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权与三衙用将



范学辉


摘 要: 宋代皇权具有强烈的军事底色，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三衙用将，关乎京城兵权谁属， 始终是宋代君主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君主往往侧重于使用“内批”、“御笔”等直接形式，以凌驾于三省、 枢密院之上。宦官等君主周围的佞幸群体，作为皇权的畸形延伸，亦时常能对用将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 力。在宋代实际的政治运作当中，三衙用将，往往是皇权、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宰相为代表的官僚士大 夫集团三者相互博弈的结果。

关键词: 宋代; 皇权; 三衙; 用将

基金项目: 山东大学创新基金项目“宋代兵马司制度研究”( IFW10038)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三衙 管军制度研究”( 06CZS006)

作者简介: 范学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济南 250100)

诚如南宋名臣虞允文所言: “擢用将帅，非人臣所当专。”①皇帝作为赵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内外 大权都集中于其一身，在帝制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军队将帅，本乃“国之司命，社稷之存亡系 焉，人主所当注意而不可忽者也”。② 三衙管军的选任，更关乎至关重要的京城兵权。其最高的决策 权，当然也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对此，宋仁宗时任翰林学士的胡宿，就曾对宋仁宗言及:

臣窃以殿前、马、步军等帅臣，统陛下爪牙之兵，为陛下心腹之佐，宿卫宫省、拱扈宸极。凡所 进任，固先出于圣意，然后参访大臣，公议既同，方可除授……不宜轻用论荐，以收私恩，或任非其 才，则开隙生事。国之利器，所宜慎重。③

宋哲宗元佑五年( 1090) 十一月，侍御史孙升在上奏中所言更为精到，他说: “臣窃以管军之臣，乃人主 爪牙，所以自卫，虽推择之议，当参详于执政，然除授之恩，必使归之人主。”④宋宁宗时，宗正少卿柴中 行也上奏道: “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 擢，则权不下移。”⑤

宋代三衙之用将，三衙管军的选任，三省、枢密院的进拟，给舍的缴驳，台谏的论列，文武高官的荐 举等等，归根到底都还只是建议权，最终还必须经由皇帝本人加以决断。皇帝最高决策权的具体行 使，主要有在三省、枢密院进呈时对其“进拟”人选发表可否意见，以及内降“中旨”、“内批”、“御笔” 直接任命等两种不同的方式。正是因为三衙用将的最高决策权属于皇帝，皇帝周围以宦官为代表的 佞幸群体，往往也能够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

宋太祖作为后周驰骋沙场的禁军名将，殿前司的资深统帅，赵宋王朝的开国之君，是不折不扣的 军事老手。三衙管军等禁军高级将校的任免，皆出自其乾纲独断，实属理所当然。正所谓“方今中外 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① 也就是他的心腹谋主赵普，能够发挥一定的参谋作 用。建隆二年( 961) ，张琼被破格提升为殿前都虞候，就完全是出自于宋太祖的个人意志: “上谓殿前 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乃自内外马步军都头、寿州刺史擢殿前都虞候、领嘉州防御 使。”②又如，殿前都虞候杨信，根本没有任何像模像样的战功，后来还得了重病，成了哑巴，指挥军队 时只能用一奴仆代他传令，但就因为杨氏出自宋太祖个人的亲兵卫士，宋太祖认为其“忠直无他”，遂 始终委任有加，一直位至殿前都指挥使。在杨信之后出任殿前都虞候的李重勋，在军中更加默默无 闻，他能够接任如此要职的唯一理由，就是“与太祖同事周祖，谨厚无矫饰”，乃宋太祖的早年军中密 友，宋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终无易”。③

正如韩非子所说: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宋太宗、宋真宗父子，都是因人成事的公 子哥儿，显然都不是军事上的行家里手。然其父子二人，却偏偏自视甚高。宋太宗自诩“弓马娴熟”，

更精通兵法。至道元年( 995) 正月，宋太宗就借山西前线战事的胜利，对左右侍臣表示自己精研兵 法，他说:

用兵之法，古贤所著兵书已备，无以越其规矩焉，在人探讨耳。朕粗留心，至若汉高祖以必战 而灭楚，晋谢安以孤军而败秦，此用兵之妙也。夫文武之略，天不赐全。倘使张良有韩信之武勇， 韩信有张良之沉谋，则高祖焉能驾驭之乎? 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 者，多至败事。④

左右侍臣们则顺水推舟，大肆吹捧道: “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 成筭，则何往而不克矣。”至道二年，宋太宗又借王超伐夏取得小胜的机会，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 傅潜等三衙管军大将们表示:

此行合战与还师之期，悉如所料，但诸将不能尽依方略，致此贼越逸。 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朕自为阵图与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图观之。⑤

其实，战场瞬息万变，《孙子兵法》以及历代高明的兵家讲究得都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能因 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宋太宗“悉如所料”、“诸将不能尽依方略”云云，纯属“功为己，过为人” 自欺欺人的外行话。他本人亲自指挥的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宋军无一例外地一败涂地，涿州溃 败，名将杨业的战死，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反倒是前线众将抵制其瞎指挥的满城会战，宋 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宋太宗军事才能究竟如何，由此一望可知。

问题是，皇帝既然如此自我迷信，以英明神武自居，文武大臣又阿谀奉承，三衙管军将帅的选拔， 当然就是皇帝一人高下在手，臣下置喙的空间就很小了。更何况，宋太宗即位背负着“烛影斧声”得位不正嫌疑的沉重包袱，对三衙的人事安排，他本来就有着最高的政治敏感度。 事实就是如此。宋太宗即位伊始，他就“属意戎事，每朝罢，即于便殿或后苑亲阅禁卒，取壮健者隶亲军，罢软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卫之士益以精强”。① 雍熙元年( 984) 二月，宋太宗又御崇政 殿“亲阅诸军将校，自都指挥使已下至百夫长，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凡逾月而毕。自是，率循 其制”。② 宋太宗还对近臣说道: “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谨饬，则士卒 不畏服，虽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③淳化二年( 991) ，当盐铁使李惟清向宋太宗建言“望国家精择将 帅，以有威名者护塞”，其实是对宋太宗的选将之道提出委婉批评的时候，宋太宗仍然故作高深地说:

朕每计之，自有成算。至于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机宜。如韩、彭虽古名将，若以彼时之 见，便欲制今之敌，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纵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时，委之能成功业。此乃机事，卿 所未悉。④

也就是说，尽管在战场上多次碰得头破血流，宋太宗还是坚持“自有成算”，坚持自己的选将之道，不 愿意采纳臣下的建言。三衙禁军自“百夫长”以上将校的“选擢”大权，当然就更不愿也不会稍向臣下 放手了。

宋真宗景德二年( 1005) ，宋真宗曾以太宗所擢殿前都虞候张凝“忠勇好功名”为例，高度评 价宋太宗的用将之明:

上尝与近臣论将帅，曰: “选用武臣实难，倘未尝更历，则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众，而 优待者唯凝与王斌、王宪等数人，每赐与绝殊伦辈，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⑤

这自然是正面的推崇。宋神宗熙宁六年( 1073) ，名相王安石却以前后两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傅 潜、王超为例，评论过宋太宗、宋真宗两朝的用将，他说:

先朝用将，如王超亦尝召对，真宗与之语，退以其语与大臣谋之。臣读史书，见当时论说终无 坚决，上下极为灭裂，如此何由胜敌?

又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 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 败衄也。但任将一事如此，即便无以胜敌。⑥

对此，宋神宗也表示完全赞同。确实，只有傅潜、王超之流，才肯甘于充当宋太宗、宋真宗手中的玩偶; 反过来说，恐怕也只有宋太宗、宋真宗乾纲独断，独揽“任将”大权，才会在宋、辽激战正酣之际，把傅 潜、王超等连“稍有材略”尚且不配的庸将，提拔到关乎政权兴亡的、三衙最高级管军的要害位置上。

正面推崇也好，负面批评也罢，尽可见仁见智，然宋太宗独运“选擢将校”之大权，却是毫无任何 的异议。一个颇为有趣的事例是戴兴，此人在宋太宗朝历任步军都虞候、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副都指 挥使、殿前都指挥使，却从无任何像模像样的战绩可言，其之所以在军中官运亨通，竟主要得益于宋太 宗对长寿大仙的迷信和以貌取人:

戴兴为御龙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进青龙城道观《长寿仙人图》，其本吴道元之迹，太宗 阅之，酷肖戴兴，又恐所见有殊，亟召数班军校、近侍、内臣遍示之，曰: “汝辈且道此图似何人?


群口合奏曰: “似戴兴。”上笑而异之，因是进用。后建宁远军节，举朝止呼“戴长寿”。①

帝王用心，随意性很大，臣下荣辱，就在帝王的一念之间，真才实学如何，往往倒在其次。 宋真宗亦袭其父之故智。咸平四年( 1001) ，宋真宗向宰相吕蒙正等训示说: “选众求材，诚非易事，朕常孜孜询访，冀有所得。向来于军校中超擢八九人，委以方面，其间王能、魏能颇甚宣力，陈兴、 张禹珪亦称有闻。”②宰相吕蒙正等人随即迎合道: “才难求备，今拔十得五，有以见陛下知臣之明 也。”③他们显然为宋真宗本人所赏识和亲自提拔，王能后位至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陈兴 位至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④ 景德四年( 1007) ，时任枢密使的马知节更曾对宋真宗说: “当今兵柄，尽 出陛下掌握，至于一命之士，皆由旨授。”⑤马氏此语，真可谓无所顾忌，一语破的。宋真宗宠信自己的 藩邸亲随夏守赟，遂不经过中书、枢密院，直接派遣宦官征求夏守赟个人的意见: “欲管军乎? 为横行 使乎?”⑥夏氏后来果历仕三衙都虞候、副都指挥使，位至殿前都指挥使。

宋仁宗一朝，情况相对复杂。一方面，迫于群臣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鉴于台谏官们“乞罢内降诏 书”的呼声此起彼落，宋仁宗也不得不数度下诏表示: “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 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⑦“今后内降，无得辄受”。⑧ 但另一方面，皇帝“内降”下发仍然是相当地 频繁。在三衙管军的选任层面，宋仁宗尤其如此，败军之将刘平出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后晋升侍 卫步军副指挥使，即是出自于宋仁宗本人之意: “上初擢平主四厢，谓左右曰: ‘平，所谓诗书之将 也。’”⑨李用和、李昭亮、郭承佑等一大批外戚，他们得以出掌三衙，尽管屡遭台谏官们的围攻，却依然 能够安居于殿前副都指挥使等管军高位，个中的关键，更是在于宋仁宗本人“用亲”之一己私意。

宋英宗是一个“有性气，要改作”的有为君主，他即位伊始即曾质询执政大臣: “积弊甚众，何以裁 救?”表现在用人层面，就是时常圣心独运，“每有裁决，皆出群臣意表”。例如: 唐介出任御史中 丞，据宋英宗本人所言就是: “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选，非由左右言也。”治平二年( 1065) 六 月，宋廷命江东转运判官、屯田员外郎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权发遣三司盐铁判官、太常博士吕大防为 监察御史里行，“皆英宗亲选也”。 对整军经武，宋英宗更是念兹在兹，他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侧重 通过内外将帅的人事调整，来刺激和激励三衙与前线各部，提升宋军整体的战斗力。治平元年十月， 宋英宗病体初愈，就检阅了三衙诸军、班直将校的武艺，亲自“擢授有差”:

上谕天武右第三军都指挥使、窦州刺史王秀曰: “尔艺虽不中格而尝有战功，故以尔为正刺 史。”又谕散直都虞候胡从曰: “尔艺虽不中格而治兵齐肃，故以尔为内园使。”

同年十二月，宋英宗又以王昭明、李若愚等亲信宦官出任陕西前线泾原、环庆等路的兵马钤辖统兵要 职，整顿边防，尽管谏官吕诲等人极力反对，宋英宗依然是乾纲独断，“讫不从”。①

宋英宗治平二年六月，杨遂出任侍卫步军都虞候，也是因宋英宗早年在藩邸时，同杨遂有过一面 之缘，遂以手令钦定其为管军: “初，绛州团练使杨遂为新城巡检，救濮王宫火，帝识其面目。于是，侍 卫司阙帅，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团练使、步军都虞候。”②宋英宗天不假年，在位仅四年略有余，但即 使是如此，正如宋哲宗朝时臣僚所言: “臣伏见近年以来，宿将凋零，今岁为甚。虽其间人才固有精 粗，是皆自英考、神宗识拔，切磨收养，出生入死之人也。”③宋神宗朝建功立业的将帅，不少人都是从 宋英宗时开始崭露头角的。

宋神宗更是宋代最胸怀大志的皇帝，又有名臣王安石辅佐，志在复汉、唐旧疆，作“大有为”之君。 熙宁、元丰新法，无不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军事改革层面的“将兵法”，着眼点放在于强化地方各路 经略司的军事实力，前线战区以陕西、河东各经略司为重点，内地则以开封府界、京东西两路为重点;“保甲法”则侧重于开封府界、河北、河东、陕西等地区民兵的训练，着眼于以兵农合一的民兵取代募 兵的长远目标。京师的三衙，虽然不是宋神宗改革的重心，但也绝非置诸不顾，而是以精简、整训为手 段，力图锤炼出精锐之师。为达到这一目标，宋神宗对三衙管军的遴选，同样是用心良多。战功颇著 的燕达，最得宋神宗的赏识和器重，他能从一介小校起家，飞黄腾达至殿前副都指挥使高位，离不开宋 神宗本人的亲自栽培与数度破格重用，燕达本人就曾有言: “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众先。”④元丰八 年( 1085) ，宋神宗在考虑身后之事的时候，就把托孤的重任，也部分地放在燕达肩上:

进( 燕达) 殿前副都指挥使，拜武康军节度使。元丰八年，神宗寝疾益甚，会确母入禁中，皇 后使谕确，外托主兵官燕达等辅立皇太子。⑤

燕达果然也不负宋神宗的重望，“逮神考升遐，宿卫于内东门”，⑥以武力为后盾，协助宰相蔡确等人保 证了宋哲宗的顺利继位。宋神宗、燕达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宋神宗在确定蔡确为托孤人 选的时候，主要的理由是: “群臣皆先皇帝遗朕者，如确自小官，朕亲擢至此，必不负朕。”⑦也就是说， 在宋神宗眼里，燕达的情况应当与蔡确相类似，同样是他自“小官”、“小校”一手提拔至三衙管军，因 而也就是最为亲信和可靠的。

此外，擅长治军、军纪严明的宋守约，用兵有方、威震西夏的刘昌祚等人，宋神宗也是特别地赏识， 多次不顾臣僚的异议，将他们提拔至三衙管军之位。

宋哲宗一朝，在宋哲宗亲政之前，大权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手中，三衙管军的任命也相应地掌 控在她手中。元佑五年( 1090) 和元佑六年，宋廷先后两次除授三衙管军，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元佑五年九月，为补三衙之阙，经宰相吕大防、尚书右丞许将等三省、枢密院执政众大臣共议，“度越资 级”，拟定以张守约、张利一两人应选。但在“进呈”皇帝审批时，垂帘听政、代宋哲宗行使皇权的高氏

虽然未明确地否定三省、枢密院的“进拟”，但仍委婉地表示: “闻王文郁有边功，好作军职”、“姚兕亦闻忠实可用”。⑧

待朝议结束之后，尽管吕大防等人继续坚持原议，尚书右丞许将却改为迎合高太后的意思，不在 三省、枢密院任命二张的文书上签字，并个人上札子请另行委任王文郁为三衙管军。此事随即引发了 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执政、台谏等众多朝臣都被牵涉其中。事件的结局，是许将因此被罢去执政， 而张利一、张守约为三衙管军的拟议，亦按照高太后的意向，最终被搁置。

元佑六年，三省宰相、枢密院的“进拟”，更是被高太后直接否决。该年四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 使出缺，三省、枢密院进拟以雄州团练使王崇拯担任。在“同进画可”时，这一方案遭到了高太后的否 定，高太后还当面驳斥众臣道: “崇拯有何劳能? 闻说止是熟事，且须选有功劳之人。”①三省、枢密院 遂改进拟曹诵，但也未能获通过。

宋哲宗亲政之后，励精图治，对内一改元佑之所为，以绍圣为旗帜，起用新党; 对外则推行强硬政 策，重新对西夏发起凌厉的攻势。相应地，宋哲宗特别重视将帅的选任，三衙管军的人选，更是亲自决 断，他“每以元佑末除( 王) 崇拯、张璨为管军不当”，还再三对曾布评论说: “张璨作管军尤可怪，今在 否?”曾布回答: “已作宫观。”②显而易见，张璨如若不是已经离任，宋哲宗非将他解职不可。

宋哲宗时常以手令批复或面谕等形式，令三省、枢密院正式任命管军。元符元年( 1098) 正月，皇 城使、濮州刺史、环庆路钤辖张整晋升为威州刺史、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就是宋哲宗亲自召见了张 整，经过面对面地专门考察之后，然后亲笔批复三省、枢密院，任命其为三衙管军，完全撇开了三省宰 相。其具体的过程，史书记载如下:

先是，泾原乞差近上兵官。曾布为上言: “无人可差。泾原、熙河皆欲得王恩为总管，恩少 壮，可驱策，兼颇得边人情，置之于此可惜。张整军政严明，可以管军，但恐以衰病。若召之一见， 陛下自视其人才，可进则进，不可则却令归本任，似无所害。”上然之，遂召整。既对，论军政及职 事，极有条理，上甚悦。

翌日，谕二府曰: “整殊不类武人，语言皆有条理。当时丰稷、韩忠彦皆拒而不受，何也? ”整先除镇、定钤辖，二师( 帅) 皆以为严酷失军情，不纳。布曰: “臣不敢过称道之，然其军政严明，实 有过人者。奏对 果 称 旨，然 管 军 须 三 省 同 除。”上 曰: “不 须，待 里 面 指 挥。”即 日 批 付 二 府 除 四厢。③

案: 宋制路级之副总管方得为管军，张氏以环庆路钤辖而除龙神卫四厢，属于越级提拔。另据《宋史》 张整本传的记载，张氏蒙宋哲宗召对，除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之后，遂“管干马军司”。④

宋哲宗“自视其人才”，以“内批”直接任命张整为三衙管军一事，正如时任知枢密院事的曾布所评论的: “上频收揽威柄，侍从、台谏多出中批或面谕，至整亦欲从中批出，三省无复差除，右使阙已数月矣。”⑤显而易见，这与绍圣之前大权归于太皇太后高氏和旧党执政大臣，宋哲宗亲政后特别注重加强对用人权的控制，以此来“收揽威柄”的政治大背景有关。张氏之外，王恩出任三衙管军，同样是经过了宋哲宗的亲自“召见”，宋哲宗还对左右近臣评论说: “先帝时宿卫人，皆杰异如此。”得到皇帝本人的赏识之后，王恩遂得以“留为龙神卫( 四厢) 都指挥使，迁马军都虞候”。⑥

宋徽宗行政、用人，以好用“御笔行事”著称，即越过三省、枢密院的进拟，甚至不经由中书舍人“书行”，不交门下省给事中审覆“书读”，皇帝本人在内廷径直拟定人选，或亲笔书写，或由宫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御笔行事，始于崇宁四年( 1105) ，宋徽宗“御笔更制军政”，“御笔付三省、枢密院，更制陕西、河东军政六事。三省、枢密院同奉御笔始此”。①大观年间则为最盛: “御笔自此始， 违者以大不恭论，由是权幸争请御笔，而缴驳之任废矣。”②三衙管军的选任亦如此。殿帅王恩得罪宰 相蔡京，蔡京欲逐之而不果，就是因为王恩得到了宋徽宗的庇护。③高俅以一介地痞无赖，竟得遍历三 衙、稳居殿前都指挥使的高位，更完全出自于宋徽宗的乾纲独断。

宋钦宗即位时，金兵兵临开封城下，宋朝已然处于风雨飘摇的险境，但宋廷发布的殿帅人选王宗 濋，其治军统兵的能力更等而下之，被朝野上下公认为还不如高俅。王宗濋，是宋钦宗之母宋徽宗王 皇后的亲属，“上欲宠异母党，故有是命”。④也就是说，这一任命，完全出自于宋钦宗本人任用外戚的 一己私意，不可能再有任何别的解释。难怪任命甫一发布，“识者寒心”。⑤幻想以骗子郭京的“神兵”退敌，就是在王氏主持下上演的荒唐闹剧。金兵刚登上开封城的时候，兵力其实并不多，宋军仍然还有反击的可能性 但王宗濋置宋钦宗的命运于不顾 竟带头鼠窜 首引卫兵逃遁 致都城失守也 ⑥最终直接导致了开封失守。宋钦宗算是自作自受，自食选将不当的恶果了。

宋高宗号称南宋“中兴之主”，但他在军事上其实很不在行。三衙用将，起初主要是依靠赵鼎、张浚等宰相。宋、金绍兴和议达成后，则是奸相秦桧挟金自重、独揽大权十八年，宋高宗长期被置于相当尴尬的境地。

绍兴五年( 1135) ，将杨存中的神武中军与殿前司合并，以杨存中为主管殿前司公事，决 策算是出于宋高宗本人，宋高宗后来还曾经宣扬: “杨存中忠无与二，朕之郭子仪也。”⑦然“朕之郭子仪”云云，更多地是宋高宗故作姿态; 杨存中也是摇摆于宋高宗和秦桧之间。秦桧死后，宋高宗得以“总揽权纲”，随即令杨存中“就第”，解除了他手中的兵权。⑧在解除杨氏兵权的时候，宋高宗特地下令继任者赵密在任命公布之前即前去接管殿前司，他还向大臣们说: “昔唐神策军使王驾鹤久典卫兵，权震中外，议欲易之，崔佑甫召驾鹤语移时，而代者已入军中矣。朕读《唐史》，深嘉佑甫善处事， 可以为法”，“自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⑨看来，宋高宗、杨存中君臣二人真正的关系，实则是 不折不扣地尔虞我诈。

宋孝宗自然也不是什么军事干才，更非“英明神武”，但在南宋的皇帝当中，他算是唯一一个胸怀一九州之志⑩志于恢复中原的皇帝 也被公认为最 锐志肆武 最为 留神军政 注意将才 的皇帝。乾道七年( 1171) 七月，宋孝宗自己就曾向宰相虞允文等人表白说:

朕近于几上书一“将”字，往来寻绎，未得择将之道。卿等更思之。
虞允文奏: “人才临事方见。”上曰: “极是! 唐太宗安市之战，始得薛仁贵。”

洪遵于知建康府任上曾上奏说: “臣窃谓今日先务，选将厉兵，莫此为急。仰惟陛下，锐意中兴，留神 军政，汲汲求人，惟恐不及，天下幸甚。”时人袁说友、叶适、吴泳等也都纷纷说道: “臣仰惟陛下属意 武功，寤寐戎事，整举军政，细大毕举”、 “寿皇圣帝进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亲教骑射，程其力用，武士有一才，必演而出之”、①“故有制、领而召对内殿者，有兵钤而引见便朝者。虽三衙帅臣，如敏如 琪，素以才武自奋，亦许之倚杖奏事。则凡将帅兵卒之有一技一能者，莫不求以自献”。②

相应的，宋孝宗也可以说是对选将掌控最为有力的南宋皇帝。以三衙的统制、统领官为例，其任 用、升迁，在三省、枢密院进呈时，宋孝宗或可或否，往往就是亲自加以处置。隆兴二年( 1164) ，三省、枢密院进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奏神勇军权统领官刘洪近已致仕，乞改差左军统领王明填阙”:

上曰: “王明病目，不可用。”仍戒谕王琪: “近所差刘洪年老软弱，今果死，止是主帅作人情。”

汤思退退而叹曰: “陛下留意军政，下至偏裨，皆知其能否，真大有为之君也。”③

乾道二年二月，宰执进呈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戚方“升差统领官孟俊充统制、副将董苑充统领”，洪适 等奏曰: “孟俊今年九月方及三年，董苑充统领，系升二等。”宋孝宗裁断: “孟俊可依差，董苑升二等， 恐后求援例，且已之。”④乾道八年四月，宋孝宗又当面训令三省、枢密院宰执，任命姚公赞为殿前司的 统领官、成光延为步军司的统制官，宋孝宗说:

环卫官戚世明军政甚修，可除右千牛卫将军，专令训练士兵。姚公赞可除右监门卫中郎将， 依旧殿前司前军统领。每遇宣入禁中，赐酒食，统领官不得而与，故除之。成光延可除步军司中 军统制，依旧环卫官。以同赴阙之人，皆以任用，今以此试其事。⑤

宰相梁克家遂奏曰: “陛下待遇将帅，恩意重轻，曲尽如此，将见人人感奋矣。”案: 宋孝宗于隆兴二年 重新恢复了环卫官制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便于皇帝的亲自选将，“兼收广览，使之日在左右，得以 周知其武才，他日选用，可以得人”。⑥

此外，宋孝宗还专门下令枢密院编订了“揭帖”，即三衙、江上和四川诸军从准备将至统制官的军 官花名册，宋孝宗会不定期地抽查其中的一两员，当面召见，亲自考察其军事才能，以备日后选用。三衙、都统司众将，确乎“凡近日之所进用者，往往皆重劳圣虑，旁搜曲取而得之”。⑦

三衙的统制、统领，大致属于三衙的中高级将领，宋孝宗尚且如此锱铢必较，他对三衙主帅除授的 重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宋孝宗朝的三衙管军，李显忠、郭振、王琪、陈敏、王友直、郭棣等人，几乎无 一例外的都是宋孝宗个人的爱将。如位至主管步军司公事的郭振，就是因为在觐见时得到了宋孝宗 的赏识，“郭振仅一对内殿，既无旧劳，又无新功，亦以观察使与之”。⑧ 居“殿岩十年”的郭棣，原本只 是四川诸军默默无闻的一介正将，他能飞黄腾达至殿帅高位，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与宋孝宗君臣 之间，有一段“恨见卿晚”的佳话，史书记载:

郭观察棣，初为兴元利州正将，枢密使王公炎入蜀，奇公材，留寘帐下。乾道中，部秦兵及铠 甲赴行在所，因密荐之，即日召入，孝宗悼符离失利，寤寐中原，公极言曩事，剖析如流，漏下数刻， 上曰: “恨见卿晚。”⑨


又如历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主管殿前司公事的王友直，起家金朝统治下的河北土豪，绍兴三十一 年乘完颜亮南下之机兴兵反金，后南下归宋，其余部“不满百人”而已。像王友直这种“归正人”，在南 宋朝廷没有什么根基，往往最易遭到排斥，时人李椿就曾经谈到: 南下归宋的北人，“性多拙直孤立， 以拙直孤立，处之机巧奔竞风波之内，其何能立也? 不唯不能立，臣亦虑必将有受害者矣”。①王友直 能够一路青云直上，高居三衙管军，皇帝宋孝宗本人的特别赏识和器重，几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大致和王友直同时南下归宋的契丹人萧鹧巴，位至三衙管军，打破了宋代通常不以外族人管军的 传统，更是宋孝宗亲口所封。此事的前后原委，颇具戏剧性:

萧鹧巴恭奉孝庙击球，每圣语许除步帅，久不降旨。孝庙亦以北人，不欲处三衙。忽鹧巴醉 中语侵孝庙云: “官家会乱说，许臣除步帅数次，久不降旨。”孝庙怒，送福州居住。居数月，德寿 忽语孝庙云: “萧鹧巴如何不见? ”孝庙举前说奏知。德寿云: “北人性直，官家不当戏之。”唤取归 来，德寿赐钱五千缗，仰福帅津遣赴阙，仍旧还职。及德寿发引日，鹧巴号哭于路欲绝。北人归顺 本朝，真终始而不变者也。②

显而易见，宋孝宗“圣语许除”三衙管军，决不会仅仅限于萧氏一人。正因为如此，宋孝宗在位 时，三衙管军“皆以中批行之”，多为“特旨专除”一类的批评性的提法，就频繁地见诸于臣僚们的奏章 当中，这应该是一个事实。宋宁宗时，陈傅良更曾经上奏，不同意当时简单地神化宋孝宗和贬低宋光 宗的主流意见，“臣闻今之献计者，类曰陛下宜以孝宗为法，太上皇为鉴。臣窃以为是说也，唯孝养三 宫当如此耳，而非通论也”。③他随即具体对比了宋孝宗和宋光宗两朝，在他所开列出的宋光宗的五大 优点，其中两条就是: “管军臣僚及沿边帅守，不以为御前差遣，皆从三省降诏除授，此四可法也。给舍封驳、台谏论列，虽累上进，终不以言为罪，此五可法也。”④他的结论是: 宋宁宗应“上稽孝宗明断 总揽之政，兼体上皇隆宽不自用之意，则天下可得而理矣”。

陈氏的评论正误与否，可以置而不论。但从陈氏此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 宋光宗朝的三衙管军臣僚和各都统司的都统制，“皆从三省降诏”，应当就是比较严格地遵守了三省、枢密院进拟和给舍 缴驳、台谏异议的程序，此所谓“上皇隆宽不自用之意”。⑤反过来，宋孝宗一朝，皇帝本人“御前差遣”三衙管军，不经三省、枢密院降诏除降授，三省、给舍和台谏被置于无用之地，应该不是个别的情况。此所 谓“孝宗明断总揽之政”。⑥否则，陈氏也就不必要将这两条大书特书，作为宋光宗长于宋孝宗的地方了。

当然 宋光宗之所以 隆宽不自用 客观原因是他本来就 溺于酒色 不恤政事 ⑦加之很快又 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宋宁宗与其父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父子两人都无法真正地运作皇

权。宋廷大权，遂尽归于权臣韩侂胄和史弥远，三衙用将之权，当然也不例外。

宋理宗在权相史弥远死后方得以亲政，一度有意于效法宋孝宗，亲揽用人大权，“宰相进拟，多沮 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与知”。⑧具体到三衙选将，宝佑五年( 1257) 九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 福离职，代之以吉文瑫，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则由郭浚出任。事后，宋理宗就专门询问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程元凤:

上曰: “王福得历阳乡郡，闻以为荣。”

元凤奏: “陛下念其服劳殿陛十有余年，以此优之，深得御将之道。”


元凤奏: “甚惬公论。”①

从上述的对话不难看出: 此次三衙管军较大幅度的人事调整，应该纯出于宋理宗个人的手笔。

二

综上所述，宋代君主行使三衙管军选任的最高决策权，主要有如下两种有所区别的方式: 其一，三省、枢密院执政大臣们所“进拟”的三衙管军名单，必须及时地“进呈”皇帝，而“三省进拟，或可或否，悉由圣断”，②对“进拟”的审批、最终裁断大权，完全掌握在帝王个人手中。为此，正如 宋哲宗元符元年( 1098) 八月诏书所明确规定的: “三省、枢密院进拟差遣在京文臣开封府推官，武臣 横行使、副，在外文臣诸路监司、藩郡知州，武臣知州、军已上，临时取旨召对。”③凡是三省、枢密院所“进拟”的人选，都要随时听命皇帝的亲自召见，三衙管军当然也在其列。 皇帝如若对“进拟”名单中的人选不满意，或是直接地予以驳回，令三省、枢密院重新“进拟”。或者在三省、枢密院“进呈”“进拟”之时，向宰辅提出为自己所属意而名单上未有的人选，供三省、枢密 院再度讨论，从而对三省、枢密院的“进拟”施加影响和压力。宋孝宗时，“宰执进拟朝士，上出寸纸书 叔似及应孟明姓名，嘉其奏对也。迁太常博士，寻除枢密院编修官”，④这是宋孝宗以己意干预文臣“进拟”的具体例子，可以作为参照。 其二，皇帝越过三省宰相、枢密院的拟议程序，或者直接内降手诏、“中旨”、“内批”、“御笔”等，或者在三省、枢密院进呈时，当面提名自己所属意的亲信出任三衙管军，令三省、枢密院遵照执行。 引人注目的是，正如前文所详述，皇帝使用“内降”的形式来任命三衙管军，总是或明或暗地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北宋从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开始，直到宋仁宗、宋哲宗、宋徽宗等各朝，表现得都 较为明显，南宋则以宋孝宗朝最为突出。其实，有些时期，“内降”虽然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但如若 考虑到究竟是三省、枢密院主动进拟，还是皇帝个人授命三省、枢密院行事，其实很难加以准确区分的 因素，皇帝个人独断的实际分量，可能还要大。

众所周知，在宋代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话语当中，皇帝以“内降”、“内批”、“中旨”、“御笔”等形式 行政、用人，“除授不归中书”，与臭名昭著的“斜封墨敕”相挂钩，总是被置于被猛烈批判的尴尬位置 上。“内降非盛世事”，⑤这是宋代君臣和朝野上下的一个共识。

宋仁宗时，侍御史彭思永就“论内降授官赏之弊，谓斜封非盛世所当有，仁宗深然之”。⑥ 宋哲宗 时，左司谏王岩叟亦对太皇太后高氏进言: “盖斜封墨敕，不宜于今日有。自古此事尽出于外人交结 宦官、女谒，遂卖官鬻狱，无所不至，不可不防微，不可不奏知。”⑦宋徽宗时，中书舍人曾肇也上奏:

臣待罪右省，伏睹内中时有批降指挥，除付三省、枢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者。虽陛下睿明， 必无过举，然忖之事体，终有未安。盖帝王号令，不可轻出，必经中书参议，门下审驳，乃付尚书省 施行。不经三省施行者，自昔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愿陛下，凡有指挥，须付三省、枢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国体。⑧

宋度宗咸淳三年( 1267) ，刘黻拜监察御史，上奏“论内降恩泽”，更征引了宋代的相关史实，极言“内批”之弊，他说:

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

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

出纳朕命载于《书》，出纳王命咏于《诗》，不专言出而必言纳者，盖以命令系朝廷之大，不能皆

中乎理，于是有出而复有纳焉。祖宗时，禁中处分军国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韩琦

袖以进呈，英宗悚然避坐，此岂非谨内批之原哉? 臣日夜念此，以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

三省，所谓同奉圣旨，则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岂必内批而后为恩? 缘情起事，以义制欲， 某事当行，某事当息，具有条贯，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于公论者，许令执奏，顾不韪欤。①

他还再三强调: “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②对上述臣僚进言，皇帝在公开场合下也只能赞同，表示“深然之”、“嘉纳之”，也时常地颁布“虽有中旨， 许执奏不行”③一类的补充规定。

北宋时，宋神宗元丰六年( 1083) 九月，“诏自今三省进呈差除，如从中批出，从中书省奉行，其事 理未允，所至之省具奏”。④宋哲宗绍圣元年( 1094) 闰四月诏: “在京官司所受传宣、内降及内中须索 常行应奉，随事申尚书省或枢密院覆奏。”⑤宋钦宗靖康元年( 1126) 三月，再度重申: “今后圣旨不经 三省、枢密院者，诸官司不许便行，并申中书省审奏，俟得旨，方许施行。”⑥

两宋之际，经过惨烈的北宋灭亡的“靖康之祸”，君臣上下在反思的时候，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皇帝“御笔”、“御批”行事的泛滥，就被视作反面的历史教训，“一时臣子误国非一，而蔡京为首。京之误国非一，而其甚者，无如御笔之一事”， “崇宁、大观间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祸”， 大致成为南宋君臣的共识。

绍兴二年( 1132) 九月，宋高宗就训令执政大臣们说: “今旦凡批降御笔处分，虽出朕意，必经由三 省、密院，与已前不同。若或未当，许卿等奏禀，给、舍缴( 驳) ，( 有) 司申审。”宰相朱胜非曰: “不由凤 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⑨宋孝宗乾道元年( 1165) 七月，也下诏: “自今后应呈试出官大小使臣，未经 呈试，不许堂除。虽系御笔内批特差，亦许执奏不行。”⑩宋宁宗时，也以环卫官的任命下诏，皇帝“虽已颁成命，亦许辅臣执奏，给舍缴驳，台谏论列，不容冒滥，务在必行”。 从总体上看，南宋时期，皇帝滥降“内降”、“御笔”的现象，在政治运作当中也确实有一定程度地收敛。 对皇帝的御笔，臣僚敢于执奏不行、表示异议，“大臣执奏，给舍缴驳，台谏论劾”的事例也很多。例如，建炎四年( 1130) 六月，宋高宗“特旨”医官王继先与换武功大夫，给事中富直柔就予以封 驳，宋高宗再度训令: “可特令书读行下，仍谕以朕意。”但富直柔断然“再封还录黄”。这一出自“朕意”的荒唐可笑的晋升，终于被搁置了。绍兴年间，赵鼎为相，宋高宗曾“中批二人付庙堂升擢”，赵鼎 即予以驳回，并质询宋高宗说: “疏远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①

又如，宋孝宗乾道三年( 1167) 二月，宋孝宗特旨授外戚潘才卿为环卫官，执政官们在内殿“进呈” 之时就提出了异议，“环卫官元有指挥不许差戚里，前日已得旨差潘才卿，有碍元降指挥”，宋孝宗也 只得赞同: “卿等如此理会，甚善。”②

宋光宗朝，耶律适嘿以手诏除承宣使，给事中尤袤“一再缴奏”，“辄奉内批，特与书行”，尤袤坚持 反对，并上奏说: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寿皇以祖宗之天下传陛下，安可私用祖宗 爵禄而加于公议不允之人哉?”宋光宗虽然“震怒”，终无计可施，只能是“命遂不行”。③

宋宁宗嘉泰元年( 1201) 十一月，殿帅郭倪“乞拨丰储仓米一万石，冬至前支散口累重大官兵”， “已得御笔依”。但在宰执“进呈”的时候，宰相谢深甫表示了异议: “殿司若欲额外俯存军士，主帅自 合措置，不应请于朝廷。兼自来无此例，今若开端，后必为例。”宋宁宗也只好承认: “极是。”谢深甫提 出的解决方案是: “今借拨米事，冬节已近，且与权借拨一万石。候来春依数籴还，日后不得为例。”④

当然，这不过是为皇帝安排体面的台阶罢了。 在如此政治文化的氛围之下，三衙管军的选任层面，皇帝的内降、内批，尽管受到了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种种制约，依然是史不绝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宋代及宋代以降的皇权，都具有强烈的军事底 色，从本质上说，皇帝也不外一大军头而已，“兴亡以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乎为宋以降古代中 国的不二法门。三衙管军的人事安排，与京城兵权紧密相关，真正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是皇帝 须臾也不能放松的头等大事。三衙管军“除授之恩”，“必归于人主”，以此来交换和保证众将只效忠 于皇帝一人，可以说是最起码的帝王权谋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讲，那些因各种具体的因素，较少或难 以自选三衙将帅的皇帝，其皇权的权威性不可避免地就要大打折扣。


当然，南宋皇帝的内批、内降、御笔等等，许多实际上是出自于权臣之手，反而成为权臣掌控朝政 的工具，宋宁宗时的韩侂胄、史弥远等人，皆惯用此一手法。这就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三

正是因为三衙用将的最高决策权，皇帝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集中于自己手中，皇帝身边以宦官为代 表的佞幸群体，时常也能对三衙管军的选任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旁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个中道理，正如时人所说: “王者深居九重，不能尽知臣下之邪正。”⑤皇帝高高在上，他对朝臣又 能真正了解多少? 其印象、好恶，往往是先入为主，不可避免地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宋哲宗即位伊 始的元丰八年十月，摄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以“中旨”的形式，任命苏辙等五人为台谏官，执政章敦就不 客气地质问她: “故事: 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执政进拟。今除目从中出，臣不知陛下从何知 之? 得非左右所为? 此门不可浸启。”⑥章敦此语，真是击中了“中旨”的要害。宦官等佞幸群体，作 为皇帝的“左右”之人，环绕皇帝身边，近水楼台自然先得月，他们的态度，总会对皇帝的人事安排产 生或多或少的直接影响。文臣尚且如此，三衙管军等赳赳武夫，又何尝不是如此?


更何况，除了宋太祖是久经沙场的开国皇帝之外，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也算是多多少少有些征战的实践经验，其他宋代的多数帝王，诚所谓“深居九重，岂常习闻军旅之事”，①都是生于深宫之中， 长于妇人之手，同军队和官兵接触的机会很少，他们对军事能有多少真正的了解，都是可想而知的。 即便是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虽然惯于故作高深，以“运筹帷幄”的军事天才自诩，其实是连真正的 军事内行也很难算得上。宋代绝大多数的皇帝，对军官能力的判断，要想不依赖于旁人的介绍，几乎 是不可能的。宦官群体，尤其是执掌皇城司事务的高级宦官，其“耳目”作用，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 是必然的。

宋仁宗朝郭承佑得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除了他是宋仁宗向来倚重的外戚之外，就是颇得益于 宦官的引荐，史书记载:

卫州防御使、知澶州郭承佑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尝有中使过澶州，遽延入，问: “管军阙 补何人? ”使者曰: “闻朝廷方择才武。”承佑起，挽强自炫，左右皆笑，已而果有是命。②

很显然，郭承 佑 得 以 出 任 管 军，宦 官 在 其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又 如 宋 哲 宗 朝 的 姚 麟，元 佑 二 年 ( 1087) ，他在步军都虞候的任上时，就曾遭到过台谏官的弹劾，揭发他结交宦官阎士良，还遵照阎士 良的授意，从轻处理了犯罪士兵。③ 元符二年，姚氏业已升任殿前副都指挥使，但宋哲宗曾就事评论 他说: 姚麟“曲奉中使，拣人之际，升黜惟命，麟唯诺而已”。步军都虞候曹诵也说: “麟盖欲因此以交 结也。”④看来，姚麟能由步军都虞候而殿前副都指挥使，与他和宦官交结有自，对宦官素来唯唯诺诺， 显然是有着一定关系的。

上述郭承佑、姚麟两人，只是两个较为典型的个案而已，类似的情况，绝非罕见。宋神宗朝，李宪、 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等四名宦官，就深受宋神宗的倚重，是他推行新法的干将。旧党则将其合称为

“四凶”。元佑元年四月，旧党执政伊始，在罢黜蔡确等外朝新党宰相之前，就先将此四人解职，⑤可见 他们在当时政治上的特别重要性。四人当中，石得一主持皇城司; 宋用臣多次主持京师扩建等大工 役，并职掌内东门司; 王中正曾提举在京教习在京马军所，主持三衙等在京禁军骑兵的训练，同时训练 开封府界的大保长、保甲等，是宋神宗在开封府界推行将兵法、保甲法的重要倚任者之一。元丰五路 伐夏时，王氏曾一度出掌泾原路经略司，担任一路主帅。

李宪更是以内臣“当将帅之任”，多年执掌熙河路经略司，主持对西夏和地方蕃部的战事，隐然被 宋廷视若西边长城，宰相王珪曾有言: “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⑥李留后，指的 就是李宪。李宪也确有相当建树，在与西夏以及地方蕃部势力激烈的军事较量当中，多能稳占上风。 宋神宗、哲宗两朝的三衙管军，出自于李氏麾下者，颇不乏其人。例如宋哲宗元佑三年位至殿前副都 指挥使的苗授，就是“昔在西边，谄事李宪，以军功欺罔浸贵，遂授节钺，领殿帅”。⑦ 此外，姚麟、李浩 等人得以晋升三衙管军，李宪的保举、推荐同样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宋哲宗元佑年间，太皇太后高氏以女主摄政，倚重宦官势所必然。她所倚重的大宦官陈衍，即

“交通权要，窃弄威福”、“傲狠不恭，威行宫省，遇事专肆，多不奏闻”，⑧并内与梁惟简、张士良等宦官 结党，外与首相吕大防等“交结”，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左右朝政和陟黜文武官员的实际能力。范纯仁除右相、召文彦博平章事等最为关键性的人事安排，皆出自于陈氏之手笔。宋哲宗亲政之后，也是首 先将陈衍等人一网打尽。

宋徽宗朝，正所谓“宦竖纵横”，“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①宦官群体更是极其活跃，李光就曾经 对宋钦宗言及: “近年以来，宦官用事: 或殖货利，或治宫室，或开拓边境，或进退臣僚，皆能窃弄威权， 以厚自封殖。”②政治与人事安排方面，宋徽宗信用的宦官先后有黄经臣、梁师成等，时任左正言的陈 禾曾弹劾过黄经臣，他说: 黄氏“怙宠弄权，夸炫朝列。每云诏令皆出其手，言上将用某人，举某事，已 而诏下，悉如其言。夫发号施令，国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权，奈何使宦寺得与? 臣之所忧，不独经 臣，此途一开，类进者众，国家之祸，有不可遏，愿亟窜之远方”。③ 不过，黄经臣得到了宋徽宗的庇护， 陈禾反而因此被谪官。梁师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凡御笔号令，皆主于师成。于是入处殿中，多择善书吏习仿奎画，杂诏旨以出，外庭莫能辨。 阴窃用人之柄，权势熏灼，一时嗜进之徒，争先赴趋之。④

梁氏得拜太尉、河东节度使，位武官最高的正二品官，他自号“隐相”，又自称为名流苏轼的“出子”，皇 帝“御笔手诏”多出其手，甚至于有能力决定宰相、执政和侍从大臣的人选，影响三衙管军的人事安排 更不在话下。军政方面，宋徽宗最为倚重的是童贯:

贯握兵三十年，权倾四方，奔走期会，过于诏敕。道路目语，莫敢谁何。贯颇疏财，后庭妃嫔 而下及内侍无大小，致饷无虚月。凡上左右，交口称誉一词。宠煽赫然，乃至阴谋摇东宫。声焰 震天下，服食逼乘舆，金宝充私室。又招伉健少年万人，号“胜捷军”，以为亲兵，环列第舍，持兵 呵卫，僭拟宫省。一时啖利乐祸之人，趋附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门。厮台贱隶，自承宣使而 下，凡数百人; 庖夫厩兵，亦官至防团刺史。⑤童贯之外，谭稹、梁方平等大宦官，也都曾经“久握兵柄”。

宋徽宗既然如此信用宦官，“内侍所主，乃得好官”，文武百官“啖利乐祸”，遂汲汲奔走于宦官门 下。宰相张商英就曾“交通中贵，求为右仆射”，同知枢密院事王襄亦“密交近侍之臣，妄肆荐延之 论”。⑥ 甚至连位高权重的蔡京“爰自崇宁以来”，也需要“交通阍寺，结托宫禁”，“交结阉宦”、“结附 戚里内侍，交通宫禁”，他和童贯之间虽然有争权夺利的一面，但互相勾结之处更多，蔡京在政和二年 ( 1112) 得以复相，就是靠“密结纳内臣童贯”。⑦ 宰相、执政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了!

三衙管军当然也不会例外。当时众将为求升迁，奴事宦官，与宦官相“交通、假贷馈遗、借役禁 军”，都是极为普遍的事情。正因为宦官“用事日久，将士习熟”，当时竟然广泛流行着一则三衙禁军 官兵“但知中官，不畏从官”的政治笑谈。⑧

比较复杂的是，童贯此人虽然臭名昭著，但也不好说毫无军事能力，他选将、用将的眼光其实也是 有的，如南宋三衙的名帅刘锜，就出自于童贯的门下。童贯是畸形的双重的身份，他既是宦官，但同时 也是宋朝的太师、领枢密院事，也就是枢密院的长官，三省、枢密院的执政大臣，并多次以执政身份外任兵柄在握的宣抚使。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之统领军政，主要还是行使三省、枢密院执政的权力，与东 汉、唐代、明代那些纯粹的“家臣”、纯粹的城狐社鼠式的宦官专权，还略有所不同。

南宋时期，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对三衙管军选任的干预程度，较北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三 衙和都统司的高级将帅结交宦官，几乎始终是南宋军界司空见惯的一大痼疾。宋孝宗被吹捧为南宋 最“英明神武”的“寿皇圣帝”，但起码在其即位早期，对金和战大计，一误于史浩，二误于汤思退。三

衙用将，宋孝宗也是大受宦官之流的操纵和愚弄，把庸将戚方当作干才，提拔到了主管侍卫步军司公 事、主管马军司公事三衙管军的位置上来。乾道年间，时任太府丞的袁枢，曾在上奏中直言不讳地劝 谏宋孝宗说:

比年或谓陛下宠任武士，有厌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亲信左右，内庭行庙堂之事，近侍参军 国之谋。今虽 总 权 纲，专 听 览，而 或 雍 蔽 聪 明，潜 移 威 福。愿 可 否 惟 听 于 国 人，毁 誉 不 私 于左右。①

宋孝宗晚年倦政，“诸将差除”，更多出自宦官之手，他身边的宦官等佞幸之流，有能力把三衙管军
的 职位公开标价出售，金钱到手，即“特旨专除”，上演了多幕赵宋王朝史上以往还不多见的闹剧。时任 殿中侍御史的张大经就曾借旱灾“诏求言”的机会，直言不讳地向宋孝宗进言:


中外兵帅多出贵幸之门，营利自丰，素召众怨，教阅灭裂，军容不整。且近习甲第名园，越法 逾制，别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赂遗何以济欲? 愿陛下疏斥腐，抑绝幸门，垂意人主之职，责成 宰辅，一提其纲，则天下事必有能办之者。②

张大经上奏之后，据史书记载: “俄而池司郝政降充统制官，殿帅补外，盖用其言也。”③显而易见，殿前 司的主帅和池州都统司的都统制郝政，既然都因为张氏所言而受到了较严厉的处分，他们殿帅和都统 制职位的来路不正，来自于宦官和佞幸等“贵幸之门”，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终宋孝宗一朝，袁枢 所谓“猜疑大臣，亲信左右，内庭行庙堂之事，近侍参军国之谋”④的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着的。

有鉴于此，陈傅良曾向宋宁宗高度评价过宋光宗，认为宋光宗长于宋孝宗的地方之一就是，宋 光宗:

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不唯不听其言，又禁切之，而金缯酒食之赐， 则不吝啬，此一可法也。八厢罗事之人，置而不用，未尝以浮言危动群臣，此二可法也。⑤

宋光宗能否与宋孝宗相提并论，宋光宗朝是否真正做到了宦官“绝不预政”和皇城司“置而不用”，这 里暂且不论，但在陈傅良的眼里，宋孝宗一朝，“左右便嬖”大肆预政，皇城司活动频繁，是确凿无疑 的。南宋其他各朝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四

众所周知，在古代由士大夫所主导的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当中，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往往是最 臭名昭著，最为士大夫所切齿痛恨的角色，往往是最为士大夫集中火力猛攻的对象，其干预朝政也往 往被视为王朝政治走向黑暗的一个显著标志。魏了翁就曾对宋理宗言及: “儒生与戚宦不两立，而用儒受言，与声音酒色亦异途。此重则彼轻，势使然也。”①但是，从专制君权体制下的王朝政治来看，在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宦官、佞幸此类群体，纯属与皇权互相伴生的“城狐社鼠”，他们是皇权须臾也不 可替代的重要附属品，但他们更离不开皇权的庇护，依附皇权是其本性。只有在特殊的个别的情况 下，宦官、佞幸势力极度膨胀，才有可能威胁到个别皇帝的宝座。

即便如此，由于其依附皇权而存在的特性，要自我走上前台，真正从整体上威胁皇权，上演改朝换 代好戏的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的。正因为这样，宦官等佞幸群体权力的强化，通常既是皇权在制度 外满足自身糜烂享受、自私自利的重要工具，也是皇权制衡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爪牙利器，确实有相当 大的皇权有意为之的成分。其实质，不过是皇权延伸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比较畸形的形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