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土兵

宋朝“土兵”或“土军”一词，最初仅作本地军之意。如宋仁宗时，田况说：“蕃落、广锐、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艺精强，战斗〔常〕为土卒先。” 胡宿也说：“土兵蕃落、保捷之属，皆便弓善战。” 宋仁宗还下诏，“广南西路戍兵及二年而未得代者，并罢归，其钤辖司所遣土兵，岁一代之。” 在这些记述中，土兵即是指西北沿边和广南两路的本地军。土兵作为一个军种，设置于宋神宗时，故在本章开头所引《神宗史志》中，初次将“土军”和“厢军”、“民兵”，“蕃兵”等并列，用以指各地巡检统辖下的地方军。
如前所述，宋朝的巡检与部署(总管)、钤辖、都监等，同为各地的统兵官。后来巡检地位逐渐降低，主要用于维持各地治安，“擒捕盗贼”。南宋时，巡检“皆以材武大、小使臣充，各随所在，听州县守令节制”， 属低等武官。
巡检部属的军士，在北宋前期和中期，一般都是禁兵或厢兵。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有人上奏，认为“巡、尉职皆捕盗，而县尉所获常多，巡检常少，盖尉司弓手皆土人，耳目谙习，巡检下乃攒杂客军”，主张“招置土军”。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七月，福建路提点刑狱闾臣孝直上奏：“巡检下兵级皆杂攒诸指挥厢，禁军或屯驻客军，其间多西北人，与本地分不相谙熟，差到年岁，稍能辨认道路山川人物，又迫移替，至于海道，亦不惯习，使之相敌，终无必胜之理。请于逐处令招置土兵，以一半招收新人，一半许厢、禁军旧人投换。”宋廷接受一些人的建议，开始创设土兵。如福建路，除四员都巡检管辖下的八百人，“依旧轮差厢、禁军外”，其馀二十八员巡检管辖下的三千零五十人，“一概招募土兵”。 然而在军政腐败的情况下，尽管专设土兵，却未必会加强各地的镇压效能。孙览曾上奏说，他在京西“巡历诸州，见所招土兵多老弱，堪被甲，可擒盗者十无三、四，仍未必皆土人”。宋哲宗时，枢密院奏：“土兵本以谙悉山川地里，易于捕寇，今岁久，以亲戚乡里之故，或庇其为奸。”于是宋廷又规定：“诸路巡检土兵以元额之半差禁军。” 但时隔不久，又恢复宋神宗时旧制，“巡检司全置土兵”。
宋朝各地巡检司“有沿边，溪洞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 管辖地区有大有小，很不一律。为着说明土兵的编制，以下举几个南宋的地区性实例。
宋光宗时规定，江南西路赣州共设十二个寨：(一)赣县磨刀巡检寨，土兵六十人；(二)兴国县衣锦巡检寨，土兵六十人；(三)赣州、南安军都巡检寨，土兵一百二十人；(四)安远、信丰、龙南三县巡检寨，土兵六十人；(五)宁都县青唐巡检寨，土兵六十人；(六)宁都县捉杀寨，土兵四十人；(七)宁都县巡检寨，土兵六十人；(八)宁都，石城、雩都三县巡检寨，土兵七十人；(九)会昌县湘乡巡检寨，土兵六十人；(十)会昌、瑞金两县巡检寨，土兵七十人；(十一)瑞金县苟脚巡检寨，土兵六十人；(十二)石城县捉杀寨，土兵四十人。 这里除了两个县的所谓“捉杀寨”外，共有十个巡检司寨，其中有一县数寨，一县一寨，数县一寨以及两个州军一寨。按宋朝官制，“砦置于险扼控御去处，设砦官，招收上军，阅习武艺，以防盗贼”， 其实很多砦官即是巡检。
宋理宗时的《宝庆四明志》卷7载，浙东路庆元府有九个巡检司寨：(一)鄞县“浙东寨，额一百二十人，今七十七人”；(二)鄞县“大嵩寨，额二百人，今一百七十六人”；(三)慈溪县“鸣鹤寨，额九十人，今七十三人”；(四)奉化县“公塘寨，额九十人，今六十八人”；(五)奉化县“鲒琦寨，额五十人，今五十七人”；(六)定海县“管界寨，额一百二十人，今一百十七人”；(七)定海县“海内寨，额二百四十人，今一百五十人”；(八)昌国县“三姑寨，额六百二十人，今五百四十人”；(九)象山县“岱山寨，额一百二十人，今一百五人”。庆元府六个县都有巡检司，但各寨土兵不满员的状况相当普遍。

其他一些宋代地方志的记载，也与赣州和庆元府相似。一般说来，一个巡检司寨管辖的土兵数量约有几十人到一百几十人。在宋神宗创置土兵时，福州的甘蔗洲巡检司寨有土兵一百人，“立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承局各一名，押官二人，长行九十三人”；海口巡检司寨有土兵七十人，“置副都头、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一人，长行六十五人”。 可知土兵仍然采用禁兵中都一级的编制。《水浒传》说，武松在阳谷县当“步兵都头”，手下有“土兵”，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宋时的土兵编制。
—————————————————————————————————————————————————————— 《宋史》卷191《兵志》。
“四丁取三丁”，《宋史》卷191《兵志》和《文献通考》卷156作“五丁取三丁”，稍异。
《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壬午。
《长编》卷384元佑元年八月丁亥。
《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壬午。
《宋史》卷190《兵志》。
《长编》卷466元佑六年九月辛亥。
《长编》卷375元佑元年四月戊戌，《历代名臣奏议》卷347范纯粹奏。
《长编》卷384元佑元年八月丁亥。
《长编》卷337元丰六年七月丁巳。
《长编》卷338元丰六年八月辛巳。
《历代名臣奏议》卷325。
《文恭集》卷8《论边事》。又《韩魏公集》卷11《家传》也有类似记载。
《长编》卷175皇佑五年闰七月辛未。
应当指出，尽管自宋神宗始，已将土兵作为新的军种，而“土兵”一词的旧意也往往沿用不废。如《长编》卷242熙宁六年二月丁酉，“诏以秦凤路军马六分属熙河路”，其中“驻泊兵一万三百二十八”，“土兵一万八千三百九十四”。《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壬戊，“唐，汝州置土兵勇捷两指挥，以四百人为额”，“唐州方城县为右第十一指挥，汝州襄城县为左第十二指挥”。《长编》卷343元丰七年二月庚辰：“李宪言；‘本路上下番土兵白军兴以来，未尝更下，近乞归营补洗。’”这些都是将本地就粮禁兵称为土兵的例证。
《宋史》卷167《职官志》。
关于巡检，近见苗书梅先生递交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宋代巡检问题再探》一文，论述甚为深入而细致。
《宝庆四明志》卷7。
《淳熙三山志》卷19。
《长编》卷340元丰六年十月辛巳。
《长编》卷395元佑二年二月辛丑。
《宋会要》兵1之11，《淳熙三山志》卷19。
《宋史》卷167《职官志》。
《宋会要》兵3之32—33。
《宋史》卷167《职官志》。

在北宋前期和中期，既然在弓手中设置节级，当是采用禁兵的都一级编制。南宋初，“时诸路盗贼多”，宋廷规定“两河，京东、西增置射士，县五百人，悉募土人有产籍者，置武尉以掌之”，“每州四县以上置准备将领一员。部将一员总领”，“每五百人置都头二人总辖，十将五人，分管一百人，左将虞候五人，右〔将〕虞候五人，左承局五人，右承局五人，左右将虞候、承局每人分管二十五人，押官五人，分管一百人”。 当时的弓手依然采用都的编制，而在都之上又采用北宋后期“将”的编制。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宋廷废罢“诸县教阅弓手准备将领”。 后来对各县弓手编额也予以裁减。如宋宁宗时的绍兴府，会稽县编额为九十五人，山阴县九十五人，嵊县九十八人，诸暨县一百十三人，萧山县七十人，馀姚县一百人，上虞县七十人，新昌县六十七人， 虽比南宋初期减少很多，却仍大大多于北宋初的规定数额。有些地区弓手编额也不满员。宋宁宗时，镇江府丹阳县“尉司弓手额管一百二十人，见管一百三人，阙一十七人”，金坛县“尉司弓手额〔管〕一百六十人，见管九十五人，阙六十五人”。
据南宋时《庆元条法事类》卷7《按阅弓兵》规定，“诸巡检。县尉应教阅弓兵，而托故不亲临者，杖一百”，“土兵，弓手令宪司责巡、尉常切依时教阅，不得差使窠占”。可知土兵和弓手作为地方治安部队，受各路提点刑狱司管辖。这在南宋初已有明文规定。

———————————————————————————————————————————————————————— 《宋会要》职官48之67。
《宋史》卷448《李彦仙传》。
《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9《南归录》。
《宋会要》职官48之61《乐全集》卷21《论天下州县新添置弓手事宜》。
《宋会要》职官48之67。
《栾城集》卷35《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宋神宗时还一度以保丁取代弓手和巡检下的军土，因为时甚短，在此不必细述。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6《乞罢保甲状》。
《宋会要》职官48之82。
《宋会要》职官48之71。
《会编》卷120：“张用，相州汤阴县之弓手也，乘民惊扰，呼众而聚之，与曹成、李宏、马友为义兄弟。” 《要录》卷17建炎二年九月丁未则说张用“汤阴县射士也”。宋时弓箭手也可称射士，属乡兵，而弓手不是乡兵。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亥，《宋会要》兵3之13。
《宋会要》兵3之24。
《嘉泰会稽志》卷4。
《嘉定镇江志》卷10。
《要录》卷17建炎二年九月乙未。

第四章 北宋后期军制

第一节 北宋军从整顿到瓦解

一、宋神宗锐意整军

宋太祖创设的北宋军制，沿袭百馀年，直至宋英宗时，并无太大变更。其间小的变革，主要是就粮禁兵的设置，这在前面已有交待。北宋军制的变化，始于宋神宗时，经历了六十年，到南宋初，才逐渐定型。
年轻的宋神宗即位后，对宋朝积贫积弱状态非常愤慨，锐意于富国强兵。他起用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王安石曾对皇帝说，强兵“不过什伍百姓，训练兵甲，储积财榖。然大抵要驭将帅，令奉行朝廷政令”， 这实际上是他的强兵纲领。但王安石是个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他虽然提出以上主张，而在他执政期间，变法的重点是在理财，即富国方面。认真贯彻王安石强兵主张，则是宋神宗本人。后来宋神宗亲政，变法的重点转移到强兵方面，他为此简直可说是呕尽心血。
宋神宗时的强兵措施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裁汰冗兵，整编禁兵和厢兵的番号；(二)改进武器制作；(三)推行将兵法和结队法，加强军训；(四)实施保甲法，对北方河北、河东、陕西和开封府界的保甲进行教阅，并规定各地用保丁取代巡检司的军士和县尉司的弓手。
然而当时的一系列措施，却并未使宋朝军事能力根本改观。变法派章粢评论说：“神宗皇帝挺英武之姿，有并吞西夏之志，不幸所委非人，所建非策。尝兴师深入矣，乃无尺寸之功；尝拓地进垒矣，或有覆军亡将之辱。民苦于转饷，而关陕虚竭；兵疲于征讨，而亡逸自如。倾天下之财，委于一路，如填沟壑。” 最后因灵州和永乐的丧师，使宋神宗在精神上遭到难以承受的打击，抑郁病死。宋神宗和王安石惨淡经营的强兵事业不能算是成功的，然而却造成军制的变化。

二、北宋后期的兵力

北宋自宋太宗以降，养兵虽多，多而无能，固然有种种原因，其中有两条很明显的积弊，是众所周知的。一是“老弱者众，缓急又不可用”， 在战斗中，“老弱怯懦之人，遇敌则先自败亡，非独先自败亡，适所以为骁壮者之累”。 二是编制严重不满员，“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 “额存”则朝廷仍须支付每营四、五百人的钱粮，“兵阙”则养兵费落入“将校”的腰包，因而严重削弱军队战斗力。尽管士大夫们人言藉藉，可是宋廷到底不肯下痛革的决心。
宋神宗和王安石针对这两条积弊，采取比较果断的措施，裁削冗兵和冗将。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即王安石实行变法的前一年，宋神宗下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招简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者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 按北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宋神宗下亲笔手诏，规定军士“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将退伍年龄提早十年以上，“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
宋神宗和王安石还撤销厢、禁兵的一部分番号，或者减削某些番号厢、禁兵的指挥数。当时被撤销的禁兵番号，计有殿前司的归明渤海、吐浑、骁胜、飞猛、契丹直、安庆直、三部落、宣威、神射等军，侍卫马军司的忠猛、散员、归明神武、骁锐、武清、忠锐、威边、有马安塞、并州骑射等军， 侍卫步军司的奉节、效顺、怀勇、威宁、飞虎、归圣、拣中怀爱、静戎弩手、平塞弩手、新立弩手、来化、归恩、顺化、建威等军，总计三十馀个番号。这些番号的禁兵人数较少，故在撤销之列。某些番号的禁兵指挥数多，则采取减削指挥数的方式。如上四军中的捧日军由三十五指挥缩编为不足二十指挥，天武军由三十四指挥缩编为不足二十一指挥，龙卫军由四十四指挥缩编为不足十八指挥，神卫军由三十一指挥缩编为不足二十七指挥。 陕西禁兵由三百二十七指挥减为二百七十指挥。
经过撤销番号，缩编指挥和裁汰冗兵后，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禁兵数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比宋英宗时减少近十万人，元丰年间，禁兵数又增至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由于当时将教阅厢兵二百五十一指挥升为禁兵，故禁兵数实际上仍是继续减少的。当时各地厢兵数达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禁、厢兵合计八十三万九千八百七十人，连同开封府界和太常寺等寺监的厢兵约几万人， 则军队总数应在九十万以下，低于宋真宗时的水平。在宋真宗和宋仁宗时，估计兵籍上的兵力虚数与实数相差较大，而宋神宗时，两者的差距显然缩小了。由于禁兵的裁减，节省下来的军费，名为禁军阙额钱，“别项封桩”，“虽所桩钱物甚多，未尝辄供他用”。

北宋的常备军额，自宋初至宋仁宗庆历时，虽有升有降，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庆历以后，开始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直至宋神宗时，才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宋哲宗和宋徽宗时，常备军额又趋向回升。
宋哲宗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增加河北禁兵十一指挥，河东禁兵五指挥，陕西禁兵十指挥，开封府界禁兵六指挥， “在京”禁兵五指挥。 七年(公元1092年)，又“置沧州振武第六十七、六十八两指挥，以五百人为额”。 当时共有“禁军五十五万馀人”，“厢军三十馀万人”。 禁兵指挥数增加，而兵力反而比宋神宗元丰时减少，这反映编制不满员的状况又渐趋严重。
史称宋哲宗时，“四方用兵，增戍益广”， 这主要还是指宋哲宗亲政后的情形。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在环州和庆州各置捉生军一指挥。 四年(公元1097年)，又在陕西增蕃落军十一指挥，保捷军四指挥。 元符时，陕西、河东增置蕃落军十六指挥，保捷军四指挥。 河北增置步兵保捷军二十九指挥，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新创马兵广威军二十七指挥，每指挥“以三百人为额”，共计二万多人。 在南方，宋哲宗时也增设有马雄略军四指挥。 据以上不完全统计，则宋哲宗时共增禁兵一百三十六指挥，估计应有五万人左右。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荆湖北路添置禁军五指挥，以靖安为名”。 三年(公元1104年)，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和开封府界创置马兵三十五指挥，“以崇捷、崇锐为名”，步兵七十二指挥，“以崇武、崇威为名”，“合三万六千人”。 四年(公元1105年)，“广西路置刀牌手三千人”，“以宁海名”。 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又规定各路“帅府别屯兵二千人，望郡一千人”，“帅府五百料钱，以威捷为名，望郡四百料钱，以威胜为名，帅府、望郡三百料钱，以全捷为名。并充步军，隶殿前司管辖”。 北宋往往以军俸的“料钱”多少，划分禁兵等级，威捷等军全属中下等禁兵。其中光是“淮、浙、荆湖、福建等路”，即创置“威捷十指挥，威胜十一指挥，全捷四十一指挥”。 方腊暴丵动后，宋廷又在江南、两浙“节镇增添禁军两指挥，馀州军一指挥”，节镇州“以威果、全捷为名”，其馀州军“以威果为名”。
光从兵籍上估计，宋徽宗时的兵力又多于宋哲宗时，创造了宋神宗以后的新记录。然而当时宋军的腐败糜烂和编制不满员的状况，也是前所未有的。李纲说：“熙丰盛时，内外禁卒马步军凡〔五十九〕万人，承平既久，阙额三分之一，失于招填。” 他所谓“阙额三分之一”之说，看来也还是偏低的。例如“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为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
———————————————————————————————————————————————————— 《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乙亥。
《长编》卷469元佑七年正月壬子。
《包拯集》卷1《天章阁对策》。
《宋朝诸臣奏议》卷120范镇《上仁宗论益兵困民》（系第三状）。
《宋史》卷194《兵志》。
《宋史》卷194《兵志》。
《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宋史》卷194《兵志》。
《宋史》卷188《兵志》载，宋神宗时废除的侍卫马军司禁兵尚有清塞、飞捷、骁骏、骑捷四个番号。然而据《宋史》卷187《兵志》，此四支禁兵“天圣后无”，有所不同。又殿前司契丹直军，卷187《兵志》亦说宋太宗时已废。
关于宋神宗时撤销的禁兵番号与指挥数，据《宋史》卷187，卷188《兵志》载熙宁七年“颁诸班直、禁军名额”，“建隆以来之制”，“熙宁以后之制”互校。
《宋史》卷194《兵志》。
熙丰禁兵数据《宋史》卷187《兵志》，又《宋朝诸臣奏议》卷124王存《上哲宗乞依旧教畿内保甲》作“中外禁军以五十八万为额”。
《宋会要》职官27之44载，宋真宗天禧时，“诸司军人、库子等本额四万七千九百六十六人”，“今简选得三万三千九百二十二人仍旧充役”。《宋史》卷193《兵志》载熙宁时，枢密院说“在京系役兵士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
《宋史》卷434《陈傅良传》，《长编》卷398元佑二年四月癸未。
《长编》卷402元佑二年六月戊申。
《长编》卷404元佑二年八月辛巳。
《长编》卷471元佑七年三月丁亥。
《长编》卷472元佑七年四月。
《宋史》卷187《兵志》。
《宋史》卷188《兵志》。
《长编》卷487绍圣四年五月辛酉，壬戌，《宋史》卷188《兵志》。

三、文臣和宦官统兵的强化和流弊

北宋后期，强化了文臣和宦官统兵体制。特别到北宋末年，除了武将种师道外，全由文臣和宦官统兵，武将的地位被压至不能再低的地步。
北宋宦官有离开皇宫外任，参与军事的制度。但到宋太宗时，就出现了宦官统兵。宦官王继恩最初参与进攻南唐，宋太宗时，任天雄军驻泊都监，升镇、定、高阳关三路排阵钤辖，最终在平王小波、李顺变乱时，“命为剑南两川招安使”，为大军的统帅，“军事委其制置，不从中覆”，即授以全权。王继恩在宋太宗“烛影斧声”中即位时，扮演了重要角色，故“宠遇莫比”，在西川作威作福。 宋神宗时，又重用宦官李宪和王中正主持对西夏的战事。李宪出任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节制陕右诸将”。王中正最初是奉命“往鄜延、环庆路体量经制边事”，其实是充当监军，接着又任命为同签书泾原路经略、总管司公事，宋时加一“同”字，算是副职，“同签书”“公事”则品级更低，其实却是一路大军的统帅。 两人挟天子的威风，气焰虽盛，却出师无功，虚报战绩，声名狼藉。
北宋宦官统兵到宋徽宗时，则发展到顶点，宦官童贯、谭稹和梁方平都出任军事统帅，特别是童贯势倾朝野，实为史无前例。童贯升迁至节度使、宣抚使、领枢密院事等高官，长期统率号称最精锐的陕西军，竟时称“媪相”。 谭稹“初无异能”，仅因另一大宦官梁师成的援引，官至节度使、太尉、宣抚使。 两人都主持镇压方腊、攻辽等重大军事活动。宣和六年（公元１１２４年），“河北、山东盗起，命内侍梁方平讨之”，梁方平也官至节度使。金军南侵时，宋钦宗“悉出禁旅”，将二万七千精兵委付他，防守浚州。梁方平“日与其徒纵饮，探报不明，御敌无备，洎及贼至，乃始奔骇，至桥南，纵火而遁”，“单骑遁归”开封，只因臣僚论奏，宋钦宗才将他处斩。
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文臣统兵确有成功的事例。王韶是进士出身，“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诣阙上《平戎策》”，提议出兵收取河州、湟州一带，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他得到王安石的大力支持，“用兵有机略，临出师，召诸将授以指，不复更问，每战必捷”。 他指挥的熙河之役，还是北宋初次扩张，而取三州之地。章楶在宋哲宗“元佑初，以直龙图阁知庆州”，兼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就建议对西夏取强硬政策，“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后诸路出兵，择据要害，不一再举，势将自蹙矣”。绍圣时，他出任边帅，修筑平夏城，大败西夏军。“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章楶“立边功，为西方最”。 吕惠卿无疑是变法派中最能干的一人，但在绍圣时，变法派们重新上台，都对他相当畏忌，不敢援引他重新入朝执政。宋哲宗为吕惠卿“加观文殿学士，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也在对西夏战争中立功。南宋著名的爱国英雄、统兵文臣宗泽即被他赏识。
但至北宋末，文臣统兵最突出的荒唐事例，就是中书舍人李擢。当金朝兵临开封城下，宋廷仍按以文制武的惯例，任命了城墙四壁的文臣提举官，“东壁孙觌，西壁安扶，南壁李擢，北壁邵溥”，武将们只是当部属。金军设法填平护龙河。李擢根本“不介意”，“於城楼上修饬坐卧处，如晏阁宾馆，日与僚佐饮酒烹茶，或弹琴讌笑，或日醒醉”。“将士莫不扼腕者”。宋钦宗登南城，才发现“城濠填垒殆尽”，大怒，才下旨将“李擢推勘远窜”。 然而当时在开封围城中，自然不可能流放远地。南护龙河的一段被金军填平，成为开封城陷落的关键之一。
文官不懂军事而掌兵，宦官则骄横而擅作威福，是北宋积久的严重的军事弊病。特别到北宋覆灭时，更成为招致亡国的重要因素。 南宋初年，才下令“不以内侍典兵权”， 永远取消了宦官统兵。
—————————————————————————————————————————————————————— 《长编》卷508元符二年四月己卯，丙戌，己丑，《宋史》卷188《兵志》。《兵志》作“乌龙川、北岭新砦各置马军一”，而《长编》丙戌条为“乌龙川北岭赐名乌龙寨”，“置马军蕃落一指挥，以三百人为额”。今以《长编》为准，共计十六指挥。
《长编》卷517元符二年十月壬子，《永乐大典》卷19735《曾公遗录》。
《宋史》卷188《兵志》载沅州和湖南、江东路各增置有马雄略一指挥，而《淳熙三山志》卷18载福州亦设第十二指挥，“以四百人为额”。
《宋史》卷188《兵志》。
关于崇捷等军的人数，《宋史》卷187，卷188，卷193，卷194《兵志》记载不同，或作“五万人”，或作“十万人”，今以卷188为准。估计开始时规定招五万人，后改为“十万人”，实际上因财政拮据，“并废”七十五指挥，剩三万六千人。
《宋史》卷187《兵志》。
《宝庆四明志》卷7。
《淳熙三山志》卷18。
《宋史》卷187《兵志》，《嘉泰会稽志》卷4。时越州共添置威果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指挥，全捷第四、第五指挥。
《梁溪全集》卷61《乞募兵札子》，《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丙戌。
《文献通考》卷153。
《宋史》卷４６６《王继恩传》。

四、北宋军的瓦解

宋辽澶渊之盟前，由于长期对辽作战，“河北最号劲兵之处”。宋真宗以后，宋辽长期和平相处，而宋夏战争时停时打，连绵不断。在长期战争环境中，陕西逐渐取代河北，成了精士健马的集中地，北宋后期，人称“独西兵可用”。
宋徽宗委任宦官童贯主持陕西军务，成为“西兵”的统帅，“握兵二丵十年，权倾一时”。 高俅本是市井无赖，“数被杖责”， 因擅长踢球，博得宋徽宗的欢心，“遍历三衙者二丵十年，领殿前司职事”。 这两人一内一外，长期“主兵”的结果，使“教阅训练之事尽废”，“军政大坏”，“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 “宣和以来，宦者童贯弄兵，蔡攸并窃枢柄，边帅大率皆小人，以贿赂用之，军政尽废，非徒士卒骄惰不可用，且零落尽矣。金虏大举南牧，不复可以支持”。 北宋末，无论镇丵压方腊，还是征辽御金，主要仍是依仗“西兵”。在对付方腊之变时，尚可凭藉优势兵力，得逞于一时。辽朝当时受金朝攻击，仅存弹丸之地，撮尔之兵，却将宋军打得一败涂地。待到金军大举南侵时，“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而已”。 救援太原之战，“西兵”损折殆尽，北宋也随之灭亡。
金灭北宋，并非金军真正具备战无不胜的威力，而是宋军腐败糜烂到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的程度。除了王禀死守太原，组织了一次顽强的守卫战外，宋金双方几乎未打过一次硬仗。金军攻破开封，蚕食北方后，宋朝的禁兵大部溃散。无数溃兵散勇，流窜于江淮之间，成为一股又一股兵匪，其头目都是乱世的草头王。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给人民造成非常深重的苦难。
———————————————————————————————————————————————————— 《宋史》卷４６７《李宪传》，《王中正传》，《长编》卷３１２元丰四年四月癸酉，卷３１３元丰四年六月壬午，《铁围山丛谈》卷６。
《宋史》卷４６８《童贯传》。
《宋史》卷２２《徽宗纪》，《会编》卷１９《北征纪实》。
《宋史》卷２２《徽宗纪》，卷２３《钦宗纪》，卷３５７《何灌传》，卷３６４《韩世忠传》，《会编》卷２６。梁方平的节度使军名，《钦宗纪》作“威武军节度使”，《要录》卷１作“武泰军节度使”。
《宋史》卷３２８《王韶传》。
《宋史》卷３２８《章楶传》。
《宋史》卷３６０《宗泽传》，卷４７１《吕惠卿传》。
《会编》卷６４，卷６５，卷６６，卷６７。《靖康要录》卷１２靖康元年十一月八日所载京城四壁守御使名单稍异，但李擢负责南壁相同。
参见陈峰先生《论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体制的流弊》，载《宋史研究论文集》第１１辑，第９３页，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２００６年。
《要录》卷５建炎元年五月己亥。

第二节 北宋后期的禁兵

由于宋神宗实行将兵法和结队法，造成禁兵编制的变化。南宋人说，“自熙宁后置将官，而禁军又有系将、不系将之别，则禁军亦分为二矣”；“诸州郡隶将兵，用虎符调发者，枢密院之兵也，不隶于将兵者，州郡之兵也”。如把不系将禁兵仅仅理解为“州郡之兵”的话，北宋后期还可另外区分出所谓“在京禁军”， 当时也往往“在京及将下禁军”并称。 宋神宗时与交阯开战，下诏说：“差赴安南全指挥诸军，如系将下及在京，可并特于额外招拣一百人，以备补填病患身死及得功迁转之人。” 由此可知，北宋后期禁兵事实上可细分系将禁兵、不系将禁兵和在京禁兵三类。

一、系将禁兵

将兵法是针对禁兵“更番迭戍”，造成将不专兵，兵不识将的积弊，为加强训练而提出来的。将兵法最早可追溯到宋仁宗时，文彦博说：“庆历初，陕西四路之兵，逐路始分数将，每将马步不下三、二千人，各自训练，务要精熟。兼得兵将相谙，使唤之际，尽知人人所能，则鲜败事。” 每将的军队有二、三千人，当包括几个指挥。其中范仲淹“首分鄜延路兵以为六将，将各三千馀人。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监教一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专掌教阅”。由此可知，当时设将，已有使军队“兵将相谙”和“教阅”“精熟”的双重目的。
宋神宗即位后，渭州知州、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蔡挺开始在本军区进行编制改革。他“举籍禁兵，悉还府”， 以“五伍为队，五队为陈”，加强军训，“队中人马皆强弱相兼，强者立姓名，为奇兵，隐于队中，遇用奇，则别为队出战”。在阵之上设将，“泾原路内外凡七将，又泾、仪州左、右策应将，每将皆马、步军各十陈，分左、右各第一至第五，日阅一陈”。 蔡挺的改革实际上打乱禁兵原有的编制，以二十五人为队，一百二十五人为阵，二千五百人为将。蔡挺不仅改变禁兵编制，还将“泾、渭、仪、原四州义勇万五千人”，“分五番，番三千人”，“与正兵相参战守”，“依诸军结阵、队，分隶诸将”。 这些做法得到宋神宗的肯定。
蔡挺后任枢密副使，又将泾原路的改革稍加变更，推广各地，这就是将兵法。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宋神宗“以泾原路蔡挺衙教阵队于崇政殿引见，仍颁其法于诸路”。 当时虽“颁其法”，事实上只限于在某些地区设将，如环庆路“邠州等处驻兵，已差三将专领训练”。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在王安石一度罢相期间，蔡挺提出一个实施方案，先以开封府界各县、河北、京东和京西的部分禁兵创置三十七将。 蔡挺因病退闲后，宋廷又在其他地区陆续推广将兵法，总的看来，将兵法主要是宋神宗与蔡挺等人商议施行的，而与王安石本人关系不大。
按蔡挺的最早方案，是河北设第一将至第十七将，共十七将；开封府界各县设第十八将至第二十四将，共七将；京东设第二十五将至第三十三将，共九将；京西设第三十四将至第三十七将，共四将。后来除东南地区外，各路都单独编排将的番号，而将的数量亦时有更变。今将各路设将的情况分别作些介绍。
———————————————————————————————————————————————————————— 《宋朝诸臣奏议》卷135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
《会编》卷23《北征纪实》。
《宋史》卷468《童贯传》。
《忠愍集》卷1《再论高俅札子》。
《挥麈后录》卷7。
《梁溪全集》卷62《乞修军政札子》，《真文忠公文集》卷5《江东奏论边事状》，《靖康要录》卷7靖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会编》卷140《秀水闲居录》。
《文献通考》卷153。
《嘉泰会稽志》卷4。
《会编》卷174。
《长编》卷373元佑元年三月乙酉，卷377元佑元年五月戊午。
《长编》卷292元丰元年九月甲戌。
《长编》卷278熙宁九年十月辛丑。

开封府界：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开封府界、京东、西二十六将”， 较原先规定共多设六将。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宋廷向陕西调遣军队，“府界第七，第九至第十一，京东第六至第九，京西第六将赴环庆路”。 可知开封府界增至十一将。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诏改府界第十一将充京西第七将”， 又存十将编制。《永乐大典》卷18207《堕甑》载：“昔京畿十将，陈留之将一、二、三，雍丘之将四、五，襄邑之将六，咸平之将七、八，太康之将九，尉氏之将十 。”大致在宋徽宗时，林师益“差充京畿第十四副将”， 则当时曾有至少十四将之编制。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宋徽宗诏“四辅州各减一将”。 当时一度将颍昌府、郑州、澶州和拱州作为四辅，属京畿路， 则四辅州设将亦属京畿。京东：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差潭州驻扎京东第一将权驻邵州”。 翌年，“诏发开封府界、京东、西在营兵马十九将往陕西权驻扎”，其中“京东第一至第五，京西第三将赴鄜延路”，“京东第六至第九，京西第六将赴环庆路”。 京东九将的兵力全部抽调，疑又可能另增将的编制。据宋哲宗初记载，“京东青州第四将、郓州第五将、齐州第六将、曹州第八将”。 宋徽宗时，“京东第二将人兵系京南榖熟、徐州住营”。 这是京东部分系将禁兵的驻地。
京西：从前引记载看，京西又在四将之外增设二将。宋哲宗初，史籍上又有“京西第七将”、“第十将”的番号， 可见京西又至少增加四将的编制。据宋哲宗初记载，“京西第七将”“滑州驻扎”，“京西颍〔昌〕府第二将、河阳第三将、陈州第四将、邓州第六将”， 也是指部分系将禁兵的驻地。北宋末，张叔夜奏，“京西第一、第七将见在”邓州“城内”， 这当属临时调动。
河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宋神宗批示，“近差定河北诸将”，计“三十七将，二十万兵”。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韩琦上奏说：“近复置立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县不得关预。” 可知又增设了二十将。河北第一、第二将都是在定州“住营”。 定州后升中山府。陈淬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召赴阙，授真定路分都监兼知北砦、河北第一将”， 此处的“河北第一将”正将应是赴中山府改任。翟进在宣和时，“改河北第四将，往至遂城”， 遂城即是安肃军。史书上有“六宅使、高阳关路副总管、兼河北第六将丌赟”，“高阳关路兵马钤辖、兼河北第六将杨永节”， 即是驻瀛州，后升河间府。“河北冀州第七将”， 即是驻冀州。沧州应是驻河北“第九将”。 “高阳关路钤辖、兼河北第十将雷仲言：‘臣昨欲举行霸州教阅，不依元结队伍，为副将刘昌序沮止，遂独御中总管司。’” 可知河北第十将驻霸州。赵思恭任“真定府路都监、兼河北第十一将”，应驻真定府。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遣第十五副将王文景领兵捕杀澶州界群贼”， 可能即是驻澶州。史载“河北第八副将、内殿崇班李偁追一官，仍勒停，坐与将官刘庆不和理曲也”。 史料上另有“河北第十二将”、 “河北第十三将”、“第十七将”、 “河北第十八将”、 “河北第十九将”、 “河北第二十将”、 “河北第二十二”将、 “河北第三十五将” 等记载。《宋史》卷197《兵志》载，宋徽宗崇宁时，“蔡硕又请河北置五十将兵器”。是否当时河北已扩充为五十将，或是史料上有错字，或是仅是置备五十将的兵器，并非当时真有五十将的编额，难以考核。
———————————————————————————————————————————————————— 《历代名臣奏议》卷237。
《却扫编》卷上。
《宋史》卷328《蔡挺传》。
《东都事略》卷82《蔡挺传》。
《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丙申。
《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丁未。
《长编》卷223熙宁四年五月乙酉朔。
《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癸丑。
《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戊申。
《长编》卷313元丰四年六月壬午。
《长编》卷364元佑元年正月辛亥。
《北山小集》卷34《故武功大夫昭州团练使骁骑尉徐公行状》载，宋徽宗时，徐量“为畿内第十将”，出屯陕西顺宁砦，后“戍满，还军尉氏县”。
《宋史翼》卷30《林师益传》。
《宋史》卷194《兵志》。
《宋史》卷85《地理志》。
《长编》卷307元丰三年八月甲午。
《长编》卷313元丰四年六月壬午。
《长编》卷386元佑元年八月己酉。
《宋会要》兵5之14。
《长编》卷364元佑元年正月辛亥。
《长编》卷364元佑元年正月辛亥，卷386元佑元年八月己酉。
《会编》卷88。
《长编》卷258熙宁七年十二月辛卯。
《韩魏公集》卷19《家传》，《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丙寅，《宋朝诸臣奏议》卷137《上神宗诏问北边事宜》。
《长编》卷345元丰七年五月乙卯，《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4《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
《宋史》卷452《陈淬传》。
《宋史》卷452《翟进传》。
《长编》卷302元丰三年二月丁未，卷436元佑四年十二月辛丑。
《长编》卷386元佑元年八月己酉。
《长编》卷276熙宁九年六月戊子。
《长编》卷303元丰三年四月辛亥。
《学易集》卷7《崇仪使致仕赵公墓志铭》说，赵思恭“知乾宁军，改火山军，真定府路都监、兼河北第十一将，知永宁军，复改威胜”，第十一将应驻真定府路，而永宁军属中山府路，当是改任知永宁军。
《长编》卷348元丰七年八月庚午，《宋会要》方域10之25。
《长编》卷260熙宁八年二月癸亥朔。
《长编》卷309元丰三年闰九月戊戌。
《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壬辰。
《长编》卷258熙宁七年十二月丁卯。
《长编》卷266熙宁八年七月壬申。

河东：宋神宗元丰时，河东“团成十二将”。 “其四以备北(辽)，其八以备西(西夏)，八将更休，为上、下番”。 宋哲宗时，“添置第十三将”。 “内藏库使、康州刺史、太原府路都监、兼河东第一将訾虎”， 则第一将应驻太原府。杨宗闵“擢为河东第四副将，驻汾州”，“就迁河东第三副将，驻乌龙寨”。宋徽宗“御笔特迁第三将，护大和、神堂、惠银、宁城等寨及静塞城”。“河东第三将驻军静寨城”。 “河东汾州第三将，潞州第五将、第六将，晋州第七将、第八将，岢岚军第十一将”。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分河东第九将岚、石州马、歩军八指挥，岁更赴石州葭芦、吴堡塞防托”。 宋哲宗初，有“皇城使、荣州团练使、知府州、兼河东第十二将折克行”， 可知第十二将驻府州。河东第十三将“管勾通秦、宁河、弥川寨至接连麟、府地分，第九将管勾葭芦、吴堡、神泉、乌龙寨至接连鄜延路地分，其第九将旧在乌龙寨驻扎，移于葭芦寨，副将在神泉寨驻扎，移于乌龙寨”， 而“葭芦寨特建为晋宁军”。 以上记载表明某些将驻地的变更。
鄜延：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本路兵马分为九将”。 “鄜延第一将在延安府，第八将在河中府，第九将在鄜州”。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西夏进攻绥德城，“鄜延第四将”高永能“战败之”。 元符时，“绥德城为绥德军，并将元系第二将、第四将所管”十二个城、寨和关“并隶本军管辖”。 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3年），“夏人寇顺宁砦，鄜延第二副将刘延庆击破之”。 顺宁砦属保安军。宋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鄜延路第五将米赟”在塞门寨战死， 塞门寨位于延州北。
环庆：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庆州知州、兼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范纯仁将本路军马分为八将，“第一将驻庆州，第二将环州，第三将大顺城，第四将淮安镇，第五将业乐镇，第六将木波镇，第七将永和寨，第八将邠州”。 翌年，又缩编为“四将”。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恢复了原设的八将编制，驻地依旧。 后来，环庆路又扩编为“九将之兵”。 宋徽宗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以奉天县置醴州，“创置一将，以环庆路第十将为名”。
—————————————————————————————————————————————————— 《长编》卷272熙宁九年正月庚午。
《长编》卷268熙宁八年九月癸未。
《长编》卷271熙宁八年十二月庚戌。
《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庚子，卷346元丰七年六月乙未。
《长编》卷432元佑四年八月。
《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辛卯。
《长编》卷356元丰八年五月庚子。
《苕溪集》卷48杨宗闵墓碑，杨震墓碑。
《长编》卷386元佑元年八月己酉。
《长编》卷348元丰七年九月癸卯。
《长编》卷356元丰八年五月甲午。
《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辛卯。
《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甲午。
《长编》卷288元丰元年二月乙卯，卷289元丰元年五月丁亥。
《长编》卷386元佑元年八月己酉，卷469元佑七年正月壬子。
《长编》卷300元丰二年九月丁卯。
《长编》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丁亥。
《宋史》卷20《徽宗纪》。
《长编》卷409元佑三年四月庚子。
《长编》卷258熙宁七年十二月丁亥，《宋会要》兵5之8—9。
《长编》卷264熙宁八年五月甲子。
《长编》卷296元丰二年二月庚戌。
《长编》卷322元丰五年正月辛丑。
《宋会要》方域5之38—39。

秦凤：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秦凤路正兵二万二百馀人，参以弓箭手、寨户、蕃兵二万四千馀人，为四将”， 则每将平均万馀人。元丰时又改为“五将”。 宋哲宗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时已改为“秦凤路九将”。 南宋初，有“秦凤第十将关师古”， 这当是元佑二年后增设者。秦凤路分四将时，有“右骐骥副使、秦凤路都监、兼知甘谷城、兼第三将张之谏”，则第三将应驻甘谷城，第四将“阶州驻泊”。 宋徽宗政和时，与西夏作战，“秦凤第三将全军万人皆没”。 可知当时虽有十将编制，但至少第三将兵力与熙宁时相当。
泾原：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泾原路屯、泊、就粮上下番正兵、弓箭手、蕃兵约七万馀人，分为五将”， 比蔡挺最早的设置减少四将。但后来又“团为九将”。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扩编为十一将，“第一、第二将驻渭州，第三将原州，第四将绥宁寨，第五将镇戎军，第六将彭阳城，第七将德顺军，第八将水洛城，第九将静边寨， 第十将隆德寨，第十一将永兴军奉天县”。 宋哲宗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泾原第一、第二将在渭州，第三将在原州，第七将在徳顺军，第八将在治平寨，第十一将在永兴军，第十二将在陇山，第四将在绥宁、靖安寨”， 可知第四将又增守靖安寨，第八将改驻治平寨，而新增第十二将驻陇山。“泾原路经略安抚司请将陇山一带弓箭手人马，别置一将管勾，仍以泾原路第十〔二〕将为名”。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因钟传奏请”，“本路彭阳城驻扎第六将减罢，改置东路蕃兵将。如绥宁、靖安、乾兴、天圣寨亦系各有边面去处，水洛城驻扎第十二将减罢，改置西路蕃兵将”， 则又取消第六、第十二将番号，当时第十二将已改驻水洛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泾原路“进筑平夏城、灵平寨了当，添置十一将”， 则第十一将改驻平夏城和灵平寨。如前所述，宋徽宗时，另以奉天县置醴州，“创置一将，以环庆路第十将为名”。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经略使章楶建议“以通峡、荡羌并九羊寨三处见管防守正兵及新招弓箭手、马、歩军，共为第十二将”，于是宋廷正式命令“泾原路增置第十二将”， 表明另外又新置第十二将。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创置泾原路第十三将，应西安州、天都、临羌寨汉、蕃兵马，并隶本将管辖训练”。 至此泾原路扩充为十三将，另加两个蕃兵将，则为十五将，但第六将的番号是否恢复，不得而知。刘仲武“为泾原路第一将”，在天圣砦破敌。 南宋名将吴玠在北宋晚期，“权泾原第十一正将”，又“擢本路第十二副将”。
熙河：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 “熙河路正兵三万三千，参以弓箭手、寨户、蕃兵，为四将”。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吕惠卿等人又“分定熙河路战守兵马九将，所领兵四万一千三百八十九，马万二千四百十八”。 后又改为汉兵五将，蕃兵五将， 共计十将。宋哲宗元佑时，“皇城使、昭州刺史郭绍忠充熙河兰会路钤辖、知岷州、管勾洮东沿边安抚使司公事、兼第四将”。 元符时，有“皇城使、荣州防御使、熙河兰岷路都监、知河州、兼管勾洮西沿边安抚司公事、兼第三将王赡”，“熙河第五将、知通远军、降荘宅副使康谓”， 则第三将应驻河州，第五将应驻通远军。熙河兰会路经略使胡宗回上奏：“湟州、宁塞城共置一将，正将于湟州，副将于宁塞城驻扎。马军两指挥、歩军三指挥、湟州北城一指挥、厢军本城一指挥。鄯州置一将，充熙河兰会路第八将。湟州、宁塞城共置一将，充第九将。”
—————————————————————————————————————————————————— 《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癸卯。
《长编》卷315元丰四年八月己未，卷339元丰六年九月戊申。
《长编》卷402元佑二年六月甲辰。
《要录》卷32建炎四年三月己酉。
《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癸卯，卷272熙宁九年正月己巳。
《宋史》卷486《夏国传》。
《长编》卷266熙宁八年七月戊子。
《长编》卷297元丰二年三月癸未。
《北山小集》卷34《故武功大夫昭州团练使骁骑尉徐公行状》载，宋徽宗时，徐量任“泾原第九将，兵屯静边砦”。
《长编》卷299元丰二年八月辛丑，《宋会要》兵4之9。
《长编》卷469元佑七年正月壬子。
《长编》卷425元佑四年四月甲寅原作“泾原路第十三将”，以《宋会要》兵4之14校改。
《长编》卷507元符二年三月壬子。
《长编》卷499元符元年六月丙午，《汉滨集》卷15《故客省使雄州防御使泾原路兵马钤辖兼第十一将郭公（成）行状》。
《长编》卷499元符元年六月丙午，卷501元符元年八月甲午。
《长编》卷508元符二年四月己丑。
《东都事略》卷104《刘仲武传》。
《会编》卷196，《琬琰集删存》卷1《吴武安玠功绩记》。《宋史》卷366《吴玠传》作“擢第二副将”。
《长编》卷261熙宁八年三月癸巳朔。

永兴军路：宋哲宗元符时，“诏永兴军等路创置蕃落十指挥，以西京作坊使、永兴路都监邓咸安兼总领新置蕃兵将，其提举训练，并依将敕施行”。 蕃兵将不以第几将为番号。
东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规定“东南诸路团结诸军为十三将，淮南东路第一，西路第二，两浙西路第三，东路第四，江南东路第五，西路第六，荆湖北路第七，南路潭州第八，全、邵、永州准备广西应援军第九，福建路第十，广南东路第十一，西路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 后“虔州所屯东南第六将兵，每上、下半年分轮一半，赴洪州驻扎”。 虔州后改名赣州。东南十三将的编制一直保存到南宋。南宋人将十三将的驻地编了“四言韵语”：“濠、庐、杭、越，升、赣、荆南，潭，全、福、广，宜、邕十三。”当时第十二将由桂州改驻宜州，又濠州应属淮西路。
四川：北宋末，李纲奏中批评朝廷“尽改前日诏书调兵防秋之计”，“又罢四川、福建、广南东路将兵，又罢荆湖南、北路系将、不系将兵”。 参对下文，此处的“四川”“将兵”似可理解为至晚到宋徽宗时，四川也编组系将禁兵。但按前述宋仁宗时的各地禁兵分驻统计，四川总共只有九指挥兵力，散驻七州府，此后未见大量增兵的记录，似无编组成将之可能。宋徽宗宣和时，“发来戍守”“四川州郡驻泊东军”，计“万二千一十人禁军”。 南宋绍兴末，张孝祥说：“今诸路将兵，往往有名无实。臣尝询之，惟蜀为盛，成都万人，潼川六千，夔路四千。” 所谓“将兵”，即是指系将禁兵。他只说了四川的三路系将禁兵，共计为二万人，而未提当时已处国防前沿利州路的系将禁兵。王之望说：“四川禁军除阙额外，见管三万馀人。” 这是包括利州路在内的系将、不系将禁兵总数。看来是在北、南宋之交又有增设。此后，四川“禁军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二人”。 史料上有“成都府路第二将高师颜”， “利州路第三将柴斌知兴州”， 杨赓任“利州路第五将”。 宋宁宗嘉定时，“成都等路第三副将一员，荣州驻扎”。 但究竟设置多少将，仍不清楚。
总计各路至少设有一百五十一将的编制。 将的编制不限于禁兵，在陕西的鄜延等五路，都以禁兵和蕃兵、乡兵混合编组。如环庆路以“就粮、屯驻、驻泊并下番正军、强人、汉、蕃弓箭手”混合编将。 泾原路以“屯、泊、就粮上下番正兵、弓箭手、蕃兵”混合编将。 秦凤路和熙河路除“正兵”外，“参以弓箭手、寨户、蕃兵”。 宦官李宪后来还在熙河路单独没蕃兵五将。泾原路和永兴军路也单独设蕃兵将。河东也一度以蕃兵与禁兵混合编将。
将的兵力也各不相等，大致自几千人至一万馀人。例如环庆路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缩编为四将时，有“兵五万二千六十九，马六千四百七十六”， 则每将平均应在一万人以上。又如前述宋徽宗时，“秦凤第三将全军万人”。但这种情况显然不多，大都则是“禁军每数千为一将”。 宋哲宗时，河东“第九将以七千人，第十三将以六千人为额”。 又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章楶奏，“所部三将汉、蕃兵马八千四百八十八人”， 则平均每将为二千七百人。当时每将一般设正将和副将各一人，作为统兵官，但也有例外，按宋神宗后期规定，东南十三将“诸将下兵五千人处置将、副，三千二百人处置单将”。 南宋时，“赣之副在吉州，潭之副武冈军，福之副建宁府，自馀副将与正将同驻扎之地”， 则东南第六将、第八将、第十将等兵力应是五千人。“邕州管东南第十三一将”，原额“五千一百人”。 南宋时，越州（绍兴府）“将兵额三千人，东南第四正、副将各一员”。
—————————————————————————————————————————————————————— 《长编》卷303元丰三年四月丙申。
《长编》卷338元丰六年八月辛巳，卷472元佑七年四月丁巳。
《长编》卷409元佑三年四月壬寅。
《长编》卷494元符元年正月癸酉，卷507元符二年三月乙丑。
《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戊寅。
《长编》卷499元符元年六月丙戌。
《长编》卷311元丰四年二月己卯。
《梁溪全集》卷93《乞轮差将兵赴帅司驻扎奏状》。
《永乐大典》卷18207《堕甑》。
《梁溪全集》卷48《论不可遣罢防秋人兵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222。
《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未。
《于湖居士文集》卷17《论卫卒戍荆州札子》。
《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五月辛丑。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18《四川厢禁民兵数》。
《攻愧集》卷34《成都府路第二将高师颜制置使司奏举知黔州》。
《要录》卷50绍兴元年十二月辛未。
《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九月壬辰。
《宋会要》蕃夷5之70。
《宋史》卷188《兵志》和《文献通考》卷153说，宋神宗时“总天下为九十二将”，其中除东南十三将

这里必须交待一下将的编制与禁兵原有编制的关系。按将兵法规定，除设置正将和副将外，“又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似乎将禁兵原有指挥、都等编制一概废弃。事实上，蔡挺在泾原路最先实行将兵法时，看来也确是打乱禁兵原有的编制；然而后来推行于各路，却并非如此。河北第一将和第二将，各在“本将下所管定州住营马、步禁军八指挥”。 京畿(开封府界)第二将，“元系东京畿县陈留、雍丘、尉氏、鄢陵、阳武屯驻兵”，后移驻临安，包括武骑第六、第七指挥，广勇左第一军第四、第五、第六指挥，广捷第四、第五、第六指挥，忠节第二指挥，骁猛第一指挥，神威第七指挥，雄勇第二指挥，雄威第六指挥，效忠第二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七指挥。武骑、骁猛三指挥骑兵，效忠第七十五、第七十七指挥步兵，编额各四百十人，其他十一指挥步兵，编额各五百十人，共计七千六百六十人。驻杭州的东南第三将，包括威捷第一指挥，威果第四、第五、第六指挥，雄节第八、第十六指挥，全捷第二、第三指挥，每指挥编额各五百十人，共计四千零八十人。 东南第八将除武冈军外，“管潭州禁军八指挥”。 驻邕州的东南第十三将，包括有马雄略第二、第三指挥，编额各五百人，有马雄略第四、第七指挥，编额各三百人，澄海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指挥，编额各五百人，外加澄海第三十七指挥，作为附属的“不系将驻泊军”，共计五千一百人。 虔州的东南第六将有“雄略、武雄、澄海、威果、全捷、威胜及两忠节，凡八指挥，额管将兵四千人”，吉州两指挥，约千人。
北宋后期将的编制，都是以不同番号的禁兵指挥混合编组而成的。由于各种番号的禁兵军俸等类各有差别，故不便取消或者打乱原来的番号，而且在某些场合，仍用指挥为单位，调动兵力。宋神宗末期，吕惠卿提议，“分河东第九将岚、石州马、步军八指挥，岁更赴石州葭芦、吴堡寨防拓”， 得到宋廷批准。宋哲宗在河北招兵的同时，“却于旧将兵内，每指挥减一百人，共减一万七千馀人”。 又以“府界第十一将下郑州步军三指挥〔隶〕属〔京西〕第十将下，京西第七将下阳武县步军三指挥隶属府界第七将下”。
北宋推行将兵法后，虽未废弃禁兵原有的编制，但因另设部、队等编制，又为后来南宋屯驻大兵废弃禁兵原有编制作了准备。
将兵法的实施，也使北宋各地的军事指挥系统有所变化，司马光说，“国朝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之官。凡州县兵马，其长吏未尝不同管辖，盖知州则一州之将，知县则一县之将也”，而自从“别置将官”后，“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今为州县长〔吏〕及总管等官，而于所部士卒，有不相统摄，殆如路人者”；“又每将下各有部、队将、准备差遣、指使之类一、二十人，而诸州总管、钤辖、都监、监押员数亦如旧，设官重复，虚费廪禄”。 系将禁兵的将官与原有的总管等统兵官，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关系。有的将官是由总管等兼任，如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泾原路设五将时，“副总管苗授为第一将，钤辖和斌副之”，“钤辖种诊为第五将，都监王光世副之”。 熙河路以“副都总管燕达为第一将，钤辖康从副之”，“都监白玉为第三将，熙河路蕃汉都巡检李师古副之”。 但也有一些总管等统兵官不兼将官。宋哲宗初还特别规定：“河北诸路总管、副总管更不兼将，并令提举、训练，觉察本路军马公事。” 这就造成了“设官重复”的问题。
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元佑年间，司马光虽然主张废罢将兵法，却并未被采纳，宋廷只是采取某些修补的办法。如规定某些州的驻兵将官“兼本州都监，却减罢本处钤辖一员”， 一部分副将“兼本处都监”， 河东“麟、府、丰州上番四将并兼都、同巡检”， 或用总管、钤辖“节制诸将”，“统制诸将”。 尽管如此，关于钤辖、都监等官的职权，仍“皆未有定制”。按宋徽宗即位之初的规定看，路分钤辖和路分都监如兼将官者，还可“管辖本将军马”，不兼将官者，只“管辖本路不系将屯驻、驻泊、就粮禁军”。 总而言之，自设置系将禁兵后，总管之类统兵官的职权更趋减小，后到南宋初，就基本上成为闲官。
——————————————————————————————————————————————————————外，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只以蔡挺最早提出的三十七将方案为准，陕西定为四十二将，而又漏略河东的数字，显属差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统制统领官》，卷18《御前诸军》说“置百三十将”，《宋史》卷197《兵志》载政和时，邓之纲说：“国家诸路为将一百三十有一。”两说较近于史实。关于各路设将的情况，李昌宪先生《宋代将兵驻地考》比笔者的以往研究进了一步，今据以补充，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92年年会编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笔者重写此小节时，也略作增补和修订。
《宋会要》兵5之8—9。
《长编》卷266熙宁八年七月戊子。
《长编》卷261熙宁八年三月癸巳朔，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癸卯。
《长编》卷385元佑元年八月丁酉。
《长编》卷264熙宁八年五月甲子。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2《乞罢将官札子》。
《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辛卯。
《长编》卷479元佑七年十二月壬申。
《长编》卷312元丰四年四月丙子。
《永乐大典》卷18207《堕甑》。
《黄氏日抄》卷67《范石湖文》。
《嘉泰会稽志》卷3。
《宋史》卷188《兵志》。
《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4《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
《咸淳临安志》卷57，神威第七指挥，《乾道临安志》卷2作第九指挥。按东南第三将和京畿第二将的编组，应是宋徽宗时的情况，与宋神宗时的情况有所出入。又《梦粱录》卷10《厢禁军》作“京畿第三将”，“共统十七指挥军”，也与前两书不同。
《朱文公文集》卷19《劾将官陆景任状》。

二、在京禁兵和不系将禁兵
北宋后期尽管设立一百五十多将的编制，而在系将禁兵以外，在京禁兵和不系将禁兵仍然保留相当数量的兵力。在蔡挺提出开封府界与河北等路共设三十七将的方案后，赵卨上奏说：“今之军制，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自厢都指挥使而下，各有节级，有员品。” 这说明不仅系将禁兵并未废弃原有编制，不系将禁兵和在京禁兵也依然保持原有编制。
宋神宗在开封府界设十一将，其实只是把开封府各县的部分禁兵编组成将。宋仁宗时，京城禁兵有四百七十六指挥，府界各县禁兵有二百零八指挥。尽管宋神宗时裁军，而在京禁兵的兵力，仍应大大多于府界的十一将。元丰时，宦官李宪上奏：“准宣，发广勇右二十指挥驻熙河，令臣将之以往。广勇创置，未尝出军，乞于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挥，为臣亲兵。”结果宋神宗“改差殿前虎翼右〔厢一〕四指挥”。 殿前司的广勇步兵，“每指挥十为一军”， 所谓“右二十指挥”，应即是右第一军和右第二军。广勇军三十六指挥驻开封府，其中包括驻京城六指挥，各县三十指挥，而左第一军的三指挥编入京畿第二将，可见广勇“右二十指挥”，至少应有十四指挥是属开封府各县的不系将禁兵，并未纳入将的编制。至于在京殿前司虎翼军右厢第一军第四指挥“为李宪亲兵”， 也足见在京禁兵仍保留原来厢、军、指挥等编制。
按赵宋家法，开封与各地兵力应大致保持对等，即所谓内外相制，“以兵设险”。 宋仁宗时，因各地增设大量就粮禁兵，已不能维持开封与各地兵力对等的局面。北宋后期，在京禁兵又进一步削弱。其削弱的原因，还不能完全归之于宋神宗时的裁并指挥、番号和兵额，因战争之急需，将部分在京禁兵抽调陕西，军队出现阙额不招补，编制不满员等等，也都使在京禁兵月朘岁减。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冬，熙河路要求抽调在京禁兵代替“岁满”的“驻泊兵”戍守，宋神宗批示说：“卫兵已少，若于京师取足，必恐日益朘减。可令在京步兵止差十二指挥，神勇、宣武、广勇各一指挥，虎翼九指挥。”尽管宋神宗感到“卫兵已少”，而战争的形势却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发兵。元丰年间，又调发“在京拱圣、骁骑、云骑、武骑各一指挥，殿前、步军司虎翼各五指挥”，前往熙河兰会路。 宋哲宗刚即位，又“差在京马、步军骁骑等一十五指挥，赴鄜延路权驻泊，替东兵三将归营”。 在京禁兵事实上成为战略预备队，因对西夏不时交锋，即使采取更戍的办法，也总有一部分在京禁兵常驻陕西，使陕西禁兵相应增加。此外，宋哲宗时，枢密院奏中已提到“在京诸军兵额多阙”， 可知当时编制不满员也成为问题，而宋徽宗时自然更甚。宋钦宗时，王襄上奏，说“王安石为相”，“创教保甲，而潜消禁旅，臣元丰间往来京师道中，京南自延嘉以北，废营坏垒三十馀里”；由于“高俅坏之于内，童贯毙之于外，数十年间，不知其销折几何人；皇城诸班之地，今为殿阁池台矣，京城废营之地，今为苑籞甲第矣”。 晁说之也说：“翊卫京城之兵营，十无一存者矣。今之贵臣强宗则为别馆园囿，与夫道宫释宇者，皆昔之营地也。” 这两人论述在京禁兵的削弱情况，却不免夸大其词。事实上，北宋末在京禁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力。《东京梦华录》卷4《军头司》载，当时除诸班直外，“天武、捧日、龙卫、神卫各二十指挥，谓之上四军，不出戍。骁骑、云骑、拱圣、龙猛、龙骑各十指挥，殿前司、步军司有虎翼各二十指挥，虎翼水军(?)、宣武各十五指挥，神勇、广勇各十指挥，飞山、床子弩雄武、广固等指挥”，兵力总计至少在二百二十指挥以上。
金军攻宋，分兵两路，完颜粘罕一军约六万人，完颜斡离不一军也约六万人，其中有女真人的精骑，也有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汉人等战斗力并不强的杂牌军。 由于战斗损耗，分兵驻守的各种原因，最后到开封城下者，“大约不过八万人”。 。宋朝“京师诸军自数年燕山之役，出戍河北、河东，或留边，或溃散，而在京卫士，〔上〕四军，效用，京东、西路弓手等七万人”，“然可用者独有卫士三万尔”，亦可谓不少， 连临时招募者及征调保甲之类，“及二十万”。 开封的陷落，主要还不是在京禁兵人数过少，而是素质甚差，士气低落和指挥失误。

至于各地的不系将禁兵，如东南地区仅设十三将，故大多数州郡的禁兵都是不系将禁兵。即使在设将地区，也仍有不系将禁兵。杭州在宋徽宗时，除了京畿第二将和东南第三将外，尚有雄节第十七指挥、威果第六十一指挥、全捷第十七指挥、龙骑指挥、归远指挥，共五指挥兵力，计二千零五十人，作为隶属兵马钤辖司的不系将禁兵。 建康府属东南第五将“将司”者，有六指挥兵力，而在北宋后期属钤辖司者，至少应有全捷第一指挥和威果第四十四指挥。
———————————————————————————————————————————————————— 《永乐大典》卷8507《建武志》，原记载无澄海第三十三指挥，依人数总计五千一百人，应予补入。
《周益国文忠公集•奏议》卷5《论添驻赣州军马》，《梁溪全集》卷87《措置招军画一奏状》。
《长编》卷348元丰七年九月癸卯。
《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壬辰。
《长编》卷364元佑元年正月辛亥。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2《乞罢将官札子》。
《长编》卷266熙宁八年七月戊子。
《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癸卯。
《长编》卷368元佑元年闰二月庚寅。
《长编》卷379元佑元年六月庚子。
《长编》卷386元佑元年八月己酉。
《长编》卷456元佑六年三月丁丑。
《长编》卷411元佑三年五月辛未，卷458元佑六年五月庚午。
《宋会要》职官48之112—113。
《长编》卷257熙宁七年十月。
《长编》卷313元丰四年六月辛未。
《宋史》卷187《兵志》。
《宋史》卷188《兵志》。
《嵩山文集》卷3《负薪对》。
《宋会要》兵5之9。
《长编》卷358元丰八年七月甲寅。
《长编》卷419元佑三年闰十二月丙辰。
《宋朝诸臣奏议》卷45《上钦宗论彗星》。
《嵩山文集》卷3《负薪对》。
《会编》卷99《北记》，《梁溪全集》卷56《上皇帝封事》，卷172《靖康传信录》。
《宋史》卷375《邓肃传》，《历代名臣奏议》卷188邓肃奏。
《会编》卷64，卷66《宣和录》。又《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丁酉：“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
关于开封的守城兵力，有不同记载。《会编》卷65说，各路援军中，唯有张叔夜“以南道总管”，“仓卒间得兵一万三千”，冲破金军阻截，进入京城。但《宋史》卷３５３《张叔夜传》和《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１３说张叔夜有“三万人”。《会编》卷66：“京城四壁共十万人。”卷９９《杂著私书》说：“城中兵及保甲与募兵虽及二十万。” 又同书卷100《靖康行》：“二十万兵气裂眦。”《靖康要录》卷１４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三十日作“官军约十七万”。
《咸淳临安志》卷57。
《景定建康志》卷39。
《长编》卷303元丰三年四月丙申。
《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4《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第１３０至１３４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长编》卷288元丰元年二月庚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