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平淡质朴，精光内敛，体现出黄诗的老成境界。由此可见平淡之美是宋代诗坛的整体性追求，黄庭坚的创作道路也是以此为终极目标的。

     第二节 陈师道的诗歌
     学苏与学黄 寒士生活的真实写照 简练朴拙的艺术风格
     陈师道（１０５３－１１０２）也是苏轼门下的重要诗人。他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因不满新学而不应科举，至３５岁时才由苏轼的举荐而任州学教授。他视苏轼为师长，曾不顾朝廷禁令私自离境为出守杭州的苏轼送行。但陈师道作诗的方式的“闭门觅句”式的苦吟，与苏轼挥洒自如的方式迥然不同。所以他写诗并不学苏，而以同样重视推敲锻炼的黄庭坚为师，自称：“仆于诗，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答秦觏书》）虽说陈师道的诗最终自成一体，但毕竟与黄诗有一层渊源关系，因此他和黄庭坚并称为“黄陈”。
     陈师道家境贫寒，性格狷介，一生中除了做过几年州学教授以外，一直是位布衣。直到４８岁才任秘书省正字，次年冬天即因冒寒参加郊祀，又不肯穿妻子从品质不端的亲戚处借来的绵衣，受冻得病而卒。他的生活圈子相当狭小，曾自叹：“苦嗟所历小，不尽千里目。”（《和魏衍三日二首》之一）诗歌的题材内容也比较狭窄，主要是写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慨，但写得真挚诚恳，是寒士生活的真实写照。所以的后人称赞说：“其境皆真境，其情皆真情，故能引人之情，相与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已。”（清卢文弨《报山诗注跋》）如《别三子》和《舟中》：
     夫妇死同穴，父子贫贱离。天下宁有此？昔闻今见之。母前三子后，熟视不得追。嗟夫胡不仁，使我至于斯！有女初束发，已知生离悲。枕我不肯起，畏我从此辞。大儿学语言，拜揖未胜衣。唤爷我欲去，此语那可思？小儿襁褓间，抱负有母慈。汝哭犹在耳，我怀人得知？
     恶风横江江卷浪，黄流湍猛风用壮。疾如万骑千里来，气压三江五湖上。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坐起待残更。少年行路今头白，不尽还家去国情。
     前一首是写因家贫无力养活家口，妻子带着三个孩子随岳父远去的情景。后一首写自己迫于生计而到处奔波，在荒江旅途中的感受。情真意挚，十分感人。
     陈师道不像苏轼那样才气过人，也没有黄庭坚那样精深的学力，但他在诗歌艺术上颇有自成一家的气概，有自己的风格追求。他以为作诗应该“宁拙毋巧，宁朴毋华”。他在创作中也贯彻了这种美学追求，从而创造也以“朴拙”为主要特征的艺术风格。清人叶燮认为：“宋诗在工拙之外，其工处固有意求工，拙处亦有意为拙。”（《原诗》）陈师道以冥心孤往的苦吟形成了朴拙诗风，正是 “有意为拙”的典型例子。其实他早年的诗风并不朴拙，例如《十七日观潮三首》构思新奇，《放歌行二首》则绮语旖旎，但这些诗后来都被他自己删去了。可见陈师道的风格追求是自觉的行为。
     陈师道诗的长处是简洁精练，质朴无华，外表浑朴而意味深长，例如：
     去远即相忘，归近不可忍。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示三子》）
     疾风回雨水明霞，沙步丛祠欲暮鸦。九日清尊欺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登高怀远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无地落乌纱。（《九日寄秦觏》）
     运思遣词都很有工力，但字面上已洗净风华绮丽。这正是宋诗以平淡为美、以思理见长特色的一种表现。陈师道的缺点是过于追求言简意赅，有时把诗句压缩过甚，以至于语意破碎。此外有一些作品质木无文而缺乏情韵。显然，陈师道诗的缺点也是刻意求新所造成的。

     第三节 江西诗派的形成
     黄庭坚的诗论及其影响 杜甫典范地位的确立 点铁成金：窘境中的策略
     黄陈周围的诗人群 江西诗派的形成
     黄庭坚喜欢论诗，尤其喜欢在理论上指点青年诗人。他并不轻视诗歌的思想内容，赞成“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 （《胡宗元诗集序》），即主张诗歌要有所寄托，要批判现实。他也认同“文以载道”的观点：“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次韵杨明叔四首·序》）但他更加强调诗歌应抒写性情，应以道德修养为其根本：“孝友忠信是此物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与洪甥驹父》）当他因文字狱而受到迫害以后，就进而反对讪谤怒骂：“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这种观点反映出宋代士大夫趋于内敛的心态，更反映出北宋后期严酷的政治气候中诗人们的畏祸心理。
     黄庭紧谈论得更多的是诗歌艺术，他对青年诗人作了许多具体细致的指点，主张循序渐进：第一步要多读前人的作品，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力求熟练地掌握炼字、造句、谋篇等写技巧。第二步再力求打破技巧的束缚而进入“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并争取超越前人而自成一家。黄庭坚的诗论内蕴丰富，既包括诗歌艺术的入门指南，也包括通向艺术极境的深刻启示。杰出的诗人往往使初学者莫测高深，苏轼就是如此。而黄庭坚的诗论却使初学者有法可循，这使他拥有为数众多的追随者。才能较平庸的诗人只要遵循黄庭坚的指点而下功夫学习，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才能较高的诗人则可以从黄庭坚的诗论中汲取自成一家的精神，去创造各自的艺术风格。这是黄庭坚的诗论能够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主要原因。
     宋初以来，宋人对唐诗中的典范不断进行新的选择。这种选择沿着道德判断和美学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最终汇聚在杜甫身上。到了北宋中叶，尊杜成为整个诗坛的共识。王安石和苏轼在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上都颇异其趣，但在尊杜方面却持基本相同的态度。王安石在杜甫像前顶礼膜拜，既是对杜甫“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的仁爱之心的崇敬，也是对他“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 （《杜甫画像》）的艺术才力的钦佩。苏轼则提出了著名的尊杜观点：“一饭未尝忘君”说和“集大成”说。在这种背景下，黄庭坚举起了以杜甫为诗家宗祖的大旗。与他的整个诗论一样，黄庭坚很重视杜诗的思想意义，曾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然而发。”（见《潘子真诗话》）但他倡导学杜的重点则在于借鉴杜诗的艺术经验。黄庭坚对杜甫的在炼字、造句、谋篇等方面的艺术特点有许多细致的分析，尤其倾倒于晚期杜诗的艺术境界。他曾对一位青年诗人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与王观复书》之二）黄庭坚把晚期杜诗视为宋诗美学理想的参照典范，实即倡导超越雕润绮丽而进入精光内敛的老成境界。在这重意义上，黄庭坚的尊杜观点最能体现宋代诗学的时代精神。
     黄庭坚诗论中影响很大的另一个内容是“点铁成金”之说。唐诗的成就登峰造极，唐诗的题材和意境也几乎无所不包，修辞手段的运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对于想要另辟新境的宋代诗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王安石曾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见《陈辅之诗话》）正流露了宋人面对这种压力的焦虑心理。如何摆脱这种窘境呢？对策之一是回避唐诗，一意求新，但是实际操作非常困难，尤其是在诗歌语言方面。黄庭坚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对策：对前代诗歌的语言艺术积极的借鉴。他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故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在创作中比较成功地运用了“点铁成金”的方法，从而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例如其《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诗歌结构借鉴了杜诗《存殁绝句二首》一句写存者、一句写殁者的方式，但辞意俱新，情韵宛然，仍在北宋的特定时代里，这不失为摆脱窘境的一种策略，所以当时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黄庭坚以当时的青年诗人具有多方面的典范作用：他的诗歌成就卓越，且鲜明地体现了宋代诗坛的美学风范；他作诗的方式是字斟句酌，法度井然，便于别人仿效；他的诗论是循序渐进的，并大张旗鼓地倡导以杜甫为诗家宗祖，还为诗人们设计了摆脱窘境的策略，使人有具体的门径可入。于是黄庭坚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青年诗人的拥戴追随，比黄庭坚年轻八岁的陈师道率先向他表示：“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赠鲁直》）年辈更少的洪氏兄弟、李彭等人更是众星拱月似地围绕在黄庭坚周围。稍后，被黄庭坚视若畏友的陈师道开始在这个诗人群体中脱颖而出，并受到晁冲之、潘大临等青年诗人的推崇。于是，一个以黄、陈为核心的诗歌流派就逐渐形成。
     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黄、陈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即宋代的江南西路，黄庭坚及诗派中的二谢等１１人是江西人。所谓“宗派”，原是禅宗的名词，可能因当时禅宗流行，黄、陈等人都习禅甚深，所以吕本中借用这个名词来称呼诗派。《宗派图》序说：“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交和，尽发千古之秘，无馀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并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２５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善权、高荷、何觊。
     吕本中的《宗派图》本是少时戏作，名单的取舍序次都很随意。所列２５人中除陈师道外只有韩驹、饶节、洪刍、洪朋、洪炎、晁冲之、李彭、谢逸、谢薖等人有较多作品流传；其馀的只有零星作品留存，甚至湮没无闻。但是吕本中指出江西诗派的存在则是符合事实的，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地受到黄诗的影响，所以在题材取向和风格倾向上都比较相近，确实是一个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由于黄庭坚的深远影响，这个流派一直沿续到南宋，吕本中、曾几、赵蕃、韩淲等人也被看作诗派中人。到了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数学习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第四节 江西诗派的演变
     靖唐事变对诗坛的影响 吕本中的诗歌及其“活法”说 江西诗派诗人在南 宋初的创作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以后，诗坛空气趋于凝固。经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努力，宋诗的特征已基本定型，黄、陈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诗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而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内敛。于是，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整个诗坛的倾向。
     突然发生的靖康事变打破了诗坛的沉闷空气。崛起于东北的金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１１２５）灭辽，第二年就攻陷汴京。宋钦宗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北宋灭亡，南宋建立，淮河以北成为金的领土。在短短两年之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变，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打破了诗人们宁静的书斋生活，整个诗坛震惊了，代表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金兵围攻汴京时，吕本中正在城中，他最早用诗歌记录了那场事变，《守城士》描写了抗金将士的奋勇抵抗，《兵乱后寓小巷中作》刻画了人民遭受战祸的惨状，《城中纪事》控诉了敌军烧杀抢掠的罪行。金兵退后，吕本中又写了《兵乱后自嬉杂诗》２９首以抒愤，其一写道：
     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

     沉郁悲壮，写出了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声。
     其他经历了靖康事变的江西诗派人也有一此类似的作品，例如韩驹的《陵阳先生诗》中就颇多呼吁抗金的诗。即使在咏物、咏史一类传统题材方面，也时而可见他们的忧国伤时之思，如洪炎的《次韵公实雷雨》和徐俯的《咏史》：
     惊雷势欲拔三山，急雨声如倒百川。但作奇寒侵客梦，若为一震静胡烟？田园荆棘漫流水，河洛腥膻今几年？拟扣九关笺帝所，人非大手笔非椽。
     楚汉分争辩士忧，东归那复割鸿沟？郑君立义不名籍，项伯胡颜肯姓刘？
     前一首表示了对沦陷山河的怀念。后一首借古讽今，联系到徐俯在张邦昌僭位时故意名婢女为“昌奴”之事，诗中肯定寓有提倡民族气节的意思。随着宋金和议的签订，江西派诗人又渐渐地恢复了早期的题材内容，但他们在靖康事变后的一度振作毕竟是值得重视的。
     在南宋初期，江西诗派在艺术风格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黄庭坚的诗论中本来就包含求新求变、自成一家的精神，江西诗派中几个比较杰出诗论家都理解并继承了这种精神。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中指出：“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的确，从陈师道、徐俯到吕本中、韩驹，江西诗派成员的诗学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在黄庭坚诗论基本精神的首推吕本中的“活法”之说。
     吕本中（１０８４～１１４５），是后期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他早年作诗，专以黄庭坚为典范，生新刻峭，旨趣幽深。但黄庭坚是主张自成一家的，吕本中对此心领神会，所以他力图创造自己的新风格。进入南宋以后，黄庭坚诗风的影响在吕诗中逐渐减弱，代之而成的是一种轻快圆美的新风格，例如《春晚郊居》：
     柳外楼高绿半遮，伤心春色在天涯。低迷帘幕家家雨，淡荡园林处处花。檐影已飞新社燕，水痕初没去年沙。地偏长者无车辙，扫地从教草径斜。
     流动和婉，已与黄诗风格迥然不同了。与此同时，吕本中在理论上提出了 “活法”之说：“学诗当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夏均父集序》，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所谓“活法”，是主张摆脱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其中并没有特定的风格论内容。但由于当时盛行的诗歌法则是源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法，所以这意味着江西诗派内部的新变。

     第五节 陈与义和曾几的诗歌
     爱国的主题 陈与义学杜 曾几的活泼诗风 陈、曾与江西诗派的关系
     在南宋初年，诗坛上转移风气的人物是吕本中，但创作成就更高的诗人则是陈与义和曾几。陈、曾二人都写了一些较成功的爱国主题的诗，例如陈与义的《伤春》和曾几的《寓居吴光》：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江北江南犹断绝，秋风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荆州梦，落日孤云始欲愁。
     两首诗的颔联都讽刺了宋高宗的逃跑主义，全诗的忧国之情都很深沉。陈与义诗中爱国主题的内涵更深广一些，如“小儒五载忧国泪，杖藜今日溪水侧” （《同范直愚单履游浯溪》），“可使翠华周宇县，谁持白羽静风尘？”（《次韵尹潜感怀》）这类伤时忧国的篇什在陈诗中很常见，他还把爱国的情感渗入到其他题材，如《牡丹》：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陈与义（１０９０～１１３８）青年时诗名已著，但诗风没有突破黄、陈藩篱。宋高宗建炎二年（１１２８），陈与义避乱南奔，在途中作诗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其实陈与义早年并不轻视杜诗，只是当时与黄、陈一样，主要着眼于借鉴杜甫的艺术手法。而山河破碎的形势和颠沛流离的经历使陈与义认清了杜诗的思想意义，从而努力学习杜甫的爱国精神，他对艺术的借鉴也转以学习其沉郁、壮阔的风格为主，从而创造了雄浑深沉的诗风。例如：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登岳阳楼二首》其一）
     陈与义的诗也有另外一种风格，尤其是那些描写山水和闲适生活的诗，风格宛肖陶渊明、韦应物和柳宗元，但其主导诗风无疑是雄浑。在黄、陈以后的诗坛上，陈与义诗如异军突起，这对稍晚的陆游等人有着良好的影响。
     曾几（１０８４－１１６６）与吕本中同年出生，但成名较晚。他曾向吕本中请教诗法，对吕本中提出的“活法”甚为服膺。曾几后来居上，在吕本中流动圆美的风格基础上更进一步，形成了一种清新活泼的的新风格，例如下面两首名作：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址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三衢道中》）
     语言明快畅达，声调委婉和谐，全诗呈轻快流动之态，而且情韵宛然。后一首绝句尤其活泼，已开杨万里诗的先声。
     陈与义、曾几都与江西诗派有较密切的关系。曾几的诗风虽然不类黄庭坚、陈师道，但他非常推崇黄、陈，曾说：“华宗有后山，句律严七五。豫章乃其师，工部以为祖。”（《次陈少卿见赠韵》）他还隐隐以江西诗派的继承者自居： “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之二）南宋人多把曾几看作江西诗派中人，刘克庄认为“比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茶山诚斋诗选序》）的确，吕本中和曾几都是江西诗派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南宋的其他诗人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大多是以他们二人为中介的。
     陈与义的情况要复杂一些。陈与义对黄庭坚、陈师道都很推崇，创作上也接受了黄、陈诗风一定的影响，然而他的主体风格及主要题材取向都已与江西诗派相去较远。葛胜仲说他“晚年赋咏尤工，缙绅士庶争传诵……号称‘新体’。” （《陈去非诗集序》）在江西派诗风还笼罩诗坛的时代被称为“新体”，可见其诗风已突破黄、陈的藩篱。但是也有人仍把陈与义看作江西诗派，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说他是“亦江西之派而小异”，宋末的方回更把他说成是江西诗派的“一宗”。事实上，在江西诗派的发展过程中，陈与义所起的作用不如吕本中和曾几，但他是与江西诗派有渊源关系的南宋初期最杰出的诗人。
     总之，在苏轼和黄庭坚以后，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之前的四五十年间，江西诗派的崛起是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江西诗派自身的演变同时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这种演变，固然受到了靖康事变等外部因素的激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第四章 苏轼

     宋代文人有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青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苏轼对此当仁不让，他后来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见李廌《师友谈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文学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发展态势。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宋文、宋诗和宋词都在他手中达到了高峰。所以当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

     第一节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
     儒、道、禅的融合 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黄州、惠州、儋州：逆境中的创作高峰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２１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２２岁中进士，２６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４４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４５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５９岁时被贬往惠州，６２岁时贬至儋州，到６５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第二节 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
     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伸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
     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第三节 苏轼的诗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第四节 苏轼的词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 （《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词对自然山水的描绘，或以奔走流动的气势取胜，如“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或以清新秀美的画面见称，如“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苹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行香子·湖州作》）有时则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与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如《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有时又钟情于和谐宁静的自然山水，借以表现忘怀物我、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如《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暖暖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充满泥土芳香和生活气息的乡村，是以前的词人从未关注过的领域。苏轼则以“使君元是此中人”的身份，在五首《浣溪沙》组词中多角度地描写了徐州的乡村景色和村姑农叟的生活情态。在其他词作中，他也常表示对农作物丰收的喜悦和对农民生活的关心：“惭愧今年二麦丰，千畦细浪舞晴空”（《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生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与张先的词题仅起交代创作的时间、地点的作用相比，苏轼赋予了词的题序以新的功能。有些苏词的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以确定词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由，也规定了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苏辙。另有一些题序与词本文在内容上有互补作用，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本文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江神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身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３６２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数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宋胡寅在《酒边集序》中称道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而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即揭示出苏轼这类词作所创造的一种新的美学风范。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第五节 苏轼的意义与影响
     苏轼的意义 苏轼周围的作家群 后世文人心目中的苏轼
     综上所述，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材。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地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错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或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第三章 欧阳修及其影响下的诗文创作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更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而立国已经数朝，在经济、教育等方面都已取得相当成就的北宋帝国也急需建设足以自立的一代文学，所以不但欧、梅等人对此大声疾呼，朝廷也一再发出矫正文章之弊的诏令。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下反映了当时文坛的必然趋势。

     第一节 欧阳修的散文、辞赋和四六
     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地位 欧阳修的文学革新主张 欧阳修对西昆体和太学体的矫正 体裁完备与功能的加强 平易纡徐的文风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但四岁丧父，生活贫困。其母郑氏亲自教他读书，以芦杆代笔，在沙上写字。郑氏还常对欧阳修讲述其父生前廉洁仁慈的事迹。良好的家教对欧阳修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欧阳修２４岁进士及第，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人，声同气应，切磋诗文。后入京任职，勇于言事，风节凛然，一度被贬夷陵县令。仁宗庆历年间，他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又被贬往滁州等地。到４８岁方召回京师，晚年官至参知政事。６５岁致仕，定居颍州，次年病逝。
     欧阳修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天下所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他以这双重身份入主文坛，团结同道，汲引后进。在当时的著名文学家中，尹洙、柳尧臣、苏舜钦是他的密友；苏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荐；而苏轼、苏辙、曾巩更是他一手识拔的后起之秀。由欧阳修来肩负革新文风的领导责任，正是众望所归。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宋仁宗在天圣至庆历年间曾三次下诏诫斥浮靡文风，而当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更是对西昆体视若寇仇，他专门写了《怪说》三篇，猛烈攻击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石介的观点对太学生的影响很大，于是以太学生为主的青年士子随之而矫枉过正，竞弃西昆体华美密丽之文风，走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形成了风行一时的“太学体”。 “太学体”虽然提倡古文反对骈俪，但其自身怪僻生涩，也不是健康的文风。所以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太学体”。宋仁宗嘉佑二年（１０５７），欧阳修利用主贡举的机会，对文风险怪的士子痛加排抑。经过几年的努力，“太学体”终于消声匿迹了。
     从柳开、穆修到石介，复古主义的文论都有重道轻文、甚至完全把文学看作道统之附庸的倾向。欧阳修则与之不同，他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他认为“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又认为“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书》）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见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六一诗话》）也颇为赞赏。
     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他在洛阳结识尹洙后，便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样化。欧阳修对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决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例如《释秘演诗集序》的中间一段：
     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之游，子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以将老矣夫！
     寥寥数笔，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其次，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袭唐人旧制，西昆诸子更是严格遵守李商隐等人的“三十六体”。欧阳修虽也遵守旧制用四六体来写公牍文书，但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时人称赞他：“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这评价是公允的。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第二节 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
     欧阳修诗中的议论及其平易的风格 梅尧臣开拓诗歌题材的深度对宋诗艺术的先导作用 苏舜钦诗的奔放直率风格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他重视韩愈诗歌“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相对于西昆诗人“历览遗编，研味前作”的主张，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欧阳修的诗友梅尧臣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诗歌创作应做到“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并反对“有作皆言空” 的不良诗风。欧、梅等人的诗歌创作正是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诗中有一些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种粮的农民只能以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现实，《边户》描写了宋辽边境地区人民的不幸遭遇。但欧诗更重要的内容则是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由于他的这类诗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的同类诗作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此诗以荒远山城的凄凉春景衬托自己的落寞情怀，篇末故作宽解之言，委婉地倾吐了内心的感触，真切感人。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然而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躁艰涩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中“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及“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议论精警，又富有情韵。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在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

     欧诗也学李白，主要得益于语言之清新流畅，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写好友万里相思和少去老来的感慨，时空跨度很大，情绪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气仍很宛转，娓娓如诉家常。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
     梅尧臣（１００２－１０６０）是专力作诗的文人。存诗达二千八百多首。
     梅尧臣虽然沉沦下僚，却非常关心时政。每逢朝中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他总爱在诗中予以反映，这些诗或以寓言的形式来抨击邪恶势力，如《彼吟》、《猛虎行》讥刺吕夷简；或干脆直书其事，如《书窜》为弹劾大臣而身遭贬窜的唐介鸣不平。梅尧臣也积极地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对他担任地方官时目睹的贫民惨状作了尖锐的揭露，如《汝坟贫女》、《田家语》等，秉笔直书，感情愤激，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传统。甚至在他的写景律诗中都有《小村》这样的作品：
     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
     然而梅诗更值得注意的题材走向是写日常生活琐事，因为这体现了宋代诗人的开拓精神。从六朝到盛唐，诗人们对生活中凡俗的内容不屑一顾。从中晚唐开始，虽然诗歌不再回避平凡、琐屑的生活细节，但尚未形成风气。梅尧臣则常常从日常生活琐事中取材，写了《食荠》、《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等诗。所谓“古未有诗”，正表明此类题材是初次进入诗歌的殿堂。梅尧臣的尝试有时不很成功，例如《扪虱得蚤》、《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等，凡庸且陋，缺乏情韵，但这是他作为一位尝试者难免要付出的代价。梅诗中更多的作品则成功地实现了题材的开拓，把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小事写得饶有兴味，如《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怀》写值夜时想念妻作，《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描写味美而有毒的河豚等，为宋诗开辟了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题材走向。
     与题材内容趋于平凡化相应的是，梅诗在艺术风格上以追求“平淡”为终极目标。梅尧臣论诗，推崇平淡之美，他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他说的“平淡”不是指陶渊明、韦应物的诗风，而是指一种炉火纯清的艺术境界，一种超越了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梅尧臣的创作实践表明了他追求这种风格的过程，例如他的《鲁山山行》和《东溪》这两首名作：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两首诗分别作于３９岁和５４岁时，都体现了“平淡”的风格倾向。然而前者“平淡”之中带有几分清丽，结尾尤为蕴藉，以情韵见长。而后者则“平淡” 之中颇见老健，结尾意随言尽，且故作枯涩之笔，全诗以思理取胜，可见梅尧臣诗风的演变是以偏离唐诗丰神情韵的风格为方向的。虽说这种尝试有时给梅诗带来了词句枯涩、缺乏韵味的缺点，但它最终导致了新诗风的形成。欧阳修在梅尧臣卒后评其诗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馀，益老以劲。”（《梅圣愈墓志铭》）这个概括是相当准确的。
     梅诗的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都具有宋诗风气之先的意义，后人评之为：“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正是着眼于此，从欧阳修到王安石、苏轼都对梅诗赞叹不已，这也正是宋人对这位一代诗风开创者的公正评价。

     与梅、欧共同革新诗风的重要诗人还有苏舜钦（１００８－１０４９）。苏舜钦性格豪迈，诗风也豪放雄肆。他早年慷慨有大志，喜以诗歌痛快淋漓地反映时政，抒发强烈的政治感慨，例如《庆州败》对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将昧士怯终致丧师辱国的丑闻的抨击，《城南感怀呈永叔》对达官贵人坐视民瘼空发高论的行径的揭露，都是直言痛斥，毫无顾忌。他被逐后的诗多抒写心中的愤懑之情，例如《维舟野步呈子履》：“四顾不见人，高歌免惊众。”《天平山》： “庶得耳目清，终甘死于虎。”虽牢骚满纸，却仍然表达了对黑暗势力的蔑视，同样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
     苏舜钦的另一类诗是写景诗，他喜写雄奇阔大之景，赞美自然界的壮伟力量，如《大风》、《城南归值大风雪》等。这些词同样显示了诗人开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
     苏舜钦诗直率自然，意境开阔，以雄豪奔放的风格见长。这种风格主要体现于他的长篇古诗，例如《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中的一段：“长空无瑕露表里，拂拂渐上寒光流。江平万顷正碧色，上下清澈双璧浮。自视直欲见筋脉，无所逃遁鱼龙忧。不疑身世在地上，只恐槎去触斗牛。”想象奇特，笔力酣畅，本是宁静柔和的月夜也被赋予开阔的意境，风格奔放。苏舜钦的短诗也有相似的风格倾向，但是语言更为凝练，例如《淮中晚泊犊头》：
     春阴垂里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由于苏舜钦作诗往往是落笔疾书，所以推敲、剪裁的功夫略嫌不足，有些作品有不够含蓄、不够精练的缺点。宋诗畅尽而伤直露的特点，在苏舜钦诗中已见端倪。
     欧、梅、苏的诗歌创作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然而他们为革新宋初诗风作出了很大贡献，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稍后的大诗人王安石、苏轼等人正是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第三节 王安石等人的散文
     王安石散文简洁峻切的风格 曾巩散文平正周详的风格
     比欧阳修稍晚，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家活跃于文坛，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安石、曾巩、和苏洵、苏轼、苏辙。他们连同欧阳修，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齐名，被后人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早年在鄞县、舒州等地作地方官，积累了外任的从政经验。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他力图通过新法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由于变法的程度很激烈，所以尽管得到神宗的支持，还是引起了保守势力乃至主张稳健改革的苏轼等人的反对，导致了长达数十年的新旧党争。熙宁九年（１０７６），王安石罢相退居江宁，从此退出了政坛。宋哲宗元佑元年（１０８６），在旧党东山再起、新政被全部废除后，王安石卒于江宁。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自许的，他的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他说：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可见王安石虽然不排斥文学的艺术性，但他更重视文学的实际功用。
     王安石的散文大多是直接为其政治服务的，这此作品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等，对宋王朝的现实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而证明实行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堪称新法的纲领。又如他的学术论文《周礼义序》、《诗义序》等，都是为配合新法而推行的新学而作，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王安石的短文更能体现其散文的个性风格，那就是直陈己见，不枝不蔓，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如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以３０００字的篇幅指责新法，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则以３８０字的短书作答，集中笔墨对司马光信中关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怨”的五点指责逐条批驳，语意廉悍，文笔犀利。比如对“征利”的反驳仅用一句话：“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一针见血，语约义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极度的简洁和周密的说理相结合，便形成了被清人刘熙载称为“瘦硬通神”（《艺概》）的独特风貌。又如史论《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以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于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全文不足五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从而提高了这种文体的实用价值，这对古文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当然王安石的散文也有缺点，他过于注重逻辑说服力，而对艺术感染力重视不够。例如他的游记名篇《游褒禅山记》，议论透辟精警，但写景寥寥数笔，形象性稍嫌不足。
     曾巩（１０１９～１０８３）是与王安石同时的古文名家。他是欧阳修的学生，作文遵循欧阳修的指点。曾文议论委曲周详，文字简练平正，结构严谨而舒缓。曾文长于议论，如其名作《墨池记》，按体裁应是记叙文，但文章的主要内容却是借王羲之苦练书法的故事来发议论。曾文在当时享有盛名，南宋的吕祖谦、朱熹也对他评价很高，其原因是曾文平正古雅的文风非常符合理学家的文章标准。

     第四节 王安石的诗歌
     早期诗风的特点 王荆公体及晚年诗风向唐诗复归 王令的诗
     王安石写诗与作文一样，也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所以其诗歌的艺术成就超过了他的散文。
     王安石的诗风在５６岁退居江宁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的创作历程可以此为界分成前后两期。前期的王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像《河北民》描写边界地区人民在灾年的悲惨生活，《兼并》、《发廪》等批判贪官污吏，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王安石也写了许多抒情诗，其中颇有思亲怀友的名作，如《思王逢原》三首怀念德才兼备却不幸早逝的好友王令，《示长安君》写岁月流逝、兄妹离别之情，语淡情深，十分感人，表现了这位严肃、刚强的政治家的另外一面。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他继承了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情。如《贾生》：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前人咏贾谊，多着眼于其才高位下的悲剧命运，王诗却独排众议，认为贾谊的政治主张多被汉廷采纳，其作为政治家的命运远胜于那些徒得高官厚禄者。此诗借咏史以明志，字里行间隐约可见王安石本的人政治家风采。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更是传诵一时的名作，试看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唐人咏王昭君多骂毛延寿，多写王之顾恋君恩，而此诗却说王之美貌本非画像所能传达，王昭君流落异域的命运未必比终老汉宫更为不幸，都体现了在唐诗之外求新求变的精神。而结尾指出王昭君的悲剧乃是古今宫嫔的共同命运，议论之精警突过前人，充分体现了宋诗长于议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