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思维”哲学再论——“大脑”的意义》
在高尔的学说发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人们的认识在以下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大脑的功能是定位的，另一种观点对于大脑部位与人类行为的完全相关性，则表示怀疑。实际上直到今天，这种摇摆不定的局面还在继续折磨着我们。历史上第一个对高尔表示怀疑的声音，出现在19世纪的早期，也就是高尔的理论发表之后的那几十年中。就像皮埃尔·弗罗伦的实验所证明的那样，如果摘除了动物大脑的不同部分之后，再观察其新的行为，就会发现高尔的某些主张是站不住脚的。
但接着到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又出现了众多激烈的支持高尔理论的声音。法国的外科医生、人类学家皮埃尔·保罗·布罗卡，首次雄辩地证明了特定的大脑损伤与特定的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布罗卡的特别贡献，还在于收集到了证据，表明大脑皮层左前部位某个特定区域若受到损伤，将会导致失语症和语言功能的障碍。在布罗卡戏剧性发现之后的若干年里，又有大量的论文发表，说明大脑左半部位的各种损伤，将导致多种可列举的特定语言功能的障碍。如某个部位的损伤必然导致阅读障碍，而另一个部位的损伤则会使命名物体或重复确定位置的功能受损。所以说大脑功能的定位学说——如果不是颅相学——又重新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人们试图把大脑与心理功能联系起来的努力，或者说揭示心理功能在生理上的本质的尝试，在19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埃及人曾认为思想是由心脏产生的，判断力是由大脑或肾脏操纵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认为，人的心理能力取决于大脑。与此类似，亚里士多德认为生命的位置在心脏，而笛卡儿则认为灵魂存在于脑部的松果体内。所以说19世纪的科学家们，并不是最早把人类智能的范畴加以分类的人（虽然37种智能的名单属于较长的一种分类）。对于各种不同的理性思维和知识形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然是很感兴趣的。在中世纪，学者们认真研究了三艺和四科，也就是当时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掌握的那些知识领域。
印度的《奥义书》实际上描述了知识的7种形式。到了19世纪，出现了关于人类心理能力轮廓方面极为特别的主张。最后，又出现了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医学临床与实验室研究，进一步将大脑的特定区域与特定的认知功能联系了起来。
确立心理学的学科地位的迫切努力，开始于18世纪的后半叶。其中德国的威廉·冯特和美国的威廉·詹姆斯，为此提供了基本原理，并且成为了这一工作的带头人。因此心理学创建之前的学科历史，与其说与医学相关联，还不如说是与哲学混杂在一起的。由于迫切希望将自己研究的学科与生理学和神经学区别开来，所以第一批心理学家与那些从事人类大脑实验研究的科学家之间的接触，和他们的开拓者前辈相比就很少了。也许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是心理学家们感兴趣的心理状态的分类，与那些大脑的研究者们所关注的东西相去甚远。心理学家并不按照特定的研究内容（像语言、音乐或视觉认知等各种形式）去思考（像高尔那样），而是与此相反，他们寻找（而且在继续寻找）广泛的（横向的）心理功能和心理能力，如记忆、知觉、注意力、联想及学习等能力的规律，认为这些能力在处理不同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实际上是盲目地认为），它们并不特别依赖感觉形态，或者不依赖在该领域中的观念和内容的形式。实际上，心理学家们的这类工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基本上没有参考和借鉴脑科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这样一来，大量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探索的就是人类认知最普遍的规律，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人类信息处理法则。还有一个同样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即探索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即人的能力（以及能力方面的缺陷）的不同轮廓。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学识渊博的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 ，在发起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方面起了作用。由于高尔顿对天才、卓越以及其他杰出成就的形式有兴趣，他提出了若干统计学的方法，将人按照体力与智力的大小分类排序，并使其与别的测量方法所得结果相一致。这样的研究方法，使他对颇受怀疑的家族血统与职业成就之间的关系，能够加以检验。
事实上，如果要对人的心理能力进行测试，就需要通过大量的测试手段和需要完成的任务，在测试的过程中加以比较。心理学家设计出各种测试法，通过比较人们在接受测试时的行为和表现把人分类，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首先，流行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各种感官识别能力的检验，恰当地评估人的思维能力。比如，可以通过对光强、重量或音调之间差异的反应评估智商。事实上高尔顿认为，那些举止优雅、学识渊博的人的特征，就是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官能力。但是科学界渐渐地（由于多种原因）得出了结论：如果希望对人类的智能进行更为精确地评估，主要还得观察那些更加复杂或更加“经得起推敲的”能力，如那些包含着语言运用和归纳推理的能力。从事这一方向研究的主要科学家是一位法国人，名叫阿尔弗莱德·比奈。在20世纪初期，比奈与自己的同事泰奥多尔·西蒙一起，设计了第一批智力测验，目的是为了选出智力迟钝的儿童，并把其他儿童安排到合适的年级中去。
那时在科学家群体和更广范围的社会阶层中，人们由于智力测验产生的激动心情，至少和将近一个世纪以前颅相学所激起的热情相当，而且这次延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智力测验很快就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了应用：在学校、军队以及工业企业中安排人员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友的机构里，出于不同目的评估智能的狂热，推波助澜，极大地助长了人们对于智力测验的热情。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直到最近的几年，大多数心理学家依然承认智力测验是心理学最伟大的成就，都赞同它产生的社会效益和这项科学发现的公正性。他们甚至可能对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的结论表示欢迎。艾森克认为，智能的概念“从库恩的意义上说，是一个真正的科学范例”。
现在，心理学界的大多数学者和其他领域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已经相信人们对智力测验的热情有些过头了。这种手段本身以及这些手段能够（或应该）投入的用途，都存在着许多缺陷和局限性。另外还有一个考虑，这种智力测验肯定只有利于接受过社会正规教育的人，特别有利于那些习惯于纸笔考试的人。而以上纸笔考试明显地以描述性的回答为特征。正像我注意到的那样，这种考试有预见学生在学校中学习成绩的功能，但在学校以外的环境中，尤其是在必须考虑社会与经济背景等潜在因素的时候，这种考试对于人的成功与否的预见性就大打折扣了。过去这几十年里，人们在智商是否有遗传性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尚无哪位心理学权威敢于下结论，说智商与遗传毫不相关。但那种极端的观点，即认为智商在人种之内以及跨人种之间具有遗传可能的主张，现在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
在智力测验的范围内，还有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争论的一方，是那些受了英国教育心理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的影响，他们相信存在着主宰一切的一般智力因子“g”，这是智力测验中每一道题所要测量的因素。争论的另一方面，是美国心理测量学家瑟斯顿及其支持者。他们认为有一组原始心理能力（primary mental faculties）存在，且这些心理能力之间相对独立，对它们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加以测试。事实上，瑟斯顿已经提出了7种这类能力：文字理解能力、语言雄辩能力、流畅操作数字的能力、空间视觉想象能力、联想记忆能力、快速知觉能力和推理能力。其他一些不那么出名的学者，还提出了比这个数目大得多的相互独立的能力。
此处必须强调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两派意见谁都没能占到上风。究其原因，是因为智商测试成绩的解释，成了一个数学性的问题，而不是与经验有关的结论。所以，在得到同样一组数据之后，如果应用某一组因素分析的程序，可能得到证明一般智力因子“g”存在的结果；而使用了另外一组同样可行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则就有可能得到心理能力组分之间相对独立的观念。正像斯蒂芬·简·古尔德最近在一本叫做《对人的误测》（The Mismeasure of Man）的书中所说的那样，这两种数学衡量法中的任何一方，本质都不比对方高明。一旦谈到解释智力测验成绩的问题时，我们所遇到的便是趣味或爱好的争端，而不是那种可能导致科学结论的争端了。
我们从一位在智商的传统中受过训练的人那里，得到认知的新观念。这种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取代了时髦的智力测验，这个人就是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皮亚杰就在西蒙的实验室里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很快他就对儿童在智力测验的回答中所出现的错误，产生了特别的兴趣。皮亚杰渐渐相信，重要的并不是儿童在应答时的准确性，而是他们所遵循的推理路线。我们只要关注导致他们产生错误结论的假设与推理方式，就可以清楚看出以上情况。下面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如果4岁儿童把锤子看得更像钉子而不像螺丝刀，这个发现本身并不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儿童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们感到两种物体具有相似性，是物体的共生性（锤子与钉子常常一起出现），而并不依据分类目录中同一类工具的本质。
皮亚杰自己从未批判过智力测验运动，但纵观他的科学活动，我们就能感觉到比奈-西蒙方案中的一些不恰当之处。首先，智商运动属于盲目经验主义的范畴，仅仅是一种解释心理如何运作的理论，依靠的是仅仅能够预言在学校里的学习成功与否的考试。它没有关于心理过程的解释，也没有说明人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它所知道的，仅仅是人是否给出了正确答案。另一方面，智商测试中的题目显然是微观的，它们相互之间常常并无联系，对于人类智力的评估来说，似乎代表了一种“用霰弹猎枪打猎”的方法。它的大多数测验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智商测试的成绩完全取决于语言，取决于一个人在定义词汇时、在了解外界知识时，以及从文字的概念中寻找联系（与差别）时的技巧。
智力测验所探寻的许多信息，反映的都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与教育环境中所获取的知识。例如，什么行为是民事侵权行为？《伊利亚特》的作者是谁？回答这种问题的能力，明显地反映了一个人所在学校的类别或他生活家庭的趣味。与此相反，智力测验评估不出来的，是一个人吸收新资讯的能力或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种“明确的”而非“无定形的”知识倾向造成的后果是惊人的。一个人可能完全地失去了大脑额叶，正在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他可能完全表现不出任何进取心，或不能解决新的问题，然而他却有可能继续展示出接近天才水平的智商。除此之外，智力测验并不能指出人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两个人也许得到了相同的智商分数，但其中一位可能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喷涌而出的巨大成就，而另一位只不过展示自己较高的智能水平而已。用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斯基的话说，智力测验体现不出人“潜在（或邻近）的发展领域”。
皮亚杰至少在心中隐含着批判智力测验的思考，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提出一种本质上与之不同且极具说服力的关于人类认知的观点。按照皮亚杰的看法，所有关于人类思想的研究的起点，都必须假定一个试图弄清外界意义的人。这个人不断地提出假设，并且试图由此获得知识；他努力判断世界上众多实物的本质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了解世界上人的特征及其动机和行为。最终，他一定会将积累的上述知识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可描述的概念，形成自己对于物质世界与社会本质的观念。
最开始，幼儿主要是通过自己本能的反映、感觉性知觉以及与外界相关的身体活动，来了解自身以外的世界。一岁或两岁以后，对于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的客观世界，他就进入了“实践的”或者“感觉运动”的认知阶段。具备了上一段落提到的知识，他就能在自己周围的环境中令人满意地活动，并能理解即使在自己看不见的时候，外界的物体也依然继续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到了会走路的时候，他就继续发展自己的内在行为能力或大脑运算能力了。虽然这些行为能力能够在客观世界中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来，但是由于有了新出现的能力，这些行为活动便仅仅在大脑内部，或许仅仅在想象中发生。比如说，一个儿童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后，要想回到熟悉的出发点去，他不必尝试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他只要简单地考虑一下，将每一步都逆转，反方向倒退到原先的出发点就行了。在此期间，儿童开始具有使用符号的能力，他能用各种形象化的比喻或心理要素，如词汇、手势或图画，来代表外界“真实生活”中的物体。他也能够在使用各种符号系统，如语言或绘画方面变得熟练起来。
这种发展着的内化与符号化的能力，到儿童七八岁有了具体运算能力的时候，便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有了这些新的能力之后，对于客观世界、数字、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就能进行系统的推理了。儿童此时不再仅仅局限于身体与外界发生接触的行为，他现在通过与外界物体一系列相互作用的活动，能够欣赏自己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了。因此，他这时能理解：物体可以重新排列而仍然保持原来的数量，一种物质可改变其形状而不会因此产生数量的变化，一种景象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而仍然保留着它原来的要素。
按照皮亚杰的看法，到了青少年的早期，儿童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便出现了。此时，少年具备了形式运算的能力。他不仅通过行为或者单独的符号，更确切地说是通过从一组相关议题中得到的含义，做出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推断。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就能够开始运用完全的逻辑方式进行思考了。他们此时已像科学家一样，能够提出命题的假设，并且检验这些假设，按照试验的结果修正自己的命题。手中（或脑中）掌握了这些能力之后，该少年就达到了成年人认知的最终状态（end-state）。他现在已经能够进行逻辑-推理形式的思维了。这种思维方式是西方世界特别推祟的，也是在数学家与科学家身上集中体现出来的。当然，今后他可能继续做出新的发现，但他的思维不会发生进一步的质的变化。
我们在对皮亚杰的主要知觉对象所做出的简单回顾时，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他的描述方法具有高明之处，也存在不足。从正面看，皮亚杰严肃认真地研究了儿童，对儿童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出自科学领域的问题），并得出证据说明了在儿童的各个发展阶段中，通过他们不同的心理运算方式，我们能够认识到本质上相同的有序的基本心理运算。例如按照皮亚杰的观点，有“具体运算能力的”儿童，能够处理全部涉及数字储存、因果关系、数量、容积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处理这些问题需要的核心心理结构是同样的。具有形式运算能力的青少年，也表现出一种结构上的整体运算能力，能够对任何向他提出的命题进行逻辑推理。
皮亚杰和那些智力测验的设计者不同，他还认真地考虑了那些哲学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伊曼纽尔·康德视为人类认知关键的问题。这其中包括关于时间、空间、数字和因果关系等基本范畴内的问题。同时，皮亚杰避开了简单的仅仅依靠记忆（像单词的定义）获取的知识，或者局限在特定文化群体（如那些喜爱“高雅”艺术的群体）中的知识。不论皮亚杰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样做，他已经为人类思维生成与发育的形式，勾勒了一幅绝妙的图画，受到西方科学与哲学传统的特别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