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士的逃亡和反抗

在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下，军士的逃亡和反抗事件层出不穷，是势不可免的。宋光宗时，太平州采石镇水军统制郭师彦和将官田广“掊克”部属，“士卒不堪，颇有断手自毙者”。[1]这说明在某些场合下，士卒的处境确是到了忍无可忍，只能以逃亡和反抗求生存的地步。
逃亡其实也是反抗的一种方式。按照宋朝军法，除了阶级之法外，逃亡之法即算最重要的军法。北宋初，“禁军逃亡满一日者，斩。仁宗改满三日”，[2]但“逃至缘边，经一宿捕获者，斩”，[3]这是为防止军士逃亡到辽和西夏，泄漏军情。宋神宗时，又改为“诸禁军逃走，捉获，斩；在七日内者，减一等，刺配广南牢城，首身者杖一百”。[4]北宋所以一再减轻军士逃亡的刑罚，正是兵士不断地、大量地逃亡之故。苏轼就说：“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5]南宋初，李纲任相时颁军制二十一条，第二条即是重申北宋后期的逃亡法：“禁军逃亡，上军处斩，在七日内者，流三千里，配千里，首身杖一百。下军第一度〔徒〕三年，首身杖九十；第二度流三千里，配邻州本城，首身徒二年。”[6]宋朝军士逃亡法的全文已经佚亡，南宋初的军制仅存其禁兵部分。南宋中期的《庆元条法事类》卷75《部送罪人》引《捕亡敕》，有关“禁军兵级逃亡”部分，也是抄录北宋后期的逃亡法。“诸厢军兵级及刺面人逃亡者，不以有无料钱，第一度杖九十，刺每度‘逃走’字，首身者各减三等”。此外，如乡兵和蕃兵也有逃亡法。[7]
一方面，统治者设置了禁止逃亡的严刑峻罚；另一方面，很多军士为了求生，又冒着被判刑和处死的危险，走上了逃亡之路，以至号称“逃军常半天下”。宋英宗至宋神宗时，“保州烧炭军员以纳课不充，逃走”，[8]这是低级军官逃亡的例子。南宋初，“行在禁军”“颇有逃亡，数目不少，亦或将带器甲前去”。[9]当时因为军政混乱，在“兵卒逃窜”后，“兵官军典，上下叶谋，私纳逋逃，谓之暗投，中分衣粮，号曰鸿沟，名更姓易，不可致诘”。[10]一些军官私纳逃兵，却克扣一半军俸，以饱私囊。宋宁宗时，因右军统制韩全“刻剥军粮，役使军士，致其下陈国忠等部领老幼，越城逃遁”。[11]
宋徽宗时，有人总结军士大批逃亡的原因，计有六条，“一曰上下率敛，二曰举放营债，三曰聚集赌博，四曰差使不均，五曰防送过远，六曰单身无火聚”，故“虽具有条禁，而犯者极多”。[12]这里列举的六条，除最后一条是因某些单身军士，无家眷的牵累，更易于逃走外，其他五条全属军中弊政。宋理宗时，“诸军逃亡，多因掊刻无艺，役使非时”。[13]


[1]《宋会要》职官73之13—14。
[2]《宋史》卷193《兵志》。
[3]《长编》卷176至和元年二月辛丑。
[4]《长编》卷235熙宁五年七月庚寅。
[5]《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上皇帝书》。
[6]《宋会要》刑法7之29。
[7]参见张明先生《两宋士兵逃亡法新探》，《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1辑，巴蜀书社，2006年。
[8]《宋会要》刑法7之15—16。.
[9]武英殿聚珍本《毘陵集》卷1《论禁军逃亡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5。
[10]《胡澹庵先生文集》卷27《广东经略余公墓志铭》。
[11]《宋会要》职官74之33。
[12]《宋史》卷193《兵志》。
[13]《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5宝佑五年十月庚戌。关于宋军的逃亡法及执行情况，详见游彪先生《论宋朝士兵逃亡及其影响》，《宋史研究论文集》1994年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宋代士兵逃亡法考述》，《宋史研究论文集》1996年年会编刊，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张明先生《两宋士兵逃亡法新探》，《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1辑，巴蜀书社，2006年。

很多逃亡军士对官府实行武装反抗，自然严重地威胁了赵宋的统治。宋仁宗时，各地文武官员“多遣军卒入山，伐薪烧炭，以故贫不胜役，亡命为盗”。[1]范仲淹“体量得逐处贼盗多是逃军”，特别下令：“今日以前逃走厢、禁军人，与限一月，许于官司首身，更不问罪，并令依旧收管。”[2]由于军士脸部或手部刺字，很容易被认识而遭逮捕，故除了铤而走险，难得有其他出路。为了缓和逃军的反抗，宋朝也多次发布类似的赦令。苏轼上书宋神宗说，“京东恶盗，多出逃军，逃军为盗”，“技精而法重”，“技精则难敌，法重则致死”，[3]在某种意义上，确是比民间的武装反抗更难对付。
除了逃亡之外，军士也采取变乱等其他反抗方式。张方平曾上奏说：“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无月不有，大则谋欲杀官吏，劫仓库，小则谋欲劫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少亦一、二十人，以告赏之〔利〕重，故有谋辄被告发。”[4]因告发谋反有赏，固然使不少反抗事件受窒于萌发之时，但士兵暴动和逃军变乱，仍然时常出现，这是宋朝人民反抗斗争的一大特点。
北宋时，规模较大的士兵暴动和逃军变乱达几十次之多，如宋仁宗时的保州军士变乱，就是因为官员“残虐屯兵，刻削廪食”而引起的。[5]南宋宁宗时，四川军士张福、莫简领导的红巾队变乱，也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池州都统制秦世辅“掊克太过，军情怨愤，几致啸呼”。[6]
很多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走向反面。宋朝实行灾年招兵的政策，认为将“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招收为兵，是防止变乱，巩固统治的妙策。然而由于军队内部尖锐的官兵对立，又迫使不少军人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反过来构成对赵宋天下的威胁。于是，如范仲淹、富弼、王安石等人，又主张部分恢复征兵制，以消弭士兵变乱。范仲淹和富弼向宋仁宗上奏说，“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无一逆乱”，而募兵“轻嚣易动，或财力一屈，请给不充，则必散为群盗”。[7]王安石也对宋神宗说，“黥兵未可尽废，但要民兵相制，专恃黥兵，则唐末、五代之祸可见”；[8]“宗庙、社稷之忧，最在于募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9]然而他们的主张终究未能行得通。



[1]《宋会要》刑法2之17—18。
[2]《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3]《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2《上皇帝书》。
[4]《乐全集》卷22《论地震请备寇盗事》，《宋朝诸臣奏议》卷39《上仁宗论地震》，《长编》卷159庆历六年十月甲戌。
[5]《包拯集》卷4《请重坐举边吏者》。
[6]《宋会要》职官74之33。
[7]《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8]《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甲子。
[9]《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丙戌。

第十三章 军制著作和军制思想

一、史籍中的兵志：中国古代以史学发达著称，但历代的纪传体正史，自《史记》和《汉书》开始，都无兵志。唐朝杜佑《通典》中有《兵制》，但偏重于兵法、谋略和战例，尚不算军制专篇。人们或认为，中国古代正史的《兵志》体例始于宋祁、欧阳修等所撰的《新唐书》。其实《兵志》亦非《新唐书》首创。宋朝记录太祖、太宗和真宗的纪传体《三朝国史》中已有《兵志》，此书成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1]《新唐书》成书于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正好晚了三十年。此后又有宋仁宗和英宗的《两朝国史》和《神宗正史》、《哲宗正史》，南宋所修北宋后四代的《四朝国史》，南宋前四代的《中兴四朝国史》等。元人编写《宋史·兵志》，大致是将宋朝各代正史的《兵志》拼凑而成，作了一点文字加工，却仍然留下了拼凑的痕迹。例如《宋史》卷187记载禁兵屯驻分布，有“建隆以来之制”，无疑就是照抄《三朝国史》和宋仁宗、宋英宗的《两朝国史》，同书卷189《兵志》厢兵“飞将”后小注说：“自此至拣中骑射，凡三军，《三朝志》无。”《三朝志》就是《三朝国史·兵志》。《宋史·兵志》共诖上二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大的兵志，内容包括宋禁兵、厢兵、乡兵等，以及召募、拣选、廪给、训练、迁补、屯戍、器甲、马政等，代表了当时的军制学水平。
宋人除了编纂本朝各代纪传体正史外，还编有会要，今存的《宋会要辑稿》为残本，其兵类无疑已大部佚失，残存者包括乡兵、屯戍、营垒、亲征、讨叛、捕贼、便宜行事、兵捷、军赏、监牧、马政、备边、备御、边防等门。从残存的记载看来，显然远比宋朝历代的《国史·兵志》详细。在南宋，如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中的《兵门》，宋末王应麟《玉海》中的《兵制》，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兵考》，都是介绍历史军制的专篇，但叙述的重点，则是宋朝军制。《宋史·兵志》等作为古人介绍军制的作品，势必受当时军制学发展水平的局限。
二、《虎钤经》：《虎钤经》为北宋许洞所著的兵法，其中也有少量篇幅涉及军制。如此书卷1《人用第三》和卷10谈论军队的医疗保障，卷2《军令第九》涉及军法，“军法者，将之大柄也，可不重乎”？主张对“悖军”、“慢军”、“懈军”、“横军”、“轻军”、“欺军”、“妖军”、“谤军”、“奸军”、“盗军”、“探军”、“背军”、“狼军”、“乱军”、“诈军”、“党军”、“误军”、‘狂军”等十八类，一律“斩之”。此书卷6，卷7和卷8介绍了当时的兵器和军训。
三、《武经总要》：此书是宋朝传世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在今存几个刊本中，《四库全书》本仍有校勘价值。[2]由曾公亮和丁度集合一批文士，自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开始奉敕修纂，历时五年完成。此书汇总了古代的兵法和本朝的谋略，作为将帅的军事参考书，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配有许多插图的军事著作。大量兵械、甲胄的插图可以弥补文字的不足，使后人对于宋代的兵器、城防等有直观的了解，其中如猛火油柜（唧筒）和火炮等火药兵器图样，尤足珍贵。《武经总要》前集中的《制度》十五卷，既是全书的精华，也在相当程度上可算是军制著作。其中包括将领的素养和选拔，军训，阵法，军法，兵器，后勤，军营屯扎制度，武将的转官和转阶级，军赏，伤亡的抚恤，通信和传令制度等，对了解唐宋的军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此书记载了黑火药的三种配方，是研究火药的宝贵史料。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军队“三令五申”之说，[3]按《武经总要》前集卷2《教条十六事》所载，三令是“一令观敌人之谋，视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二令听金鼓，视旌旗，以齐其耳目；三令举斧钺，以宣其刑赏”。五申是“一申申赏罚，以一其心；二申视分合，以一其途；三申昼战戒旌旗；四申夜战听火鼓；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斧钺”。这是平时的军训，更是战时须“熟喻士卒”。

[1]《长编》卷109天圣八年六月癸巳。
[2]如《武经总要》的若干明刊本缺略前集卷１６下，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仍有保存。
[3]《史记》卷65《孙子列传》。

四、《枢庭备检》和《历代兵制》：《枢庭备检》原名《祖宗兵制》，是在建炎时，由王铚所作，[1]或作《枢廷备检》。此书详细介绍了北宋军制的沿革，他在引文中自称“自建国已来，兵制沿革，与夫祖宗御戎备边，又诸军兴废所因，详著于篇者，凡二百卷”，可知卷帙相当庞大。此书今已佚亡，但其子王明清《挥麈录馀话》卷1中照录其引文。南宋中期的陈傅良著《历代兵制》，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贯穿古今的军制史著作。此书起自西周，终于本朝，采用夹叙夹议的体裁，既介绍历代的军制，又加以本人的评论。此书第六卷唐朝军制，大致上是以《新唐书》卷50《兵志》为据，删繁就简，改写而成。第八卷本朝军制则是基本照抄《枢廷备检》的引文。[2]陈傅良将军制视为国家制度，认为军制的好坏与国家治乱关系极大。此书说，“外内轻重，一系于兵，三代之制，为不可易矣”。[3]“古人寓兵于农，藏用不示，是以民习于教而无斗狠，上藉其力，下安于义”。秦商鞅变法后，“以战悬为刑赏，以多杀为爵级，以怯斗为役隶，使斯民要利于上，非战无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虣，弃礼义，虽能卒致强盛，而楚之衅具矣”，“此秦之所以亡也”。[4]陈傅良强调“孰谓古法之不可施于后世，而军政之果无益于人国也”，[5]无非是重复古儒的常谈。他不懂得军制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必然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陈傅良赞成“兵无专主，将无重权”，[6]如前所述，这当然是宋朝的传统军事政策，因而遭致军事能力的削弱，并不足取。无论是王铚，还是陈傅良，对弊端丛生的本朝军制，又取赞赏的态度。“祖宗兵制之善者，盖能深鉴唐末、五代之弊也”。“艺祖皇帝历试诸艰，亲总戎旅，逮应天顺人，历数有归，则躬定军制，纪律详尽”。“破百年难制之弊，使民享安泰于无穷者，盖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刚断必行故也”。“本朝既以民作军矣，又求之畎亩，则州郡内外皆兵，前世所未有也。此祖宗重以民为兵也”。“恭惟祖宗以圣神文武，斡运六合，震詟遐方，悉本于兵，其精神心术之微，盖不在迹”。[7]从军制学的角度看来，这两部书的见识并不高明。[8]
五、《翠微先生北征录》：作者华岳是武学生，在前武学和武举中已有介绍。华岳有相当军事学的造诣，并作了很多军事调查工作，故所论并非是纸上谈兵，而贴近当时的军事实践。此书既有对金作战的谋略探讨，也包括招募、兵器、马政、后勤、军俸、军费等与军制相关的内容，而对兵器的介绍尤为详细。此书卷1《平戎十策·取士》主张选拔将才，“不遗于微贱，其门有八：一曰有官，谓沈溺下僚，不能自奋；二曰无官，谓素在草茅，不能自达；三曰世家，谓将帅子孙，不能自效；四曰豪杰，谓江湖领袖，山林标准；五曰罪戾，谓曾犯三尺，求脱罪籍；六曰黥配，谓材气过人，轻犯刑法；七曰将校，谓素有谋略，久淹行伍；八曰胥靡，谓隐于吏籍，不得展布”。同卷《平戎十策·招军》说，“天之降材，不可以一律拘”。“将限之以等量邪，长者或懦而无能，短者反勇而有用；将律之以肥瘠邪，肥者或拙于驱使，瘠者反俊而骁勇；将齐之以老少邪，少者或钝于教阅，老者反精于鞍马；将取之以善恶邪，善者或嫌于姑息，恶者反雄战斗；将责之以门望邪，尺籍伍符之子，或骄惰于不学，破落游手之人，反亡命于不顾”。此类议论都是针对当时用将招兵的时弊而发。


[1]《要录》卷35建炎四年七月，《挥麈后录》卷11。
[2]参见邓广铭先生《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卷八与王铚的〈枢廷备检〉》，载《邓广铭全集》第9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3]《历代兵制》卷2《东汉》。
[4]《历代兵制》卷1《秦》。
[5]《历代兵制》卷3《两晋》。
[6]《历代兵制》卷2《东汉》。
[7]《挥麈录馀话》卷1，《历代兵制》卷8《本朝》。
[8]关于《历代兵制》的评价，参见王晓卫、刘昭祥先生《历代兵制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拙作的观点与此书有异。

六、《边防质言论十事》：作者袁燮是南宋中期人，他著《边防质言论十事》应是在嘉定后期，因为其中讨论了蒙古兴起和金军“屡败，亡无日矣”。此著今搜录于其《絜斋集》卷7。袁燮虽是文士，激于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而论兵，其中《论训习》和《论军法》两篇涉及军训和军法，还是颇有见地，切中时弊的。其言论在前军训和军法中已有摘录。
中国古代大致自宋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军制论著，这标志着古代军制学进入了初创阶段。宋时军制思想的特点，是较多地从国家治乱兴衰的角度，议论军制的成败得失。但是，限于当时的作战水平和军事学水平，而撰写军制论著者，又往往是缺乏军事经验的文士，故尚未形成专门的军制学理论，对宋朝武装力量的建设，作用也不大。

第十四章 宋朝军事传统与指挥的若干评价

自古迄今，军事能力一是指实力，二是指实力的运用。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但因“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等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由于宋太祖以武将“黄袍加身”的来历，宋朝“守内”的第一要旨就是猜忌和防范武将。宋朝维持着超越前代的大规模常备军，冗兵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严重的社会痼疾，而其军制却是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的地位和素质，削弱其指挥权限和主动性、灵活性，牺牲军事效能为特征。在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方针指导下，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
宋朝军事能力软弱的原因十分复杂。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而在各次具体的战争和战役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又是变化多端的。前面介绍宋军的种种弱点和弊病，如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军法的废弛，军政的腐朽，军纪的败坏，官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军队的营利性经营，对骑兵建设的轻视，实行以文制武，兵权的分散，如此等等，都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这里就宋朝军事等方面的缺陷，以及宋军的某些战术优点，作一些评述。

第一节 将从中御

宋朝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军事政变的教训，着意提倡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对将帅的防范和猜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这当然也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
《孙子兵法·计篇》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对古代的为将之道作出了相当全面的阐述。宋真宗也亲自制订了“武臣七条”规范：“一曰修身，谓修饬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则；二曰守职，谓不越其职，侵挠州县民政；三曰公平，谓均抚士卒，无有偏党；四曰训习，谓训教士卒，勤习武艺；五曰简阅，谓察视士卒，识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谓安抚士卒，甘苦皆同，当使齐心，无令失所；七曰威严，谓制驭士卒，无使〔犯〕禁。”[1]相比之下，根本就不提《孙子兵法》倡导的武将必须具备“智”与“勇”，正是体现了自宋太宗和宋真宗以来的驭将之道。若无谋略与勇敢，又何以为将？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的眼里，却把武将的谋略与勇敢视为无足轻重，依此种祖宗家法约束武将，又必然严重扼制军事干才的脱颖而出。[2]
按宋时的通信条件，与前方遥隔千里的皇帝和宰执大臣，要干预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指挥将帅作战，自然是荒唐的事。然而宋朝皇帝和宰执大臣，却往往违背古代的军事常识，实行“将从中御”。[3]
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偁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4]实行将从中御，即以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谋划，错误地箝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乃始于宋太宗。宋太宗自诩“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5]他在青年时代可能是个武艺精通的勇士，至于其用兵行师的才略，却实在不高明。尽管对辽战争接二连三地失败，宋太宗仍以军事天才自命，直到在位晚年，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一批文臣立即奉承说：“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成算，则何往而不克矣。”[6]然而诿过于将臣，终究不能证实皇帝的圣算真是如何高妙莫测，因为在事实上，“将兵之人”恰好是“上遵成算”，才“多至败事”。


[1]《宋史》卷168《职官志》，《历代名臣奏议》卷42文彦博奏，《文潞公集》卷30《奏赐儒行中庸篇并七条事》，《经幄管见》卷4，四处文字稍异。
[2]参见陈峰先生《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第320页，中华书局，2004年；邓小南先生《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179页，三联书店，2006年。
[3]《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4]《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
[5]《长编》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
[6]《宋会要》兵14之13。

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即使在当时已非秘密，故甚至连一些不知兵的文臣也提出非议。除张洎反对“将中从御”外，田锡说：“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他建议让将帅“因机设变，观衅制宜”，即拥有机动的指挥权。[1]王禹偁也认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是一大失策。[2]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前代用兵，说：“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他对当时“上下极为灭裂”的状况，深表感慨。[3]
阵无非是军队的战斗队列，作战之时，当然需要根据敌情、地形等等实际情况布阵。故岳飞对宗泽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4]实为宋代的兵家格言。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不顾实际情况，预先设计阵图之风，却盛极一时。
宋太宗预授将帅的锦囊妙计，往往就是阵图。“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5]不容有任何变通的馀地。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的满城之战，宋太宗派一批将领带兵八万，迎击辽军，预先“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6]将领崔翰等依图布阵，赵延进发现“我师星布，其势悬绝”，主张改变阵形，“合而击之”。崔翰等依然不敢“擅改诏旨”，后因赵延进、李继隆等人表示愿承担罪责，才“分为二阵”，一举破敌。[7]应当指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故他敢于独当其责，而有恃无恐。由于预授阵图有害而无利，文臣田锡提出异议，他对宋太宗说：“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8]朱台符也对宋真宗说：“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9]


[1]《宋朝诸臣奏议》卷129《上太宗答诏论边事》，《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
[2]《宋朝诸臣奏议》卷129《上太宗答诏论边事》。
[3]《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
[4]《宋史》卷365《岳飞传》。
[5]《武夷新集》卷10李继隆墓志铭。
[6]《宋史》卷271《赵延进传》。
[7]《长编》卷20十月庚午。
[8]《宋朝诸臣奏议》卷129《上太宗答诏论边事》，《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
[9]《长编》卷44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

但是，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并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辙。宋太宗曾亲自告诫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1]在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北伐大败之馀，宋太宗还召见一批将领，其中包括败将潘美，“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2]一些庸将也欢迎皇帝预授策略和阵图，正如王安石所说，如王超、傅潜之流，并不害怕“败衄”，他们只求不承担覆军和丧师的罪责即可。王超曾向宋真宗进献“二图，其一置资粮在军中，布兵周防，贼无以钞略，其一遇贼即变而为方阵，阵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劲弩，贼至则易聚而并力”。[3]宋真宗亲征时，还“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4]宋仁宗时对西夏作战，仍以“内臣监兵”，“以阵图授诸将”。[5]王德用对皇帝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6]被宋仁宗所采纳，赐阵图的风气才有所改变。
然而不赐阵图，并不意味着将从中御的取消。自宋太宗以后的各代皇帝，都是些长期优养深宫，懵然不知兵的人物，也时常实行程度不同的“将从中御”。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7]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宋哲宗时，吕陶说：“暴师千里之外，而日有禀听于朝廷，敌人在境，而一兵不敢辄发，则乘机决胜，安所望乎?”[8]这也反映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朝廷不适当地干预前方军事的部分情况。当然也有委以全权的事例，如宋徽宗宠用宦官童贯，听任他主持对西夏，对辽和对金的军事，胡作非为，招致了北宋的覆亡。
南宋初，宋高宗也通过由宰执大臣草拟，自己亲笔书写的手诏，指挥前线军事。如刘锜步兵在顺昌府遭受金朝完颜兀术主力骑兵围攻，处于若要弃城退遁，必被追歼的险境，秦桧为宋高宗起草的御札，却令他“择利班师”。[9]岳飞就是因十二道金字牌递到的手诏，而被迫班师的。宋孝宗即位之初，轻率地下令西线的吴璘撤兵，“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川陕的宋军精锐主力遭受歼灭性的打击，宋孝宗本人也追悔莫及。[10]
北宋的将从中御，主要体现了皇权对将权的防范和钳制；而南宋大约有一半时间是由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四个权臣掌政，故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相权对将权的贬抑和束缚。南宋后期，贾似道忌恨勇将高达，他宁肯听任襄阳和樊城的失陷，而不愿派高达率兵救援。由于贾似道专断军国大计，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在中国古代，因宫廷和庙堂的错误决策，而招致军事失败的事例，自然不限于赵宋一代；但赵宋在这方面又显然达到了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宋朝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像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1]《长编》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
[2]《长编》卷28雍熙四年五月庚寅。
[3]《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十二月甲午。
[4]《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
[5]《宋史》卷311《晏殊传》。
[6]《宋史》卷278《王德用传》。
[7]《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戊戌。
[8]《历代名臣奏议》卷221。
[9]《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
[10]《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第二节 消极防御

宋朝还没有战略、战术、积极防御、消极防御等现代军事辞汇，事实上也从未制订过明确的一贯的战略方针。然而依据军事史的史实，则宋朝的传统战略，仍然大致可用“消极防御”四字加以概括。消极防御也和将从中御一样，事实上是对武夫疑忌和提防的产物，具体表现为习惯于分兵防守，不愿集中兵力，特别是让有才能的良将统一指挥，主动歼击敌军。
消极防御大体也只能追溯到宋太宗时。因为宋太祖亲自部署或指挥的重大战役，都是进攻战，而且除了亲征北汉失败以外，又都是成功的战役，当时并不存在消极防御的问题。自宋太宗亲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大败后，面对辽军的不断进攻，消极防御的战略便逐渐形成了。宋廷不是设法如何集中军力，聚歼进攻的辽军，而只是开挖塘泊，兴置稻田，以阻遏辽朝骑兵的奔冲，“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待到辽骑“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使敌军“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在不少战役中，“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侔，亦败亡相继”。对于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连一些文臣也相继提出批评，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1]王禹偁也指出“兵势患在不合”。[2]可是无论宋太宗和宋真宗，都害怕一员大将独掌重兵，而宁肯分兵。甚至象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的二次伐辽，也兵分三路，并完全由身居开封的宋太宗决定三军进止，结果自然大败亏输。
西夏国土小，人口少，财力不足，本来完全不足以与北宋抗衡。正如王安石所说：“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然终不能使夏国畏服。”[3]这也是实行消极防御的后果。宋仁宗时，“陕西四路之兵〔总〕数几三十万”，本可与西夏一决雌雄，可是宋廷却分兵四路，分命四个文臣主持军务，不相统一。“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西夏方面却是“忽尔点集，并攻一路”，“动号十馀万人”。一方面是集中的骑兵，另一方面却是分散的步兵，“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由于宋廷笨拙的军事部署，使宋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变成了在战役上的劣势。“官军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独御贼锋，又不能并力掩杀”，连战而连负。[4]故欧阳修一针见血地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5]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保持了一百二十年休兵的状态，而宋夏之间却时战时和，停停打打。对西夏的战争，宋仁宗时是屡战屡败，宋神宗时是败多胜少，失败的基本原因都在于分兵。宋哲宗和宋徽宗时，由于摸熟了西夏军的脾性，在战略和战术上稍有改进，即使宋军的素质并无什么变化，也存在种种弱点，却能居于胜势，使西夏败而求饶。


[1]《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2]《宋朝诸臣奏议》卷129《上太宗答诏论边事》。
[3]《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丙寅。
[4]关于宋夏战争中宋方的指挥缺点，可见《长编》卷132庆历元年六月己亥，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朔，《宋朝诸臣奏议》卷132范仲淹《上仁宗论夏贼未宜进讨》，卷134范仲淹《上仁宗论和守攻备四策》，《历代名臣奏议》卷324范仲淹奏。
[5]《欧阳文忠公全集》卷46《准诏言事上书》。

在北、南宋之交，金军击破腐败的宋军，势如摧枯拉朽，自不待言。但后来由于抗金将士的努力，宋军军士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超过金军。如吴玠指挥的和尚原与仙人关之战，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岳家军进行的郾城和颍昌之战，都能以少破众，便是明证。但宋军终于不能战胜全军，除了宋高宗和秦桧决意降金求和之外，宋军不能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而各支宋军又不能协同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弱点。宋高宗并非不懂“兵家之事，势合则雄”的道理，[1]他曾一度心血来潮，破例地委任岳飞节制除韩世忠和张俊以外的各军。然而经张浚和秦桧劝说之后，又旋即收回成命。他害怕岳飞兵多势雄，立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而宁愿兵分势弱，牺牲军事胜利。
从当时具体的战役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春季韩世忠攻淮阳军，秋季岳飞突击伊洛，都是孤军独进，而吴玠、张俊、刘光世等军却按兵不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军孤军深入，进逼开封外围之时，张俊却从毫州撤兵，刘锜也在顺昌驻守不进。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金军主力突入淮西，宋廷临时调动张俊、杨沂中、刘锜、韩世忠和岳飞五支大军应战。忌功害能的张俊在柘皋战胜后，急忙通报岳飞，说金军已退，前途乏粮，制止他进兵。不料金军转攻濠州，并在攻破州城后，以逸待劳，分别击败前来救援的张俊、韩世忠等军，待到岳飞率兵赶来，又退遁淮北。这些都是各军互不协同，影响战局的实例。相形之下，金军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无疑是一个战略上的优势。
宋孝宗即位之初，集结大军北伐，却分命李显忠和邵宏渊两将指挥。结果在两将不和，战事不利的情势下，“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奔溃”，[2]使南宋丧失了继续与金军周旋的能力。这同样也是指挥不统一的恶果。南宋前期和中期，先后分成包括三衙在内的十三支屯驻大兵，分屯长江沿岸和四川，守内虚外，也同样体现了消极防御的方针。
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也大体采取分兵守城的战略。吴潜曾批评当时的防御说，“不知兵而好分”，“不能择要地而聚大兵，不过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蚁列，皆不成军，欲使沿淮沿汉千里之地，寸寸而守，得乎”？`[3]上官涣也说：“嘉定以来，州县往往增筑城壁，自谓备御密于先朝，而不知备多力分，反贻后患。”[4]
由于传统战略的影响，再加上步兵为主的兵种构成，宋军往往行动迟缓，战法呆板，将领大多不善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少有远程奔袭，机动作战，出奇制胜的战例。分兵的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却仍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也是自宋太宗以来“兵威不振”[5]的重要原因。


[1]《鄂国金佗稡编》卷1高宗御札。
[2]《藏一话腴》外编卷上，《四朝闻见录》丙集《张史和战异议》，《齐东野语》卷２《张魏公三战本末略·符离之师》。
[3]《许国公奏议》卷1《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4]《咸淳遗事》卷下。
[5]《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

第三节 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这已是马列主义的常识。一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总是互相发生影响的。宋朝政治对军事的影响有很多方面，前面介绍军中的各种积弊，很多即是腐败政治的产物，而赵宋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严重地损伤了军事能力。
张方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戎为害。”[1]“和戎为利”，这反映了赵宋历代多数统治者的主张。
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不应当追溯到宋太祖时，大致上可说是萌生于宋太宗时，确立于宋真宗时。宋太祖虽然花了很多心血，实行对内防范，但并不打算对辽议和苟安。宋太宗比较“外忧”和“内患”的轻重时，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2]他这种防内重于防外的方针，为赵宋以后的历代皇帝所继承，后被南宋吕祖谦总结为“守内虚外”。[3]尽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经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四夷当置之度外”置《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抑和束缚。南末。[4]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
宋真宗不敢冒与辽军决战的风险，才订立澶渊之盟。当时辽朝大军倾巢而出，主政的承天太后萧绰，其后夫汉人韩德让（当时改名德昌，战后改姓耶律），[5]另加辽圣宗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全在军中。辽军不善攻城，只是回避了一些重要城市的攻坚战，而悬军深入。这本是险棋，如果对手是个较高明的军事家，一方面避免硬拼，设法断其后勤供应，另一方面又乘虚直捣燕云，对辽朝是非常危险的。辽的军事部署固然不高明，却遭逢了更糟的对手。事实上，杨延朗（后改名延昭）就提出此策，说“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但“奏入，不报”。[6]鼠目寸光的宋廷习惯于被动应战，根本不可能有此深谋远略和军事气魄。他只是一个战区司令，不能左右战略指挥。前沿总司令是败将兼庸将，北面都部署王超，他“阵於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7]宰相寇凖排除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的“南幸”之议，只是力主亲征，把战战兢兢的宋真宗强行推到澶州，最终达成了对宋方无疑是吃亏的和议。尽管如此，宋真宗其实认为此种和议是如天之赐，此后，宋真宗为了弥补心理上的缺憾，不惜装神弄鬼，尊崇道教，伪造天书，大事封禅，挥霍民脂民膏，虚饰盛世，“一国君臣如病狂然”。[8]


[1]《宋朝诸臣奏议》卷133《上仁宗乞因郊禋肆赦招怀西贼》，《乐全集》卷20《请因郊禋肆赦招怀西贼札子》。
[2]《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
[3]《历代制度详说》卷１０《屯田》。
[4]《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朔。
[5]《辽史》卷14《圣宗纪》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
[6]《宋史》卷２７２《杨延昭传》。
[7]《长编》卷５７景德元年闰九月癸酉。
[8]《宋史》卷８《真宗纪赞》。

在历史上，不乏以和议争取时间，重整军备，以利再战的事例；而宋朝统治者与此不同，其处理和战的基本程序是始而被迫应战，战而后和，和而后安，根本没有与强敌重新角逐的盘算。富弼沉痛地说：“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1]这段评论活画了澶渊之盟后以和为安、文恬武嬉的状态。但是按照古代专制的惯例，他不能诿过于君父，而只好归罪于臣子。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与范仲淹、韩琦都是改革派，而受保守派的排挤，离开朝廷外任。十年之后，富弼和韩琦先后回朝任宰相，却被保守的官场磨光了锋芒，依旧安常习故，不思变革。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
南宋人吕祖谦抨击当时的防务，使用了“守内虚外”和“斥地与敌”两说。[2]这是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的新发展。宋高宗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防内的需要，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以求偏安东南。正如一位文士何宋英指责他“偷安独乐”，“结胡虏之好，罢天下之兵，诛大将而挫忠臣之锐，窜元戎而销壮士之心”，“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3]如此作为，在中华古史上也仅有此例。
绍兴和议后二十年间，在宋高宗、秦桧之流杀害和废黜抗金将领，摧残军心士气之馀，也必然是“将帅养骄，军兵惰敝”。[4]金海陵王完颜亮侵宋战争的史实表明，尽管宋朝在战前已有一段时间被迫重整战备，而宋军素质仍比二十年前大为退化。淮南战场的宋军主力打得一败涂地，连众望所归、倚若长城的名将刘锜，也声誉扫地。南宋只是依仗长江天堑和水军，才得以挡住完颜亮的兵锋。甚至当金军内讧，完颜亮被杀，整师北撤之际，宋军都不敢稍作拦击或尾袭。宋高宗在庆幸之馀，又故态复萌，准备恢复和议，继续苟安。
宋朝军事史表明，在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指导和影响下，和议往往招致军备废弛，军力减弱。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隆兴和议后，宋孝宗、虞允文等曾刻意整军经武，但因整个官僚军事机构的腐化，成效并不显著；而随着宋光宗即位后的政治混乱，本来就不显著的成效又很快化为乌有。



[1]《宋朝诸臣奏议》卷１３５《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历代名臣奏议》卷327。
[2]《历代制度详说》卷10《屯田》。
[3]《会编》卷227，《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六月，何宋英或作何廷英。
[4]《会编》卷228。

第四节 宋军的战术优点

前面介绍了宋朝军制和指挥的若干弊病和缺陷，这并不意味着宋军就一无所长。在消极防御的战略影响之下，宋军比较擅长守城战，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战术上的优点。此外，南宋时擅长水战，这对抗击金军和蒙古军，也起了颇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城墙由土城向砖城演变，宋代实为一重要的转变期。宋徽宗御笔说：“东南城壁土恶，易于沦塌，往往作砖城、石城，或为木栅，或施瓦为屋，以覆城身，非西北比。”[1]朱熹《答社稷说》说：“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砖砌，无所考，然亦不言砖砌者。中原土密，虽城壁亦不用砖，今南方土疏，不砌，恐易坏。”[2]为了防御之需，南方大批砖城的兴筑尤为突出，但北方也有兴筑。宋真宗时，李允则任边防前沿的雄州知州，“治城垒不辍”，“城上悉累甓，下环以沟堑”。[3]宿州地处淮北，但“土脉疏恶，若不用砖砌甃，随即颓毁”。[4]及至宋元相持之际，李璮在“益都因涧为城”，蒙古军“以全师攻之，数年不下，今更包以砖石，而储粟于内”。[5]大批砖城的兴筑，当然对防城有重要作用，但也不能绝对化。例如开封从五代、北宋至金朝，都是土城，“父老所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关）土为之，坚密如铁”。蒙古军攻开封城，主要用石炮和火炮。“破大硙或碌碡为二、三，皆用之”。“城上楼橹皆”“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但开封外城“受炮所击，唯凹而已”。[6]
与北宋军对抗的辽军和西夏军不善攻城，他们除了能击破一些兵力少、守备弱的小城寨外，对守备较强的城市，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杨延昭守威虏军，虽“城小无备”，因为用心防御，也终于使辽军溃退。[7]时人称杨延昭守卫的威虏军为“铁遂城”，魏能守卫的静戎军为“铜梁门”。[8]北宋分兵守城的战略固然是消极的，但在不少场合下也使辽军和西夏军无法长驱深入，只能实行沿边抄掠。
金军不同于辽军和西夏军，能举行猛烈的攻城战，故得以深入中原。“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9]金军的攻城器械包括火梯、云梯、对楼、偏桥、鹅车、洞屋等等，但最厉害的还是石炮。第二次攻击开封时，“城下列炮座二百馀所”，“飞石如雨击”，“又飞火炮燔楼橹”。[10]可知在辽金战争中，金军已学会了使用火药兵器。到南宋中期，金朝的火药兵器也有发展，如宋宁宗时攻打蕲州，还使用铁火炮，“每一炮继以—铁火炮，其声大如霹雳”。[11]
北、南宋之交，即使在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宋朝仍然出现了坚守城市的战例。北宋末王禀指挥太原守卫战，坚持了二百五十多天。金帅完颜粘罕的西路大军使用各种攻城器械，施展各种攻城战术，“悉为王禀随机应变，终不能攻”，[12]只是在粮尽援绝的情势下，才最后陷落。太原府的守卫者，牵制住完颜粘罕大军，使之长期不能南下，与东路的完颜斡离不大军会师，延缓了北宋的灭亡。南宋初，赵立领导的淮东楚州保卫战，李彦仙领导的陕西陕州保卫战，都是顽强而壮烈的守城战，使金军蒙受重大伤亡。


[1]《淳熙三山志》卷18，《云麓漫钞》卷12。
[2]《朱文公文集》卷68。
[3]《宋史》卷324《李允则传》。
[4]《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2《乞罢宿州修城状》。
[5]《国朝文类》卷50《济南路大都督张公行状》。
[6]《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7]《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8]《宋朝事实类苑》卷56。
[9]《历代名臣奏议》卷334章谊奏。
[10]《会编》卷66，卷68，《靖康要录》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二日。
[11]《辛巳泣蕲录》。
[12]《会编》卷53《封氏编年》。

宋军的战术特长，在与蒙古军作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蒙古军也很能攻城，“专恃炮为长技，以数百人拽一炮，中楼橹立碎”。[①]但是，如杜杲守安丰军和守庐州，王坚和张珏守合州，向士璧守潭州，印应飞守鄂州等战役，却都使蒙古军遭到挫败。宋军存在种种弱点和缺陷，却仍使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遭受出师以来最顽强的抵抗，甚至连元宪宗蒙哥汗也死于合州城下。郝经“闻宪宗在蜀，师久无功，进《东师议》”，讨论“何曩时掇取之易，而今日图惟之难”的问题。[②]由于元宪宗大举猛攻的失败，使元朝一度丧失了吞灭南宋的信心。宋将刘整降元，提出灭宋计划时，“廷议沮之”，经他再三劝说，元世祖才对他说：“朕意决矣!”[③]
南宋依仗水军抗金的战例，在前面介绍南宋水军时已作交待。南宋所以能长期对抗蒙古，一是善于守城，二是长于水战。刘整说，蒙古的“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④]在野战中，宋军完全不足以与蒙古的“精兵突骑”较量，而在守城战和水战中，却完全可以较量，甚至获胜。元灭南宋的关键决策人物不是伯颜，而正是降将刘整，刘整使元朝完成了重大的战略转变。第一，将主攻方向由四川转移到襄阳和樊城，并且避免强攻，施行长围久困；第二，编练了强大的水军。这两项转变产生了成效。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即破襄樊之战，破夏贵大军的阳逻堡之战，破贾似道大军的丁家洲之战，破张世杰海军的焦山之战，最后亡宋的厓山之战，或是水陆协同作战，或是单纯的水战。可见元朝不是采取相应的对策，制服宋军的战术特长，是无法取胜的；而偏安东南，支撑一百五十年的南宋，也终因元朝转变战略而亡国。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1《神道碑·杜尚书》。
[②]《元史》卷157《郝经传》。
[③]《元史》卷161《刘整传》。
[④]《元史》卷161《刘整传》。

完结撒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