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这些无可辩驳的高明之处虽然使皮亚杰成了认知发展心理学的理论家，但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弱点。这些弱点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了。首先，尽管皮亚杰描绘出一幅人类心理发展的毋庸置疑的画面，但它仅仅代表了一种类型的心理发展。皮亚杰的发展模式和范例所集中说明的，即他所强调的智能出现的顺序，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与前文化背景中，相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实际上，即便是在西方世界，它适用的也仅仅是少数群体。产生其他形式能力的步骤，如产生艺术家、律师、运动员或政治领袖的能力的步骤，在皮亚杰对思维形式的整体强调中被彻底忽视了。

当然，皮亚杰的视野可能受到了限制，但在局限于其中的特定领域内，他的研究结果却是很精确的。那些密切注意皮亚杰观点的一代经验主义研究者们，却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尽管皮亚杰所描画的发展的主要轮廓仍然使他们感兴趣，但他们认为许多特定的细节是错误的。个别发展阶段的完成采用的方式，远比皮亚杰表述的方式更加连续，更具有渐进性。实际上，人们很难发现他所主张的那种不连续性（这曾使他的理论主张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一旦对实验的范例进行不同形式地调整，大部分据说在具体运算阶段才能解决的问题，儿童在前运算阶段就能解决了。例如，现已有证据证明，儿童在3岁的时候，便能记忆数字，拥有持续分类能力和自我防御能力。这是皮亚杰的理论所未能预料的（甚至没有考虑到的）情况。

皮亚杰理论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也遭遇了困境。他论证说，自己所揭示的各种运算能力，可以应用于任何形式的内容。在这方面，他与那些“横向能力”的支持者类似，相信如知觉或记忆这类在任何过程中都发挥作用的能力。然而实际上，皮亚杰所说的各种运算能力，都是以极为分散的形式出现的。这些能力只对某些素材或内容有效，而在碰到其他素材时便无法应用（或不能恰当地应用）了。举例来说，一个遇到某种素材便表现出守恒运算能力的儿童，在遇到另一些素材时，就没有了这种能力。皮亚杰知道运算能力不会瞬间形成，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个“附加因素”，称为滞差；这个因素使相同的潜在的运算能力，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素材时出现。然而所发生的情况却是，这个附加因素实际上成为研究认知发展的规则了。与其说是一系列能力在大约相同的时刻融合起来（像皮亚杰所希望的那样），不如说是那些理论上相互联系的能力，最后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出现。

我们还面临着这个理论其他方面的局限性。尽管皮亚杰怀疑那些仅靠语言表达的智力测验题目，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本身，通常也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如果用非语言的方式进行传达，那么其结果往往就与在日内瓦实验室里得出的结果不一样了。尽管与那些喜欢智力测验的人相比，皮亚杰所进行的研究更全面、更复杂，但与大多数人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思考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皮亚杰的研究工作，仍然继续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的板凳上和黑板上进行。最后有点儿让人吃惊的是，尽管皮亚杰关于积极探索儿童的描述，获得了很大的反响，但他依然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有关科学前沿的创造性问题，更没有解释那些在艺术或其他人类创造领域中最让人推崇的独创性了。

皮亚杰的理论——对认知发展终端的研究，仅仅局限于高中理科课堂上的练习——除了没有能表述所有正常儿童都要经历的认知成长的普遍模式以外，对于解释许多新出现的现象或新发现的问题，往往表现得难以胜任。而这些新发现的问题，被许多人认为在心理生命中是十分重要的。皮亚杰的理论，可能是现有发展心理学理论中最好的理论，然而它的不足之处，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哲学家们在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都表现出了对人类符号能力的特殊兴趣。按照恩斯特·卡西尔、苏珊·朗格和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这些有影响的思想家的看法，人类在表达与交流时使用各种符号工具的能力，将他们与其他生物体鲜明地区别开来了。符号的使用曾经是人类本质进化的关键步骤，它使神话、语言以及艺术与科学的活动得以产生，也是人类最高的创造性成就中的关键因素。所有这些活动，同时也发展了人类的符号能力。

我们在哲学上可以提到两种“范例”的转移。起初在古典时期，人们对物质世界的物体存在着的哲学兴趣，后来则全部转移到心理及其客体。我们把这种兴趣的转移，与休谟、康德和其他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联系起来。到了20世纪，人们兴趣的重点又转移了，这一次转向了与思维有关的符号手段。所以，当代的许多哲学著作，都研究对语言、数学、视觉艺术、手语及其他人类符号的理解。

我认为从符号视角出发的时候，我们应该扬弃皮亚杰所设想的手法和全套方案。显然我们并没有将它们仅仅集中使用于传统皮亚杰理论的语言、逻辑与数字符号，而是将这些手法和方案应用于包括音乐、身体、空间、甚至个人符号体系的所有符号系统之中。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如何描绘每一种符号能力发展的前景，从经验上确定这些符号能力之间存在哪些联系或区别。

因此柳艺诚认为，认知的成就可能出现在多种领域中。某些领域，比如像皮亚杰所研究的逻辑—数学领域，是普遍性的，全世界的人都必须（实际情况也如此）面对并且掌握这个领域的认知。这是由人在灵长类生物种群中的地位，以及人类自身需要面对的物质世界与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而其他的一些领域，则局限于特定文化之中。例如，阅读能力在许多文化中是重要的，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却是不需要（或极不受重视）的。除非一个人生活在以某个领域为特征的文化之中，否则他在这个领域中的能力发展就会受阻，或者干脆得不到发展。另外还有些领域则局限在某一特定文化的小范围里，例如绘制地图的能力，在某些有文化素养的亚文化群体里是重要的，而在其他群体当中就不那么重要。人们还有可能遇到一些极具特色的领域及其能力，如下象棋的高超棋艺、下围棋的技艺、解答填字谜游戏的专长，这些在社会的任何一部分，都不算是至关重要的能力，然而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某些人却可能在这些领域中获得巨大的成就。

最后，排列在与数学这类普遍性领域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就是那些独特的领域，是那些最初只有一个人或极少数人获得成就和技能的领域。人们也许会想到正在从事某个独特领域工作的、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或艺术家，他或许是目前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唯一公民。特别使人着迷的，是最终某个人或少数人对一个独特的领域，做出了十分完美的探索和清晰的论述，从而使其他人也都进入到这个领域中去。许多科学或艺术的突破，如微积分或进化论，最初都是独特的领域，而现在，掌握文化的大量群体都能够掌握它们了。也许在遥远的过去，在绘制地图或阅读文字这类领域中，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在集中考虑了对领域的掌握之后，就产生了一些假设。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一系列的步骤或阶段，即从初学者的水平，通过学徒或雇用期，再达到专家或大师的水平。不论何种领域，都必定会有一种任何人都需经过的（照恰当的皮亚杰的方式）时期或阶段的序列。然而在通过这些领域各个阶段的速度方面，人与人之间则有着极大的差异。而且，与皮亚杰的看法正好相反，在某一个领域的成功与在其他领域发展或成功的速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说，领域与领域之间可能是相互封闭的。

另外，某一领域取得的进步，并不完全依赖于一个人单独在自己世界中的行为。更确切地说，该领域的许多信息，最好被认为是包含在自身文化之中的。因为定义人的发展阶段以及成就局限性的，是该领域所属的文化。我们在构想发展阶段的顺序时，应该把人与其所在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因为发展中许多重要的基本信息，都存在于文化之中，而不是简单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

柳艺诚是一个“主观唯心思想融解构主义严肃派”的学者。
对于我而言具有如下十种观念具在：
第一，具有很强烈的主体意识形态；
第二，科学哲学的物理还原论者；
第三，“向恶而善”的伦理观，“向死而生”的生死观；
第四，本能论的行为主义者；
第五，自然观念下的美学评论者；
第六，逻辑批判主义的日常形式派；
第七，语义学下的人文气质者；
第八，诠释学下的文本爱好者；
第九，语言游戏下的分析主义者，
第十，意义研究下的禅意情绪者。
你们觉得我这人的思想很复杂，实际上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
所谓的“物”只是自我的感觉集群，对于我而言——通常情况下，我喜欢集合各种观念，并且极度的想建构恒久的抽象结合。也就是说，世界的客观性要由众人的主体思想来同一保证，我一直认为哲学的精神性就是处于这种共有的主体性来保证“爱智”的统一，这往往是知识工具所能馈予的共同约定。所以，哲学家文本就是被不断的诠释和评论，哲学不能自创，当下的我们那种资质，只有揭示的条件，哲学早在300年前的18世纪就已经非常完美了。19世纪的哲学仅仅改变了实践的形态，讨论的话题仅仅是实存的意义，并且构造了社会学，那实际上是很政治的方式，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例如，尼采的权利意志也好，马克思的实践主义也罢，都只是表达群体性的观念，或者说是特定时代的观念，那无益于自我修为——和自我内省的精神性渐行渐远。
在哲学这种自我构造的体系中，逻辑并不重要，直觉或许才是真正的实在。认识来源于经验，科学由事实建造，我们传承是科学知识的固有形式，并分析这种形式，可否证伪科学那是实验中的发现，也是约定中的体现。因此，科学是相对性的一切，是要建立基础的体系，哲学只是建构这种体系并给予揭示，实际上哲学指导不了科学，人类错误的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那都只是自欺欺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