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宋朝三百年间财政亏盈的历史，可知因战事而增加军费，是出现财政赤字的主要因素。在战争期间，除了正常的军费外，如额外的犒设，后勤的花费，兵器的损耗，因军功升迁官资而增加的俸禄等，都须大量增加开支。
宋朝各个时期的养兵费，占据财政支出的大部分，这是一个基本的史实，尽管各人提供的比例数据并不相同，甚至还有相互矛盾抵牾之处。宋仁宗宝元时，富弼曾说：“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1]这大体可概括北宋建国八十年间的养兵开支状况。庆历以后，曾任管理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屡次上奏，说“约计天下财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于兵”。[2]他还算了一笔具体的帐，“略计中等禁军，一卒岁给约五十千”，“庆历五年禁军之数，比景佑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馀指挥，四十馀万人，是增岁费二千万缗也”。[3]
另一个曾任三司使的蔡襄，依据宋仁宗末和宋英宗初的财政状况，作了更详尽的说明，他说：“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祖宗以来无有也。”[4]宋朝以远远胜过前代的财力和物力，维持着一支人数远远多于前代的常备军，自然是无可置疑的史实。蔡襄的统计说，当时钱币收入三千六百八十二万馀贯，支出三千三百十七万馀贯，其中军费为九百九十四万馀贯；紬、绢等纺织品收入八百七十四万馀匹，支出七百二十三万馀匹，而军费却达七百四十二万馀匹；粮食收入二千六百九十四万馀石，支出三千零四十七万馀石，其中军费为二千三百十七万馀石；草收入二千九百三十九万馀束，支出二千九百五十二万馀束，其中军费为二千四百九十八万馀束。“养兵之费，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馀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这是衣粮等等实物折算成钱币后的军费总额。他的结论是“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5]然而他的另一奏却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6]此奏说养兵费约占十分之八，与前引一奏有所出入。蔡襄虽然身任三司使，事实上也不可能对财政开支和军费开支有精确统计，因估算比较粗略，就难免自相矛盾。
王铚编修的《枢廷备检》说：“自皇佑一岁之入一〔亿〕二千六百馀万，而耗于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7]参照《宋史》卷179《食货志》的记载看来，这一亿二千六百馀万的总数，实际上是各种实物和钱币的混合总数，其计量单位应是贯、石、匹、两等，而所谓“留州”，则是不计入三司财政收入的地方财政收入，也有一部分用于“供军”。
比蔡襄稍晚的陈舜俞说：“天下之财日匮而国家日不足，天下之狱日烦而民日困，皆兵之由。臣窃计天下之兵无虑百万，其受衣食于县官，无虑千等，断长补短，一人之受，岁五十千，则天下之费岁五千万。天下之户才千馀万，以十户养一兵，天下之赋岁入未能以亿数，而兵受其大半矣。奈何天下不穷且盗也!”[8]他将天下的“穷且盗”归之于养兵，这固然是一种皮相的观察，然而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的。金君卿说：“治平间，总五十一万人，臣尝筹之，以厢军诸处则例参以军分上下约度，除招军例物、赏给外，所支钱粮、衣赐等物，每一名约岁费缗钱三十七贯已来，且以五十一万人约之，岁费钱一千八百八十七万贯。”[9]这是对宋英宗时厢兵支出的估计。他估计一名厢兵平均“岁费缗钱三十七贯”，与前引蔡襄说“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有异。

[1]《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2]《乐全集》卷23《再上国计事》。
[3]《乐全集》卷24《论国计事》。
[4]《蔡忠惠公集》卷18《国论要目·强兵》。
[5]《蔡忠惠公集》卷18《论兵十事》。
[6]《蔡忠惠公集》卷18《国论要目·强兵》。
[7]《挥麈录馀话》卷1。
[8]《都官集》卷7《说兵》。
[9]《历代名臣奏议》卷38。

宋神宗时，陈襄上奏说：“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馀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禁兵之数约七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五十千，则七十万人有三千五百万缗之费；厢军之数约五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三十千，则五十万人有一千五百万缗之费。则是厢、禁〔军〕共费五千万矣，惟馀一千万以备国家百用之费。”[1]陈襄这种约略的估计自然也不可能精确，然而他的结论却与蔡襄的一个奏章，王铚的《枢廷备检》相同，养兵费约占财政支出的十分之八。
南宋时，人们对养兵费用也同样有不少议论。宋高宗绍兴末，吴芾说：“大农每岁养兵之费几十之九。”[2]干办诸军审计司严致明说：“常岁除川陕外，诸军支春衣二十四万馀匹，今春止二十一万馀匹。盖自去冬用师，开启三万，而隐冒不与焉。”著作佐郎、权仓部郎官张震说：“行在百司及内人月支米十四万馀石，内外诸军岁支米四百馀万石。”[3]这是当时军队衣粮等支出的大致数字。
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臣僚上言：“方今国家所管财用，供军之费十居七、八。自兵兴以来，所费益甚，今据户部所供一岁内外收支数目，钱之阙者六百馀万缗，米之阙者九十馀万石。”[4]时值德顺、符离等兵败后不久，故奏中提及“兵兴以来，所费益甚”，而户部的财政亏空，自然只能由内库补贴。朱熹给张拭的信中说：“今日财赋岁出以千百巨万计，而养兵之费十居八、九。”[5]殿中侍御史陈贾说：“国家财计之入，率费于养兵，然军之隶卒伍者，所得常不能赡给，而自将佐等而上之，则有至数十〔百〕倍之多。今诸军额外员缺冗泛之费，姑以殿、步两司言之，殿司额外自统制而至准备将，凡一百二十员，而数内护圣歩军至添统制三员，步司额外自统制而至准备将亦一十八员。两司岁支，除逐官本身请俸外，供给茶汤犹不下一千万缗。养军之须，固已不赀，而额外重费又复如此，无惑乎财计之不裕也。”[6]宋孝宗传位给宋光宗时，也叮咛儿子说：“当今天下财赋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不可不知。”[7]
宋光宗时，陆九渊的《石湾祷雨文》说：“况今日舆图未归，东南事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宫室、郊社、宗庙诸费，事大体重，未易捐削。东西被边殆几万里，养兵之费乃十八、九。”[8]宋宁宗庆元时，姚愈上奏说：“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9]在嘉定年间，余嵘说：“建炎南渡，权宜创置增赋，凡四千三百外万，而供亿于三衙，与科截于四总所(总领所)者，无虑三千六十馀万，其耗于养兵者几十之六、七，竭天下之力，困于转输。”[10]余嵘所述，是指南宋时另增很多名目新税的支出状况。总的说来，南宋养兵费占财政开支的比例，大致也与北宋相近。
应当指出，宋时的军费概念与现代的军费概念不尽相同。宋人谈论军费支出，往往是局限于赡养将士，而在现代的军费支出中，对武器装备的研制、增添、维修等，不能不占据很大的比例。


[1]《宋朝诸臣奏议》卷121《上神宗论冗兵》，《古灵集》卷8《论冗兵札子》。
[2]《要录》卷199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己巳。
[3]《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1《亲征录》。
[4]《宋会要》职官6之20。
[5]《朱文公文集》卷25《答张敬夫》，又见《朱子语类》卷110。
[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二年二月丙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62。
[7]《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五年九月庚申。
[8]《象山先生全集》卷26。
[9]《宋会要》食货56之70。
[10]《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5《神道碑·龙学余尚书》。

宋时生产和补充武器装备的经费，虽然不一定列入军费的统计，却不可忽略不计，因为当时军器的价值也是相当昂贵的。北宋仁宗时，尹洙说，陕西一带“弩一枝，钱一贯五百文足，弓一张，钱七、八百文足”。[1]宋神宗时，开封“买弓一张至千五百，箭十只六、七百”。[2]据南宋初的史料，“明举甲每副工料之费，凡八缗有奇”，[3]全装甲一副价值三十八贯二百文，马甲一副价值四十贯一百文，弓一张价值二贯八百文，提刀一把价值三贯三百文，弓箭一枝价值七十四文，弩箭一枝价值六十五文，应鼓一个价值六贯五百文，兵幕一座价值六十九贯八百文。[4]当时“置御前军器局于建康府，岁造全装甲五千，矢百万”，[5]如以上述全装甲和弓箭单价为准，共计花费二十六万五千贯，这仅仅是当时军器生产的部分费用。另一记载说：“江、浙、福建诸州造甲五千副，每度牒一为钱百二十千，以偿三副之直。”[6]则每副甲价值为四十贯。宋宁宗时，湖州造甲，“长甲一副，计铁钱三十五贯文，短甲一副，二十八贯五百六文”。当时湖州并不通用铁钱，这里可能是指造甲用铁的价钱。“通计四百六十副”，“共用过钱一万三千三百二贯四百六十六文”。[7]然而在宋孝宗时，蔡戡则说：“一甲之费，大约五十千。”[8]宋神宗元丰时，“鄜延路计议边事所奏乞缗钱百万，工匠千人，铁生、熟五万斤，牛、马皮万张，造军器”。[9]“荆湖南路转运司应副造上京甲叶二百七十万，并造广东甲叶四十七万，计工料钱三十五万缗”。[10]由此可知，要装备几十万大军，其军器费用也是相当惊人的。[11]
制造兵器需用各种物料，必须向民间科配，这又造成极大的骚扰。陶弼在《兵器》诗中，描写北宋对西夏战争时，科配民间，赶制兵器的情形：“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辈。耕牛拔筋角，飞鸟秃翎翅。簳截会稽空，铁烹堇山碎。供亿稍后期，鞭扑异他罪。”[12]南宋初若干大军制造兵器，“所乞牛皮，至十馀万张，郡邑往往杀牛以应命”。[13]福州“打造箭头，每月大县一万，小县七千”，“缘翎毛惟鹅雁可用”，“一鹅可用者才十馀翎”，福州“一年买发五百七十馀万，委是难以计置”。[14]张纲说，“军器所打造弓一万张，计用牛筋六千七百四十五斤，角一万一千只”，“一牛得筋不过数两，约用三牛可得筋一斤，今所买六千馀斤，无虑二万牛矣”。[15]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宋廷向江西路征调明年的兵器原料，计有“铁甲叶六十九万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只，生黄牛皮九千一百八十三张，牛筋四千一十斤一十二两，生羊皮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张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笴一十八万四千七百九十四只，翎毛五十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二堵，各长四寸八分，条铁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两一钱二分”。[16]宋宁宗初年，“军器所抛降诸道木羽箭，动辄数百万枝，黄牛皮亦数十万张，它需称此，郡邑多以烦民”。[17]


[1]《河南先生文集》卷24《申乡兵弓手轮番教阅状》。
[2]《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戌。
[3]《要录》卷28建炎三年十月癸卯，《玉海》卷151。
[4]《要录》卷55绍兴二年六月丁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御前军器所》载：“手弓一，费钱二千七百。”比《要录》的记述少一百文。
[5]《要录》卷108绍兴七年正月癸亥朔。
[6]《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壬午。
[7]《王双溪先生集》卷12《申宰执状》。
[8]《历代名臣奏议》卷108，《定斋集》卷4《论扰民四事札子》。
[9]《宋史》卷197《兵志》。
[10]《长编》卷335元丰六年五月庚子。
[11]关于宋时兵器价格，详见程民生先生《宋代物价研究》第十二章第527—531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
[12]《陶邕州小集》。
[13]《要录》卷138绍兴十年十一月甲子。
[14]武英殿聚珍本《毘陵集》卷l《乞裁损买翎毛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5。
[15]《华阳集》卷14《论买牛筋角札子》。
[16]武英殿聚珍本《毘陵集》卷3《措置江西善后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7。
[1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御前军器所》。

买马和牧监养马费用又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北宋前期，“国家所市戎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来资给赐予，复在数外”。[1]宋仁宗明道时，“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2]应是指近百万贯。南宋初，广西买马，“马价涌贵，比年时已过四、五倍”。[3]宋孝宗隆兴初，张浚说：“朝廷每岁于川、广收买战马，计纲起发，每匹不下三、四百千。”[4]南宋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和利州路“漕司岁应副博马绸绢十万四千匹”，还有茶马司须支付大约二千万宋斤的茶。[5]绍兴初，广西买马，“拨本路上供封桩内藏钱合二十七万缗，钦州盐二百万斤为买马费”。[6]绍兴时的“广西买马岁额，增损无定”，或“至三千匹”，或“不及二千匹。若欲买千骑，且以中价计之，亦不下十馀万缗”。买马用银，“本路诸州上供钱买银，每两三、四千”，而买马折算，“每两二千而已，折阅太甚”。[7]牧监养马，按宋神宗时枢密院的估算，“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中书方面的估算，“官养一马，以中价率之，岁为钱二十二千”。[8]
军营的建设也有颇多的支出。宋高宗绍兴后期，平江府“造瓦屋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三间，每间支钱一十贯文，共计钱一十二万二千五百三十贯文”。[9]宋孝宗隆兴时，侍卫马军修葺军营，“合行修葺，共计五千二百五十一间，每间计价钱二贯四伯有零，共计一万二千八百馀贯”。[10]乾道时，盖造侍卫步军和班直营房，“每间估计材植、砖瓦、芦、竹篾、石灰等价钱一十八贯二伯五十九文省”，“所造寨屋二千间，共计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八贯文省”，[11]依一贯省陌为七百七十文计，折合足陌二万八千一百馀贯。
宋朝的民“穷且盗”，其根本原因自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这并不排除募兵制推波助澜的作用。宋朝奉行灾年招兵的政策，固然可以在一些灾区暂时起着消弭变乱的作用；然而几千万农民为养活几百万军人及其家属，不得不承受剥肤椎髓般的剥削，这也不能不成为激化阶级矛盾的重要因素。
宋朝军费开支浩大，归根结蒂，还是因为军政腐败，招募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而维持一支庞大冗滥的常备军。关于这个问题，自北宋迄南宋，人言藉藉，“谓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币廪，以优坐食之校”。[12]北宋吕景初说：“今百姓困穷，国用虚竭，利源已尽，惟有减用度尔。用度之广，无如养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拣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敌，竭民膏血以啖之，犹为不可。况赢疾老怯者又常过半，徒费粟帛。”他认为“兵在精不在众也”，主张精兵以省费。[13]南宋如朱熹也指出，一方面是“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另一方面却又是“冗兵浮食，日益猥众”。[14]这种状况反映了军队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是宋时一项很严重的社会弊病。
从宋朝历代皇帝到很多士大夫，对于这项弊病也并非没有认识，然而认识是一回事，改革则是另一回事。大多数当政者事实上抱着苟且因循的心理，不想作任何整顿。一些士大夫仅仅是尽言事之责，而无行事之权。如宋神宗和宋孝宗时，尽管也采取过一些裁削冗兵的措施，然而曾几何时，又故态复萌。于是军队冗滥，军费开支过大便成宋朝一项根深蒂固，难以更革的宿弊，并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1]《长编》卷29端拱元年十月，《宋朝诸臣奏议》卷125李觉《上太宗论自古马皆生于中国》。
[2]《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
[3]《宋会要》兵22之15。
[4]《宋会要》兵22之28。关于宋时马价，详见程民生先生《宋代物价研究》第六章第303—313页
[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川秦买马》。
[6]《要录》卷63绍兴三年二月辛卯。
[7]《要录》卷186绍兴三十年九月丁丑。
[8]《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癸未。
[9]《宋会要》兵6之17—18。
[10]《宋会要》兵6之19。
[11]《宋会要》兵6之20。关于宋时军营营房价格，详见程民生先生《宋代物价研究》第二章第60—63页。
[12]《文献通考》卷152《两朝国史志》，即《两朝国史·兵志》。
[13]《宋史》卷302《吕景初传》，《长编》卷176至和元年四月。
[14]《朱文公文集》卷11《庚子应诏封事》，《戊申封事》。
珍�K/���e �d�卷l《乞裁损买翎毛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5。

[15]《华阳集》卷14《论买牛筋角札子》。
[16]武英殿聚珍本《毘陵集》卷3《措置江西善后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7。
[1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御前军器所》。

第七节 军队的营利性经营

自隋唐以来，官府往往从事回易，回易作为营利性的经营，含义比较广泛，但在更多的场合下是指贸易。宋朝不仅官府从事回易，军队也从事回易等营利性经营，用以补贴军费。军队的回易等营利及其支出，并不计入朝廷的财政收支。

“五代藩镇多遣亲吏往诸道回图贩易，所过皆免其算，既多财，则务为奢僭，养马至千馀匹，童仆亦千馀人”。[1]宋太祖任命郭进、何继筠、李汉超、董遵诲、贺惟忠、李谦溥、姚内斌、王彦升等一批边将，“皆十馀年不易其任，一郡管榷之利，悉以与之，又纵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以佐军费”。[2]所谓“回图贸易”，一般简称回易。宋太祖让这批边将掌握本地酒利、回易等营利性的经营，“以佐军费”。此外，宋初“大功臣数十人，犹袭旧风，大祖患之，未能止绝”。宋太宗初，才下令禁止。[3]但随着时光流转，军队回易又故态复萌。宋仁宗时，范仲淹镇守庆州，“亦借随军库钱回易，得利息二万馀贯，充随军公用支使外，却纳足官本”。[4]范仲淹从事回易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随军公用支使”，并非中饱私囊，故在奏中向宋仁宗公开承认“得利息二万馀贯”，这自然是一笔相当大的钱财。军队回易，不能不差遣军士，如滕宗谅“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驴车四十两，载茶三百馀笼，出引逐处，不得收税”。[5]尹洙谈论军队回易的理由，说：“军中将校每有犒设，以此所费益多，若不别将钱物回易，即无由充用。”[6]河东麟州和府州钤辖贾逵，“令五人为一保，给钱十万，凡回易五十日，出息钱四十万，以备犒军”。五十天内可出息四倍，足见边防军队赢利之厚。宋廷对军队回易并未制订专门条法，及至得知贾逵的所作所为，便下河东转运使司“体量”，转运使司上报，“以为旧例如此，即无私入”，于是诏令贾逵“自今无得差禁军回易”。[7]贾逵派禁兵回易的办法既是“旧例”，无疑是沿袭已久，而朝廷所以禁止禁兵回易，大概是担心因此而影响军事素质。
[1]《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
[2]《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一月庚午，《历代名臣奏议》卷335蔡戡奏，《定斋集》卷3《论守边札子》。
[3]《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
[4]《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下《奏雪滕宗谅张亢》。
[5]《长编》卷146庆历四年二月辛丑。
[6]《河南先生文集》卷21《论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钱状》。
[7]《长编》卷183嘉佑元年八月己卯。

然而军队回易的风气却传习不衰。宋神宗时，定州安抚司“蒙赐度僧牒三百，回易收息，以赏武艺兵士、保甲，乞更赐二百”，得到批准。[1]当时发生“秦风路副总管夏元几用禁军回易私茶，侵坏茶法”的事件，皇帝“诏转运司劾之”。[2]这仅是由于违犯茶法之故，恰好说明一般性的军队回易，已成了合理合法的事。如鄜延路经略司还专设回易库。[3]宋哲宗时，“诏给空名度僧牒三百，付泾原路经略司回易”。[4]


[1]《长编》卷272熙宁九年正月己卯。
[2]《长编》卷289元丰元年四月丙午。
[3]《长编》卷293元丰元年十月乙卯。
[4]《长编》卷505元符二年正月庚戌。

南宋初期，财政拮据，军费窘急，各支大军的营利性经营便更加活跃。岳飞任命一个叫李启的当回易官，此人“有心计，能斡旋财赋，惟著布衣、草鞋，雨中自执盖步行，佐飞军用甚多”，[1]据统计，岳家军的鄂州酒库、公使库、激赏库、备边库、回易库等十四库，每年收息钱一百十六万五千多贯，鄂州关引、典库、房钱、营田杂收钱，襄阳府酒库、房钱、博易场每年收入四十一万五千多贯，[2]大约接近于岳家军平时三个月的钱币支出。[3]可见当时军队营利性经营的范围已大大扩充，包括造酒，出租房屋，典库等项目。韩世忠罢兵权时，上缴回易利息等钱一百万贯，以及公使库、回易库、激赏库等，另加酒库十五所。[4]范仲淹当年得回易息钱二万多贯，简直无法与岳家军、韩家军的营利收入相比。
[1]《会编》卷191。
[2]《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庚戌。
[3]《鸡肋编》卷下：“岳侯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
[4]《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五月戊申。

岳飞本人廉洁奉公，甚至以私财补贴军用，而一些贪婪的大将却以回易等收入自肥。如刘光世全军五万二千多人，竟“以八千人为回易”，“尝语人，以陶朱公自比”。[1]差拨大量的军士从事回易，自然损伤了部队的战斗力。张俊“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般运花石，皆役军兵”。他“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军中有一首歌谣说：“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2]这首打油诗用以讽刺张俊工于经商，而拙于用兵，救不得徽、钦二帝。杨沂中为了取悦于宋高宗，主动将殿前司六所酒库献出五所，宋高宗下诏嘉奖，命户部“岁给钱十万缗为军费”。可是事隔不久，他又立即要求“预借三年酒息钱三十万贯及别借二十万贯，相兼回易”。[3]这实际上是一种左手送出，右手拿进的伎俩。镇江府都统制刘宝部下“机织至八、九百人”，他任命逯逵“专任为回易库监官，开激赏等库于市心，置塌坊、柴场于江口”，另置两个大酒库，“又添置脚店百馀处，列布阛阓”。据逯逵供称，“所管内外回易钱仅有五十三万馀贯，其欺隐不可胜计”。[4]
[1]《要录》卷110绍兴七年四月壬子。
[2]《鸡肋编》卷下。
[3]《要录》卷127绍兴九年三月甲辰，《高峰文集》卷2《论预借酒息钱札子》。
[4]《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壬辰。

张致远说，南宋初年，“中外诸军屠酤城市，日夺官课，重载络绎，不税一钱(按：指商税)，回易悉据要津，逃亡更不开落”。[1]因刘光世之流的营利性经营泛滥成灾，宋高宗终于下诏禁止回易：“若诸军更敢擅差军兵回易，行在委殿前司、马、步军司，在外委诸路都统制严行觉察，并兴贩去处委所在州县收捉，押赴朝廷。其擅差官兵依私役禁军法，其所贩物货计赃坐罪。”[2]此项禁令仅限于回易，而不涉及其他营利性经营。到绍兴末期，又规定军队在“城郭开张酒店，令户部、总领司拘收”。[3]
[1]《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辛未。
[2]《宋会要》职官57之73。
[3]《宋会要》职官41之47。

在腐败的官僚政治之下，令行而禁止，自然是不可能的。就在宋高宗颁布禁令之后，殿前司左军统制李捧“辄违朝旨，擅差官兵回易”，[1]镇江府都统制刘宝也“多差军士，往湖、广贩卖回易”。[2]虽然李捧和刘宝受到处分，而军队营利性经营之风根本没有止煞。林大鼐说：“今有伐山为薪炭，聚木为●筏，行商坐贾，开酒坊，解质库，名为赡军回易，而实役人以自利。”[3]杨沂中后改名存中，长期主管殿前司，至绍兴末罢任，新任赵密将“本军酒坊六十六归之户部”，宋高宗还特别下诏，令“兵校差出回易及私干借事，限一月拘收回军”。[4]可知即使在“行在”临安府，即古代所谓辇毂之下，军队的营利性经营依旧进行，并在事实上得到宋廷默认。
[1]《宋会要》职官70之30。
[2]《宋会要》职官70之50。
[3]《要录》卷163绍兴二十二年九月癸卯。
[4]《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甲寅，庚申。

宋孝宗即位之初，鉴于军官对士卒“仍前勒令回易及表散布帛、柴炭之类，并开坊造酒分表，量其请给，每月克除”等严重弊端，重申“严行禁止”的命令，[1]事实上也并无成效。如池州副都统制郝政“创造回易，殆六十馀所，下至油盐酱醋，皆令军人坐铺出卖”。江州都统制刘光祖“专任将官雷侁为腹心，公肆掊克，如诸军回易及马草等钱，日纳月纳，皆有定数”，“九江巡、尉司尝获贩私茶人，乃是本军出戍官兵”，“各称差出日本军借钱五千，回日却要一十五千送纳，别无营运，只得贩茶，须往回三、五次，方得钱足”，[2]足见回易败坏军风，至何等地步。至于如侍卫马军司军，“计置材植，盖造房廊，赁与随军父老作经纪买卖，收掠赁钱，赡军百色支用”，[3]尚算是得到宋孝宗批准的合法营利。李椿上奏说，“近降指挥，拨钱付诸军回易，以赡请少口众军兵”。“今江上诸州，自归、峡、荆、岳、鄂、黄、蕲、江、池、太平十州，皆仰商税，以充利源，今军中回易之物，则失所收之税，州郡将窘”。“商贾惮于重征，则必夹带于军中，场务并客税失之，纷争必多”。“军中前此不许回易，犹且以收买军须为名，役使战士，今明开其端，将来占破回易，必益多矣”。[4]
[1]《宋会要》刑法2之156。
[2]《周益国文忠公集·奉诏录》卷1《奏池州副都统郝政施为未善》，《与蔡戡咨目》。
[3]《宋会要》兵6之23。
[4]《历代名臣奏议》卷258。

大致在宋光宗末或宋宁宗初，江陵府“一岁二税绢不过数百匹，苖不过万石，不能当江、浙一大家之入，全藉酒税，以养官兵，而酒为戎司据其大半之利”。[1]曹彦约说：“当开禧未用兵以前，诸军皆有回易，以至邸店、酒息皆有宽剩。其不肖者固掩为己有，而其贤者犹得以激赏其军也。及乎出戍数多，调发不时，诸军在寨所馀无几，营运日削，无所取办，而独于互送之礼、买工之弊不肯少损，盛寒出战，无望斗酒，衣不蔽体，日食尚阙，望敌惊奔，势实使然。”[2]此奏说明在宋宁宗开禧北伐前，军队回易之类依然十分兴盛，而此后“出戍数多，调发不时”，致“营运日削”，当然也是事实，但总的说来，即使战事不断，也不会终止回易之类“营运”。宋理宗明令“给官钱付诸营，置库收息济贫乏”。[3]真德秀痛陈营利性经营的弊病，他说：“诸道总戎之帅，训肄不勤，而掊克是务。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资稍厚者，必使之治货财，非优之也，盖幸其负课而掩有也；其廪给稍丰者，必以之供役使，非亲之也，盖利其捐金而求免也。军中相语，以酒垆、药局为籍资产之娣媒，谓当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为陷子孙之坑阱，谓其身虽死，而监督至于无穷也，主帅剥偏裨，偏裨剥队伍，有日给千钱而不足衾絮者，有月廪数斛而不饱糟糠者。以此饰苞苴，以此买歌舞，于是乎兵贫至骨矣。”[4]当时酒垆、药局、回易、房廊之类营利性经营，已成将校刻剥军士的一种手段。南宋后期，殿前司的凤泉酒，居然成为当时名酒之一。[5]当时“江南州郡、沿江制阃置帐前官，专任营运，不为军计，实为家谋”。[6]
[1]《止堂集》卷6《江陵条奏边备疏》。
[2]《历代名臣奏议》卷338，《昌谷集》卷10《内引朝辞札子第三》。
[3]《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5宝佑五年十一月壬戌。
[4]《真文忠公文集》卷4《召除礼侍上殿奏札〔三〕》。
[5]《武林旧事》卷6《诸色酒名》。
[6]《宋史》卷195《兵志》。

宋代军队从事回易之类营利性经营，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然而这些营利性经营也和官府的回易、榷酒等一样，又往往阻碍了私人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军队的营利性经营，在某些场合也有补贴军费的作用，而更多地却成为将校刻剥士卒，填塞欲壑的手段，是败坏军政、军风和军纪，摧折士气，损害战斗力的腐蚀剂。

第十二章 军法、军纪和军政


第一节 军法和军纪

军法是整肃军纪，维护和加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法也者，驭兵之器也”。[1]袁燮说：“《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军容入国，则民德废’。旨哉宽严异用，随所宜施，不可以相杂也。军旅尚严，不严，则法不立，何者？兵，死地也，人情谁不贪生而畏死，畏死之心重，则徇义之念轻，危机迫之，有走而已尔。古人深虑焉，故严为之法，使人心晓然，皆知进犹可以求生，退必不免受戮，虽白刃如林，矢石如雨，无敢却者，法使然也。”[2]自五代迄宋初，当干戈扰攘之际，社会上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军队中也存在着官兵之间的尖锐对立，为了使军队成为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某些聪明的统治者，是很懂得军法的重要性的。
后周世宗柴荣在高平之战后，因大将樊爱能、何徽临阵退遁，使周军险遭失败，决心整肃军纪，“得步兵之降敌者，皆杀之”，然而对于这两位曾有功劳的大将，却犹豫起来，张永德规劝说：“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3]周世宗终于下了决断，予以处斩。因为周世宗不行姑息，执法严厉，再加上其他措施，使后周兵威大振。
周世宗的后继者宋太祖，早在任后周大将时，即厉行军法。当六合之战，“士卒有不致力者”，赵匡胤“阳为督战，以剑斫其皮笠。明日，遍阅其皮笠，有剑迹者数十人，皆斩之，由是部兵莫敢不尽死”。[4]在古代，兵士一般不可能自觉自愿为统治者效死力，故只能用重赏利诱，兼之以严法威逼。宋太祖登基即位后，为了革除晚唐和五代以来“藩镇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骄横，侵逼主帅，下陵上替”的积习，亲自制订所谓“阶级之法”，[5]成为宋朝最重要的军法。直到北宋后期，枢密院仍将宋太祖的遗制“以匣藏之”，[6]作为百年不易的法典。但也有记载说，阶级法由周世宗所创立。[7]


[1]《雪山集》卷6《兴国四营记》。
[2]《絜斋集》卷7《边防质言论十事·论军法》。
[3]《资治通鉴》卷291。
[4]《资治通鉴》卷293。
[5]《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33《言阶级札子》。
[6]《画墁录》。
[7]《东原录》。

阶级法的基本精神，是确立各级军职的上下绝对隶属关系，以防所谓“下陵上替”。按宋太祖开宝五年（公元972年）规定：“诸禁军将校有带遥郡者，许以客礼见，自馀厢都指挥使至员寮，各依职次，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1]故武官自“刺史以上无阶级法”。[2]宋朝的《斗讼敕》规定：“诸军厢都指挥使至长行，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虽非本辖，但临时差管辖亦是)。敢有违犯者，上军当行处斩，下军及厢军徒三年，下军配千里，厢军配五百里。即因应对举止，偶致违忤(谓情非故有陵犯者)，各减二等，上军配五百里(死罪，会降者配，准此)，下军及〔厢军〕配邻州，以上禁军应配者配本城。诸事不干己辄论告者，杖一百，进状，徒二年(并令众三日)。诸军论告本辖人，仍降配，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告二事以上听理，应告之事，其不干己之罪仍坐)。诸军告本辖人再犯，馀三犯，各情重者，徒二年，配邻州本城。”[3]这条阶级法的全文，已非宋初之法，而是经过后世补充修订的。例如直到宋真宗大中祥符时，厢兵方实行阶级法。[4]宋仁宗时，认为“禁军料钱三百犯阶级者斩，刑名大重”，故改为下禁军刺配千里，而“禁军料钱五百犯阶级者斩”，即中禁军和上禁军仍然维持旧法。[5]宋高宗绍兴时，又规定“戍兵于屯驻所在”，“其兵校于知（州）、通（判）并依阶级法”。[6]阶级法规定了下级“陵犯”、“违忤”和“论告”上级的各种刑罚。按照阶级法，将校、节级可以凌辱兵士，而兵士只要稍有冒犯，即便处死或流放，连上告也得判刑。这条极不合理的法规，却正是维护统治秩序所必须。
北宋时，虎翼军长行武赞在皇帝按例引见之际，上告指挥使关元，韩琦为此上奏说：“朝廷不以大体断之，两皆获罪，必恐此后兵卒、将校渐废阶级之制，但务姑息，以求无过。”[7]也就是说，即使上告有理，为了维护“阶级之制”，也不能“两皆获罪”，而只能处罚长行武赞。宋孝宗时，执政梁克家奏：“近诸将御下太宽，今统制官有敢鞭统领官以下者否?太祖皇帝设为阶级之法，万世不可易也。”宋孝宗也说：“二百年来军中不变乱，盖出于此。”[8]李椿也说：“太祖皇帝创立军制，阶级之法，高出前古，万世不可易者也。”[9]叶适引《神宗实录》说：“太祖设阶级之法，什伍壮士，以销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馀年无祸乱。”[10]可知宋朝历代统治者，一直将“阶级之法”作为赵宋家传的军中根本大法，而十分珍视。


[1]《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
[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1《刺史以上无阶级法》。
[3]《宋会要》食货45之13。
[4]参见《长编》卷56景德元年七月壬子，《宋会要》刑法7之4。
[5]《宋会要》刑法7之10一11。
[6]《要录》卷53绍兴二年闰四月壬辰。
[7]《皇朝文鉴》卷44《论骄卒诬告将校乞严军律》。
[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5乾道七年五月戊寅。
[9]《历代名臣奏议》卷52。
[10]《水心别集》卷11《兵总论》二。

在宋朝军法中，仅次于阶级法者，是逃亡法，在后另有论述。宋朝军法条文甚多，现在已难得有完整的统计。王质例举“有斗伤之禁，有博戏之禁，有禽犬之禁，有巫卜之禁，有饮禁，有滥禁，有逃禁，有盗禁，有诡名之禁，有匿奸之禁，有敛财之禁，有弛艺之禁，有窃造军器之禁，有私传兵式之禁，有出法物之禁，有结义社之禁”，[1]这些也仅是军法的一部分。宋时如《熙宁将官敕》、《元丰将官敕》、《熙宁详定军马敕》、《熙宁五路义勇保甲敕》、《熙宁开封府界保甲敕》、《武学敕令格式》、《诸军班直禄令》等军法，[2]已经佚失。《宋刑统》卷16《擅兴律》的大部分，包括“擅发兵”，“给发兵符”，“大集校阅”，“主将不固守城”，“巧诈避征役”，“出给戎仗”等，沿用唐律，都属军法。由此看来，宋朝并没有编成一部完整的军法大全。
《武经总要》前集卷14《罚条》共计七十二条，其内容尽管相当丰富，十分具体，却主要涉及行军作战事宜，并未将王质例举的军法包括无遗，可知也仅仅是宋朝军法的一部分。
从《武经总要》的记载看，在用兵行师之际，军法极严，如“临阵非主将命，辄离队先入者，斩”；“贼军去阵尚远，弓弩乱射者，斩，谓射力不及之地”；“临阵闻鼓声，合发弓弩而不发，或虽发而箭不尽，不尽谓若众射三箭，己独射二箭之类，及抛弃馀箭者，斩”；“临阵弓弩已注箭而回顾者，斩”；“下营讫，非正门辄出入者，斩”；“失旗鼓旌节者，全队斩，或为贼所取者，亦全队斩”；“不伏差遣者，斩”；“巧诈以避征役者，斩”；“避役自伤残者，斩”；“战阵失主将者，亲兵并斩，临阵擅离主将左右者，并科违制之罪”；“军中有火，除救火人外，馀人皆严备，若辄离本职掌部队等处者，斩”；“军士虽破敌有功，擅掘冢烧舍，掠取资财者，斩”；“奸犯居人妇女，及将妇女入营者，斩”；“贼军弃仗来降而辄杀者，斩”；“贪争财物资畜，而不赴杀贼者，斩”；“破贼后，因争俘虏相伤者，斩”，如此等等。在军士不可能自觉地效死力战的情况下，就必须用重赏和严罚，“使疲者勇，懦者决，进有幸生，退有必死焉”。


[1]《雪山集》卷6《兴国四营记》。
[2]《宋史》卷204《艺文志》。

宋人使用“行军法”、“依军法”等词，往往就等于施行军队的重刑。宋真宗时，大将“傅潜领雄师数万，闭门不出，坐视边寇俘掠生民”，钱若水上奏说，“军法，临阵不用命者斩”，主张“斩潜以徇”。[1]咸平时，张知白谈论“死罪”“行决”的时限，说：“其边防屯兵之地，以军法从事者，不在此限。”[2]他所说的，当然已不限于对“边防屯兵之地”的军人。景德初，宋真宗下令对平虏城“军民剽掠财物者，并论以军法，不知情者杖配它州”，[3]其中也包括“民”。宋仁宗时对西夏战事，杨偕建议：“今发农卒赴边，虑在路逃逸及临阵退缩，不禀号令，请以军法从事。”[4]连调发的民夫也施行军法。文彦博警告宦官史志聪：“当行军法！”[5]南宋初，规定军中“抛离队伍，妄通姓名，应募他处之人，并招收知情争占人，并依军法施行”。[6]宋高宗以御笔警告大将刘光世：“有不用命者，当依军法从事！”[7]绍兴后期，“诏海商假托风潮，辄往北界者，依军法”。[8]宋宁宗嘉泰时，“命临安府察奸民纵火者，以军法治之”。[9]都是实例。施行“军法”的对象，也并非都是军人。前述《武经总要·罚条》是现存最为完备的一部宋代施行军法的具体条例，除此之外，施行军法还有一些其他细则。[10]
宋朝的军事审判并无专门的机构，大致上说，中央枢密院即算最高的军事司法机构，战时的将帅拥有司法和审判权。但平时与战时有所差异，如“违犯军令，军还以后，在律有条者，依律断，无条者勿论”。[11]南宋初规定：“自来将帅行军，诸军于军前犯罪，或违节制，不用命，自合于军前处置外，若军马已还行在，诸军犯罪至死，申枢密院取旨断遣。”[12]对死刑尚须覆核。[13]
有法而不行法，等于无法，这是古人早已懂得的道理。然而法律既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古代，为统治阶级的私利而徇情枉法，也是必不可免的，只是宋朝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宋太祖自称执法尚严，决不姑息迁就，他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14]实际上，他的执法尚严，仅仅限于军士和普通将校。大将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破后蜀时犯法，经百官集议定罪，一致认为应当处死，宋太祖却特令赦免。待到平定南唐后，宋太祖又将王全斌升为节度使，说：“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15]这种帝王南面之术，正是开了以法徇情的先河。终宋一代，由于对贪夫庸将的种种不法行为，十分纵容宽贷，故违法犯禁的事便层出不穷。宋朝虽然制订了颇严的军法，因执法或废或弛，军纪败坏，不能不严重地损伤宋军的战斗力。


[1]《宋史》卷266《钱若水传》。
[2]《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一月庚申。
[3]《长编》卷56景德元年正月庚戌。
[4]《宋史》卷300《杨偕传》，《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月庚辰。
[5]《宋史》卷313《文彦博传》。
[6]《宋会要》刑法7之30。
[7]《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丁酉注引《赵鼎事实》。
[8]《要录》卷181绍兴二十九年二月己丑。
[9]《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6嘉泰元年三月戊寅。
[10]参见张明先生《宋代战时军法考述》，《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1]《宋刑统》卷16《主将不固守城》。
[12]《宋会要》刑法7之31。
[13]参见陈峰、张明先生《宋代军事审判管辖问题考论》，《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详见张明先生递交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宋代军事审判制度考述》。
[14]《长编》卷12开宝四年十一月壬戌。
[15]《宋史》卷255《王全斌传》，《长编》卷8乾德五年正月壬子，癸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