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告诉你压力为什么使人痛苦










压力确实会把你的大脑搞得一团糟，各位备战心理学考研的小伙伴们，在复习的过程中要注意对自己的心态进行调整，避免压力过大导致复习效率下降。慢性压力能通过阻塞一个名为“神经突蛋白（neuritin）”的基因，来制造许多与情绪异常有关的大脑变化，通常加强该基因的活性通常能保护大脑远离那些混乱。该研究结果找到了生物体中导致沮丧、焦虑、躁狂型抑郁症的机制，并提供了寻找药物治疗这些症状的新手段。



研究表明，情绪异常会对人们的大脑和生活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尸体解剖和脑部扫描显示情绪异常或有抑郁症病史的人的海马体（大脑的记忆中心）会产生一定的缩小和萎缩。情绪异常的人通常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一种保持神经元健康的生长因子）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他们的神经突蛋白基因的活性也会偏低，该基因能编码同种名称负责保护大脑可塑性的蛋白质。



美国耶鲁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罗纳德.杜曼（Ronald Duman）和他的同事想知道在情绪异常的时候神经突蛋白是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以及它在抑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中的作用。研究人员通过给大鼠施加慢性的不定的压力诱发它们出现抑郁症的病状。在三周的时间里，研究人员剥夺了它们进食和玩耍的权力，孤立它们，打乱他们的生物钟，直到这些大鼠对进食甚至甜品都失去了兴趣。大鼠们在放满水的浴盆中也放弃了游泳一动不动（这是检测啮齿动物是否抑郁的一种方式）。



所有表现出抑郁的大鼠的神经突蛋白基因都活性较低，但是在服用了抗抑郁药物后神经突蛋白的水平就会有所回升。该 研究 报告6月25日发表在《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研究小组还发现给大鼠注射某种能触发神经突蛋白基因表达的病毒后，即使小鼠正处于慢性压力下，其神经突蛋白含量也会增加，防止脑细胞萎缩和其他脑组织产生变化。

“神经突蛋白产生的影响就像抗抑郁药物一样，”杜曼说，“我惊讶的发现这种分子本身就能阻止压力和抑郁带来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了解神经突蛋白的作用，研究人员抑制了另一组小鼠该基因的活性但并没有施加外界的压力，结果这些啮齿动物表现了出同上一组小鼠一样的抑郁症状。

“实验结果为压力促进了情绪异常又增加了一些证据，同时也表明了仿照神经突蛋白的作用是治疗抑郁症的另一种方式。”并没有参与该研究的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系统学家约翰.纽迈尔（John Neumaier）说，“这是一项伟大的研究，它从生物学的层面分析了抑郁症和抗抑郁药物，为治疗抑郁症提供了一个新的想法。”



目前仅有约30%情绪异常的人能通过使用现存的抗抑郁药物得到有效缓解， “但在将一些新发现运用到新临床药物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如果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神经突蛋白将会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投射性认同发端自 Freud的投射概念，后由 Klein正式提出，经过 Bion，Resenfeld，Grotstein等人的发展，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内涵演变经历了从单向投射到双向互动，从内心幻想到现实交流，从母婴关系到咨访关系的三次重要转向。投射性认同较投射而言是一种更成熟复杂的防御机制，与移情的差异则体现在起因、内容和结果等方面。力比多学院（Libidos.cn）教研组提醒各位心理学考研人，近年来，神经精神分析的兴起与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理解投射性认同的发生机制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基础，各位研友也要记得生活与考研同步哦。


1 引言
投射性认同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发端自 Freud的投射(projection) 概念，后由 Klein于 1946年正式提出，近 70年以来，经 Bion、Resenfeld和 Grotstein等人的发展，已经成为精神分析乃至其他众多学科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在 Spillius和 Shaughnessy (2011)看来，人们对投射性认同这一概念的广泛兴趣不仅来自于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重要临床价值，还在于它是人际间交流互动的一种普遍形式。相关研究表明，投射性认同不仅影响领导在决策过程中身份认同感的形成 (Petriglieri & Stein，2012)，也涉及中国文化中夫妻关系的动力情境与夫妻间内隐和外显态度变化，以及具象的内部客体如何结合并形成概念、思想、符号和隐喻等抽象内部客体等问题的应用研究 (Shi & Scharff，2011；Avzaradel，2011)。然而，由于投射性认同较其他心理防御机制而言具有更复杂的表现形式，这决定了它自出生起就饱受争议 (Sweet，2010)。对此甚至有学者声称：“投射性认同产生的争议和其带来的启发一样大 ” (Buckingham，2012)。本文拟就投射性认同内涵演变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将其总结为三次重要转向，同时横向比较其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异同，最后对其最新发展态势做出总结和展望。


2 投射性认同的内涵演变
投射性认同的内涵演变经历了从单向投射到双向互动，从内心幻想到现实交流，从母婴关系到咨访关系的三次重要转向。投射性认同在一开始只被视为一种婴儿被动消极的防御机制，后经由 Klein发展而演变为一种婴儿在幻想中与母亲双向互动交流的模式 (Spillius，2011)。而在 Bion(1962)看来，这种互动模式不仅存在于婴儿的内心幻想之中，还是其借由母亲在现实中对其投射内容的接收和容纳而重新建立自身情感和经验的过程。当代分析师则不仅关注存在于母婴关系中的投射性认同，还对临床治疗中可能出现的投射性认同现象进行了探讨。
2.1 从单向投射到双向互动
投射性认同是 Klein晚年引入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并成为其追随者的一个研究重点。但早在 Klein之前，Freud (1921)就已经对群体中出现的投射性认同现象进行过相关论述。在他看来，个体通过投射把内在不被接受的情感和欲望转移到他人身上，就能将内外部的威胁体验从意识领域转移到潜意识领域，降低内心的焦虑和冲突，从而使自己避免主观知觉到的危险 (Grant & Crawley，2002)。认同 (identification)也在个体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体通过认同这一防御机制对榜样的行为方式进行模仿，就能在幻想中占有其特质，提高自身价值感。根据 Freud，儿童正是通过认同代表着自我理想 (ego ideal)的父性法则才得以克服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Complex)，习得社会道德规范，并进入秩序社会中(Freud，1921)。


在 Freud的概念中，投射和认同虽然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心理发展，但却分属两个相对独立的心理防御机制。正是在对这两个概念整合和改造的基础上，Klein (1946)提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防御机制 ——投射性认同，指称“一种构成攻击性客体关系的原型的特殊认同形式 ”。在她看来，投射性认同是婴儿以分裂 (splitting)的方式来应对内心冲突的一种防御机制。当母亲无法带来满足体验时，婴儿会产生一种迫害性焦虑，将自我中富有攻击性的、焦虑的部分通过呕吐或排泄等幻想方式投射给母亲，并在潜意识幻想中使母亲认同这些被投射的部分，从而摆脱或攻击摧毁自我中的破坏性部分，缓解内在焦虑和危险，实现对母亲的控制。这一观点意味着，Klein在将投射和认同联结为同一机制的两个阶段后，母亲就不再仅是一个被动的被投射者，而能够主动地通过认同与婴儿进行双向互动。 Klein的这一观点虽然仍将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局限于婴儿的潜意识幻想之中，但却首次突破了 Freud单向投射的藩篱，从而更凸显了客体母亲之于婴儿心理发展的重要性。这种思路的转变也是客体关系学派区别于古典精神分析的重要标志之一。


Klein (1946)认为投射是一种 “投射进 ” (project into)，而不是 “投射到 ” (project onto)。换言之，投射性认同是一种自体的成分有力地进入客体并控制客体的过程，被投射的往往是部分的自体，而不仅仅是情感和态度。并且，投射的内容不只是迫害性焦虑等坏的部分，有时还有好的冲动和爱的情感。这些好的部分对婴儿发展真实客体关系，整合自我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婴儿通过将自身好的部分投射向客体，并将其再次内投后，就能在内心世界建立起一个支撑自己的强大的好的内部客体。但是，如果这些好的部分被过度投射进客体，就会造成客体过度理想化，从而导致婴儿自我的弱化，使其自我发展贫乏，过度依赖他人。这些观点不仅大大扩展了投射性认同的范围，也暗含了后来被 Bion所强调的现实中的人际交流功能。




2.2从内心幻想到现实交流
Ogden (1979)认为投射性认同是从内心通往人际之间的道路，这一观点反映了投射性认同内涵演变中的第二个重要转向。在 Klein那里，投射性认同被理解为一种婴儿内心的全能幻想 (即幻想自己无所不能 )，仅仅发生在其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之间，而现实的客体母亲并未被影响。而在 Bion看来，投射性认同不仅是婴儿的全能幻想，还发生在现实的事件中 (Goretti，2007)。因此，他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全新的改造，将投射性认同拓展到人际之间，把它从一个人的内心幻想转变为两个人在现实中的复杂关系事件。


在早期，Bion继承了 Klein投射性认同概念的基本涵义，并做了两方面的扩展 (Bion，1957)。一方面，Bion扩展了投射性认同的内容。他认为，被分裂和投射的不仅是客体和自体的部分，还包括 Klein未提到的意识、注意、判断和知觉等心理过程。另一方面，Bion区分了投射性认同的两种形式。“现实性 ” (realistic)的投射性认同是一种带有原始交流目的的正常形式，它不仅是一种主观幻想，还是一种能对被投射者的心理产生影响的现实投射，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基础；病理性的投射性认同通常存在于精神病患者身上，患者在避免难以忍受的心理灾变时就会采取这种病态的方式，试图以一种全能幻想的方式来逃避现实。


随着临床实践经验的增加，Bion开始意识到人际环境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投射性认同不应该仅以防御为目的，在投射者和被投射者之间，这种机制也具有某种沟通的作用。因此，Bion用容器(the container)和被容纳者 (the contained)来解释投射性认同，认为投射性认同是反复发生在容器和被容纳者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一种二人系统的无意识交流模式 (Bion，1962)。母亲如同一个容器将婴儿所投射出的所有感觉都容纳进去，并借助其强大的心理能力的加工使它们变得可以理解和忍受，然后再将其返回给婴儿。这样一来，婴儿便能重新理解他的经验，并将内部客体转变为一个能够承受并缓和其焦虑的好客体，从而得到被支持和拥抱的感觉。这一过程的效果取决于母亲作为一个容器的心理加工能力，若母亲无法有效吸收和容纳来自于婴儿的投射，就会产生恶性循环(Vaslamatzis，2005)。Skogstad (2013)对此指出，Bion只注意到了母亲对婴儿投射的容纳，却忽略了母亲也会将自身的情感投射给婴儿。


2.3从母婴关系到咨访关系


现实交流不仅存在于早期母婴的关系中，还是精神分析治疗中患者和分析师互动的最普遍形式。Waska (2013)认为，投射性认同在咨访双方的内心互动和人际互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相较于 Klein由 Freud的成人治疗到儿童治疗的回溯，当代许多分析师在重新回归到成人治疗的同时，也将存在于母婴关系中的投射性认同扩展到咨访关系中，并更加关注投射性认同的病理性方面。
在 Rosenfeld (1964)看来，投射性认同是一种病理性现象，与早期自我的分裂有关。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中好与坏的部分都会分离出来，随后分别以爱和恨的形式被投射到外部客体中，这导致了自我中被投射的部分与外部客体之间相互混淆，临床上则表现为患者无法区分现实和幻想，也无法区分真实客体及其符号表征 (symbolic representation)。这些患者有时幻想自己无所不能，能够进入分析师的身体内部，攫取其所欲望的品质，并成为分析师的一部分；有时又幻想自己如寄生虫般生活在分析师体内，行为极其被动，希望分析师为自己主宰一切。


Rosen等(2001)认为，投射性认同开始于分裂这一防御机制，并进而转变为一种潜意识人际互动形式。患者会先否认并分裂出自身的某些方面，再将其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这一过程更接近简单的投射。但当分析师开始受到投射内容的影响，并不自觉地扮演患者赋予其的角色时，投射就开始演化为投射性认同。通常来说，当患者在潜意识中操纵和控制分析师时，分析师会表现得比其他人更易受到操控 (Meissner，2009)。Gostecnik等 (2009)提出了一种更具整合性的观点，认为投射性认同相继发生于个人内心和人际之间。个体首先会经验到某些自体无法接受的方面，再将其投射到外部客体上。这种潜意识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唤醒客体身上伴随于该投射产生的情感和焦虑，进而发展为人际间的情感互动行为。这种观点与 Bion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只基于临床角度去强调分析师的治疗者角色，而是对这种人际互动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进行更加广泛细致的探讨。
Grotstein (2005)认为，主体间的投射性认同不仅是 Klein提到的投射主体的潜意识全能幻想，还包括另外两个过程：第一，投射主体在意识或前意识层面上对感觉运动的感应，如刺激性行为的唤起 (心理上、生理上或言语上的故作姿态或假装正经 )；第二，被投射主体对投射主体的经验进行自发共情的模仿。Grotstein建议用投射性认同指代 Klein观点中有关潜意识全能幻想的部分，而将 Bion关于主体间交流的概念重新命名为“投射性超认同 ” (projective transidentification)。在他看来，Freud，Klein甚至 Bion都认为投射内容能直接进入客体，但事实上，投射内容并不能真正进入外部客体，因为被投射出的只是主体的内部客体意象，亦即 Klein所说的潜意识幻想。 Bion虽然在现实交流的层面对投射性认同进行了探讨，却从未承认投射内容能真正进入客体，因为他认为客体只是“被影响” (Gallese，Eagle，& Migone，2007)。

3 投射性认同、投射及移情的比较


由于投射性认同、投射及移情 (transference)等概念都涉及到现实焦虑或情感的转移，人们往往容易将三者混为一谈。但就投射和移情而言，它们都只是一种单向的情感转移，并不涉及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投射性认同的交流方面则是患者与分析师之间形成移情关系的重要条件。患者借由投射性认同将内心的焦虑和冲突转移到分析师身上，就能使两者间产生情感互动 (Milivojevic，2005；Geltner，2005)。因此与投射和移情相比，投射性认同更强调营造一种主体间互动的流动场域，这一特点为咨访关系中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实现提供了基础。


3.1 投射性认同与投射的比较
投射机制的发展伴随于婴儿客体关系的发展，并与其处理客体关系的模式相互印照。生命之初，婴儿从主客不分的混沌状态进入到将母亲知觉为一个独立于自身的外在客体的阶段，并在内心形成一个相应的内部客体意象 (虽然此阶段的内部客体还只是全好或全坏的部分客体 )。对应于这个阶段，婴儿的投射内容来自于对焦虑的直接现实感受。由于缺乏对自身的认知评估能力和对焦虑的整合反思能力，他投射的内容多是片段的、不完整的，缺少与客体的有效沟通。但无论投射的内容如何，客体总会给婴儿一个反馈，结果是婴儿得到了一个新的信息，并再次对它进行直接的、片段的解读。因此，这个阶段的投射过程对婴儿而言还只是一种歪曲盲目的交流方式，但它的意义在于给婴儿应对内在焦虑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帮助婴儿有效地应对难以解决的内心冲突。随着认知能力和整合能力的发展，婴儿逐渐形成成熟的自我和完整的心理结构，开始有能力将部分客体整合为一个完整现实的客体，其投射机制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阶段主体开始有能力正确地评价和整合自身的内在焦虑，其投射的内容也更加明确 ——不再只是某种片面极端的情绪，而是一种对现实焦虑的综合感受。这时，对于客体 (母亲或分析师 )来讲，对投射内容的有效吸收、评估、处理和反馈就显得尤为关键。客体将投射内容转化为一种可以被理解的情绪，赋予其合理成分，并传递给主体，使主体对自身有了更好的觉察，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有效的投射性认同。



投射并不会随着投射性认同的发展而消失，而将与它共同作为重要的心理防御机制继续发挥作用。Kernberg (1987)在心理病理学的表现形式上对两者作出了区分。第一，投射主要发生在神经症状态下，它建立在以压抑为中心的自我结构基础上，并以此作为基本防御机制；投射性认同主要发生在精神病和边缘性状态下，它建立在以分裂为中心的自我结构基础上，并以此作为核心防御机制。第二，在投射中主体通过有效的防御疏远客体，与它保持距离；在投射性认同中主体通过防御内心中无法忍受的部分来控制客体。第三，在投射中主体对被投射的客体缺乏共情 (empathy)，且无意引发客体对其接收到的投射内容进行回应；在投射性认同中主体对被投射的客体保持共情，并在潜意识中诱导客体对其接收到的投射内容进行回应。
3.2投射性认同与移情的比较


移情在分析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患者将自身心理结构和早期经验所塑造的情绪体验转移到分析师身上。这种转移并不是患者对过去经验的简单歪曲或重复，而是患者对与分析师间的治疗互动的解释，是早期人际关系模式的激活和重现。 Waska十分强调在分析过程中时刻保持移情关系，以探求咨访关系中出现的投射性认同。在他看来，从投射性认同向移情的转变建立在内心幻想的基础上(Waska，2008，2010)。个体借由潜意识幻想将自身投入到客体之中，就能从客体内部去影响客体的情感(Busch，2006)。


内涵的相似往往容易使人们将投射性认同和移情混为一谈 (Holmes，2014)。Kohut(1971)提出的镜映性移情 (mirroring transference)和理想化移情 (idealizing transference)就是某些自恋性人格障碍患者在分析过程中出现的类似病理性投射性认同的现象。不过，它们虽与其在某些病理表现上十分相似，但却有标志着治疗进行到一个新阶段的积极意义，因此绝不能将二者与投射性认同混为一谈。移情和投射性认同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起因不同。移情是早期人际关系模式在特定情境下的重现。例如，患者现在的人际模式往往是早期人际关系模式的强迫性重复，而他对当下咨访关系的体验正好诱发了这一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咨访关系就成为联结潜意识和意识的桥梁和产生移情的诱因。而投射性认同的出现则是患者对内心难以忍受的体验和冲突的拒绝和防御的结果。其次，内容不同。在移情中，其转移的内容主要是患者当下的情绪体验，其本质是早期的关系模式。而投射性认同并不只是情绪体验和早期关系模式的转移，还包括自体内部的焦虑和冲突等一切主体在潜意识层面所拒绝之物，有时甚至包括好的冲动和爱的情感。最后，就其结果来看，投射性认同的体验和冲突会在自体内部形成一个带有浓重自体色彩的客体意象，主体将自身的某些品质赋予了内部客体，而移情过程则没有这一产物。


移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潜意识的投射过程，个体并不清楚影响其当下行为的正是过去的经验 (Zepf & Hartmann，2008)。精神分析的目的正在于帮助患者意识到并理解那些经由投射而被转移的内容，从而使潜意识过程意识化。对分析师来说，为了将这种潜意识中的投射和移情机制揭示出来，其运用的最主要的处理方法就是对在较长时间里反复发生的与潜意识冲突有关的事件进行解释，具体包括患者的梦、幻想、对分析师的反应以及对生活事件的描述等。有效的解释往往来自于分析师对患者的主观体验和那些被压抑、否认或投射的内心体验的共情性理解。在 Kernberg (1997)看来，解释针对的应是此时此地的感受，而非过去的体验，并且只能随着分析的进行逐渐将当下的体验和与之相关的彼时经验联系起来。否则，任何“操之过急 ”的解释都容易因触发患者的创伤经验而导致其阻抗 (resistance)行为的发生。这是因为，解释的目的在于帮助患者提高自我意识的水平，知晓当下的种种不适正是来源于某个业已过去的不快经验，而非让患者再次经历彼时的创伤体验。由于分析师对患者内心世界的理解大多来自于其所接收到的患者的投射和移情的内容，以及自身对这些内容的反应，因此，无论是患者指向分析师的投射和移情，还是分析师指向患者的认同和反移情 (countertransference)，都是分析师探索患者内心世界的必要工具。


总结与展望


时至今日，投射性认同自提出伊始已走过了近 70年的历程，其内涵经由发展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它不再只被看成一种对现实状况消极被动的防御，更被视为一种潜意识中的人际互动形式。对患者而言，它是一种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更好地适应主客体关系，降低现实焦虑的有效方式；对分析师来说，它是帮助患者解释阻抗，修复创伤的重要手段。 Klein引入投射性认同的概念，既是对投射的一个补充和修正，也契合了婴儿生长过程中防御机制的发展情况。生命初期的投射还属于一种较为原始的防御机制，而投射性认同的出现则是婴儿整合能力的发展、自我的成熟、心理结构的完善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更为成熟复杂的心理机制。但这一机制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投射到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事实上，在个体以后的生活中，它们会共同作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之中，具体区别表现在两者发生原理、表现形式以及主客体的相互关系等方面。与移情类似，投射性认同也是一种患者将自身心理结构和早期经验所塑造的情绪体验转移到分析师身上的过程，但同样不能因此模糊两者在起因、内容和结果等方面的差异。


内涵演变的三次重要转向不仅反映了投射性认同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其价值的普遍适用性。但需明确的是，这三次转向的共同之处在于：分析师只是基于临床实践对其内涵和取向进行修正，并无法获得科学实证层面上客观证据。近年来，神经精神分析 (neuropsychoanalysis)的兴起为精神分析和实证科学的对话提供了可能，也为人们重新定义和理解投射性认同打开了全新的视角。当前来自人类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系统 (mirror neurons system)的证据表明，当个体执行某个动作 (包括面部表情 )或观察其他个体从事相似动作时会激活大脑皮层中类似的神经系统
(Molenberghs，Cunnington，& Mattingley，2012；Cook，Bird，Catmur，Press，& Heyes，2014)。Gallese (2014)进一步指出，由镜像神经元活动所产生的具身模拟 (embodied simulation)可以被视为传统精神分析领域内的交互主体性实现的神经基础。按照传统精神分析的观点，虽然分析师对患者情绪表达的自动化模仿以及由此产生的投射性认同不是治疗本身，但却能为分析师共情地理解患者提供重要依据。相似的推理也支持患者移情反应 (transference reaction)的概念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师的行为类似一种 “黑屏”模型，分析师几乎没有发出任何行为和情感的信号。然而，神经精神分析认为，由于咨询过程中分析情境的互动性，患者对分析师的行为和情感表达的观察有可能激活了患者的某一神经模型 (这种模型正是分析师大脑中被激活的 )，并进一步触发患者产生一种自动化的模拟与移情反应 (Gallese et al.，2007)。当然，目前的实验证据主要集中在移情与镜像神经元关系的探讨上，未来的研究能否借助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活动规律与镜像机制的复杂特征来检验传统精神分析关于投射、移情与投射性认同之间的差异将会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童年有创伤带来的"后遗症"








许多家长都意识到，孩子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对今后的生理、心理健康有持久影响。虐待、创伤、家庭争吵等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似一双邪恶的大手，常常将孩子们拉离通向幸福健康的轨道。中间的机制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已有的研究表明，不良成长环境可能增加抽烟、饮酒等健康风险行为，进而对成年后的健康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不良环境可能通过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影响人的健康水平；另外，人在成长关键期遭遇不利事件带来的长期压力，也可能改变大脑结构，干扰压力应激系统的平衡。2月2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项研究，对这三种可能的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1]
童年不良经历与适应负荷


研究数据来自英国1958年的全国儿童发展研究（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法国研究者克里斯蒂娜·芭伯扎·索黎斯（Cristina Barboza Solís）及其同事共收集了1958年某一周内出生的9377名英国公民从出生到44岁的数据。童年不良经历数据则来源于参与者7、11、16岁时父母或老师回答的问卷。这些童年不良经历可分为6类：
被收养或受到其他公共/资源照顾；
营养不良或不卫生等生理忽视；
家庭成员或孩子自己进过监狱或被监视；
父母离异或分居；
家庭成员罹患精神疾病；
家庭成员有酒精滥用问题。
在这6项童年不良经历中，采取1（有）、0（没有）计分，总分数为6个来源的分数的加和。可以发现，这些童年不良经历主要针对不良家庭环境（孩子生活的直接环境），并没有涉及自然灾害等宏观环境。


适应负荷（allostatic load）是测量人体经年劳损状况的生理指标。它像年轮一样，能反应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环境适宜时，身体的损耗就少；而环境条件恶劣时，身体就需要花更多的力气，以维持内在环境的稳定，损耗也就会相应增加。适应负荷的数据来自于参与者44岁时的14个生理指标，这些生理指标与身体应激水平有关，涵盖4个与压力相关的生理系统，分别是：神经内分泌系统（如唾液皮质醇）、免疫和应激系统（如胰岛素样生长激素）、代谢系统（如高密度脂蛋白），以及心血管和呼吸系统（如收缩压）。同童年不良经历的计分方式类似，适应负荷的计分为14个生理指标分数的加和，总分为14分。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研究作者指出的，这14个生理指标的选取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只是基于之前其与压力、健康相关的研究发现。
童年不良经历如何影响中年时的健康？


研究表明，在控制了早期环境变量后，童年不良经历确实能预测一个人44岁时的身体劳损状况——不良经历越多，劳损状况越严重。对男性而言，与没有童年不良经历的人相比，每增加一项童年不良经历，适应负荷的得分平均增加0.18，有两项甚至更多项童年不良经历，适应负荷的得分平均增加0.46；而对女性来说，一项童年不良经历会让适应负荷的得分增加0.24，两项及多项童年不良经历则增加0.42。
但童年不良经历对适应负荷的-----影响中，有近70%是通过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变量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这二者属于中介因素。研究中，作者选取了23岁作为成年早期健康行为的取样点，选取33岁（大多数人此时婚姻、工作状况已日趋稳定）作为社会经济因素的取样点。结果发现，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来说，童年不良经历都是通过影响人在23岁时的健康行为（如吸烟、饮酒、运动），以及33岁时的社会经济地位（如家庭财富、社会地位、婚姻状况）来影响适应负荷的。在控制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因素后，童年不良经历对适应负荷就没有显著影响了。



比如对女性来说，23岁时的BMI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低于标准体重会让适应负荷平均减少0.25，而超重则会让适应负荷增加0.85。另外，人在33岁时的社会财富（基于房价和房屋所有权的数据，转化为百分数）能显著减少适应负荷——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社会财富，适应负荷可降低0.43。此外，单身人群比已婚人群的适应负荷平均高0.22。


这次研究是首个将童年经历和人们44岁时的生理状况联系起来的大样本纵向研究，揭示了童年不良经历如何通过成年初期的健康行为和而立之年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中年的生理健康。值得指出的是，研究采用了童年期当时的前瞻性数据，进而避免了采用成年后回忆的回溯性数据可能带来的隐瞒、误报等偏差。由于数据比较完整地记录了研究对象生命轨迹各个阶段的详细状况，该研究得以区分并控制行为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但研究中缺失的数据并不满足随机假设，从而可能带来数据选择偏差。此外，研究者尚不清楚是否有其他关键的中间变量和混淆变量未包括在模型中，因此研究结果仍待进一步探究。

人真的可以选择性遗忘吗？






人脑这个大约由140亿个细胞构成、重约1400克的物件，其储存信息的容量竟然相当于10000个藏书为1000万册的图书馆，可谓是容量巨大。但并不是每一件经历的事情人们都能记住，也没有多少人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遗忘，是伴随人成长的一种常态。不少人却渴望拥有选择性遗忘的功能，借以忘记那些或伤心或难过的事情，只为寻得内心的安宁。


遗忘可存在于多种病态或正常人中，选择性遗忘是指一个人受到外部刺激或者脑部受到碰撞后，遗忘了一些自己不愿意记得的事情，或者逃避的事情或人或物。遗忘内容经过高度选择，以满足特殊感情的需要。例如完全忘记某一重大事件的经过，以致矢口否认此事曾经发生的事实，叫人很费解。


几个世纪以来，研究学者一直在探讨我们的大脑是否能够选择性地忘记过去。心理分析学家 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的记忆抑制学说认为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忘记不想保留的不良记忆，一个人可将记忆推到一边并忘记它。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在经历了创伤后的选择性遗忘对于当事人有一定好处，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我们内心深处想去忘记或不去想起某些事情，忘记或抑制不愉快的记忆，结果很可能真的会忘记不想留住的记忆（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何人们受到严重事件打击后会失去记忆）。


研究人员试图证实，即使不断得到提醒，人还是能够忘记自己希望忘却的记忆。他们让自愿参加实验的人作一种词汇搭配练习。练习时，研究人员向参加实验的人出示写着一对字词的卡片，如"折磨"和"蟑螂"，“苦难”和“老鼠”等。实验对象然后被要求忘记第二个词。过一段时间后，研究人员向实验对象再出示所有卡片上的第一个词。这应该能帮助后者回忆起第二个词。


但是，实验结果显示，实验对象无论如何都记不得第二个词了。比如，再次看到"折磨"这个词时，他们完全不记得和它相关的词"蟑螂"。就算研究人员"悬赏"，愿意给那些记住第二个词的人钱，还是没有人能得到"赏金"。


负责这项研究的安德森博士说，实验结果可以帮助科学家们更进一步了解大脑如何抑制对不愉快的事件或关系的记忆。这方面的研究对于理解那些曾经受到人身侵犯或性侵犯的人，为什么在经常与施暴者见面的情况下也记不得被侵犯的经历。安德森博士说，研究结果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可以忘记那些我们用不着的记忆，例如我们会记得早上把车泊在什么地方，却通常不会记得昨天把车泊在了哪儿。


通过催眠暗示等心理治疗之后，此种遗忘症状可以完全消失。上述心理性因素遗忘都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大脑皮层功能暂时受到抑制所致，并没有器质性损害。只是，可能很少人会愿意回忆起让自己痛苦的事情吧。


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人们选择性遗忘并不是从根本上删除某段记忆，只是潜意识把那些记忆深藏起来或用策略隔离起来，让你在大部分情况下无法回忆起那段记忆而已，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经历类似的情况），记忆还是有可能会重新浮现的。

智力和个性有何关联？










传统观点认为，心理学考研中的知识点个性和智力是人体机能的不同方面。然而，过去三十年的研究发现，智力是一种个性特点。在《剑桥智力手册》中，神经科学家Colin DeYong指出许多个性特点涉及认知过程和能力。 智力主要由智力测试来鉴定，而个性检测依赖于调查问卷。但这更多反应出部分心理学家缺少独创性，而非人类能力方面的真实差异。一种可能的理论认为，通过能力检测可以鉴定个性特点。比如，亲和力能够通过观点采择测出，自觉性可以通过自我控制测试测出，精神可以通过情感自我调节测试测出。将智力视作个性特点很有帮助，因为这将智力纳入观察。假定我们把智力放进一个更大的情形中，我们就能俯瞰所有不同的有趣的 的认知过程，情绪，动机的方式。


为了帮助大家这个情形，Colin DeYong分析了来自Eugene-Springfield社区的样品数据，这些样品由478位来自俄勒冈州Eugene和Springfield的居民组成，其中白人居多。参与者年龄介于20至85岁，涵盖了所有的学历。其中199位为男性，279人为女性。不存在种族差异，所以说，样品涵盖了一个很好的智力和个性范围，因此能从整个人群中找到某些智力和个性的联系。受试者参与了由15道多选题组成的智力测试，来检测其知识和抽象推理；以及个性测试检测45个维度的人类个性。 与之前的研究一致，智商与开放经历关系密切。9个维度的开放经历中，有8个与智力正相关，分别是：智力投入、才智创造力、心智反应、才智技能、自我反省、独创性、知识深度、想象力。有趣的是，智商与智力投入以及心智反应的关系密切高于想象力、独创性、知识深度，同时，智力和美丽敏感度没有关系。


在45维度的个性中，23个维度和智力没有关联。包括社交、亲善、武断、自信、饶舌、社会认识、温暖、愉悦、共鸣、合作、同情心、责任心、效率、职责心、目标性、小心谨慎、理性、完美主义、安静、冲动掌控、沉着、冷静，与安宁。这些特质和智力没有直接关系。 开发经历域之外的8个维度个性与智力关系密切，包括有组织，韧性、兴奋度、领导力、自我剖析、情绪稳定、性情温和、快乐。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之间的关联度，比智商与智力投入和心智反应要小。与此同时，智力与纪律性、道德、说教、柔情和社会性呈负相关性，但这种负相关性，比智力投入和心智反应的关联度要小很多。 基于这些数据，是否可以解答人们对个性的困惑？尽管仅是一组数据集合，但和其他研究一起显示，许多相关的个性域是种开放经历，尤其是某些维度，这些维度能反应某种能力和驱动力--这些体现在个体有意识探索的内心深处心智历程上。这些肯定对我们剖析个性很重要，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在认识、情绪、动机诸多差异，以及更多的方式，但这些方式却不能很好地用智力测试所鉴定。

猪也有感情，它们能够共享幸福，一起度过悲伤






据英国《每日邮报》1月15日报道，感情并非人类所独有。科学家研究发现，猪也有感情，它们能够共享幸福，一起度过悲伤。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的科学家将农场的猪分为16个小组，每组有6只，其中的两只要接受训练。接受训练的猪要么给它们放音乐，或给它们奖励巧克力、葡萄干，让它们体验幸福;要么把它们和同伴隔离起来，让它们体验不安的情绪。未被训练的猪仍然和被训练的猪呆在同一个猪圈，然后给它们放巴赫的音乐。
一部分训练过的猪能够相应地表现出幸福或是悲伤，然而大部分的猪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的。不过它们都被带往其他的猪圈，留下没被训练的猪。这些未经训练的猪不知道那些同伴会带向哪里，但是只要训练的猪表现出悲伤，未经训练的猪就会变得更加警醒，耳朵向后耷拉着;如果训练过的猪表现得高兴，未被训练的猪也会变得很高兴，摇着尾巴。
这一研究表明，猪能够和同伴一起体验幸福和悲伤。

常看色情片会导致大脑萎缩？








根据德国一项最新研究，观看大量色情影片的人，其大脑负责奖励和动机的区域体积可能会更小，活跃程度也会更弱。研究论文刊登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jamapsychiatry）期刊上。


来自德国柏林普朗克学会人类发展研究所的西蒙妮·库恩（simonekühn）博士，以及柏林查理特医科大学的尤尔根·加利纳特（jurgengallinat）共同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对64名21岁至45岁的健康男性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了他们观看色情影片的习惯等问题。同时，研究者还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测量了参与者的脑部容量，并观察了他们大脑对色情图像的反应。结果发现，与完全不看色情影片或图像的男人相比，经常观看这类作品的男性脑部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库恩博士指出：“我们发现看色情影片越多的人，其纹状体（大脑中与奖赏反应机制和动机性行为有关的区域）体积也越小。”她还补充道：“此外也发现，更常看色情影片的人，其纹状体的另一块会对性刺激做出反应的区域比较不活跃。”研究者还发现，纹状体和前额叶皮质（大脑外层与身体行为和决策相关的区域）的连接会因观看色情影片时间的增加而变差。


不过，这项研究并不能证明色情影片会导致大脑的改变。库恩博士指出，观看色情影片是否真正有害还不能得出结论。研究并没有显示观看色情影片就能导致脑容量和活跃度的减少。“因为实际上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由于看色情影片会导致大脑变化，还是天生拥有某种类型大脑的人，会更经常看色情影片。”库恩博士解释道，“很不幸，我们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仍不能回答这一问题。”不过她表示，研究结果是首次阐释了观看色情片与脑容量的减小，以及大脑对性刺激的反应减弱之间的关系。


对于这项研究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精神病理学院的格里高利·陶（gregorytau）博士则评论说：“凡事过量都不好，况且能适可而止并不可怕。”陶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他认为在这方面应该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而得出是否色情影片会导致大脑的变化将需要长期的研究。“有可能是有些人拥有某种大脑而更容易受到这类行为影响，”他说，“或者是，过量观看色情影片使得引起大脑的变化。或者，也可以是两者都对。”另外库恩耶表示，其他行为比如驾驶出租车等，都与改变脑体积大小和功能相关。他表示：“人们经常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可以塑造他们的大脑结构和功能。”

自古以来，预测未来运势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殷商的龟甲兽骨到今日的星座血型，人类似乎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可惜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或技术可以真正做到预测未来。然而最近，来自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系的约翰·加布里埃利（John D.E. Gabrieli）教授撰文指出，基于如核磁共振成像（MRI）等的新一代无创神经成像技术（noninvasive neuroimaging）可能为预测个人未来行为趋势提供新的参考。这篇综述今天发表在《神经元》（Neuron）上。


从神经活动到个人行为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神经学家通过研究一些特殊的损伤病例了解到了大脑许多脑区的功能。例如上世纪中叶，对因为手术切除海马结构而无法形成记忆的亨利·莫莱森（Henry Molaison，“病人H.M.”）的研究就揭开了学习记忆的形成机制。此外，对被铁棒穿过前额叶导致性格大变的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对因手术切断胼胝体而导致大脑两个半球无法协作的“裂脑人”等案例所进行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勾勒出了大脑运作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是现代神经科学的基础。


进入21世纪以后，大量更快、更好、对研究对象影响更小的研究技术被开发出来，神经科学研究也开始从特殊病例转向一般人群。短短数十年间，一个接一个脑区的功能被相继破解出来。以这些工作为基础，科学家得以将大脑某些特定区域和人的行为相关联起来。举个例子，人的前额叶（Prefrontal cortex）和高级智力活动密切相关，前额叶损伤的病人会表现出痴呆以及道德感丧失等症状；相对而言，前额叶发达的人则往往具有较高的智商和自制力。类似地，中脑腹侧被盖区（VTA）等脑区组成的“奖赏系统”与人的快感有关，这些脑区比较活跃的人往往更容易出现暴饮暴食、酗酒以及滥交等行为，反之，这些脑区特别不活跃者则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等问题。


尽管我们现在还难以确认这些神经学特征（Neuromarker）与人的外在表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加布里埃利教授相信，仅仅依靠统计学上的相关性，这些神经学特征就已经能为个性化医疗或教育提供重要的参考：“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严谨的因果关系才能做好我们的工作——当然，如果有的话总是最好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对于许多精神疾病患者而言，几乎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揭示哪一种疗法会更加有效。而如果体现相关性信息可以预示何种疗法最有可能有效，只要能推广，那也是很有裨益的事情。”加布里埃利对果壳网科学人说。
无创神经成像技术与大数据分析


从人类意识到大脑是思维的物质基础开始，就有人试图通过研究大脑来预测人的行为。但是大脑被完全包裹在颅骨这个“黑匣子”中，早期又没有合适的透视技术，因此当时人们都寄希望于通过观测人的头部特征来获取大脑的信息。从风靡于19世纪的颅相学（Phrenology）到给死囚做“死亡面具”，无数人在这方面做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尝试。但从20世纪中叶开始，对大脑的研究开始转入正轨，人们意识到大脑的特征不一定能从人的外表体现出来，于是乎那类看脸的研究也就慢慢沉寂了。
到了20世纪后半叶，由于物理学的进步，许多新的研究手段被开发出来，神经科学家们从此终于可以不用开颅也能知道大脑的信息了。其中，基于“核磁共振”原理所制造的核磁共振成像系统（MRI）可以像X光或是CT扫描一样“透视”大脑，同时还比它们拥有更高的分辨率且不会产生任何伤害。MRI目前已世界主流神经科学或心理学研究机构的标准配置。


加布里埃利认为，这种高性能的设备可以从人类大脑当中分析出海量的数据，结合现代的超级计算机与大数据算法，就可以借助这些数据对具体个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心理、健康乃至行为作出预测，从而实现个性化的医疗、教育和生活指导。


“我认为人的行为受到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包括文化、年龄，也许还有遗传和性别等因素——共同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足够多的样本来稀释这其中的某些差异。”加布里埃利在接受果壳网科学人采访时强调，“不过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在于做到比当前更好。对预测性神经科学的运用基于以下理念：某些因素对我们尤其重要，这些因素会导致同样的疗法或教育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结果。而我们如果可以从观测大脑来有效量化这些差异的话，就能更加个性化地为人服务。”


但即便基于脑成像的行为预测能够实现，也并不意味着人的“命运”是被预先决定的。 “相反，我认为我的工作实际上是反宿命论的。现在，精神病人接受治疗也好，学生接受教育也好，他们所接受的这些手段对他们是否有效现在无从预判。”加布里埃利说，“而有效程度是由个人特质和干预手段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了解何种疗法或是教育手段对具体某人的效果最好，从而针对性地选择有效的方法，而回避那些无效的。”


通过脑成像预测学习与认知表现


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过若干试图利用无创脑成像技术进行预测的研究，其中有不少都是针对成人或儿童的学习和认知表现展开的。加布里埃利指出，这些研究在未来将有助于为每个人量身打造个性化教育。
在2010年到2013年发表的几项研究表明，大脑背侧纹状体（dorsal striatum）体积较大的人会拥有更善于掌握电子游戏技巧，而与之相对地，这个脑区受损的病人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学习障碍。在21世纪初的一些研究则表明，大脑顶叶不对称以及左侧哈氏回（Heschl’s gyrus）的白质密度较高的人会拥有较好的外语学习能力。不但如此，还有一些通过对被试者进行实时观测的研究，更是直接将大脑的某些区域和特定的脑活动信号与特定的学习认知活动相关联了起来——这些神经学特征可以很好的反应一个人处于怎样的精神状态中。
有证据提示，大约有5%–17%儿童会在刚上学的时候出现发育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症状，这些孩子的外周器官都没有明显的缺陷，但是他们比其他儿童更难学会阅读。这种现象存在很明显的家族性。有一些研究指出，使用MRI扫描这些家族的新生儿大脑，经常会发现一类特征性的电活动。利用这些神经学特征来预测这个孩子在8岁左右是否会出现发育性阅读障碍，准确率能达到81%。与此类似，有一项研究表明，通过功能性MRI（fMRI）检测大脑右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的活跃程度可以预测青少年（8-12岁）在接下去几个月中的语言学习能力。无独有偶，在另一项研究儿童数学学习能力的实验中科学家们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研究人员发现大脑右侧海马灰质较大的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具有优势。


通过脑成像预测健康相关行为


除了学习和认知等与大脑直接相关的信息外，通过扫描大脑所能预测的事情还有更多，其中就包括健康预期以及治疗手段是否能够生效这样的切身大事。加布里埃利教授认为，这些信息可以为个性化治疗和保健提供至关重要的参考。


不少人都知道酒精对人，尤其是青少年身体的危害非常巨大。借助于MRI，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不少与酗酒相关的神经学特征。在最近几年的若干研究中，科学家发现那些大脑前额叶与前扣带回活跃度较低，而基底神经节比较活跃的青少年更有可能酗酒，之前的研究也提示这两些脑区和人的自制力密切相关。除了酒精的问题以外，研究人员还对诸如滥用药物、暴饮暴食以及滥交等危害健康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都在大脑中寻找了多处与之相关的神经学特征。


这些对神经学特征的分析不但可以预测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为疗法的选择提供指导。以抑郁症为例，当前的治疗手段，无论是心理干预还是药物治疗，其疗效和副作用都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但传统的诊断技术并不能很准确地对患者的特质进行分析。加布里埃利相信，如果将预测神经科学手段引入到诊疗中，那么这些问题就都能得到很好地解决。
这种想法并非毫无根据。研究人员发现，多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有效性和大脑中一个叫做前亚属扣带皮层（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的脑区的代谢水平密切相关。有证据显示，提升那一片脑区的活跃程度可以大大提升抑郁症的治疗效果。事实上，利用深度脑刺激（DBS）治疗抑郁症的技术就基于这些理论。在其它诸如强迫性官能症（OCD）、焦虑症、社交恐惧症等神经精神类疾病中，借助于MRI的个性化医疗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通过脑成像预测犯罪行为


至于预测神经科学所面对的最具争议的话题，可能莫过于对犯罪行为的预测。坦率地说，无论是对司法机关，还是对一般民众而言，通过技术手段建立一套犯罪预警机制都不算是一件坏事。然而，无论是19世纪末的“天生犯罪人”（born criminal）假说还是20世纪初的“优生学”（Eugenics），人类在这条道路上的尝试结果都非但没能阻止或预警犯罪，而且还造成了极为恶劣的伦理困境。可想而知，将利用脑成像预测行为的思路带入犯罪学领域，是背负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的。


许多犯罪行为都和人的冲动性、自制力以及暴力倾向等思维活动有关。201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某些惯犯的前扣带回活跃程度较低，而前扣带回在处理认知冲突的过程中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加布里埃利认为,这个证据对于犯罪预警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该神经学特征与其它预警犯罪的因子（年龄，精神疾病检测分数，药物滥用等）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对于将行为预测引入犯罪预警可能导致的伦理困境，加布里埃利表示：“我最感兴趣的目标还是帮助所有的孩子更好地学习阅读与数学，帮助所有的病人更好地接受治疗，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可我这种想法的。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利用这些信息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对果壳网科学人说，他所担心的伦理问题在于这种信息是否会被用作筛选标准，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而只为少数最可能成功的人服务。


当然，加布里埃利也清楚地认识到大脑的复杂性，承认有些问题可能并非依靠有限个神经学特征就能描述清楚的。“理解复杂的大脑与行为的联系是一个长期的科学任务，现在最大的瓶颈或许是人类无创脑成像技术的测量精度限制。”加布里埃利对果壳网科学人说，“这篇综述的重点在于，在现有观测精度与对大脑理解水平的框架内，这类成像手段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判断何种方法是最为有效的。我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想法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现。”

NIH：科学家发现大脑干细胞的意外作用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认为，大脑中的神经元仅在早期发育时期生成，并且无法补充。然而，最近他们发现，这些细胞具有分裂能力，并能在特定大脑区域中变成新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前体细胞的功能仍然是一个热点研究领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科学家报道称，小鼠嗅觉系统(处理气味的区域)中新形成的脑细胞，对于保持适当的细胞连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2014年10月8日的《Journal of Neuroscience》杂志。
本文第一作者、NIH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和中风研究所(NINDS)的科学家Leonardo Belluscio博士指出：“对于大脑干细胞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新作用，改变了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
嗅球(olfactory bulb)位于大脑前部，接收直接来自鼻子关于环境气味的信息。嗅球中的神经元将这些信息进行排序，并将信号转播给大脑的其他部分，这时我们就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的气味。嗅觉丧失往往是各种神经性疾病的早期症状，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和帕金森氏综合症。
在一个称为神经发生(neurogenesis)的过程中，成年以后生成的(adult-born)神经前体细胞，是在大脑深处的室下区中产生的，并迁移到嗅球中，它们认为那里是其最终位置。一旦在适当的位置，它们就与现有的细胞形成联系，并被纳入到神经环路中。
研究嗅觉系统的Belluscio博士，与NIH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神经发生研究员Heather Cameron联手合作，来更好地了解新神经元的连续加入对嗅球的回路结构有何影响。研究人员利用两种特别设计的小鼠类型，能够在成人中特别靶定和消除产生这些新神经元的干细胞，同时保持其他嗅球细胞的完好无损。这一特异性水平在之前并没有得以实现。
在第一组小鼠实验中，Belluscio博士的研究小组首先通过暂时堵塞动物的一个鼻孔，打乱嗅球回路的组织，来阻止嗅觉感官信息进入大脑。他实验室之前的研究表明，这种形式的感官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可使嗅球内某些预测戏剧性地被传播出去，并失去正常条件下表现出的精确连接模式。这些研究还表明，一旦感官剥夺被逆转，这种广泛被中断的环路，就可以自身重新组织，并恢复其原有的精度。
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中，Belluscio博士的实验室发现，一旦鼻子是畅通无阻的，如果新的神经元被阻止形成和进入嗅球，那么环路就仍然处于混乱之中。Belluscio博士称：“我们发现，如果没有引入新的神经元，那么系统就无法从破坏的状态中恢复。”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理念，他的研究小组在没有经历感官剥夺的小鼠中，消除了成年后生成的神经元的形成。他们发现，嗅球组织开始打破，类似于被阻止接受鼻子感觉信息的动物中所看到的模式。他们观察到，干细胞损失的程度和环路中断数量之间存在关联，表明干细胞的更多损伤，可导致嗅球中更大程度的混乱。
根据Belluscio博士介绍，人们普遍认为，成人大脑中的环路是相当稳定的，引入新的神经元会改变现有的环路，从而使其重新组织。他说：“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环路似乎是天生不稳定的，需要经常供应新神经元，不仅是为了在中断后恢复其组织，也是为了保持或稳定其成熟结构。尽管这种嗅球环路中细胞的不断更换，但在正常情况下它的组织并没有改变，这真的相当惊人。”
Belluscio及其同事推测，嗅球中的新神经元，可能对于保持或调节系统中的活性依赖变化很重要，这可以帮助动物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Cameron博士称：“我们非常兴奋地发现，新神经元可影响嗅球中神经元之间的精确联系。因为整个大脑中的新神经元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很可能其他区域(如海马体，参与记忆)中的神经发生，也产生类似的连通性变化。”
神经系统疾病和嗅觉系统变化之间关系的根本基础还是未知的，但是可能来源于我们对嗅觉如何起作用的更好理解。Belluscio博士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科学领域。我认为，嗅觉系统对神经活动变化非常的敏感，鉴于它与其他脑区的联系，我们应该深入了解嗅觉丧失和许多脑部疾病之间的关系。”

美国科学家让记忆操控成真 利用光即可抹去痛苦记忆








北京时间10月13日消息 科学日报报道，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神经科学中心和心理学系的研究人员利用光消除了老鼠的特定记忆，并证明了大脑不同部分是如何相互协作以取回情景记忆的基本理论。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卡尔?迪瑟洛斯(Karl Diesseroth)首次倡导的光遗传学(optogenetics)是一项利用光操控和研究神经细胞的新技术。光遗传学技术自问世后迅速成为研究大脑功能的标准方法。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田中一正(Kazumasa Tanaka)、布莱恩?维尔特根(Brian Wiltgen)和同事们利用这项技术测试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有关记忆恢复的观点。近40年来神经系统科学家提出理论称，恢复情景记忆——也即有关特定地点和事件的记忆——涉及大脑皮层和海马体之间的协调运作，海马体是位于大脑深处的小型结构。


“这一理论认为学习涉及在皮质里处理信息，而海马体在记忆恢复时会复制这种活动样式，使得人可以再次经历这一事件。” 维尔特根说道。如果海马体受损，那么病人会丢失长达数年的记忆。但在光遗传学技术问世之前，这一理论模型一直都很难直接测试。　　田中和维尔特根在实验中使用了转基因老鼠，这使得当神经细胞被激活时，它们都会发出绿色荧光并且表达一种蛋白质，后者使得细胞可以通过光来切断。因此科学家们可以确定在学习和恢复记忆时，大脑皮层和海马体中的哪些神经细胞被激活，从而通过一根光纤电缆发出的光来关闭它们。


科学家们把老鼠放在一个笼子中并对它们进行轻微电击由此来训练它们。一般来说处于新环境的老鼠会四处嗅探，但是当它们被放在一个曾经遭受过电击的笼子里时，它们静止在原地处于一种“恐惧反应”。　　田中和维尔特根首次显示他们能够标记参与学习和记忆的神经细胞，并论证了这些细胞在恢复记忆时会被重新激活。他们能够关闭海马体里的这些特定细胞，并证实老鼠会丢失不愉快事件的记忆。他们还显示了关闭海马体里的其它细胞并不会影响这部分记忆的恢复，　　维尔特根表示：“大脑皮层无法独立完成这一任务，它需要海马体的输入。这是我们领域里长久存在的基本假设，而田中的数据提供了证明这一假设真实性的第一批直接证据。
研究还调查了大脑皮层里的特定细胞是如何与杏仁核相连的，后者是大脑里涉及情绪和产生静止反应的结构。

认知能力的性别不平等






一项研究发现，改善生活条件和减少教育的性别限制可能改变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认知不平等的模式。
由于基于性别的认知差异的机制目前仍不清楚，Daniela Weber、Agneta Herlitz及其同事研究了改善生活条件和教育平等性对于认知的性别差异的影响。
研究人员研究了来自“欧洲健康、衰老和退休调查”的数据，在这个调查中，超过31000名来自13个欧洲国家的年龄超过50岁的男性和女性回答了问题，这些问题测试了包括记忆、数学能力和言语流畅性在内的认知功能。对这些数据的一项分析发现，认知能力的性别差异与受试者的年龄、来源国、受试者面对的生活条件，受试者进入成年期和中年时候该地区可以获得的教育机会有联系。特别是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以及性别平等教育机会得到扩展的区域，女性表现出了记忆功能相对于男性的优势不断增加，而男性的数学能力的优势减少。
研究人员说，认知性别不平等的这些变化可能源于女性比男性从社会改善中获得了更多，这让女性的一般认知功能增加的程度超过了男性。
原文检索：
Daniela Weber, Vegard Skirbekk, Inga Freund, and Agneta Herlitz. The changing face of cognitive gender differences in Europe. PNAS, July 28, 2014; doi:10.1073/pnas.1319538111

面部特征和第一印象







一项研究发现，客观的身体特征，诸如一个人的下巴、嘴、眼或者颧骨的形状，可能对于人们观察一个人的面部的时候形成的社会判断有贡献。社会特征的第一印象，诸如可信度、主导地位和吸引力，可以在最少100毫秒的时间里形成。理解、量化并且预测这类印象可能解释人们如何形成社会判断。
Tom Hartley及其同事分析了1000个变化很大的面部图像的身体特征。独立的裁判也对每一个面部的社会特征进行评分。研究人员把诸如眉毛宽度、嘴的区域以及颧骨位置等65个身体属性结合起来，构建出了一个模型，它可以仅仅根据身体属性解释评分者的第一印象的变化的58%。例如，嘴的形状和区域与可接近性有关联，而眼的形状和区域与吸引力有关联。
研究人员把这个过程逆转过来，创造出了一个模型从而生成模拟的卡通面部，让观察者产生了具体的、可预测的印象。研究人员说这些结果提示客观定义的身体特征可能形成社会印象的基础。
原文检索：
Richard J. W. Vernon, Clare A. M. Sutherland, Andrew W. Young, and Tom Hartley. Modeling first impressions from highly variable facial images. PNAS, July 28, 2014; doi:10.1073/pnas.1409860111

今天稍微看了二十篇左右，值得搬运的不算多，也就十一二篇，有几篇还是比较久以前的或者勉强搬运的（看在该文章字数的份上）。历史什么的就恕不搬运了，除非发表者参考了近期的论文然后再次讲讲历史

PLoS ONE：科学家揭示自恋不同维度受不同遗传因素影响




自恋的主要特征包括过度的自我膨胀和对他人的冷漠。研究表明，自恋的表现可以归纳到自身的（intrapersonal）和人际间（interpersonal）两个维度上，前者以自大（grandiosity）为代表，后者以特权感（entitlement）为代表。但目前对自恋这两种子维度的起源还缺乏认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工程心理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学者蔡华俭的研究组采用双生子研究方法从遗传角度分别考察了自大、特权感及其相互关系。
通过对比同卵双生子(monozygotic)之间和异卵双生子(dizygotic)之间在行为、特征上的相似度，双生子研究可以分析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各自对该行为、特征的个体差异的影响程度。由于同卵双生子的遗传物质完全一样，异卵双生子的遗传物质平均只有一半相同。如果双生子从小生活在一起，他们都将受到共同的学校、家庭环境的影响，彼此的行为会更相似。此外，双生子中的每个成员还会受到生活事件、朋友等特异于每个个体的环境因素影响。
该研究考察了304对来自北京的青少年双生子（平均年龄18岁），其中同卵双生子152对，异卵双生子152对。每名双生子独立完成自大和特权感的心理量表。结果发现，自大的遗传度为23%，共同环境的影响为17%，剩余60%的个体差异则来自特异性环境；特权感的遗传度为35%，特异性环境解释了其余66%的个体差异，共同环境的影响为0。进一步，采用多变量遗传模型分析，该团队还发现影响自大和特权感的遗传因素基本不同，只有7-8%是一致的。影响自大和特权感的环境因素也是一样，92-93%都只作用于其中一种自恋维度，两种的交集很小。综上，自大和特权感的遗传、环境基础相互独立，只有有限的重叠。
该研究首次发现了自恋两种子维度的可遗传性，并且揭示了自大和特权感的遗传、环境起源均相互分离。这从发生层面证明了自大和特权感代表的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自恋维度。该研究加深了我们对自恋的认识，同时还论证了区分自恋子维度的重要性。

别给“负能量”者喝“鸡汤”啦！










下一次，当你试图安慰那些自尊较低（low self-esteem）的朋友时，你或许应该放弃使用那些激励性的话语，因为他们并不想听到这些。（译注：心理学中的自尊可以看做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低自尊是指对自己评价和期望较低，并不是说这个人不要脸。这一点和我们生活中所说的“自尊心”不同。）






自尊较低的人对自己通常有着过度消极的评价。他们经常会把他人的批评、感情受挫、求职失败当成是自身缺乏能力的体现。而最近，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和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他们或许并不希望你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鼓励。研究论文发表于美国心理学会出版的心理学学术月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


研究第一作者、滑铁卢大学雷尼恩学院的丹尼斯·马利戈尔德（Denise Marigold）教授表示:“低自尊的人们希望别人对他们的评价，和他们的自我评价相一致。所以，他们会抗拒朋友们提出的对他们的正面评价，并且拒绝那些积极的重塑（positive reframing）——那些为了改善他们的处境而提出的乐观的表述和鼓励。”


这些低自尊的人通常更喜欢负面的肯定，这些肯定传达给他们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消极）感受、行为和回应是正常的、合理的、适当的。所以此时，作为朋友应该表达出对于他们的困难和困境的理解，并告诉他们在这个情况下，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是合适并且可以被理解的。研究者们发现，积极的心理构建对低自尊的人没有帮助。而且，当人们试图用激励低自尊的人时，自己反而会感觉更糟糕。


一些研究的参与者指出，对低自尊的朋友表达支持和鼓励是一件让人累觉得很累的事。当他们试图用支持和鼓励的话语去安慰他们的朋友时，他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非常很差劲。这或许是因为那些低自尊的人并不接受这些正面的鼓励，结果就是一片好心付诸东流了。马利戈尔德教授认为：“（对于低自尊的人）与其告诉他们守得云开见月明，还不如告诉他们守着这朵云也不错。”

小时耍酷，大未必佳










父母和老师一直试图劝导青少年，在学校里“耍酷”和受欢迎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好。现在科学家也来掺和了。
一项本月发表在《儿童发展》（Child Development）期刊上的研究显示，约会、藐视权威和找一帮帅哥美女朋友，确实有可能让你在13岁时特别受人欢迎。但心理学家同时警告说，不要相信青春偶像剧里的说辞：在青春期早期就表现得特别酷的孩子，在长大以后更有可能碰到毒品和酒精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难免会遇到障碍。并且他们往往到了22岁时已经变回无名小卒了。


“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为‘高中同学会效应’。”该研究的首席作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瑟夫•艾伦（Joseph Allen）说，“在青少年时期最受欢迎、表现最成熟的学生，成年以后往往都过得不怎么好。”
研究者对180名13岁青少年进行了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他们不单追踪走访了这些青少年，还访问了他们的家长和朋友。研究显示，当这些孩子成长到22岁时，当年的“酷孩子”们更有可能碰到毒品和酒精方面的问题（比如失业和酒驾），其可能性足足比其他孩子高出45%。当年最受欢迎的孩子也更有可能参与犯罪活动。
虽然“社交女王”和“社交天王”们在初中和高中时的表现比同龄人更加成熟，但是艾伦说，“当他们长到22岁时，同伴都认为他们的社交能力比一般人差，而且他们也比一般人要幼稚。”


所有参与研究的志愿者都来自美国东南部市区和郊区的公立学校。研究者在调查中也考虑到了性别和家庭收入等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的因素。
那么该怎么解释这样的结果？艾伦认为，部分原因可能是，酷孩子总想不断获得关注，因此随着年龄增长不惜采取越来越极端的方式。“但是随着同伴们的心智逐渐成熟，他们对酷小孩的这些所作所为也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他还补充道，描绘高中校园生活的电视节目更让青少年认为“早熟特别酷”：“我认为媒体把青少年的早熟描绘得太美好了，难免会让人产生错觉，认为青少年就应该早熟。”
电视剧里的青少年往往比现实生活中的高中学生更早开始约会和饮酒，这类电视剧包括CW电视网旗下的《吸血鬼日记》和ABC旗下的《美少女的谎言》。研究者还指出，老辈人也有自己的“酷孩子”。比如著名影片“无因的叛逆”（Rebel Without A Cause）里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就定义了50年代“酷孩子”的概念；而在莎士比亚名剧《亨利四世》第一部里登场的哈尔王子也一样。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命运在13岁时就已经注定。用艾伦的话说就是，“这并非终身宣判。”但他也说，青少年应当知道，如果太过看重外表和社交等级，可能不利于身心健康；而父母也应适时伸出援手，鼓励孩子追求长期目标，而不是短期受欢迎程度。


“那些安静的、不太受欢迎的孩子，从长期来看反而过得更好。”艾伦说道，“其实我自己以前就是个不太受欢迎的孩子。”

从失败中学习的科学








编译 / 高至辉（东京大学医学系研究所神经生理学教室博士生）


中文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西方物理学家Niels Bohr也曾将专家定义为「在狭窄的领域中犯尽一切可能错误的人」。究竟对失败的看法对学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WIRED的这篇"Why Do Some People Learn Faster?“（作者为JONAH LEHRER，见附注）所提及的两个实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文中提到，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Carol Dweck认为，人们对于知识的心理认知（mindset）分为「觉得智能是固定无法改变」的固定型认知（Fixed midset），和「所有能力都可以透过投入时间和精力得到成长」独成长型心理认知（Growth mindset）两类。前者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会倾向认为失败是一种否定，而后者倾向把错误当成获取知识的过程而产生更高的动机。


顺着这个逻辑，在Dweck著名的实验里，他和Claudia Mueller曾以纽约12所小学的400名5年级生为对象，以无关语言能力的问题组（nonverbal puzzles）作为测试内容进行研究。一系列的实验先从简单的问题组开始，在学生得到正解后，研究者会赞美实验参与者，但赞美分为：赞美天份，象是「你很有天份（You must be smart at this.）」，或是赞美努力，例如「你一定很用心的完成他吧（You must have worked really hard.）」。


第一阶段测试后，参与实验的学童可以自由从两组不同难度的问题中选出一个来作答，其中一组的难度和第一轮问题难度相当，而另一组则较为困难。结果被夸赞努力的学童约90%选择挑战较高难度的试题组；相对地，被夸赞天份的孩子却大多选择较简单的试题组作答。
差别还不只如此，接下来如果研究团队故意提供一个相当困难的试题（用8年级生程度的问题来测试5年级生），被夸赞有天份的学童大多很快就会感到挫折而放弃，但是被夸赞努力的学童却可以保持较高的动机去尝试回答超过自己程度的问题。更妙的是，如果成绩发表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去看表现比自己好或是差的同侪的考卷时，被夸赞有天份的孩子几乎都选择去看成绩比自己差的试卷；被夸赞努力的学童则有比较高的比例去选择看成绩比自己好的试卷。


检讨完毕后再给他们挑战一次困难的试题（但内容不同），夸赞努力组表现出了30%的进步，而夸赞天份组却表现20%的退步。
受到这个实验结果的启发，密西根大学的Jason Moser进一步利用脑波仪（electroenchephalography, EEG）来观察两种不同的心理认知者（固定型或成长型）。
过去相关的实验已经指出，人在遭遇到错误时可以被侦测出两种特殊的脑波信号，一种是发生在错误之后50毫秒的错误相关负波（error-related negativity, ERN），此信号被认为源自大脑前扣带皮质（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是大脑「发现到」事情出错了的一个脑部活动表征。另一种脑波信号发生在100-500毫秒的错误正波（error positivity, Pe），这信号被认为是显示出我们「意识到」错误的发生。陆续的研究发现，在错误学习中表现较好的人表现出较大的错误相关负波，显示他们的大脑对于错误有较强的反应；此外，错误正波较稳定，显示出他们能够正确地「意识」到错误的存在。


Moser团队最近的研究中，研究团队注意到成长型的参与者在遭遇到错误之后，正确率反而得到大幅度的上升，同时脑波仪也显示出成长型的参与者较固定型受试者高出许多的错误正波讯号。从数字来看，固定型的错误正波讯号强度大约为5，而成长型则显示15的讯号强度。更重要的是，错误正波强度的上升与错误之后的表现提升相关，显示出这个讯号可能与「该怎么把事情做对」的倾向有所关连。
这些现象不仅支持许多我们应该在失败之中学习的论点，更点出我们长期看待失败的方式可能会造成对失败经验产生不同的解读，进而影响我们在失败当中学习成长的可能性。与其一味地赞美成功，学习怎么「适切的失败」或许才是我们在学习和教育的过程当中不应忽视的重点。

哭泣，是为了让你看见












（文/Mark Honigsbaum）论及揭晓孔雀开屏的秘密，达尔文演化论的推理能力首屈一指——雄孔雀的尾羽越是绚丽，就越是能吸引雌孔雀的注意。但是要解释人类为什么爱哭，达尔文就有一点词穷了。他在1872年写道：“哭泣必须看作一个偶然的结果，就像眼睛吹到了风就会流泪，哭也是没有目的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达尔文几乎肯定是错了。过去几十年里，科学家对哭泣提出了多种解释，他们认为流泪的能力或许为早期人科动物赋予了一种适应性优势。这些科学家中，有的提出了“水猿理论”（aquatic ape theory），认为眼泪是对咸水环境的适应；还有的认为眼泪模糊视线，相当于在向可能的袭击者“举白旗”——哭表示无法伤害对方。另外还有比较直接的生物学解释，认为流泪是为了湿润眼球、防止有害细菌而演化出来的。
不过，现在流传最广的理论或许是这个：眼泪是一种社交信号系统，它是从哺乳动物的求救呼叫中演化而来的。眼泪是一个清晰的视觉信号，它表示有人正在遭受痛苦或是遇到了危险，需要别人帮助。


过去二十年里，荷兰心理学家阿德•温格霍伊斯（Ad Vingerhoets）一直在研究我们为什么要哭、什么时候会哭的问题。“眼泪具有很强的符号意义，”他说，“它传达出无助，尤其是在人类最脆弱的童年时代。”
指出眼泪的社会意义，并不只有温格霍伊斯一个人。精神病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早就主张，哭泣能在母亲和儿童之间引发依恋情绪。不久之前，英国神经学家迈克尔•特林布尔（Michael Trimble）又发现哭泣和人类的移情能力密切相关——我们在听到感人的音乐时落泪，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温格霍伊斯却在他的新书《为什么只有人会哭》（Why Only Humans Weep）中提出，以上的解释没有一个是充分的。虽然我们观察到猿、大象、甚至骆驼都会哭，但目前看来，只有人类才会流下带感情的泪水，而且只有在人类当中，哭泣行为才会保留到成年之后。现在的难题就是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尤其是我们的哭泣还可能向捕食者暴露自身的位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哭呢？


温格霍伊斯提出了相当新颖的解释：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哭泣可能造成危险，但是和尖叫或其他响亮的声音信号相比，它可要安全多了。这一点在近距离的交流中尤其明显，比如在人类漫长的童年时代，孩子只要流一滴泪，母亲多半就知道他在难受了。
温格霍伊斯还指出：“其他动物在成年后，多数都不再发出求救信号，这或许是因为那太危险。人类却不一样，人类经历了一种转变，从传播四方的声音信号，转变到了眼泪这种视觉信号，这对于近距离的亲密交流是特别合适的。”
为了证明这个理论，温格霍伊斯举出人类和旧世界灵长类的硕大视皮层作为例证。他指出，我们之所以演化出了这么大的视觉皮层，很可能就是为了解读同类脸部肌群的细微变化和其他视觉线索，比如落泪和脸红之类。另外，哭泣也是成年人表达和解与恳求的表情，他认为，在早期人类社会，这个举动是增强互相信任和社会联系的有利手段。


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但哭泣当然不仅仅与人类的依恋需要有关。眼泪还可以关乎道德，传达出我们对别人遭受不义的同情。此外，正如文化史学家托马斯•迪克逊（Thomas Dixon）指出的那样，眼泪有时候是和欢乐狂喜、而非悲伤难过联系在一起的——伦敦奥运会上的群情激动，就是这个原因。
眼泪之复杂，在于它们总是伴随着成堆的形容词。“眼泪是智力的产物，”迪克逊说道，“它们是思想和泪腺共同制造出来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本会和不同的实体结合，制造出具有不同意义的泪水。”
公平地说，温格霍伊斯的确非常赞同哭泣是不由自主的神经生理过程和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的眼泪没有任何意义，比如我们切洋葱的时候；但也有的时候，它们可以传达出深切的悲哀和伤痛。
问题是，眼泪常常会突如其来，正如温格霍伊斯指出，常有人在独自驾车的时候哭出来。这样的眼泪使我们不安，虽然不安不是我们的本意。在这些例子中，眼泪倒似乎是情绪的母亲，而不是相反。


眼泪的意义会在变动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发生变化，这个特征比其他情绪表现都要显著，它在有的年代表示虔诚和敏感，在别的年代又表示狂躁和软弱。
不过无论什么年代，大众都相信哭泣具有宣泄情绪的作用。但是在温格霍伊斯看来，就连这个作用都可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虽然常有人说自己的心情会在和朋友一同观看好莱坞“催泪片”之后变好，但是当研究者要求他们在实验室里观看同类影片之后，他们却往往不觉得情绪有所好转。温格霍伊斯认为，这更加说明了哭泣的社交功能。“眼泪在你独自一人时并不怎么重要，因为没有人在看你流泪。”他说。


此外，虽然我们大多喜欢在亲友面前哭泣，但也未必人人都是如此。僧侣在冥想上帝时会掉下虔诚的泪，可见在遥远、抽象的依恋对象面前，我们一样哭得出来。看来，在无助的时候感觉有人倾听，这样的情感才是哭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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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我们大多喜欢在亲友面前哭泣，但也未必人人都是如此。僧侣在冥想上帝时会掉下虔诚的泪，可见在遥远、抽象的依恋对象面前，我们一样哭得出来。看来，在无助的时候感觉有人倾听，这样的情感才是哭泣的关键。

在一个社会网络中，情绪可能具有传染性














一项研究发现，阅读脸谱网（Facebook）上的积极的帖子可能增加积极情绪；类似地，消极的帖子可能引起消极的情绪。Adam D. I. Kramer及其同事探索了出现在了689,003 名脸谱网用户的“信息流”（News Feed）功能上的积极和消极的内容的变化如何影响这些人发布的内容的类型。情绪可能以一种称为情绪传染的现象从一个人无意识地传给另一个人。此前测量了情绪传染的实验是基于人与人的相互作用，这导致一些科研人员质疑情绪传染是否取依赖于人际相互作用的线索，诸如非言语身体语言。社会网络已经表现出了情绪传染的观测证据，然而缺乏实验证据。


在当前这项研究中，在2012年1月的1周时间里，一些受试者在他们的信息流中看到的积极的帖子少于平常数量，而其他一些受试者看到的消极的帖子少于平常数量。这组作者发现，受试者随后在脸谱网的张贴量比那些信息流未受影响的用户下降了至多3.3%。此外，那些看到积极帖子少于平常数量的人发出的消极内容多了0.04%，积极内容少了0.01%。同样地，那些看到消极帖子少于平常数量的人发出的积极内容多了0.06%，消极内容少了0.07%。这组作者说，这些结果提示，尽管该研究的效应尺寸较小，情绪可能有能力通过社会网络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