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升枢密使


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魏良臣、王绘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苏州）晋见高宗，立即转达了挞懒等人的意见，宋高宗当然非常重视。
绍兴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对大臣们说：“前宰执尝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于是便下诏令秦桧等人条陈“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1 。到二月，就令秦桧为资政殿学士。
秦桧被罢相后，人虽在温州闲居，但贼心不死，仍在伺机有朝二日，图谋东山再起。有客人富直柔给秦桧讲典故说，过去，宋仁宗朝宰相富弼之孙富直柔去见他，在言谈中偶尔说及富弼为相时，曾离开朝廷，出使河北，不料被人乘机进了谗言，等等。秦桧听后大有感触，忽然离开客人，掉手入内，很久之后，出来再三感谢富直柔说：蒙“荷见教”2。富直柔一时摸不着头脑，就问他见教何事？秦桧才说：“处相位，原来是不当起去” 3的。只此一语，即暴露了秦桧的心思。原来秦桧时时都在研究如何耍弄权术，图谋再得相位。“后来所为，皆得之于此”4 。
秦桧后来被起用为资政殿学士，这就为其东山再起迈出了第一步。于是，秦桧就乘机而动，立即上了一道奏章。为了蒙蔽主战派的耳目，便故意投其所好，认为金兵擅长弓矢，应该“多造强弩神弓臂，以备攻讨。”果然，宋高宗马上就赞扬他说：“桧虽在宫祠，不忘朝廷”⑥ 。
但是，狐狸的尾巴终究是隐藏不住的，就在上述之言的余音犹在的时候，秦桧又上疏陈说：自从宋金交战以来，“言战者专欲交兵，而彼己之势未必便；言和者专事恳请，而军旅之气因以沮。皆非至当之画”。大家知道，秦桧过去专主和议，反对抗金，才受到朝臣的弹劾而被罢相。这回秦桧虽改变了一些言词，不敢公然重弹过去的老调，但还是攻击了抗战派，认为他们的主张亦“非至当之画”。
然而，什么才是“至当之画”呢？秦桧认为：“为国者自有正理”，并大言不惭地认为他过去所说所做的事，就是“正理”。这是明目张胆地在为自己过去的罪行翻案。
秦桧还说：他从金国回来，就命刘光世写信给金帅，说明利害关系，“得地则归豫，失好则在金”人，没过多久，“敌果退师”。后来，他又派益恭去向金朝说情：“河南之地，自非金国所欲者，渊圣（指钦宗）所割河朔，既亦有盟约，岂敢睥睨？”而且，他还叫益恭告诉金人，不应扣留南宋所派遣的使者，不然会使南宋不敢再派，经此说明之后，过去被扣的使者，也有一二人放回，“后所遣使，悉不拘留”。
秦桧不仅故意把金国与伪齐说成是毫不相关的两个政权，妄图抹煞了他们之间所存在的主从关系，而且还把侵略成性的金国统治者，美化为非常通情达理的恩人。只要他将自己的意见和双方的利害关系向金国陈述清楚，他们就会采纳，不会南侵，南宋也无须用兵抗金。同时，秦桧还别有用心地警告高宗，河朔地区，原是宋钦宗就割让给金人，双方订有盟约，不能收复。
所以，在秦桧看来，现在刘豫和金将“提兵南向”，应该只伐伪齐，不可抗金，以“安慰强敌”。他的做法是，利用所俘金人，叫他们写信给金将，讲明南宋朝廷“止欲讨叛，而不敢轻犯大国”，只要金朝知道南宋“志在讨叛，而意不得已”，他们就会加以愿谅的6。
秦桧所陈述的意见和主张，正合宋高宗的主意。所以，就在秦桧上了这道奏章后的第二个月，即绍兴五年（1135）六月，秦桧又被任命为观文殿学士、知温州。在秦桧知温州期间，尽管他十分无能，“碌碌无治声”7，可是宋高宗仍要再提升他。
当时，南宋是赵鼎和张浚分任左右相。张浚是主战派。他看到此时南宋对金朝和伪齐的战争，不断地取得了胜利，洞庭湖畔扬么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又被岳飞镇压了下去，南宋政权也逐步地稳定了下来，于是他就向宋高宗建议：北伐刘豫，恢复中原。
张浚以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在绍兴六年（1136）初，召集各路将领到平江商讨北伐大计。会议商定：韩世忠从承州、楚州出兵，夺取淮阳（今江苏邳县）；刘光世屯合肥，牵制伪齐军，张俊屯盱眙，互相策应；岳飞进驻襄阳，进取中原。这些计划，实际上是由岳、韩的军队为主力而发动总攻势的军事部署。
会后，韩世忠随即率军从楚州渡淮北上，攻下了安徽宿迁，但在进攻淮阳时，因伪齐有重兵防守，金朝援军又到，也因韩世忠兵少，所以要求张俊出兵支援，但张俊不肯，结果战事不利，韩世忠只好暂时撤退。
岳家军进驻襄阳，岳飞在七月间出征，很快地就攻下了镇汝军（伪齐时的军名，北宋时称汝州，在今河南鲁山县）8、颖川（今河南许昌市东），并收复了虢州（今河南灵宝东）的卢氏、虢阳、朱阳、栾川四县，商州（今陕西商县）的上洛、商洛、洛南、丰阳、上津五县，以及伪齐占领下的顺州（北宋时称伊阳，在今河南嵩县）四县。他所收复的这些州县，包括了今陕南、豫西的大部份地区9。
当时，岳家军已逼近了西京洛阳，岳飞本想乘胜继续向北挺进，但宋高宗却下诏要他班师。岳飞的军队，也因孤军无援，粮食不继，被逼中途撤回。结果，这些新收复的一部份州县，又得而复失。
宋高宗阻止岳飞北征后，又进一步地重用秦桧。绍兴六年( 1136）七月，秦桧改知绍兴府。
绍兴六年( 1136）八月，宋高宗又迫不及待地召见了秦桧，而且十分亲切，“命坐赐茶”。接着，宋高宗就任命秦桧为醴泉观使兼侍读，行宫留守，参决尚书省枢密院事。从此，秦桧又得以参预朝政了。
当时，张浚要部署北伐，劝宋高宗离开杭州，移驾建康（今江苏南京）。张浚认为东南形势，“莫重建康，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则北望中原, 常怀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临安“僻居一隅，内则易生安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10。宋高宗接纳了这一建议。
秦桧知道后，立即晋见宋高宗，毛遂自荐，说自己身陷敌国多年，“敌国诡计，稍知一二，贼豫狂谋，备见本末”，如能随驾前往，“可以备顾问”11。这些冠冕堂皇之词，乍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其实，秦桧的用意是想借此机会，亲近高宗，掌握北伐军事部署，以便左右南宋的抗金政策。但是这次，高宗却没有立即答应他的要求。
这次张浚的北伐部署和岳飞的军队北征，消息传到伪齐后，刘豫惊恐万状，急忙向金求救。
此时金太宗已死，在位的金熙宗，立即召集诸将商议。金国领三省事宋国王完颜宗磐认为：金太宗之所以要立刘豫，是想望他能够“辟疆保境”，使金国得以“安民息兵”。可是，刘豫“进不能取，又不能守，兵连祸结”，不但使我们达不到目的，而且现在再支援他，我们从中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金熙宗听后，觉得这些话颇有道理，于是对于刘豫的请求，置之不理。但也派完颜兀术“提兵黎阳，以观衅”12。实际上，这是坐山观虎斗，以便伺机从中取利。
刘豫见金国女真人不肯出兵，只好自己征集了三十万大军，以作孤注一掷。绍兴六年（1136）九月，刘豫分兵三路南下：中路刘麟由寿春攻庐州，东路刘猊出涡口攻定远；西路孔彦舟从光州攻六安。东路军刚到淮东，便被韩世忠的军队所阻，西路军攻光州，也攻不下，只有刘麟率领的中路军，由淮西渡水到达寿春附近。
这时宋高宗正御驾到平江府，前线的紧张战局使他胆怯，不愿再向建康进发。随从在高宗左右的左相赵鼎对张浚的北伐大计，本来就有不同意见，“赵鼎专为守江之计，而浚力督诸将进之”13。所以，赵鼎也不想让高宗去建康。现在，他看到高宗有犹豫踌躇之情，便和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提出建议：“皇帝回銮，诸将守江”。
当时，淮西是南宋刘光世和张俊的军防区。他们见到伪齐的军队，浩浩荡荡，来势汹汹，都很害怕，张俊准备放弃盱眙，刘光世奏称庐州难守，秘密申报赵鼎，“退保太平州”14。其时对于进犯的敌军，“自赵鼎以下，莫不构（树心加匈）惧，至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师”15。
因此，赵鼎就代刘光世奏请高宗同意，允许他从庐州退军。但宰相张浚得知这些消息后，竭力反对，并向宋高宗陈述说：如果放弃了淮南，长江之险与敌共有，那么东南的半壁江山，也就难保了。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御笔写了军令；“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
于是，张浚便派人赶往传令，命刘光世带军急回庐州御敌。刘光世不得已才回军庐州。当时正好遇上伪齐军向庐州杀来，双方展开了激战。刘光世的部将王德、郦琼大破敌兵，刘麟所带领的伪齐中路军败退。当时，伪齐刘猊所带领的东路军，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也被张浚派来的杨沂中援军，打得大败，纷纷投降。杨沂中乘胜又与王德合兵，追击刘麟至寿春南，敌军大败而逃。伪齐孔彦舟从西路围攻光州的军队，听到东路、中路两支军队都被打败的消息后，也急忙撤兵。这次，刘豫的三路进军，结果都被宋军杀退了。
当刘豫的军队进攻庐州时，宋高宗和宰相赵鼎都担心张俊、刘光世的军队防守不住长江下游，故命岳飞率军支援淮西。当岳家军东下到达江州时，刘豫的军队已被打退，而南宋朝廷也急忙地命岳飞回军。
由于岳飞的军队被抽调去支援淮西，至使襄阳等地前沿防线兵力不足，敌人以为有机可乘，便于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金国与伪齐又合兵南侵。岳飞军防区的各部将，都英勇杀敌。寇成在虢州打退了敌人骑兵的两次进攻，王贵在唐州北离何家寨四十里的大标木，也大败敌军主将、刘豫之弟五大王刘复的进攻。岳家军在何家寨取得了大捷后，又乘胜追敌至蔡州城下。这时，岳飞已回师鄂州，并立即挥师渡江，亲自督战，奋勇杀敌。敌人被迫撤军时，岳飞军因粮草不继，也从蔡州城外回师。刘豫派李成等率兵在背后追击，岳飞军队又在白塔、牛蹄（都在蔡州境）等地，把敌军打退。
南宋军队虽一而再、再而三地打退了金兵和伪齐的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宋高宗仍然是念念不忘议和。要议和，就必须进一步依靠和重用秦桧。宋高宗在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下诏，名义上是要秦桧来平江（今苏州）奏事，实际上是要晋升秦桧的官职。当时，右相张浚与左相赵鼎争权，张想把赵排挤出朝，再推荐别人来辅政。张浚志大才疏，喜欢专断，又为秦桧过去的表现所迷惑，认为秦桧在“靖康中，建议立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与共天下事”16。所以张浚就极力推荐重用秦桧。于是，在绍兴七年（1137）正月，秦桧又被任命为枢密使，授“恩数”,“并依现任宰相条例施行”17。

1《系年要录》卷84， 绍兴五年正月己酉。
2 3 4《朱子语类》卷131 ，《中兴至今日人物》。
5《系年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丁卯。
6同上．卷87．绍兴五年三月癸卯。
7《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中兴姓氏录》 。
8 9王曾瑜：《岳飞几次北征的考证》（《文史》第六辑）
10《系年要录》卷102，绍兴六年六月己酉。
11同上，卷104 ，绍兴六年八月癸亥。
12同上，卷105，绍兴六年九月庚寅。
13同上，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丙申注。
14《宋吏》卷3 69。《刘光世传》 。
15《朱子集》卷89 ．《少师魏国张公行状》 。
16《系年要录》卷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
17同上，卷108，绍兴七年正月丁亥。

三、乘机捣鬼


秦桧任枢密使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蒙上骗下，拨弄是非，乘机捣鬼，从中破坏抗金斗争。
在淮西战役中，刘光世作战不力，临阵退却，平日又沉缅酒色，治军不严，张浚对他很不满意，要罢免他的职务。赵鼎反对，因而辞去相位。刘光世知道后，就主动上奏要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宋高宗也批准了，并决定把他属下的官兵五万二千多人，马三千多匹，拨归岳飞统领。这样，就使岳飞的军队，一下子增加了一倍多，岳飞因此异常兴奋，亲自向高宗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北伐收复中原的大计。
在得知宋高宗的决定和岳飞的北伐大计之后，秦桧感到非常震惊，“忌其成功，沮之”1。秦桧探知宋高宗历来猜忌和防范武将，为要达到“沮之”的目的，便在宋高宗面前奏称“合兵为疑”2。这话果然生效，宋高宗听后马上改变了主意，于是本来要把刘光世的军队拨给岳飞指挥的事搁置下来3。合军不成，岳飞的北伐大计，便不能实现。
事情还不止此。宰相张浚也害怕武将兵权过大，想将淮西军由自己所掌握的都督府来直接指挥，并决定由吕祉以都督府参议的名义去节制。对张浚这一措置，秦桧又从中加以阻挠。
因张浚是抗战派的首领之一，又掌握着朝政大权，这对秦桧图谋再夺相权，是一个严重的障碍，要是张浚再直接掌握了淮西军，这就更为不利了。因此，秦桧就和知枢密院事沈与求，上奏宋高宗，非议“以握兵为督府之嫌”，请求 “乞置武帅”4。那么，由谁来担任武帅合适呢？“秦桧等奏：以王德为都统制，即军中取郦琼副之”5。
关于由谁来代替刘光世的人选问题，本来张浚曾征求过岳飞的意见，询问他可否以王德为都统制，以参谋军事兵部尚书吕祉以都督府参议的名义镇之？
岳飞坦率地向他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王德与郦琼素来不相上下，要是一旦把王德升在郦琼之上，郦琼必然不服，他们一定会互相争斗起来，而吕尚书是书生，又不熟悉军旅之事，也难以服众。
对于这些情况，当时秦桧是知道的，但秦桧仍是别有用心地奏请宋高宗任命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在这个问题上，张浚和秦桧的用意是不同的。
张浚虽不顾岳飞再三地申明利害，执意不肯把淮西军拨给他，要由都督府来统辖，并派吕祉去节制，但在他听了岳飞的意见后，对王德与郦琼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还是看到了的，所以当他知道高宗要住命王德为都统制时，就立即提出了“以除王德不便”的反对意见。但是此时，已无济于事了。
到王德为都统制后，果然不出岳飞所料，郦琼不服，积怨日深。当郦琼把自己与王德的宿怨诉诸吕祉时，吕祉却高高在上，无动于衷，对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又不作任何调解。
结果，在绍兴七年（1137）八月，郦琼不但杀了吕祉，而且还劫持所部四万人，叛投伪齐。因而，造成了淮西的局势甚为混乱，防务空虚，南宋也更直接地受到敌伪的军事威胁。
当时之所以发生这一贻误军国的重大事件，作为宰相的张浚当然负有处置失当的责任，但秦桧却在暗中搞鬼，不过当时出面处置的不是他，而是张浚，所以张浚则被迫辞去了相位。秦桧从中既破坏了抗金斗争，又迫使主战派张浚下台，这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张浚辞相后，宋高宗本想用秦桧为相，但又怕群臣反对，就先试探性地征求张浚的意见，询问他谁当宰相合适？但张浚没有回答。
宋高宗出于无奈，只好公开告诉他说：“秦桧如何？”6张浚也直言不讳地说：“近与共事，始知其暗”7。在这原则问题上，张浚知错能改，仍不失其为主战派的朝臣本色。因张浚过去曾举荐过秦桧，但经过这八、九个月来的共事，不仅发现了秦桧的昏庸与奸诈，而且也知道自己原来认错了人，所以这回才不肯再推荐他。其实，当时对秦桧有这种认识和看法的，不只是张浚一人，而参知政事张守也说过：他过去以为秦桧旧有德声，“今同班列，与之朝夕相处，观其趋向，有患失之心”8，是将为天下深忧。因而，他还特别嘱托张浚，要求把他的意见，“力陈于上”9。正是由于大臣们的反对，宋高宗不得已才召回赵鼎为相。
但在当时，秦桧还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他还得意忘形地以为自己任枢密使时，“惟奉张浚而已”10，并以为张浚“必荐己，退至都堂，就浚语良久”11。及至宋高宗派人催促张浚，要他呈上所拟召回赵鼎的诏文时，秦桧才发觉高宗所要任命的宰相不是他，而是赵鼎。因而．秦桧就开始怨恨张浚了。
当时恰好台谏又弹劾张浚失职，宋高宗要把他流放去岭南。赵鼎赶紧约好同僚，并和张守分别上了数千言奏章，合力营救张浚，但“桧独无一语”12；而且，秦桧还用造谣诬陷的手法，离间赵鼎与张浚的关系。秦桧对赵鼎说：“上欲召公，而张相迟留”13。赵鼎却信以为真。木来，赵鼎对秦桧是没有好感的，“赵公极恶秦之为人，不与通情”14。过去，张浚要推举秦桧并和赵鼎论及秦桧的为人时，赵鼎也说过：“此人得志，吾人无所措足矣” 15。但是现在，他对秦桧的看法和态度，却完全变了！
赵鼎复相后，宋高宗就对他说：现任宰执大臣，“去留惟卿”。赵鼎认为：“秦桧不可同去”16。这一意见。正合高宗的心意。但张守等大臣要求辞职，高宗都一一批准了，当秦桧也假惺惺地要求辞职时，高宗就劝慰他说：“赵鼎与卿相知，可以必安”17。因而，秦桧保住了枢密使的要职。此后，秦桧“在枢府惟听鼎”，自是赵鼎也“深信之”18。但赵鼎又怎么能够知道，秦桧用这种阿谀奉承的讨好做法，完全是为了骗取他的信任，后来连自己，也“卒为所倾”19。
郦琼叛变后，宰相赵鼎和枢密使秦桧，就把张浚一年来在淮上的一切处置措施全改变了，“凡张公所为，一切更张”, “张公所用蜀中人材，一皆退之”20。
本来由于张浚的积极主张，宋高宗已由平江进驻建康，现因“赵鼎、秦桧协议移跸临安”。李纲在江西听到这些消息时，立即上疏谏阻，认为不能“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要是高宗御驾回临安，马上就会造成不堪的后果，即会引起“人情动摇，莫有固志，士气消缩，莫有斗心，我退彼进，使贼马南渡，乱臣附之”21。但移跸临安，正合高宗的本意，所以他对李纲的劝谏，置之不理。
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南宋被金国女真人扣留的使者朱牟派人回来报告说：粘罕等人相继死亡，金国政局动荡不安。秦桧害怕主战派岳飞等人乘机要求收复中原，便故意蒙骗告慰高宗说：“陛下但积德，中兴固自有时”22。
所谓以“积德”来等待中兴，真是荒诞绝伦！这些话，连宋高宗听起来都感到刺耳，也不得不反驳他说：也要有所作为，然后才“可以得志”23, “来春当极力经理中原”24。宋高宗说这些话，当时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他那里是真的要有所作为，又那里有决心恢复中原呢？


1《金佗粹编》卷7，《行实编年》之4。
2 3《宋史》卷28 ，《高宗纪》五。
4《系年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乙丑．
5同上．卷111 ．绍兴七年五月甲申注引《张浚行状》。
6 7同上．卷113．绍兴七年八月甲辰。
8 9《宋史》卷375，《张守传》。
10《系年要录》卷108．绍兴七年正月戊子注引《林泉野记》。
11 同上，卷113，绍兴七年八月甲辰。
12 13 15 18 19《宋史》卷473，《秦桧传》。
14 20《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
16 17《系年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月戊戌。
21《宋名臣行录别集上》卷1，《太师李忠定公》。
22 23 24《系年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庚戌。

四、再复相位


秦桧施用种种阴谋鬼计逼使张浚离开相位后，又阿谀奉承新上任的宰相赵鼎，实际上是为自己重新篡相夺权踢开绊脚石和铺平道路。以后他就等待时机。不久，这样的时机到来了。
绍兴八年（1138 ）三月，宋高宗果然把秦桧从枢密使升迁为右相。高宗要再次任命秦桧为相，他既心怀鬼胎，又怕群臣反对。因张浚等大臣曾反对过秦桧为相，言犹在耳，如今要下达任相的制书，群臣又会作何反应呢？
于是在颁布制书的前一天，当赵鼎单独留下来奏事时，宋高宗就询问他：任命秦桧为相，“堂中必无异议者？”还询问说：“秦桧久在枢府，得怨望否？”1赵鼎当时因喝了秦桧的迷魂汤，对他非常信任，立即就回答说：“桧大臣，必不尔”2。他表示赞成高宗的意见，认为：决定任命秦桧为相的大权不但掌握在陛下手上，何况现在相位又空着呢。
宋高宗虽得到赵鼎的赞同，但他还是感到心虚。因过去秦桧罢相时，宋高宗曾亲笔批文：“秦桧不知治体，信任非人，人心大摇，怨声载道”3。但为要堵住群臣反对之口，现在宋高宗却赞扬秦桧说：“秦桧秉德宽裕”, “忧国忘家，持心无二”, “蕴龟蓍先见之明，有松柏后凋之操，朕念朝夕之诲，必资左右之良”4。宋高宗出尔反尔，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宋高宗虽竭力把秦桧打扮为一个“秉德”“优国”、“持心无二”的“忠臣良相”模样，但在他任相的诏令刚一下达时，吏部侍郎晏敦复就忧心忡忡地议论说：“奸人相矣”5，他用短短的一句话，四个字，就把秦桧的为人本性和他当宰相后，会给国家人民造成怎么样的祸害，揭露得淋漓尽致，一目了然。
而作为南宋最高统治者的宋高宗之所以不惜丧失自己的尊严，颠倒黑白，吹嘘秦桧，这是由于他在此时十分需要再次重用秦桧。
原来，在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因伪齐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为帝数年，无尺寸功” 6，便把他废黜了。在伪齐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7 。老百姓对它的统治，恨之入骨。
在废黜刘豫时，金国女真统治者怕人民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将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到汴京弹压。他们到后，立即就派士兵深入街巷巡逻，防止暴动，同时又宣布：今后不再征发人民为签军，不收免行钱、五厘钱，过去伪齐所立的“重法，一切削去，应食粮军愿归农者许自便”8。这些措施，无非是为了压制伪齐境内人民的反抗斗争，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
但实际上，刘豫被废后，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9。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也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队伍南逃降宋，如：“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10。这些反杭斗争，使金朝“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 “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11。这样，摆在金朝统治者面前的新课题是，应当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原来伪齐统治的地区好呢？
这时金太宗已死，金熙宗即位。金国内部两派的斗争，也很激烈。原来掌握军政大权的粘罕，据传已愤郁而死（实则是死于内讧），金国朝政大权落在宗磐、挞懒等人手上。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不仅削弱了它们本身的统治力量，而且长期斗争不息，“宗戚思乱”12，政局也动荡不安。因而，他们为巩固对北方的统治，挞懒等人主张把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要南宋向金称臣、贡纳岁币，实质上也是要把南宋变为和伪齐一样的属邦。
于是，金熙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这一年的年底，挞懒就送宋使王伦回国，要他带口信给高宗：“好报江南，既道涂（途）无壅（阻），和议自此平达”13。
王伦还告诉高宗：金国女真人愿意归还宋徽宗梓宫（灵枢，徽宗在金国已死）、韦太后（高宗生母）以及*河南诸州”14。
宋高宗听后，喜出望外。因为，早在绍兴七年（1137）的春天，宋高宗就派王伦去向挞懒乞求：“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15。这已是明白地向金国表示，他要和刘豫争做金熙宗的儿皇帝。现在金国女真人既然想满足他的要求，所以他欣喜若狂地说：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
正是由于宋高宗为了求和，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所以他这次再任用秦桧为相，虽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他也不计较其中的得失了。
何况宋高宗还清楚地知道，目前挞懒掌握着金国的实权，秦桧过去和挞懒又有特殊的关系，挞懒一直非常赞赏秦桧，对秦桧过去被罢相，曾表示过强烈的不满，如今要和金国讲和，也就必须重用秦桧，否则金人是不会答应的。因此，宋高宗非重新任用秦桧为相不可。
由此可见，当时不仅宋高宗需要秦桧，而且金国女真统治者更需要秦桧。因为只有秦桧，才能忠实地执行宋高宗的屈己求和政策，也只有秦桧，才能为金国女真统治者实现“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既定策略。秦桧既受到宋高宗重用，又有金国女真人主子撑腰，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了。此后，秦桧之所以敢于公然不顾一切与金人相互勾结，与宋高宗一唱一和，作恶为奸，大搞投降活动，其原委和底细就在于此。


1 2 5《系年要录》卷118 ．绍兴八年三月壬辰．
3《挥麈录。后录》卷7。
4《三朝北盟会编》卷183。
6《金史》卷77，《挞懒传》。
7《系年要录》卷128，绍兴九年五月癸卯。
8 12《系年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丁未．
9同上，卷118，绍兴八年二月戊午。
10《宋史》卷29 ，《高宗纪》六。
11《系年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戊辰。
13 14《系年要录》卷317 ．绍兴七年十二月癸未
15《宋史》卷371，《王伦传》。

第四章 丧权辱国


一、屈膝媾和

王伦从金国带回许和的讯息后，不久又被派往金国言和。到绍兴八年（1138）五月，金熙宗才派乌陵思谋和高庆随同王伦一起来南宋议和。
绍兴八年（1138）七月，南宋又派王伦赴金国迎接宋徽宗梓宫，以及进一步向金国求和。
为了向金国求和，也为了蒙蔽群臣并制造舆论，宋高宗在接见金使乌陵思谋之前，装出一副非常悲痛的样子，宋高宗对大臣们说：先帝梓宫，果有归还之时，虽再等二三年，倒也无所谓，惟独太后年纪大了，我日夜思念，很想能早日相见，“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1。
宋高宗搬出了封建儒学的孝道，来为他无耻的投降行为进行辩解。秦桧也唯恐群臣提出异议，马上附和说：“陛下不惮屈己，讲好外国，此人主之孝也”2。言下之意，无非是要群臣同情宋高宗为了孝道，不得已才屈己求和的，而且求和也不是什么坏事，只是要和金国“讲好”而已。
虽然宋高宗和秦桧一唱一和，费尽了苦心，但南宋朝臣们听后，仍是群情激动，纷纷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简而言之，大致如下:
第一， 要接受过去与金入议和和刘豫当儿皇帝的教训。
左宣议郎王之道认为：自靖康以来，国家就因议和而失策，结果以致微、钦二帝被俘，“百姓堕于涂炭，迨今十有四年，如今“尚不觉悟，再与金人议和，那无异是“引贼入家”3。而且，“金立刘豫于济南，岁责币三百六十万缗”4，刘豫如数贡纳，不敢少缺，一旦金人不需要他，就乘机用计谋把他废掉，现在金国女真人还是想“以刘豫畜我也”5。
第二， 金国现在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它只好用讲和的办法作为缓兵之计，他日必将再图南侵。
大臣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自废刘豫之后，中原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 6，金国已无法控制。同时，金国本身又“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7。金兵军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8。他们想要继续南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9。
第三， 金人所谓许还“河南诸州”，也是一个骗局，实际上是要坐收渔人之利。
枢密使王庶认为：宋金双方议和要以哪里为界呢？如果要以淮水为界，那么不但淮水以南的土地本来就是宋朝所有，而且“淮之外，亦有现今州县所治，如泗州、涟水军是也”，这根本不存在所谓归还领土的问题。如果要以黄河为界，那么这块东西四千里的土地，经过兵火之后，“白骨未敛，几无人迹”，金国归还这样一些地方，每年所要索取的岁币，“无虑数百万”，而南宋政府又要派三十万的军队去屯戍，“数年之间，终于自毙”，但金国却达到了“彼无所施为，而坐收成功”10的目的。
当时，南宋群臣不但从议论上纷纷反对，而且在行动上也加以抵制。
当金使乌陵思谋等人要来议和时，宋高宗、秦桧唯恐接待不周，特派权吏部侍郎魏矼当“馆伴使”，但魏矼坚决拒绝。他说：过去我当御史时，曾认为和议是不对的，如“今不可专对11。秦桧把他召至都堂，责问他为什么反对议和？他认为敌人不可信。秦桧埋怨他说：“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魏矼毫不客气地反驳秦桧说．“相公固以诚待敌，第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耳”12。针锋相对，话中有话，驳得秦桧目瞪口呆，理屈词穷。魏矼不屈从，秦桧也没有办法，只好改派别人。
南宋朝廷要派使者到金国议和，曾命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曾开写国书，也遭到曾开的拒绝。他推辞自己年高无能，学业荒废，“志力俱衰，凡有撰述，动系国体”13，担负不了这一重任。最后，他宁可辞去“兼权直职事”14, 也不肯屈从。
尤其最使秦桧感到为难的是，手握重兵的将领岳飞、韩世忠等人，也坚决反对和议。
本来，刘豫被废后，岳、韩两位大将就不约而同地要求趁金朝无力控制中原之机，全师北伐，恢复故土。但南宋朝廷却置之不理。
后韩世忠的军队，移驻山阳（在楚州）．并派人和山东等地的抗金民兵联络，彼此约好互相支援，“宿州马秦”及太行山的民兵都拥戴韩世忠，愿意听从他的号令。可是，秦桧又惟恐他们的行动会阻碍和议，于是就急忙地命韩世忠的军队后撤至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但韩世忠认为金人奸诈不可信，故人是企图用和议的办法来阻止宋军的北伐，因而他的军队必须驻守此地，以“蔽遮江、淮”15。结果，秦桧又碰了壁。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岳飞也到杭州朝见宋高宗。岳飞不但痛切地陈述：“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而且还指责秦桧：“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16。正是由于韩、岳两位将军都反对议和，都斥责秦桧，所以秦桧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图谋陷害韩、岳。

1 11《宋史》卷473，《秦桧传》。
2 6 8 10《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戊辰。
3 4 5 12《系年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辛亥。
7 9同上，卷121，绍兴八年七月戊子。
13 14《系年要录》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壬午
15《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16《宋史》卷365，《岳飞传》。

二、独揽相权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时代里，江山成为私产，“朕即国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都拥有专权，可以把爵位、官职、财产和各种特权赏赐给任何人，也可以用无中生有的种种罪名处死任何人。
宋高宗就曾大言不惭地对大臣说：“人主之权，在乎独断”1。
老奸巨猾的秦桧，曾一度飞黄腾达，也曾一度被罢黜相，他对皇帝的权威，深有体会。所以，秦桧这次再复相后，便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懂得了自己要想保住相位，独霸相权，按照女真主子的意旨办事，就必须首先稳稳地抓住高宗。
秦桧的阴谋主意打定之后，便绞尽脑汁，寻找时机。
有一次，大臣们朝见宋高宗，议事已毕，群臣告退以后，秦桧就单独地留了下来对宋高宗说：议和之事，臣僚们畏首畏尾，各持己见，这是不能决断大事的。假如陛下决意讲和，单独与“臣议，勿许群臣预”2，
秦桧说这番话的用意，一来是要首先试探宋高宗，对于议和之事有没有因群臣的反对而动摇了决心，二来也是进迫宋高宗，如果真的想要议和，就必须把这一重任交给他全权处理，不允许大臣中的任何人加以干预。
宋高宗也知道，今天的秦桧，已“挟金人自重”3，要是离开了他，议和就难以成功，自己梦寐以求的偏安江南的既定国策，也就难以实现。何况，金人在废刘豫之后，又故意地放出空气说：请“少帝（钦宗）来此住坐”4。这对于他的宝座，在心理上也是一种威胁。
所以，宋高宗听了秦桧的话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对他说：“朕独委卿”5。决然把议和的事，完全委任秦桧去办理。
居于一人之下的秦桧，这时却担心宋高宗会中途变卦，他就请求高宗“更思三日”6，然后再作决定。
过了三天，群臣退朝后，秦桧又单独地留下来，询知“帝意欲和甚坚”7。可是，秦桧唯恐宋高宗还会有反复，又对高宗说：“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8。高宗也照样答应了。
又过了三天之后，秦桧依然单独地留身奏事，这回确实深知宋高宗求和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了，于是秦桧这才在南宋朝廷公然宣旨：今后要一心求和，不许臣僚再干预这一事情。
奸相秦桧就是这样紧紧地抓住了宋高宗心理，不但从他那里得到了独揽议和的大权，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排挤和他同居相位的左相赵鼎。
赵鼎复相之后，对于抗金也*无所设施”9。赵鼎把抗金的形势，比作人患了一场大病之后，身体虚弱，只宜“静以养之”。也就是说，抗金只能守，不能攻，如果要采取攻势，就“必伤元气”10。在赵鼎为相时，金国曾派使者来南宋议和，朝臣纷纷反对，对此宋高宗又非常恼火。
当时赵鼎就向高宗献计说：陛下屈己求和，完全是为了宋徽宗梓宫及母亲韦太后，群臣以愤懑之辞纷纷反对议和，也是为了爱君，不必加之以罪。请陛下好好地和臣下说明，讲和诚然不是美事，只因梓宫及母兄的缘故，才不得已而为之。群臣见到陛下这样孝诚，必然也就能够互相谅解11。
宋高宗果然采纳了赵鼎的意见，用封建伦理的孝、诚为理由，以压制反对求和的群议。赵鼎虽然主守，但是他支持了宋高宗的求和政策，因而也助长了投降派的投降活动。
虽然如此，但是赵鼎还是认为：“假使金人与我河南之地，亦维严备江南”12。他主张在议和时，也要加强防守，才能保住和巩固偏安的南宋政权。这和以秦桧为一方的投降派，仍然是有区别的。
当时，宋高宗、秦桧要以厚礼接待金使，命宰执大臣和他们“议事于都堂”，可是金使乌陵思谋却要逞威风，“欲宰相就馆中计议”13。赵鼎坚决反对，乌陵思谋无奈，只好到都堂相见。相见时，乌陵思谋又想以“客礼见辅臣，鼎抑之，如见从官之礼”14。这些，都是由于赵鼎能够坚持原则，才把金使的骄横气焰压了下去，迫使“思谋气稍夺” 15。
再者，王伦要出使金国，在临行前曾向赵鼎请示关于“议和后礼数”事，赵鼎认为：宋高宗登位已久，“君臣之分已定”，不能“更议礼数”16。
关于宋金议和的地界划分问题，前次乌陵思谋来见赵鼎时，曾蛮横地说：“地不可求，听大金所与”17。
因此，赵鼎又指示王伦：应当依照宋钦宗时旧约，以旧河为界（黄河旧道自山东滨县南入海），不能以新河为界（黄河改道后，自江苏清河县入淮）。同时认为：上述这二件事最为要紧，如果金国不答应，“此议当绝”18。赵鼎能够坚持这些主张，可见他与宋高宗、秦桧的不惜屈膝称臣、不顾地界划分的乞和态度，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的。
正是由于赵鼎坚持了这些主张，使秦桧觉得不把他排挤出朝，对于他自己的投降活动始终是一个莫大的障碍。
于是，秦桧就暗施鬼计．
一方面，秦桧推荐肖振为侍御史。肖振一上台，就上奏章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说他“不以孝闻于中外，乞赐罢斥”19。实际上，“其劾大中，盖以摇鼎也”20。肖振弹劾刘大中后，又四处放出风声说：“赵丞相不待论，当自为去就”21。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今天有人说：赵丞相要求辞职。明天又有人说：赵丞相已搬上船去了。其实，这些谣传，都是“秦桧之属，以此撼之”22。
另一方面，秦桧又施用两面派的手法，使宋高宗对赵鼎产生了恶感。
原来，宋高宗曾经有一个儿子，小时因病夭逝。过去金兵南侵，刘光世不战而逃，金兵快要打到扬州了，宋高宗还不知道前线的战况。当宋高宗正在扬州白昼行淫之时，突然有内侍紧急禀告说金兵很快就要杀到扬州了，宋高宗因惊恐过度发生了生理变态，丧失了生育能力。
此后，宋高宗选了宋太祖七世孙赵伯琮、赵伯玖入宫抚养。伯琮先封为建国公，原想选他作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宋高宗命赵鼎“专任其事”23。赵鼎曾请建资善堂（皇太子读书的地方），但后来赵鼎一度罢相，所有攻击他的人必“以资善为口实”24。
可是到赵鼎复相后，宋高宗又下御札要封伯玖为吴国公，当时宰执大臣商议，都认为不妥。赵鼎也认为．伯琮所封的建川，只不过是一郡之地，而伯玖所封的吴，却是一个大都会，“恐弟之封不宜压兄”25。枢密副使王庶也认为：“并后匹嫡，此不可行”26。他们的用意，是要宋高宗取消这一决定。
当时，赵鼎就对秦桧说：过去议论我的人，都以“资善”为藉口，今天我为了避免嫌疑，“公专面纳此御笔如何” 27？
秦桧装得非常正经的样子回答赵鼎说：“公为首相，桧岂敢专？公欲纳之，桧当同敷奏”28。
于是，赵鼎就约定秦桧、刘大中一起将札子进呈，但到时秦桧却不肯参加。
赵鼎又对秦桧说：札子还是共同呈上为好。
秦桧再次表示：“公为首相，桧不敢专，明日进呈”29。
到第二天朝见宋高宗时，赵鼎先奏说．建国公虽然没有正式立为太子，可是天下都知道“陛下有子矣，今日礼数不得不异”30。此时秦桧“无一语”31。
在宋高宗退朝群臣下殿时，枢密副使王庶对秦桧的奸诈行为就非常气愤，他对赵鼎说：“公错了”32。
当时，秦桧因怕此会遭到群臣的非议，又有见不得人的阴谋，于是就说：“桧明日留身敷奏”33。但到次日单自朝见高宗时，他却说：“赵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无子也，宜俟亲子乃立”34。
阴险毒辣的秦桧，明知宋高宗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却故意说这些话来刺激宋高宗，使他迁怒于赵鼎。果然，赵鼎却因此事“拂上意”，而“桧乘间挤鼎”35。赵鼎被迫上奏章辞职。
宋高宗之所以再次起用赵鼎为相，本来就是出于不得已的，在议和问题上，赵鼎所唱的调子和他也不完全合拍，在“储位”这一有关国家的“根本”大事上，又引起了宋高宗的反感。于是，在绍兴八年（1138）十月，宋高宗便把赵鼎罢相，令他出知绍兴府。
和张浚一样，赵鼎原先也是轻信了秦桧，和秦桧打得火热，经过这一段时期以来的共事，赵鼎对秦桧的为人才有所认识，但己为时太晚了。赵鼎对于秦桧的饯行，也只能以“不为礼，一揖而去”36，即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他的憎恶而已！
赵鼎既去，“桧独专国”37。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了。
自宋高宗登位至绍兴八年（1138）的十二年内，“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论是主战派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黄潜善等人，“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38。
惟有这次秦桧独揽相权之后，因既得到宋高宗的特别信任，又有金国女真主子作为后盾，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时为止，都一直窃踞着相位，专政持续了十九年。在秦桧任相这样长的时期里，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气焰极度嚣张，政治也极为腐败。

1《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丙寅。
2 3 5 6 7 8 23 24 26 30 31 34 37《宋史》卷473，《秦桧传》。
4《系年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丁未。
9 10 21 35 36《宋史》卷360，《赵鼎传》。
11《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丙子。
12同上，卷120 ，绍兴八年六月戊辰。
13 14 15 17同上，卷120，绍兴八年六月丁丑。
16 18同上，卷121，绍兴八年七月戊戌。
19 20同上，卷122，绍兴八年九月丁亥。
22同上，卷122，绍兴八年十月甲戌。
25《朱子类语》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
27 28 29 32 33《系年要录》卷121，绍兴八年注引《稽山录》
38《系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癸未。

三、党同伐异

绍兴八年（1138）十月，金国派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肖哲为明威将军，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和谈。
他们进入宋境后，要求所经过的州县守臣，不仅要象迎奉宋帝诏书的礼节那样，“具礼迎其书”，而且到了临安，还要高宗象金朝臣子那样，“再拜亲受之”1。这对南宋不仅是极大的侮辱，而且也充分地暴露了他们议和的实质。
然而，对于宋高宗来说，只要能够与金国媾和，就顾不得卑躬屈膝的耻辱。
秦桧早已成为金国女真贵族的代理人，当然也唯主子之命是从。但是，对当时南宋朝野的舆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为了试探群臣的反应，也为了议和之后要由台谏群臣来分担受谤和分任其咎，秦桧便建议宋高宗先下一道诏书。
十一月，宋高宗果然下了一纸手谕，内容除了重弹过去所谓梓宫未还以及兄弟宗族未得聚会等儒家孝悌之道的老调外，还装出一副关心人民的嘴脸，说什么：由于“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2，不得已才屈己求和，讲和后老百姓从中也会得到好处，虽“常赋亦蠲减，以宽百姓”3。
宋高宗虽然装出伪善的嘴脸，但是仍然欺骗不了群臣和老百姓，全国立即再次掀起了反对议和的广告，斗争比前次更为激烈。
先是，南宋朝臣们愤怒地揭露了金国对南宋的侮辱。殿中侍御史张戒朝见高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金使不称宋国而称江南，无非是袭用当年宋太祖对待南唐李氏的办法，把南宋看为藩属。李纲也责问说：金国不称通问，而称诏谕，这究竟是什么礼节？
当时群臣都极为愤慨，如司勋员外郎朱松、馆职胡珵、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人，他们在上疏中义愤填膺地说：敌人要挟陛下行磕头之礼，自公卿、大夫、军队，以至南宋全国老百姓，没有不扼腕表示愤怒的，那里肯听陛下做敌人的臣下呢！“天下将有仗大义，问相公（指秦桧）之罪者”4。再如，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更是认为，现在“正当主辱臣死之时”，他“愿效死节，激昂士卒，率先迎敌”5！
在群情激怒的同时，臣僚们还痛切地规谏宋高宗。他们认为：敌人用一个“和”字玩弄我们已经十二年了，他们就是用这个和字推翻了王室（北宋），松弛了边防，疲竭了国力，瓦解了将士的斗志6。今天无非又是假讲和，实际上不仅是重兵压境，以兵势威逼，而且还有贪婪无厌的需索，以耗费我们的财力，将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毙，方为大举”，到时悔将何及7！
枢密院编修胡铨更是慷慨激昂，他怒谏宋高宗说：国家是祖宗的国家，陛下所居的皇位，是祖宗的皇位，为什么要把祖宗的国家，变成敌人的国家，为什么要把祖宗的皇位，变成藩属的皇位呢？…… 即使没有知识的三尺儿童，要他向仇敌下拜，他都不肯而发怒；如今我们一个堂堂的大国，却相率而拜仇敌，连儿童的羞耻都没有，难道陛下能这样做吗？… … 如果陛下还不觉悟，费尽人民的膏血而不恤，忘记国家的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辱，把我们的国家当作敌人的仆从也心甘情愿，“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8？这些“名正言顺”的严词，不仅揭露了敌人所谓议和的伪善，而且也戮穿了宋高宗所谓孝悌之道的实质。
如果说，群臣囿于君臣之礼，对宋高宗的规谏在言词上还有所拘束，那么人们对于秦桧就毫不客气了。他们不但面斥了秦桧的奸相言行，而且还与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例如，权尚书礼部侍郎张九成向来就坚决反对议和，秦桧却厚颜无耻地劝诱他说：“且同桧成此事如何”？张九成反驳他说：事情如果是好，我怎么会反对呢？我始终以为“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秦桧又搬出他的投降哲学对他说：“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张九成当众指责他说：“未有枉己而能正人”9！这一句话，气得秦桧的脸色都变了。
又如，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六次面奏高宗，表示坚决不在议和文件上签押。无耻的秦桧就与他争论，王庶以严词讥刺他说：“公不思东都抗节存赵氏时，而忘此敌耶！”10这一句话，更是揭露了秦桧变节为奸的嘴脸。
再如，秘书省正字范如圭也写信给秦桧说：靖康以来，女真贵族所杀戮的，不是将士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将士们和金兵有血海深仇，恨不得将其肉“脔而食之”，而你对他们反而“爱信之如天属之亲，万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归罪于相公”，你知罪吗？但秦桧却无耻地扬言说：他自己“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谤怨”？
范如圭不但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这些无耻谰言，而且还严厉地警告他说：你如果犯了众怒，陷君主于不义，那么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谤而已，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11！
尤其是，胡铨上疏要求高宗应当斩秦桧的头。他的上书稿写好后，知道因此会招来横祸，犹“迟疑未上”，先拿给亲友们看，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其亲友有些胆小怕事的人，就劝阻他说．你有老母在堂，怎能做这样的事，“以其稿寸裂之”。但也有伸张正义的，就鼓励他说：你的书稿内容，“外间已籍籍传诵，庙堂计亦知之矣”，既然“书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书上而得罪，其去光华，不上而得罪，其去暖昧，且其祸恐甚于不上也”。
胡铨听了这些意见，更坚定了上书的信念，抱着舍身的决心，把母亲、妻子“托其所亲厚”12，毅然上书高宗。
胡铨在上疏中说：王伦本是一个无耻的狎邪小人，市井无赖，正是由于“宰相无识”，使王伦出使敌国，诱使陛下效法刘豫。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众口一词，恨不得要吃王伦的肉。
不过，王伦本不足道，秦桧身为心腹大臣，却想“导陛下为石晋”。而且，孙近也是由于趋奉秦桧议和，而做了参知政事。胡铨决然疾呼：“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
请求陛下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之首，悬挂街头，然后扣留金使，，责备敌人无礼，随即出兵问罪。那么，三军之士不用作战而自然勇气百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13
胡铨的奏疏，义正词严，正反映了广大臣民的心声和愤慨。当时，宜兴的一位进士吴师古把他的奏文版刻出来，大量印发，杭州的吏民争相传诵，都人喧腾，数日不定。全国反对议和的呼声，更加高涨！
宋高宗和秦桧却惊怒交加。宋高宗对秦桧说：“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14。秦桧怕众怒难犯，也急忙“上表待罪”。但宋高宗那里会罪责秦桧呢？为了安抚秦桧，他还急忙下诏：“无罪可待”15。
但胡铨的上疏，正象一篇铿锵有力的讨敌檄文，影响极大。它不但在南宋境内轰动一时，四处传诵，而且也传到金国，“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16
金国不打自招，南宋的确也大有人在。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不仅胡铨写出了“为中兴第一，可与日月争光”17的疏文，而且，金国女真统治者“阴遣桧归”为奸的阴谋，又被南宋臣民所揭露。
当时，御史中丞常同也面奏宋高宗说：秦桧自金国回来，“受其大帅所传密谕，阴为金地，愿陛下察其奸”18。
而且，还有人在树上贴出了一篇榜文说：“秦相公是细作”19。但是，死心踏地要和金国乞和的宋高宗，却高踞皇位的宝座，内奸秦桧，又独揽了相权。臣民们的正义斗争，反而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秦桧先进行诱逼。如礼部侍郎曾开上书反对和议，抨击秦桧。秦桧就把他召来，先“慰以温言”，后引诱他说：“主上虚执政以待”，企图以高官厚禄来诱逼他就范。但曾并立即反驳他说：士大夫“所争在义，苟非为义，高官厚禄弗顾也”。同时，他还进一步怒斥秦桧：你的职责应当是“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古谊折之”。但恬不知耻的秦桧，却反口相讥：“侍郎知故事，桧独不知耶”？过后，他还抬出宋高宗来威逼曾开说：议和之事，“圣意已定，尚何言”？不但如此，他还要倒打一耙，恶毒攻击曾开反对和议，是为要“取大名而去”。曾开迫不得已，只好又上疏高宗，请求对金要“严于为备”20。秦桧却不肯罢休，故意散布危言耸听，公然扬言讲和“事大，系安危”。此时，曾开已忍无可忍，就厉声怒斥他说：“丞相今日不当说安危，止合论存亡牢！”21秦桧听后，不禁失色。

又如吏部侍郎晏敦复当时也“力诋屈己之非”，秦桧怕他“不附己”，就指使心腹“啖敦复以利”。并对敦复说．“公若屈从，两地旦夕可至”22。利令智昏的秦桧，以为晏敦复必然也能为其利所动。可是秦桧万万没有料到，晏敦复也当场反击他的心腹说：“吾终不以身计而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复言”23！秦桧一伙，始终都没有能够逼使他屈从。
不过，秦桧以高官厚禄的引诱手段，也勾结了一帮无耻之徒，来为他的投降活动效劳。他们奴颜媚骨地奉承秦桧，无非“姑为一身进取之资”24。
如起居舍人勾龙如渊，就附和秦桧“主和议，力赞屈己之说”，当“外论纷然，群起以攻之，桧大惧”时25。他为要助纣为恶，就向秦桧献谋说：“相公为天下大计，而群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济矣。”26这条计谋的确非常毒辣，他要秦桧改组御史台，一拉二罢，把赞成议和的人拉进，把反对议和的罢官。于是，“桧大悟”，立即采用他的毒计，罢免了反对派的台官张戒等人。同时，升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由于施廷臣一向力赞和议，也升为侍御史；由于莫将曾上疏附会和议，也“由寺丞而擢右史”27。这些人升官后，其职位“皆据要地”28。当任命下达后，“人皆骇愕”, “众论沸腾，方且切齿”29。
兵部侍郎张焘立即上奏章揭露秦桧改组御史台的阴谋，他认为：勾龙如渊、施庭臣是庸人，莫将是奸人，秦桧把这些人选入御史台，以致“一台之中，长贰皆然，既同乡曲，又同心腹，惟相附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变乱是非”，“紊国家之纪纲，蔽陛下之耳目”。他还认为：秦桧把这些人升为要职，尤其把莫将“由寺丞而擢记注，则自祖宗以来所未有”，要是此例一开，那些奸邪之徒，为求得高官要职，“倡和邪谋，终危社稷”。末后，他还请求高宗把这些人“特加斥逐”30。当然，宋高宗是不会采纳张焘的建议的，但秦桧勾结奸党的阴谋，已被彻底揭露，公诸于众，因此，“秦桧患之”31。
秦桧为了进一步打击和迫害那些不肯屈从的众官，使出更为恶毒的手段，秦桧诬加各种罪名，将他们罢官或流放。
王庶历来强烈反对议和，被罢去了枢密副使，出知潭州。他的职务，由秦桧的党羽参知政事孙近接任。
对于上疏激烈反对议和的胡铨，秦桧更是恨之入骨。但由于他在臣民中具有特大的影响，秦桧就奏请高宗先下一道诏令，罪责他“狂妄上书，语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众，劫持朝廷”32。然后将他罢官，送去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编管。
秦桧严惩胡铨，无非是要惩一警百，恐“言者不己”, “故白上下此诏，以戒谕之”33。但是，诬罪惩办胡铨的诏令刚一宣布，“给、舍、台谏及朝臣多救之” 34。宋高宗、秦桧“迫于公论”难违，不得已才将胡铨由“瘴疠地”的昭州编管，改为到广州监管盐仓。而且，还把当时刻印胡铨奏疏的宜兴进士吴师古，“送袁州编管”，令他“永不得应举”35。
宋高宗和秦桧虽然可以利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迫害胡铨，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消除胡铨在臣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以及胡铨在奏疏中反对议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当胡铨被械押出发时，监登闻鼓院陈刚中写信为他送行，爱憎分明。一方面，他热情地歌颂胡铨“张胆论事，喜枢庭谋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另一方面，他辛辣地讥刺秦桧“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36。这就触怒了秦桧，“桧大恨之”37，又把陈刚中送去吏部，“差知赣州安远县”38。当时赣州（今江西赣州市）的安远，“地恶瘴深”，谚语有云：“*龙南、安远，一去不转’，言必死也。”39。果然，陈刚中被贬到那里后，终于被逼害致死。
总而言之，秦桧之所以要逼害异己，勾结奸党，党同伐异，“大则窜逐，小则罢黜，虽举朝非之而不顾，至有一言迎合，则不次擢用”40，其罪恶目的无非是为了向金投降。

1《系年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戊申注引勾龙如渊《退朝录》。
2《三朝北盟会编》卷185。
3《系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庚寅。
4 6 38 39《宋史》卷473 ，《秦桧传》。
5《系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壬辰。
7《系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甲午。
8 13 34《宋史》卷374 ，《胡铨传》。
9《系年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丙戌。
10同上，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甲辰。
11同上，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
12《鹤林玉露》卷17，《胡忠简上书》。
14 32引文见《系年要录》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
15同上，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丁未。
16《鹤林玉露》卷6，《斩桧书》。
17《胡澹庵先生文集?评论》。
18《文定集》卷20，《御使中丞常公墓志铭》。
19《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中兴至今日人物》。
20本段以上引文均见《宋史》卷382 ，《曾开传》。
21《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午。
22 23同上，卷154，绍兴十五年十月戊子。
24 27 31同上，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丁丑。
25 26《三朝北盟会编》，卷186。
28 29《宋史》卷381，《晏敦复传》。
30《三朝北盟会编》卷187。
33《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丙辰。
35《系年要录》卷126 ，绍兴九年二月乙亥。
36 37同上，卷123 ，绍兴八年十一月壬子。
40《三朝北盟会编》卷192。

第五章 葬送北伐

一、贼喊捉贼

由于王伦与金议和有“功”，绍兴九年（1139）二月，高宗赐他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接着，又任命他为东京留守，与金交割地界。三月，东、南、西三京及河南、陕西诸州郡，由金国“赐还”南宋，这次和议才告完成。
南宋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所收复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1”。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2。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也没有任何战备设施。
宋高宗、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3。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想以此来束缚南宋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4。而且，在南宋境内，他们还要“戢宇内之干戈”5。当时，京城留守郭仲荀曾请求增兵添粮，宋高宗却训斥他说：“朕今日和议，盖欲消兵”,“留司岂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弹压内寇足矣”6。由此可见，宋金议和以后，南宋已把国内的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弹压内寇”了。
对于宋高宗和秦桧的倒行逆施，当时南宋的许多臣僚都有异议。
张浚上疏说：“人主奄有天下，非兵无以立国，未闻委质外国，可以削平祸难。”他恳请宋高宗要以“远而石晋，近而叛豫”7为戒。
秘书省正字汪应辰在奏章中也说：宋金和议后，金人“竭取财物”，上自壮丁，下至鸡狗猪牛，尽括而去，他们哪里有“爱于我而不取哉？”他们又哪里有“悔过效顺之本意”呢？所以，我们应该“申戒边吏”,“宜各戒严”，以防“异时意外之患”8。其他朝臣也“皆言金人叵测”，“自古讲和，未有终不变者”，他们纷纷向南宋朝廷提出了“预备之策”9。
南宋朝臣们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教训所提出的对金国女真人的种种看法，很快就被实际情况所证实。
宋高宗原先曾以孔孟的儒家孝悌之道来为其投降行径辩解，但在宋金和议签约后，宋高宗就把所谓孝道置诸脑后而沉迷于腐朽的享乐生活。范如圭见此，就面奏说：“两京之版图既入，则九庙八陵瞻望咫尺”，若不派使者去扫陵，怎能上“慰神灵，下萃民志”?！宋高宗听了他的奏议，才装着惨然的样子说：“非卿不闻此言，立命遣使”。
假仁假义的秦桧过去曾一而再地颂扬宋高宗为了行孝道才屈己议和，可是一当宋高宗接受范如圭的意见而要派遣使者去祭扫皇陵时，秦桧立即就“益怒”范如圭“不先白己”10，并逼迫范如圭离开了南宋朝廷（奉先人灵柩归葬故乡）。
不久，宋高宗不得不派赵宋宗室赵士(左亻右褭，音同袅）和张焘去洛阳恭谒洒扫赵宋皇朝的祖宗坟墓。他们回临安后，张焘就去朝见高宗，并上了一道奏疏，在疏文中不敢讲明（只是隐约地说到）陵寝全部被发掘和暴骨露尸的情况。宋高宗为了表示孝敬祖宗、关心祖坟，曾问到其祖墓的情况，张焘不敢正面回答，只是说：“万世不可忘此仇”。同时，张焘还奏说：前次金国初废刘豫，中原地区“人情汹汹”，宋廷没有及时出兵收复故土，是“坐失机会”。现在，金人又在淮阳作了很多竹筏和绳索，“黄河船尽拘北岸，悉为敌用”，以致黄河南岸的人民都没有敢渡河到北岸去的。而且金人还非常狡猾，派了很多暗探前来分布在南宋境内，南宋的动静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而我们却下令禁止驻防的将领派遣暗探到敌境去，将领们也图省事，接到命令后，“遂不复遣”11。结果，敌方的情况，“我则漠然不闻”12。张焘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并建议宋高宗要“饬戒边吏，谨封疆，严守御，广耳目，明斥堠，先事而预防之，庶无后悔”13。张焘看到金人在加紧备战，南宋却麻痹松懈而提出的这些建议，“皆切中时务”14。
但是，当时宰相的大权独掌在内奸秦桧一人手上。秦桧对上疏揭露金国女真贵族终将破坏议和阴谋的官员，“悉加黜责”15。对加强战备的一切建议，“惟恐少忤敌意，故事皆不行16。
原先，赵士(左亻右褭，音同袅）、张焘要去洛阳扫墓时，岳飞曾上奏宋高宗，请求准许他带着轻骑跟他们前去，借以窥察敌方情况，以便决定讨伐之策。秦桧知道这件事后，非常吃惊，但他又很狡猾，自己不直接出面，而是“白帝止其行”17。
不久，王伦又出使金国。当时兀术就秘密地对金熙宗说：河南之地是挞懒和宗磐割与南宋，他们必定与宋廷有勾结，现在宋使到来，“未可令过界”18。此时，金国企图撕毁和议的阴谋，已是昭然若揭。当时，王伦的“云中旧吏”，隶属在兀术帐下，也秘密地来见王伦，告诉他兀术要图“谋挞懒”等情。
于是，王伦就把这些情况向南宋朝廷报告，“乞令张俊守东京，韩世忠守南京，岳飞守西京，吴价守长安，张浚建都督府尽护诸将，以备不虞”。
宋高宗把王伦的建议拿给宰执大臣看，秦桧坚“持不行”，也不作防守准备，只是急催王伦北去19。后来，王伦到了金国，却被女真统治者扣留起来。
为此，南宋朝臣们又纷纷上疏，要求加强战备。御史中丞廖刚建议：“请起旧相有人望者，处之近藩重镇”20，以加强防御。秦桧把朝臣们的上疏，诬为“外间有匿名书，诽毁朝廷”21，妄加以罪。秦桧对于廖刚的建议，更是暴跳如雷地说：你“是欲置我何地耶？”22廖刚因这一建议，得罪了秦桧，被赶出了御史台。
此时，连原先在签署和议时被秦桧所利用的李光，也已觉察到秦桧的阴谋，尤其当秦桧“议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23时，李光更看清了秦桧卖国通敌的真面目，并与秦桧力争，认为金人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撤，桧恶之”24。李光还多次在宋高宗面前和秦桧争论这一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揭露：秦桧“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25。
秦桧恼羞成怒，必欲把李光赶出南宋朝廷而后快，于是秦桧就指使其推荐的殿中侍御史何铸出面，弹劾李光“狂悖失礼”26，逼使李光辞去了参知政事之职。
尤其使南宋臣民更为愤慨的是，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
绍兴九年（1139）正月，金国“知宿州赵荣以城来归”27。接着，“知寿州王威者，亦以城来归”28。女真统治者对于这两个人不等到割地就先归顺宋朝的行为非常恼火，“必欲得之”。秦桧知道后，立即就把他们遣送回金国。
韩世忠对秦桧这种为虎作伥的罪恶行径十分愤慨，立即写信，严词责问秦桧说：赵荣、王威不忘本朝前来归顺，他们在金国的父母妻子，已“悉遭屠灭，相公尚忍遣之，无复中原望耶？”29。
无恶不作的秦桧，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但他又怕韩世忠再次阻挠，赶紧谋令“荣、威自六合趋淮西而去”30。事后，秦桧煞有介事地上奏宋高宗说“外间颇有异论”31，请求宋高宗下诏压制反对遣返的舆论。为要“箝制人言”，宋高宗果然下了一道诏令，反诬赵荣、王威“屡抗官军，及驱掠两州之罪。32南宋军民对秦桧卖国通敌、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极为悲愤，“故老含泣而望绝，黄河呜咽以流悲”33。人们无不痛心疾首，切齿痛骂，“桧之肉其可食呼”34！
在宋金对立的形势下，事实果然不出人们的所料，一纸和约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委屈求全也决不会使敌人放下屠刀。加之，又因在绍兴九年（1139）秋，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也非常激烈。金熙宗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挞懒，从而兀术、宗干等人掌握了大权。兀术始终反对把河南、陕西之地交还给南宋，并一直想以武力再夺回去。
于是，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国在“盟墨未干”、“血口犹在”的情况下，便撕毁了和约，出动了他们的全部兵力，由兀术为统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侵。乌禄出山东，撤离合犯陕右，李成侵河南，兀术自带精兵十万，和孔彦舟、郦琼等叛将，直取汴京。
由于宋高宗和秦桧的倒行逆施，对敌人不加设防，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才致使这次金兵打来，原来伪齐的官吏又纷纷迎降。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
金军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高宗和秦桧来说，也是当头一棒。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35的话来为自己打园。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36。
当时秦桧的处境更是狼狈不堪，因他做尽了坏事，不但民怨很深，而且朝臣也义愤填膺。
资政殿学士提举醴泉观郑亿年是秦桧的亲戚，在签订和议后，郑亿年曾力挺秦桧说：“和好可久，愿以百口保之”37。金人这次败盟后，工部尚书廖刚就当面指着郑亿年的鼻子说：你过去以身家百口担保金人讲和，金人“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38实际上，廖刚所说的话是双关语，既指责了郑亿年，又抨击了秦桧。秦桧当然也听出了弦外之音，“以为讥己”39，他虽然又气又急，但在当时还不敢发作，反而装出一副可怜相向廖刚求饶说：“尚书晓人，不当如是。” 40
秦桧由于作贼心虚，担心自己的“去就未可卜”41。但秦桧也知道，“大臣皆不足虑”42，只担心宋高宗会怪罪于他。
为了摸清宋高宗的底蕴，秦桧就去找他的同党给事中冯檝，因冯檝在议和时曾上疏赞颂和议是“一举而兼备孝、梯、仁、慈之四德”43，受到秦桧的重用，秦桧一向对他也很信任。所以秦桧这次就对冯檝说：“未测上意，君其为我探之。”44 第二天，冯檝就去朝见宋高宗。见高宗时，冯檝很狡猾地从侧面试探高宗说：现在金兵长驱直入，我们势必兴师，像张浚这样的人，应该把军事重任交给他。宋高宗听后，勃然变色说：“宁至覆国，不用此人。”45宋高宗的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他宁愿亡国，也不起用主战派张浚。其实这也表明：金人虽败盟毁约，出兵南侵，但宋高宗妥协苟安的国策仍不改变。秦桧“闻之喜”46。

再者，秦桧所举荐的奸佞之徒御史中丞王次翁，为了报答秦桧对他的知遇之恩，凡可以为秦桧出力的地方，他无不尽力为之。这次秦桧处于危急之际，王次翁更是竭尽全力帮秦桧的忙。
王次翁去朝见宋高宗时，又热切地恳求高宗要保住秦桧的相位，他说：“前日国是，初无主议，事有小变则更用他相，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而排斥异党，收召亲故，纷纷非累月不能定，于国事初无补。愿陛下以为至戒，无使小人异议乘间而入” 47。高宗听之，深以为然。其实，大家知道，只要高宗妥协苟安的国策不变，他就必然依靠秦桧。
宋高宗和秦桧是一丘之貉，他们只能是风雨同舟，相依到底！因此，“桧位复安，据之凡十八年，公论不能撼摇矣！”48。
秦桧虽知道宋高宗要保护自己的相位，但他还必须在朝臣面前表演一番，才能蒙混过关。于是，秦桧一方面把自己打扮像极端痛恨降敌叛国贼的样子，贼喊捉贼。有一次宋高宗对秦桧说：金兵打来时，士大夫不能守节，望风投拜，极为可忧。对此秦桧深有体会，秦桧立即回答说：靖康以来，卖国之人，皆蒙宽恩，若惩革之，当在今日。话说得怪好听，然而，一向极力庇护投降派的，其实正是宋高宗和秦桧自己。
秦桧的岳父王仲山因投降金人，曾被“除名编置”，“桧初蒙任，即奏令自便”49。秦桧妻子的伯父王仲嶷投降过金人，秦桧对他也有“复官之命”。对于作过金国女真人鹰犬的秦桧妻兄“王涣（实为*日’字旁），与郡左正言”。辛次膺为此曾弹劾秦桧，认为此两人“投拜虏人，仲嶷不当复官，涣不当作郡官”，正因“桧极力营救”50之，而宋高宗竟也听之任之。
此时的秦桧却装出另一副面孔，要宋高宗惩革投降派，这显然是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因此，秦桧又装模作样地向“朝士”征询对敌的计策。秦桧的亲信张巨山于是就引《尚书》轻声地诵读说：“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 秦桧“心异之”，但还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待众人退出后，就把张巨山单独留下，问他刚才所说的话的含义。张巨山就告诉秦桧：天下之事，各随时节，不可拘泥，过去相公与金人讲和，是当时应“当讲和也”，现在金人既败盟，“则曲在彼”，我们不得不应战，亦是“此时当如此耳”。因而，张巨山还为秦桧“策画召诸将为战攻之计”51。秦桧大喜，认为张巨山的话很能为自己的投降行径辩解，于是秦桧就厚颜无耻地说：自己过去看到挞懒有“割地讲和之议”，所以赞成高宗主和，“取河南故疆”，这是“善德”，现在兀术败盟毁约，他又赞成高宗“吊民伐罪之计”，这也是“善德”52。
秦桧的奸相嘴脸，不仅把自己的言行说成是一贯正确的，而且还把自己打扮成抗战派将领的样子，他装模作样地向宋高宗表示：愿先至江上，谕诸路帅，同力招讨”53。
老奸巨猾的秦桧，以为他这样一来，定然可以继续蒙骗南宋群臣，掩人耳目。然而秦桧所玩弄的这套自欺欺人的鬼把戏，一下子就被南宋大臣们识破了。
岳飞听了秦桧所谓“德无常师，主善为师”的骗人鬼话后，就无比愤慨，“恶其欺罔”，怒斥秦桧是犯了“面谩其主”54的欺君罪行。不过，秦桧因有高宗这把保护伞，终究得以“恃禄固位”，南宋朝臣们对他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而已。

1 5《系年要录》卷125，绍兴九年正月丙戌。
2《宋史》卷29，《高宗纪》六。
3《系年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壬戌。
4同上，卷125，绍兴九年正月戊子。
6同上．卷126，绍兴九年二月癸丑。
7同上，卷125，绍兴九年正月庚寅。
8同上．卷125，绍兴九年正月己已。
9 15 48《宋史》卷473，《秦桧传》。
10《朱子集》卷83，《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
11 12 13 14 16《系年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丁卯
17 54《宋史》卷365，《岳飞传》。
18《系年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乙亥。
19《攻愧（通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谥节愍王公神道碑》。
20 22《系年要录》卷134，绍兴十年二月庚申。
21同上，卷134，绍兴十年正月辛已。
23 24 25《宋史》卷363，《李光传》。
26《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十二月辛酉。
27同上，卷125，绍兴九年正月甲午。
28同上，卷127，绍兴九年三月丙申。
29 30 31 32同上，卷131，绍兴九年八月乙亥。
33 34同上，卷129，绍兴九年六月丁卯注引《龟鉴》。
35 36同上，卷135，绍兴十年五月戊戌。
37《三朝北盟会编》卷200。
38 39 40《系年要录》卷133，绍兴十年五月辛丑。
41 42 44 45 46同上，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丙午。
43同上，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乙卯。
47《宋史》卷380，《王次翁传》。
49《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卷6，《黄龟年》。
50《三朝北盟会编》卷180。
51《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
52 53《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甲辰。

二、废于一旦

兀术在这次南侵前，曾把南宋叛将郦琼召到军中，征询他对“江南成败”的意见。郦琼说：江南的军队都是败亡之余，又没有良帅，怎能敌我？而且南宋又是秦桧当国用事，他是“亡国之大夫”，我们的大军一到，他们君臣就象吓破了胆，连哀鸣都来不及，好比被射中的惊弓之鸟，听见了弦响，就会跌下来的1。
南宋叛将郦琼虽不了解秦桧的内奸面目，但他也看出了秦桧专权用事会造成亡国，这是有些道理的。但是他对南宋军事实力的估计，却是完全错误的。
兀术为了急于要用武力灭宋，听了郦琼的话后非常高兴，以为这次提兵南下，定然会马到成功。但当金兵重新占领了河南、陕西再进逼南宋原来的防线时，立即就遭到宋军的猛烈阻击。
刘锜是新上任的东京副留守，他率领王彦旧部八字军（王彦已死）一万八千人，从临安走水路往东京去。在到达顺昌时，知道金军己破东京正要进入陈州（今河南淮阳）。刘锜在顺昌守臣陈规的支持下，坚守顺昌，抗击金军。八字军士气昂扬，将士互相鼓励说：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妇女们也磨刀擦枪，准备战斗。刘锜下令凿沉船只，表示决不退兵，同时还把柴禾堆积在自己的家门前，决然告诉守卫的兵士说：“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2
刘锜既有与金兵决一死战的勇气，又能以智斗敌。他抓住兀术傲慢地以为金兵用靴尖就可以把顺昌城踢倒的轻敌思想，利用金军远来、疲惫不堪以及天气炎热、人马饥渴等弱点，在颖河上流和草丛中撒下毒药，使金军人马大批中毒，在敌军战斗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趁机出击，大败金兵。这一仗，杀敌五千，把金军中号称长胜军的兀术三千牙兵（侍卫亲军）也杀得十去其七八。兀术不得已才拔营退兵，顺昌解围。
刘锜的军队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军，赢得了著名的顺昌大捷。顺昌之役，兀术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惨败，而且在士气方面也受到沉重的打击。
入侵陕西的西路金军，也屡遭川陕宣抚使胡世将、右护军都统吴璘、都统制杨政等人的迎头痛击。敌人不得不退守凤翔，不敢再出兵攻战。于是，金兵原想侵占和尚原后再进取四川的计划也被挫败了。
起初，金人败盟南犯，南宋朝廷再次面临覆灭的危险时，宋高宗虽然下令各军进行抵抗：“仰诸路大帅，各竭忠力，以图国家大计。”4秦桧为了应付局面，虽然也假惺惺地表示自己愿意先至江上，谕示诸路将帅合力招讨金兵，并装模作样地规劝高宗，“相次劳军，如汉高祖以马上治天下，不宁厥居，为社稷宗庙决策于今日”5。
但是，一到顺昌解围，东西两线都顶住了金兵的进攻，在局势有所和缓时，宋高宗和秦桧又原形毕露了。宋高宗还是“以和议为主”6。秦桧更是不遗余力底进行破坏抗金的罪恶勾当。
本来在顺昌之役，金军已遭到沉重的打击，当时各路宋军也能齐心协力分兵出击，乘胜把金人打退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秦桧知道金“元帅宗弼（兀术）之未败也”7。为了不让战局再朝着有利于宋军方面发展，秦桧就上疏高宗，要宋高宗下诏，令刘锜“择利班师”8。因当时金军还没有退兵，刘锜也没有执行命令。到后来金兵正要撤退，刘锜也正要“乘虚”进击时，“桧召锜还”9。致使宋军又一次失去了进攻的有利机会，“实可惜也”10。
这时，宋高宗、秦桧都怕惹怒金人，不许其他各路宋将乘胜进击，还特派南宋朝廷的一些文官，“李若虚往鄂州军，周聿往建康府军，周矼往楚州军”，派他们分别到岳飞、张俊、韩世忠的军营中去，名义上是与他们“计议军事”，实际上是要他们阻拦三大将之“兵不可轻动” 11。
李若虚赶到鄂州时，岳家军已出发北上抗金。李若虚又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县）去向岳飞传达宋高宗、秦桧的旨意，宣称军队“不可轻动”，“宜班师”12，但是岳飞却不肯盲从，并向李若虚说明继续进军的胜利形势。岳飞认为先头部队已进入河南地区，要是仓促班师，就会再次失去恢复中原的大好时机。李若虚也为岳飞坚决抗金的精神所感动，不仅毅然表示支持岳飞的北伐大计，而且还愿意承担“矫诏之罪”13的责任。李若虚回朝后，秦桧果然没有放过他。后来，岳飞被害时，秦桧便指使其党羽罗汝楫弹劾李若虚“公私欺罔”，14罢了李若虚的官。
李若虚当时对岳飞的有力支持，使岳家军能够按原计划继续向北挺进。岳家军这次北伐，也取得了比其他各路宋军更为辉煌的战果。岳家军先后攻克了包括颖昌（今河南许昌）、蔡州、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洛阳在内的中原地区的众多战略要地。
在岳家军各部将向金军展开猛攻的同时，岳飞亲自率领轻骑，驻扎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在岳家军的强大攻势下，金兵接连败退，兀术于是亲自带领金军最精锐的拐子马（左右翼骑兵）一万五千多人去袭击岳家军首脑所在地郾城。岳飞指令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大败金兵，取得了历史上有名的郾城大捷。
兀术在郾城战败后，又率领十万大军进迫到郾城和颖昌之间的临颖，岳飞随即亲自督军迎战，先锋杨再兴率三百军士侦查时，在小商河与金军主力发生遭遇战，杀敌二千多后，英勇牺牲。这时，岳飞的部将张宪率领大军赶到，连战皆捷，迫使兀术不得不连夜逃跑。
但兀术还不死心，再整军马，转攻颖昌。岳飞早就估计到敌人有这一着，便派岳云带轻骑去驰援在颖昌驻防的王贵。当金兵来犯时，他们立即就进行反击。岳云是岳飞的长子，作战十分英勇，他双手使用一对铁椎，带领八百精锐骑兵，向敌阵往来冲杀十多次，并令步兵分左右翼包抄杀敌，大败金军，兀术再次狼狈而逃。岳家军又一次大获全胜，取得了著名的颖昌大捷。
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是宋军取得的两次关键性的大捷。岳家军以少胜多，在平原狂野地区接连击败了金军的主力。岳飞又乘胜前进，驻军朱仙镇，此地离东京开封只有四十五里了。经过多次的战斗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因而，他们也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家军两次取得大捷的同时，韩世忠的部将王胜也收复了海州（今江苏东海县东），张俊的部将王德也收复了毫州（今安徽毫县）。
当时，在金兵的后方，河北河东的各路忠义民兵也展开了威武雄壮的战斗场面。原先奉岳飞之命回到黄河北岸去的梁兴，这时与太行山义士和两河忠义民兵会合，大败金兵，收复了垣曲县（山西垣县）、孟州（河南孟县）、卫州（河南汲县）、怀州（河南沁阳）、赵州（河北赵县）等地。而且河北、河东地区的忠义民兵，也都已互相联络，约好以“岳”字旗为号，在等待岳家军过河进兵。各地的老百姓也纷纷牵牛拉车送粮，积极支援义军。河南地区的人民，更是在道路两旁，顶盆焚香，箪食壶浆，以迎接岳家军。
由于宋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胜利和义军在敌占区不断打击金人，两者紧密配合，不仅形成了对金军的大包围，而且也切断了金国女真人的归路。
抗金的形势空前大好，金国女真人的处境十分困难。在燕京以南，金国的号令已无法执行。当时，兀术想在河北地区征调一批壮丁，企图继续进行顽抗，竟然“无一人从者”15。更严重的是，连金军中的将士，也有不少人来投降或准备来投降宋军的。即便是素来以狡猾阴险称著的金将乌陵思谋，此时也已无法控制军心，只好以“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16的话来蒙骗部属，以求稳住阵脚。兀术看到当时的败势，也只好在那里仰天长叹．“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衂”17为了收拾败局，不至全军覆没，他立即命令随军老小尽先渡河，自己也不敢再战，准备撤出开封北归。
岳飞看到抗金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当然是无比兴奋，信心满怀。但是，岳飞也知道，要黄河以北的失地，一直到最后打败敌人，单凭岳家军孤军作战是不大可能的，还必须有其他各路宋军的配合作战，才能成功。
所以岳飞就奏请宋高宗，要求赶快命令各路宋军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当时宋高宗如能真的这样做，那么宋军长驱渡河，收复失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单是军事方面的有利形势，还不能决定抗金战争的胜利进程，政治因素往往起主要的作用。因南宋朝廷中的决策人物是宋高宗和秦桧，他们在胜利面前禁不住惊慌起来，不仅深怕岳飞的胜利会影响他们的议和，而且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因而迫不及待地下令岳飞班师。
当各路宋军捷报频传，尤其是在岳家军取得颖昌等战役的大捷后，宋军“指日渡河，秦桧私于金人，力主和议，欲画淮以北弃之。闻先臣（指岳飞）将成功，大惧，遂力请于上，下诏班师”18。秦桧当然懂得，在此时奏请高宗令宋军班师，是他破坏岳飞抗金、葬送北伐的最好时机。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怕自己也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的。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岳飞会有震主之威，对他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秦桧从来就是不断地在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破坏这次胜利在即的岳飞北伐，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人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的。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千方百计地破坏这次宋军的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目的，秦桧当然也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住相权。因赵鼎虽然被罢相，但在金人败盟南侵时，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忌鼎复用”，即指使其党羽御史中丞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19，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20等罪。因而，赵鼎再次受到贬官降职。
其次，秦桧严密地控制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在于要“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21，可是，当时的右承事郎监潭州南狱庙陈鼎就毫不畏惧，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22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他降官处分，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诸大将失利。
当时，韩世忠把所获敌俘押送到南宋朝廷所在的行在临安（今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令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23。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任知庐州，“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24后来，刘锜又被召还，他所率领的八字军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州。
张俊本来畏敌怯战，赞成议和。这次，他的军队攻克宿州和毫州后，秦桧就命他把全军撤回淮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能与兀术大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现在要是先把刘、张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假金兵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他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如上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唆使台官向宋高宗奏请说：现时“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25宋高宗听之，正合心意，立即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岳飞一时还摸不清宋高宗的用意，还在极力陈奏说：现在正是功及垂成，“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26，请求南宋朝廷增兵添粮，以便一鼓作气，收复故土。
宋高宗、秦桧不但置之不理，而且用十二道金牌递送诏旨，以君命逼使岳家军班师。于是，岳飞的抗金斗争，“十年之力，废于一旦”27。
当时，正当兀术大败，准备撤离开封，却有一个无耻的太学生在马前劝阻兀术不要走，并告诉他说：岳家军要撤退了，京城可守。兀术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岳飞以五百骑破我精兵十万之众，京城内外之人，日夜都望他到来，怎么说京城可守呢？那个太学生认为：“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28。兀术听后，恍然大悟，决定不撤兵了。不幸，事情的真相，果然如此。岳飞虽然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朝政大权，岳飞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的了。
宋高宗、秦桧葬送岳飞抗金北伐于垂成之时，这就不仅使岳家军以浴血奋战所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岳飞知道，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29。过去自己虽费尽了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地才收复了一些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30。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也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1《金史》卷79，《郦琼传》。
2《宋史》卷366，《刘锜传》。
3《宋史》卷373，《洪皓传》。
4 6《系年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戊戌。
5同上，卷136，绍兴十年六月甲辰。
7 8同上，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
9 10同上，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11 12 13《三朝北盟会编》卷202。
14《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正月戊申。
15 16 17 26 27 28《宋史》卷365，《岳飞传》。
18 29 30《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19 20《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
21同上，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注引《吕中大事记》。
22同上，卷136，绍兴十年六月戊午。
23同上．卷137 ，绍兴十年七月乙丑。
24同上．卷136 ．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25《三朝北盟会编》卷207。

三、尽收兵权

在岳家军被迫班师后，仅仅只过了几个月，金国军队统帅完颜兀术就又开始征兵调将，准备继续南侵。到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河南的金军又攻陷寿春，并很快地就渡过淮河，占领了庐州。金军这次南侵，前锋已到达长江北岸，且有渡江之势。
当时，淮西是张俊负责的防守区，张俊当时正呆在临安（今杭州）享乐，宋高宗忙命令张俊从临安（今杭州）急赴建康（今南京）拒敌。宋高宗担心张俊抵挡不住，还命刘锜由太平州渡江，命杨沂中带领殿前司三万人，从杭州出发去支援淮西。宋高宗又接连下御札给岳飞，催促他要赶快出兵援淮。
前时岳飞的抗金行动，虽屡遭宋高宗、秦桧的破坏打击，心情沉重，但岳飞仍以抗金大局为重，抱病出征。
在岳家军赶到庐州前，刘锜、杨沂中和张俊的部将王德合兵．在柘皋（安徽巢县境）打败了金兵，收复了庐州。岳飞到达庐州后，就驻军舒州（今安庆）等待朝命，再决定举止。
在柘皋战役后，张俊便派人侦察敌情，所得的消息说：金军已经北去。于是张俊便命刘锜回军太平州，自己同杨沂中一起去濠州（安徽凤阳），“耀兵淮上”。但所侦察到的敌情其实并非实情，兀术在庐州战败后却转而攻占了濠州。张俊这时又慌张起来了，急命刘锜回军，要他一起去解濠州之围。
当刘锜回军时，张俊又得到情报说，金军占领濠州后又退兵了。可是，身为主帅的张俊，竞然视战争为儿戏，张俊自己不认真分析敌情的虚实，竟然又派人告诉刘锜说敌军已退，要刘锜先回太平州，他自己和杨沂中去应敌就行了（害怕刘锜抢他的功劳）。
但当杨沂中和张俊的部将王德到达濠州城西时，却遭到金军伏击，宋军大败。听到这消息后，岳飞、韩世忠、张俊都率军赶赴濠州救援。
此时，身在朝廷的秦桧，对前方的战事倒很关心。因他知道，兀术这次南侵，金军的战斗力已大不如前。柘皋之战，金军已经败阵，濠州之战，金军虽打了一些胜仗，但当时他们所遇到的只是张俊、杨沂中这些不属于能征善战的对手。然而现在，岳飞、韩世忠的精锐部队，却都已开赴濠州。
秦桧唯恐金军难以招架，就急忙上奏宋高宗说：“韩世忠距濠三十里，张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而岳飞已从舒州，亦要“去会师矣”1。其用意，是要宋高宗下诏阻挠宋将合力攻打金军。
由于宋高宗的本意就是要向金人求和，并无北伐的打算，所以他听了秦桧的话后就说：“首祸者惟乌珠（兀术），戒诸将无务多杀，惟取乌珠（兀术）可也。澶渊之役，达赉既死，真宗诏诸将按兵纵契丹，勿邀其归路。此朕家法也”2。宋高宗告诉秦桧，只要宋将擒取兀术即可，对金军不能穷追猛杀，也不能断其归路，实际上是担心扩大战争，会影响宋金和议。
结果，韩世忠、张俊的部队先后失利，而当岳飞赶到定远时，金兵已攻占了濠州并进行大肆焚掠后，安然无恙地撤退了。
金兵统帅完颜兀术这次撤兵后，又重新估量了形势。兀术向来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3。但南侵的结果，“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4，金兵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兀术就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5。
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他们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握有重兵的大将们。因南宋经过改组了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文官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要解除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也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这后一条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宋高宗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宋高宗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尤其是，宋高宗对于过去所发生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放怀。
早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了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市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6，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7。
当时，宋高宗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责罪宋高宗赏罚不公，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8。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9。
他们迫使宋高宗退位，令立宋高宗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政变发生后不久，大臣吕颐浩、张浚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辛道宗、刘光世等将领，率兵包围了临安。苗、刘逃离后，后被俘杀。宋高宗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多年，但宋高宗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10。何况而今与建炎时相比，南宋将帅们的权力威望又更大了。
所以，宋高宗更是时刻担心武将权大会威胁南宋朝廷。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11。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状态的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有这种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12。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间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13，促使宋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郭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的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搁置起来。
但在金人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它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一向畏敌如虎的宋高宗也看得清清楚楚。
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14。
宋高宗对此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正因宋金形势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十分有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15。
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16。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17。秦桧采纳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宋高宗完全同意。

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18。因他耽心岳飞手握重兵，万一知道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起而反抗，后果就不堪设想。不过，秦桧的内心虽忧心仲忡，但他外表仍非常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象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19，甚至还做了“灭族”20的准备。
张俊、韩世忠先到朝廷，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后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同时，宋高宗还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21这些话，说得虽非常冠冕堂皇，为要抗金，好像是宋高宗对三大将无比信任，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宋高宗是为要降金，才把三大将控制在南宋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际带兵权都解除了。
接着，宋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直接由“三省枢密院”指挥。
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并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22。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23。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24。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25，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26。因而，张俊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宋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其实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南宋朝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
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27。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坑议，“桧颇不喜”,“桧亦忌之”28，视他们为大敌。
宋高宗和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祟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29。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宋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官阶和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为此都心怀不平。
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能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但张俊是个贪功忌贤之徒，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加深了对岳飞的妒忌。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他们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由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再用张俊谋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五月，宋高宗、秦桧派张俊、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所统率的军队。
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传达宋高宗的旨意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jun zhi，拾取的意思）世忠军事”30，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31。
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韩世忠的军队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32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宋高宗的旨意。
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回到朝廷，“楚之军则朝廷军也”33。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经由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
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34？这就揭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说：“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35，岳飞坚决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
张俊原本是韩世忠的儿女亲家，但是为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 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36。岳飞不肯苟从，岳飞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大将，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有什么脸去见韩世忠呢？岳飞的态度光明磊落，使张俊十分不高兴，“俊大不悦”37。
张俊、岳飞再到楚州后，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这才发现：“韩世忠止有众三万，而在楚州十余年，金人不敢犯，犹有余力以侵山东，可谓奇特之士也”38。
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张俊仍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张俊的言下之意，岳飞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收复故土，不能不思进取，更不可只图保守。
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张俊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原话，向宋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
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在张俊、岳飞出使的同时，秦桧又买通了淮东军总领胡纺，由他出面向朝廷告发说：韩世忠的亲校耿著曾对他说过，“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39。于是，耿著便被加上“鼓惑众听”40的罪名，立即被秦桧逮捕下狱。秦桧不但派了酷吏来审理这一案件，而且还煽动耿著“诬世忠”41。
岳飞知道这一情况后，不禁叹息地说：“吾与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42。他马上派人飞马通告韩世忠，“驰书，告以桧意”43。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赶忙求见宋高宗，伏地表述了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有救驾之功，而且宋太祖又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宋徽宗被俘到金国后，怕刚即位不久的宋高宗不知此事，还特命从小道逃归南宋的宣赞舍人曹勋告诉他，要他遵守“不得杀大巨及言事官”的誓约，“违者不祥”44。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又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恶果，宋高宗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宋高宗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45。
宋高宗既然没有点头要杀韩世忠，秦桧当然也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被刺配流放，韩世忠也没有被诛连进去。但秦桧的积怨，却转而集中到岳飞身上。光明磊落的岳飞成了投降派所要陷害的主要对象。

1 2《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庚戌。
3 4 5《大金国志》卷27。
6 7 8 9《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癸未。
10《宋论》卷10，《高宗》。
11《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正月庚戌。
12 13《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
14《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丙子。
15同上，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
16《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
17《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
18 19 20 24同上，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注引《王次翁叙记》。
21同上，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末。
22 41 42 43 45《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23 25 26《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27 28《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壬辰。
29同上，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
30 31 33 34 35《金佗粹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32《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之5。
36 37 39《宋史》卷365，《岳飞传》。
38《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六月癸未。
40《系年婴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壬寅。
44《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丁亥。

第六章 冤杀岳飞


一、诬加罪状


高宗、秦桧要陷害岳飞，早就有人看出来了。绍兴十年（1140）七月，那个劝阻兀术撤离开封的太学生就说过：“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1太学生讲这些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阴知桧与兀术事，故以为言”2 。秦桧是金朝的奸细，以破坏抗金为己任，对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抗金名将岳飞，一向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认为．“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3秦桧想杀害岳飞，虽非一朝一夕之故，但还必须得到高宗的首肯，他才敢于下手。其实，高宗也想杀害岳飞，就象解除诸大将的兵权一样，他们是“交相用而曲相成”4。
高宗过去之所以把岳飞从一员士卒，破格提拔至位极人臣的大帅，是由于岳飞帮他镇压了农民起义，也是由于当时要利用岳飞来抗金，保住偏安的南宋政权。当这一目的已经达到，并已出现了宋强金弱的形势时，高宗就觉得岳飞所能被利用的地方都用尽了，今后再也用不着他了，于是对岳飞的态度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岳飞始终坚决反对和议的主张和行为，又是他屡次要实现降金乞和的重大障碍，因此，“上始有诛飞意”5。
当然，冰冻三尺，亦非一日之寒。前面我们说过，早在绍兴七年（1137）春，曾发生过一件事情，使高宗对岳飞的疑忌，始终不能冰释。当时，因解除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曾答应将刘所领的军队拨给岳飞，以增强岳飞的抗金兵力。岳飞十分兴奋，为此还提出了北伐的大计。后因秦桧从中作梗，高宗变了卦，使岳飞的抗金热忱受到严重的打击。又因当时的宰相张浚，向岳飞征询何人可以代替刘光世统率淮西军的意见，岳飞坦率地认为：张浚原所拟定的王德、吕祉、张俊、杨沂中等人都不合适。张浚误解了岳飞的意思，以为他要争兵权。岳飞在一气之下，愤然上章辞职，不等高宗批准，就擅自离开建康去庐山，为其亡母守丧。岳飞这一举动，被认为是背离了封建的臣规。高宗派参议官李若虚去庐山劝岳飞回朝时，曾这样责问他：岳“相公欲反耶”？岳相公本是河北一个农夫，天子委以兵权，“可与朝廷相抗乎？”6后来，岳飞在其部属的苦劝下，不得不回建康，去向高宗“请罪”。高宗见了岳飞，虽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但又警告他说：“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7君臣之间，经过这一番的冲突，加深了高宗对岳飞的猜忌。
此外，还有一件事，更是使高宗对岳飞不满。绍兴七年(1137）初，岳飞在建康朝见高宗时，针对金人故意散布要送钦宗回来重做南宋皇帝的流言，向高宗建议立赵伯琮为太子，以粉碎金人的要挟和奸计。本来，岳飞也知道，赵宋王朝的家规，不许武将干预军事以外的朝政，尤其是象“储位”这样有关国家根本的大事，只能由文官中的心腹大臣去议决。岳飞以为自己忠心耿耿，为了抗金，无所顾忌，才提出了这一建议。高宗听后，很不高兴，并责备他说：“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8高宗的面责，使“飞色落而退”9。
到绍兴八年（1138）二月，岳飞为了抗金，又要求增兵，高宗不但不给，还当面斥责他说：“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10。
由上可见，正是由于岳飞抗金，屡立战功，兵权在握，威高望重，高宗怕他有震主之威，对他疑忌愈来愈深，直至最后，不但要解除他的兵权，而且还产生了谋杀之心。
秦桧要谋害岳飞，既迎合了高宗的心意，又可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于是他便顺水推舟，加紧进行陷害岳飞的活动。当岳飞辞职擅自去庐山守母丧时，秦桧“见飞举趾，已有忿忿之意矣”11。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岳飞从楚州回临安，由于他反对秦桧和张俊谋害韩世忠和破坏韩家军，张俊怀恨在心，“大憾飞”。后来，他又“与桧合谋挤飞”12。张俊还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的事告桧，秦桧得知，勃然大怒，更恨岳飞。同时，张俊还造谣说．岳飞倡议放弃山阳（楚州）城，主张退兵保守长江。由于这时的张俊，“主和议，与秦桧意合，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无不从”13。因而，他的谣言，不仅可以起到诬陷岳飞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蒙骗许多人。
于是，秦桧便抓住张俊所捏造的这个谣言，作为“罪状”，立即指使他的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读莫其契）弹劾岳飞。万俟卨曾做过湖北转运判官、提点湖北刑狱，当时岳飞“宣抚荆湖”，任湖北京西宣抚使，一向深知万俟卨为人好诈，“遇卨不以礼”14。万俟卨就积怨在心，伺机报复。他善于阿谀奉承，深得秦桧的器重。万俟卨巴结秦桧后，乘入朝晋见高宗之机，依“秦桧意”15诬告岳飞。这就更得到秦桧的赏识，秦桧就把他留在朝廷做监察御史，擢为右正言。现在秦桧又要他出来告发岳飞，他当然是“愿效鹰犬”16了。他在弹劾岳飞的奏章中说：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 专在功名利禄上用功夫，落到颓废堕落的地步；上次支援淮西抗金，“稽违诏旨，不以时发”；此次去楚州，又“对将佐谓山阳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17。万俟卨捏造了这三条“罪状”，要求朝廷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
过去，高宗需要岳飞时，曾特赐“精忠岳飞”的军旗，亲自夸奖他说：“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 “国尔亡身，谁如卿者。”现在想要诛杀岳飞，一看到万俟卨的弹劾奏章，便既不作任何的调查，也不辨明事情的真伪，就随意地肯定说：岳飞在将士中倡言楚州不可守，城池不用修，是将士驻屯山阳的时间长久，感到厌烦，想放弃山阳到别的地方去，而“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 18。高宗一口咬定岳飞主张放弃楚州，其“意在附下以要誉”, 这完全是不顾事实、横加于他的罪名！
秦桧见有机可乘，便火上加油，随即附和高宗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19秦桧想利用高宗加罪岳飞之时，大造舆论，搞臭岳飞，使朝臣无法为岳飞申辩。果然，秦桧的党羽闻风而起，御史中丞何铸、殿中御史罗汝楫等人，纷纷上章弹劾岳飞。他们除了重弹万俟卨诬陷岳飞的老调外，还加上了一个新罪名，说岳飞“妄自尊大，略无忌惮”，对枢密副使的职务不满，要求高宗“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20。岳飞蒙受这些不白之冤，悲愤交加，决然上章请求辞职。这正中高宗、秦桧的下怀，于同年八月，即罢去了他的枢密副使之职。
在岳飞被罢职之前，曾在顺昌战役中立下了战功的刘锜，也被调任“知荆南府，罢其兵”21。这样，抗金名将的兵权，一个个都被解除了。高宗、秦桧采取这一系列的措施，既是为了收回兵权和打击抗战派，同时也是为了扫除向金求和的障碍，迎合金人的需要。

1 2 16《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3《宋史》卷365，《岳飞传》。
4《宋论》卷10，《高宗》。
5《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注引《王次翁叙记》。
6 7 11《系年要录》卷112，绍兴七年七月丁卯。
8 9《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庚子．
10同上，卷118，绍兴八年二月壬戌。
12 14 15《宋史》卷474,《万俟卨传》。
13《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六月戊辰。
17 18 19《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壬子。
20《年要录》卷141 ，绍兴十一年八月甲戌。
21《系年要录》卷141 ，绍兴十一年七月甲寅。

二、秉金旨意

原来，在绍兴十年（1140)，即在岳家军取得颍昌大捷后不久，金将兀术就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1 兀术公然提出以杀害岳飞作为讲和的条件，这是由于敌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功高望重，即使被南宋罢了官、免了职，也犹如“猛虎在山”, “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2。这对于金朝来说，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兀术的来信，就象对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他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高宗为要向金朝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正如《宋史?岳飞传》所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
当时，金朝由于“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3。金政府对于那些为生计所逼而借债又不能如期偿还的老百姓，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4。加之女真贵族又一直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5，“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6。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辽东，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下了蓟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7。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且有不断扩大之势。
同时，金统治集团又很腐政，熙宗“不视朝”, “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8。大臣将帅中为了争权夺利，不断地互相残杀。继挞懒被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肖庆也相继被杀。希尹被杀时，连坐者数百人。当时金军也“已如强弩之末”，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9。
由于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统治集团的内争，尤其是由于连年侵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将士厌战，军力日弱，正如金将自己所说：“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10。当时被扣在金朝的宋使洪皓就很了解这一情况，他曾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送回南宋向高宗说：“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11。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这不仅是高宗、秦桧的愿望，而且也是金朝统治者的需要。事实虽然如此，但金朝却采取以书面恫吓和武力威胁相结合的策略来迫使南宋求和。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兀术将被扣留在金的宋使莫将、韩恕放回，并交给他们带回一封信，遣责南宋不该“分遣不逞之徒，冒越河海；阴遣寇贼，剽攘城邑12。还扬言要兴师“问罪江表”, “师行之期，近在朝夕，义当先事以告”13。实际上金将兀术这时已调集诸路大军水陆并进，渡过淮河，攻陷了南宋的泗州、楚州等地。
当时，枢密使张俊在镇江，对金兵南犯并不着急，也不认真迎战，只是派人侦察敌情。他认为，“南北将和……勿与交锋，则敌当自退”14。由于高宗、秦桧明白金朝的意图，所以赶快派刘光远、曹勋带着厚礼出使金朝，向兀术讲明南宋并非有意抗金，只因在金兵打来时，将士们有生命危险，他们才“致失常度”。乞求金朝“曲加宽宥”。
兀术见宋使的态度如此，当然也心领神会，便回信给宋廷说：“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讼”15，金朝则愿意接受南宋的求和，并要求派职位更高、更有名望的官员去谈判。于是，高宗、秦桧又立即改派权尚书吏部侍郎魏良臣为使，并在复信中，向兀术表示：南宋派遣魏良臣等人前来，是为了“听取钧诲，顾力可遵禀者，敢不罄竭，以答再造”16。也就是说，他们去金朝并不是平等地进行谈判，而是按金朝提出的要求，尽力照办。言下之意，当然也包括去年兀术提出“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的要求。高宗既然下了杀害岳飞的决心，岳飞也就要大难临头了。

1《金佗粹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2《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之5。
3 4 6《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
5同上，卷120，绍兴八年六月。
7 10《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十二月。
8《金史》卷4，《熙宗纪》。
9《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
11《宋史》卷373，《洪皓传》。
12 13 15 16《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
14《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乙亥。

三、莫须有罪

高宗、秦桧要诛杀岳飞，单凭万俟卨等人所诬告的几条罪状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再加罪名，才能杀戮。于是，秦桧又以极其恶毒的手段，捏造了岳飞“谋反”的罪名。
为罗织“谋杀飞”1罪，他首先和张俊进行了策划。岳飞被罢去枢密副使后，到庐山闲居，鄂州军由都统制王贵和副都统制张宪率领。要给岳飞加上谋反的罪名，就必须在鄂州军中寻找告讦他的人；同时，通过这一罪恶阴谋，还能把岳家军搞垮。真是一举两得。于是，秦、张就定下“密诱飞部曲，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2的毒计，诱人诬告岳飞。但“无人应”3，阴谋未能得逞。于是，他们又心生一计，利用受过岳飞责罚的王贵，“诱贵告飞”4。起初，王贵不肯苟从，说岳飞做大将，用人不能不有所赏罚，何况自己有过失，受责罚是应当的。如果这样就怨恨岳飞，也就怨不胜怨了5。王贵不肯苟从，他们就以王贵家中的私事威胁他，结果“贵惧而从”6。
除王贵外，秦桧还物色了在张宪部下任前军副统制的王俊。这个人过去在范琼手下当过刽子手，曾告讦其同伙呼千等人欲劫东平府，被提升为副都头，“自是以告讦为利”7。他在军中的同伴，都鄙视他的为人，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王雕儿”，雕儿者，击搏无义之称也8。王俊自加入岳家军后，因“从战无功，岁久不迁（升）"9，又因奸贪，屡受张宪的制裁，所以他对岳飞和张宪都心怀不满，积怨很深。秦桧就利用他的私怨，派人以利诱他诬告岳飞和张宪。王俊果然乐从。
秦桧、张俊网罗诬告人的阴谋手段确实很毒辣，他们认为：“宪、贵、俊皆飞将，使其徒自相攻发，因及飞父子”10。这样既可以加罪于他们，又可以掩人耳目，使人不疑。
秦桧、张俊找到诬告人后，写了“首告状”，叫王俊去告发。据《挥麈录.余话》卷二的记载，王俊状词的主要内容是:
八月二十二日夜，张宪派人请王俊去说话。王俊去后，张宪就对他说：岳相公处有人来，叫我去救他。
王俊问：如何救他？
张宪说：我这里人马一动，便是救他。
王俊又问：动人马是什么意思？
张宪说：将这里人马老小，全部移去襄阳府驻扎。朝廷知道时，必然会使岳相公来弹压抚谕。
王俊就劝张宪说：你不得动人马。如果你动人马，朝廷必疑，岳相公的罪状越是加重了。
张宪说：你不理解，若朝廷使岳相公来时便是我救了他，若朝廷不肯叫岳相公来，我将人马分布，自据襄阳府。
王俊再问：诸军人马，如何分发起程？
张宪说：我抢船只来载步军和军中老小，令马军走陆路前往。
王俊又劝张宪说：且看国家患难之际，人马暂时不能动。
张宪说：待我做，你安排着。待我叫你下手做时，你便听我的命令。
王俊疑问：恐军中不伏者多。
张宪说：谁敢不伏？不伏者剿杀。
王俊又问：用什么名义来发动军马？
张宪说：你问得对，我假造一件朝廷文字来发动。我须叫人不疑。
王俊又疑问：你到襄阳府后，张俊会派遣人马来追袭、收捕，怎么办？而且，北面金人得知，必来夹攻，又怎么处置？
张宪冷笑说：我别有道理。待我这里的兵马一动，就写信派人送给金人。万一对付不了，就叫金人发出兵马助我。
这张状词，写得很详细，乍看起来，似乎也说得头头是道，但纯属捏造，既不是事实，也不近乎情理。正如岳坷所说：张宪要告诉别人谋反这样的大事，那么被告诉的人，必然是“其所素知而深爱者也，又必其至密而不疑者”。可张宪和王俊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同军而处，反目如仇”，王俊过去的“贪奸之迹”，又被张宪“发其蕴”。这祥，王俊就不是“宪之所深爱”的人了。张宪也知道王俊是“以告讦为利”的人，对于这样的人，难道“吾可以此谋告之邪？疑畏之不暇，而何自以通情哉？”不要说谋反这样的大事，就是想要和别人合伙做一件其它的坏事，也必须先用言语试探对方的口气，如果他能“苟是我而从之”，还必须进一步考察对方的态度；如果他的态度诚恳，才能说出自己的“底蕴，而与之定谋”，如果对方的颜色有变化，口气有不从，那就不但不能“与之言矣”，而且还要考虑到他可能会去告发自己。张宪对王俊的谈话，事先并没有一句试探性的口气，一见面就把自己的谋反计划和盘托出，而且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俊之反覆不从，昭昭如彼，而宪之吐露无隐，谆谆如此”，张宪岂不是成为“病狂丧心”11的人了吗？
其实，这些道理，秦桧、张俊不是不知道，但别人拒绝利诱，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没办法，就只好泡制出这些破绽百出、不攻自破的谎言来。
由于王俊的诬告，不仅告发了张宪，而且还牵连到岳飞。在状词的末尾，王俊虽也信誓旦旦地说：他的“纳状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实，乞依军法施行。”12可作贼毕竟心虚，他在“首告状”的后面又写了一张小条子说：“张太尉说岳相公处人来，教救他，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13。
当时王俊的告发状送给王贵后，因王贵已屈服于秦桧的淫威，便马上将状纸送到镇江枢密行府交给张俊。此时，张宪正因出差到枢密行府，恰好自投罗网，立被张俊逮捕。按照当时的法规，枢密院是无权审理这一案件的。当张俊私设刑堂要审问张宪时，枢密院吏王应球就曾提出：“密院无推勘法”14。但张俊因有高宗、秦桧作后台，自然可以例外。他亲自审讯，把张宪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迫其招供。张宪“不伏”15。后来，张俊把审讯张宪的事，“告桧，械宪至行在，下大理寺”16，还假造了一纸张宪的供状，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17。由于谋杀岳飞是高宗的本意，所以他接到张俊的奏章后，便迫不及待地下旨逮捕岳飞归案，“就大理寺置司根勘闻奏”18。秦桧得旨后，就派杨沂中到庐山逮捕岳飞。
当杨沂中奉命赶到秦相府接受任务时，老奸巨滑的秦桧却没有出来见他，只是由值班官把一份传递岳飞入朝的堂牒交给了他，并向他传达了秦桧的意见说：一定要把岳飞活捉回来。杨沂中到达庐山后，不敢讲明事实的真相，而是用花言巧语把岳飞诱骗到杭州。岳飞到后，秦桧急忙派人以假话告诉他，说是请他到朝廷，听候圣旨。岳飞还信以为真，便乘轿子跟着前往，到下轿时，才知道是来大理寺。此时，岳飞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但已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便厉声责问：我为国家出力半生，今天为什么到了这里？狱卒又不敢如实地回答他，只是催促岳飞快点跟他前去。当岳飞被带到正堂时，却看见张宪、岳云都已露头赤足，各带刑具，血迹斑斑，痛苦地在那里呻吟。
负责审理这一案件的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寺卿周三畏和万俟卨等人，他们拿着王俊的诬告状和张俊伪造的张宪供词，气势凶凶地审问他们，国家有何亏负你们三人，你们为什么要谋反？岳飞听了这些莫明其妙的谎言，慨然义愤填膺地说．我对天发誓，我无负于国家。你们是主持国法的人，万不可陷害忠臣。你们如果冤枉了我，我到冥府也要和你们面对不休！
何铸等人那会听岳飞的申辩。万俟卨还横加罪责地说：相公既不反，你记得游天竺时，在壁上留字说：“寒门何载富贵乎！”19其他审理官也附和说：既然有这样的题字，岂不是要造反吗？岳飞见此情景，心里已明自，这帮人“皆是秦桧门下”，根本“不容理诉”20。他们的罪恶目的无非是要把谋反的罪名强加在自己身上，蓄意进行政治陷害。既然如此，他就挺起胸膛，仰天长叹地说：“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21说完便闭上眼睛，不伏不惧，任由狱卒拷打。
当主审官的何铸，本是秦桧的亲信，这次弹劾岳飞，开始时态度是积极的，但当他见到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时，却不禁肃然起敬。后来，他认真地审阅了案件，觉得谋反证据不足，“察其冤”22。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秦桧。秦桧见何铸反为岳飞鸣冤，非常恼怒，便对他交底说：“此上意也”23。秦桧想以此来迫使何铸同意定罪。但何铸没有屈从，并据理力争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 24。何铸的话虽说得委婉，但他反对高宗和秦桧“无故戮一大将”的意思还是十分明白的。秦桧听后，怒不可遏，但又理屈词穷，无法驳斥，只好改命万俟卨来主审岳飞案件。
“愿效鹰犬”的万俟卨，十分了解高宗、秦桧要陷害岳飞的意图，因此，他便用异常残酷的手段进行炼狱。一方面令狱吏严刑拷打岳飞父子，想逼使他们招供；另一方面又进一步罗织岳飞“谋反”的罪名。他既不顾法规，又不凭事实，就断言岳飞写信给张宪，叫张宪假造金军入侵的情报上奏，“以动朝廷”25，并胡说岳云写信给张宪，“令措置使飞还军”26， “且言其书已焚”27，等等。
这些罪名，既无人证，又无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还是不行的。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可是谁都不愿意作证，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28。因为人们都不相信岳飞有罪，都为岳飞冤案抱不平。
当时，南剑州（福建南平县）布衣范澄之就出于义愤，上书高宗，说他平生和岳飞素不相识，既没有登门拜访过岳飞，也没有受过他的一饭之恩，但为了伸张正义，请高宗“特垂赦宥”岳飞。他在书中指责秦桧“媚虏急和”。他认为，当前强敌还“未灭，飞之力尚能勘定”，要是“令将帅相屠”，实“自为逆贼报仇”。范澄之也知道，他的上书，必然激怒秦桧等人，对自己“必罚无赦，大则身污鼎镬，小则窜迹遐荒”。但为要替岳飞鸣不平，还是“昧死”而为之29。还有一位布衣刘允升，也上书“讼飞冤”30。甚至连宗室赵士(左亻右褭)，也愿以全家百口保释岳飞。韩世忠更为气愤，直接质问秦桧，要他拿出岳飞“谋反”的罪证来。秦桧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事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31。【其实应该是“岂不须有”】秦桧的回答，不啻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完全暴露了他要陷害岳飞的丑恶嘴脸。所以韩世忠听后勃然大怒，又责问他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32韩世忠责问秦桧的话，真正表达了天下人的心声!

1 2 3 4 5 6 10 14 15 16《宋史》卷368，《张宪传》。
7 8 9《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
11以上引文均见《金佗悴编》卷24，《张宪辨》。
12《挥麈录.余话》卷2。
13《金佗粹编》卷24，《张宪辨》。
17 18《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
19 20 21《三朝北盟会编》卷207。
22 23 24《宋史》卷380，《何铸传》。
25 26 27 28 30《宋史》卷365，《岳飞传》。
29《金佗粹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31 32《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四、狠下毒手

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甚为频繁。高宗、秦桧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1。但南宋的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投降。
韩世忠就坚持不以“和议为然”2。当魏良臣要出使金朝时，他上书谏高宗说：沦陷区的臣民，都延颈以望中兴，收复故土，如果长期与金议和，“人情销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乎？”3 他请求在金使来时，自己“要与之面议”4, 但高宗不许。韩世忠又上奏高宗，反对秦桧，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5，唆使其党羽弹劾韩世忠。韩世忠看到高宗的态度与秦桧的阴谋，怕自己重蹈岳飞的覆辙，不得已也辞去了枢密使之职。
当时，会稽人民对于高宗、秦桧的投降行径，更是愤恨，纷纷反对。但高宗、秦桧把人民的正义呼声，看为是“乘时诽讪，罪不可赦” 6。秦桧更把这种情况归罪于被罢了官的参知政事李光，认为他是“阴怀怨望，鼓唱万端”7，不让他继续留在绍兴府，请高宗把他贬去“籐州安置”8。
同时，秦桧还使用其一贯的两面派手法，派工部员外郎盖谅到福州去拉拢主战派张浚，“使附其议，当引为枢密使”9。张浚不但以严词拒绝了他，而且也反对和议，他说：“敌不可纵，和不可成。” 10
南宋军民虽然纷纷反对议和，但高宗、秦桧却置若罔闻。派宋使魏良臣带着他们拟好的投降条款，实际上是去金朝请求批准，经过“再三叩头，哀求甚切”11，最后才得到兀术的同意，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金使肖毅和魏良臣一起来临安签订和约。肖毅为要侮辱南宋，把一面写着“江南抚谕”的旗子插在船上。知镇江府刘子羽，见此大怒，连夜派人换了一面旗子。第二天，魏良臣“见旗有异”，怕得罪金使，有碍和议，“大惧，力索之”12，还用恶言威胁刘子羽，要他把旗子交还。刘子羽毫不退让，宁死不屈，他说：在我管辖的地区内要挂上这面旗子，“则吾有死而已”13，一直到他们出了镇江府境，他才把旗子交还他们。
金使到临安后，高宗、秦桧便卑躬屈膝地和他签订了历史上闻名的投降和约：
宋金东自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京西割唐，邓二州，陕西割商、秦二州之半；
宋向金称臣；
宋每年向金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秦桧还怕金人不称心如意，因在绍兴九年签订和议时，高宗在赦文中曾说“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兀术看后很不高兴，斥说写此赦文“不德其国”。所以这次，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悦虏”，就特派秦熺及其党羽程克俊来写。在赦文中不但对金人歌功颂德，而且还对金朝行仁感恩戴德14。在写誓书时，要按金人提出的要求，一切“必欲如其所要者” 15。高宗在向金帝的《进誓表》中，更无耻地自称臣构上言：既蒙上国的恩造，许我建立属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帝）生辰并正旦，当遣臣祝贺不绝。每年贡纳的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绍兴十二年、即1142 年）开始，每年春季，搬到泗州缴纳。最后还向金帝发誓：如果违反这个盟约，一定会受到神灵的处罚，一定会亡命、毁家、灭国。
为了压抑臣民不得反对和议与抗金，高宗还下旨：“大金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并称大金，不得指斥。”16
屈辱降金的绍兴和约的签订，不仅捆住了南宋军民抗金斗争和收复失地的手脚，而且还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
宋金虽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兀术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高宗、秦桧既怕金朝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又怕宋金并立的局面无法维持下去，于是他们就决意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岳飞入狱后，虽屡遭酷刑逼招，百般折磨，生命垂危，但他仍坚贞不屈，始终“不伏”17，并以“不食求死”18的行动，来反抗高宗、秦桧的陷害。由于当时的社会舆论，以及韩世忠、何铸等人都为岳飞的冤案鸣不平，使秦桧一伙慌了手脚。为要杀害岳飞，了结此案，他们又给岳飞加上了两条罪状．一是所谓岳飞说“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19。岳飞曾说过自已三十二岁做了节度使的话，秦桧便肆意歪曲岳飞的原话，不但把年龄从32岁篡改为30岁，而且硬把岳飞与宋太祖并列起来，变成岳飞自比宋太祖，想做皇帝，犯了“指斥乘舆”（触犯皇上）之罪，是狂悖的僭越行为。再是，所谓岳飞在金兵进犯淮西时，“前后受亲扎十三次，不即策应，为拥兵逗留．”20。还说岳飞得知张俊、韩世忠打败仗时说过：国家不得了，官家（皇帝）又不修德。这些也是捏造出来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当岳飞接到高宗要他出兵援助淮西的命令时，他不顾自己身患寒咳病，带病挥师出征。此次岳家军虽没有直接遇敌，但在军事上一切都是按照宋廷的旨意行动的，根本不存在“拥兵逗留”的问题。至于说岳飞指斥高宗“不修德”，也是口说而无实据。
秦桧、万俟卨等人又给岳飞加上了这两条罪名后，作贼心虚，怕岳飞拿出高宗给他的诏书以自辩，因此，又派人抄了岳飞的家，“取当时御扎藏之以灭迹”21。还威迫岳飞的幕僚孙革作证，要他证明岳飞接到诏书后，拥兵逗留不进，并“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22，即把行军淮西的日期故意错乱重排，使之能“傅会其狱”23。
可见．他们以捏造或威逼利诱搞出来的这些岳飞罪状，都是没有真实的人证、物证的。南宋史家王明清阅读了岳飞的全部案情后说：“锻炼虽极，而不得实情，的见诬罔，熟所为据”24。当时参与审理这一案件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大理少卿薛仁辅等人，也说“飞无罪”25，“飞不应死”26，如果一定要治罪的话，至多也只能判两年徒刑。万俟卨知道这一判决意见时，非常恼火。他为了执行高宗、秦桧要杀害岳飞的主意，便不管案情有没有确凿的人证、物证，不管被告人岳飞“犹不伏”27，就以所谓“众证”（旁证）28硬给岳飞加上了他们所捏造的这两个罪名。根据当时的法律，“临军征讨，稽期三日，斩。及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29于是，秦桧、万俟卨就以刑部、大理寺的名义上奏：“岳飞合依斩刑”30；“张宪坐收飞、云书，谋以襄阳叛，当绞”31；岳云“因此致张宪提兵谋叛，及传报朝廷机密，惑乱军心”, “徒三年，追一官，罚铜二十斤”32。照此判决，岳飞、张宪都定为死罪，岳云徒刑。这一判决，最后还要由高宗决断，即所谓“取旨裁断”33。
高宗为要斩草除根，不同意保留岳云的生命，把三年徒刑改为死刑，并立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34。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父子和张宪都被高宗、秦桧冤杀了。时年岳飞三十九岁，岳云二十三岁。还没收了岳飞的家产，家属充军，流放岭南。后来，岳飞的次子岳雷又死在被流放的瘴疠之地。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35，“皆为流涕” 36，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
就是金人，也“畏服”岳飞。当时被扣在金朝的宋臣洪皓就写了腊书派人送回南宋，认为金人不敢以名字直称者唯有岳飞，“号之为岳爷爷”37。当金朝统治者听到岳飞被杀的消息时，都非常高兴，“皆酌酒相贺。曰，和议自此坚矣”38。金朝统治者多年来想在战场上杀害岳飞都不可得，结果却由高宗、秦桧代替他们完成了。高宗、秦桧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使“三军之士，忠愤之气沮矣”39。自此以后的二十多年，“国家忘仇敌之寇，而怀宴安之乐”40，南宋的政治甚为腐败。
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虽然高宗是封建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41。全国男女老少，对他无不切齿痛恨！


1《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戊戌。
2 3 4 5同上，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癸巳。
6 7 8同上，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己亥。
9 10同上，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酉。
11同上，卷l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注《绍兴讲和录》。
12 13同土，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乙巳。
14《桯史》卷5,《刘观堂读赦诗》。
15《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壬子。
16同上，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戊午。
17 18 20 26 28 31 35同上，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19《宋史》卷473，《秦桧传》。
21 22 23《宋史》卷365,《岳飞传》。
24《挥麈录.余话》卷2。
27 29《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
30 32 33 3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36 37 38《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39《金佗粹编》卷9，《昭雪庙谥》。
40《朱子集》卷73,《戊午谠议序》。
41《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

五、冤狱滋蔓

高宗、秦桧冤杀岳飞后，许多朝臣和天下军民都为这一冤案鸣不平。为了压制舆论，秦桧指使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偏牒诸路”1，大作欺骗宣传。对于那些不肯屈从他们办理岳飞冤案的人，实行“违者刑”的高压政策。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曾认为“飞无罪”, “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2，万俟卨就弹劾李若朴，诬他“党庇”岳飞，被罢官。大理少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就被诬为“持心不平、用法反覆”3，也被罢官。任过主审官的何铸，由于坚持公道，不肯苟从高宗、秦桧的旨意，由是“桧衔铸”4，奏请高宗派他出使金国。“桧之阴谋，以铸尝争岳飞之狱”，派他为使，“使金知之”5岳飞已被杀害。何铸回朝后，“桧讽万俟卨，使论铸私岳飞为不反”6。秦桧的另一党羽罗汝楫又和万俟卨勾结起来，交互上章，“论铸之罪”。他们指控何铸临出使时，“使亲旧腾播，以为议狱不合”，出使之后，又“广坐语人，以脱此自幸”，加罪何铸为岳飞的“党恶”7。还诬告何铸“日延过客，密议朝政，以欲缓岳飞之死；上诬圣政，以破坏和议为能”8。结果，何铸被罢了官，秦桧还想把他“窜诸岭表”，因其谋未得逞，后被贬谪徽州9。
在岳飞入狱时为他伸冤或要求释放他的人，一个个都受到株连．宗室齐安郡王赵士（左亻右褭）曾愿以全家百口保释岳飞，秦桧恨之入骨，“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左亻右褭），叙其悃幅，踪迹诡秘。范同顷为浙东宪，与士（左亻右褭）通家往还”，指控赵士（左亻右褭）“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请高宗“罢其宗司职事”10。结果，赵士（左亻右褭）被罢去“宗司职事”，提举西京崇山崇福宫。岳飞被害后，万俟卨又弹劾赵士（左亻右褭）“朋比奸邪”，居住在“衢州，宾客日盈其门，谈论之间，无不诋讪时政”11，因而又再次被贬，“窜死建州”12。布衣范澄之为伸张正义，曾请求高宗“特赦”岳飞，并斥责秦桧“媚虏急和”, “令将帅相屠”，实“自为逆贼报仇”，当时他就料到自己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果然也被“窜死”了。另一位布衣刘允升曾上书“讼飞冤”，也被“下棘寺以死”13。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几十年”14。由是，他绝口不言兵事，或有部将故旧来访，“类皆谢遣”，携酒骑驴，日游西湖。游西湖后，有时还赋词送人。在他所写送人的词中，也流露了当日他对高宗、秦桧的愤懑之情。今择抄二首于下：
临江仙云：冬日青山萧洒静，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荣华不是长山药，清闲不是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
南乡子云：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是梦，为官，宝玉妻儿宿业缠。年事已衰残，鬓发苍苍骨髓干。不道山林多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15。
韩世忠还“独好浮屠法，自号清凉居士”16，如“未尝有权位者”17。这位抗金名将的后半生，被迫把光阴消磨在闲散无聊的苦闷之中，把精力花费在研究佛教上，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病死。死时，高宗为收买人心，曾下诏“选日临奠”。但秦桧知道这一消息后，马上派中书吏韩瑊（监声），“以危语胁其家”。其家属怕遭横祸，急忙上章“辞而止”18。
高宗、秦桧对岳飞的部将和幕僚更不肯放过。因岳飞虽被杀了，但岳家军还原封未动。当时，王贵还担任鄂州大军都统制。在陷害岳飞时，他虽“惧从”了秦桧，把王俊的“首告状”转给了张俊，但他过去一直是岳飞的亲信，跟随岳飞也立下了不少战功，在军中还有一定的威望，所以高宗、秦桧对他仍有忌心，在制造岳飞冤狱时，就有意将案情牵连到他。万俟卨“诬飞使于鹏、孙革致书宪、贵，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而书“由宪、贵已焚之矣”19。因而到岳飞被杀害后，王贵就被改命为“福建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罢从军”，实际上是罢其兵权，贬为闲职。之后，张俊就推荐田师中去“代掌岳飞军” 20。
田师中是个无能之将。岳家军广大将士当岳飞父子和张宪被害时，就已义愤填膺，如今宋廷又派这个无能之辈来统领军队，更是愤愤不平。田师中到达武昌时，军中将士纷纷表示“不伏”，统制官傅选、李山、郭青等人“乞罢去”21。高宗怕引起兵变，亲自出面施加压力，经过很长时间才把这股反抗情绪强压下去。本来，岳飞治军不仅军纪严明，而且也非常关心士卒的生活，与他们同甘共苦，作战身先士卒，所以他深得部下的拥戴。但田师中接管岳家军后，却“刻剥其下，而奴隶使之”，将士们平日对他已是“藉藉嵯怒，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长乎？”22田师中虽没有治军的本领，但善于阿谀奉承，“专务结托内侍，以为内助”，所以“久其权”23。从此，一支训练有素，能征善战，闻名天下，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岳家军，被他败坏了！
岳飞的部将牛皋，在抗金中多年驰骋沙场，屡立战功，深得岳飞的喜爱，因而秦桧也不放过他。但一时又找不到对他治罪之理由，就指“使师中毒皋”24。于是，田师中就借用诸将集会之机，在食物中暗中放毒，来毒死牛皋。牛皋中毒，回家“知其必毙，乃呼亲吏及家人”25嘱托后事。牛皋认为自己最大的憾事，是“恨南北通和”，不能“以马革裹尸，顾死牖下耳”26。这位至临终还坚持反对降金的抗金英雄，也被秦桧一伙毒杀而死了。人们知道后，都“莫不叹恨！” 27，叹的是这位无辜名将的被害，恨的是奸相秦桧的凶狠恶毒！
除武将外，岳飞的幕僚也受到株连被害。智浃在岳飞被捕后，曾上书“辩飞之冤，秦桧怒”28，将他逮捕下狱，后送“袁州编管”。由于他“取怒时相”，故当地宫吏对他“监系甚严”，以致智浃不堪凌虐而死29。进奏官王处仁，被指控为知道王贵转送王俊“首告状”诬告张宪谋反的事后，就“泄漏供申岳飞”30；于鹏和孙革，被诬为“依随岳飞写谘目与张宪”31，都受到革职、流放和编管的惩处。参谋官朱芾、参议官李若虚，都被秦桧的党羽罗汝楫指控为“主帅有异志而不能谏”，李若虚曾支持岳飞北伐，犯了“公私欺罔”之罪，应将他们“并赐黜责”32。结果，都被罢官流放。参议官王良存，秦桧一伙找不到他的罪状，就“以尝为岳飞随军漕”为名，将其“放罢”33。供奉官黄彦节，过去曾为岳飞军承受，岳飞同情他的家贫，送给他三千缗钱，因此也被“除名枷项，送容州编管”34。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宗、秦桧为株连岳飞的部将和幕僚，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与此同时，高宗、秦桧对于那些卖力告讦、锻炼岳飞冤狱“有功”的人，都纷纷升迁，给予加官晋爵。张俊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一是“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35；二是“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36，于是被“加太傅，封广国公，寻封益国公”37。秦桧的爪牙万俟卨被升为参知政事。罗汝楫被升为高宗侍读、御史中丞。王俊“自左武大夫果州防御史超转正任观察使”38，后离军任庐州观察使，秦桧还奏请王俊因“往在岳飞军中，弹压有劳，以为浙东马步军副都总管”39。其他如姚政、庞荣、傅选等人，都因“傅会”秦桧冤杀岳飞“有功”，而各“迁转有差”40。


1 32《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正月戊申。
2 38 40《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3《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正月乙己。
4 5 6 9《宋史》卷380，《何铸传》。
7《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丙寅。
8同上，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庚辰。
10《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未。
11同上，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辛亥。
12 13《宋史》卷365，《岳飞传》。
14本段以上引文均见《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15《齐东野语》卷19，《清凉居士词》。
16 18《系年要录》卷162，绍兴二十一年八月壬申。
17《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19《宋史》卷368，《张宪传》。
20 21《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丁未。
22《文定集》卷1，《应诏言弥灾防盗事》。
23 28 29《三朝北盟会编》卷208。
24 26《宋史》卷368，《牛皋传》。
25 27《系年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三月丁卯。
30 31《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
33同上，卷144，绍兴十二年二月乙丑。
34同上，卷144，绍兴十二年二月庚午。
35 36 37《宋史》卷369，《张俊传》。
39《系年要录》卷163，绍兴二十二年四月壬辰。

第七章 祸国殃民

一、诛锄异己


签订绍兴和约和杀害岳飞，高宗认为这都是秦桧“之功’, 因而对秦桧感激涕零。为了表彰秦桧，高宗就给他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过了一个月，又进封为秦、魏两国公。秦桧觉得封两国公，与蔡京、童贯相同，不大光彩，辞而不受，请求改封其生母。高宗准其所请，即封秦桧的母亲为秦、魏国夫人。秦桧做生日时，高宗“赐宴于其第”1，并下诏要臣下为秦桧庆寿。其诏文夸奖说．“以不世之英，值难逢之会，其始生之日，可不为天下庆乎”2。高宗还命画师为秦桧绘像，“自为赞”3赐之。其赞词说：“惟师益公，识量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清，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元功”4。在这里，高宗自比唐太宗，而把秦桧比作唐代的开国元勋。真是无耻之极！
后来，高宗又封秦桧的妻子王氏为韩、魏国夫人。秦桧的儿子秦熺更是不断地得到升迁，到绍兴十五年（1145）即被任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恩数视执政”5,高宗还对秦桧说：“熺出朕亲除，可谓士人之荣也”6。秦桧的三个孙子，大的不过只有九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都给他们赐“三品服”。秦桧的祖宗三代也受到追封，曾祖父秦知古、祖父秦仲淹、父秦敏学都被封为秦国公，曾祖母王氏、祖母喻氏、前母强氏也都被封为秦国夫人。高宗还亲自为秦桧父亲的坟墓写“清德启庆之碑”7，还下诏给秦桧盖家庙，命礼乐局为秦桧的家庙造祭器，“将相赐祭器自桧始”8。
高宗对秦桧在物质上的赏赐也非常优厚，赐银、绢、缗钱各一万，彩千匹，金银器皿、锦绮帐褥六百八事，花千四百枝9。还赐甲第一区，在迁居时，命“教坊乐导之入”10居新宅。高宗还特“幸秦桧第”，亲自书写“一德格天之阁”11六个大字。在高宗看来，秦桧对他真是“一德格天”。高宗在和大臣们议事时曾说：朝廷进用士大夫，是宰相的责任，由于秦桧是个贤相，“一相既贤，则所荐皆贤”12。其实，秦桧所推荐的士大夫都是他的爪牙，他所选用的人材都是他的奴才。
可是，秦桧并不满足于高宗的恩宠。他虽然得到高宗的宠信，独揽了相权，但为要稳固这一地位，牢牢地操纵国家政权，保持向金朝所实行的投降政策，还必须彻底地清除异己，消灭政敌，以绝后患。于是，一连串的迫害阴谋活动又开始了。
为了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就进一步地控制台、谏部门，把自已的亲朋党羽安插进去，所以“每除台、谏，必以其耳目”13。他还特地把林一飞安插进去，而且对他非常信任，“秦桧每有所欲为事，讽令台、谏知，后只令林一飞辈往论之”14。
原来，由于秦桧的妻王氏性妒忌，且阴险毒辣，“桧素畏内，妾尝孕，逐之。生子为仙游林氏子，曰一飞”15。就因林一飞和秦桧有这种特殊的关系，所以他便很容易地官至“侍郎，兼给事中”。
当时，控制了台谏部门，就等于控制了言路，因台官和谏官具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性质，既可以弹勒百官，也可以评议时政得失。台、谏大权操纵在秦桧手中后，他“欲窜逐诸贤，则使之露章而论其罪，欲斥去执政，则使之弹击而补其阙”16。也即如朱熹所说．“要去一人时，只云劾某人去，台、谏便著寻事上之。台、谏亦尝使人在左右探其意，才得之，即上文字”17。
可是，秦桧指使台官、谏官所弹劾的异己，往往都是“无罪可状”的人。要给他们强加罪名，“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但秦桧为了欲置他们于死地，还惟恐他的党羽不力，所写的弹劾章疏不够尖刻，便经常自己执笔以授言官，所以人们一看就知道：*此老秦笔也”18。
不但如此，他还大兴告讦之风。“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19。由于此风一起，一些贪渎无耻之徒，“率为桧用”, “争以诬陷善类为功”20，使得那些“善于其治”的官吏，“或遭诬诉，有司极其锻炼”。由于此风一起，众多官吏又怕招来横祸，为保自身安全，办事都是在因循苟且”21，甚至百官不敢谒执政。
秦桧要打击迫害的异己对象，首先是那些过去曾反对过和议的主战派。张浚虽被秦桧罢相排挤出朝，但他过去一直极力主战，反对议和，在朝野中有很高的威望，“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23。不只是广大军民，就是儿童妇女，也都知道有张都督。将领们说到张浚被排挤的事时，都“必咨嗟太息”24。甚至连金朝统治者也多“惮浚”，金使每次来南宋时，都“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25。秦桧为要“怙宠固位”26，更是畏惧怕高宗复用他。因此，秦桧在谋害了岳飞之后，就进一步陷害张浚。
绍兴十二年（1142) ，万俟卨按照秦桧的旨意，诬告张浚在长沙“卜宅逾(同逾)侈，至拟五凤建楼”27。高宗派屯田员外郎吴秉信去调查此事。秦桧想用官爵收买吴秉信，但吴秉信不为其利禄所动。他到长沙后，见张浚“所居，不过中人常产所办，反以桧意密告之” 28。他回朝后，将事实真相上奏高宗，张浚才免于获罪，此时张浚虽身居闲职，但对国事仍非常关心。他看到高宗，秦桧屈辱投降，粉饰太平，十分忧虑，想要“力论时事，以悟上意”29。但又考虑到上奏章必然会招来横祸，而母亲年事已高，“恐不能堪”30，一时犹豫不决。他母亲看见张浚的容颜日瘦，就追问缘由，张浚亦如实相告。他母亲深明大义，就将张浚父亲过去冒死上疏的事鼓励他，张浚才决意上疏。他在奏章中说：“当今事势，如养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决迟则祸大而难测，决疾则祸轻而易治”31。还说他自己食不下咽, 夕不能安，建议要积极备战。秦桧看见后大怒，“令台谏论浚”32。御史中丞何若即弹劾张浚“建造大第，强占民田”, “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惟欲四方多事，悻侥再进，包藏祸心，为害实大”33。因此张浚又被免去节度使等闲职，迁居连州（今广东连县），后又被贬居永州（今湖南零陵）。但秦桧“尤忌浚”34，又派其党羽张柄知潭州，汪召锡使湖南，即派他们去监视张浚，“共察之”35。更恶毒的是，秦桧还“令台臣有所弹劾，论必及浚” 36。甚至污蔑张浚“为国贼，必欲杀之”37。
王庶过去也因反对议和而被罢去枢密副使之后，出知潭州，后居江州（今江西九江）。秦桧“犹怨其异己，不附和议”38，命其党羽告讦王庶“在江州占夺百姓田宅39，于是王庶被弹劾为“诡占逃田，强市民宅”，且犯有“讥讪朝政”40之罪，被贬逐去“道州安置”41，结果王庶忧郁而死在贬所。他的儿子王之奇、王之荀痛恨秦桧迫死其父，大哭诉说：“秦桧，秦桧，此仇必报”42。其亲朋急忙掩住他们的口说：“祸未已也”43。果然，王庶死后不久，秦桧又给右承务郎王之奇、王之荀加上“以其父责降身死，撰造语言，谤毁朝廷44的罪名，而被罢了官。王之奇“送梅州”，王之荀“送容州”45编管。
胡铨过去一直强烈主张抗金，反对议和，曾上疏请求高宗要斩秦桧的头以谢天下，因而得罪了秦桧，被贬到广州监管盐仓后，秦桧更是不放过他。右谏议大夫罗汝揖了解到秦桧要进一步迫害他的意图，就上章弹劫胡铨，“益猖狂妄之说，横议纷纷”46，高宗即下诏将胡铨除名，编管新州（广东新兴县）。但胡铨对于秦桧一伙的迫害，并不屈服。他正气凛然地怒斥秦桧。他在赋词中说： *欲驾车巾归去，有豺狼当辙”47。因此，胡栓又被加上“毁谤当涂”, “公然怨望朝廷，鼓唱前说，犹要惑众”48等罪名，谪居海南。当他徒步要赴贬所时，“人皆怜之”49。当时“士大夫畏罪钳舌，莫敢与立谈”50，但左迪功郎王廷硅却不怕秦桧的“势位赫奕，威焰足以死生人”51仗义挺身而出，在胡铨被贬谪新州时，作诗相送。其诗云：
“囊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
百辟动容观奏赎，几人回首愧朝班，
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
岂待它年公议出，汉庭行召贾生还。”
“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
痴儿不了官中事，男子要为天下奇。
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
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52。
王廷硅的诗不仅热情地讴歌了胡铨不畏强暴与秦桧斗争的英勇精神，而且还愤慨地怒斥了秦桧投降卖国，迫害无辜的罪行。这些诗传出后，影响很大，胡铨更博得了人们的支持和同情。但秦桧对他们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又把年已七十的王廷硅，“坐以谤讪”，放逐辰州（今湖南沅陵县）。和王廷硅一样，因反对议和而致仕闲居于三山（今福州市）的张元干也激于义愤，不顾生命危险，作词赠给胡铨。其词云：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陌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孤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生，易老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消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断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唱金缕53。
张元干的词，不仅表达了对胡铨坚持斗争精神的支持和同情，而且也谴责了金统治者对南宋的侵犯，表达了对祸国殃民的高宗、秦桧的不满和痛恨。张元干因写了这首诃，“忤秦桧，亦得罪”54。
当时，不仅是主战派一个个都受到了迫害，而且即便是主守派如反对过和议的赵鼎、李光等人，也相继遭到打击。宰相赵鼎过去被秦桧乘间挤出知绍兴府后，又被贬至潮州。他深知秦桧还会加害自己，其言行也小心谨慎，在谪居潮州的五年中都闭门谢客，绝口不谈时事，“有何者，但引咎而己”55 。即使这样，秦桧也不肯放过他，、“欲深治赵鼎等罪”，但又找不到他的新罪状，就算旧帐，“令臣僚言鼎与王庶、曾开、李弥逊昔年沮挠和议事”56。于是，右谏议大夫罗汝楫在晋见高宗时就控告他们说：在过去宋金议和时，有些人“怀奸以害成，挟众以求胜者”57。这样的人，在宰执中有赵鼎、王庶，在侍中有曾开、李弥逊。这四人“同心并力，鼓率其党，必欲沮是事而后已，是宜明正其罪可也”58。当时由于“庶己死，而秦桧未知也”59，所以也把王庶弹劾在内。高宗对于过去这些反对和议的人也很不满，就下诏赵鼎、王庶“赦，更不检举”60，曾开、李弥逊罢官。但秦桧仍不肯罢休。不久，御史中丞詹大方又上章弹劾赵鼎在贬所对王文献，“啖之以利，使之游说”61，与几十百人结成党羽，由赵鼎为首，如不严惩，就会“与其党，转相惑乱”62，就会使朝廷不得安宁。秦桧得到这个奏章时，如获至宝，立即把它亲呈高宗。高宗认为要把赵鼎迁到边僻的地方，使他的“门生故吏知不复用，庶无窥司之谋”63。于是，赵鼎又被贬至代吉阳军（今广东崖县）。赵鼎此次被贬时，在其进谢表中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64在此表中，他既表示了自己的忠心，也表明了自己誓死也不改变他的政见，而且还委婉地表示了对秦桧迫害的愤慨。秦桧看后也不能不说：“此老倔强犹昔”65。赵鼎的意志确实很“倔强”，但秦桧对他的迫害也不手软。

赵鼎在吉阳军仍然深居简出，“门生故吏皆不敢通问66，只有广西经略使张宗元经常派人送些酒米给他。秦桧知道后很生气，便命吉阳军的官吏，每月都要将赵鼎生死存亡的情况报告给尚书省，实际上是等于指令张宗元及当地官吏不准接济他，要使他无法生活而快快地死去。赵鼎知道此情后，就对儿子赵汾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了你们可以无事，不然“祸及一家矣”67，“遂不食而死”68。
赵鼎被迫而死的消息传出后，“天下闻而悲之”69。参知政事段拂本是秦桧的党羽，听到赵鼎的死情时，也感到秦桧的手段太毒辣，即“为之叹息，秦桧怒”70。殿中侍御史余尧弼为讨好秦桧，立即就“按拂罪”71，弹劾段拂“灭弃人伦”，不孝父亲，“阴交非类” 72，“漏泄机政”73。秦桧的另一党羽右正言巫伋也弹劾段拂“与小臣私交，漏泄政机”74。在秦桧一伙的重重攻击迫害下，段拂也被罢免了官。
宋金和议时被高宗、秦桧利用在“押榜”上签字的参知政事李光，因他“有人望”，曾在高宗面前指斥过秦桧“盗弄国权，怀奸误国”，而被贬至藤州，藤州知州周谋，就去“诱光倡和，其间言及秦桧和议，有讽刺者”75。周谋为了讨好秦桧，便将李光讽刺秦桧的文章，偷偷地“积得数篇，密献于桧”76。因此秦桧更是痛恨李光，“令言者论之”77。于是御史中丞杨愿就弹劾李光，说他近年以来，令子弟亲戚“往来吴、越”，教人上书，“必欲动摇国论而后已”78，如不把他治罪，“恐海内之患，有不胜言”79。因而，李光又被贬到“琼州安置”80。不久，他又被弹劾与胡铨有“诗赋倡和，讥讪朝政”81。高宗对李光“以和议为非”82的言行，十分恼怒，下诏李光“永不检举”83。但秦桧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株连他的一家。李光的弟弟李宽，“亦被罗织，除名勒停”84，儿子李孟传、李孟醇跟随李光在贬所，也因不堪忍受折磨而死。另一个儿子李孟坚因李光被告写私史事，被捕入狱，“掠治百余日，除名编管”85，小儿子李孟津“亦袛罪”86。李光的“田园居第，悉皆籍没”87。秦桧一伙，一直迫害到李光家破火亡．才肯罢休！
再者，故将解潜、辛永宗由于不肯屈从和议，也遭到秦桧的打击报复。解潜被放逐到南安军（江西大庚县）贬所后，忧郁成疾，病势沉重。朝散郎张九成去看望他时，他就愤怒地控诉了秦桧对自己的迫害。他说：平生“誓与敌死，以雪国耻，而不肯议和，遂为秦公所斥” 88。当时秦桧的权势显赫，炙手可热，张九成也不敢帮他的忙，只有安慰他说：“无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89之。结果解潜含恨死在贬所。秦桧迫死解潜后，“犹怒潜”，使其“丧不得归”90。
当时辛永宗虽总戎外郡，居“邵州驻扎”91，因他过去立有军功，宋廷给他“真俸”。守臣右朝散郎吕稽中“知永宗为秦桧所恶”92，就弹劾他“冒领全俸”93。吕稽中还用计谋先将“永宗所受御札送桧”94，使辛永宗无法为自己申辩。高宗又偏听偏信，看到弹劾奏章就下诏将辛永宗送肇庆府编管，所谓侵支的俸禄，要吕稽中“依条追理”95。吕稽中立即就派了本郡官吏“苛刻者”96，去抄了辛永宗的家，“一簪不得留”97。可是吕稽中还对人说．他过去曾到辛家赴宴，“以某器酌寿”98，现在却不见此器，岂不是给他藏起来了吗？“其残刻如此”99。辛永宗受了秦桧一伙的残酷迫害，悲愤交加，死在肇庆。
无恶不作的秦桧，就是要害尽反对议和的人。其党羽右谏议大夫罗汝楫说了一句话，即透露了秦桧要迫害异己的狠心。他说：过去“异议之人，尚有偶逃宪纲者，张戒是也”[100]。于是，张戒也因此而被罢官。
此外，秦桧对以前与他有过不和或弹劾过他的朝臣，都要逐一加以报复。过去和秦桧同居相位的吕颐浩虽已死去、但“秦桧追恨颐浩不已”[101]，指使“台州守巨曹惇求其家阴事”[102] ，把吕颐浩的儿子右朝散郎直秘阁吕摭“除名，梧州编管”[103]，于是吕颐浩的“一家破矣”[104]。在秦桧第一次任相时，黄龟年曾几次上章论秦桧之罪，秦桧更是一直怀恨在心，到他当政后，司谏詹大方“希桧意，劾龟年，附丽匪人”[105]，即被罢官。王居正过去曾上奏高宗，指责秦桧对金“所言皆不仇”。秦桧复相后，王居正知道他必然会加害自己，便以眼睛生病为理由，“请祠，杜门”[106]。平日所言，不及时事[107]，有客人来只谈论经史而已。但“桧终忌之”[108]，便指使何铸弹劾王居正为“赵鼎汲引，欺世盗名。夺职奉祠，凡十年”[109]。
总之，凡“与秦桧异论者”[110]，即使被罢官为闲职，“奉祠里居”[111] ，或“侨居他郡”[112]，都难逃脱，“以次被罪”[113]，终遭迫害。在秦桧专政期间，“士大夫死于其手者甚多”[114]。


1《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二月癸未。
2同上．卷150 ，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乙巳。
3 8 10 18 20《宋史》 卷473，《秦桧传》。
4《中兴小纪》卷35。
5 6《系年要录》卷154，绍兴十五年十月庚寅．
7同上，卷161，绍兴二十年三月乙巳。
9《系年要录》卷153 ，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
11《系平要录》卷154 ．绍兴十五年十月乙亥。
12《宋史》卷380 ．《杨愿传》。
13《系年要录》卷152 ，绍兴十四年九月丙子。
14 17《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
15《齐东野语》卷11 ，《曹泳》。
16 《系年要录》卷151 ．绍兴十四年五月乙丑注引《吕中大事记》 。
19《系年要录》卷163．绍兴二十二年六月。
21《系年要录》卷169 ，绍兴二十五年八月丁丑．
22《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中兴姓氏录》。
23 24 25 26 32 36 37《宋史》卷361 ，《张浚传》。
27 28《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己丑。
29 30 31《系年要录》卷156 ，绍兴十六年七月壬申。
33《系年要录》卷155 ．绍兴十六年七月壬申。
34 35同上．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八月壬辰。
38 39《三朝北盟会编》卷208。
40 41《系年要录》卷145 ，绍兴十二年六月辛未。
42 43同上，卷146 ，绍兴十二年八月庚午。
44 45同上，卷163，绍兴二十二年三月丁酉。
46同上，卷146，绍兴十二年七月癸巳。
47 48 49同上，卷158，绍兴十八年十一月己亥。
50 52《桯史》卷12，《王卢溪送胡忠简》。
51《北山文集》卷末。
53《挥尘后录》卷10。
54《鹤林玉露》卷9，《玄真子图》。
55 64 65 66 67 68 69《宋史》卷360，《赵鼎传》。
56《三朝北盟会编》卷212。
57 58 59《系年要录》卷147 ．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丙午。
60同上，卷147 ．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丙午。
61 62 63同上．卷152 ，绍兴十四年九月辛未。
70 71《系年要录》卷157 ，绍兴十八年正月丁丑。
72 73同上．卷152．绍兴十八年正月壬午。
74同上，卷157 ．绍兴十八年正月乙酉。
75 76 77 78 79 80同上，卷152 ，绍兴十四年十一月癸酉。
81《宋史》卷363 ，《李光传》。
82《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正月丙午。
83同上，卷161．绍兴二十年三月丙申。
84 85 86 87同上，卷168，绍兴二十五年四月辛卯。
88 89 90同上，卷160，绍兴十九年十二月。
91《三朝北盟会编》卷213 。
92 93 94 95 96 97 98 99《系年要录》卷160绍兴＋九年十月己未。
[100]《 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庚戌。
[101][102][103][104]同上，卷156 ．绍兴十七年九月甲戌。
[105]《 宋史》卷381 ．《黄龟年传》。
[106][107][108][109]《 宋史》卷381 ．《王居正传》。
[110][111][112][113]《系年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四月庚辰。
[114]同上，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癸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