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你不知道风的多情与无情
如果我们将任何基因都作为一种文化来认识的话，势必失去了规律。英国作家勃库尔民在《英国文明史》中说：“如果把一国人的恩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能令人惊奇地发现它的动态是有一定规律的。”文化亦然。我们之所以将文化与文化基因区别开来，就是要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稳定性。文化作为物质与精神的结晶它是稳定的，而文化共因的发展则是活跃的、不稳定的。如果我们只注意对文化上的一两件器物或一个人的思想的考察，就很难发现文化的差异点与规律性。基因是文化的许多具体而生动的材料，但并非文化。因为事实上文化是物质与精神形态的一种结晶；它是一种结果的代表。例如我们把东西文化做一下比较，势必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基因是相同的，但最终形成的文化却是相异的，而文化就存在这种相异性之中。这正好象文学中素材与题材的关系，素材是题材的基础，但题材并非素材的总和。文化对于文化基因有一个扬弃的过程。
文化的研究当然要研究文化基因，但因为文化首先是一种结果的代表，所以即使研究文化基因是也必须以一定的结果为参照物，不然就失去了文化的规定性。不具有传承能力的文化基因，不能作为文化结果的代表
我们讲文化的稳定性并不否定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稳定性的待点也是相对的。在某一阶段盛行，而未被下一代继承的文化我们仍然称它为文化。我们常讲的汉代文化、唐代文化、宋代文化等等就有这个意义，那只是稳定在某一历史阶段而已。文化基因有盲目的基因，也有自觉的基因。对于民族文化的主体来说，它的作用是非目的性的称为盲目基因（亦可称为朦胧基因），对于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是目的性的就叫做自觉基因，盲日的文化基因对于文化的参预是缓慢的，而自觉的文化基因对文化的作用力则比较迅速。鸿荒的远古文化的形成基本上是盲目基因作用的结果，所以在时间上就相当漫长；而近代文化的基因多以自觉的方式加入文化，这就加速了新文化的形成，也加速了文化的交流。
我们所讲的文化基因也是个相对的概念，许多文化基因构成时代文化，而时代文化对于民族文化的总体来说又具有一定的文化基因的性质，每个民族文化对于世界文化来说也就具有文化基因的属住。每个民族文化的稳定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在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特色，不能吸收的文化犹如不能进食的病人，必然失去生命力，只有不断吸收不断更新着的文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化。
六 风过境之际
水寒彻骨 浑身颤抖 先砍去那些芦苇 那些世上最美的芦苇 那些离不开太湖 太湖也离不开它们的芦苇 留在湖底的芦苇根利如刀戟 大多数人的脚被扎出血来 浑浊的殷红一股股地回旋在湖水间 就像太湖在流血
水寒彻骨 浑身颤抖 先砍去那些芦苇 那些世上最美的芦苇 那些离不开太湖 太湖也离不开它们的芦苇 留在湖底的芦苇根利如刀戟 大多数人的脚被扎出血来 浑浊的殷红一股股地回旋在湖水间 就像太湖在流血
茫茫旷野 草木凋零 山寒水瘦 那丰茂碧绿的夏天和五彩斑斓的秋天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 荒漠的大地将要躺在雪白的大氅下 闭住眼回忆自己流逝的日月
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 都熨帖着大地 潜伏在深谷 君临万物的高度 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 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 于是亟亟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
夕阳下的绵绵沙山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 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进行分割 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 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 日夜的风 把风脊 山坡塑成波荡 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 不含一丝涟纹
天黑严以后 他还没有回家 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 望着满天的星星 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 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 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 又是幽深而莫测的 他突然感觉到 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 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
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 侵占去大部分的夜 夜仿佛纸浸了油 变成半透明体 它给太阳拥抱住了 分不出身了 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 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
翠翠每天皆到白塔下背太阳的一面去午睡 高处既极凉快 两山竹篁里叫得使人发松的竹雀和其它鸟类又如此之多 致使她在睡梦里尽为山鸟歌声所浮着 做的梦也便常是顶荒唐的梦
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 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 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 你并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突然改变方向 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
我扶风而来，没有身着古典的裙衫，没有斜插碧玉簪子，也没有走着青莲的步子。我寻江南而来，没有携带匆匆的行色，没有怀揣寂寞的心情，亦没有心存浓郁的相思。我只是来轻扣深深庭院里虚掩的重门，来寻觅纷纷絮雪间清淡的幽香，来拾捡惶惶岁月里繁华的背影
如果世间真有这么一种状态：心灵十分充实和宁静，既不怀恋过去也不奢望将来，放任光阴的流逝而仅仅掌握现在，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不快乐也不忧愁，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就可以说自己得到了幸福。—— 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
七 风过边城
一座城市真正的气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国显贵，而在于收纳了多少飘零智者。一座城市真正高贵，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不再成为对手，甚至成为朋友。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拥有很多"精神孤岛"，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也不管他们曾经在别的地方有什么遭遇。
一座城市真正的气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国显贵，而在于收纳了多少飘零智者。一座城市真正高贵，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不再成为对手，甚至成为朋友。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拥有很多"精神孤岛"，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也不管他们曾经在别的地方有什么遭遇。
宋代历时三百二十年，这期间西方仍然陷落在中世纪的漫漫荒路中，只有意大利佛罗伦萨那几条由鹅卵石铺成的深巷间，开始出现一点社会的清风。在南宋王朝最终结束的那一年，被称为欧洲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的但丁才十四岁。直到一百七十年后，文艺复兴的第一位大师达芬奇才出生。
与白居易同岁的刘禹锡，同样成了咏史的高手。他的《乌衣巷》、《石头城》、《西塞山怀古》、《蜀先主庙》，为所有的后世中国文人开拓了感悟历史的情怀。李白、杜甫、王维真要羡慕他们了，羡慕他们能够那么潇洒地来观赏历史，就像他们当年观赏山水一样。
再过三十年，又一个未来的诗人诞生。他不仅不太愿意观赏山水，连历史也不想观赏了，而只愿意观赏自己的内心。他，就是晚唐诗人李商隐。
唐代，就这样浓缩地概括了诗歌的必然走向。一步也不停滞，一步也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霓。
再过三十年，又一个未来的诗人诞生。他不仅不太愿意观赏山水，连历史也不想观赏了，而只愿意观赏自己的内心。他，就是晚唐诗人李商隐。
唐代，就这样浓缩地概括了诗歌的必然走向。一步也不停滞，一步也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霓。
李白、杜甫、王维，三位巨匠，三个好险。由此足可说明，一切伟大的文化现象在实际生存状态上，都是从最狭窄的独木桥上颤颤巍巍走过来的，都是从最脆弱的攀崖藤上抖抖索索爬过来的。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烟消云散。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十七年后，一个未来的诗人诞生，那就是白居易。烽烟已散，浊浪已平，这个没有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孩子，将以自己的目光来写这场灾难，而且写得比谁都好，那就是《长恨歌》。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十七年后，一个未来的诗人诞生，那就是白居易。烽烟已散，浊浪已平，这个没有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孩子，将以自己的目光来写这场灾难，而且写得比谁都好，那就是《长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