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腐朽的北宋禁兵溃败之馀，南宋首任宰相李纲曾决心扭转军法和军纪废弛的局面。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宋廷“颁军制二十一条”，其中有重申的旧法，也有另订的新法。如第一条即是申明阶级之法，第二条是申明禁兵逃亡法。第三条规定：“禁军出战，遇贼敌进前用命者，赏；辄退不用命者，斩；贼众我寡，力不能胜，因致溃散，不归本部、本寨聚集者，斩；因而逃归住营去处及作过者，家族并诛。”这是根据北宋末禁军不战而溃，逃窜各地，乘乱作乱的情况，而制订的新法。第十条规定：“全军胜，则全军推赏，全队胜，则全队推赏。同退走者，尽斩。军、队虽不胜，其间有能自斩贼级，及中伤在前者，自行推赏。”这也是另订的新法。[1]李纲希望通过这二十一条军法，以整饬军纪，增强军力，争取抗金战争的全胜。
可是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很快将李纲逐出朝廷，他所制订的二十一条军法也就基本上成为一纸空文。南宋军法废弛的状况也依然如故。赵鼎谈及行在的三衙军，“军律不严，郡政不举，以强凌弱，无复纪纲。每兵数人结为一党，或强夺所卖之物，不还价钱，或抑令空手之人般负钱米。小不如意，殴击随之，寃痛之声，闻者伤恻”。但“将佐自以为得志，厢界亦不敢谁何，遂使阛阓之中，日有横逆之苦”。“水军作过”，甚至有“权上元县窦经、前鄜州通判朱褒舟至近城，皆被劫夺，骨肉痛遭伤害，行李一扫无馀，流离异乡，无所伸诉”。[2]张俊军“号曰自在军也，平居无事，未尝阅习，其甚至于白昼杀人，而夺其财”。[3]建炎时，张俊“自明引军至温，道路鸡犬为之一空。居民闻来，逃奔山谷，数百里间寂无人烟”。[4]后其军“至南京各属县，往往虏掠良人妻妾，夺取财物，其酷无异金贼，百姓之心皆失所望”。[5]绍兴后期，镇江府都统制刘宝“贪暴益甚，号令不能服众，致其纵弛，剽剠居民，无所不至”。甚至劫掠官员“陈桷家财，污辱其妇女，州郡不敢捕。有鹤林寺僧遭劫，来诉，宝斥去之曰：‘汝辈但愿常如今日太平无事。’”[6]南宋中期，赵粹中说：“军律不修，部曲劫盗，曾无责罚，反以捕获推赏，何以示警？”[7]中国古代社会中，往往是兵匪一家，亦非宋代而然。


[1]关于南宋初“军制二十一条”，《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壬申只作简略叙述，据《宋会要》刑法7之28—30所载，仅二十条，可能漏落一条。
[2]《忠正德文集》卷3《建康府军兵强夺民物等状》，《论水军作贼札子》。
[3]《会编》卷180，《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辛未。
[4]《会编》卷136，《要录》卷31建炎四年正月辛未，《浮溪集》卷1《奏论诸将无功状》。
[5]《会编》卷230。
[6]《要录》卷186绍兴三十年十月丁未。
[7]《攻愧集》卷98《龙图阁待制赵公神道碑》。

至于宗泽、岳飞那样执法如山，军纪严格，赏罚分明的统兵大臣和大帅，乃属凤毛麟角，颇为罕见。岳家军中“有践民稼，伤农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有一兵士“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诘其所自得，立斩之”。[1]又有一次，“民居火”，王贵“帐下卒盗取民芦筏，以蔽其家”。岳飞不仅将他“斩以徇”，还将最亲近的助手王贵也责杖一百。[2]在极端严格的管束下，经历成年累月的军纪实践，岳家军中逐渐提炼和概括出两句著名的口号：“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岳飞的“部众十数万，本四方亡命、乐纵、嗜杀之徒，皆奉令承教，无敢违戾”。岳家军能做到“所过民不知有兵”，“民见他将兵，遁亡灭影，闻为岳家军过，则相帅共观，举手加额，感慕至泣”，[3]无疑是一种奇迹。胡松年评论岳家军的军纪与战斗力的关系，说：“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4]
员兴宗说：“威惠偏废，不可以御军；军法一偏，不可以用众。使惠而无威，则人不畏；威而不惠，则人不怀。然后知抚士育人者，凡以张吾气而保吾威也。”[5]宗泽和岳飞治军虽严，却是严而不酷，仁严相济，恩威并施，故深得军心和民心。宗泽处死擅杀主将的统制赵世隆，却重用其弟赵世兴；[6]他执法处死聚众抗金的李旺，却又命其弟李道接管这支队伍。[7]赵世兴和李道也欣然从命，没有怨尤。但宗泽处分岳飞擅离王彦的所部，却能谅解岳飞抗金心切，免于处斩，只予以降官，留在军中，让他戴罪立功。又如在南宋中期，张威“御军纪律严整，兵行常若衔枚，罕闻其声。每与百姓避路，买食物，则贾倍于市，迄无敢喧”。[8]


[1]《鄂国金佗稡编》卷9《遗事》。
[2]《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
[3]《鄂国金佗稡编》卷9《遗事》。
[4]《宋会要》兵14之25，《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癸未。
[5]《历代名臣奏议》卷223，《九华集》卷5《恤义士札子》。
[6]《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宋史》卷360《宗泽传》，《要录》卷15建炎二年四月甲寅朔，乙卯。《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作李世隆和李世兴。
[7]《会编》卷145，《要录》卷43绍兴元年三月，《宋史》卷465《李道传》。
[8]《宋史》卷403《张威传》。

第二节 军政的腐败

一、对贪夫庸将的宽纵

宋仁宗时，贾昌朝上奏说：“太祖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禀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有功。自此以来，兵不复振。近岁恩幸子弟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于兹。”[1]南宋胡铨认为对武将“赏太重，罚太轻”。[2]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可算是宋朝对贪婪无能的将帅的传统政策。对庸将的纵容和姑息，对良将的猜忌和防范，构成了宋朝武将政策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从赵宋家天下的私利出发，醉心于良田美宅、金帛子女的驽将，不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在许多场合之下反而更受欢迎，故对他们的罪责也就可以得过且过。
前面说过，北宋初，大将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犯法，本应处死，而宋太祖特令赦免。王全斌病死，而崔彦进和王仁瞻却在宋太宗时得到重用。王仁赡“掌计司殆十年，恣下吏为奸，怙恩宠，无敢发者”，后来他的问题被揭发，还得到宋太宗的“优容”，降授唐州防御使，又特别规定“月给奉钱三十万”，[3]与宰相俸钱相等。崔彦进虽也重新立过战功，然而在两次伐辽大战中，都被击败，“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他死后，“诸子争家财”，宋太宗居然亲自出面处置分家事宜。[4]
宋太宗时，“兵不复振”，对辽作战中的一批又一批败将，处分都不重。宋真宗时，大将傅潜奉命抵抗辽军，“麾下步骑凡八万馀”，畏懦不战，招致宋军一连串失败，“百官议，法当斩，从驾群臣多上封，请诛之”，而宋真宗仍然“贷其死”，在流放之后，他的官位又逐步得到恢复。[5]另一大将王超显然比傅潜更为幸运，他拥重兵而逗挠不战，“会南北通好，故薄其责，止罢超三路帅，为崇信军节度使”。[6]
市井无赖出身的高俅，因善踢气球，得到宋徽宗的欢心，“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故宋徽宗特地将高俅交付边帅刘仲武，“竟以边功至殿帅”。[7]他执掌兵柄，搞得乌烟瘴气，却一直得到皇帝的宠信。


[1]贾昌朝此奏，见《宋朝诸臣奏议》卷133《上仁宗备边六事》，《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太祖”，《宋史》卷285《贾昌朝传》作“太宗”，应以前两书为准。标点本《宋朝诸臣奏议》将“太祖”改为“太宗”，似可商榷，因为自宋太宗始，已谈不上“所向有功”，而是“兵不复振”。
[2]《历代名臣奏议》卷306。
[3]《宋史》卷257《王仁赡传》。
[4]《宋史》卷259《崔彦进传》。
[5]《宋史》卷279《傅潜传》。
[6]《宋史》卷278《王超传》。
[7]《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

南宋时，这类事例同样不少。这里姑且不论宋高宗如何优待张俊、刘光世、杨沂中等大将。田师中是个庸将，因对张俊奉承拍马，才得以升任节度使。岳飞死后，他任鄂州御前诸军都统制，居然长达二十年。由于才能低劣，宋高宗和秦桧反而对他不存戒心，加之田师中“专务结托内侍，以为内助，故能久其权”。[1]直到完颜亮出师侵宋时，杜莘老等人上奏，说他“老而贪，士卒怨，偏裨不服，临敌恐误国事”，才不得不将他罢免。[2]田师中罢职后，宋高宗还赐予第宅。[3]田师中要求依然领取统兵官的全俸，“坐享厚禄”，皇帝也破例予以批准。[4]
王胜原为韩世忠部将，“一日，世忠具筵会，招医师王继先饮燕。酒行，世忠出胜，拜继先为父。继先见上，言胜可大用”，遂拜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统率原韩家军。[5]又武将王进“不恤士卒，唯厚结王继先及诸内侍，以久其权”，“掊克苛暴，军人怨之刺骨”，也由一军统制升任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他“科敛”军队，属将刘泽还是“廉勤忠直”，善于“存抚士卒”者，“不从”，王进“怒逐之”。[6]
刘宝任镇江府都统制，因派兵士进行回易等种种不法行为，而被革职。建康府都统制王权在淮西不战而遁，不少臣僚都主张将他处死。然而到宋孝宗即位后，又将这两个“贪黩刻剥，丧师误国之人置之军伍，示以复用”，金安节反对无效。[7]刘宝重任镇江府都统制，勇将魏胜遭金军围攻，他却坐视不救。魏胜战死，他也只受到“责授果州团练副使，琼州安置”的处分。[8]侍卫马军司长官成闵，在绍兴末的宋金战争中贪污纳贿，[9]畏怯避战。金军撤兵，成闵率兵尾随其后，不敢邀击，以至敌军讥笑说：“传语成太尉，有劳相送!”[10]宋高宗居然将他“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宋孝宗初，因被弹劾，罢官闲居，[11]而至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却又出任镇江府都统制。[12]李显忠和邵宏渊兵败宿州符离县，“乃以宿州所得之金，厚赂权贵，巧为游说以自解，偃然安处善地，而戮不加焉，籍没不行，诛戮不加”。[13]宋孝宗算是个力求整饬军队，以图恢复的皇帝，用将尚且如此，南宋其他各代皇帝也就可想而知了。
宋朝这类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的事例不少，结果自然使腐恶的将风代代相传。程珌曾评述南宋的将风，他说：“愚而忌偏裨，贪而猎士卒，守边则婴城以自保，赴援则迂道以避锋，勇不足以倡三军，智不足以料十里，公不足以服众，威不足以御下，小战则衄，大战则奔，实败而言胜，无功而希赏，此盖百年之弊，有未易以遽革者。”[14]这段话虽不足以概括腐恶将风的全部情状，也相差不多。所谓“未易以遽革”，则显然不确，事实是三百年的积弊，无从革除。


[1]《会编》卷208。
[2]《要录》卷192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丁巳，《琬琰集删存》卷2《杜御史莘老行状》。
[3]《要录》卷192绍兴三十一年九月辛巳。
[4]《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5]《会编》卷212，《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丙午。
[6]《会编》卷212，《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二月癸酉，《于湖居士文集》卷17《论荐刘泽奏》。
[7]《新安文献志》卷73金安节家传。
[8]《宋会要》职官71之10，《宋朝南渡十将传》卷4《魏胜传》。
[9]《会编》卷229。
[10]《会编》卷246。
[11]《宋史》卷370《成闵传》。
[12]《宋史》卷34《孝宗纪》。
[13]《历代名臣奏议》卷306胡铨奏。
[14]《洺水集》卷2《轮对札子》。

二、武将的贪财黩货和兼并土地

宋朝武将的贪财黩货和兼并土地，不仅是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宋太祖正是倡导者。当实行杯酒释兵权时，宋太祖就劝石守信等大将说：“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1]石守信放弃兵柄后，便“专务聚敛，积财钜万”。[2]北宋初，自陕西贩卖竹木至开封，得利极厚，大将如张永德、赵延溥、祁廷训等人都参与这项贸易活动，“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3]
南宋孝宗时，右正言蒋继周上言：“乞诏诸军将佐屯驻去处，自今并不许私置田宅、房廊、质库、邸店及私自兴贩营运。”得到皇帝的批准。[4]此种规定当然不能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却反映了将领们在屯驻地区从事兼并土地，建置房产，经营质库(当铺)、邸店(旅店货栈)和店铺之类的兴盛和普遍。
在南宋初的大将中，除了岳飞和刘锜之外，全是贪婪的土地兼并狂。张俊收租米六十万石，[5]另一说为一百万石，“及死，诸子进黄金九万两”。[6]他家“多银，每以千两铸一球，目为没奈何”，[7]使贼难以偷盗。他死后，子孙有一次向朝廷捐献租米十万石，清单上开列了两浙路和江东路六个州府、十个县，共计十五庄的出产。[8]他们还将淮东路真州和盱眙军的田产捐赠朝廷，计三万七千多宋亩。[9]看来张俊家很可能是南宋初期的首富。


[1]《涑水记闻》卷1。
[2]《宋史》卷250《石守信传》。
[3]《宋史》卷257《王仁赡传》。
[4]《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一年七月戊子。
[5]《要录》卷135绍兴十年四月乙丑。
[6]《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7]《夷坚支戊》卷4《张拱之银》。
[8]《会编》卷237。
[9]《宋会要》食货3之14。

其他如刘光世驻守淮东时，派军中干当使臣掠夺民间膏腴良田，光上报给宋高宗的，即达三万宋亩，事实上自然不止此数，“致民间多失旧业”。[1]韩世忠“蒙赐到田土，并私家所置良田，岁收数万石”。[2]杨存中曾“以楚州宝应县田三万九千六百四十亩，并牛具、船、屋、庄客等献纳”朝廷。[3]他最钟爱的第六女出嫁后，另拨昆山县“良田千亩，以为粥米〔资〕”。[4]杨存中还“买扑湖、秀州、临安府界酒坊九处，并发酒子坊一十三处”，资产达七十二万馀贯。[5]连刘光世的部将郦琼在镇江府也有“水陆田四十三顷”，他叛变降金后，田产没收，转赐投奔南宋的勇将李显忠。[6]宋高宗和宋孝宗先后对李显忠赐田一万三千三百宋亩，并两次“放免十料(五年)租税”。[7]此外，“剑外诸州之田，自绍兴以来，久为诸大将吴(玠、璘)、郭(浩)、田(晟)、杨(政)及势家豪民所擅”。[8]即使是比较清廉的刘锜，宋高宗因其“家无产业”，下令赐官田一万宋亩。[9]以上这些武将们聚积财货，掠夺田地的惊人记录，无疑又超过了北宋。
除了兼并土地，从事商业，经营酒坊等等之外，宋朝武将贪污和行贿的风气也颇盛行。贪污的方式之一，是“诡名虚券”。[10]“禁军逃亡”，“军校则利其每月粮食之入，往往逃亡者并不开落”。[11]“有其名而无其人，则有所谓虚券者；有其人而非其真，则有所谓诡名者。而掌兵之官又或与军校辈利其衣粮，而私有之”。[12]实际上即是有意保留军队的缺额，以便上下其手，将缺额的钱粮窃为己有。将领们“掩虚额以自丰”，[13]“虚籍之多”[14]成为普遍现象
杨么军的败将王●（王燮），“官由货授，政以贿成”，[15]积聚的财宝，“可富数世”，“平日专事交结”。[16]所谓“交结”，无非是以搜刮来的财宝行贿。南宋像王●（王燮）一流的将领，自然可称得上是车载斗量。绍兴后期，刘宝“房廊间架，几半于浙西，田亩、马牛，殆遍于淮上。凡曰商贩，靡所不为，凡曰利源，靡所不夺”。[17]


[1]《要录》卷84绍兴五年正月癸酉。
[2]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文渊阁本作“岁百数万石”，“百”字系误。
[3]《宋会要》食货3之14。
[4]《齐东野语》卷6《向氏粥田》，《陔馀丛考》卷18《南宋将帅之豪富》。
[5]《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庚申，《宋会要》食货21之2。
[6]《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辛卯。
[7]《宋会要》食货61之49，70之65。
[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关外经量》。
[9]《要录》卷168绍兴二十五年五月壬申。
[10]《宋史》卷377《季陵传》。
[11]《宋会要》刑法7之26。
[12]《宋会要》职官32之34。
[13]《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5《论州郡削弱之弊》。
[14]《絜斋集》卷7《边防质言论十事·论军法》。
[15]《斐然集》卷12《王●（王燮）降三官》。
[16]《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甲戌朔，乙亥。
[17]《要录》卷186绍兴三十年十月丁未。

宋朝的宦官虽然比不上汉、唐、明诸朝那么势焰熏天，而在不少场合也很有权势。故武将通同宦官，以谋久擅军权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杨存中“久握兵柄，尤以裒敛、交结得幸，士卒嗟怨”。[1]田师中交结内侍，掌兵二十年，已如前述。戚方本是北宋末饲养军马的厢兵教骏军士，南宋初曾当过乱世的草头王，[2]后被岳飞杀败，才接受宋廷招安。他到“行在”后，天天与宦官们赌博，取出一团团马蹄状的黑漆，用炭火烧去漆衣，原来都是黄金，“以偿博负”，取悦宦官。故人民为他编了个顺口溜：“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3]戚方在宋高宗末和宋孝宗初，已升任都统制。他依仗宦官陈瑶和李宗回的助力，“御军无法，唯务掊克”，“黩货无厌”。[4]尽管戚方、陈瑶等人后来受到处分，然而这种风气却并未由此而稍有收敛。宋光宗时，太学生余古上书说，“宦者之盛，莫如方今”，“盖自副将而至殿、步帅，各为高价，不问劳绩过犯、骁勇怯弱，但如价纳贿，则特旨专除。故将帅率皆贪刻，军士无不饥寒，兵器朽钝，士马羸瘦，未尝过而问焉”。[5]武夫通过向宦官“如价纳贿”，才能被授予各级军职。
朱熹说：“主将刻剥士卒，以为苞苴，升转阶级，皆有成价。”[6]军队中“升转阶级”，须勒索“成价”，买阶级成了军队中诸多买官之弊的一种。
北宋尚无“债帅”的名称。南宋时也如唐朝后半期那样，出现了“债帅”。宋高宗时，诤臣胡寅就指出，“今诸军则无所不有矣”，“纳贿赂，求官爵者往焉”。[7]宋孝宗不同于养父宋高宗，他还是多少有整军经武，雪复仇耻之心。然而军中的积弊，却又远非是他所能整顿。他即位之初，陈俊卿就上奏说：“比年以来，左右近习稍有以名闻于外者，士夫奔走趋附，将帅纳赂买官，远近相传，道路以目。”[8]他“极言近习弄权，债帅纳贿等弊”，[9]这当然是指宋高宗时的弊政。自从宋高宗与秦桧摈斥韩世忠，杀害岳飞之后，“其任将帅，必选驽才”，[10]将帅们“其志不过聚敛以肥家，其术不过交结以固宠”，[11]贿赂必然是交结的重要手段。“诸军月有食钱，总司多给关子”，镇江府都统制刘宝“尽留之，以偿借贷”。[12]


[1]《朱文公文集》卷９６陈俊卿行状。
[2]《会编》卷137。
[3]《会编》卷140。
[4]《宋会要》职官32之40—41，71之18—19，76之72，《宋史》卷34《孝宗纪》，卷383《陈俊卿传》，《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4乾道三年八月。
[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2绍熙二年五月。
[6]《朱子语类》卷107。
[7]《历代名臣奏议》卷４８。
[8]《朱文公文集》卷９６陈俊卿行状。
[9]《诚斋集》卷１２３《丞相太保魏国正献陈公墓志铭》。
[10]《要录》卷１６９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
[11]《朱文公文集》卷９６陈俊卿行状。
[12]《要录》卷186绍兴三十年十月丁未。

朱熹上奏宋孝宗说：“臣闻日者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为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他指出，幸臣王抃、宦官甘昪等“专为诸将交通内侍，纳赂买官，得其指意，风谕军中，等第论荐，以欺陛下，实将帅之牙侩也”。[1]他又说：“今将帅之选，率皆膏粱呆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2]故《朱子语类》卷110强调说：“不令宦官卖统军官职，是今日军政第一义。”杨万里也说：“禁军债以惠军，非不峻也，必禁军债剥割之意，为禁债帅交结之意也。”[3]
宋宁宗时，韩侂胄的亲信苏师旦“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立定价，多至数十万，少亦不下十万”。等到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不得已，稍从黜责。诸将往往退有后言，谓吾债帅，而责以战将，道路籍籍，传笑境外”。[4]开禧北伐“一旦妄发，以债帅为方、召，以骄兵当犬羊，人人知其必危”。[5]此后，嘉定元年（公元１２０８年）的宋宁宗诏也不得不承认：“况以奸幸弄权，故相同恶，上下交利，贿赂公行，赃吏债帅，益无忌惮。”[6]
然而此后袁燮说：“债帅之弊，其来久矣，至（嘉定）更化而后革。方其选用之初，固无所事，日月寖久，每患失之，苞苴之交结，犹曩时之债帅也。交结犹故，则掊克亦然，上虐其下，下慢其上，虽欲以法齐之，其可得乎？”[7]其子袁甫说，“将帅之臣”“多债帅之风，盖有年矣。托营运之名，行朘削之实，军伍之中怨气满腹，威足以钳其口，而实不足以服其心”。[8]他追怀清廉严明的岳飞，赋诗说：“伤心咄咄权臣事，满眼滔滔债帅流。槌剥到今浑似鬼，向人休说是貔貅。”[9]徐应龙对宋宁宗说：“今军将得以贿迁，专事掊克，未免多怨。”宋宁宗感到惊讶，说：“债帅之风，今犹未除邪？”宰相史弥远“闻而恶之，免侍读”。[10]曹彦约说：“当开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债帅之弊。用事者闻其名而恶之，痛自洗濯，或拔之于卒伍之中，或起之于闲废之地，举朝相贺，便谓得人。不知幸门未塞，公论未伸，善结托者虽无功而安，不善结托者虽有功而惧，无债帅之名，而实有债帅之费。故诈冒奏功者往往得志，真实用命者纷纷得罪，而诸将之志怠矣。”[11]


[1]《朱文公文集》卷１１《戊申封事》。
[2]《朱文公文集》卷１１《庚子应诏封事》。
[3]《诚斋集》卷６９《乙巳轮对第一札子》。
[4]《历代名臣奏议》卷１８４卫泾奏，《四朝闻见录》戊集《臣僚雷孝友上言》。
[5]《攻愧集》卷９７《资政殿大学士致仕赠特进娄公神道碑》。
[6]《攻愧集》卷４２《戒饬贪吏诏》。
[7]《絜斋集》卷７《边防质言论十事·论军法》。
[8]《历代名臣奏议》卷９８。
[9]《蒙斋集》卷２０《岳忠武祠三首》（其三）。
[10]《宋史》卷３９５《徐应龙传》。
[11]《昌谷集》卷６《上庙堂书》。

魏了翁强调军中“贪将债帅，次第椎剥”的严重问题。[1]他认为，自宋理宗即位以来，“内讧外猘”不绝，“债帅、贪吏有以致之，而权臣（史弥远）实囊槖之也”。[2]史弥远当政“二十五、六年间，竭天下之力，仅为淫妾呆子骄侈之资，仅供债帅贪吏渔夺之计”。[3]债帅辈“问遗公行，货赂旁午，或求召对，或觊节钺，或图移镇，倾囷垂槖，莫非责偿于得请之后。此其溪壑之欲，岂曰仅偿宿负而已哉”。[4]三衙长官自“嘉定以来之所用，皆以供厮役，征贿赂”。[5]洪咨夔说：“贪相债帅之得志，上下成风，恬不为怪。”[6]
武将的贪财黩货、兼并土地、买官之类，固然是宋代租佃制社会和等级授职制的产物，而宋廷的姑息和纵容，权臣们又是其行贿对象和保护伞，故愈演愈烈，势所必然。


[1]《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１７《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论》。
[2]《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１９《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二札》。
[3]《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１９《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
[4]《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２１《答馆职策一道》。
[5]《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１８《应诏封事》。
[6]《平斋文集》卷３０《饶州堂试》十六。

三、私役军士

宋朝文官武将私役军士，是一项长期的、普遍的、严重的、突出的军中弊政，宋廷虽三令五申地禁绝，却从来没有成效可言。
早在北宋初，宋太祖曾“诏殿前、侍卫两司将校，无得冗占直兵，限其数，著于令”。[1]后又下诏说：“诸道骑兵颇为长吏役使，失于教习，自今禁止之。”[2]前一诏尚限于不准殿前司和侍卫司的武将多占役兵，后一诏包括各地的“长吏”，自然也有文官。
宋人称宋太祖时“禁约私役，至为严切”。[3]所谓“私役”，即是指非法役使军士。按宋时法规，文官武将可合法役使一定数量的军士，称为“白直”或“当直”，[4]类似近代的勤务兵或卫兵。故宋太祖对将校的“直兵”仅是“限其数，著于令”，而不可能取消。各地转运使、“州县长吏”，也都须差拨军士，充当“白直及迎送之人”。[5]据《庆元条法事类》卷11《差破当直》载，差充白直包括禁兵、厢兵、弓手、剩员等，“诸当直人及十人以上，差节级一名，三十人以上，将校、节级各一名”。当直人数如使相知州达二百人，而副兵马使和副都头仅一人，法定数额各有等差。北宋宋庠说，“今来外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尉〕，并给兵士、散从官、承符、手力之类，品位至卑，犹给七人”，“供身指使”。[6]除兵士外，其它散从官等都属吏役。司马光曾上奏，认为自实行将兵法以后，官员的白直人数过少，说“臣目睹前宰相、西京留守韩绛谒嵩山，起建道场”，祈祷宋神宗的病体康复，“其将下禁军充白直者，于条不得出城经宿，所敢留者，剩员七、八人而已”。[7]如果役使军士的数量超过限额，超出白直等勤务范围，即算是私役。
宋太祖关于私役军士的禁令，恰好说明在北宋初年，私役军士的情况已相当盛行。按照阶级社会的惯例，凡属统治阶级违法犯禁的事，而得以被揭发者，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宋真宗时，李溥因“私役兵为姻家林特起第”等十多件奸赃之事被揭发，而受到“鞠治”。[8]宋仁宗时，有记载说：“诸州知州、〔部署〕、钤辖、都监多遣军卒入山，伐薪烧炭。”[9]武将杨崇勋“役兵工作木偶戏人，涂以丹白，舟载鬻于京师”。[10]汾州知州任弁“额外占使兵士一百一十六人，令织造驼毛段子，及打三黄鏁，诸般私下杂作”，“计二万三千六百馀工，计庸纽赃绢一千六百馀匹有零”。[11]宋神宗时，陕西禁兵“其间至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馀人”，而不参加军训。[12]广州知州陈绎纵容其子“役将下禁军织造坐褥，不令赴教”。[13]宋徽宗时的记载说，各地官廨“往往务广蔬圃，多占人兵”，“抑勒白直等人田散(?)货卖，不无陪备之患”。[14]


[1]《长编》卷3建隆三年十一月甲子。
[2]《长编》卷5乾德二年三月。
[3]《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寅。
[4]《能改斋漫录》卷2《白直之称》：“今世在官当直人，谓之白直。”然而从《庆元条法事类》卷11《差破当直》的记载看，大致上当直包括吏人和军人，而白直仅限于军人。
[5]《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8《乞罢将官状》。
[6]《元宪集》卷31《乞差当直兵士札子》。
[7]《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8《乞罢将官状》，卷52《乞罢将官札子》。
[8]《宋史》卷299《李溥传》。
[9]《宋会要》刑法2之17—18。
[10]《宋史》卷290《杨崇勋传》。
[11]《包拯集》卷6《请追任弁官》。
[12]《赵清献公集》卷4《奏状论陕西官员占留禁军有妨教阅》。此文集各种版本的卷码不同。
[13]《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3《缴词头奏状·陈绎》。
[14]《宋会要》方域4之16。

北宋的记录表明，私役军士的劳作范围极广，如修造第宅，伐薪烧炭，种植蔬菜，织造段子、坐褥，做木偶戏人，刺绣，奏乐等等，堪称无所不有，也足见军政腐败的程度。为了使私役军士披上合法的外衣，文武官员往往“多占破有手艺人充白直”，[1]用白直的名义，掩护对“有手艺人”的私役，
北宋官员私役军士的数量很大，一个官员可役使百馀人以至千馀人。宋仁宗时，张亢说：“国家竭财用以赡军，今军士有手艺者，管兵之官每指挥抽占三分之一。”[2]薛向说：“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五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3]韩琦也说：“故将相、戚里及权近之家，多占六军，耗蠹县官衣粮，有妨征役，〔永为私家仆隶〕，在京者不啻数千人。”[4]宋钦宗诏也承认，“今三衙与诸将招军”，“既到军门，惟以番直随从，服事手艺为业，每营之中，杂色占破十居三、四，不复教以武艺”。[5]总而言之，宋朝竭力搜刮百姓膏血，而得来的巨额军费，其中相当大的部分，事实上成为文官武将们雇募“私家仆隶”的耗费。
大量役使军士，既造成严重的财政浪费，又极大地损伤军队的战斗力，军中搞得乌烟瘴气，无法收拾。宋徽宗时，“总军政”的殿帅高俅，“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俸〕，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全废校阅，曾不顾恤”。[6]北宋亡国时，有臣僚上奏说：“帅臣、监司与夫守、倅、将、副多违法徇私，使禁卒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或为涂绘文缕，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至有因缘请托，升迁阶级，或在众人之上。遂使辕门武功之士，困于差役之劳，末作庇身之人，复享安闲之利。所以兵阵教习之法日废，工匠技巧之事日多。兵政之弊，一至于此!”[7]他要求对这类事件“严行禁止”，也得到宋钦宗的批准。可是这道禁令即使要认真付诸实施，也为时已晚。
南宋时，私役军士的情况，又花样翻新，愈演愈烈。宋高宗时，镇江府都统制刘宝“虐众营私”，“创盖房廊，以至起亭榭，造砖瓦，运花木，广种植”，在“淮南伐山烧炭，诸役纷然”。[8]林大鼐上奏，列陈军中诸弊，说“差借白直，为厮隶之贱，供土木之工，不知其数”。[9]张浚也上奏说：“自守臣、兵官不务遵制，以时阅习，而违法差占，若当然者，以至监司、倅贰、僚属、幕职，凡不应差借之处，巧作事目，或以巡守，或以备火，或以收买军器，捕捉逃亡为名，遣出差役，使之荷担肩舆，市买工作，广占人数。”[10]为了要私役军士，“巧作事目”自然并不困难。由于私役军士的变本加厉，以致宋孝宗在即位的大赦制中也特别强调，“不许私役战士盖造私第，营葺房廊，修筑园圃及兴贩工作等，如敢更有违犯”，“当重置典宪”。[11]


[1]《宋会要》职官48之114。
[2]《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七月己酉。
[3]《长编》卷196嘉佑七年二月癸卯。
[4]《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年壬子，《宋会要》刑法2之24。
[5]《会编》卷37。
[6]《靖康要录》卷7靖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7]《宋会要》刑法2之96—97。
[8]《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壬辰。
[9]《要录》卷163绍兴二十二年九月癸卯。
[10]《历代名臣奏议》卷222。
[11]《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寅。

宋孝宗的严令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成效，他即位不久，虞允文报告四川军队的情况说：“诸大将子弟亲戚错处于军中，廪给于公上，而经营其私计，占白直者不下百人，私役使者又不下百人，能振其职者未闻一事。”[1]又说：“如在金州，私役部曲修盖廊房，营建第宅，以至采柴，烧炭，割漆，伐木，博坊、磨坊，尽役诸军之力。”[2]这类现象当然决不会单单发生在四川的军中。
宋孝宗力图革新军政，其绩效尚且如此，往后的各代自然更是每况愈下。宋宁宗时，李壁出任遂宁知府，向宋廷报告当地“违法占破”军士的情况，说“往往一司而有占破厢、禁军四百馀人者，学院子一色至占三十馀人”。[3]宋理宗时，李鸣复当绍兴知府，其时军籍上有三千三百多人，“而日就教阅，日充祗应者仅及其半。朝士差借，虽补外而甲乙相传；权贵占留，虽易世而执持不遣”。“以私仆而挂公籍者有之，以虚名而窃实廪者又有之”。他的结论是“一郡如此，他可想见也”。[4]
由于军士大量冗占私役，故军中真正的战士为数不多。据蔡戡的估计：“尺籍伍符，虚实相半，老弱居其一，工匠居其一，俳优居其一，舆隶胥史居其一，诡名冒籍者无所不有，则是朝廷养兵万人，所可用者，数千人而止耳。”[5]宋理宗时的莫泽说，各地禁军“郡官、主兵官有窠占，寓公(寄居官)有借事，存留者不什一”，“近而辅郡，至有寓公占四、五百兵者”。[6]故南宋也和北宋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是军不像军，军不成军。



[1]《历代名臣奏议》卷224。
[2]《历代名臣奏议》卷240。
[3]《永乐大典》卷10998《雁湖集·知遂宁府奏札》。
[4]《历代名臣奏议》卷339。
[5]《历代名臣奏议》卷234，《定斋集》卷2《论和战疏》。
[6]《宋史》卷195《兵志》。

四、刻剥军士

宋朝文官武将刻剥军士的方式不少，据史籍记载，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克扣钱粮：克扣军士钱粮是最常见的一种弊病。宋太宗时，“汴河挽舟卒多饥冻”，“蓝缕枯瘠”，“乃主粮吏率取其口食”。[1]宋真宗时，“军士所得，斛才八、九斗，颇以为言”，皇帝曾为此下诏，禁止“概量刻少”。[2]然而据宋仁宗时的记载说：“惟上军所给，斗升仅足，中、下军率十得八、九而已。”[3]也与宋真宗时差不多。宋神宗时，因开封府“诸仓吏卒给军食，欺盗劫取，十常三、四”，“出军家口亏减尤多”，故又下令禁止“乞取侵克”，“自今每石实支十斗”。[4]这道禁令也不可能真有多大成效。
南宋初年，士卒反映：“所支米麦，一月之间仅得五分之四，所请食钱，一百以上仅得三分之一，其馀则自主将至于押队，皆有分焉。”[5]由于“众军日逐食钱，干办部辖人减克乞取，仍不即时给散，因致逃亡”。[6]刘光世军的回易虽然兴隆，而“士卒一月之粮，或阙其半，里巷私语皆曰：‘健儿不如乞儿。’各怀去心，悉有窜志”。[7]张孝祥说，侍卫“马军司寻常减刻军兵请受，及非时役使，最为酷虐，士卒怨帅臣，入于骨髓”。[8]
虞允文对宋孝宗报告金州屯驻大兵的军政说：“诸军折估，月给以小会子，铜钱趱换，减克几半。凡诸军之戍行钱、回军卸甲钱、激犒钱、兜请钱之类，未尝散给。又将朝廷降到招军银并度牒，以和籴为名，公然盗取。”[9]袁说友据他任池州知州的见闻，认为军中有三大弊政，“一曰支有减克，二曰米求出剩，三曰縻于苞苴”。除了第三条是有关将领贪污行贿外，第一条是指“军中支请士卒钱米，往往不即及时依数支散”，“暗有消克”，第二条是指“大军仓官支给米斛”，“月减岁克”，“久而羡馀，则为宽剩，虽非明取，实则暗积”。[10]南宋中期，江州都统制李汝翼“刻剥无艺，军士甚贫者日课履一双，军中号为‘李草鞋’。其迁马帅也，船发琵琶亭，涂人咸诟而提击之”。他在开禧北伐时任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11]战败后，“犹取马司五万缗归其家，焚其籍”。[12]文官武将不仅克扣军士钱粮，据魏了翁说，甚至连“市刍草以给战骑，往往抑配均备，而干没其四分之三”。[13]


[1]《宋史》卷175《食货志》。
[2]《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一月甲戌。
[3]《宋史》卷194《兵志》。
[4]《宋会要》职官57之92。
[5]《相山集》卷25《上都督府参谋兵部尚书吕安老书》。
[6]武英殿聚珍本《毘陵集》卷1《论禁军逃亡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5。
[7]《会编》卷154。
[8]《于湖居士文集》卷17《缴驳成闵按劾部将奏》。
[9]《历代名臣奏议》卷240。
[10]《历代名臣奏议》卷223，《东塘集》卷9《宽恤士卒疏》。
[11]《宋史》卷38《宁宗纪》。
[12]《桯史》卷14《二将失律》。
[13]《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1《答馆职策一道》。

二、私放军债：宋哲宗时，苏轼任定州知州，报告朝廷，说当地“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1]
南宋高宗诏说，很多“官员、豪富之家，计嘱诸军部辖人，放债与军人，厚取利息，于请受内克还”，[2]可知私放军债，还并不限于将领。御史杜莘老建议皇帝“悉除军债”，是作为绍兴末的一项重要的备战措施。[3]杨万里说：“禁军债以惠军，非不峻也，必禁军债剥割之意，为禁债帅交结之意也。”[4]反过来说，只要债帅的现象不消除，军债也就不可能根除。因为将校向军士放债，终究还有违戾法禁之嫌，故有些武将又变换手法，“内外诸军将合干等人，有诈作百姓名色，私放军债”，“又辄将物货高价桠卖，每遇支散衣、粮、料钱等，辄于打请之际，倚恃部辖，径行兜取”。[5]魏了翁说，武将“或以铁钱兑给”军士，“而规其倍称之息”，[6]看来军中高利贷的利率也大体与民间相同。宋理宗时，戴庆坷建议“禁戢军债”。[7]宋廷自称对“私放军债及质买所辖请给赏赐”，“约束甚严”，并不时下令将军士“见欠债负并行除放”，[8]也终归无效。
三、买工：军士“售工于外，纳钱本营，以免校阅，谓之买工”。[9]这也是军官刻剥军士的一种方式，由军士出外经营各种营生，而向军官“纳钱”。宋光宗登极赦也提到军中有“买工”之弊，规定如“尚有违戾”，要“重置典宪”。[10]然而到宋宁宗时，淮东提举常平陈绩上奏指出：“主将克剥至重，莫甚于今日，私役之弊，买工之弊，差使营运之弊，未尝少革。”[11]
四、差使营运：宋军中除所谓买工外，还派遣军士从事如回易之类营利性经营，并索取厚利，这也是一种刻剥军士的方式。“诸军回易市(布?)帛等物，赊与官兵，重搭息钱，却于请给内过数除克。及辄差请受最多人掌管库务、店肆，稍有亏欠，勒令陪偿”。[12]宋宁宗时，许浦水军副都统制冯建“多役水军，兴贩盐货，贪淫不法，败坏军政”。[13]魏了翁也说，军官强派军士“收房廊，掌回易，置簰筏，建第宅”，“役使科抑，几同奴隶”，使“士有离心而无斗志”。[14]宋时军队营利性经营的范围甚广，已如前述，而将校指派军士担任这类差使，或“重搭息钱”，或扣除军俸，或赔偿亏欠，使军士简直成了他们的债务奴隶，以至要逼迫子孙偿付。
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严重地损伤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并造成十分尖锐的官兵矛盾。



[1]《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4《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
[2]《要录》卷182绍兴二十九年五月辛酉。
[3]《要录》卷192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丙寅，《琬琰集删存》卷2《杜御史莘老行状》。
[4]《诚斋集》卷６９《乙巳轮对第一札子》。
[5]《宋会要》刑法2之135。
[6]《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l《答馆职策一道》。
[7]《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5宝佑五年二月乙丑。
[8]《宋会要》刑法2之123，《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甲寅。
[9]《胡澹庵先生文集》卷27《贵州防御使阳曲伯张公墓志铭》。
[10]《宋会要》刑法2之123。
[11]《宋会要》刑法2之135。
[12]《宋会要》刑法2之123。
[13]《宋会要》职官73之64。
[14]《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1《答馆职策一道》。

第三节 军士的生活和反抗

一、军士的生活

关于宋朝军士的生活状况，实际上应当包括军士及家属的生活状况。
在征兵制下，兵士长期离乡背井，与亲人分居，这在唐诗中有很充分的反映。然而在募兵制下，一人当兵，就意味着全家受朝廷军俸的赡养，兵士及其家属往往共居于军营。宋太祖“制更戍之法，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1]但就粮军士则“许挈家属以往”。[2]后来随着更戍制的取消，就粮禁兵、系将禁兵和南宋屯驻大兵的出现，“在营之日少”的情况也有所改变，只要没有大的征战，军士在军营与家属共居的时间就比较长久。
南宋初年，军队移屯频繁，家属随行便成了一大累赘。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岳飞出任通、泰州镇抚使，“带军马万馀”，连同家属达七万多人，[3]一同渡江前往泰州，因而延缓了救援楚州的军事行动。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讨伐土匪曹成时，岳飞兵一万二千多人驻扎江西，却必须留二千人在吉州“看管老小”，于是进入荆湖和广南的一万多人中，除随军辎重兵、火头军外，战士仅剩七千多人。[4]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刘锜出任东京副留守，带兵近二万，也是“随军老小”同行，抵达顺昌府时，即遭遇金军大举进攻，处于只能以死战求生的境地。顺昌战胜后，刘锜又马上派左军和右军护送伤员和“老小往镇江府驻扎”。[5]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郦琼裹胁淮西军四万叛变投敌以后，李纲上奏总结教训，说此军“老少尽寓太平、宣城，将士进屯庐、寿，限以大江，足以系累其心”，后因营区发生火灾，军队眷属“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悦众，而不知有携手同归之虞”。[6]以上这些事例说明，在募兵制的条件下，如何安置军队家眷，不能不成为一个收揽军心，振作士气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麻烦的问题，而在征兵制的条件下，可能还没有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宋朝营房的建造和管理，兼顾了军队家属的安顿。
南宋初年，军纪腐败，“军卒多虏掠妇女，人有三、四，每随军而行，谓之老小”。[7]当时军队的眷属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掳掠而来的，这类情况的发生，看来并不会仅限于南宋初，只是在兵荒马乱的岁月更多一些而已。御史中丞张守曾为此上奏，说：“今每出师，则水舟陆车，累累随行，谓之老小，其实皆妇女。故出师之数，妇女必倍之，弊日以滋，古所未有。”他建议“应军人家口，遇出军日，并不得随行，各就本寨居止，官司常加存恤，修治舍屋，量添口食。如有军人及将校、使臣辄将带妇女老小随军，并行军法”。[8]他的主张，在军事调遣频繁，各地变乱丛生的情况下，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老小随军调动，对于安定军心，也有其必要性。直到各屯驻大兵的屯驻地比较固定以后，老小随军的情况才逐渐减少。


[1]《梦溪笔谈》卷25。
[2]《文献通考》卷152。
[3]《鄂国金佗稡编》卷17《赴镇画一申省札子》。
[4]《鄂国金佗稡编》卷10《措置曹成事宜奏》。
[5]《会编》卷201《顺昌战胜破贼录》。
[6]《梁溪全集》卷99《论淮西军变札子》。
[7]《鸡肋编》卷中。
[8]《历代名臣奏议》卷223。

南宋的禁兵、厢兵、土兵和弓手一般都在本地屯驻，而屯驻大兵则有出戍和出战的问题。宋孝宗初曾下令，对三衙和各御前诸军的“差出屯戍官兵在寨老小”，进行“犒设”。虞允文也上奏，说荆南府和鄂州两军“沿边戍守，请受微薄，在寨老小两处，食用不足”，宋孝宗为此特别规定实行“添破”。[1]荆南府七军分成两个部分，交替出戍襄阳府，春夏用三军，秋冬用另外四军，轮流“发回荆南休息”，“庶几军士知有室家之乐”。[2]可知当时在大军屯驻地设置军营，安顿老小的制度，大体与北宋相同。但军队移驻，则须带家眷同行。如将“剑州等处官兵共二千六百三十八人，同老小移那前去金州屯驻”。[3]这是剑州官兵调往金州，并作为长久性的屯驻地，故与临时出戍与出战不同。
在军士出戍出战期间，他们的军俸由家属领取，以资糊口。故宋神宗在禁止克扣军粮的批示中提及，“出军家口亏减尤多”。[4]南末后期的李曾伯也说：“军身出戍，老小在家，生券、家粮官给两分。”[5]也就是说，出戍的军士发放口券，在寨的家属领取军粮。
尽管宋朝的生产水平较前代大有提高，但毕竟仍处于手工生产的发展阶段，财力和物力非常有限。何况宋朝又赡养一支过多过滥的常备军，要保证全体军士都有优裕的生活条件，显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是北宋的上禁兵或南宋的效用，虽军俸最高，也不可能维持优裕的生活。
宋人时常津津乐道宋太祖的治军之方，“常戒禁兵之衣，长不得过膝，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皆有罪”，“又京师卫兵请粮者，营在城东者，即令赴城西仓，在城西者，令赴城东仓；仍不许佣僦车脚，皆须自负，尝亲登右掖门观之。盖使之劳力，制其骄惰，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6]他所以强制军士忍受“食无肉，衣无帛”的贫困艰苦生活水平，[7]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受宋时物质条件的制约，也唯有如此，才得以勉强维持军士全家的温饱。
南宋初，有人给宋高宗上书，较具体地描述了比效用低一等的军兵的生活状况：“至如近下军兵，有请一百食钱，二升半米，而赡三、四口者。日逐上教，或至晚方罢，及回本营，欲得一杯热水，以沃肺腑，亦不能得。夫何?自申牌前后，打灭火烛，不许复爨，其情可知。及其所请食钱，非独欲赡数口，一月之内，仍欲买皮条，买磁末，买弓弦，至于修理弓箭，种种费耗，不过此一百食钱而已。自晚上教其妻刷甲，其子积薪。纵缘阴雨，得少休息，又不免修葺营寨。此特步人之劳，至于马军，又有甚于此者矣。”[8]军兵的生活相当艰窘，至于效用，当然会稍宽一些。
岳飞的幕僚黄纵曾见到一名兵士，在严寒天气中只穿一件单麻布衫，问其缘故，这个兵士回答说，“他军所得请给，则有减克。又如科作纳袄之类，自身虽暖，老小则冻馁矣”，岳飞“不减一钱，听士自用之。某自因家累重而费之”。[9]即使在不克扣钱粮的情况下，如果军士“家累”过重，生计就愈发艰难。


[1]《宋会要》兵5之20。
[2]《宋会要》兵5之25。
[3]《宋会要》兵5之23。
[4]《宋会要》职官57之92。
[5]《可斋杂稿》卷19《奏襄樊经久五事》。
[6]《梦溪笔谈》卷25。
[7]《宋朝诸臣奏议》卷133贾昌朝《上仁宗备边六事》，《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
[8]《会编》卷180。
[9]《鄂国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宋朝大多数军士的军俸收入，是可以维持或勉强维持全家温饱的；但又有一部分厢兵，其军俸收入只能供养自身或勉强供养自身，而无法供养全家。但是，由于存在着官员役使和刻剥军士等各种情况，致使很多军士在事实上陷于无法存活的悲惨境遇。
张方平上奏说，“臣尝入朝，见诸军帅从卒一例新紫罗衫、红罗抱肚、白绫裤、丝鞋，戴青纱帽，〔拖长绅带〕，鲜华烂然。其服装少敝，固已耻于众也。一青纱帽市估千钱，至于衫裤，盖一卒之服，不啻万钱。今之上四军，请给比诸军为至厚，然月受千钱，〔只〕可买得一帽耳”，“计其所受廪给，不足一身之费，若有妻、子，争得不饥冻”。[1]张方平所述，自然只是少量军士的特殊情况，但在不能存活的境地中如何谋生，却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宋朝很多军士为了谋生，不得不利用军纪松弛的空隙，兼营他业。“出入无时，终日嬉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2]有少量军士兼营他业，生活还可能会过得比较宽裕，欧阳修说：“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3]宋时一些记载反映军士骄惰，骄惰固然是缺乏训练所致，也应与较为宽裕的生活条件有关。一个军士，如果为了全家衣食，而终日辛苦劳瘁，是不可能既骄且惰的。北宋晚期，在京“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高）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4]兼营他业，固然可以有所补贴，但很多人的生活状况仍然是很苦的。朱熹给宋孝宗上奏说，“陛下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而为军士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甚者采薪织屦，掇拾粪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5]他所说的情况，虽也在兼营他业之列，却相当悲惨。况且军士有一技一艺之擅长，适足以成为官员役使和刻剥之资，这方面的事例，前面已介绍很多，此处不必重复。
由于军士兼营他业，以资糊口的普遍性，真要整饬军纪，加强军训，又会给很多人带来生活上的严重困难。宋神宗曾亲笔批示说：“闻东南诸路自团立将兵以来，军人日亲教阅，旧习工作技巧，以资私费者无暇为之。及巡检下就粮诸军例得添支，间能获贼，亦沾赏典。今已招置土兵，更不轮流出入，亦是窒其衣食一涂。由此军中甚有贫极，日不能糊口者。”[6]又因行军出师，实际上也等于卡断了军士们的生计。“鄜延路诸军数出，至鬻衣装以自给”。王安石也说：“今士卒极窘，至有衣纸而擐甲者，此最为大忧。”[7]


[1]《乐全集》卷18《再对御札一道》，《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3庆历八年三月。
[2]《苏学士文集》卷10《谘目二》。
[3]《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4]《靖康要录》卷7靖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5]《朱文公文集》卷11《戊申封事》。
[6]《长编》卷312元丰四年五月甲午。
[7]《宋史》卷194《兵志》。

在募兵制下，军士由所谓“天下失职犷悍之徒”组成，[1]加上军政腐败，军纪废弛，自然也会沾染种种不良习气。宋朝规定：“博戏赌钱物者，斩。非出军临阵，自依常法。”[2]但在事实上，这道禁令却形同虚设，军中赌博成风。苏轼向宋廷报告，说定州“城中有开柜坊人百馀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3]宋徽宗时，有臣僚上奏，总结军士逃亡的六条原因，第三条即是“聚集赌博”。[4]南宋的杨万里也说：“兵人者靡衣侈食，蒱博而使酒，傲岸踞肆。”[5]
总而言之，宋朝固然也有少量军士生计较为宽裕，而多数军士无疑是处于艰难贫窘、水深火热的境地。余嵘对宋宁宗说：“竭天下之力，困于转输，谓宜士饱马腾，而连营菜色刚心，勇气销铄殆尽，何望其投石越距，而慷慨激扬乎!”[6]“连营菜色刚心”，虽是指当时的军情，而终宋一代也大抵如此。


[1]《文献通考》卷152《两朝国史志》，即《两朝国史·兵志》。
[2]《武经总要》前集卷14《罚条》。
[3]《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4《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
[4]《宋史》卷193《兵志》。
[5]《诚斋集》卷89《千虑策•民政下》。
[6]《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5《神道碑•龙学余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