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借鉴江西诗派以外，陆游还广泛地学习前代的优秀诗人。在陆游所崇拜的古代诗人中，屈原、杜甫以其爱国忧世之心成为陆游的异代知音。陆游５４岁出蜀东归途中曾写下《楚城》和《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二诗：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礻司。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中原草草失承平，戍火胡尘到两京。扈跸老臣身万里，天寒来此听江声。
     国家多难，报国无路，共同的遭遇使陆游与屈、杜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然而时刻希望杀敌复国的陆游所面对的现实却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于半壁江山的定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使陆游格外苦闷，他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得到安慰和解脱。于是本质上属于写实性质的陆诗却时常需要借助浪漫幻想的表现方式，而李白那种独往独来、鄙视流俗的人生态度和想落天外、变化莫测的艺术构思也就成为陆游倾心学习的对象。
     此外，岑参和陶渊明也受到陆游的重视。在陆游心目中，岑参是仅次于李、杜的唐代大诗人。这显然是由于岑诗多写边塞奇丽风光和军营的豪壮生活，正与陆游所向往的从军生活情趣相投的缘故。当陆游退居山阴农村后，陶渊明恬淡的生活态度和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又成为他仿效的典范。转益多师的态度使陆游从前代诗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也使陆诗的题材和风格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

     第二节 陆游诗歌的特点与成就
     抗敌复国主题 隐逸情趣 爱情诗 平易晓畅中的恢宏雄放之气 七言诗的 高度成就
     陆游一生勤奋创作，流传至今的诗就有九千四百多首。诗歌的内容也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国主题的日常生活和情景的吟咏，正如《唐宋诗醇》卷四二所说：“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宕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本，莫不著为歌咏，以寄其意。”
     民族矛盾始终是南宋社会最受人关注的问题。宋帝国的半壁河山已经沦于异族的统治之下，而且金兵继续南侵的威胁也始终存在。是发奋图强待机北伐以恢复中原，还是屈膝投降以苟安于东南一隅？这直接关系到宋帝国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全民族的命运和尊严。陆游作为时代的歌手，理所当然要把抗敌复国作为最重要的主题。他写出了沦陷区人民对故国之师的期待：“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也写出了南宋军民不甘屈服的气概：“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既然南北两地的人民都盼望着收复中原，又是什么原因使这种期望长久不能实现？陆游愤怒地指出，原因就是统治者但谋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追感往事》之五）陆游的深哀巨痛集中体现在《关山月》中：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诗中假托一位老战士之口，痛责统治者一纸和议抛弃半壁江山、苟且偷生贪图享乐的无耻行径，倾诉了爱国将士和沦陷区人民的满腔悲愤。这正是南宋中叶沉闷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当然，陆诗中更多的是自抒报国壮志的忧国深思的作品，如《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一心报国的英雄却壮志难酬，空度岁月，诗人个人的遭遇也是民族命运的缩影。爱国的主题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源远流长，每当国家面临危亡时这种主题总会在诗坛上大放异彩。陆游继承了这种传统，并把它高扬到前无古人的高度爱国主题不但贯穿了他长达６０年的创作历程，而且融入了他的整个生命，成为陆诗的精华的灵魂。清末梁启超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之二）如从数量来看，陆诗中爱国主题的作品不足十分之三，但这些诗代表着陆诗的主要思想倾向。
     陆游热爱生活，善于从各种生活情景中发现诗材。无论是高山大川还是草木虫鱼，无论是农村的平凡生活还是书斋的闲情逸趣，他都有细致入微的描绘，如《游山西村》和《临安春雨初霁》：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前一首赞美宁静的村景和淳朴的民风，后一首抒写以京华红尘的厌倦，但对江南春雨和书斋闲适生活的描写却优美动人。这又反映出时时梦见铁马冰河的志士陆游，也同样热爱和平的日常生活。
     陆游年轻时经历过一段不幸的爱情生活。他的前妻唐氏不得翁姑的喜欢，两人被迫离婚，不久唐氏即抑郁而死。在以后的５０年间，陆游一直把悲痛深藏心底，偶尔也形诸篇咏。如《沈园》二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陆游７５岁时重游旧地，触景生情，无法压抑心中的哀痛，遂写下这两首 “绝等伤心之诗”。陆游的爱情诗虽然数量很少，但却是古代爱情诗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在爱情主题已基本上从诗歌转移到词的宋代，它们尤其值得重视。
     陆游性格豪放，胸怀壮志，在诗歌风格上追求雄浑豪健而鄙弃纤巧细弱。５３岁时写的《白鹤馆夜坐》说：“袖手哦新诗，清寒愧雄浑。屈宋死千载，谁能起九原？中间李与杜，独招湘水魂。自此竞摹写，几人望其藩？兰苕看翡翠，烟雨啼青猿。岂知云海中，九万击鹏鲲。”此时陆游正处于诗风成熟的关键时刻，他不满“翡翠兰苕”般的纤巧，而赞美屈宋赋和李杜诗的“雄浑”。正是在这种风格论的指导下，陆游形成了气势奔放、境界壮阔的诗风。
     陆游热情奔放，神采飞扬，把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壮志豪情都倾泻在诗中，常常凭借幻境、梦境来一吐胸中的壮怀英气。他在梦中亲临前线，斩将夺关，尽复汉唐故地。甚至在老病僵卧之时，尚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奇情壮思。丰富多彩的纪梦诗，构成了陆诗飘逸奔放的特点，而神似李白。然而严酷的现实环境毕竟给诗人心灵压上了无法摆脱的重负，梦中的幻境终究是要消逝的，“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送范舍人还朝》）等诗句，就表现出诗人的真实心态。所以陆游的诗风又有近于杜甫的沉郁悲凉的一面。兼融李白的飘逸奔放与杜甫的沉郁顿挫于一炉，构成了陆游的独特诗风。但陆诗又不像李、杜诗那样雄奇莫测，陆诗的语言平易晓畅，章法整饬谨严，即使是七言古体也不例外。如《长歌行》：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金印煌煌未入手，白发种种来无情。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晶偏傍僧窗明。岂其马上破贼手，哦诗长作寒螀鸣？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豪竹哀丝助剧饮，如巨野受黄河倾。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空有声。何当凯旋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

     笔力清壮顿挫，结构波澜迭起，恢宏雄放的气势寓于明朗晓畅的语言和整饬的句式之中，典型地体现出陆诗的个性风格，故被后人推为陆诗的压卷之作。赵翼评陆诗是“看似奔放实则谨严”（《瓯北诗话》卷六），正是指此而言。
     陆游擅长的诗体是七言诗，他的七古、七律和七绝的成就都很高。其中的七律尤以对仗工整而著称，刘克庄甚至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后村诗话》前集）。陆诗的对仗常常能做到一整而不落纤巧，新奇而不至雕琢，同样体现出平易近人的倾向。如“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夜泊水村》）、 “戏招西塞山前月，来听东林寺里钟”（《六月十四日宿东林寺》），“全家稳下黄牛峡，半醉来寻白鹭洲”（《登赏心亭》）。这就与他深为不满的晚唐诗风拉开了距离，而与苏、黄以来的宋诗的倾向一脉相承。
     陆游的七绝笔致流传，情韵深永，《剑门道中遇微雨》是其代表作：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悲愤的情绪出之以清丽流转的字句，情致深婉，颇有唐人绝句意境回归的迹象。陆游诗也有比较严重的缺点，有些诗流于浅近滑易，字句和诗意重复出现的现象也很常见。这些缺点主要发生在他最后２０年的作品中，原因是他闲居无事而作诗甚多，而又未经整理删汰。

     第三节 陆游的影响
     陆游对南宋后期诗坛的影响 陆游对后代诗人的影响
     陆游在南宋诗坛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南宋初年，虽然局势危急，但士气尚盛，诗坛风气变得颇为振作。但随着南宋小朝廷偏安局面的形成，士大夫渐趋消极，诗坛风气变得萎靡不振，吟风弄月的题材走向和琐细卑弱的风格倾向日益明显。陆游对这种情形痛心疾首，有诗说：“尔来士气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 （《谢张时可通判赠诗编》）陆游高举起前代屈、贾、李、杜和本朝欧、苏及南渡诸公《吕本中、曾几等）的旗帜与之对抗，以高扬爱国主题的黄钟大吕承担起振作诗风的历史使命，并对南宋后期诗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江湖诗派中的戴复古和刘克庄都师承陆游，戴曾登门受教，刘则为私淑弟子，他们在主题倾向和艺术风格上都受到陆游的深刻启迪。到了宋末，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更使陆游的爱国精神深入人心，林景熙在宋亡之后作《书陆放翁诗卷后》，对陆游继承杜甫的传统给予高度评价：“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垒。”并沉痛地追悼陆游：“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陆游的爱国诗歌在后代也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清末以来，每当国势倾危时，陆诗往往成为鼓舞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精神力量。
     陆游写山水景物和书斋生活的诗篇，因描写细腻生动、语言清新优美，也颇受明、清诗人的喜爱。明末袁宗道曾称赞陆诗“模写事情俱透脱，品题花鸟亦清奇”（《偶得放翁集快读数日志喜因效其语》）。陆诗中对仗工丽的联句常被用作书斋或亭台的楹联，也说明陆游的这一类诗篇在后代拥有广大的读者。

     第四节 杨万里和范成大
     诚斋体的艺术特征 范成大的使金诗和田园诗
     杨万里（１１２７～１２０６）少习理学，讲究品节，关心国事，忧国之念也时常流露在诗歌中，如《初入淮河四绝句》的其一、其四：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
     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原为宋帝国内河的淮河如今成了天涯，诗人对此感到深深的悲愤。这两首诗分别从淮河两岸着眼，诉说了人民希望统一的心声。诗风沉郁，感人至深。

     与陆游不同，杨万里主要的诗兴是在自然风物和日常生活的情趣上面。杨万里是位理学家，《宋史》把他列入《儒林传》，但理学思想并没有窒息他活泼的思绪和透脱的胸怀，却增进了他对平凡事物中蕴含的哲理的思考，这使他的诗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富于理趣，例如《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和《宿灵鹫禅寺》：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栏。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终夜鸣。流天溪前无半语，在山做得许多声。
     所咏的都是十分平常的景物或人生经历，但读来却给人以新鲜感。这固然是由于语言的活泼和联想的丰富，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对自然和人生有着独特的感受。
     杨万里的诗风发生过多次变化。他早年学诗是从江西诗派入手，后来改而学习王安石和晚唐诗人的绝句，最后终于领悟到应该摆脱前人的藩篱而自成一家，并形成了独具面目的诚斋体。诚斋体的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例如《晓行望云山》和《小池》：
     霁天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忽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诗人敏锐地从平常的事物中捕捉到富有情趣的瞬间，并用浅近自然的语言把他的所见所感表现出来。形成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程度地投身在客观事物上，他笔下的草木虫鱼乃至山水风云无不具有知觉和情感，无不充满生机和灵性，例如“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暄”（《桂源铺》）， “最是杨花欺客子，向人一一作西飞”（《都下无忧馆小楼春尽旅怀》），描写对象的盎然生机自然会给诗歌带来活泼的风格。要素之二是杨万里作诗想象奇特，但不用奇奥生僻的字句或夭矫奇崛的结构，却用浅近明白语言和和流畅直致的章法，近于口语。他在月下饮酒时产生的奇思妙想是：“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举杯将月一口吞，举头见月犹在天。老夫大笑问客道：月是一团还两团？”（《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他笔下的大风江浪是： “北风五日吹江练，江底吹翻作江面。……再吹两日必江竭，却将海水来相接。” （《池口移舟入江再泊十里头潘家湾阻风不至》）显然，杨万里的诗风与北宋王、苏、黄等人多用典故成语、多写人文意象的诗风大异其趣，而与吕本中、曾几的后期诗风则有传承关系，但其活泼的程度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具有很大的独创性。
     杨万里晚年自称作诗的状态是“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荆溪集序》），即无拘无束，信手拈来，这是一种进入了自由王国的成熟境界，杨诗因此而成为宋诗中很有特色的一家。但由此也产生粗率滑易、浅俗无味的缺点，所以杨诗除了部分佳作外，不秒作品不耐咀嚼。这是杨万里刻意追求风格的独特性所付出的代价。
     范成大（１１２６～１１９３）曾长年在各地任地方官，周知四方风土人情，诗中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阔。例如他描写民生疾苦的诗，继承了唐代杜甫及元、白、张、王新题乐府的传统，且以写法新颖生动而别具一格，像《后催租行》中借老农之口所说的“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手。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千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语气冷隽，但批判现实的力度并不亚于白居易诗的大声疾呼。
     范成大诗中价值最高的是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
     宋孝宗乾道六年（１１７０），范成大奉命使金，以谋废除有损国格的跪拜受书礼。此行虽未达到目的，但他不顾生命危险，节义凛然，受到朝野的一致赞扬。在这次出使过程中，范成大写了一组七言绝句，把自己在沦陷区的见闻感触一一纪之于诗，主要内容是描写沦陷区山河破碎的景象，中原人民遭受蹂躏、盼望光复的情形，凭吊古代爱国志士的遗迹以表示自己誓死报国的决心。例如：

     狐冢獾蹊满路衢，行人犹作御园呼。连昌尚有花临砌，肠断宜春寸草无！（《宜春苑》）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州桥》）
     玉节经行虏障深，马头酾酒奠疏林。兹行璧重身如叶，天日应临慕蔺心。（《蔺相如墓》）
     南宋诗人描写中原的诗大多是出于想象，而范成大却亲临其境，所以感触格外深刻，描写格外真切，在当时的爱国主题诗歌中独树一帜。
     范成大退隐石湖的十年中，写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著名。这组诗共６０首七言绝句，每１２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在古代诗歌史上，田园诗事实上大多是士大夫自抒隐逸情抒情诗，如王维、孟浩然诗中的田园风光都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外化而出现的。除了少数陶诗以外，古代田园诗中对田园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农事反而是忽略不顾的，偶尔出现的樵夫、农人也往往被赋予隐士的性格。至于农村生活的主人公农民的劳作生活及其种种疾苦，唐代诗人如元稹、张籍等往往把此类内容写进《农家词》、《田家词》一类乐府诗中。这些诗中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在习惯上也不被看作田园诗。范成大创造性地把上述两个传统合为一体，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例如《四时田园杂兴》的第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四诸首：
     胡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习茶。
     昼出耕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桑麻菽麦之景，耕耘纺织之事，生计艰难的酸辛，丰年收获的欢乐，这一切才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内容，诗歌的主人公也已由隐士转变为农人。范成大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
     范成大诗的语言自然清新，风格温润委婉，只有少数作品风格峭拔。范成大诗的艺术成就很高，然而其诗风的个性不够鲜明。
     尤袤（１１２７～１１９４）在当时也是著名的诗人，但他未能自成一家，作品大多已经散佚。从残存的五十多首诗来看，其诗风细润圆转，比较接近于范成大。

第七章 南渡前后词风的演变

     继元佑词人而登上词坛的，是以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和叶梦得、李纲陈与义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这批词人主要生活在１２世纪上半叶徽宗、钦宗和高宗三朝社会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由于时代的剧变，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环境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的前半生，是在徽宗朝畸形的和平环境中度过，生活比较安定舒适，大多数词人是在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创作上虽已初露锋芒，但被当时还健在的前辈词人周邦彦、贺铸等的光芒所遮掩，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靖康之难后，金人的铁蹄改变了他们后半生的生活和创作倾向。民族的屈辱、山河的残破和民众的苦难，促使他们自觉接受苏轼的词风，为救亡图存而呐喊呼号，并日益贴近社会现实生活，去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第一节 李清照
     “别是一家”的词论与“别是一家”的词境 生不幸死亦不幸的朱淑真
     南渡词坛虽然未出现堪与苏轼、周邦彦并驾齐驱的大词人，但巾帼词人李清照的横空出世，却使南渡词坛放出奇异的光彩。
     首先，李清照在理论上确立了词体的独特地位，提出了词“别是一家”之说。
     在李清照之前，李之仪曾从创作论的角度，提出过词“自有一种风格”的看法（《跋吴思道小词》）。李清照进而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所谓“别是一家”，意指词是与诗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词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它不仅像诗那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以便“协律”“可歌”。否则，词就成了 “句读不葺之诗”，而失却了词作自身的文体特性。词作只有保持自身独立的文体特性，才能不被诗所替代，在文学之林中占有独立的地位。如果说苏轼是从诗词同源的渊源论角度提高词体的地位，那么，李清照则是从词的本体论出发进一步确立了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
     其次，在创作上，李清照生动地展现了她的生命历程和情感历程。
     李清照（１０８４～１１５５？），自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她的一生，既享受过幸福，也饱经苦难。１８岁与情投意合的赵明诚结婚，夫妇俩诗词酬唱，共同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生活颇舒心适意。闺房绣户是她的生活世界，而美满的婚姻爱情便成为她主要的人生理想。随着赵明诚的出仕，夫妻暂离，生活出现了暂时的缺憾。李清照甜蜜宁静的心弦于是弹奏出一首首略带苦涩和忧怨的望夫词：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一剪梅》）
     这些轻盈精妙的相思曲，铭刻着女词人的情感历程。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爱情既有婚姻来维系，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虽然分离，却互相惦念，一种离愁，由两人分担，“离怀别苦”也减轻了许多，更何况时时尚有传情锦书的慰藉。苦涩的离愁中含有夫妻双方心心相印和彼此眷恋的幸福感，是李清照爱情词的一大特点。
     作为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封闭在闺房之内，而是常常走向大自然，去感受大自然的和谐美丽，以拓展胸襟，陶冶情操。如果把她前期词作中所表现的情感世界分为两半，可以说一半是对丈夫的钟情，另一半则是以对自然景物的热爱，以及对禽鸟花草的眷顾：

     尝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欲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
     这反映出女词人情怀的博大与仁慈。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家破夫亡，受尽劫难和折磨。人生命运的剧变，也引起心境和词境的变化：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
     失去了丈夫，她深切地感受到人间的孤独和人生的乏味，往日的一切都失去意义和亮色。往日大雁带来的是丈夫的温情与慰藉，如今见到大雁，引发的是绝望与伤心；从前见菊花，虽人比花瘦，但不失孤芳自赏的潇洒，而今黄花憔悴凋零，则隐含着生命将逝的悲哀。从前轻盈妙丽的望夫词如今变成了沉重哀伤的生死恋歌，词境由明亮轻快变成了灰冷凝重。这是词人情感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时代苦难的象征。
     李清照的情感世界是独特的，她的艺术表现方式也是独特的。她善于选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行动、细节来展现自我的内心世界。如《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中“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的动作描写，传神地表现出初到南方时不习惯夜雨霖霪的烦燥心理。而“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 “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等动作细节，也典型地表现出年老寡居年独有的生活情态和寂寞心境。
     李清照词的语言也独具特色。第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一经她提炼熔铸，就别开生面，精妙清亮，风韵天然。如“绿肥红瘦”（《如梦令》）， “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宠柳娇花”（《念奴娇》），“柳眼梅腮” （《蝶恋花》）等，都是“人工天巧，可称绝唱”（王士禛《花草蒙拾》）。而《声声慢》开头连用１４个叠字，从动作、环境到心理感受多层次地表现出寡居老人闷坐无聊、茫然若失而四顾寻觅的恍惚悲凉的心态，更是千古创格。第二，李清照善于用最平常最简练的生活化的语言精确地表现复杂微妙的心理和多变的情感流程。如“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一剪梅》八字，传达出心理的曲折变化：收到丈夫的来信，顿感欣慰而喜上眉梢，然独居的寂寞毕竟难奈，相思之情又袭上心头。“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短短三句，也将内心的犹豫和不堪负载的愁苦量化和具体化，既曲折生动又以巧妙自然。
     语言的清新素雅，很适合表现淡雅清疏的审美境界。她曾赞美桂花是“暗淡轻黄体本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鹧鸪天》）。这既是李清照的审美理想，也可视作其审美境界的艺术写照。无论是写情绘景还是咏物，如《醉花阴》、《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和《孤雁儿》等，都不用华丽的色彩、富艳的词藻来装饰，而用白描手法，创造出水墨画般的情婉秀逸的意境。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她以女性的身份，真挚大胆地表现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丰富生动地抒写自我的情感世界，不仅比“男子作闺音”更为真切自然，而且改变了男子一统文坛的传统格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正如清人李调元所说：“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雨村词话》卷三）
     与李清照约略同时的，还有一位能诗善词的钱塘（今浙江杭州）才女朱淑真。因婚姻为父母包办，所嫁非人，朱淑真一生都受到感情的折磨。她的词，主要是表现没有爱情的婚姻所引发的忧愁怨嗟、孤独寂寞。如《减字木兰花》：

     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着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连用五个“独”字，表现出作者孤独感的沉重。朱淑真词的愁恨表层上似乎与五代北宋词中的闺怨没有多大区别，但深层里却是她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是一位孤立无援地与不幸婚姻抗争的才女心灵深处的呐喊和呻吟。她对命运进行过勇敢的抗争和挑战。《清平乐·游湖》所写的“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就是她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为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大胆追求自主自由的爱情，不为封建礼教所容，抑郁抱恨而死后， “不能葬骨于地下”，诗词遗稿父母付之一炬。事迹声名，湮没不彰。可谓生不幸，死亦不幸！

     第二节 朱敦儒
     青年的放浪形骸 中年的飘泊忧愤 晚年的逍遥自在
     朱敦儒（１０８１～１１５９），字希真，号岩壑，洛阳（今属河南）人。南渡以前，他就获得“词俊”之名，与“诗俊”陈与义等并称为“洛中八俊” （楼钥《跋朱岩壑鹤赋及送闾丘使君诗》）。他的词，继承和发展了苏轼抒情自我化的词风，具有鲜明的自传性特点。
     朱敦儒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西京洛阳畸形繁华的环境中度过，自称是“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临江仙》）。他那疏狂放浪的行为和寻欢作乐的心理中，也包含着蔑视功名权贵、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故当朝廷征召他进京为官时，他毅然拒绝，申称 “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宋史》本传，并写下著名的《鹧鸪天·西都作》以表心迹：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这仿佛是他的人生宣言，充分表现出他笑傲王侯、狂放不羁的个性。靖康之难的战火把朱敦儒抛入了飘泊的难民潮中。建炎元年（１１２７）年底，洛阳被金兵占领前后，朱敦儒仓皇逃往东南避难，于建炎四年（１１３０）辗转至岭南一带。其词清晰地记录了他南奔的行程和感受，词风由飘逸潇洒变得凄苦忧愤。其间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飘泊流离的伤悲，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战乱时代民族的悲剧和社会的苦难。如《卜算子》：
     旅雁向南飞，风雨群初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 鸥鹭苦难亲，矰缴忧相逼。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
     词中南飞孤雁的意象是时代苦难象征。词人唱出了战乱时代飘泊逃难者的心声：举目无亲的孤独、终日奔逃的饥渴疲倦、生命时刻受到威胁的焦虑恐惧和无处归宿的茫然悲哀。对国家破亡，中原沦陷，他更忧伤痛愤：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
     曾是“玉楼金阙慵归去”的朱敦儒，于今也为中原的丧乱而悲哀。这表明词人闲旷自适的人生态度在民族受到压迫蹂躏时已开始转变，并激发出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当绍兴三年（１１３３）朝廷再度征召时，朱敦儒便从岭南赴临安任职。但由于宋高宗和秦桧等权奸一味屈膝求和，不思抗战，使得朱敦儒“有奇才，无用处”（《苏幕遮》）；“扫平狂虏，整顿乾坤都了”（《苏武慢》）的理想也化为泡影。他不禁悲愤怒号：“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水龙吟》）
     在仕途沉浮了十多年，朱敦儒对功名事业已灰心失望，因不附秦桧议和而被罢官之后，干脆任性逍遥：“寻云弄水，是事休问。”（《桂枝香》）从此，他变成了“闭着门儿，不管人间事”的“瘦仙人”（《苏幕遮》。其中《好事近· 渔父词》十首和《朝中措》（先生筇杖是生涯）最能体现他晚年的人生态度。

     朱词的风格也随着他人生历程的变化而变化。早年以婉丽明快为主；中年以悲壮慷慨为特色；晚年以清疏晓畅见长，语言通俗，明白如话。
     在两宋词史上，能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自我一生行藏出处、心态情感变化的，除朱敦儒之外，就只有后来的辛弃疾。苏轼作为新词风的开拓者，虽然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抒情自我化的方向，但他还没有将自我完整的人生历程和整个精神世界写进词中（另一半写在人的诗里），诗词的表现功能还有所区分－－词多言情，诗多言志和叙事。李清照也恪守这种惯例。朱敦儒则进一步发挥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不仅用词来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而且以词表现社会现实，诗词的功能初步合一，从而给后来的辛派词人以更直接的启迪和影响。辛弃疾《念奴娇》（近来何处）词就明确说是“效朱希真体”，陆游年青时曾受知于朱敦儒，为人与作词都受朱敦儒的熏陶，他的名作《卜算子·咏梅》即与朱敦儒的《卜算子》（古涧一枝梅）风神相似。

     第三节 张元干等词人
     时代感和现实感的加强 英雄的苦闷 流落异乡的忧伤与怀旧情结
     民族战争，将同一民族内部个体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结到一起。李纲在靖康之难后即说：“朝廷安则山林安，利害休戚实与国同。”（《与赵相公别幅》）所以，南渡以后，词人的创作已不可能完全封闭在自我悲欢离合和个人荣辱得失的圈子，而必须正视和直面苦难的社会现实，去歌唱民族的悲剧和社会的苦难，从而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柔丽婉转的词体也变成了具有战斗性和批判性的精神武器。在这一词风的转变过程中，张元干最为典型。
     张元干（１０９１～１１６１）在南渡之前，生活上跟朱敦儒一样疏狂放荡，时常是“百万呼卢，拥越女吴姬共掷”（《柳梢青》）。创作上则模拟“花间”，内容不出酒畔花前，词风绮艳轻狭。靖康之难中，他投笔从戎，曾协助李纲指挥汴京保卫战。目睹民族的灾难，他扼腕痛愤，词风也自觉转向东坡一路，而变得慷慨悲凉。题材取向上则直面山河残破的惨痛现实：
     雨急云飞，惊散暮鸦，微弄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菰蒲零乱秋声烟。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
     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石州慢· 己酉秋吴兴舟中作》）
     此词以高度浓缩性的笔法表现了汉民族空前的灾难：外侵内乱，国破主俘。面对民族的灾难，张元干不仅仅是悲哀，更力图奋战以解除灾难，恢复和平，但朝廷不思抵抗，使他报国无门，只有悲歌怒吼－－吼出民族不甘屈服而被压抑的愤切心声！
     即使是在传统感伤型的抒写个人离愁的送别词中，张元干也难忘触目惊心的苦难现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洒、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以床夜雨。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
     词人魂牵梦绕着神州的巨变，故都的沦陷，村庄的残破，生民的涂炭；他质问和探寻这场悲剧的根源：是谁造成砥柱倾折，使敌人横行，民众蒙难？理性的反思中含有直指皇帝的批判精神。友人胡铨就是因为公开向投降主和的宋高宗、秦桧挑战而被贬谪，张元干作此词则是为胡铨壮行，对他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表示支持和鼓励。张元干后因此词而被捕下狱，并被削籍为民，正反映出此词触痛了宋高宗和秦桧一伙的心病。

     在赠给李纲的《贺新郎》词中，张元干也表达了对朝廷卖国求和的愤慨，抒发了他“气吞骄虏”的豪迈气概和欲挥剑杀敌的战斗精神，也充溢着宝剑蒙尘、无路请缨的压抑苦闷。情怀悲壮激烈，一扫南渡前词中低沉委靡的格调，新的时代铸就了新的词风和词境。
     早年以吟唱婉丽的“睡起流莺语”（《贺新郎》）而闻名的叶梦得（１０７７～１１４８），经战火的洗礼，南渡以后也高唱起激昂的战歌：“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赞美骑射演习的战士“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水调歌头·九月望日与客习射西园余偶病不能射》）的英姿，洋溢着老当益壮的战斗豪情。
     叶梦得既善理财赋，又能带兵打仗，在国家危难之秋，他本可以在显身手，但由于权奸当道，壮怀理想不得伸展，于是倍感压抑苦闷，如建炎三年（１１２９）任尚书左丞不到半月即被罢职后所作的《水调歌头》：
     秋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小窗低户深映，微路绕欹斜。为问山翁何事，坐看流年轻度，拚却双鬓华。徙倚望沧海，天净水明霞。 念平昔，空飘荡，遍天涯。归来三径重扫，松竹本吾家。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新雁，边马怨胡笳。谁似东山老，谈笑静胡沙。
     另有一些词人，不像张元干、叶梦得那样进进发出壮烈的怒吼，而是用敏锐的艺术感受表现战乱时代普通人的种种体验。
     动乱时代，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过着流寓不定的生活。逃奔到异乡，除了生活无着之外，地域环境的差异，风土人情的陌生，也会引起种种忧伤不适。李清照初从北方流落到江南时对南方“点滴霖霪”的连阴雨就深感不惯（《不添字丑奴儿》）。而区域方言的不通，也会引起飘泊者与当地人之间的隔膜，尤其是那些初到南方的“北客”，常常因“不解乡音”而焦虑。洛阳人陈与义，建炎四年（１１３０）避乱到湖南武冈时，就表达过这种感受：
     寒食今年，紫阳山下蛮江左。竹篱烟锁。何处求新火。 不解乡音，只怕人嫌我。愁无那。短歌谁和。风动梨花朵。（《点绛唇》）
     战争毁灭了和平安定，和平时期的一切美好欢乐都只能留存在记忆之中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再现。于是今昔盛衰之感和怀旧情绪成为南渡后整个社会一种难以解开的情结。李清照曾那样深情地回忆“中州盛日”（《永遇乐·元宵》），朱敦儒时或怀想着“故国当年得意”（《雨中花·岭南作》），张元干也不时地 “寻思旧京洛”（《兰陵王》）。陈与义的名作《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更典型地表现出当时人的怀旧心态：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在清婉奇丽的艺术境界中包含着深沉的人生感慨。
     同时的陈克（１０８１～？）、向子諲（１０８５～１１５２）、王以宁（１０９１？～１１４７？）等词人也加入了时代的大合唱，在当时词坛颇有影响。

     第四节 李纲、岳飞等词人
     李纲的咏史词和“南宋四名臣”词 岳飞词
     高宗建炎、绍兴间（１１２７～１１６２），南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空前激烈的民族斗争，而朝廷内部的主要矛盾则是主战与主和派的政治斗争。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南宋四名臣”和大将岳飞，是站在这两个斗争前列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并不以作词而著名，但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不仅奋不顾身地致力于保卫家国，也用词作来表现他们的斗争精神，为抗金救国而呼号，代表着时代的最强音。

     李纲（１０８３～１１４０）是南宋的首任宰相。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苏武令》就抒发了他抗敌救国的执着信念：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 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虽然已被罢职，不得重用，但并未丧失抗敌的信心，仍期待着入相出将，决心率军夺回被俘的徽、钦二帝，以雪国耻。
     李纲七首奇特的咏史词，借历史上敢于平定外忧内患的英明君主来激励宋高宗振作精神以抗击金人，表现出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赋予了咏史词以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战斗性，词的言志功能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如《喜适莺·真宗幸澶渊》：
     边城寒早。恣骄虏、远牧甘泉丰草。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
     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繖，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詟，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
     此词用宋真宗听取寇准之策放弃逃跑避敌之计而亲征契丹最后使敌人退师、订立“澶渊之盟”的史实，对谏高宗不要逃跑避敌，现实的针对性强，词的境界也雄奇壮阔。叙事性和议论性有机结合，直接开启了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先河。
     赵鼎（１０８５～１１４７）、李光（１０７８～１１５９）和胡铨（１１０２～１１８０）都是力主抗战反对求和的名臣，也是公开向秦桧挑战并同被贬到海南而相互支持的战友。他们的词作虽不多，但各自不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他们坚强刚毅的生命意志一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赵鼎的《满江红》（惨结秋阴）和《花心动》（江月初升）、李光的《水调歌头》（兵气暗吴楚）、胡铨的《好事近》（富贵本无心）等词，“皆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词境虽不高，然足以使儒夫有立志”（陈廷卓《白雨斋词话》卷八）。
     当李纲等文臣在朝廷为民请命呐喊之时，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１）等武将则在战场上拼搏厮杀，戎马倥偬中横槊赋词，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出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
     由民族的深仇大恨转化而来的勇猛无畏的战斗豪情、洗雪国耻的迫切愿望和必胜信念，配合着铿锵有力的语言，激昂雄壮的旋律，凝结成词史上辉煌的乐章。

第六章 周邦彦和北宋中后期词坛

     １１世纪下半叶，柳永等词人先后离开词坛后，继之而起的是以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晁补之、周邦彦等为代表的元佑词人。他们活动和创作的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和徽宗（１０６９～１１２５）三朝。
     此期词坛，有两大创作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为羽翼的苏门词人群；此外晏几道和贺铸，虽然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词人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主帅，曾在大晟乐府供职的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大晟词人群。虽然社交上分为两大群体，但词风却是“各尽其力，自成一家”（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苏轼在柳永、王安石之后进一步大力拓展词境而开宗立派，黄、晁二人师法其词而自成面目；秦观学柳永而又自辟新境；贺铸从唐诗中吸取养料，豪侠之气与绮丽柔情融为一体；周邦彦在音律、句法和章法上建立起严整的艺术规范，而另开一派。这是两宋词史上多种风格情调并存的繁荣期，也是名家辈出的创造期。
     其中创造力最强盛、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他们各自开辟出不同的创作方向：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对词艺的追求重于对词境的开拓。其后的南宋词，就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

     第一节 黄庭坚和晁补之
     黄庭坚词雅并存与兼学苏柳 晁补之的词论及其吟咏情性的隐逸主题
     黄庭坚诗强调“以俗为雅”，论词也是雅俗并重。一方面，承认词是“艳歌小词”，而称赞晏几道词是“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小山词序》）；另一方面，认为词与诗一样是表达“意中事”的言志之体，而赞美张志和的《渔父词》是“雅有远韵”，苏轼《卜算子》词“语意高妙”，“无一点尘俗气”。因而他写词也是雅俗并存。
     王灼曾说：“晁无咎、黄鲁直皆东坡，韵制得七八。”（《碧鸡漫志》卷二）黄庭坚的雅词，即是学苏所得。从词史流变的角度的看，黄庭坚主要是沿着苏轼开拓的方向，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抒情的自我化，即表现自我刚直倔强的个性和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他晚年两次被流放到边远之地，但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人生信念。《定风波》（万里黔中一线天）即表现出他虽遭贬谪却傲岸不屈，仍然潇洒俊逸的气度。在戎州（今四川宜宾）贬所写的名篇《念奴娇》（断虹霁雨），意境高远，洋溢着乐观豪迈的精神。二是使词的题材进一步贴近自我的日常生活。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词作大多数有题序，用以表明词作所写的具体时、地和日常情事，而且体现在词作的内容中。词中写了他的闲适与孤独；“万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欢意”（《醉蓬莱》）；写了手足之情：“当年夜雨，头白相依无去住”，“阿连高秀，千万里来忠孝有”（《减字木兰花》）；写了夫妻相濡以沫的情态：“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满庭芳》），“一叶扁舟卷画帘。老妻学饮伴清谈”（《浣溪沙》）。他在黔州、戎州、宜州贬所的“意中事”，写得更多更具体，完全可以依据词中所写的时、地和情事予以编年。这与从前的词作没有具体背景的写法完全不同，从而继苏轼之后，给后来的南渡词人进一步将词贴近社会现实生活，提供了可仿效的创作范式。
     黄庭坚今存１９２首词中，有三十多首艳词和俗词。论其源流，明显是从柳永词而来。如“把我身心，为伊烦恼，算天便知”，“你去即无妨我共谁”（《沁园春》）。“有分看伊，无分共伊宿。一贯一文跷十贯，千不足，万不足” （《江城子》）。有些艳词比柳词还露骨，语言比柳词更俚俗，有的方言甚至连字书上也找不到。当时法秀道人曾当面指责黄庭坚写艳词是“以笔墨对淫”，黄则不以为然，说这不过是“使酒玩世”（《小山词序》）。黄庭坚的这些侧艳俚俗之词，是玩世不恭、嘲弄世俗的创作心理使然，没有多高的审美价值，内容也不大健康。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１０５３～１１１０），较早受知于苏轼。２１岁时，在杭州作《七述》以拜见东坡，东坡先欲有所赋，及见晁作，极口称之，晁因此而著名。
     苏轼曾多次表述有关词的理论见解，晁补之受其启发，也撰有一篇《评本朝乐章》。他对当时词人词作的评论，比较公允全面。时人多责难柳词“俗”，他却指出柳词也有雅而不减唐人的一面；针对东坡词“多不谐音律”之说，他认为东坡是“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从而肯定了苏词的革新意义，为后来苏学者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前杨绘的词话著作《本事曲》，偏于记本事，而晁补之词话则着重论词艺，开创了词话的新体式，推动了词学理论的发展。
     晁补之在理论上认同苏词的革新，创作实践上也步趋其后；又由于像苏轼一样经历宦海浮沉，屡遭贬谪，因而词中颇多人生的不平和失意的苦闷。如：“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觉阮途穷，归心阻。”（《迷神引》）其词最突出的主题是吟咏隐逸，自抒被迫退隐后的心境。代表作是广为传诵的《摸鱼儿》（买陂塘），词中景物描写清新旷阔，安然自适的心境中又饱含着“儒冠曾把身误”的愤激不平。此词为后来隐逸词的创作提供了范例，辛弃疾《沁园春》（三径初成）即承其波澜（参见刘熙载《艺概》）。
     晁词的风格有豪健的一面，写“解弯弓掠地”的将军（《金盏倒垂莲》和 “青云少年，燕赵豪俊”（《万年欢》）自不必说，即使咏梅花，也写得劲气凛然：
     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占溪风，留溪月。甚羞损、山桃如血。直饶更、疏疏淡淡，终有一般情别。（《盐角儿》）骨气端详的梅花无疑是作者隐居时自我人格的写照和象征。
     黄庭坚和晁补之词的成就不如同门的秦观，但在当时人们纷纷指责苏轼革新词词之际，他们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给苏轼以有力的支持，壮大了苏词的声势，对词的革新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晏几道
     生死不渝的苦恋与身世之感的渗入 如梦如幻的境和语淡情深的风格
     当苏门的黄庭坚、晁补之沿着苏轼所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行的时候，耿介孤傲的晏几道（１０８３～１１１０）则仍然按照乃父宴殊所承传的“花间”传统，固守着小令的阵地，写那些令人回肠荡气的男女悲欢离合（见《小山词自序》）。他在词中也常常直接写出他所思恋的这几位歌女的芳名：“小莲风韵出瑶池。” （《鹧鸪天》）“赚得小鸿眉黛也低颦。”（《虞美人》）“记得小苹初见。” （《临江仙》）“说与小云新恨也低眉。”（《虞美人》）
     小山词里既有确指的思恋对象，情感也非常真挚。晏几道为人执着痴情，黄庭坚曾说他有四痴：“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小山词序》）即使是四位歌女流转人间，明知不能重见，他仍然一往情深地苦恋着对方。不是表现拥有爱情的欢乐，而是追忆已失落的往日爱情和表现刻骨铭心的相思，并把爱情当作一种纯精神性的追求，这成为晏几道恋情词的一大特色。如为怀念歌女小苹而作的《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小山恋情词的结构，始终是建立在对过去的温馨回忆和现在的苦闷相思这两重今昔不同的情感世界之间。

     对爱情的生死不渝的追求，几乎是晏几道人生主要的精神寄托。他虽为宰相晏殊之子，然而家道中落，一生只做过监颍昌许田镇的小官，不免穷困落魄。他又生性孤傲，既不肯依附权贵，连苏轼想见他一面也辞而不见，又拙于谋生。现实社会既冷漠无情，只好寻找心灵的自我安慰和寄托。他曾自道其创作心理，说是自己小心翼翼，委屈求全，有时还不免获罪于人。如果直接宣泄内心的苦闷不平，“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黄庭坚《小山词序》）。于是以词“叙其所怀”， “期以自如”（《小山词自序》）。他一方面借着对爱情的追求来建立一个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审美的情感世界，以消解现实人生中无法摆脱的孤独苦闷；另一方面，把自己辛酸不平的身世之感曲折地寄托在男女间的悲欢离合和女性的失意苦闷之中，既能一吐为快，又能不获罪于人。如《采桑子》里的“倦客”和《浣溪沙》中“不将心嫁冶游郎”的孤傲而又凄凉的歌女，未尝不是词人的自我写照。至于“东野亡来无丽句，于君去后少交亲。追思往事好沾巾。白头王建在，犹见咏诗人”（《临江仙》），更是深谙世态冷暖后的直抒其情。
     由于与热恋的莲、鸿、苹、云四位歌女生离死别，相见无缘，晏几道常常建构梦境以重温往日爱情的甜蜜。他在《小山词自序》中说：“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抚然，感光阴之易逝，叹境缘这无实也。” 他的２６０首词作，有５２首５９句写到“梦”。他或在梦中追寻：“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或在梦中相逢：“梦里时时得见伊。” （《采桑子》）或与对方同梦：“几回梦魂与君同。”（《鹧鸪天》）他的梦，有“春梦”、“秋梦”、“归梦”、“前日梦”、“今宵梦”等等。缤纷多姿的如梦如幻的艺术境界，是小山词的显著特点。
     语淡情深，则是小山词的风格特色。他善于用平淡的语言、常见的景物，表现不同寻常的深情。如《少年游》：
     离多最是，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到梦魂中。可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者番同。
     云、水本是两种极平常的物象，词人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取喻，新奇生动地表达出明知对方情浅意薄而自己仍然执着苦恋的深情。这正印证了黄庭坚所说的 “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的“痴”。
     淡语能表深情，常常是得力于“字外盘旋，句中含吐”（先著《词洁》）的透过一层的句法。如“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阮郎归》）。语短情长，情意层层深入。
     北宋后期，除柳永和苏轼词之外，《花间集》也是词人追步的一种艺术典范，李之仪及其友人吴思道等作词即是以《花间集》为准则。晏几道更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二一）。他的词艳而不俗，浅处皆深，从语言的精度和情感的深度这两个层面上把《花间集》以来的艳词小令艺术推展到了极致。他在宗柳学苏之外，独树一帜，给北宋后期词坛增添了异样的风彩。清人冯煦说小山词“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蒿庵论词》）。这种独特的艺术魄力，也赢得了当时众多词人的喜爱，以致群起和作，成为两宋词史一段罕见的景观。

     第三节 秦观
     伤心人的伤心词 情韵兼胜 采小令之法入慢词 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
     秦观（１０４９～１１００）和晏几道一样，都是“古之伤心人”（冯煦《蒿庵论词》），词中浸透着伤心的泪水，充满着揪心的愁恨：“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 “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这些江海般深重的愁恨，都是词人历尽人生坎坷后从心底流出，即冯煦所说的“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蒿庵论词》）。

     秦观，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今属江苏）人。他少年豪俊，胸怀壮志，攻读兵书，准备驰骋边疆，建立不朽的奇功伟业，并以为“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陈师道《秦少游字叙》）。不料，世事艰难，他３７岁时才中进士，到４３岁才在朝廷谋得秘书省正字一职。不久即被卷入党争的政治漩涡，随着苏轼等屡受迫害，先后被流放到郴州（今属湖南）、横州（今广西横县）和雷州（今广东海康）。由于他的人生期望值过高，对于人生的挫折和失败又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故一旦希望破灭，就异常失望和痛苦。秦观心理承受能力较弱，被贬到雷州时，曾自作挽词，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念，故此后不久即逝世，年仅５２岁。他的诗被人称为“女郎诗”（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二四），词中泪水盈盈，情调悲苦，与他的经历和个性气质都有关系。
     在北宋词坛上，秦观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当行本色的“词手”。晁补之即说黄庭坚不是当行家语，而认为“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评本朝乐章》）。陈师道也说东坡词“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 （《后山诗话》）。秦观词的内容并没有脱别恨离愁的藩篱，其妙处在于情韵兼胜，即情感真挚，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
     柳永的慢词，篇幅容量大，又长于铺叙，但以些结构单一疏散，语言俚俗，过于直露，而缺乏深长的韵味；五代以来的小令，语言含蓄，结构缜密，意境深婉，但体制短小，韵味有馀而容量不足。秦观则以小令作法的长处弥补慢词创作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达到情韵兼胜的审美效果。宋人蔡伯也早已指出：“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称者，唯秦少游而已。”（见孙兢《竹坡老人词序》，《百家词》本《竹坡老人词》卷首）如名作《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此词与柳永的《雨霖铃》有神似之处。别时的伤感，往日的柔情，别后的思念，层层的铺叙，但情思并非一泻无馀，而是情一点出，即用景物烘托渲染（所谓“点染法”）。刚提“旧事”，即接以“烟霭纷纷”，欲吐还吞。词末不待情思说尽而结以景语，较之柳永《雨霖铃》结句“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的直露，更含蓄而有馀味。于此也可见秦观学柳而又善于变化。词的语言清新淡雅，“抹”字、“粘”字，由锤炼而得却不失本色。其他如《望海潮》（梅英疏淡）、《八六子》（倚危亭）等慢词名篇，亦同其妙。
     秦观的小令也是辞情兼称，如《鹊桥仙》的“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把追求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世俗爱情升华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也提高了词体的品格。《浣溪沙》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则情景融合，语言淡雅，境界蕴藉空灵。晏几道词也长于情景结合，但由于二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取景的角度又有差异，晏词多取高堂华烛的室内景致为意象，而秦词常用自然山川景物来言情铸境。
     作为苏轼最得意的门生，秦观作词不可能不潜在地受到苏轼的影响。苏轼开创了以词抒写自我性灵的新格局，而秦观一生积聚了满腹伤心失意的泪水，也必然要利用他所擅长的词体来倾泄。不过，他又不像苏轼那样直接倾吐内心的苦水，而是另辟一途，把深沉的辛酸苦闷融注在类型化的离情别恨之中，即周济所说的 “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宋四家词先》眉批），从而给传统的艳情词注入了新的情感内涵。如贬往郴州途经衡阳所作的《阮郎归》：

     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棹孤。红妆饮罢少踟蹰。有人偷向隅。挥玉箸，洒真珠。梨花春雨馀。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
     “红妆”的哀怨，无疑是词人自我遭贬后孤独悲伤的投影。词情的悲苦与稍后所作的同调词“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正相一致。而《减字木兰花》的“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困倚危楼，过尽飞红字字愁”；《千秋岁》的“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等，也同样寄寓着自我被流放的凄凉苦恨。秦观有时也直接表达心中的孤独苦闷，如名作《踏莎行》（雾失楼台）和《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等，在抒情方式上则更接近苏轼。不过秦观词气格纤弱，缺乏苏词那种超然自适的气度。
     秦观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其词卓然一家，和婉醇正，典型地体现出婉约词的艺术特征。就婉约词的发展而言，秦观对另外两位婉约词的代表作家周邦彦和李清照都有直接影响。陈廷焯即说“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 （《白雨斋词话》卷一）；“李易安词，独辟门径，居然可观，其源自淮海、大晟来”（同前卷二）。秦词语言清丽淡雅。周邦彦得其丽，而发展为精雕细琢的典雅富丽；李清照则得其清，而朝更加本色自然的方向发展。

     第四节 贺铸
     奇特的个性 英雄豪气与儿女柔情 深婉密丽的语言风格与独特的地位
     贺铸（１０５２～１１２５）是一位个性和词风都非常奇特的词人，截然对立的两面在他身上和词中都能得到和谐的统一。他长相奇丑，身高七尺，面色青黑如铁，眉目耸拔，人称“贺鬼头”；其词却“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为人豪爽精悍，如武侠剑客，“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却又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读，家藏书万卷，而且手自校雠，“反如寒苦一书生” （程俱《贺方回诗集序》）。
     贺铸作词，像苏轼一样，也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张耒《东山词序》），抒发自我的人格精神。而贺铸作为一生不得志的豪侠，他的词具有独特的情感内涵：在宋代词史上他第一次表现出英雄豪侠的精神个性和悲壮情怀；这类词作的情感形态不同于秦观等词人感伤性的柔情软调，而是激情的爆发，怒火的燃烧，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崇高感。如《六州歌头》：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间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梁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亻怱，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婴，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贺铸少年时就怀有戊边卫国、建立军功以“金印锦衣耀闾里”（《子规行》）的雄心壮志，可人到中年，仍沉沦下僚而无所建树。英雄豪侠不为世用，边塞面临异族入侵的威胁而无路请缨。词中包含的不仅是人生失意的悲愤，而且含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开创了南宋词人面向社会现实、表现民族忧患的先河。而词的上片所展示的少年豪侠的雄姿气概，下片悲壮激越的情怀，继苏轼《江城子 ·密州出猎》之后进一步改变了词的软媚情调，拓展了词的壮美意境。而其《行路难》（缚虎手）表现豪侠的困厄和纵酒狂歌的神态，又具有李白诗歌的风神，也是北宋词中罕见的别调。
     北宋词人大多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唯有贺铸是英雄豪气与儿女柔情并存。正如雄武盖世的项羽曾“别美人而涕泣，情发于言，流为歌词，含思凄婉”（张耒《东山词序》一样，贺铸真挚凄婉的浓情也常倾泄于词。其中感人至深的是与苏轼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前后辉映的《鹧鸪天》：

     重过闾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贺铸夫人赵氏，勤劳贤惠，贺铸曾有《问内》诗写赵氏冒酷暑为他缝补冬衣的情景（见《庆湖遗老诗集》）。词中“谁复挑灯夜补衣”的细节描写，沉痛地表现出对亡妻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之情的深切怀念。另一首写柔情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更为著名，其中“若问闲愁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连用三种意象表现出愁思的广度、密度和长度，化抽象无形的情思为具体可见的形象，构思奇妙，堪称绝唱。贺铸因此词而得“贺梅子”的雅号，宋金词人步其韵唱和仿效者多达２５人２８首。一首词而吸引众多不同时期的词人来和作，是唐宋词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贺铸词长于造语，多从唐人诗句中吸取精华。他曾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当奔命不暇。”由此而形成了深婉密丽的语言风格。贺铸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他一方面沿着苏轼抒情自我化的道路，写自我的英雄豪侠气概，开启了辛弃疾豪气词的先声；另一方面，语言上又承晚唐温、李密丽的语言风格，而影响到南宋吴文英等人。

     第五节 周邦彦
     漂零不偶的主题和低沉感伤的格调 词格艺术的规范化
     与秦七、黄九差不多同时登上词坛的钱塘（今浙江杭州）才子周邦彦（１０５６～１１２１），字美成，号清真。他与属于旧党的苏门词人不同，在政治上倾向于变法的新党。他２８岁时，因向神宗献《汴京赋》，歌颂新法，而大获赏识，由太学诸生直升为太学正。神宗死后，旧党执政，苏门诸君子纷纷回到朝廷，周邦彦则被挤出京城，到庐州（今安徽合肥）、荆州（今属湖北）、溧水（今属江苏）等地任职。等到新党上台把持朝政，苏门词人尽遭远贬，周邦彦重返朝廷，官到提举大晟府。由于不愿与蔡京奸党合作，晚年又被逐出朝廷，到顺昌（今安徽阜阳）、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主官。徽宗宣和三年（１１２１）病逝于南京（今河南商丘）。
     周邦彦一生虽然没有遭受苏门词人那样沉重的打击迫害，但仕途并不得意，几度浮沉奔波于地方州县，深切地感受到飘泊流落的辛酸。“冷落词赋客，萧索水云乡”（《红林檎近》），正是他生活处境和心境的自白。而“漂零不偶” （《重进〈汴都赋〉表》、羁旅行役之感也成为他词作的重要主题。《满庭芳· 夏日溧水无想山作》，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这种飘泊的孤独疲倦和憔悴失意，是周邦彦词的情感基调。即使是重返汴京在朝中为官时，他的心情也一直是压抑苦闷的，词中充满着“谁识京华倦客” （《兰陵王》）的孤独和“自叹劳生，经年何事，京华信漂泊”（《一寸金》）的悲伤，潜在地反映出北宋亡国前夕士大夫悲观失望的心理。
     咏物也是周词的主要题材。柳永等宋初词人的咏物词，主要是描摹物态，图形写貌。苏轼的咏物词，开始将状物态与抒人情合而为一，但所作咏物词不多。周邦彦所作咏物词既多，如咏新月、春雨、梅花、梨花、杨柳等，又将身世飘零之感、仕途沦落之悲、情场失意之苦与所咏之物融为一体，为南宋咏物词重寄托开启了门径。
     作为苏轼前后相继的词坛领袖，周邦彦具有与苏轼不同的艺术追求和贡献。苏轼如唐诗中的李白，追求创作的自由，强调性情的自然流露，力图打破词作原有的创作规范；周邦彦则如杜甫，创作时精心结撰，追求词作的艺术规范性， “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周词的法度、规范，主要体现在章法、句法、炼字和音律等方面。因法度井然，使人有门径可依，故“作词者多效其体制”（张炎《词源》卷下）。

     周词的章法结构，主要是从柳永词变化而来。柳词善铺叙，但多是平铺直叙，一般为时空序列性结构，即按情事发生、发展的时空顺序来组织词的结构，明白晓畅，但失于平板单一而少变化。周词也长于铺叙，但他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式结构，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如其名作《兰陵王·柳》：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此词别情中渗透着漂泊的疲倦感。第一片写自我的漂泊，挽合今昔。第二片写目前送别情景，既有往事的回忆，又有别后愁苦的设想。第三片又由眼前景折回到前事。今昔回环，情、景、事交错，备极吞吐之妙。
     周词的铺叙，还善于增加并变换角度、层次。他能够把一丝感触、情绪向四面八方展开，又层层深入地烘托刻画，使情思毫发毕现。代表作有《六丑·蔷薇谢后作》：
     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溪，轻翻柳陌。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 东园岑寂。渐朦胧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此词不过写惜花之情，然多方铺垫，千回百折。先从时间角度写花落春去，客中未及赏春，已是怅惘；而留春不住，怅惘又深一层。再从空间角度多方描写寻觅落花的踪迹，见出惜花的深情。“似牵衣”句又变换角度，不说人惜花，而写花恋人。插戴残花，劝花莫随波流去，又分别从行为动作、心理愿望两个角度虚实结合地表现出缠绵不尽的怜惜。文笔跌宕，变幻多姿，将一缕惜花情思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邦彦能自铸伟辞，但更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从己出。晏几道、贺铸也善用前人语句，但他们往往是一首词中偶尔化用一、二句，而且主要是从字面上化取前人诗句，或是一字不改地全句嵌用，或是句法不变而略改几字。而周词往往是一首词中数句化用，不仅从字面上化用前人诗句变成新的语言，更从意境上点化前人诗句而创造出新的意境，从而把它发展为一种完备的语言技巧。最典型的是《西河·金陵怀古》：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 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馀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全词系化用唐刘禹锡《金陵五题》的《石头城》、《乌衣巷》和古乐府《莫愁乐》三首诗而成。语言既经重新组合，意境更饶新意。名作《瑞龙吟》（章台路）也融化了杜甫、李贺、杜牧、李商隐等十馀人的诗句，几乎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但不露痕迹。周词融化前人诗句入词，贴切自然，既显博学，又见工巧，因而深受后人推崇。沈义父《乐府指迷》即说周词下字运意，“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
     调美，律严，字工，是周词在音律方面的特点。周邦彦与柳永一样，也长于自度曲。他新创、自度的曲调共五十多调，虽然创调之多不及柳永，但他所创之调，如《瑞龙吟》、《兰陵王》和《六丑》等，声腔圆美，用字高雅，较之柳永所创的部分俗词俗调，更符合南宋雅士尤其是知音识律者的审美趣味，因而受到更广泛的遵从和效法。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就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
     周词音律和谐，注重词调的声情与宫调的音色情调协调一致。宫调不同，声情各异。如商调凄怆怨慕，黄钟宫则富贵缠绵。故周邦彦写离别感伤的《少年游》（并刀如水）选用商调，而写荆州明媚春光的《少年游》（南都石黛扫晴山），则用黄钟宫。为使音律和谐，周词审音用字，也非常严格精密。他用字不仅分平仄，而且严分仄字中的上去入三声，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密切配合。后来吴文英等作词分四声，即是以周词为典范，吴词凡用与周词相同之调，音律也依之不变；宋末方千里、杨泽民两家的《和清真词》和陈允平的《西麓继周集》，几乎遍和清真的所有词调，而且谨守其句读字声。“一一按谱填腔，不敢稍失尺寸”（《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片玉词提要》）。这既反映出周词的影响之大，也可以看出周邦彦规范词律之功。所以近人邵瑞彭《周词订律序》说，宋代“词律未造专书，即以清真一集为之仪埻”（杨易霖《周词订律》卷首）。
     周词与杜诗一样，还特别擅长用拗句，在拗怒中追求音律和和谐统一。这一方面使字声的错综使用能更恰当地表达喜怒哀乐的不同情感，另一方面也是为加强声情顿挫的美感，而且适应歌唱者的自然声腔和乐曲旋律的需要。音律上做到拗怒与和谐的矛盾统一，是清真词的独创。故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说，读清真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分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第五章 江西诗派与两宋之际的诗歌

     在苏轼主持文坛的时期，宋代文学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其中宋诗的成就更是进入了巅峰阶段。近人陈衍甚至认为宋哲宗元佑时期是整个古代诗歌史的三个黄金时代之一。毫无疑问，苏轼是当时成就最大的诗人。但是由于苏轼写诗的方式是凭才情而随意挥洒，不主故常，所以别人难以追随仿效。而且从元佑后期开始，激烈的党争常常导致文字狱，苏轼那种敢怒敢骂的作风更使人敬而远之。于是，作诗极其讲究法度，题材又偏重于书斋生活的黄庭坚便成为青年诗人学习的典范。到了北宋末南宋初，追随黄庭坚的诗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这是两宋之际诗坛上最重要的现象。

     第一节 黄庭坚的诗歌
     黄庭坚的创作道路 丰富的人文意象 生新廉悍的艺术风貌 山谷体的内涵 晚年诗返朴归真
     在苏轼周围的作家群中，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他最终与苏轼齐名，二人并称“苏黄”。
     黄庭坚（１０４５－１１０５），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２３岁进士及第后，在叶县（今属河南）、太和（今属江西）等地做了１７年的低级官员。这段时期内的黄诗比较关注社会现实，如《流民叹》、《和谢公定征南谣》等，抨击时弊相当尖锐。元丰八年（１０８５）旧党执政后，黄庭坚来到汴京任职于馆阁，参加编写《神宗实录》，自此成为苏轼的密友，常与苏轼等人唱和，诗的内容则以书斋生活为主。从哲宗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开始，旧党重又失势，黄庭坚也受到迫害，先后被贬谪到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今四川宜宾），最后卒于荒远的宜州（今属广西）贬所。黄庭坚被贬的直接原因是《神宗实录》引起的文字狱。惊悸之余，黄庭坚作诗较少，内容则以抒写人生感慨为主。黄庭坚始终被人看作旧党，其实他虽然在政治上追随苏轼，但并未积极参加新旧党争，他一生的心血主要倾注在诗歌和书法创作上。
     就题材范围而言，黄庭坚诗没有显著的特点。他流传下来的一千九百多首诗，约有三分之二是思亲怀友、感时抒怀、描摹山水、题咏书画的诗，这种题材趋向与王安石、苏轼基本相同。黄诗的特点是文人气和书卷气特别浓厚，诗中的人文意象格外密集。首先，黄庭坚喜爱吟咏书画作品、亭台楼阁以及笔、墨、纸、砚、香、扇等物品，这些对象自身都是文化活动的产物或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自然会使诗歌充满文人色彩。其次，黄庭坚写其他题材也努力抉发其中的文人意识。例如《演雅》一诗，咏及蚕、蛛、燕、蝶等４３种动物，它们本来全是自然意象，查是黄诗并没有到自然界中去观赏这些禽鸟虫鱼，而是从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间去认识它们，全诗充满着典故。又如茶本来是一种生活用品，但在黄诗中茶却成为文人雅致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例如《双井茶送子瞻》：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茶被置于高雅的文化环境中，并与文人的高雅活动及高洁志趣相联系，从而表现出深刻的文化内蕴。文化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以此为内容的黄诗微妙而深刻地反映出诗人内心的情感律动，书卷所与生活气息并存。这正是宋诗别开生面的表现之一。当然，有时黄诗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如《和钱穆父咏猩猩毛笔》在８句诗中竟有１２个典故，就损害了诗歌的形象性。
     黄诗更引人注目的是鲜明的艺术个性。自梅尧臣以来，北宋诗人都在诗歌艺术上追求“生新”，也即追求在唐诗之外另辟境界，而黄庭坚在这方面表现出更强烈的自觉性。他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又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他的整个诗歌创作都贯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从而创造了生新廉悍的艺术风貌。

     黄诗不论长短，往往都包含多层次的意思，章法回旋曲折，绝不平铺直叙。如五古《过家》、七古《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以及七绝《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五，都是如此。他说：“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 （见《王直方诗话》）意即要像参军中的“打诨”一样，在必要的地方来一个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转折，以意脉的突然断裂而产生艺术张力。例如《次韵裴仲谋同年》的次联：“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俱少年。”上下句的意思相去很远，读来有奇崛之感。
     黄诗运用修辞手段，善于出奇制胜。如用“煎成车声绕羊肠”（《以小龙团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来形容煎茶的声音，又如“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采薇瘦”（《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以古代的志士仁人来比喻竹子的高风亮节，都是很新警的比喻。他有时也求奇过甚，不够自然，如“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观王主簿家荼蘼》）以美男子喻花，就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黄庭坚还重视炼字造句，务去陈言，力撰硬语，如“秋水粘天不自多”（《赠陈师道》）、“春去不窥园，黄鹂颇三请”（《次韵张询斋中晚春》）等。黄诗中最成功的则是那些用常见的字词组成新奇意象的作品，如《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字面较为平常，典故也是常见的，但经过巧妙的艺术构思，以故为新，在整体上取得了新奇的艺术效果。
     黄诗还有声律奇峭的特点，一是句中音节打破常规，如’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等，矫健奇峭。二是律诗中多用拗句，以避免平仄和谐以至圆熟的声调，如《题落星寺》：
     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
     此诗大拗大救，奇崛劲挺，为表现幽僻清绝的境界创制了恰到好处的语音外壳。黄庭坚的三百多首七律中有一半是拗体，这也是形成其生新廉悍风格的重要因素。
     黄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称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元佑二年（１０８７），苏轼作《送杨孟容》，自注说：“效黄鲁直体。”黄庭坚作诗和之，有“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和“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 等句，句法奇矫，音节拗健，想象奇特不凡，且有一股兀傲这气，是典型的“山谷体”。如果以唐诗为参照标准，那么“山谷体”的生新程度是最高的，它最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的艺术特征。与此同时，“山谷体”也具有奇险、生硬、不够自然等缺点。所以当后人批评宋诗时，“山谷体”往往首当其冲。
     不过黄庭坚晚年的诗风逐步克服了上述缺点，体现出归真返朴的倾向。求新求变的精神在晚期黄诗中仍有所体现，但随着诗人阅历的加深和修养的提高，已渐渐达到炉火纯青、形迹尽泯的境界。用黄庭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达到了“平淡而山高水深”（《与王观复书》之二）的境界。例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虽然诗中仍有典故成语及化用前人成句之处，字里行间也仍有一股兀傲之气，但意境清新，语言流畅，奇险生硬的缺点已不得可睹了。再如《跋子瞻和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