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雨饯残热，忻然思杖藜。野田沙鹳立，古木庙鸦啼。失仆迷行路，逢樵负过溪。独游吾有趣，何必问栖栖？
     思新语工，文字却不甚雕琢，风格平易明快，已与“四灵”诗风有相当的距离。
     刘克庄的缺点是一意追求作品的数量，故多滑熟之作，尤其是他的七律和七绝，往往一题多首，摇笔即来，未免粗滥。这也是江湖诗派的通病。
     戴复古（１１６７～１２４８？）性喜漫游，以诗闻名于公卿间。他早年曾从陆游学诗，后来一度崇尚晚唐，但受陆游雄浑诗风的影响最深。他虽然身在江湖，但作诗则继承杜甫、陆游的传统，指斥朝政，反映民瘼，绝少顾忌。例如《庚子荐饥》指责官府赈灾之虚伪：“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言辞之尖锐，是宋诗中少见的。戴复古最好的诗是写对时事的感触，例如《江阴浮远堂》和《频酌淮河水》：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
     沉郁之中有一股雄放之气，语言浅切而耐人寻味，在江湖诗派中独树一帜。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第二节 宋末诗歌
     宋末诗人的两个群体：英雄与遗民 文天祥的集杜诗 谢翱和汪元量等诗人
     宋理宗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从此南宋便直接面临蒙古的威胁。从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开始，强大的蒙古军队连年南侵，宋军节节败退。到卫王祥兴二年（１２７９），南宋的最后一个据点厓山被元军攻占，南宋灭亡。这场江山变易的剧烈程度更超过了靖唐之难，因为人们不再有任何地方可以逃避异族的铁蹄了。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元遗山集》），正是在宋元易代之际，宋诗放射出最后一道夺目的光彩。
     宋末的爱国诗人在宋亡前后采取了两种抵抗方式：其一是奋起抗敌，以死殉国；其二是隐居守节，不仕异族。前一类人是民族英雄，以文天祥为代表。后一类人历来被称为遗民，以谢翱、谢枋得、林景熙、郑思肖为代表。他们用以报国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能在危急存亡之秋坚持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都是血泪凝成的悲歌，风格都有慷慨悲壮的倾向。所以在文学史上，他们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群体。
     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是宋末民族英雄的代表，他早年的诗歌比较平庸，诗风近于江湖派。艰苦的战斗和苦难的命运使他的创作出现了升华，他用诗歌纪录了自己从出使元营被拘逃脱直到从容就义的人生遭遇和心路历程，其中包括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悲怆激奋，大义凛然，最后两句成为鼓舞后代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格言。他的另一首名作《正气歌》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他的忠义情怀和英雄气概，诗中颂扬了历代忠臣义士的高风亮节，用文学形式宣告刚毅正大的道德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是振撼人心的人生颂歌。
     文天祥晚期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集杜诗”，即把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他在燕京狱中写了《集杜诗》一卷，共五言绝句２００首。集句诗向来被视为文字游戏，但文天祥的集杜诗却是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例如《至福安第六十二》和《思故乡第一百五十六》：

     握节汉臣回，麻鞋见天子。感激动四极，壮士泪如雨。天地西江远，无家问死生。凉风起天末，万里故乡情。
     前一首写自己从元军中逃出，历尽艰险回到温州朝见宋端宗的情景。后一首写身处穷北狱中对江西故乡的怀念。情真词挚，意境完整，如出己手。２００首集杜诗清晰地写出了宋亡前后的历史过程，且渗入了诗人自己的感受，正如文天祥在集杜诗的《自序》中所说：“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文天祥的集杜诗说明杜甫的传统对宋末诗坛的深刻影响，也说明集句诗这种形式也可能改变其游戏文字的性质而成为严肃的创作，虽说这也许是文学史上仅有的一个范例。
     谢翱（１２４９～１２９５）是宋末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他的诗沉痛悲凉，意旨深密，深刻地反映出在异族统治下人们的哀痛心情，例如《西台哭所思》：
     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八哀。
     此诗是悼念文天祥的，文既是谢的故友，又是民族的烈士，故诗中寓有双重的悲痛，深挚感人。谢翱最有特色的诗是《效孟郊体七首》，成功地运用隐喻的手法抒写了亡国的哀思。例如其三：
     闲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忽忽如有人，起视不见处。牵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风吹空巢，波涛在孤树。
     深有所感，却又闪烁其词，意境如梦如幻，凄迷的夜景正衬托也亡国孤臣无处归宿的感受，辞意精警瑰丽，风格奇崛高古，呈现出孟郊和李贺诗风的影响。
     其他的遗民诗人也有许多好作品，如谢枋得（１２２６～１２８９）托物咏志的《武夷山中》、林景熙（１２４２～１３１０）揭露元人发掘宋室陵墓罪行的《梦中作》四首、郑思肖（１２３９～１３１６）自明心迹的《自挽》、《二砺》，都体现了深沉的爱国情操，传诵千古。
     宋末还有一位身份独特的诗人汪元量。汪元量（１２４５？～１３３１）并非士大夫，但他目睹了宋亡的过程，把随宋室帝后被俘北上的所见所闻一一纪这于诗，其代表作是《醉歌》１０首、《湖州歌》９８首和《越州歌》２０首。例如《醉歌》之五和《湖州歌》之五：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一掬吴山在眼中，楼台叠叠间青红。锦帆后夜烟江上，手抱琵琶忆故宫。
     前一首记述南宋的太皇太后谢氏在降表上签名之事，后一首写被俘的宫女乘舟离开临安的情景，直书其事，并无议论，但作者的痛愤之情却溢于表。这些大规模的组诗如同一幅幅画卷，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南宋王朝覆灭的过程，完整而真切生动地记载了那段伤心的历史。其友人李钰说：“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湖山尖稿跋》）这是对杜甫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宋末的爱国诗歌使南宋后期诗坛缺乏激情、气骨衰弊的习气一扫而空，诗人们用血泪悲歌表现了民族的尊严，从而为宋代文学画上了光辉的句号。

     第三节 辽代诗歌
     契丹族的民族性格 契丹族的代表诗人 由契丹文译成汉文的长诗《醉义歌》
     辽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起于９０７年，迄于１１２５年，恰与整个五代、北宋时期相终始。契丹是以游牧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北方少数民族，逐水草、随季节而迁移放牧，以车帐为家，从而形成了豪放勇武的民族性格。 “弯弓射猎本天性”（《虏帐》），苏辙的这句诗是对契丹族社会风俗、民族性格的生动写照。
     辽诗留存下来的作品只有七十馀首，作者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其中最能体现辽诗特色的当推契丹诗人之作。契丹诗人大多是君主、皇族和后妃，这是因为他们较早有机会接触汉文化。

     辽代第一个较有名的契丹诗人是耶律倍。他博览群书，对汉文化颇为向往。现存《海上诗》一首：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小山压大山”实际上是写太后立德光，自己虽有太子却被摒弃之事，这是契丹文和汉文合璧为诗的典型例子。诗人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文“可汗”的意思的巧合，使此诗既有鲜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隐喻义，故后人称赞说：“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七）
     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成就也颇可观。萧观音的诗作比较多样化，既有雄豪俊爽，颇见北地豪放气概之诗，也有委婉深曲之作。前者如《伏虎林待制》：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老虎不投降。
     粗犷奇崛，气势不凡。后者如《怀古》：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借咏史以兴发感慨，深婉含蓄。她另有《回心院词》十阕，情感深挚，意象细腻，向称佳作。萧瑟瑟的诗颇含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前者说：“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云。”诗中指出国家面临的危难，劝谏朝廷励精图治。后者则借史实来讽刺朝廷的昏暗壅蔽，大厦将倾。两诗都稍嫌直露，但情感激切，风格奔放。诗用骚体写成，句式参差错落，具有较强的力度。
     在契丹人的诗作中，篇幅最大、且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醉义歌》。此诗署为“寺公大师”作，作者当是一位僧人。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后由元初的耶律楚材译为汉文，今即保存于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译文为七歌行体，长达１２０句。此诗从重阳节饮酒入手，多方面地抒写了对人生的感慨，表示对隐逸生活的喜爱：“我爱南村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风清远途犹迍。喧嚣避遁岩麓僻，幽闲放旷云水滨。”也表现出要以佛道思想来消解人生烦恼的意愿：“问君何事徒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由于议论众多，艺术感染力有所减弱，但全诗结构开阖有致，脉络鲜明，是辽诗中最出色的长篇歌行。原诗虽用契丹文写成，却运用了许多属于汉文化的典故，是古代诗歌中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生动例证。
     相形之下，辽诗中汉人的创作成就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写北国景物生活质朴粗豪，很能体现北方民族的本色。辽诗所存作品虽然不多，但它既表现出契丹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生活状况，又体现出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四节 元好问与金代诗歌
     金诗发展的三个阶段 元好问的纪乱诗 元好问的其他成就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始于１１１５年，迄于１２３４年。金在灭辽侵宋以后，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在文化上比辽有显著的进步。女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设诸方面广泛地吸收了汉文化的要素，使金朝的封建化进程发展很快，其文学成就更远远超过了辽代。金代诗坛，诗人辈出，作品繁多。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金国初建到海陵朝（１１１５～１１６１）。此期的主要作家都是由辽、宋入金的文土。这种情形，后人称为“借才异代”。其中比较重要的诗人有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他们以宋人而仕金，内心颇多矛盾，作品中常流露出故国之思。但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其创作为日后金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宇文虚中在宋时已时很有名的诗人，因出使金朝被羁留。入金后，他虽身为金臣，却仍以宋人自居，其名篇《在金日作三首》之二的“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就表露出这种心迹。故后来被金统治者杀害。他的经历和庚信有此相似，诗风也显示出南北融合的特点。吴激的诗也多忆国怀乡之作。他们的诗本是宋诗的移植，但由于不同的地域背景、文化氛围的影响，已经具有一些北方文学的雄豪特色，表现出由宋诗向金诗过渡的特征。
     第二个阶段是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１１６２～１２０８）。随着金朝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生活在金国的各族人民在文化上互相吸收、融合，金诗也逐渐走向成熟，初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此期的主要诗人有蔡珪、王庭筠、党怀英、周昂等。他们被金末的元好问称为“国朝文派”。他们的诗作与金初“借才异代” 的诗人有较大的差异。由于他们大多为金朝的文学侍从之臣，作品中已不再有对异族政权的拒斥倾向；艺术上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宋诗的影响，例如王庭筠的诗风就颇有仿效苏、黄之处，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诗篇已初步形成了雄豪粗犷的北方文学的特质，蔡珪的《野鹰来》，王庭筠的《韩陵道中》等诗，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三阶段是金朝在蒙古的进逼下被迫南渡直到金亡前后。在这期间，金朝的国势逐渐衰微，但诗歌创作却相当活跃，不事雕琢、重在达意的文学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产生了一批关心国计民生的好作品。此时诗坛由赵秉文、李纯甫主盟，他们各有自己的诗学主张，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诗歌流派。赵秉文主张师法古人，强调多样化的风格，但对个人的独创性有所忽略。他本人的诗作也不拘一格，五古、七绝显得清远冲和，有蕴藉之致，如《暮归》、《雨晴》等。其七古则气势奔放，雄丽高朗，如《游华山寄元裕之》。王若虚的文学思想与赵秉文相近，他著有《滹南诗话》，论诗崇尚真淳而反对奇诡。李纯甫则另立一派，他论诗力主自成一家，诗风奇险雄肆，其《雪后》等诗，意象奇崛，光怪陆离，近于韩愈诗风。雷希彦，李经、李经、李汾等人的诗都有类似的风格特征。
     此期诗坛更值得注意的新气象是，随着金国国势的日益衰微，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忧时伤乱的题材走向渐趋加强。不少诗人写出了反映动乱现实的诗篇，如赵元的《修城去》写金国人民在蒙古侵扰下的灾难，宋九嘉的《途中出事》写兵荒马乱中的流民生涯，都堪称写实的佳作。最能代表这种新气象的诗人首推元好问，他的创作使金诗的成就飞跃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元好问（１１９０～１２５７），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祖先出于北魏鲜卑拓拔氏。他３２岁登进士第，曾任南阳等县的县令，后入朝任右司都事、东曹都事等职。金亡，他被元兵押解到聊城，后回到家乡从事著述。
     元好问是金代最重要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诗论家。他存诗一千四百馀首，作品之富在金代诗坛上首屈一指，成就也最为突出。元好问生逢金代后期的动乱时代，亲身经历了亡国的惨痛，他个人的遭遇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的诗歌生动地展示了金、元易代之际的历史画卷。在艺术上，元好问全面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诗体的艺术形式。时代和个人的条件使他成为金代诗坛上迥然挺出的大诗人。

     无论是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成就来说，元好问诗都以那些写于金亡前后的 “纪乱诗”为上乘。“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在国破家亡、身为敌囚这些重大变故的刺激下，诗人以他那“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郝经《遗山先生墓铭》）的艺术禀赋，写出了一系列雄浑悲壮的纪乱诗。
     元好问“纪乱诗”的特点之一，是他对国家灭亡、人民遭难的现实不是一味地哀叹悲泣，而是把悲壮慷慨的感情表现于苍莽雄阔的意境之中。如在蒙古军围攻汴京城时写的《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二：
     渗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对于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国家的危急形势，诗人深为悲怆沉痛，但字里行间仍充溢着一股慷慨壮烈之气。这类作品在元好问诗中相当常见，如“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歧阳三首》之三），“紫气已沉牛斗夜，白云空望帝乡秋”（《卫州感事二首》之一）等，都是以雄劲的笔力抒写深哀巨痛。情感悲凉而骨力苍劲，是元好问的独特诗风。
     元好问“纪乱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如《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这是天兴二年（１２３３）诗人被蒙古后押解出京时所作。当年金人破宋，俘宋徽、钦二帝，在青城受宋人之降；如今蒙古军破金，也在青城受金人之降，历史的悲剧在同一个地方重演。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
     元好问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七律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七律，深受杜甫的影响，功力深厚，意境沉郁。他的七古也往往气势磅礴，意象奇伟壮丽，但又没有粗戾豪肆、一览无馀之病。《涌金亭示同游诸君》、《游黄山》等诗就集中地体现出这种特色。即使是被拘聊城时所作的《南冠行》，仍然是壮气凛然，风骨遒劲，后半首中更充满奇特壮逸的想象。他的五言诗，浑融含蓄，如五古《颖亭留别》中“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二句，物我相融，意象平淡而韵味隽永，体现出元诗的另一种风格。
     元好问也是金代最杰出的词人，现存词作三百馀首，数量为金词之冠，艺术造诣也雄视一代，风格与其诗风类似：气象雄浑苍莽，境界博大壮阔。《木兰花慢·游三台》、《水调歌头·赋三门津》等，都是其代表作。元词中又有摧刚为柔、幽婉深挚之作，如咏赞双蕖和雁丘的两首名作《摸鱼儿》，分别写人与雁的殉情，手法绵密，情致深婉。故宋末张炎称道元好问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词源》卷下）。
     元好问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论集中在一些论诗绝句和序跋文字中。其《论诗绝句三十首》相当全面地评论了自汉魏下迄宋季这一千馀年间的重要诗人及诗派，表达出重视自然天成的意境和雄放壮伟的风格的诗学主张，一直为后代的诗论家所重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诗绝句自身也是优美的诗歌作品，例如其二和其七：
     曹刘侍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堪称历代论诗诗中最具有艺术性的作品之一。金亡之后，元好问为了保存金源一代的文献，编成《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全书收录金代的２５１位诗人的２０２６首诗作，且每人名下各系小传，或叙生平事迹，或评所作诗文，旨在以诗存史。《中州集》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是金代历史的宝贵史料，是元好问一生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一章 南宋的散文和四六

     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散文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的总体成就仍不可忽视。

     第一节 南宋的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胡铨、陈亮等人的政论文 陆游、范成大等人的笔记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南宋的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苏、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他们或誓师传檄，或伏阙上书，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李纳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陈东的《上高宗第一书》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名将岳飞的《五岳盟誓记》和诤臣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五岳盟誓记》是岳飞在戎马倥偬中所作，文中说：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馀战。虽未能远入荒夷，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
     慷慨激昂，气壮山河，不愧是出自民族英雄之手的战斗檄文。
     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作于宋高宗绍兴八年（１１３８）。当时秦桧为相，专主和议，副相孙近附和秦桧，王伦则数次出使金国求和。时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对南宋小朝廷的屈膝求和怒不可遏，奋不顾身地上书痛斥秦桧等人的卖国行径：
     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措辞尖锐，气势凌厉，锋芒不但直指奸相秦桧，而且指向宋高宗。这是爱国军民声讨投降派的正义檄文。胡铨的上书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秦桧等人惊恐万状，爱国之士则将它刻印流传，金人也为之丧胆。
     南宋中叶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略，文笔酣畅，虎虎有生气，刘克庄评其“笔势浩荡，知略辐凑，有《权书》、《论衡》之风”（《辛稼轩集序》）。
     陈亮自负有济世之才，多次伏阙上书，勇于言事。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文中还痛斥那些空谈性命的道学家：“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见解深刻，笔锋犀利，一针见血。
     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由于笔记具有长短不拘、形式灵活的特点，南宋作家很喜欢这种文体，许多人撰有笔记专集。比如陆游把他入蜀途中的见闻写成《入蜀记》六卷，范成大则把他出蜀东归途中的见闻写成《吴船录》二卷，两书描写沿江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清丽可诵。南更多的笔记具有丰富复杂的综合性内容，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证、诗文评论、小说故事等，应有尽有。这些笔记集中多数文章属于学术论著的性质，但也有不少是生动有趣的散文，像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洪迈的《容斋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周密的《武林旧事》等，都有一些文学性很强的小品文，例如下面三则：

     饶德操诗为近时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纵酒自晦，或数日不醒，醉时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恸哭，达旦乃下。又尝醉赴汴水，适遇客舟救之获免。（《老学庵笔记》卷二）
     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庄季裕《鸡肋篇》卷上）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史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鹤林玉露《卷四）
     第一则记一位怀才不遇、佯狂避世的奇士，寥寥数语，既把其愤激矫诡的举止写得栩栩如生，真可谓满纸不可人意。第二则是都市中的一幅风俗画，小商贩的话只有一句，却宛肖市井声口，生动有趣。第三则首尾像是评诗，而中间一段写景抒情各臻其妙，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
     笔记这种文体虽然在隋唐时已经产生，北宋欧阳修、苏轼已著有笔记专集，但笔记的广泛流行则是在南宋。南宋留下的笔记集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的先驱。

     第二节 南宋理学家的文论和散文
     理学家的文论 从《宋文鉴》到《文章正宗》 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散文
     北宋的理学家大多轻视文学貤不善诗文。到了南宋，情况有所改变。一是南宋的理学形成了几个学派互峙的局面，尤其是其中的朱熹学派、陆九渊学派和陈亮、叶适学派，三足鼎立，在哲学、史学和文学方面都持有不同的观点。这样，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就不尽同于北宋的二程。例如陈亮、叶适的浙东学派，因为讲求功利，论学注重实用，所以对文学的实用功能相当重视。二是南宋理学家的文学修养较高，不但思想与二程有异的吕祖谦等人善于作文，就是恪守二程传统的朱熹也并不对文学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朱熹本人的诗文写得很好，并曾花很大的功夫对《诗经》、《楚辞》和韩愈文集进行校勘、注释，他关于历代文学的大量言论中也时有真知灼见，这与持“作文害道”（《二程语录》）观点的二程虽然有很大的区别。
     南宋理学家对文学发表了许多言论，内容十分丰富。例如吕祖谦重视文学辞章，专门写了《论作文法》来讨论古文技法。叶适的文论强调事功，认为“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赠薛子长。）》然而对当时和后代的文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则是朱熹的文论。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是南宋最重要的理学家，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著述和讲学。他继承了北宋周敦颐和程颐等人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朱熹强调道的重要性：“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这段话是针对唐代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文者，贯道之器也”而说的，在朱熹看来，“文以贯道”之说仍嫌太重视文了，所以他明确地强调道是第一性的，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然而朱熹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这就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道为本、文为末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朱熹的文道观与北宋理学家如出一辙，但由于他在强调重道轻文的同时又认为文道一体，并指责韩愈“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 （《读唐志》），所以他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在理学思想内部，朱熹的文学观比二程更为通达。正因如此，朱熹虽然批评韩愈、苏轼等人倒置了文与道的关系，但他对历代文学中的佳作深有会心，并常与弟子探讨历代文人的优劣。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煞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朱熹卒后不久，他的学说既被南宋朝廷采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历元、明、清三代有增无减。朱熹的文学观对宋以后的文学也有深远的影响。
     南宋编刊散文选集的风气很盛，编选文集成为人们表达文学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各种散文选本的相继出现，清楚地呈现出文坛风气和文学思想的嬗变。南宋初期，由于党禁解弛，一度被严禁的苏文大为流行，书坊及时刊行了《三苏文粹》、《苏门六君子文粹》。著名古文家吕祖谦也编选了《吕氏家塾增注三苏文选》２７卷和《宋文鉴》）１５０卷，后者是南宋前期最重要的文选。《宋文鉴》专选北宋的文学作品，其中散文达一千四百馀篇。由于编者意在补治道，所以收入了许多奏议，其中间有平庸之作。但总的说来，《宋文鉴》所选的北宋散文很有代表性，它体现了南宋作家对北宋散文传统的重视。稍后，魏齐贤和叶棻编选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１１０卷，选录范围自北宋扩展到南宋前期的陆游、杨万里、辛弃疾、李焘、楼钥、陈亮、叶适等人的散文，可视为《宋文鉴》的续编。
     南宋后期，编选散文集的风气更盛，最有代表性的选本为真德秀所编的《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各２０卷。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论文一遵朱熹的观点。他在《文章正宗纲目》中自述其编选示旨为：“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这是趋于极端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它完全抹煞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是对梁代萧统编《文选》的宗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反拨。《文章正宗》是理学思想为了全面控制文坛而提供的范本，对于南宋后期的散文创作起了一些不好的影响。然而真德秀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南宋末年出现的其他的散文本如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仍然主要着眼于艺术水准。而宋末文人的创作更不是理学家文论所能牢笼的，如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等作品，情文并茂，充分发挥了散文的艺术感感染力。这说明《文章正宗》的极端文学思想并没有被作家普遍接受。
     南宋的理学家大多能文。除了正论文以外，他们也写了不少文学性散文，像吕祖谦的山水游记、叶适的亭台记都颇有佳作，所以他们被后人看作理学家兼古文家。即使是朱熹也不例外。朱熹少喜文学，在中年以前曾下功夫练习作文。朱熹文集除了奏状、论学等大量说理文以外，也有许多记、序、碑、铭之类文字，其中不乏文学性较强的佳篇。例如《江陵府曲江楼记》、《云谷记》、《百丈山记》等文，或写山水风景，或叙游览见闻，都是情韵深永之作。又如他的《记孙觌事》，全文仅二百来字，便活画出孙觌草降表以媚金人且恬不知耻的丑恶面目，叙事简洁生动，辛辣的讽刺寓于其中，表现出很高的文学技巧。
     南宋理学家能文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理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理学家对文学的容纳和重视。理学家和文学家在北宋时往往是势不两立的，但他们在南宋却有相互融合的趋势，有的甚至成了一身而二任的人物。这种情形对宋以后的散文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南宋的四六
     汪藻和南宋初期的四六 南宋后期的四六
     四六这种文体经过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努力，已经具备了不同于唐代骈文的特点。南宋的四六作家正是在欧、苏的影响下进行写作的，所以在运散入骈、多用长句等方面都继承了欧、苏的传统，使四六成为灵活多姿、便于议论的应用文体。

     南宋前期的四六名家有汪藻、孙觌、洪适、周必大等人，其中以汪藻的成就最为突出。汪藻（１０７９～１１５４），南渡后任中书舍人，拜翰林学士，当时的朝廷诏令多出其手。汪藻当天下危难之时，受命拟诏，其处境与唐代的陆贽相似。汪藻所拟的诏令也与陆贽的作品一样，既明畅洞达，曲尽情事，又具有激动人心的情感内蕴，最著名的是《皇太后告天下手书》和《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等篇。前一篇作于靖唐二年（１１２７）四月，当时徽、钦二帝被俘北去，哲宗废后孟氏临朝，议立康王赵构为帝。汪藻奉命为拟手令，既不能回避四海崩溃、宗庙倾覆的严重局势，又要维系人心，号召天下共御外侮，确是一篇很难做好的文章。但汪藻仅用不足三百字的篇幅就把上述内容委曲周详地表达出来，而且措辞得体，真切动人。比如后面一段：
     缅惟世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由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共定安危之至计。
     这篇文告公布之后，天下传，人心感奋，成为宋代四六中的名篇。
     陆游、杨万里等人虽不以四六名，但都善于四六，文集中有不少四六精品。如陆游的《祭雷池神文》：
     某去国八年，浮家万里。徒慕古人之大节，每遭天下之至穷。登揽江山，徘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滋无从。虽薄奠之不丰，冀英魂之来举。
     语言浅切而气势雄放，与其诗风颇相近。杨万里的四六则工于偶对，清新自然，如其名作《除吏部郎官宰相启》中的一段：
     方揽牛衣而袁卧，惊闻驺谷之冯招。蓬门始开，山客相庆。载命吕安之驾，旋弹贡禹之冠。搔白首以重来，问青绫之无恙。玄都之桃千树，花复荡然；金城之柳十围，木犹如此！
     虽然多用成语典故，但语气流畅，颇似其诗风。陆、杨的四六中渗入了各自的诗歌风格因素，所以较有个性。
     南宋中期以后的四六作家在艺术技巧上追求细密工巧，风格趋于流丽妥帖，代表作家有李刘、李廷忠等。李刘是宋代最用力于四六的文人。他的四六作品多达１１００多篇，名作也多，在当时享有盛名，如《贺丞相明堂庆寿并册皇后礼成平淮寇奏捷启》中的一节：“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风移俗易；东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气夺胆寒。风声鹤唳，不但平淮；雪夜鹅鸣，更观擒蔡。信君子不战，战必胜；知人臣无将，将则诛。”此启是祝贺平定叛将李全的，典故成语运用得十分贴切，对仗工巧而又稳妥，风格也比较典重浑成。然而李刘的多数作品却未能达到如此境界，过分追求工巧妥贴造成了纤弱靡丽的缺点，自北宋至南宋初期四六的浑厚之气、奔放之风渐趋泯灭。如其《上任中书》的“玉堂草罢，又吟红药之翻；金匮馀，还对紫薇之伴”；“幽桂遗榛菅，底敢累犯严之口；江梅托桃李，但欲熏自洁之香”等句，刻意求工，雕琢过甚，气格不高。李廷忠等人的四六也有类似的缺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宋亡，使南宋后期的四六在总体上呈轻靡卑弱之势。
     当然，南宋后期也有一些作家如真德秀、刘克庄等，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们或以理学家著称，或以诗人驰名，都不是专写四六的作家，但他们的四六作品却自具面目，与李刘等人异趣。真德秀的四六遣词造句虽然比较拘谨，但未染当时的浮靡之风，高华典重，卓然名家。刘克庄早年的四六颇好雕琢，至后期则趋向雅淡清新，笔致流畅。到了宋末，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在国家倾危之际，写出了一些四六名篇，如文天祥的《贺赵郎月山启》、陆秀夫的《景炎皇帝遗诏》，词伟气壮，慷慨激越，一扫晚宋四六的衰弊之气。由此可见四六这种文体同样可以反映时代风云。宋代四六是文学史上一种重要文体，虽然有些作家把它写成徒具华美而内容空洞的作品，但四六这种文体自身是不任其咎的。

第十章 姜夔、吴文英及宋末词坛

     辛弃疾去世后的南宋词坛，先后出现了两代词人，一是在南宋灭前已谢世的江湖词人群，著名的有孙惟信、刘克庄、吴文英、陈人杰等；二是历经亡国、入元后继续创作的遗民词人群，其中成就较高的有刘辰翁、陈允平、周密、文天祥、王沂孙、蒋捷和张炎。从创作倾向上看，这两代词人又形成了两大创作阵营：孙维信、刘克庄、陈人杰和刘辰翁、文天祥等，属于辛派后劲，他们以稼轩为宗，崇尚抒情言志的痛快淋漓，而不斤斤计料字工句稳，政治批判的锋芒有时比辛弃疾更尖锐，但不免粗豪叫嚣之失。吴文英和陈允平、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则是姜夔的追随者，他们以姜夔的“雅词”为典范，注重炼字琢句，审音守律，追求高雅脱俗的艺术情趣；词的题材以咏物为主，讲究寄托，但有些词的意蕴隐晦难解。
     总体上看，宋末词坛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只有吴文英在艺术上有较大的突破；刘克庄在题材上有一定的拓展；其他词人主要是融合和深化。比较典型的是蒋捷，他融合了辛、姜二派的长处，而自成一家。宋末词坛是词史高峰状态的结束期，也是多种词的的融合期。
     姜夔（１１５５～１２０９）与辛弃疾同时，本是与辛弃疾并峙的词坛领袖。把姜夔放在本章与吴文英等宋末词人一起叙述，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倾向相近，便于考察词风的走向与流变。

     第一节 姜夔
     耿介清高的江湖雅士 恋情的雅化和语言的刚化 别有寄托的咏物词 幽冷悲凉的词境与虚处传神的手法 因词制曲的自度曲和韵味隽永的小序 姜夔的羽翼史达祖和高观国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与刘过一样，姜夔的社会身份也是浪迹江湖、寄食诸侯的游士。青年时代，曾北游淮楚，南历潇湘，后客居合肥，湖州和杭州。然而气质个性与刘过不同，姜夔是耿介清高的雅士，曾辞谢贵族张鉴为他买官爵。他一生清贫自守，以文艺创作自娱，诗词散文和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当世名流如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朱熹和萧德藻等人都极为推重，虽终生布衣，名声却震耀一世。
     姜夔词在题材上并没有什么拓展，仍是沿着周邦彦的路子写恋情和咏物。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传统婉约词的表现艺术上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审美规范。北宋以来的恋情词，情调软媚或失于轻浮，虽经周邦彦雅化却仍然不够。姜夔的恋情词，则往往过滤省略掉缠绵温馨的爱恋细节，只表现离别后的苦恋相思，并用一种独特的冷色调来处理炽热的柔情，从而将恋情雅化，赋予柔思艳情以高雅的情趣和超尘脱俗的韵味。如：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踏莎行·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
     此词虽是怀念合肥恋人，但并未写艳遇的旖旎风情，而只有魂牵梦绕、铭心刻骨的忆恋。其中“淮南皓月冷千山”一句，更创造出词史上少见的冷境。
     苏轼首开以诗为词的风气后，经由辛弃疾的发展，词与诗在表现手法和抒情功能上已基本合流，只是词仍然保持着其入乐可歌的特性。姜夔接受辛弃疾的影响，也移诗法入词。但姜夔移诗法入词，不是要进一步扩大词的表现功能，而是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他禀承周邦彦字炼句琢的创作态度，借鉴江西诗派清劲瘦硬的语言特色来改造传统艳情词、婉约词华丽柔软的语言基调，而创造出一种清刚醇雅的审美风格。如《鹧鸪天·元夕有所梦》写相思与忏悔，深含转折奥峭之妙。。《浣溪沙·辛亥正月二十四日发合肥》的“杨柳夜寒犹自舞，鸳鸯风急不成眠”，也把“别离滋味”写得清刚冷峭，韵味醇雅。

     姜夔的咏物词，往往别有寄托。他常常将自我的人生失意和对国事的感慨与咏物融为一体，写得空灵蕴藉，寄托遥深。如《齐天乐》咏蟋蟀的鸣声，全词充溢着“一声声更苦”的“哀音”，渗透着词人自我凄凉身世的感受，但又很难坐实说哪一句是写他自己；“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似乎寄托着靖康中徽、钦二帝蒙难的国耻，但其寓意又绝非此一事所能涵盖。其寄托在若有若无、若即若离之间，其妙处是含意丰富深广，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但词旨飘忽不定，有时流于晦涩难解，则是其短处。又如咏梅名作《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姜夔常把梅花作为其恋人的象征，如《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树。忽相思。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即是见梅怀人之作。《暗香》咏梅，也当有怀人之意，不过怀人的伤感中包含着自我零落的悲哀。其中也许还寄托着对国事的感愤，但难以确指，读者可自作心解。
     姜夔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灰心失望的时代。作为江湖游士，他的前途命运更是渺茫黯淡。加上他一生贫病交加，对凄凉寒苦有着深刻的感受，所以他总是以一种忧郁凄凉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即《卜算子》所说的“举目悲风景”）。就像中唐诗人贾岛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一样，姜夔也偏爱冷香、冷红、冷云、冷月、冷枫、暗柳、暗雨等衰落、枯败、阴冷的意象群，以此来营构幽冷悲凉的词境。如《霓裳中序第一》词中病人和淡月、寒蛩、坠红、衰荷、暗水等色调阴暗的意象群，构成清幽悲凉的境界，表现也词人浪迹江湖时凄凉悲苦、孤独寂寞的人生感受。清人刘熙载曾用“幽韵冷香”四字来概括姜词的境界，确实独具慧眼。
     姜夔的词境独创一格，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也别出心裁。他善于用联觉思维，利用艺术的通感将不同的生理感受连缀在一起，表现某种特定的心理感受；又善于侧向思维，写情状物，不是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侧面着笔，虚处传神。《所州慢》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尺。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词中的“吹寒”、“冷月”等都是运用通感。起首二句的句法明显受到柳永《望海潮》的影响，但柳词是正面描绘钱塘的繁华景象，而姜词则是从侧面着笔，从虚处表达对扬州残破的深沉感慨。用笔一下一反，一实一虚，恰好形成鲜明对照。他的另一首名作《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也同样是从虚处传达出无穷哀感，笔致清虚，意境空灵。故张炎说姜词“清空”，“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 （《词源》卷下）。
     与周邦彦一样，姜夔也长于自度曲。他的１７首词自注有工尺谱，是今存唯一的宋代词乐文献，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重大价值。与柳永、周邦彦的因声制词，即先曲后词不同，姜夔有的自度曲是先作词后谱曲。他的《长亭怨慢》小序说： “予颇喜自制曲，初玄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先作词，即不受固定格律的限制，可以舒卷自如的抒发情感，这比谨守格律、依调填词的方式要自由得多，因而将姜夔视为“格律派”词人，并不恰当。而且因词制曲，音乐的节奏更能体现词人情感的律动，所以他的自度曲都音节谐婉。

     姜词在形式上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词作往往配有精心结撰的小序。苏轼之后，词题序已成为常例，但姜词的小序却有新的发展，它不仅起交代创作缘起的辅助作用，小序自身也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如同韵味隽永的小口品文，与歌词珠联璧合，相映成趣。如《念奴娇》序：
     予客武陵，湖北宪治在焉。古城野水，乔林参天。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人境。秋水且涸，荷叶出地寻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朅来吴兴，数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
     写景清新幽美，具有散文诗般的意境。后来的周密也常用篇幅较长的小序叙事写景，是直接受姜夔的启发和影响，不过周密词的小序韵味稍显逊色。
     自从柳永变雅为俗以来，词坛上一直是雅俗并存。无论是苏、辛，还是周秦，都既有雅调，也有俗词。姜夔则彻底反俗为雅，下字运意，都力求醇雅。这正迎合了南宋后期贵族雅士们弃俗尚雅的审美情趣，因而姜夔词被奉为雅词的典范，在辛弃疾之外别立一宗，自成一派。清人汪森《词综序》即说：“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至清代，浙西词派更奉姜词为圭臬，曾形成“家白石而户玉田（张炎）”的盛况，使苏、辛一时黯然失色。
     姜夔的羽翼史达祖，词风与姜有神似之处，对后世词坛也颇有影响。但姜夔艺术上追求的是全词意境的浑成，情感基调和语言色泽的一致。史达祖词则致力于炼句，张炎最称赏的也是他“挺异”的“句法”（《词源》卷下）。他差不多每一首词都有精警之句，清人李调元爱其“炼句清新，得未曾有”，而录其５０条佳句，汇为《史梅溪摘句图》（见《雨村词话》卷三）。如“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绮罗香》）、“断浦沉云，空山挂雨”（《齐天乐》）、“画里移舟，诗边就梦”（《齐天乐》）等，都属对精切巧妙。但由于过分注重炼句，有的词作境界不很浑成；有时为求尖新而失于雕过甚。
     史达祖也工于咏物，他最负盛名的是两首咏燕、咏春雨的自度曲《双双燕》和《绮罗香》，前者堪称是咏燕的绝唱：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指花梢，翠尾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竟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高观国与史达祖齐名。其成就虽不及史达祖，但也有值得重视之处。他善于创造名句警语，如“香心静，波心冷，琴心怨，客心惊”（《金人捧露盘·水仙花》）；“新愁万斛，为春瘦、却怕春知”（前调《梅花》）；“开遍西湖春意烂，算群花、正作江山梦”（《贺新郎·赋梅》）等，都颇为后人传诵。

     第二节 吴文英
     非仕非隐的人生 亦梦亦幻的境界 突变性的章法结 构和密丽深幽的语言风格
     吴文英（１２０７？～１２６９？），字君特，号梦窗，又号觉翁，四明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他是一位颇为独特的江江湖游士，虽放浪江湖，然足迹未离江、浙；虽以布衣终老，却长期充当一些权贵的门客与幕僚，非官又非隐；虽曳裾侯门，但只为衣食生计，而不为仕进投机钻营，尚保持着清高独立的人格。
     吴文英一生的心力都倾注在词的创作上。他力求自成一家，但辛弃疾和姜夔这两座艺术高峰横亘眼前，而他胸襟气魄远逊稼轩，才情天赋不及白石，要在情思内容上有所超越突破，已不可能，于是专在艺术技巧上争奇斗胜。

     梦窗词的语文生新奇异。第一是语言的搭配、字句的组合，往往打破正常的语序和逻辑惯例，与其章法结构一样，完全凭主观的心理感受随意组合。如“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和“落絮无声春堕泪”（《浣溪沙》）等，都是将主观情绪与客观物象直接组合，无理而奇妙。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色彩感、装饰性和象征性。他描摹物态、体貌、动作，很少单独使用名词、动词或形容词，而总是使用一些情绪化、修饰性、感极强的偏正词组。如写池水，是“腻涨红波”（《过秦楼·芙蓉》）；写云彩，是“倩霞艳锦”（《绕佛阁·赠郭季隐》）或“愁云”、“腻云”；写花容，是 “腴红艳丽”（《惜秋华》）、“妖红斜紫”（《喜迁莺·同丁基仲过希道家看牡丹》）；甚至写女性的一颦一笑或一种情绪，也爱用色彩华丽的字眼来修饰，如“最赋情、偏在笑红颦翠”（《三姝媚》），“红情密”（《宴清都·连理海棠》），“剪红情，裁绿意”（《祝英台近·除夜立春》）。梦窗词字面华丽，意象密集，含意曲折，形成了密丽深幽的语言风格。但雕绘过甚，时有堆砌之病、晦涩之失，故不免为后人所诟病。
     尽管吴文英的词作多达３４０首，比姜夔多出４倍，其题材内容却与姜夔一样，仍不也恋情、咏物、伤今怀古和酬唱和的范围。从艺术的独创性来看，梦窗足与白石抗衡。清人戈载《宋七家词选》说梦窗词“以绵丽为尚，运意深远，用笔幽邃，炼字炼句，迥不犹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梦窗稿提要》说 “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都是平实公允的评价。

     第三节 宋末其他词人
     词风清丽的周密 工于咏物的王沂孙 备写身世之感的张炎 另开生面的蒋捷辛派后劲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和文天祥
     宋元之际的词坛，有两大特点，一是创作活动的群体性。此期词人喜欢结社唱和，尤其是杨缵、张枢、周密、陈允平、李彭老、李莱老、王沂孙、施岳、仇远和张炎等浙江籍的词人群，以临安为活动中心，常常结为吟社，分题定韵赋词，词成后相互审音改字，品评得失。周密、王沂孙、张炎、唐珏、陈恕可、仇远等１４人曾五次聚会，分咏龙涎香、白莲、莼、蝉、蟹等物，后结集为词史上第一部咏物词专集《乐府补题》。词社中的唱和词，艺术上精雕细刻，音律精严，字句高雅，但有时是在缺乏创作激情的情况下应社所作，因而情感深度不足。故清人周济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介存斋论词杂著》）二是题材、风格的趋同性。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都是贵介公子、江湖雅人，生活条件优裕，不像前期江湖词人那样要为衣食生计而奔波。宋亡之前，他们因对黑暗腐败的社会政治灰心失望，而啸傲山川。由于吟赏湖山风物是他们主要生活内容，又常常同题唱和，因而咏物和咏节序，就成为他们一致的题材取向，其名篇佳作也大多是咏物词。宋亡之后，作为故国遗民，他们不敢像南渡词人那样直接诉亡国之痛，而只能暗中饮泣悲伤，所谓“寸肠万恨，何人共说，十年暗洒铜仙泪”（赵文《莺啼序》），以曲折委婉的方式、比兴象征的手法表达深沉的亡国痛楚。于是通过咏节序和咏物来寄托亡国的悲恨，就成为他们熟悉和便利的创作方式，也是遗民词最突出的特点。词法取径的一致，审美趣味的相同，又使他们的艺术风格大体相近。其中只有周密、王沂孙、张炎和蒋捷词的艺术个性比较突出。
     周密（１２３２～１２９８？）的词作，融汇白石、梦窗两家之长，形成了典雅清丽的词风。他一方面取法姜夔，追求意趣的醇雅，另一方面与吴文英交往密切，词风也受其影响，并因此与之并称“二窗”。他的成名作、描绘西湖十景的组词《木兰花慢》，即以文笔清丽而著称。宋亡后，词风虽然依旧，但内容上流连风月的闲情雅趣已被凄苦幽咽的情思所取代，１２７６年临安陷落后他逃到绍兴所作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是其代表作。陈廷焯说此词“苍茫感慨，情见乎词，当为草窗集中压卷”（《白雨斋词话》卷二）。

第九章 辛弃疾和辛派词人

     １２世纪下半叶，词坛上大家辈出，名作纷呈。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和姜夔等词坛主将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把词的创作推到高峰。辛弃疾词的内容博大清深，风格雄深雅健，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而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派词人将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词不仅可以抒情言志，而且可以同诗文一样议论说理。从此，词作与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命运和人格更紧密相连，词人的艺术个性日益鲜明突出。词的创作手法不仅是借鉴诗歌的艺术经验，“以诗为词”，而且吸收散文的创作手段，“以文为词”；词的语言在保持自身特有的音乐节奏感的前提下，也大量融入了诗文中的语汇。虽然词的诗化和散文化有时不免损害了词的美感特质，但词人以一种开放性的创作态势容纳一切可以容纳的内容，利用一要可以利用的创作手段和蕴藏在生活中、历史中的语言，空前的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作的艺术表现力，最终确立了词体与五七言诗歌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
     此期词坛并非辛派独霸天下，姜夔和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辑等人，另成一派，从而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

     第一节 辛弃疾的创作道路
     英雄的才情将略与“归正人”的苦闷怨愤 “刚拙自信”的气质个性和“三仕三已”的人生经历 抒写人生行藏的创作主张和追求雄豪壮大的审美
     辛弃疾（１１４０～１２０７），字幼安，号稼秆，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原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也天生一副英雄相貌：肤硕体胖，红颊青眼，目光有棱，精神壮健如虎。因生长于金人占领区，自幼就决心为民族复仇雪耻、收复失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济南人耿京聚众数十万反抗金朝的暴虐统治，时年２２岁的辛弃疾，也乘机揭竿而起，拉起２０００人的队伍奔耿京部下，为掌书记，并劝耿就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次年正月，受耿京的委派，辛弃疾等人赴建康（今江苏南京）面见宋高宗。在完成使命返回山东途中，辛弃疾等人获知耿京被降金的叛徒张安国杀害，便立即率领５０名骑兵，直奔济州（今山东巨野）有五百万之众的金兵营地，将张安国生擒绑缚于马上，疾驰送到建康处死。这一壮举充分表现出辛弃疾的非凡胆略勇气。
     辛弃疾深谋远虑，智略超群。２６岁时向孝宗上奏《美芹十论》，３１岁进献《九议》，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方面，指陈任人用兵之道，谋划复国中兴的大计，切实详明。３３岁时即预言金朝“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周密《浩然斋意抄》），也体现出辛弃疾的远见卓祝。他还具有随机应变的实干才能，４１岁在湖南创建雄镇一方的飞虎军，虽困难重重，但事皆立力，时人比之为“隆中诸葛”（刘宰《贺辛等制弃疾知镇江》）。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南归后本来希望尽展其雄才将略，挥拥万夫，横戈杀敌，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然而，自隆兴元年（１１６３）符离之役失败后，南宋王朝一战丧胆，甘心向金朝俯首称臣，纳贡求和，使得英雄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而身为“归正人” 的辛弃疾，更受到歧视而不被信任。他２３岁南归之初，只被任命为小小的江阴佥判，六年后官职虽逐步升迁，但都是在地方任职，而且每任时间都不长，从２９岁到４２岁，１３年间调换１４任官职，使他无法在职任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
     辛弃疾积极进取的精神、抗战复国的政治主张本来就与当时只求苟安的政治环境相冲突；而他“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水调歌头》）的傲岸不屈、刚正独立的个性更使他常常遭人忌恨谗害和排挤，因此他一生“三仕三已”（《哨遍》）。４２岁的壮年，即被弹劾罢职，闲居八年后，朝廷准备北伐，辛弃疾怀着建功立业的希望再度出山，可并未得到重用，二年后带着“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的绝望心情，６６岁的老英雄又回到铅山故居，６８岁时含恨而逝。

     辛弃疾既有词人的气质，又有军人的豪情，他的人生理想本来是做统兵将领，在战场上博取功名，“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满江红》）。但由于历史的错位，“雕弓挂壁无用”，“长剑铗，欲生苔”（《水调歌头》），只得“笔作剑锋长”（《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转而在词坛上开疆拓土，将本该用以建树“弓刀事业”（《破阵子》）的雄才来建立词史上的丰碑。
     辛弃疾写词，有着自觉而明确的创作主张，即弘扬苏轼的传统，把词当作抒怀言志的“陶写之具”，用词来表现自我的行藏出处和精神世界。他在《鹧鸪天》词中明确宣称：“人无同处面如心。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他也实现了自我的创作主张，空前绝后地把自我一生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和精神个性完整地表现在词作中。与虎啸风生、豪气纵横的英雄气质相适应，辛弃疾崇尚、追求雄豪壮大之美，“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临江仙》），即生动形象地表达出他的审美理想。情怀的雄豪激烈，意象的雄奇飞动，境界的雄伟壮阔，语言的雄健刚劲，构成了稼轩词独特的艺术个性和主导风格。

     第二节 辛弃疾对词境的开拓
     英雄形象的自我展示 苦闷忧患与对社会的理性批判 乡村中风景人物的剪影
     唐五代以来，词中先后出现了三种主要类型的抒情主人公，即唐五代时的红粉佳人、北宋时的失意文士和南渡初年的苦闷志士。辛弃疾横刀跃马登上词坛，又拓展出一类虎啸风生、气势豪迈的英雄形象。
     辛弃疾平生以英雄自许，渴望成就英雄的伟业，成为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 “英雄事，曹刘敌。”（《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在唐宋词史上，没有谁像辛弃疾这样钟情、崇拜英雄，抒写出英雄的精神个性。苏东坡也曾向往“雄姿英发”的“周郎”，但他在赤壁缅怀英雄时，想到的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那是文士所常有的伤感；而辛弃疾凭吊赤壁时，是“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 （《霜天晓角·赤壁》），则显露出英雄壮士的本色。同一环境的不同情绪体验，反映出主体不同的气质。
     英雄的历史使命，是为民族的事业而奋斗终生。辛弃疾的使命感异常强烈而执着：“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前韵》）“看依然、舌在齿牙牢，心如铁。”“待十分做了，诗书勋业。”（《满江红》）即使是仁途失意，落魄闲居，也难忘他的历史使命，时刻思念着故国江山；虽华发苍颜，但壮心不已：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作为英雄壮士，辛弃疾的心态，既不同于晏、欧诸人的从容平和，苏轼的超然旷达，秦、周等人的悲戚哀怨，也不同于南渡志士悲愤渐平之后的失望消沉，而常常是豪情激扬：“横空直把，曹吞刘攫”，（《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长期的压抑苦闷，又使他怒气腾涌：“狂歌击碎村醪盏。欲舞还怜襟袖短。”（《玉楼春》） “说剑论诗馀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水调歌头》）“酒兵昨夜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写尽胸中、磈磊未全平。”（《江神子·和人韵》）激烈难平的幽愤，高度深沉的压抑，飞动跳荡的生命激情，构成了辛弃疾独特的生命情怀。
     辛词有意“要写行藏入笑林”，注重从人物的行为活动中展现抒情人物的心态情感和个性现象。因此其词中的抒情人物的形象不仅丰满鲜活，富有立体感，而且具有变异性、阶段性特征。

     少年的辛弃疾，是沙场点兵的将帅，执戈横槊的英雄，气势豪迈，虎啸风生： “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馀事。”（《念奴妖》）“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进入中年后，经历了人世的危机和宦海浮沉，他已无法点兵沙场，只能在落日楼头，摩挲抚剑，面对友人，弹铗悲歌：“腰间剑，聊弹铗。”（《满江红》）当年叱咤风云的少年将帅变成了“和泪看旌旗” （《定风波》）、“试弹幽愤泪空垂”（《鹧鸪天》）的失路英雄。被迫退隐以后，更变而为手不离杯的醉翁、抱瓮灌园的村叟。到了暮年晚景，辛弃疾已是 “头白齿牙缺”（《水调歌头》）、“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的衰翁。虽然他仍执着于功名事业，但已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狂傲与乐观，而常常陷入失望之中：“功名妙手，壮也不如人，今老矣，尚何堪。” （《蓦山溪》）稼轩词所展示的自我形象，是唐宋词史上独一无二的个性鲜明丰满的英雄形象。
     辛弃疾对词的心灵世界也有深广的拓展。南渡词人的情感世界已由个体的人生苦闷延伸向民族社会的忧患，辛弃疾继承并弘扬了这一创作精神，表现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和个体人生的苦闷。如３５岁时写的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故国沦陷、国耻未雪的仇恨和焦虑，故乡难归、流落江南的飘泊感，英雄无用的压抑感和壮怀理想无人理解的孤独感，交织于胸。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萌生出退隐之念，但英雄无功的羞愧感和执着的进取心促使他放弃了隐退的念头。欲进不能，欲退不忍，刚强自信的英雄也禁不住愤然泪下。此词充分表现出英雄心灵世界的丰富和曲折性，深度开掘出词体长于表现复杂心态的潜在功能。
     辛弃疾对民族苦难忧患的社会根源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美芹十论》和《九议》就透彻地分析了南宋王朝的社会弊端。在词中，他也往往用英雄特有的理性精神来反思、探寻民族悲剧的根源，因而他的词作比南渡词人有着更为深刻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他谴责朝廷当局的苟且偷生：“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痛愤英雄豪杰被压抑摧残：“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贺新郎》更直接讽刺宋光宗迫使自己投闲退隐：“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小重山·与客泛西湖》）在名篇《摸鱼儿》词中对排挤妒忌自己的群奸小人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抨击：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此词有多重的象征意蕴。春天又匆匆归去，词人由惜春、留春转而怨春，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对英雄生命徒然流逝的惋惜怨恨。正是基于对时间无法挽留和生命有限的焦虑，故对耽误了自我风云际会、建功立业“佳期”的狐媚邀宠而妒贤害能者，如“玉环飞燕”之流格外痛愤，尖刻地诅咒他们必将化为尘土。辛词系统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不仅拓展了词境，也提高和强化了词的现实批判功能，对南宋后期刘克庄、陈人杰等辛派词人以词为抗争社会的武器有着直接的影响。

     辛弃疾拓展词境的另一个层面是对农村田园生活和隐逸情趣的表现。农村乡土，自苏轼在词世界里初度开垦过后，久已荒芜。虽然朱敦儒晚年词作中也写过 “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感皇恩》），但那是隐士眼中的生活世界，并非地道的乡野。辛弃疾在江西上饶、铅山的农村先后住过二十多年，他熟悉也热爱这片土地，并对当地的村民和山水景致作了多角度的素描，给词世界增添了极富生活气息的的一道清新自然的乡村风景线，如《清平乐》和《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间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词人用剪影式的手法、平常清新的语言素描也一幅幅平凡而又新鲜的乡村风景画和人物速写图。傲然独立的英雄竟如此亲切地关注那些乡村的父老儿童，体现出辛弃疾平等博大的胸怀和多元的艺术视野。在唐宋词史上，也唯有辛弃疾展现过如此丰富多彩的乡村图景和平凡质朴的乡村人物。

     第三节 辛词的艺术成就
     意象的转换 以文为词和用经用史 多样的风格：刚柔相济和亦庄亦谐
     鲜明独特的意象往往体现出诗人的个性风格，而意象群的流变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诗歌史的变迁。相对而言，唐五代词的意象主要来源于闺房绣户和青楼酒馆，至柳永、张先、王安石、苏轼而一变，他们开始创造出与文士日常生活、官场生活相关的意象和自然山水意象。至南渡词又一变，此时词中开始出现与民族苦难、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的意象。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
     本是行伍出身的辛弃疾，有着在战场上横戈杀敌的战斗体验。他既熟悉军事生活，又时刻期待着重上沙场，再建武功。因此，当他“笔作剑锋长”时，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就自然而然呈现于笔端，诸如“千骑弓刀”、“倚天万里须长剑”、“嵯峨剑戟”、“却笑将军三羽箭”、“边头猛将干戈”、“红旗铁马响春冰”和“斩将更搴旗”等军事意象频繁出现，构成了词史上罕见的军事景观。而下面这类词作：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摩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上片）
     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也反映出两宋词史的又一重大变化，即男子汉气概的激扬，词中女性柔婉美最终让位于血性男子的力度美和崇高美。
     王国维曾说：“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辛弃疾以其特有的眼光观物，任何普通的景物都能幻化、创造成军事意象。在他军人的意念中，静止的青山能变成奔腾飞驰的战马，林间的松树也幻化成等待检阅的勇武士兵：“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沁园春》）抒情意象的军事化，是稼轩词所独具的艺术特色。
     稼轩词不仅转换了意象群，而且更新了表现手法，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而“以文为词”，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于词。《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即采用辞赋的结构方式，“尽是集许多怨事，全与李太白《拟恨赋》手段相似”（宋陈模《怀古录》卷中），章法独特绝妙。《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模仿汉赋中《解嘲》、《答客难》之宾主问答体，让人与酒杯对话，已是别出心裁；而词中的议论，纵横奔放，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幽默感，馀味无穷。用《天问》体写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连用七个问句以探询月中奥秘，奇特浪漫，理趣盎然。表现方法的革新，带来了词境的新变。

     以文为词，既是方法的革新，也是语言的变革。前人作词，除从现实生活中提炼语言外，主要从前代诗赋中叹取语汇，而稼轩则独创性地用经史子等散文中的语汇入词，不仅赋予古代语言以新的生命活力，而且空前地扩大和丰富了词的语汇。宋末刘辰翁曾高度评价过稼轩词变革语言之功：“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辛稼轩词序》）经史散文中的语言，他信手拈来，皆如己出。如《贺新郎》：
     甚矣吾衰张。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樽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首句和结尾四句，都从经史中化出，而自饶新意。他用散文化的句法，并不违反词的格律规范，仍协律可歌。名作《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的句式，虽多是散文化，音韵节奏却依旧自然流畅，活泼传神。在词史上，辛弃疾创造和使用的语言最为丰富多彩；雅俗并收，古今融合，骈散兼行，随意挥洒，而精当巧妙。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稼轩词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语不可用，合乎规范而又极尽自由的艺术境界。
     内容的博大精深，表现方式的千变万化，语言的不主故常，构成了稼轩词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雄深雅健，悲壮沉郁，俊爽流利，飘逸闲适，秾纤婉丽，都兼收并蓄，其中最能体现他个性风格的则是刚柔相济和亦庄亦谐两种词风。写豪气，而以深婉之笔出之；抒柔情，而渗透着英雄的豪气。悲壮中有婉转，豪气中有缠绵，柔情中有刚劲，是稼轩词风的独特外，也是辛派后劲不可企及之外。前引《摸鱼儿》就是摧刚为柔，表面是伤春惜春的柔情，实则深含不屈不挠的刚健豪气，艺术上“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句三字，“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再看晚年所作的《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外。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和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此词虽题为“怀古”，但处处针对现实而发。情怀悲愤激烈，却含蓄吐出，极尽沉郁跌宕之致。
     辛词风格的多样化，还表现在嘻笑怒骂，皆成佳篇；亦庄亦谐，俱臻妙境。北宋神宗、哲宗（１０６８～１１００）两朝，曾盛行过滑稽谐谑词，但包括苏轼在内，整个北宋的谐谑词，都是滑稽调笑，少有严肃的深意。稼轩本富有幽默感，遂利用这一度流行的谐谑词并加以改造，来宣泄人生的苦闷和对社会种种丑行的不满，从此谐谑词具有了严肃的主题和深刻的思想内蕴。如《卜算子》（千古李将军）写贤愚的颠倒错位，《千年调》（厄酒向人时）表现官场上圆滑而不失庄重，严峻而不乏幽默，是辛词的又一风格特色。
     在两宋词史上，辛弃疾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地位也最高。就内容境界、表现方法和语言的丰富性、深刻性、创造性和开拓性而言，辛词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刘克庄即说辛词“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透轩集序》）。他独创出“稼轩体”，确立了豪放一派，影响十分深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稼轩词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也说：“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沉着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与他大致同时的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和韩元吉、袁去华、刘仙伦、戴复古等词人，或传其衣钵，或与其词风相近，都属同一词派。

     第四节 辛派词人
     辛派先驱张孝祥 辛派中坚陆游 与辛词相似的陈亮 效辛体而自成一家的刘过
     张孝祥（１１３２～１１６９）是南渡词人群与中兴词人群之间的过渡人物。宋高宗绍兴三十年（１１６０）前后，李清照、朱敦儒和张元干等著名词人已先后辞世，而辛弃疾到孝宗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后才逐步在词坛崭露头角。绍兴末到乾道中（１１６１～１１６８）词坛上的著名词人，首推张孝祥。
     辛派词人是远承东坡而近学稼轩，而从东坡到稼轩，其间的桥梁则是张孝祥。张孝祥的与苏轼近似，同属天才型的诗人，作诗填词也都以苏诗为典范，他“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他一方面学苏词的“豪”，以“诗人之句法”抒壮志豪情，如欢呼采石战胜的《水调歌头·和庞佑父》，气势力度， “与‘大江东去’之词相为雄长”（汤衡《张紫微雅词序》）。其著名的词作是《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鹜，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这堪称是南渡以来词坛上包容量最大的一首壮词，从边塞风景到敌占区的动态，从朝廷的荒谬举措到中原父老的殷切期待，从敌人的横行猖獗到自己报国无门的悲愤和时不我待的焦虑，都融为一体。抒情、描写、议论兼行并施，直抒中有回环曲折，声情激越顿挫，风格慷慨沉雄。而激烈跳荡的心绪伴随着短促强烈的节奏，“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陈廷焯《白雨斋词化》卷八）。难怪当时抗金主将张浚读后为之“罢席而入”。其指陈时事的纵横开阖和强烈的批判精神，都直接作了稼轩词的先导。
     另一方面，则学苏的“放”，并兼融李白的浪漫精神，以自在如神之笔表现其超迈凌云之气和潇洒出尘之姿，如《念奴娇·过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在苏轼中秋词的豪情逸兴而又别开新境。张词的哲理意蕴虽不及苏词，但浪温漫奇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词中广阔透明的湖光月色与冰清玉洁的人格境界水乳交融，也足与苏词争奇斗胜。
     张孝祥是辛派词人的先驱者，风格骏发踔厉，自成一家；艺术境界也别开生面，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陆游虽比张孝祥年长７岁，比辛弃疾年长１５岁，但词作不多，开创性不大。他未能成为辛派的先驱，而只是辛派的中坚人物。
     与辛弃疾将平生的创作精力贯注于词相反，陆游“是有意要做诗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而对作词心存鄙视，认为词是“其变愈薄”之体，说“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写了词，仿佛有种负罪感，故自编词集时，特意写上一段自我批评，“以志吾过”。这种陈旧的观念，既限制了词作的数量，更影响了其词的艺术质量和成就。不过，陆毕竟才气超然，漫不经意中，也表现了他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生体验。如《汉宫春》上片：“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激情豪气都不让稼轩。由于身历西北前线，陆游也创造出了稼轩词所没有的另一种艺术境界：

第八章 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

     陈与义、吕本中去世以后，一批出生于靖康前后的诗人登上诗坛。他们是在烽火连天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势使他们具有完全不同于苏轼、黄庭坚的创作环境。而且他们自少就感受到诗坛风气的转变，所以比陈、吕等前辈更富有独创精神，最终以全新的艺术风貌取代了江西诗派在诗坛上的主流地位。这些诗人中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四人最为著名，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

     第一节 陆游的创作道路和诗歌渊源
     终生不渝的爱国情怀 入蜀前后的变化 对吕本中、曾几诗风的继承 对陶 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的推尊
     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的第二年适逢靖康之乱，随其父陆宰离开中原南归。他幼时常看到父辈“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 （《跋傅给事帖》）他因此很早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壮志。陆游２９岁参加进士考试，因名列秦桧的孙子之前而受到秦的忌恨，复试时被黜落，直到秦桧死后才得入仕。他在后来的仕途中又两度因力主抗金而被罢职。但陆游的爱国情怀终生不渝，他一生中时刻盼望着有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机会，直到临终前仍在绝笔诗《示儿》中谆谆嘱咐儿孙：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在南渡之初，正直的士大夫大多怀有抗金复国的理想。然而随着绍兴和议的签订，南宋小朝廷的投降路线渐占上风，很多士人渐趋消极。南宋最早在诗歌中高扬爱国主题的吕本中、陈与义等人晚年诗作的题材取向又转回到书斋生活和山水景物，便是这种态势在诗坛上的鲜明反映。陆游则与众不同，即使是在收复中原已毫无希望时，他仍然坚持夙志，大声疾呼抗敌复国，真不愧是南宋爱国诗人最杰出的代表。
     陆游的生活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４５岁以前，他任镇江通判等职，后因赞助张浚北伐而罢职家居；二、自４６岁入蜀从军至６５岁被劾罢官；三、６６岁以后在山阴农村闲居２０年。陆游的诗歌创作过程也可分成与之相应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是陆诗臻于成熟的关键时期。陆游晚年回忆说他在“四十从戎驻南郑”时创作上发生了“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指诗歌题材的转变，因为陆游早期的诗歌内容已相当充实，而且忧国念时的主调已经确立，三十七八岁时就已写下《闻武均州报已复西州》、《送七兄赴扬州帅幕》等名篇。陆游所说的“诗家三昧”，是指他在地处抗金前线的南郑受到紧张、豪宕的军营生活的激发，而领悟到应该改变早年专以“藻绘”为工的诗风，而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由于只有这种风格才与陆游建立奇功的宏伟抱负、爱国忧时的炽烈感情、不拘小节的狂放性格最相适应，也只有这种风格才最符合陆诗所以反映的时代的脉搏，所以陆游一旦找到这种适合于自己的风格之后，他的创作就产生了质的飞跃。正如清人赵翼所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瓯北诗话》卷六）最能体现陆诗雄放风格的七古名篇如《金错刀行》、《胡无人》、《长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关山月》、《秋兴》（成都城中秋夜长）等都作于入蜀从军以后的十年间，说明陆游诗的主导风格正是在巴山蜀水之间奠定的。正由于这个原因，陆游把自己的诗集题作《剑南诗稿》。
     陆游与江西诗派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他师事曾几，又私淑吕本中，对曾、吕二人服膺终生。陆游接受曾、吕的影响首先在于爱国的情操，他少时与曾几 “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跋曾文清公奏议稿》）而吕本中在表现爱国主义主题方面堪称是陆游的先驱。陆游在艺术上也受到曾、吕较深的影响，对“活法”说深信不疑，直到７０岁时还对曾几授予他的“文章切勿参死句” （《赠应秀才》）一语津津乐道。然而陆游虽然从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中获得了增进艺术修养以自成一家的启示，早年作诗时也曾仿效过黄庭坚、吕本中等江西诗人的风格，可是他的艺术个性和才力却不是江西诗派所能牢笼的。所以他很快就超越了曾几、吕本中等师辈的成就，并以明朗瑰丽的语言、奔放磊落的情调而与江西诗风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