的呢？该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王权的逐渐强大到底是后退了，还是进步了，答案非常的简单，那即是：

进步了。

首先，独裁一词的来源是什么？是王权逐渐找到了脱离公族控制的办法并且反过来控制公族。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其实非常的简单的简单。

那就是从其他地方取得力量。

对于王权来说，并不是不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而是不能，因为一旦王权与公族的关系脱钩，那么王权用什么来形成契约关系呢？

所以，当没有手段与旁族建立联盟关系的时候，王权实质上是受限于公族的，也就是罗马共和阶段，即便是强大的凯撒，也必须要满足于公族的利益关系。

如果凯撒想要追求自己的强大，结果就是被刺杀，凯撒大帝的名号极为有名，凯撒为罗马带来了成功，成功的扩张，成功的获得大量资源和土地。

但是凯撒想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想要王权强大起来，然而，凯撒的死只是一次节点，却不是一次终点，因为理由非常简单。

那就是罗马的扩张使得公族中的一部分人逐渐膨胀起来，就是军人阶级，在战争状态下，自然是有的族权膨胀起来，所以结果就是想要阻止王权的膨胀是不可能的。

从本质上说，族权只要存在，就必然存在王权，那么当族权争斗不断的时候，自然王权就会扩大，所以，王权的强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族权思想存在一个迷局和一个假象，那就是当社会资源快速上涨的时候，强大的王权又会变得弱小起来。

这种大与小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必须要看透和滤清这之中的关系，不然会产生混乱想法，因为王权到底为什么会一会强大，一会弱小。

这就和社会资源与制度和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

想要看明白，就需要从大历史观去看待这个问题，这样才能看明白这个问题，只有看明白了这个问题，才能看清未来的发啊。

100，一神教与罗马（3）

学习历史，可以说官权的发展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他是一个系统化的制度，所以他存在着的价值就是进行系统化，这种系统化不管是由上至下，还是由下至上的，都非常清晰可见。

然而族权思想就非常麻烦，因为他在不同的状态下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的，理由就是族权思想的核心是控制力。

控制力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样核心，也就是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任何一个族权都有可能强大起来，所以，反应到罗马的发展之中就非常明显。

刺杀，谋杀都是罗马历史上的家常便饭，由于王权的不够强大，所以不能支持其转变为王权为主的制度，这种真空期维持了非常长的时间。

但是维持的再长，从一个大历史观看来，社会资源极重要，又不重要，社会资源是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最重要的分界线。

也就是说，如果社会资源多，那么就能弥合不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弥合在公族和王权之间的关系上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当社会资源多的时候王权与公族的关系即紧张又宽松，看起来这种说法有些前后矛盾，并且容易让人眼花缭乱。

那么这就对了，因为族权关系就是一种相互寻求压制，寻求控制力的一种关系，因为即便是公族和王权之间，也是一种相互合作和相互压制的关系。

所以，族权思想的存在必然产生相互压制，只是在一个度的控制上，谁能更擅长和谁能控制的更多上，也就是权术的使用。

权术之所以盛行于世，被视为法宝一般，那就是权术是教会别人如何处理和选择的方法，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利益，这种方式既可以叫权术，又可以叫谋术。

但是，不管如何，其本质都是教别人压制人的。可权术在系统化的官权看来，不但是有害的，并且随着发展，表面上权术的水平是上升的，但其实是处于一种下降的结果，也就是系统化越完善，权术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就越小，因为一个严密的系统化，缺少使用权术的空间。

当罗马处于一个一神教盛行之前的时代，王权少有办法压制公族，又随着扩张的成功，使得公族的势力不断膨胀，从而导致所谓选举制度的产生。

然而，这种特殊的关系产生的动因却不是因为人们善良的想要选择最优秀的人来执政，而是平衡族权之间关系所用的。

也就是，每次选举实质上都是一次不流血的战争，当然不流血的战争自然被视为先进，可问题是，他无法改变一个根本的本质。

那就是排他。

所以当社会资源和文化与制度刚好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关系时候，罗马处于其共和国时代，当时，这种关系必然会走向崩溃。

也就是王权的强大必然出现。

101，一神教与罗马（4）

凯撒是整个罗马第二个时代和第三个时代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说，凯撒的出现有其偶然性，又有着必然性，只要看清了凯撒以及之后的发展就能看清楚西方的发展。

罗马的共和时代是公族压制王权的时段，而罗马的所谓帝国时代是王权压制公族的时段，然而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

族权即造成了共和时代，又造成了帝国时代，也就是族权是一切改变的始作俑者。

对于共和时代来说，公族和王权处于一种公族强大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却是不能持久的，因为族权思想会使得罗马要么扩张，要么内斗。

所以，扩张成了罗马的一种选择，但是扩张的开始即意味着原先共和时代所保持的那种相对和平被破坏。

因为族权之间的能力是不同的，所以一旦扩张就会使得更厉害的族权脱颖而出，那么“凯撒”就自然出现，战争使得军人阶级越来越占据地位。

但这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展现了出现，凯撒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压制公族，第二个选择就是继续依附于公族。

为什么凯撒却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就是明明胜利的凯撒反而被刺杀，其根本原因那就是凯撒虽然取得胜利，但是制度上和文化上没有新的突破。

所以，凯撒想要压制公族，却没有方法，想要依附公族又不肯，那么公族就抢先在凯撒之前下手，杀掉了凯撒。

但，重点在于，凯撒的出现，并不是凯撒的欲望和能力造成的，而是制度和文化造成的，所以之后出现了很多的“凯撒”，可他们都要面对与公族的关系。

也就是随着王权的逐渐走向强势，公族和王权的关系恶化了，那么公族可以杀掉一个凯撒，但是族权思想会制造出更多的凯撒。

公族能杀死一个凯撒，那么能杀死所有的凯撒么？

答案就是不能，因为就会有人想办法突破这种限制，当没有办法的时候，公族确实可以控制王权。这种现象就是罗马的共和制度。

也是西方封建制度发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当发展陷入到了一种矛盾之中的时候，就自然会有人要选择突破。

于是，君士坦丁得到了“神迹”的庇护。

也就是基督教给君士坦丁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窗户，从此基督教忍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天，而罗马的帝国时代也就此开始了。

102，基督教的成功

从基督教被残害，被边缘化，到君士坦丁承认基督教，承认“神迹”给他的指引，看起来最终，罗马的利剑拜倒在基督教的教义之下。

然而一段对话才是最富哲理的：

一个和尚问另一个和尚：“是皇帝大，还是佛祖大？”那个和尚回答：“当然是佛祖大，世间只有皇帝跪佛祖，却没有佛祖跪皇帝的。”那个发问的和尚回答：“你错了，这正是世间最大的障眼法，皇帝是实的，而佛祖不过是一缕青烟。”

也就是说，为什么之前罗马王权对于基督教是残害的态度，是因为罗马王权需要确保自己的宗教可以与公族达成一种契约关系。

那么为什么君士坦丁又要拜倒在神迹的脚下呢？

因为旧宗教使得王权受限制于公族，多神教的教义只能让王权与公族保持契约关系，不能与旁族保持契约关系，所以王权只能在公族的这个圈圈里寻找力量。

其结果就是王权受制于公权，所以凯撒才会死，而一神教的基督教却能为君士坦丁打开一扇窗户，也就是当王权的势力膨胀了以后，他就需要新的力量来源。

而基督教能让君士坦丁与公族和旁族同时保持契约关系，这就使得王权不再受限于公族，可以从旁族寻找到力量。

这种改变使得基督教和王权达成了双赢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是君士坦丁选择基督教，之前的人为什么不选？

因为以前的罗马处于一个快速扩张的过程之中，并且公族的势力非常庞大，这就使得想要轻易的与原来的宗教脱钩。

在公族看起来，这就等于是抛弃了公族，那么公族就必然会造成反抗，可到了君士坦丁的时代，罗马帝国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故。

那就是，罗马随着扩张到达极限，所以内部的争斗明显化了，在这种状态下，君士坦丁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罗马的社会资源快速下降，导致的结果就是族权的冲突加剧，这种冲突加剧使得君士坦丁获益，那么君士坦丁所能选择的途径就非常简单了。

那就是进行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成功使得罗马进入了真正的帝国时代，因为新的宗教能够同时与不同的族权建立契约关系，这就使得封建制度真正的成型。

王权的势力开始被加强。

103，罗马的分裂（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果说基督教本身是更加先进的宗教，那么为什么在君士坦丁之后罗马就分裂开了呢？

是不是说这就本末倒置了？

这是看清西方历史的关键所在了，为什么存在了数百年团结的罗马在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后就分裂开了呢？

这就是西方的宗教进步了，可这看起来非常的矛盾，先进的文化为什么不如落后的文化呢？难道新的宗教会造成分裂么？

如果说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的话，那么最大的不同就是王权的权利，王权的上升才导致了这个结果。这才是罗马分裂的秘密。

基督教的成功使得王权权利上升，脱离了公族的控制，所以君士坦丁之后的狄奥多西可以将国家分给他的两个儿子，从此成为东西罗马。

也就是说，之前的罗马之所以统一团结，其根本原因是王权始终受限于公族的力量之下，因为王权没有与其他族权形成根本契约的办法，所以其他族权虽然忠于王权，却不能作为力量与公族作战。

这里面就牵扯到相互不信任的问题，对于王权来说他受制于公族的限制，想要从旁族要力量就要满足旁族的意愿，但是罗马平时对于旁族是压榨的，那么旁族怎么可能会相信王权会真的给他们自由呢？

所以，之前的罗马为什么是统一团结的？

因为罗马的王权不管如何强势，其本质上都不是强大的王权，都只是需要为公族服务的王权，所以，公族维持了压榨旁族的方式使得公族受益。

也就是公族的罗马人有很多待遇，比如发面包，免费洗澡，看角斗士比赛等好处，然而旁族就要成为奴隶不断的在矿洞里和农田里耕作。

这就使得，公族长期保持了自己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压榨旁族得来的，所以后来斯巴达克斯才要起义，而对于王权本身来说。

他不是不想强大，而是没有办法强大，这是罗马统一的关键理由。

但是，问题来了，基督教出现以后，王权就有了与公族和旁族进行一个统一契约的办法，也就是说，王权承继于基督教的神权天授来统治新罗马。

这就让王权从过去公族的神之子，变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神之子，这样一来王权就真的膨胀了，那么自然王权就要独立。

这样，国家就发生了转变，罗马分裂了。

104，罗马的分裂（2）

那么罗马的分裂又怎么算到上好事呢？

这里就关系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该怎么看待“我们”和“他们”。

“异族”一直以来就是各个文明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存在，然而单纯的压榨和欺压会不会有效呢？答案就是不会有效。

因为，从本质上，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的活动领域越来越大，有了马车，有了船，有了公路以后，人与人的交流就无法再限制住了。

所以，交流本身只会越来越频繁，而不是越来越疏远，那么既然交流本身无法阻止，又怎么可能单纯的打压呢？

打压和压榨都只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利益，但是从长远的地方看来，这种矛盾将会更加的大，并且是一种落后的表现。

虽然把“异族”当做奴隶，严加看管可以解决一些生产力和让其从事最危险，最肮脏的工作，但是，有一点无法解决。

那就是别人要是不这么做怎么办？

也就是假如所有国家都压榨“异族”不把“异族”当人，视如猪狗，那么问题还好说，但是有人发展出解决本族与异族之间的关系的话，那要怎么办呢？

所以，人们生存的本质问题就是交流变得越来越多，交流越多那么文化和贸易传播和扩散的就越快，这使得思想和创意也在不断的催生。

新制度和新文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解决旧问题，而想要让自己不断的保持先进，就要迎合交流和迎合混居，如果从思想处于“我们”和“他们”的壁垒之中。

那么封闭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取得好处，在长期看来，别人就会有人进步，而别人进步了，那么天下自然归心于别人。

假如只是以为我们是最重要的，蔑视他们的作用，就等于封住了自己，堵上了自己的耳朵，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必然造成落后。

重要的不是该不该容纳“他们”，而是怎么容纳“他们”。

所以，中国历史也好，世界历史也好，都是一部“我们”怎么样要去容纳“他们”的历史，这是手段不同，方法不同罢了。

从本质上如果没有不同，那么自然有高低之分。

而以扩张宗教的办法则非常存在问题。

105，罗马的分裂（3）

罗马的分裂是由分封造成的，这种分封模式非常有趣，然而并不罕见，因为疆域太大了，所以管理难度太大，所以分封制度确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

也就是说，罗马进入基督教时代以后由于找到了让王权强大的力量，于是自然有了能力进行分封，分封制的确立，标志着封建时代逐渐开始，氏族时代逐渐瓦解。

因为有了办法，所以就能从公族的力量之中脱离出来，那自然可以走向分封制度，然而罗马的分封后并非太平。

罗马的分裂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北方族权的做大，这具有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落后并非挨打，甚至有时候落后可以打人。

对于罗马来说，过去是统一的，并且是公族的利益为最大的，那么解决北方蛮族的威胁是整个罗马的意愿，但是，一旦分封了，情况就变了。

也就是说，从氏族时代走向封建时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程，也就是过去公族只要保护公族的利益就可以了，王权和公族虽然有矛盾，但他们都是公族，所以保护的利益是共同利益，但是分封之后，公族和旁族的利益就出现了分化。

即公族和旁族都有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与王权的利益也就不再一致了，这就让王权和公族和旁族都在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转变促使族权思想更加强化。

那么东西罗马各有自己的利益，并且让对方变弱是好的，这种思维的出现就使得蛮族做大，也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罗马打压蛮族非常顺利。

而进入基督教之后，罗马反过来会被蛮族打的原因，所以，这就使得罗马衰落，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基督教同样开始镇压了其他文化。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过去的基督教威胁到了公族的利益，所以公族要不断的打压基督教，视其为异教徒，但是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基督教解决了其他多神宗教无法解决的问题。

基督教的意义将使得王权的力量加强，所以自然王权要为了让基督教更加强大也打压其他宗教，这样一来，王权自己的力量将会和公族和旁族达成一种契约关系。

那么从综合来看，罗马的由盛转衰，恰恰是因为其进步造成的。

那是不是说进步就是不好的呢？

答案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进步了就将使得社会接受新制度和新文化的考验，而没有成熟的新制度和新文化自然会造成一些原来没有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就将困扰社会，使得社会明明进步了，却会出现问题，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进步比落后有好处。

政权的更迭，只是一个表象，而内在的制度和文化才是支撑人们生存的关键。

105，罗马的分裂（4）

罗马的分裂和周朝周天子的衰落实质上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

与罗马情形一样的是，随着周天子的势力下降，蛮族做大，并且发生了烽火戏诸侯的事件导致周天子被杀，结果周朝势力衰落，结果春秋与战国开始。

从本质上说，罗马的氏族时代和商朝的氏族时代是非常相同的，都是要依靠多神教使得王权和公族相互之间形成契约关系，比干强谏纣王实际上也是公族领袖和王权之间爆发了冲突。

但是，为什么两个文明走向了不同的区分呢？

这就是因为，中国出现了周公，从本质上周公的改革是更具危险的，是把华夏民族至于死地，因为一旦确立了“阶级”为文化，那么从事实上说。

公族与旁族之间的关系会迅速恶化，并且王权将失去与公族和旁族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就是说，周公的行为非常冒险，失去了契约关系，就等于失去了社会相互维系的联盟关系。

那么周天子为什么要烽火戏诸侯，就是想要看看自己的权势还有多少人听话，结果无人应答，才引得周天子的死亡，周天子在当时贵为天子，他就即便是耍诸侯，诸侯敢不来么。

那为什么敢不来呢？

因为周天子已经失去了与诸侯之间的契约关系，他们已经没有一套契约来联盟了，所以对方主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便能立足，又何必听命于周天子呢？

然而时势造英雄，英雄亦可造时势，周公敢这么做的根本有一点，也就是投下如此豪赌的根本，就在于中国创造了。

“易”

“易”的出现为英雄造时势创造了可能，也就是说，有没有周后人能创造出更加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将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生死。

“易”的哲学突破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限制，诞生了“行为”与“官权制度”两个核心，使得中国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变得更加先进。

这就使得，已经失去旧契约关系的中国文明得到了新契约关系。

那么西方世界有么？

答案就是没有创造出根本的新关系。只是宗教上的发展解决旧约的分析，新契约关系虽然进步，但是本质上没有改变。

所以，中国走向统一，而西方走向分裂。

107，不同的前进方向

为什么中国走向了统一，然而西方走向了分裂，从罗马之后，西方再难有统一的稳定大国形态出现，即便有大国出现，也只是攻伐得力而已，造成了暂时的强制统一。

但是攻伐势头一旦减弱，其结果就是衰落。接着又是分裂开来。

这并不是偶然的，在将近1600年的历史里，可以看到的是西方分裂越来越细化，而中国越来越统一，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两个文明有一个相同的开始，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这并不是简单的地缘政治决定的，中国和西方都受到所谓异族蛮族的打压。

但为什么走向不同，关键在于两者的制度和文化有了区别，这种区别就是中国和西方对于“我们”和“你们”这个关键问题的理解和程度以及解决办法有所不同造成的。

如果说“宗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他能够变成一切有形的力量来约束人心的话，那“行为”就是一种专门针对于“无形”的“无形”力量。

也就是说“无形”可以打“有形”，但“行为”却是专门针对“无形”来打的，所以这个根本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宗教”作为契约模式有一个关键就是，要人信，所以，一定有人信有人不信，也就是文明所能覆盖的地方，这种契约模式自然有效，但是文明无法覆盖的地方，则容易造成不信，如果信则有，不信则无，那么自然造成相互之间的争斗。

即一神“宗教”虽然解决了公族和旁族之间的关系矛盾，但是却无法解决外族的矛盾，所以，内部的问题解决了，却难以解决外部的问题，就自然有隐患。这只是将“我们”的范围扩大了。

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和“他们”的问题。

而“行为”就不同了，不管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必须要生活，生活就自然有行为，所以如果“行为”是好的，那就能获得支持，如果“行为”是坏，就自然受到排斥。

评论人的标准，不再是我们，还是他们，而是要看待这个人的“行为”，这就突破了我们和他们的限制，走向了一个更加高的地步。

因为人们是追求“好”的，所以文明追求“好”排斥“坏”虽然也是一种“我们”和“他们”的划分。

但是这种划分之中，并不存在地域，种族，年龄的划分，也就是不管是谁，如果向着好去做，就有地位的保障，如果作坏事就受到社会的排斥。

这就容易形成一种自由并且造成团结的局面出现，这就突破了封建制度的限制，使得公族和旁族的自保现象瓦解。

造成了新的关系。

108，封建造成的问题

分封制度是氏族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核心，也就是封地权。然而分封制度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逐渐走向统一，一种逐渐走向瓦解。

这就是因为，分封在氏族时代和封建时代有明显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也是这种不同造成了欧洲的逐渐分化。

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氏族制度并不承认旁族和外族地位，而封建制度逐渐承认了旁族和外族的地位，这种制度上的不同造成两种不同的结果。

当不认可外人的时候，封地权大多都在公族手里掌握，这就造成了旁族的资源稀少，从而出现类似于奴隶制度的形式，因为旁族手里没有资源，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极容易破产，这时候再受到肆意盘剥就容易变成奴隶。

虽然氏族制度能增强公族的势力，并且能让公族越来越强大的同时，造成一种公族愿意维持统一的状态，可王权并不开心。

在前面已经详细说明王权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权利大则制衡王权，王权没有力量引用其他力量则受制于公族。

于是王权自然需要寻找突破，这种突破就是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的出现使得公族和旁族的地位有了保障，这就破坏了公族联合统一的源动力，使得自己保护自己成为主流，这就使得“阶级”这种文化慢慢的出现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

正是王权势力的上涨，使得公族和旁族的对立加剧，然而多方的对立加剧可以使得王权受益，王权便可以在不同的鸡蛋上跳舞。

也就是权术的上涨，但这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统一的大国将会逐渐不断的细化再细化，因为公族联盟的力量已经削弱，所以结果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那么西方为什么会走向分裂，并且这种分裂越来越严重呢？

这就在于，封建制度造成了族权开始不断的保护自己，那么与别人划清界限变得非常平常，所以，随着细化的加深，使得西方分裂成多分化多风俗的不同国家和地区。

为什么不能再统一起来？

其根本原因就是封建制度造成的这种影响，没有更新的文化和制度来支撑，所以走向分化，而中国的制度和文化都在满足官权系统化的不断的加强。

系统化越是加强，那么团结的力量则越强力，那么自然是越来越统一，这种结果造成了双方的根本差距。

于是，欧洲进入了中世纪。

109，中世纪的迷局（1）

中世纪是欧洲最为黑暗的1000年，那么为什么是最黑暗的呢？

因为没有解决旧制度的办法，所以只能在不断的重复之中徘徊，中世纪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中世纪开始阶段，十字军东征，东征失败后的混乱。

由于基督教的成功，使得王权寻找到了增强自己权利的办法，于是开始了封建制度，但是封建制度破坏了公族的联盟，使得罗马陷入了公族与旁族的对峙之中，这种对峙增强了王权的地位，于是，由于联盟的破坏，导致罗马分裂。

罗马的分裂造成了北方蛮族势力的过大，逐渐使得罗马衰落，这种不断的循环使得欧洲逐渐进入到了中世纪。

也就是说，中世纪的开端是在罗马陷入崩溃之中发生的，然而这种发端并不是倒退，而是一种进步，因为旁族的地位上涨了。

人与人的交流只会越来越快，越来越频繁，所以如果只重视公族联盟，那么似乎可以立于世间，但是最终必然失败，因为当没有强大的敌人时候，内忧并不会现象。

但是当外患来到的时候，内部的纷争就会扩大，这种扩大会随着外忧不断的扩大，最终使得文明失败，所以一个罗马的倒塌，使得西方的文明和制度开始向前走，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然而造成了给予罗马关键一击的却是一个来自东亚与北亚的失败文明，那就是西迁的匈奴人，匈奴人是草原文明的代表之一，曾经雄冠东亚与北亚，草原文明的一个优势就在于，他的生产物资和战略物资是相同的。

也就是牧业。

牧业是支撑草原文明的核心，游牧民族的吃的来源于牧业，资本来源于牧业，战争来源于牧业，运输工具来源于牧业，所以牧业和平与战争兼用的特色造成了游牧民族平时能养，挥之即战的特点造成了游牧民族的强大。

尤其是在古代的骑兵造成了非常强力的战争特点，骑兵最大的优势并不是其战争的能力，因为可以克制骑兵的方式有很多，但是骑兵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快速的机动性，如果想与敌人开战的时候，骑兵可以快速与敌人接触，如果骑兵想要保持对峙的话，可以长期跟随消耗对手。

也就是说，游牧骑兵难以战胜的关键在于，游牧骑兵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可以由他们随意选择开战的时机，这个优势造成了游牧民族的强大。

但是，游牧民族亦有弱点。

那就是，游牧民族有其脆弱的一面，当中国处于秦汉之初的时候，实力孱弱只能选择绥靖政策，然而农耕文明也有其强悍的一面。

那就是，双方对于资本的控制能力有非常大的差距。

110，中世纪的迷局（2）

游牧民族有其强悍的一面，自然就有其脆弱的一面，那么这个脆弱的一面是什么呢？

恰恰就是牧业。

牧业是游牧民族的关键，没有了牧业那么游牧民族会消亡，因为在草原和平原生存，需要牧业的支持，但是牧业本身却是非常脆弱的，这正是游牧民族的最大弱点。

那就是牧业难以快速储存资本，游牧民族是移动的民族，他们的城市搭起来帐篷就存在，搬走帐篷就消失，所以，游牧民族的核心资本即是金银类的实物资本，又是牧群数量的活物资本，拥有更多的牧群可以使得资源丰富供养更多的游牧民族。

所以游牧民族的强大与弱小和牧群的大小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活物资本有脆弱的一点，那就是容易损失，牧群虽然支撑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但是也限制了游牧民族，虽然他们吃肉喝奶，长期生活在高热量的物资之中，又由于从小放牧使得骑兵战术娴熟。

但是牧场也有自己的极限，也就是说牧群的大小是有其极限的，如果当牧群超过一定极限的时候，就会发生旱灾，然而一旦发生类似于旱灾或者冰冻的天灾的时候，牧群数量就会骤减，这就会造成游牧民族的衰落。

但反过来看农耕民族就不同了，农耕民族非常善于耕种，虽然从热量上看，吃肉喝奶的牧民要比吃饭吃菜的农民健壮。

可问题在于农民就如同庄稼一样，极容易扩张，只要几场丰收，就能储藏大量的粮食，而拥有了粮食就等于拥有了其他劳动力，那么其他工种就非常容易出现，这就导致了农耕民族虽然在战斗力方面差于游民民族，但是其恢复力极快。

所以北方游牧民族通常可以在战争中打败农耕民族，但是农耕民族恢复的特别快，并且筑城技术的不断完善，使得虽然农耕民族不善于在野外与游牧民族作战，可形成的堡垒营寨，形成了相互依托相互守护的堡垒，即便一座堡垒失陷，其他堡垒仍然能有效。

这就导致了游牧民族虽然很容易可以击败农耕民族，但是却难以真的从根本上瓦解农耕民族，相反，自己的弱点就暴露了出来。

那就是，随着春秋战国的结果，秦国的灭亡，时代进入了汉朝，这时候在东亚，两股大势力都处于自己最饱满的时间。

一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大决战即将上演。

也就是说匈奴和汉朝之间的战争，并不是简单的一场战争，而是两个大国之间的生死大决战，这场决战的胜者将会决定未来很多事情的走向。

可以说，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大战。

而结果却是彪悍的游牧民族战败，从而走向分裂，那么这是为什么？

因为，游牧民族的脆弱特点被汉朝抓住了，并且扩大了。

111，中世纪的迷局（3）

这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大决战之所以会上演，是因为双方的势力开始走向均衡，所以大战必然爆发，对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之前，匈奴都一直威胁着中国，随着长城的完成，使得这种情况出现了一点改变。

长城能防御骑兵么？

答案就是不能，长城并不能能够阻止骑兵的冲击，但是长城却有自己的意义，那就是长城能决定决战的地点，这就是长城的意义所在。

如果没有长城，那么匈奴人可以肆意的纵横于秦汉两朝的境内，这样就自然要处于劣势，然而长城出现后阻断了其肆意的进入农耕民族腹地，如果想要进入就需要大战，而能通过大军又处于战略要点的关键位置就那么几个。

也就是说，想要进入长城就要打败长城军团，这种态势使得长城吸引了对方的主力进行决战，这就限制了骑兵善于机动的特点。

但是匈奴人的势力一直强于秦汉，因为秦朝的快速灭亡使得农耕文明又陷入混乱，之后的汉朝在初期与匈奴人作战中战败，使得汉朝一直处于被匈奴压榨的情况之中。

然而这种情况到了汉武帝时代终于有了改变。

为什么到了汉武帝时代有了改变呢？

因为游牧民族既然是文明，那么就自然有其文明的特点，那就是族权文化，游牧民族长期袭扰边境，这种行为属于扩张行为，所以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内部自然有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扩张中获得了大量的资源，使得匈奴人的社会资源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自然矛盾较低。

但是当汉武帝集结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时候，开始供养起了一支骑兵部队，这只部队最大的意义，并不是打败了匈奴人的骑兵。

而是打败了匈奴人的联盟。

即是说原来匈奴人作战也有损失，但是这种损失并没有触及根本利益，然而当汉朝骑兵采取突袭的作战方式时候，就触及了对方的根本核心，那就是牧群与资本。

当偷袭得手的时候，游牧民族显示出了他的脆弱的一面，那就是当汉朝奇兵到处攻伐和偷袭的时候，游牧民族的资本出现了动摇。

也就是斩获的人员并不是对方的根本，而是斩获的牧群才是对方的根本，对方开始失去了生活的资本，那就是牧群。

牧群的丧失，使得战争的情况急转直下，游牧民族也终于暴露出自己的弱点。

那就是，兴于牧，败于牧。

因为度娘原因，下一段一节一节的发。

112，中世纪的迷局（4）

所以，牧群是匈奴人的根基，过去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战，很难触及到游牧民族的根本，那就是牧群，只是击败了游牧民族的士兵，不能从根本上打败对手。

因为战争必有损耗，胜败有都正常，自然是匈奴强于中国，但是随着袭扰的增多，匈奴人开始出现了牧群丧失的情况。这种现象非常重要。

假如相互对比就不难发现，即便是匈奴人攻占了农耕民族的城市，杀光了人，摧毁了基础设施，然而新的人口进入，很快就能从农业生产之中恢复。

然而当汉族的骑兵攻占偷袭牧群之后，牧群一旦丧失，那么游牧民族就会进入困难之中，因为粮食的耕种的速度要比牧群的繁殖速度快太多了。

所以，农耕民族虽然屡战屡败，但是却难以伤及根本，而游牧民族虽然强悍，但是根基极差，一旦失去了牧群的供养，那么结局就是走向被动。

这正是汉匈大战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伤到了根基的游牧民族开始出现了分裂，对于匈奴人来说，打击到了汉朝的任何部分，也都只是伤及到了官权系统的一环，那么其他环节自然要补充力量过来。

然而作为族权制度的游牧民族，一旦一些族权势力受到了攻击，那么就会造成匈奴人内部族权相互压制的动摇，也就是过去处于相对平衡的公族和旁族压制关系出现了心动摇。

最终，这种动摇使得匈奴人分裂，其中一部分加入了汉朝，另一部分决定西迁，这就是匈奴人由胜入衰的转变。

这时候的欧洲，刚好赶上了西方封建制度开始出现的时候，造成的罗马分裂使得匈奴人得到了机会。

于是上帝之鞭开始强大起来。

公平的讲，之所以匈奴人会最终再次战败，理由其实和在亚洲是相同的，那就是匈奴人虽然轻易的建立了强大的大国，然而从根本上匈奴人却难以击败农耕文明。

所以，当阿拉提死亡的时候，匈奴人陷入了自己的再次衰落，但是匈奴人的出现造成了一个关键事情，就是日耳曼人的西迁。

他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改变了欧洲前进的方向，最大的改变就是使得原本的欧洲势力开始衰落，新的欧洲势力开始崛起。

这就为中世纪的开始打下了基础。

然而中世纪的开始，并不太平，相反是在不断的战争之中进行的，这种战争的状态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快速形成。

可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