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要重点评论一下，影响深远、传扬四海的文化之“国本”——孔孟论学，所谓的儒学！
即，儒学的特质在于将“真理（理念）”置于儒学之起点的孔孟之说，进而追求代代相传，永以为继，即“儒家”的根本问题在于墨守前人之学说。而西方“lore（学问）”的根底却并不是以遵循传统作为前提，倒不如说西方的真理观念乃是通过施加批判与检验，由此才能把握事物的真相。也就是说，真理始终是存在于发展之中。这种根本性的不同，我们绝不能把“国学”和由“Philosophy”译释过来的“哲学”相提并论。

@世界美学第一人：
——从古至今，关于哲学的定义？实则只存在两种形式：
其一，是狭义的“理论学”，即所谓的理念之学——“‘yunus（努斯）’的意见爱智学”。也就是，所谓的玄之又玄的“metaphysical（超自然、‘形而上学的’）”之“learning（学问）”。显然，我们通过“metaphysics（‘形而上学’）”的“surprise（惊奇）”产生的“存在论”、“本体论”形成的“theory（理论）”哲学。即这种形式的
“philosophy（哲学）”就是我们的理念，一种绝对客观的“knowledge（知识）”——“in theory（从理论上来说）”即是一种“yunus（努斯）”精神。
其二，作为广义的或作为学术范畴中实践意义上的哲学。如果从亚里士多德划定的学术领域，西方哲学当然不仅仅只是“metaphysics（‘形而上学’）的狭义哲学。迄今我们一直没有摆脱西方哲学的“话语权”的束缚，更多的是受到“狭义的哲学之“in theory（从理论上）”的理解所束缚，如果在全球化的当下依然以“狭义的‘theory（理论）’哲学”为法理根据来讨论“中国哲学（国学）”的形式，那是没有意义的。以儒家发源的“理学”和“心学”当然是一种哲学，只是这种（哲学）“形式”我们可以“创新”。

回复 @活宝heqiliao：在说到“孔子是否注重‘思辨’？”这层意义之前，我们不妨来理解一下“思辨”这个概念？
有谁真正对“思辨”这个译释做过正确的解答呢？
“思辨”从语义上说是个纯粹的“哲学术词”，我们说任何“哲学术词”都来源于西方，这个显然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思辨”的英文是“speculative”——是由“speculate（推测）”的后缀形成的单词，即“speculative（思辨）”是个纯粹的抽象（思维）概念，“它”的另一层意思是“揣摩、忖度”，也就是说，“speculative（思辨）”是理性的“in theory（理论上）”的辨析。这种“theory（理论）辨析”的产生是人类的一种“语言本能”，即所谓的，用“speculative（思辨）”来理解实在结构的线索，因此，“speculative（思辨）”是“哲学术语”，“speculative（思辨）”是一种“普遍语法”产生的理性对“纯粹理论”和“纯粹概念”的思考。“speculative（思辨）”是纯粹抽象的，如果在“理论无果、概念不清”情况下——即“无逻辑”的时候，“speculative（思辨）”会形成“猜测、猜想、投机”。

哲学研究，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元问题”？在结构“元概念”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理解一下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知识”——对“知”的理解，这种结构我们可以“肃清”哲学“理论”产生的一些“主义”和“派别”：
理解分析“哲学”意义，在于对于“知”的态度，彻底的求知精神是不变的。在古希腊时代之所以诞生哲学，就在于古希腊人对于“知”的追求所致。或者说，正由于“知”的问题成为世界认识中的一种最根本的问题，从而使西方意义的哲学得以确立。西方意义的哲学中所谓的“知”，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知”，即一般意义上的人所能达到的对于某种事物认识，不是的。而是要让这种“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无可辩驳的真理性的认识程度，即追求认识达到所谓的“真知”的高度。这种追求，是西方哲学之所以区别于思想而成为“哲学”的根本之所在。

接着回答 @活宝heqiliao的问题：“孔子是否注重‘思辨’？”
然而，我们说到儒学，儒学是否是“哲学精神”？——即儒学的“合法性问题：——这里，由于我们东方人的“学问（learning）”，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所谓的“国学”，“它”并没有对于“知”的问题穷追不舍的探索精神，没有关于“知”的问题的反复质疑，更没有把“知”进行了人的智慧与真知的区分，即没有关于“臆见”与“知识”的峻别。李耳的“道”只是一种“虚无的形而上学之方法论，根本没有提出宇宙的实体，显然是一种“不可知”的“无为自然论”。而孔丘的“中庸思想”，显然也只是一种入世的“适度”学说，这种“适度主义论”实际上只是研究伦理观的“可能生活”，或者准确的说，中庸即是一种“管理学思想”，“它”根本上就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方法论”，而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即所谓的社会学的“思想学”。
而所谓的西方哲学的根本“知识”——“认识论”，即所谓的“认知”是如何让人的“臆见”通过哲学探索上升到“知识”的高度。这种“知识”就是真知，必须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根源性的存在为对象，努力探索对此达到原理性的定律把握。

哲学仅仅是形而上学吗？所谓的“第一哲学”就必须脱离人类实践吗？“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摩里兹·石里克认为：“任何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
石里克是分析哲学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实证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也是“科哲（科学哲学）”的奠基者。他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的学生。
这里柳艺诚对于石里克的
《现代逻辑学对于真理的看法》这篇博士论文的解读：——提出了“实践”哲学问题三个方面的探讨：
1，逻辑与哲学认识论中的普遍性真理。
2，从自觉的原理性观点出发，可以将真理分成“实体真理、 实证真理与实用真理，就其真的程度看，在于说明“实存”的心理自洽——行动的效用。
3，真理的“存在”可有自然现象与人工自洽之分，它们各有自己的特征，一般地说，自然现象更适于用来表达实用与实证真理，而人工自洽更适于用来表达实体真理。

“truth”这个英文单词做为事实、真相、实情的释译被看做是公认的真实性——真理， “truth（真理）”在现实（实在）与西方哲学中的涵义与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论中的涵义是并非完全相同的：
第一，作为现实（实在）与西方哲学所研究的真理，指的是“命题自洽”、“语言真值”、“效用概念”，因此，任何一个命题或语言，只要其值为真，它就是此种意义下的真理。所以，例如：
（柳艺诚是个人，所有人会死，柳艺诚会死。）——这个“命题自洽”的三段论表达的是：“柳艺诚是个人”是一个实体，“所有人会死”是一个由归纳并演绎出来的自洽过程，“柳艺诚会死”这个结论显然就是所谓的——实体真理。
（1+1=2）——这是一个“语言真值”的公设（公理），其根据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显然是不能被“证伪”的，其表达是：就如一个刚刚学会说话的三岁幼儿用一个手指头和另一个手指头的累加而得出的两个手指头这个结论——说明了这种抽象自洽是“知性先验”的，人类先天就有“范畴”这种形式，“判断”这种本能；所以，人类通过“认知”而形成的表达为真，就是所谓的——“语言真值”；而这个所谓的“语言”就是一个“实证过程”，得到的“真值”结论就是所谓的——实证真理。
（有的花是红的）——这是一个“效用概念”的表达：这里“有的花”就是所谓的“效用”，即体现主词项的（相对）真实性，也即无法证明并证否的自洽性，这种所谓的自洽性就是逻辑效用；“红”就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即由（相对）社会“公认”出来的定义，“公认”就是（相对）社会的常识、规则、法理；显然“有的花是红的”这个“效用概念”表达就是“相对性”，至于这种“相对性”为什么变成真理？那是因为，人类证明自身的行为在这个“相对性”中，即“其”涵盖了“心理自洽”的内涵，并外延了“效用”和“概念”，显然，所谓的“效用概念”就是一种实用性，即“效用”证明“概念”的目的，得到的结论就是所谓的——实用真理。

而我国传统思想文化论则更倾向于用真理来指称关于某一问题的正确“理论”而形成的“指导”，即任何被证明的真值必然是一种“指导”，这些由一类真命题或一个个真命题组成的“指导”，形成了思想或文化体系。
例如，“诸子百家”的思想或文化就是由此产生的各种（体系）真理。
所以，传统思想文化论意义上的真理一般并不指某一孤立的命题，而是指某一“理论”。鉴于这两个区别，我认为，可以把现实（实在）与西方哲学所指的真理谓之广义的，而把我国传统思想文化论（“中国哲学”）意义下的真理谓之狭义的。

然而，传统思想文化论——即所谓的儒家文化仅仅是一种道德说教文化，不是道德论证文化，不是逻辑真理文化，儒家文化只是不断的告诉你什么是道德，不讲为什么那样是道德的，也就是不论证道德真理，这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形式逻辑体系，不像古希腊有亚理士多德的完整的逻辑体系【就是那个：如果张三比李四高，李四比王五高，则：张三比王五高——事实陈述，即“证实（三段论）的逻辑真理”】。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因为科学需要的是逻辑载体（中国的“四大发明”不是科学发现的结果，中医也不是科学。当然中医不是科学不等于没用，有用也不等于科学）。由于没有逻辑体系，使得命题都失去了稳定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没有真理，必然失去了原则，这也就给权力者（皇帝、父亲、丈夫、官员、大力者，IQ高者）提供了“说什么都是正确的”可能。
比如：皇帝说你今天烧的开水凉，明天就说热，没有标准，但是国人普遍未有“否定和批判”（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真理，往往中国人的普遍“奴性”就是被这所谓“意识形态的真理”所蒙蔽）。因此，如果你和他有一个关于凉热的检验程序，比如一个温度计，就会出现今天明天都是一样的，谁来做都是一样的（可操作性、稳定性，可重复性）那么，他再胡来就会心跳加剧。
张维迎说过一句话：真理是不需要投票的。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但是真理是需要论证的，而且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地点（争论是否公平问题，公共选择问题是需要投票的），他忘记了道德真理不同于逻辑真理，道德真理具有较大相对性，而现在谈论的更多是道德真理，所以当张维迎说“要给既得利益者补偿”时，不受到攻击才怪呢。不过张先生讲了真讲了真话，通过另一种方式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
因此，中国需要真理文化，需要逻辑真理文化，需要道德真理文化。

如上就是我的：
第一层境界（释译和分析）：——“认知”哲学，简单说，就是认识论

第二层境界（释译和分析）：——“古典”哲学（的阐释学），即形而上学

一般的情况下哲学往往被等同为“形而上学”，其实不然，亚里士多德所构筑的学问领域之实践哲学的范畴中，关于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行为之原理性探索，同样也包含了根源性的对象认识。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超越古希腊哲学的原初意义，即扩大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对哲学的重新理解为基准来审视当代思想。
哲学只要具有了我们生命的意义，那么它就必然是人文精神的“自我”——哲学并不是单纯的逻辑性的操作或者单纯的（理论）文献研究，而是“生命的逻辑性的自觉”。

所谓“生命”——就是我们（人性）的本能，具体而言，就是指通过“语言”来感知、思考、表现事物的我们所有的生存活动。自觉地实现这样的人的活动、人的存在方式，对它加以概念性的把握，这也就是哲学（这种哲学的掌握就是第八层境界的哲学）。

问题就出在“概念性的把握”之上，我们中国人不擅长这种定义性的学问追求。而西方人，从苏格拉底开始就努力追求“定义”，并尝试着探索抵达本质定义的实践。在我们的传统思想文献中不能找到有什么“概念性把握”的东西。所以，如果从“概念性把握”来看，就无法断言中国传统文化有“哲学”的存在。即“具有了我们生命的逻辑性的自觉的意义”应该从精神的层面来理解，“逻辑性的自觉”应该是指向一种精神，一种自觉求知的精神。

“逻辑性的自觉”就是所谓的“心理自洽”，“它”应该指向人类的一种内在精神，一种自觉求知的精神——我们（人类）“思维语言”的理性归纳和演绎，即所谓的“mentalese（心语）”的“logic（逻辑）”自洽。
我们只有从（内在）精神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哲学必然是‘自我’的”这句话的意义。
显然，哲学不应该仅作为一种“lore（‘学问’）”，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精神。如果从精神的层面来看“道法自然”、“格物致知”、“天人合一”、“仁者爱人”、“兼爱平等”的“形而上”之理念显然也可以是一种哲学。

中国（国学）之学问的方法可以与西方有所不同，但在精神的层面上，哲学之不倦的求知欲与西方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源于西方哲学之严格的逻辑性追求，关于统一的、全体的人生观、世界观（理论性基础）之“知（认识）”的探索成为哲学的根本性格。
显然，哲学包含了广义和狭义的双重内容。从广义的角度，当然广泛的人生观、世界观之整体（主体）的诸思想都可以理解为哲学。而狭义的哲学仍然是从西方哲学的本质出发，那就是把哲学限定在严格的逻辑性追求与统一的、全体的人生观、世界观的“theory（理论）”基础之“知（认识）”的探索领域。

国人自古以来关于“知（认识）”的价值观、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等，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泛哲学化”。不过，这种广泛性的“爱智学”实际上是由“文化”的“形而上”而形成的。

此刻，我要分析西方“古典”的哲学概念，这个“古典的求知”过程，即所谓的不断超越的“yunus（努斯）精神”和具有严格规范性的“logos（罗格斯）精神”。
【“The primary form of the rational spirit is formed by Logos and Nous. ”——翻译： “逻各斯和努斯的提出构成了理性精神的最初形态，逻各斯代表了客体性原则，而努斯蕴含了主体性原则。”】
这种所谓的“罗格斯”和“努斯”——即是西方“古典”哲学真正意义上的——【The concept of "rational" contains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about two of the concept of rational spirit elements, namely, "yunus" spirit and "logos" spirit, deduce the rational "transcendental freedom" from the former; From the latter rational egoism, deduce a normative, namely the will to self-discipline.”——翻译：“理性”概念包含了西方传统哲学中关于理性概念的两大精神要素，即“努斯”精神与“逻各斯”精神，从前者演绎出理性的“先验自由”；从后者则演绎出理性的自我规范性，即意志自律。】