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小睡与记忆










人类婴儿白天大部分时间用于小睡，但是几乎没有研究发现睡眠与出生后第一年出现的高级生长和发育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据。Sabine Seehagen及其同事探索了学习活动之后的睡眠是否促进了216名健康的、足月的6个月大和12个月大的婴儿的陈述性记忆的巩固。这组作者使用一个成熟的延迟模仿范式从而检验了这些婴儿在4小时或24小时延迟之后回忆起一个新学到的行为的能力，即脱掉和操纵一个布袋玩偶上的一个连指手套。把在学习之后没有进行延长的小睡的婴儿与在4小时的学习时间里至少小睡了30分钟的年龄匹配的婴儿进行了比较。使用一种称为活动变化记录仪的技术监测了这些婴儿的睡眠-觉醒模式。在这些延迟之后，只有那些在学习后小睡的婴儿记住了这个目标动作。此外，在24小时的延迟之后，小睡组的婴儿比没有小睡组的婴儿表现出了显著更好的回忆。


这项研究提示，睡眠可能增强出生后第一年的陈述性记忆的巩固。

挫折后抑郁调控的新方法：无意识接纳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生活中遇到挫折在所难免。挫折常导致抑郁的情绪体验。及时、有效的应对挫折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应对挫折，人们经常需要付出主观努力，去有意改变自己对挫折的认知与行为方式。比如有意放弃本能的逃避和拒绝的反应，转而从心理上完全接受它所产生的现实影响与情绪后果。这种情绪调控的方法被称之为接纳。已有研究发现：主动接纳有利于长远的身心健康；但接纳挫折的过程却常常是痛苦的，可能导致暂时性负性情绪的增强。


然而，努力追求的目标却并不一定能实现，情绪调控亦是如此。这种依赖于主观努力的有意调控也可能会失败。并且，有意接纳过程中的负性体验，也可能给接纳的实施带来困难。 这很类似于病人因为害怕打针的疼痛，而拒绝注射治疗。那有没有方法能让人们在无需付出努力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接纳策略对挫折后抑郁的调控效果，并避免其负性体验呢？新近一项研究通过启动无意识的接纳态度，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回答。开展这项工作的是西南大学心理学部袁加锦副教授所带领的情感认知与调控实验室。主要研究人员还包括实验室硕士生丁南翔，刘莹莹与杨洁敏博士。


这项工作首次采用语义启动的方法实现了对挫折的无意识接纳，并对比了无意识接纳与有意接纳对于挫折后抑郁反应的调节效果。研究人员采用复杂数学任务诱发被试的挫折体验。实验前将被试分为三组。一组被试被明确要求对可能产生的挫折体验进行有意接纳；另一组被试先使用随机词单（包含一个接纳有关的词；见图1）造句，然后直接开始实验，无须有意接纳。第三组被试为控制组。以外周生理反应（心率）与主观情绪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挫折反应进行评估。


结果发现，尽管有意接纳减弱了挫折导致的生理反应，但被试的积极情绪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即产生了即时的抑郁体验。与此相反，被无意识启动了接纳态度的被试即便在挫折后也维持着较高的积极情绪水平，并且挫折反应导致的生理反应也得到了显著降低。


这些发现说明无意识启动接纳的态度相比有意接纳能更好的调节挫折反应。这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启示：如果说接纳挫折，正视失败的习惯是走向豁达和成功的必经之路，那培养这种习惯的过程完全可以不必是痛苦的，也不必是费力的有意为之的过程。“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情绪调节过程亦可能如此。无意之中受到的暗示完全可以改变人们的认知、情绪与行为，其效果可能比费力的有意为之更好。某种意义上，豁达、开朗心态的养成也可能更多源于成长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身教大于言教”所述。当然，要充分揭示自动化接纳的方法对于挫折应对教育和个性养成的启示，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HTTLPR 与早期婴儿的消极情绪及自我调节的关联




遗传和环境对婴儿气质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非常关注。


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遗传因素与成年人的气质特征 (如焦虑、伤害避免、神经质等)之间的相关性。但是，成年人的气质特征受到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由于婴儿早期接触的环境较为单一，这时环境因素对婴儿气质发展的影响可能最少。研究基因对婴儿气质的影响有助于儿童发展心理学者深入理解儿童发展过程中复杂行为特征的起源。东南大学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陆祖宏教授领导的团队试图运用行为观察方法从6月龄婴儿开始追踪到7岁, 研究遗传与儿童消极情绪、自我调节的相关性，进而探讨环境和遗传因素对儿童气质影响的动态变化规律。该研究以6个月婴儿为研究对象，考察了5-HTTLPR基因多态性与婴儿消极情绪及自我调节之间的相关性。


标题为“5-HTTLPR 与早期婴儿的消极情绪及自我调节的关联”的快讯发表在2010年11月15日出版的《科学通报》。东南大学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观察室中通过给婴儿呈现不同的视觉刺激和听觉刺激, 测查6月龄婴儿的消极情绪以及自我调节。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5-HTTLPR 基因多态性进行基因分型。最终发现：
（1）5-HTTLPR与6月龄婴儿的消极情绪无显著相关，而与婴儿的自我调节显著相关。
（2）5-HTTLPR 与婴儿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受婴儿性别影响。男孩中不同5-HTTLPR 基因型婴儿之间的自我调节差异不显著, 而女孩中具有长5-HTTLPR 基因型婴儿的自我调节得分显著高于那些含有短5-HTTLPR 基因型的婴儿。


消极情绪与自我调节是气质研究中的两个微观维度, 是个体与其置身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一系列过程。该研究发现婴儿的自我调节受到内在的遗传因素的影响, 但遗传因素并不是引起个体自我调节差异的全部原因。此外，消极情绪与自我调节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行为。因此不排除外在的环境因素对婴儿消极情绪和自我调节的影响。遗传与环境对婴儿的情绪和自我调节的影响将是一个动态的相互调整和适应的过程，未来的研究也必将对此有越来越全面的解释。

运用身心静息提高效率，减轻压力





由中国和俄勒冈大学科学家组成的一个科研小组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供神经科学家研究静息对增强注意力和减轻精神压力的作用。


这项在中国进行的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把一批大学本科生分为40人一组的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成员接受了五天的静息训练，采用的训练方法称为"整体身心调节法”（IBMT）。对照组成员接受了五天的放松训练。在训练前后，试验组和对照组都做了有关注意力和对精神压力反应的测试。这项研究的结果于本周在网上公布，并将在《美国科学院学报》（PNAS）上发表。


在为测定受试者在多项刺激下解决冲突的能力所设计的注意力测试中，试验组的改善幅度大于对照组。在诱发精神压力时采用了心算方法。最初，在做完数学题后两组成员的可体松水平均上升，但经过训练后，试验组的可的松升高幅度缩小，显示该组成员在调节精神压力方面有所改善。可的松是应对精神压力的人体激素。试验组的焦虑、抑郁、愤怒和疲劳水平也低于对照组。


论文的共同作者、俄勒冈大学心理学系荣誉退休教授Michael I. Posner说："就静息训练后的注意力和自我调节变化而言，这项研究增进了探索相关人脑机制的前景。他还说："这项研究仅用了五天时间，因此有可能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分配受试者，并通过试验前后对比彻底分析训练的影响。"


IBMT方法是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自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对这种方法的效果进行研究。这种方法避免努力去控制思绪，而是依赖一种沉静的警觉状态，在听取教练的指导的同时，允许对身心的高度感知。教练在轻松的背景音乐下指导呼吸调节，提供有关心理意象的提示。思绪控制是通过姿势、放松、身心和谐及均匀呼吸逐步实现。作者指出，IBMT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效果，因为它综合应用了以上各项。


论文的第一作者、中国大连理工大学神经信息学研究所和脑智实验室的唐一源说，研究表明，IBMT能够改善人的社交行为以及情感和认知能力。唐一源目前是俄勒冈大学的访问学者，他在这里与Posner合作，准备在美国进行一项规模更大的新研究。


这项研究没有包括对大脑变化的直接测定，但是此前的研究表明，大脑神经网络发生了变化。Posner说，准备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将包括用功能磁共振图像探索训练引发的大脑神经网络变化。


这个由11人组成的研究小组总结说："IBMT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能够改善对认知、情感和社交行为的自我调节。我们的研究证实，注意力、情感过程和瞬间变化的意识品质是具有弹性的技能，可以通过训练掌握。”
Posner说，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可以通过身心静息获得可测量的益处，特别是在经过有效训练的情况下，但尚需进行规模更大的研究，来检验这次小规模短期研究的结果。
该项目的赞助机构包括：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教育部以及俄勒冈大学的"大脑、生物学和机器项目。”


除了唐一源和Posner之外，共同作者包括：中国大连理工大学神经信息学研究所和脑智实验室的Yinghua Ma、Junhong Wang、Yaxin Fan、Shigang Feng、Qilin Lu、Qingbao Yu和Danni Sui；北京基础医学研究所的Ming Fan；俄勒冈大学心理学系荣誉退休教授Mary K. Rothbart。唐一源还在精神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社会与组织行为中心任职，二者均为设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的下属机构。

积极心理学陪伴你在逆境中改变


悲剧，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离婚。。。。。。75%的人们一生中都会经历其中某种形式的悲剧。但是这样的经验可能成为一个积极改变的催化剂。


经过20年对创伤事件幸存者的研究，诺丁汉大学一名专家在一本刚出炉的新书中挑战了传统的观念关于创伤事件极其后续影响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创伤事件不但不会绝对地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反而可能改善它。
创伤后期发展专家Stephen Joseph教授说， 人类的确能够在变化和挫折中寻找到新的目标和方向。他的书名为《什么打不倒我们》于2012年2月2日由Piatkus正式出版发行。社会与社会政策学院心理，卫生和社会保障学教授Stephen Joseph采访了1987年Herald of Free Enterprise惨剧的幸存者和死者家属，以及智力煤矿事件的新闻媒体。


20年的研究
他对“后创伤发展”的研究表明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加紧密，人们对自己更加了解，更加睿智和富有同情心，并且能够在生活中看到新的前景。
这本书集合了20年的研究精华，借鉴了古代哲人的智慧，进化生物学家的见解和乐观的积极心理学家。Joseph教授的工作显示了各种创伤性事件，无论是疾病，离婚，分居，受袭，丧亲之痛，还是意外事故，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都可以成为促进积极改变的催化剂。


利用我们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力量


Joseph教授说：“《什么打不倒我们》这本书揭示了无论事件是摧毁性的或是恰恰相反的，我们如何定位变化和逆境，以寻找到生活新的意义，目的和方向。在从我们所经历的悲剧中认清意义和主导自己的生活的斗争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利用我们内在的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力量。”
由自然科学 证据做铺垫，这些幸存者的故事告诉我们悲剧的破坏性影响是如何可以被颠覆，以及我们如何把这些经验教训实践到自己的生活中。
先驱型的心理学家Stephen Joseph，合作指导创伤，弹性和发展中心。此中心是与诺丁汉郡医疗保健NHS信托的创伤服务部和诺丁汉大学创伤，弹性和发展研究小组共同合作建成的。它汇集了从社会学与社会政策学院，教育学院，以及工作，卫生和组织研究所的员工，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有关创伤的治疗，教育，咨询和研究。
Terry Waite CBE在有关这本书的评论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苦难无处不在’的世界里。在这本书中，Stephen Joseph给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注解。苦难不等同于被打倒。”

那些你过目不忘的脸




（耶拿）大眼睛、厚嘴唇、还有平滑的脸部线条——安吉丽娜•朱莉被全世界认为是最具女性魅力的典型，而这对于德国耶拿大学心理学副教授(PD) Dr. Holger Wiese来说却并非偶然，因为“朱莉的面孔包含了很多极具吸引力的元素。”Wiese博士主要研究人们对人脸的辨识力，他发现“一方面人们认为对称、较为大众化的面孔比较有吸引力，而另一方面，被认为极具魅力的面孔通常还有更多的特点，从而使得她们有别于大众。”例如大眼睛、醒目的嘴唇等这些特点除了令人看上去更有吸引力之外，也更容易让人过目不忘。“人们会很容易记住这类面孔”，Wiese博士解释。


但是， Wiese博士和他的同事Carolin Altmann以及Dr. Stefan Schweinberger教授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这一点也并不适用于所有外表漂亮的人。他们在专业期刊Neu¬ropsychologia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美丽但没有特别醒目特征的面孔在人们记忆中留下印象的深刻程度相对要明显低一些。Holger Wiese博士表示：“我们发现，倘若有魅力的面孔没有一些醒目的特点，那么反而是那些不那么美丽的面孔会给受测试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研究中，耶拿大学心理学家们向受测试者展示了许多有鲜明特点的面孔，其中较有魅力和不太有魅力的各占一半。对于每张面孔受试者都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来观察和记忆。在接下来的测试阶段中，他们会再次看到一些面孔并且要判断是否能够辨认出这些面孔。


测试结果让研究人员大为吃惊：“之前我们认为，有魅力的面孔应该更容易被记住，”Wiese表示，“原因很简单，人们更爱看漂亮的脸庞。”然而此项研究却证明，这两者之间并不能轻易建立起联系。反而，Wiese和他的同事认为，在面对一张吸引人的面孔时，情绪上的感受会影响人们的记忆过程，从而使得再次辨认出来的难度增加。受测试者在记忆测试期间的脑电波记录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正是研究人员在以上文章中所采取的依据。
此外，耶拿心理学家在此项研究中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面对富有魅力的面孔时，受测试者会明显做出更多肯定但却错误的判断，也就是说，受测试者会表示认出了某些他们之前根本没有见过的面孔。Wiese猜测认为：“很明显，我们有时可能倾向于认为自己见过某一张脸，而真正的原因却只是我们觉得它富有魅力。”

影响女性情绪变化原因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女性随着月经的临近会发生情绪上的变化。女性在月经前或月经期间变得情绪低落或脾气暴躁，这就是经期前综合症（简称PMS）。约有75%的育龄妇女报告在月经前有情绪变化或身体的不适。即使女性在月经前没有明显的情绪变化，她们跟情绪加工有关的脑区，如眶额皮层，也会在月经前发生显著变化。早在100多年前就有文献报道了雌激素与情绪的关系,证明雌激素能够改善女性情绪。有一项统计结果表明, 青春期前, 男孩需要精神治疗的比例是女孩的2倍, 而青春期之后结果却相反, 女性患上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比例是男性的2倍。女性患上抑郁症的最大风险期是在青春期开始至55岁之间, 这正好与女性体内雌激素的变化相呼应。不仅如此，随着雌激素水平的变化, 女性会短暂性地出现精神障碍的高峰。 据证实, 95%的妇女会随着雌激素水平的涨落出现精神疾病的复发, 或负性情绪明显加深。


由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罗跃嘉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陈春萍合作撰写的《雌激素对情绪的影响: 心理、神经、内分泌研究》一文系统地回顾了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内分泌学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为雌激素如何影响女性情绪变化做了科学的解答。该文章已经发表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11年第41卷第11期上。
雌激素能广泛地影响人类的身体和大脑，它可以通过复杂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机制对人类的情绪、认知和行为施加影响。在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海马和前额叶分布着雌激素受体，而这些都是与情绪认知有关的重要脑区。雌激素影响这些区域内神经递质的产生和效能，神经元的突触变化，从而影响情绪和行为。雌激素还可以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以及雌激素受体的基因转录来调节情绪性行为。不仅如此，雌激素通过神经心理学的因素影响情绪加工，比如，雌激素能够提高情绪编码技能, 提升表情识别的准确性，并且，还影响情绪的唤醒, 改变个体情绪体验的强度。


雌激素对情绪的潜在治疗效果已经得到了很多临床认可。有研究表明，单独使用雌二醇, 或者与选择性五羟色胺重摄取抑制剂(简称SSRI), 如氟伏沙明，联合使用时, 明显降低卵巢切除并伴有抑郁症状的妇女自我评定的抑郁分数。然而，雌激素的影响不是单一的, 它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 只是简单的自然“生理保护剂”。临床上经常对绝经期妇女使用雌激素替代疗法以期改善情绪, 提升能量水平和总体幸福感。 然而, 也有人发现, 摄取雌激素并没有出现情绪的显著改变，甚至雌激素升高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焦虑和恐惧反应。因此, 雌激素对情绪反应的影响在广度和趋势上是多变的, 也许取决于有机体当前的状态和所处的情境。


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激素对机体的影响都不是绝对的，单一的，它可以从许多维度上调节机体的身心变化，所以，我们应从多系统水平上看待雌激素对女性情绪的影响。只有全面地了解雌激素与女性情绪变化的各种内在机制，才能为解决女性情绪障碍的难题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另外，他们还认为，心理、神经和内分泌这三者并不是互相独立的系统, 而是彼此影响，心理学研究尚需要实现和生物学、生理学等学科的有效交融。这也是该文的初衷。


目前，由罗跃嘉研究员带领的团队，与华南师范大学黄瑞旺教授合作，利用行为、脑电、磁共振成像与生物化学等多技术结合的技术，继续深入开展此类研究，除了雌激素和情绪的关系，他们把研究范围扩展至卵巢激素和复杂的社会认知方面。

父子相像的影响






做父亲的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自己，可是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觉得孩子与自己是否相像这一点，实际上影响着他们对孩子教育的严格程度。这一有趣的研究由心理科学家发表在最近一期的《心理学报》上。


由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心理系的李宏利和张雷进行的这项研究显示，在同等条件下，那些觉得孩子更像自己的父亲，在对孩子管教的严厉程度上就会有所缓和。


研究选取了中国某个大城市两所幼儿园的383名儿童。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78岁。在研究中，心理学家们应用调查问卷来确定父母是否觉得孩子像自己，他们也是用了一些标准的问题，如“孩子做错了事情，父母是否会打、骂、嘲笑、侮辱”等来判断父母对孩子教育的严厉程度。
同时，这项研究也考虑了其他因素，如父母受抑郁的程度、对婚姻状况的感觉、孩子是否守规矩等。这些因素与父母觉得孩子是否与自己相像被放在一起综合考虑。


研究结果发现，父亲觉得孩子越像自己，他们因为孩子的情感失调和攻击行为间而对孩子的严厉程度就会越低，同时，他们对孩子的温暖程度则随着感觉孩子对自己的相像而增加。另一方面，研究者衡量了母亲对孩子的温暖程度（maternal warmth），他们发现这一点与母亲是否觉得孩子像自己没有显著关系。
当然，父亲对孩子的严厉程度，也会随着父亲对自己婚姻状况的不满意或者自我压抑的程度而增加。而父亲对儿童与自己的类似性的判断，则加强了上述因素导致的父亲的严厉教养程度。


这项研究的通讯作者李宏利表示，这种有趣的现象其实可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找到解析。按照进化论，物种都希望保持自己的血脉，并让他们更加优秀。而父亲觉察到孩子更加像自己，也就意味着他们在潜意识中更加确信自己的血脉（或者科学上讲的遗传因素）得到了延续。
对于母亲觉察到孩子是否像自己与母亲对孩子的温暖程度没有明显相关性这一点也很好理解。母亲们要经历十月怀胎和分娩过程，自然可以确信孩子是自己的。“一般说来母亲与孩子的类似性不重要，因为母亲一般确信后代携带自己的基因，”李宏利这样解释。


尽管本次研究的出发点还是学术理论的确证与分析，但是它对于大众也同样有意义，李宏利说，“我们可以根据这项研究提醒父母减少（后代与自己相像与否）导致的偏见。”
论文指出，类似的研究也在国外进行过，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是本项研究第一次系统涉及了4、5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而且也第一次在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身上进行。


谈到父亲对孩子的严厉，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经常导致娇生惯养的小皇帝出现，这也许会影响以严厉教养程度为主要对象的研究结果。不过李宏利指出，“很多以中国儿童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父母对独生子女有时候也会比较严厉。”而且，这项研究仅仅关注父母严厉的方面，独生子女导致的溺爱并不影响这一点。

发展心理学遗传影响的性状与学习成绩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家庭中人，有许多儿童，他们的学习成绩各异，你知道吗，儿童学习成绩水平的差异是与一大组遗传性状有联系。这一研究在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备受重视，


一项研究发现，儿童学习成绩水平的差异与一大组遗传性状有联系。学习成绩通常被认为是诸如教室环境以及父母参与等环境影响的结果，但是近来的研究提示，教育成绩的差异可能是可遗传的。Eva Krapohl、Kaili Rimfeld及其同事研究了学习成绩是否有可能归结于个人的可遗传性状上。这组作者回顾了参加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的6653对双胞胎的考试分数，这一考试评估学习成绩，这被定义为在包括数学、科学和英语在内的科目的成绩，全英国16岁的儿童接受这一考试。此外，这组作者对这些儿童评估了83个心理性状，包括智力、人格和行为问题。测试组的儿童由同卵双胞胎和非同卵双胞胎组成 ，非同卵双胞胎具有50%的遗传相似性。这两种类型的双胞胎被认为接触了相同的环境，包括家庭与学校环境。对这两种类型的双胞胎的比较能够让这组科研人员识别出性状受到环境影响或者是遗传得来的程度。结果发现学习成绩62%是可遗传的，而个体性状是35%到58%可遗传的，其中智力是最可遗传的。


总之，这83个性状导致了75%的学习成绩可遗传性。这组作者说，这些结果提示学习成绩的可遗传性是基于许多不同性状的遗传，而不仅仅是智力。

社会相互作用的时间模式]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人们倾向于与小规模的、亲密的人群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交流，即便在社会网络发生变化的时候也会持续。

Jari Saramäki及其同事把来自移动电话呼叫记录的调查数据和细节结合起来，从而研究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交流模式。


具体说来，这组作者追踪了24名学生从高中升上大学或者参加工作的18个月的时间里的交流网络的变化。电话呼叫记录为这项研究的受试者提供了参与者与其网络中每个人进行通话的有时间记录的完整清单，而调查报告提供了每个网络中的个人的具体信息，包括感情亲密程度、面对面接触的时间，以及网络的个体成员的全部电话号码。这组作者发现研究受试者把他们的大多数交流集中在了网络成员的一小部分上。此外，这组作者发现了研究受试者把他们与网络成员的有限交流时间进行分配的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独特的模式持续存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保持了它们的特征形式，即便一个人的网络发生改变也是如此。


这组作者说，这些发现可能反映了人类维持多个在感情上亲密的关系的能力的潜在局限性。

非语言线索能够提高儿童的词汇量？






研究说明，通过使用词语提及可视环境中的物体，父母可以帮助幼年子女学习新的词语。该研究还探索了在父母和学说话的子女之间的互动期间的词语意思的非语言线索的难以测量的质量。例如，在访问动物园的时候说“这里有斑马”比说“我们去看斑马吧”更能帮助子女快速地学会“斑马”一词。

科研人员发现，父母给幼童的非语言线索（当父母说话的时候子女能看见的东西）的质量的差异，解释了这组儿童在进入幼儿园的时候显示出的大约1/4（22%）的词汇量差异。这些结果发表在了最新一期的《美国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题为《早期父母投入的质量预测了三年后子女的词汇量》的论文中。

“儿童的词汇量在他们进入学校的时候有巨大的差异，”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后学者Erica Cartmill说。“由于学前词汇量是之后在学校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预测因素，必须认真对待这种差异并理解其来源。”
学者已经发现儿童听到的词语的数量能极大地影响他们的词汇量。研究已经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父母——那些收入更高、受教育程度也更高的父母——通常与他们的子女说话更多，因此也就增加了他们的词汇量。
然而，高收入家庭的这种优势在这个质量实验中并没有显示出来。

“这项研究令人惊讶之处是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对质量有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向子女提供高质量的体验的可能性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类似，”该研究的共同作者、芝加哥大学Beardsley Ruml杰出贡献教授Susan Goldin-Meadow说。
尽管学者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证据表明儿童听到的词语的数量（他们的语言输入的数量）对词汇量的发展具有影响，对这种语言环境质量的测量（包括词语意义的非语言线索）被证明是更加困难的。

为了测量质量，这个研究组回顾了50名主要看护者——几乎全部是母亲——与他们的子女（14到18个月龄）之间的日常互动的录像。这些母亲和子女来自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对他们的日常活动、玩耍和参与其他活动进行了为期90分钟的录像。
该研究组然后让218名成年人观看了这些录像带的没有伴音的40秒短片。让这些成年人根据子女与父母的互动情况猜测在每段短片中当哔哔声响起的时候父母使用了什么词语。
例如，当子女走进书架或者把一本书拿给母亲开始讲故事时间的时候，哔哔声可能会在父母说“书”这个词被静音的时候响起。在这个情境中，这个词很容易猜出，因为母亲在子女看到并体验到这些物体的时候称呼了它们。在另一些录像中，观看者无法猜出对话中响起哔哔声的时候的词语，因为几乎没有父母说出的词语的直接线索。包含了容易猜出的词语的短片为词语的意思提供了高质量的线索。

尽管在父母的背景的基础上不存在互动质量的差异，该研究组确实发现了被研究的父母之间的显著的个体差异。该研究发现，某些父母仅在5%的时间里提供了关于词语的非语言线索，而另一些父母在38%的时间里提供了线索。
该研究还发现，父母使用的词语的数量与语言交流的质量无关。
“早期数量和质量导致了之后在词汇量结果测量数据中发现的差异的不同方面，”这组作者写道。换句话说，父母与他们的子女说话的多少（数量），以及父母如何使用与非语言环境有关的词语（质量）为早期语言发育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输入。

他们还说：“然而，根据定义，说话更多的父母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了更多的词语，子女听到的词语越多，就越可能让子女在一个高质量的听觉环境中听到一个具体的词。”这提示收入更高的家庭的词汇优势来源于更高的输入数量，这导致了更多的高质量的词语学习机会。有效使用非语言线索可能是父母让子女开始学习语言的一个良好方法。

如何改掉儿童的坏毛病？








耶拿大学的心理学家展示他们的IPSY方案对预防不良嗜好方面的影响
耶拿（2011年3月19日）他们的人数正在上升，但他们的年龄在下降：儿童和刚步入成年的青年人由于酗酒而不得不送往医院。 在那些不满20岁的青年人中，狂欢纵酒到昏迷状态是可悲的流行时尚。但是如何才能有效地保护青少年远离酗酒和药物滥用？“仅仅知道这些信息并不能带来什么改变”，德国耶拿大学的Karina Weichold博士清楚这一点。因为即使孩子们自己也明知酗酒和吸烟会损害健康。 “因此，需要从某个方面开始预防了。” 这就启发了耶拿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和应用发展科学的中心的科学工作者和同事们一起尝试特别研发名为IPSY的预防方案。


新研究是以对（德国）图林根州约1700学童的调查为基础的，他们的年龄大约在10至15岁。耶拿心理学家们能够证明他们如何有效的通过校本培训和信息规划防止酒精和尼古丁在学校的儿童和青少年中的滥用。耶拿的科学家在科学杂志《青少期杂志》中公布了的他们的研究成果。


Weichold博士解释了预防方案的基本方法：“IPSY是信息和社会心理素质的缩写，试图传达基本的生活技能”，其结果是，通过IPSY预防方案，可以获得长期的效果，以Rainer K. Silbereisen教授为首的发展心理学家们将他们的研究报告公布在新的出版物上。Silbereisen教授和Weichold博士一起负责这个项目，他说道，“在特定的年龄段，那些参加了我们项目的学生在对酒精和香烟的消费量低于对照组的同龄学生。 此外，（接触酒精和香烟这类物质的）起始年龄被推迟，” Silbereisen教授解释说：“在我们的项目中，我们更多的关注孩子们第一次接触酒精和香烟之前的状态。” 在与图林根州教育，科学和文化部的合作中，IPSY项目自2003年开始被引入图林根州超过100多所学校。 “该方案的实施对教师以及参与的孩子们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Silbereisen教授总结道。


在关于IPSY的各种出版物中，发展心理学家尝试分析该方案的效果。他们也想找出是否该方案同样适用于不同群体的参与者。 “男孩和女孩都从我们的方案中获益，” Weichold博士说。在方案中，女孩的自信心增强了，而男孩的沟通技巧有着显着改善。“总之，IPSY能减少同龄人的压力对孩子们的影响。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对香烟和酒精说'不'，” 另一个IPSY积极影响：它增强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联系。耶拿心理学家指出：“这导致了学生在学校中有更强的归属感。他们有如家中的感觉，感到自己被重视和认真对待。” 学生通过IPSY方案能学会一些综合技能，比如如何处理压力和焦虑或提升自我形象。为这个目的，他们在交互学习模块中讨论主题诸如“学校与我”或“我和其他人”，对于得出的结果，他们与同学和老师共同讨论，进行角色扮演，当然，运动和放松的技巧也是方案培训的一部分。该方案在5年级中由15类90分钟模块组成。接着的是开发阶段在6和7年级中由7个模块组成。

偏见问题








在我们的认知中，女孩子踢足球没有男孩子好，女孩子对汽车一窍不通，但女孩子跳舞跳得更好，也不像男孩子一样爱闯祸。这些都是人们从小时候起就一再听到的偏见，而且大家都这么认为。德国弗里德里希-席勒-耶拿大学心理学系主任Dr. Andreas Beelmann教授指出：“儿童在大约三到四岁时开始对自己的性别感到优越，之后再发展到对自己的种族或民族的优越感。这在个性形成过程中很正常。”但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当这种在个人意识形成过程中自动产生的对自己所属的社会族群的优越感转变为对其他人的偏见、不公正和歧视时才会产生问题。”力比多学院（Libidos.cn）教研组提醒各位心理学考研人，偏见问题常有，不管是社会中，还是心理学习中，关注社会热点，能更好的学习心理学。


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Beelmann教授与他耶拿的团队多年来一直在开发一个儿童培训与预防项目，以减少偏见同时加强对他人的宽容度。但几岁才是最合适的时间呢？耶拿心理学家Dr. Tobias Raabe和Dr. Andreas Beelmann教授日前将原有的就此问题的研究系统地做出汇总并将科研成果发表在专业期刊《儿童发展》(Child Development)上 （DOI: 10.1111/j.1467-8624.2011.01668.x.）。根据这一研究成果，儿童在学龄前时偏见的形成会不断增长并在五至七岁时达到顶峰。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这一进程又会反向发展，即偏见开始减少。“这也反映了儿童通常的精神发展进程”，Beelmann教授表示，“儿童首先接受成年人特别是其父母对社会阶层的认识，通过与其它社会群体划清界线来寻找自我。之后儿童再学会区别看待，此时原来抱有的笼统固定形象被超越，个人的评价标准转而占据上风。”因此，心理学家们认为这是实施预防项目减少偏见的理想时间点。Beelmann教授解释说：“在这个年龄段采取的预防措施有利于促进儿童正常的精神发展进程。”根据耶拿大学心理学家们目前所实施的预防项目的研究结果与取得的经验，如果儿童与其它社会群体的成员，例如与其他国家或肤色的儿童进行接触，他们所抱有的偏见会在小学一至四年级的年龄段大幅减少。学者们还发现：“即使这种接触并不是与真人，而只是通过书籍或故事获得的也同样能取得效果。”


但他们同时指出：“小学阶段也是偏见有可能向更加根深蒂固发展的关键阶段。如果儿童在此阶段与其它社会族群没有任何接触，他们就无法获取个人经验，从而更长时间受到泛泛的负面观点的导向。”他们认为，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何在外国人及移民比例很低的地区常会发生强烈排外的情况。


此外，耶拿大学心理学家们还证明，属于社会少数族群儿童的社会观和偏见的形成过程与此不同。他们对于多数族群最初并无偏见，很多时候甚至抱有积极看法。其原因在于多数族群通常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被认为是榜样。少数族群的儿童只有在以后成长中亲身体会到不公正待遇后才会形成偏见，而这种偏见通常比在其他儿童身上更为顽固。“这种情况下必须更早进行预防，从根本上防止偏见的形成，”Beelmann教授确信。


他同时也明确指出，目前的科研成果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意味着在进入儿童晚期或青少年期后，人们对社会族群的观念无法改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准则等社会环境，而不取决于个性的形成发展。与之相反，宽容度在任何年龄都可以得到提升。心理学家们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尽量多的与不同社会族群接触。Beelmann教授认为：“能够深入接触不同族群的人很少会对他人一概而论，更不会歧视他人。”

发展心理学：儿童的自我控制与社交能力有什么关系？


中国传统上就有“三岁看老”的说法，最近，心理学家们通过跟踪研究，揭示出了4岁儿童的行为特征对他们9岁时在学校的社交能力有很强的相关性。


这项研究于今年7月发表于中国心理学核心刊物《心理学报》第四期上，它重点探讨了儿童早期的一种自我控制行为——自我延迟满足能力的水平与他们在小学阶段的学校适应表现的相关性。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的杨丽珠和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王江洋进行了这项研究。


所谓自我延迟满足，本项研究将之定义为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自我控制能力。研究发现，在儿童4岁时，这种能力表现出明显的个体间的差异，众多关于学前儿童自我延迟满足的研究都表明，学前儿童的延迟行为可能与社会适应能力的诸多方面有关。


不过，此前的研究并没有揭示儿童控制自己欲望的这种能力与他们小学阶段表现的关系，而且也缺乏在中国背景下进行的研究。本项研究的作者们通过对54名大连儿童在4岁时的行为及其5年后在小学的表现比较分析，发现4岁时自我延迟满足能力高的儿童，在9岁时的学校社会交往能力总体发展也好于其他儿童。


在研究中，论文的作者们在儿童4岁时将其领进其幼儿园内的儿童心理观察室，营造出一种让儿童感觉很自然的实验情景：研究者向小朋友出示一辆大的救火车和一辆小的卡车玩具，问小朋友喜欢哪一辆。小朋友用手指大的救火车，表示喜欢它。研究者进而告诉小朋友，老师要到屋子里面去工作，如果小朋友要玩那辆大的救火车，就要等老师做完事回来后才能玩儿，如果小朋友等不了，就按铃，老师听到铃声就回来，此时就不能玩儿那辆大的救火车了，只能玩儿那辆小的卡车。实验要求小朋友在事先不知道会等多久的情况下能坚持等待15分钟就完成任务，得到他喜欢的较大奖励。研究者通过录像观察和记录儿童的各种行为表现，以儿童在等待过程中所采取的11种等待策略和儿童等待所用时间衡量样本儿童4岁时的自我延迟满足能力。


在5年后，他们结合教师访谈与评定、同伴提名、儿童自评等方法综合评定儿童9岁时的学校社会交往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对遵守规则与执行任务的能力、与教师交往能力以及与同伴交往能力，他们还测试了儿童的同伴接纳水平、社交焦虑和孤独感。
作者们发现，那些4岁时自我延迟满足能力高的儿童，9岁时在学校的遵守规则与执行任务能力、与教师交往能力、与同伴交往能力发展情况较好，他们大多受到同伴的喜爱，较少表现出社交焦虑和孤独感等消极的社交情绪。而对于那些4岁时自我延迟满足能力低的儿童来说，情况则恰好相反。


杨丽珠、王江洋指出，上述的研究表明，要从小对孩子进行延迟满足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让孩子学会选择，教给孩子延迟满足的等待策略，学会主动调节自己的行为，让等待成为孩子的自主行动，给孩子主动选择和自主解决问题的机会。当然父母自己也应做孩子的榜样，给孩子一个充满温暖亲情的家。特别是对那些上小学后仍表现出各种负面问题的儿童来说，家长与教师可以在儿童的常规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对这些孩子进行加强其规则意识和自身行为管理的训练。

从发展心理学看儿童情绪障碍










情绪对学习不良青少年的注意力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通过恰当的情绪引导，学习不太好的儿童的注意力也会得到相应改善，从而有望改善他们的学习质量。


这项研究发表于7月份出版的中国心理学核心刊物《心理学报》第四期上。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的俞国良和董妍主持了这项研究。
此前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学习不太好的青少年在集中注意力上有一定欠缺，这包括选择性注意力和持续性注意力两个方面。选择性注意是儿童在同时呈现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刺激中选择一种进行注意，而忽略另外刺激的能力。持续性注意是儿童在一定时间内将注意力保持在某个认识对象上的能力，也就是儿童注意的稳定性。


论文第一作者俞国良指出，选择性和持续性注意力差是造成学习不良儿童学业成就低下的直接原因。
然而，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学习不良儿童对学习资料的注意力困难，还没有确定性的研究。
本项研究着眼于对这些未知因素进行设计，研究发现像满足、放松等兴奋程度较低的积极情绪对学习不良青少年的选择性注意具有促进作用，而自豪、高兴等兴奋程度较高的积极情绪则有利于学习不良青少年持续性注意能力的提高。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们选取了杭州市某普通高中高一年级学习不良学生70名，对他们进行分组测试，了解其选择性注意力和持续性注意力方面的情况。
选择性注意的研究通常是在随机呈现的一系列刺激（可以是字母、数字、图片等）中，让儿童判断是否里面含有指定的刺激。如果儿童的判断既准又快，则说明儿童的选择性注意力较好。儿童在学习过程中，面对众多的刺激，是否能够忽略掉无关的信息，选择有用的信息对儿童的学习成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在课堂上，儿童是否能够被教师的教学所吸引，而忽略掉教室外的噪音就是很重要的选择性注意能力。


持续性注意的研究通常是持续操作测验，即要求儿童持续关注呈现的单个刺激（字母或数字），当出现指定的刺激时要求儿童进行报告。如果儿童能够既准又快的报告，则说明儿童的注意稳定性好。持续性注意能力决定了儿童是否能够较长时间将注意力放在某一学习任务上。
作者们指出，如果积极的情绪能够提高学习不良青少年的注意能力，那么就可以考虑通过改善学习不良青少年个体的情绪，进而去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以进一步弥补和改善学习不良青少年与一般青少年之间的个体差异。


俞国良博士表示：“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帮助学生获得积极的情绪，例如教师的鼓励，同学的支持，学习上成功的体验等。同时，也要避免各种与相关因素影响学生情绪，例如同学的嘲笑、家长的挖苦、老师的批评等。改善学习不良儿童的情绪问题，必须采用整合性的干预措施，让儿童学会自我情绪调节。”
关注儿童的情绪是近年来国际上的热点问题，今后，作者将会重点研究如何采用有效地措施改善学习不良儿童的情绪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进而提高学习不良儿童的注意能力及学业成就。

现代心理学百家争鸣，但各家各派都坚称或默认，童年确实对人具有深远影响。我们日后人生中的情绪情感、亲密关系、自我概念、为人处世的方式态度以及面对困难挫折时的反应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童年的色彩。




1、情绪情感
你是否是个总感到平和、愉悦和满足的人？还是个容易紧张、恐惧的人，生活的各种刺激和变化是否都给你带来焦虑，成为无法应对的压力？你是否感到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因琐事对人发火、一时之间怒不可遏？你是否一向郁郁寡欢？你是否总是感到嫉妒或艳羡？或者，常常感到尴尬、羞耻或愧疚？


如果你追溯你的童年，你会发现你经常体验到的情绪与你的童年有着惊人的一贯性。并不是我们日后生活中的境遇和变化导致了我们成为一个快乐的或不快乐的人。而是我们在生命最初的年头里就写下了一生情绪情感的基调。有时候，我们还会从父亲或母亲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性格和核心情绪。很显然，一个总是充满了焦虑的母亲，很难教会孩子应对焦虑的方法；一个经常酗酒并暴怒的父亲，也势必会影响儿子性格的发展??他要么完全秉承这种暴力和冲动的性情，要么由于过分恐惧自己性格中有难以控制的部分（哪怕那仅仅是正常的愤怒），而变得恭顺刻板、谨小慎微，对自己偶有的错误过分苛责。


不过，我们每个人又都不是父母任何一方的单独复制。“幸运”的人，比如郭襄，秉承了父母双方的优点，既聪颖美貌，又忠厚醇和；而最不幸莫过于其姊郭芙，像父亲一样天资愚鲁，像母亲一样刁蛮任性（幸好她长得还不像她爸啊，查老已经是手下留情了？）。金大侠解释说，这是郭靖和黄蓉生了第一个孩子后，过于娇纵溺爱的后果，足见教育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固然是因素之一。但若戏说起来，不妨看看蓉儿的家史，可知这种结果的必然。黄蓉幼年丧母，由父亲黄药师独自一人抚养长大。若说聪慧博学，金庸笔下当无出药师之右者。他不仅在武学上登峰造极，更精通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医药数理，对音乐和文学也颇有造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IQ奇高。但他性情乖戾、避世索居，其邪僻亦是出了名。所以，虽然他爱女至深，却不难想象，他实际上缺乏温和适度表达和给予关爱的能力。年幼的黄蓉，并不是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而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恐惧和禁忌的孤岛上！经年沉睡的母亲、喜怒无常的父亲、幽禁的怪老头儿、尽皆聋哑的仆从……难怪她年及豆蔻，因一点小事便离家出走。尽管她天资过人，但事实上她从未学会过养育；养育并不是一项智力活动，它是一种情感能力，而作为第一抚养人，母亲的养育能力比父亲更为重要。


心理学家在灵长类身上做过“代养母亲”的实验。将幼小的猿猴与母亲分开，由绑有奶瓶及包裹着绒布的傀儡妈妈“养育”。虽然幼猴可以从绑有奶瓶的“妈妈”那里得到充足的食物，也可以抱着“绒布妈妈”获得身体上的接触和安慰，但是它得不到情感的交互沟通。这些小猴子长大之后，在社会关系和性关系上都出现了困难，同时，它们排斥自己的子女，拒绝喂养和爱抚，在养育方面出现严重障碍。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黄蓉在养育第一个女儿郭芙时所碰到的困难。尽管她有一个深爱她的父亲，尽管她也必定很疼爱自己的女儿，但她很难成为一个温和敏感的母亲，很难对孩子的情感需要做出及时并适度的反应。幸而随着他们夫妇相伴时间的增长，她的个性和情绪方面吸纳了丈夫的特点，中年的黄蓉虽然仍旧机敏过人并偶有心狠或多疑，但更多的是从容内敛、温存体贴。这时候“生而逢时”的郭襄和郭破虏姊弟，人格和情绪也都更和谐完整。




2、亲密关系
不仅我们的核心情绪来源于早年生活，我们的主要亲密关系模式也将续写童年的篇章。心理学家观察儿童在陌生场景下的行为，发现孩子和父母间至少有三种基本的依恋类型。安全型的孩子在父母在场时乐于独自玩耍、探索外界事物；当他们和父母分开时会难过，因为他们更喜欢父母而不是陌生人；当父母回来时，他们会立即停止哭泣，渴望积极的情感交流。回避型的孩子总是独自玩耍，在父母离开时并不难过，对待陌生人就像对待父母一样；重见父母时表现出回避或冷漠。而矛盾型的孩子在与父母分开前喜欢粘着父母，不愿独自玩耍；而与父母重逢时，他们又会表现出愤怒、抗拒、推打哭闹、难以安慰。这种早年的依恋模式，在成人之后仍然会延续，并且能够很准确地预测人在恋爱和婚姻关系中的反应模式。
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生动的例子。简的幼年失牯，被送到盖茨海德庄园的舅母家里抚养。舅母里德太太和孩子们都对她百般欺侮虐待。也许，部分出于天性，部分出于寄养，她的性格既不开朗随和、也不活泼可爱、甚至没有普通孩子的率性自然。当她长大后，在桑费尔德庄园，她与罗切斯特热恋后，仍然不时在关系中表现出矛盾。“……柔情蜜意的场面，大胆露骨的表示，我都不希望发生。但两种危险我都面临着。我必须准备好防患的武器??我磨尖了舌头，待他一走近我，便厉声问道，他现在要跟谁结婚呢？”


无独有偶，这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另一个著名的寄养女子身上。“……那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舌之争。”（《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年少时读红，我最气闷宝黛吵架，每每搞不懂相爱之人何以总不好好说话。长大后才渐渐领悟，这些永无休止的吵闹、试探、反语，都似矛盾型的孩子在挚爱的父母面前表现出的矛盾举止，因为他们既强烈地依附于爱，又强烈地怀疑。他们的情感世界不能像安全型的孩子一样自给自足，所以他们的爱也往往更强烈和偏执。如果父母或爱人可以理解这些举止的背后涵义，矛盾型的人也会逐渐向安全型转变；只可惜，大多数时候，对方感到的是困惑和疲惫，所以矛盾型的人常常在反复试探之后最终证实：他们是不被爱的。


宝黛最终生死永隔，成千古遗憾。简要幸运得多，在经历种种波折之后，与罗切斯特终成眷属。不过，不知是出于简的矛盾，还是夏洛特的自卑，她到底让简继承了叔父的一笔遗产，又让大火烧光了罗切斯特的财富、烧瞎了他的眼睛。总之，在结尾处，简得到了真爱，也得到了某种莫名其妙的平等。
这里，顺便提一下另一位家庭教师版灰姑娘的故事。奥地利见习修女玛利亚，在慈和友爱的修道院中长大，热情开朗，充满生气，对人亲切自然，对生活充满热爱。在萨尔次堡，她成功地教养了冯•特拉普上校的七个调皮又可爱的孩子，并赢得了上校的尊重和爱情。《音乐之声》，这部拍摄于1965年的老电影，因其清新欢愉的基调至今仍倍受喜爱，魅力经久不衰。事实上，无论那些个性鲜明甚至乖僻的艺术形象给我们多么深刻的印象，在生活中，我们其实都更喜欢温和快乐的人们。


3、社会化和自我概念
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肯定和喜爱。趋利避害，是所有动物的基本天性，人类也并不例外。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类的利与害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含义。我们的行为举止、为人处世，就在这样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固定下来。所以，不仅我们的性格、情绪、人际关系模式与童年有关，我们如何对待学习、工作和娱乐，我们能否在学业中成功、能否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能否过一种满足且有意义的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我们童年教养方式的影响。


探索和好奇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如果不加干涉，或者给予鼓励，每个满足了基本生理、安全和情感需求的孩子都会对知识和外部世界充满兴趣，乐于学习并从成就中获得满足。然而，太多孩子的自然天性被外在的压力和挫败所阻断。我见到过这样的家长，在面对孩子98分的考卷时，拍案怒斥：“那两分哪儿去了？！”当父母的期望如此难以满足时，孩子会陷入一种无助的境地，感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无法取悦父母。然而，年幼的孩子又无法真正脱离父母，他们远没有强大到能够独立思考、没有能力评判父母，他们只能将不满转向自身，陷于自责、抑郁或者自暴自弃的状态中。


部分孩子在父母的苛求下更顽强地生存下来，取得了各种卓越的成绩；但同时，他们也比其他孩子更强烈地感到，爱是有条件的，只有保持优越，才能够获得爱。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孩子在日后遭遇挫折时往往比稍稍普通一些的孩子出现更多的身心反应，甚至表现出反常和偏离。教育学家常常为此呼唤所谓的“挫折教育”，实际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父母进行“爱”的教育。因为每个孩子，都是在与父母的互动中形成基本的自我概念，孩子要建立自尊，首先要源自父母给予的爱。当父母提供的爱总是伴随条件时，孩子不能够建立良好的、稳定的自尊，他们过度需要来自外界的肯定和赞美，也会在偶尔失败的时候感到失去一切。


但是，另外一种所谓“无条件积极关注”的教育方式也值得慎重对待。毫无疑问，这种人本视角对于理解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天性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但是在实践中，这一理念常常遭到误用，变成了肤浅甚至泛滥的夸赞。美国电视剧《豪斯医生》中有一集，一位母亲无视女儿的肥胖症，坚持赞美和安慰她是漂亮迷人的。这让女儿充满痛苦和困惑，她感到母亲不肯正视她的问题，感到无助和不被理解；她甚至感到母亲爱的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所幻想的一个女儿形象。每一个孩子，即使是不漂亮、不聪颖的孩子，也都需要了解真实的自己，而不是一个虚假的幻象。作为镜子的父母，真实地反射出孩子的映像，同时爱他接纳他，才能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自我概念。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赏识教育”这种提法；毕竟，“欣赏”、“赞赏”，都是要以正确的“认识”、“识别”为基础的。




4、重写童年
如果可能的话，有多少人愿意重写童年？


漫画家藤子不二雄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以改写童年的人物，成为几代人最喜爱的卡通形象之一，那就是机器猫阿蒙（这是我小时候的汉译版名字，据我所知，它还先后被译为铜锣卫门、小叮当、多拉A梦）。因为野比大雄失败的一生殃及第五代孙子小雄，所以小雄长大后乘时光机器回到过去，把机器猫带给童年的大雄，希望机器猫能够帮助大雄重写童年，获得成功。然而大雄毕竟是扶不起的阿斗，永远那么笨、那么懦弱、那么一败涂地。作为最忠实的朋友，机器猫竭尽所能帮助他，却每每都在更加不可收拾的局面中收场……
是否童年真的是不可更改的呢？是否童年早已浇铸了我们的性格，从而也注定了一生的运命呢？
毋庸置疑，人不是童年的奴隶。重写童年也并不是一种奢望。


完型主义的治疗师提示了这样一种方法，他们让人在想像中回到过去，以成人后的自我与童年的自我对话，特别是与某些创伤时刻的、孤独无助的自我对话。让成年的“我”去安慰那个恐惧的、绝望的、孤立无援的儿童的“我”，完成自己早年生活中从未完成的症结。实际上，这样的过程中拯救的是人格结构中幼弱的、儿童的“我”，完成的是内心主观现实中没有解决的创伤。现在，这一理念和方法为多种流派以及整合的治疗师所应用。当早年的父母没有起到父母应有的作用时，成人后的自我竟也可以充分担当起养育的职能，回到过去，作为自己的父母拯救自己的童年。
诚然，我们不能真的改写过去。但在人生的任何时候，我们确实可以改写我们的未来。

动机性面谈






是由MILLER和ROLLNICK在上世纪90年代初根据治疗酒精依赖患者的经验建立起来的一种以咨客为中心的访谈技术。由于咨询过程中咨询者主要通过挖掘和妥善处理咨客行为改变过程中的矛盾情感，进而达到增强咨客行为改变的内在动机，故被称为动机性访谈。目前MI在西方国家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成为行为改变的主要技术之一。但这一技术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报道还比较缺乏。。力比多学院（Libidos.cn）教研组提醒各位心理学考研人，考研也要了解心理学其他知识哦。
一、 MI的理论基础
与传统的行为改变干预技术相比，MI将当代不少行为改变的研究理论应用整合在实践中。在行为改变理论方面，MI主要借鉴了DiClemente&Prochaska提出的行为分阶段转变理论，该理论强调行为改变是一个连续和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5个阶段，不同阶段个体对自身行为改变的心理活动亦不相同，为此，咨询中应当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咨询策略。根据上述理论，MI整个访谈过程大致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向行为改变的前意向与意向阶段，主要是帮助咨客增强行为改变的内在动机，【第二阶段】则指向行为改变的后面3个阶段，重点在于巩固咨客对行为改变的承诺以及制订并履行行为改变计划。在咨询策略上，由于咨客的矛盾情感和阻抗常常是咨询第一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Rogers人本主义理论和Festinger的认知推敲理论，MI强调运用冲入和扩大认知不一致来激发咨客行为改变的内在动机。当咨客开始进入行为改变准备阶段后，能否做出有效的改变尝试是MI的关键。为了巩固咨客对行为改变的承诺以及制订并履行行为改变计划，MI强调提高咨客对行为改变的效能是咨询的重点。为此，根据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MI着重通过各种效能增强策略来增强咨客的效能信念。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尽管MI没有提出更多新的咨询理论和行为改变理论，但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将当代不少应用心理学研究成果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当前，无论是Rogers的人本主义理论，还是DiClemente&Prochaska的铜佛分阶段转变理论，乃至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都已被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证明是指导临床和社区行为干预十分有效的理论，这也保证了MI的有效性并提高了这一访谈技术的应用价值。


二、 MI的咨询原则
在行为改变的过程中，咨客经常处在一种改变与不改变的矛盾情感中，这也是行为改变意向阶段的主要心理特点，为此，采取相应的访谈，避免访谈过程陷入说教而导致遭遇阻抗是整个MI咨询的关键。为此，Miller&Eolinick强调了在运用MI时应遵循的4个核心原则：
1、 表达神入（Express Empathy）
Rogers以咨客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观点同MI最基本的咨询原则之一。Eogers曾指出，对于有效的行为改变而言，咨客本身才是真正专家。在MI中，神入被定义为“咨询者准确反馈咨客意图的能力”，具体而言，咨询者在访谈中的基本态度应当是通过有技巧的气馁式倾听接受和认可咨客的矛盾冲突心理，在接受咨客的基础上推动其作出行为改变。
2、发展差异
基于认知失调理论，在MI实施过程中强调发展差异的主要目标是探索和扩大咨客目前自身不良行为和所追求的价值信念之间存在的认知不一致，从而促进咨客考虑行为改变的可能笥。在这一过程中，MI很重要的一点是帮助咨客理解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一旦咨客深刻地领悟了自己追求的价值信念与现有问题行为之间的矛盾，便有可能从矛盾冲突体验中摆脱出来，进而做出正确的改变决策。
3、接受阻抗
与传统的理解不同，MI中出现阻抗并不意味着咨客反对改变；相反，阻抗是一个咨客对行为改变持有不同看法的信号。倘若发生阻抗，咨询者要避免和咨客对行为改变进行争论。合适的咨询原则是邀请咨客一同探讨新的可能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使咨客能够自己发现答案和问题解决办法，而不是由咨询者将问题解决办法强加给咨客。
4、维持自我效能（Support Self-Efficacy）
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指出，个体对自我效能的感知水平是行为能够成功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维持咨客的自我效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咨询策略，在MI的实施过程中则需要始终强调由咨客本人而不是由咨询者来选择和履行改变改变行为的计划。例如，在咨询过程中，咨询者不应对咨客提出诸如“你应当这样做”一类的要求，恰当的表述是“如果你想这样做，我可以提供帮助”。此外，在访谈中，运用客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来鼓励他们也是维持咨客自我交通的有效策略之一。
除了上述咨询原则外，开放式提问、反馈式倾听、及时确认、阶段性小结以及引导自我动机性陈述这5种基本咨询技能是MI实施过程中，特别是首次咨询中经常使用的技术。Miller和Rollnick特别指出，尽管上述5种技术中的前4种源于Rogers的人本主义咨询方法，但在MI中使用这些技术有更为明确的目标，即在于更好地帮助咨客挖掘他们矛盾情感和澄清改变的原因；而另一种技术则是MI所特有的，即引导咨客自我表达行为改变的愿望，从而促进咨客进入行为改变的准备阶段或行动阶段。
三、 MI的应用现状
近年来随着对个体健康行为关注程度的提高，如何有效地帮助个体转变不良行为成为维护健康的关键。MI既具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又具有操作性，因而得到了临床工作者和有关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被广为应用。根据临床中不同使用者所处的不同咨询环境，如争论室的医护人员、家庭医生、社区护士以及专业咨询人员，MI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操作模式，但都保持了简短式的访谈模式，国外目前常见的MI咨询模式为30分钟，更简短的则将每次谈话时间限制在10分钟甚至5分钟。除了面对面咨询外，MI也在电话咨询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MI的简短模式符合人们对简短心理治疗的需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MI的优越性。大量的实践表明：
对于酒精、海洛因、可卡因、大麻等一些物质依赖患者，采用MI这一技术具有良好的行为干预效果。例 如，一项对1726名酒瘾患者的随机对照控制研究表明，以MI为核心的动机增强治疗与传统的认知行为治疗的疗效相比，无论是患者的自我报告还是相关的生化指标都显示前一种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后者。
MI在帮助个体戒烟、饮食控制、增强体育锻炼等健康行为促进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在一项帮助269名孕妇戒烟的研究中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接受MI的孕妇戒烟或减少吸烟的行为显著增加。对125名神经性厌食患者的研究中发现，MI在患者前意向阶段和意向阶段的行为干预效果显著优于认夭行为治疗。在一项帮助523名成年人进行身体的研究中，通过12周的追踪随访发现，接受MI的实验组中能够坚持身体锻炼的人数明显多于控制组中坚持身体锻炼的人数。
MI也适用于改变慢 性病患者的不健康行为。例如，对200名糖尿病患者的医生或护士进行了MI培训，结果发现，70%的医护人员能够接受MI并在对患者的临床治疗中采用了该技术。对22名2型糖尿病患者采用了该咨询技术，结果发现MI可以显著帮助患者提高治疗的依从性以及对血糖的控制。
此外，已有研究还发现，MI也适用于精神病 患者以提高他们的治疗依从性。对121名精神病住院患者的研究发现，接受MI的患者出院后的首次复诊率显著提高。对21名非品质性精神病 患者的行为干预发现，MI能够影响患者对药物治疗的态度以及疾病自知力。
四、 结束语
如上所述，MI被认为是一种有效整合多种理论并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简短行为改变技术。在美国近几年至少有15项由国家健康研究基金支持的有关健康行为的研究采用了MI技术，由此反映出这项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目前，国外关于MI这项咨询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总结由临床实践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MI的操作性定义及效果，包括接受MI训练的次数、训练程序以及采用行为编码技术来评价液压油封门内容。二是MI这项技术的适用范围，包括在疗效上是否存在着人群差异或特定行为差异。三是关于实施MI的成本—效益分析，包括不同行为改变策略的效果比较等。可以预期，通过以上几方面的研究，MI这项咨询技术将更趋成熟，从而在临床上得到更好的应用。

脑部能量在睡眠中得到恢复






在心理学考研复习的过程中，睡眠和锻炼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切勿因为保证复习时间而通宵达旦的复习，这样反而会影响第二天的复习。根据《神经科学杂志》6月30日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在睡眠的最初几个阶段，脑部一些区域的能量水平明显上升，这些区域在觉醒时表现活跃。这些结果提示细胞能量激增可能会恢复觉醒时正常功能所需的脑部程序。

夜间良好的休息具有明确的恢复作用，但是过去没有明确证据描述睡眠期间实际发生的生物过程。就职于美国波士顿退伍军人医疗系统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拉德西卡·巴希尔博士和罗伯特·麦卡利医学博士提出，脑部能量水平是夜间恢复的关键所在。

“我们的发现有关生物学中一个多年的难题：睡眠的功能。”巴希尔说，”即使在现代，也还没有人用最敏感的测定方法来研究脑部的能量，这多少有些令人吃惊。”



论文作者测定了大鼠细胞中的三磷酸腺苷（ATP）水平。ATP是为细胞直接提供能量的物质，有”能量货币”之称。他们发现，当大鼠处于非快眼动睡眠时，觉醒时通常活跃的4个关键脑区的ATP水平升高，但总体的脑活动却是下降了。当动物觉醒时，ATP水平稳定。在本来正常睡眠的时间段温和刺激大鼠使其保持觉醒3-6小时，ATP没有增加。

论文作者总结，这种ATP能量的激增必需睡眠，使大鼠保持觉醒会阻碍这种激增。能量增加可促进觉醒期间缺乏的恢复过程，因为脑细胞在执行日常觉醒功能就需要消耗大量能量。

与该研究无关的一位睡眠专家，德克萨斯西南大学的罗伯特·格林博士说：”这项研究提供了有趣的证据来说明，推动有恢复作用的生物合成过程需要有赖于睡眠的能量激增。” 他也注意到研究中存在问题，例如ATP激增的特殊原因。他说：”论文作者提出这种能量增高与睡眠期间脑细胞活动减少有关，但也可能是由于许多其他因素，比如脑内的细胞信号。”论文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你了解大脑处理汉语的方式与英语不同吗？










你知道吗？心理学考研中普通心理学言语部分的知识点和实验心理学是有一定关联的，可以看看现有的研究设计的思路是什么样的。以增加增加实验设计的思路。中文母语者和英文母语者利用类似的脑区处理语言，但处理方式存在显著差异。这项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成果，为认识人类大脑的语言功能提供了重要新见解。


人类利用大脑左半球额叶的“布罗卡区”以及颞叶等区域处理语言。借助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北京大学高家红团队研究比较了中文母语者和英文母语者在理解言语时的大脑活动情况，结果发现这些脑区在处理不同语言时，其信息传递路径有着明显差别：在处理英文时，大脑额叶的布罗卡语言区接收来自左侧颞叶皮层后部的信息，在处理中文时则接收来自左右两侧颞叶前部的信息。


这一结果不仅揭示了大脑在处理语言时的信息网络特性，还说明了中文处理的特殊脑网络机制。高家红解释说，与英文等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中文听起来悠扬且颇具旋律性。这是因为中文是一种“声调语言”，即通过声音的音调高低（普通话中的四声）来区分词义。比如Ma这个音，在不变的声调中即一声表示母亲，而在下降的声调中即四声就表示责备。而对于英文这类“非声调语言”，音调高低仅表示不同的态度，其对应的词义保持不变。


他说，脑区之间的信息交互方式可能依赖于语言的这种语音学特性，这说明“大脑在理解声调语言时，存在特殊的神经机制以整合来自大脑左右半球的包含音调信息的语音－音系信息，从而最终达成声音－语义映射”

你知道一岁婴儿已能理解社会吗？












仅仅一岁多的婴儿已经可以理解复杂的社会活动，他们明白别人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而且希望他们有相应的表现。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2月4日报道，最新的研究表明，仅仅一岁多的婴儿已经可以理解复杂的社会活动，他们明白别人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而且希望他们有相应的表现。


在这一最新的研究中，13个月大的婴儿看了一个木偶剧，其中一个人物看到另一个人物表现不好，小婴儿希望目击者能够避开坏人。但是，如果坏人在干坏事的时候，没有被人看到，婴儿则不会期待避开。
研究的共同作者、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心理学家骆毓燕说，即便在这么小的年龄，婴儿在看木偶剧的时候大都非常有好奇心。


骆毓燕对美国趣味科学网站记者说：“当他们看到木偶遭遇暴力时，几乎所有的婴儿看上去都非常担心的样子。”
在研究中，两个人物——暂且称他们为A和B——以一种友好的方式互动着，但后来，B打了第三个人物C。
骆毓燕说：“如果婴儿看到B做了什么坏事，他们认为A应该做些什么。”
研究表明，甚至在婴儿会说话和走路之前，他们似乎就表现出了社交技能。8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希望做坏事的人受到惩罚，到了10个月大，他们就会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


同样，甚至连非常小的婴儿似乎都理解其它人的观点，这种天资被称为“心智理论”。尽管研究人员曾经以为，心智理论在学龄前时是不具备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7个月到1岁半时，就开始出现了。
对心智理论的大多数研究都是用被称为“错误信念”任务的试验。在试验中，婴儿看到一个人把一个东西藏起来，然后离开房间。在这个人离开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移动了这个东西。然后，第一个人返回时，要么看原来的地方，要么看新地点。


研究人员测试了婴儿希望这个人看哪个地方。这样做是为了查明，这些“小人”是否明白这个人不知道东西被移动了，或者换言之，他或她对这个世界有着错误的信念。在新的研究中，骆毓燕和她的研究生蔡友容（音）创造了一个类似的错误信念任务。不过，这个任务是关于社交场合的。
在试验的木偶剧中，木偶A和木偶B一开始以一种友好的方法互动，他们绕着对方拍手、跳舞。接下来，木偶B打了木偶C。在某些情况下，木偶A站在附近，看着坏行为的发生。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木偶A离开了舞台，没有看到B打C。


还有一种情况是B不小心打到了C。最终，A和B再次见面了，A要么与B友好地玩耍，要么是回避B。
总共48个13个月大的婴儿看了这些木偶剧，研究人员追踪了在B打了C之后，他们看了多长时间A和B。
还不会说话的婴儿通常会花更多时间在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上。在这个试验中，骆毓燕和蔡友容发现，婴儿们在A看到B打了C之后还和B友好地玩的时间要比A看到B欺负C后便回避B的时间要长。换言之，婴儿似乎意识到，A看到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预计A应该做出相应的回应。
当A没有看到B打C时，A回避B这种情况婴儿看的时间也比较长。


蔡友容说：“尽管婴儿看到B打了C，婴儿预计A还是会和B一起玩。”这一发现表明，婴儿知道A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他们没有想到A会回避B，因为他们认为A没有看到B做了什么错事。
最后，当B不小心打了C时，婴儿看待A和B互动的时间一样长，不管是A回避B还是A和B友好地玩耍。骆毓燕说，这些婴儿似乎明白打的意图，以及A对打的理解。


这一研究报告1月28日发表在了英国《心理学》杂志网站上，这是关于小婴儿对复杂社会活动反应的首批研究之一。蔡友容说，这就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帮助他们进行社交生活的天资。
现在，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当一个人做了什么好事，而不是坏事时，婴儿会有什么反应。科学家们还想研究，婴儿希望目击者如何对待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